具体描述
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发展不在西方，而在亚洲的知识与政治觉醒！
帕慕克：米什拉反转了长期由西方角度看东方的视角，呈现了世界上大多数民众──从土耳其到中国──所感受认同的现代历史。
《经济学人》「萨依德的继承者」、《外交政策》「全球百大思想家」、2012《经济学人》年度最佳图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大力推荐──潘卡吉‧米什拉（Pankaj Mishra）──《从帝国废墟中崛起：从梁启超到泰戈尔，唤醒亚洲与改变世界》（长销万册纪念版）
1905年，日本舰队在对马海崃大败俄罗斯海军。这个被美国罗斯福总统称为「世界史上最重大的现象」，不但使东方知识分子自信心大增，更扭转了东方国家「垂死」、「生病」的形象。过去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西方人主笔的世界史，终于被东方冲击、改写。
《从帝国废墟中崛起》一书以宏大的视野，呈现自19世纪起始的现代亚洲改造过程，以哲马鲁丁‧阿富汗尼与梁启超二位为主，描述东方思想家们在西方之手伸进他们所处社会时是如何观察、反应？面对有形与无形的物质、经济与知识、精神领域的入侵时，他们如何理解自身的历史与社会？而这些对时代的回应又推动了哪些改革与变化？
日俄战争、中国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鄂图曼现代化、伊斯兰基本教义派的兴起，这些连串的关键事件共同决定了今日亚洲的格局。在多次挣扎、痛苦的冲撞与变革中，东方看似终于脱离西方的掌控，开始书写属于自己的现代历史，用自己的方法摆脱传统框架、重塑亚洲，但随之而来的冲突与日俱增，甚至落入了仿效西方而丧失自身文化的危机。
被西方船坚砲利与资本击溃的东方文明核心，究竟在这百年来的痛苦挣扎与不断自我质问之中；在痛恨西方却又不得不向西方学习，甚至仅能以此方式复兴亚洲的过程中，变成了什么样子？现今的我们又找到解方了吗？
潘卡吉‧米什拉梳理出了一条写满矛盾、冲突，映照着西方世界的东方历史脉络，书写这些重要的思想家如何在亚洲帝国的废墟中奋起，带领众人重构足以支撑二十一世纪亚洲的新思想。
国际专家学者、媒体一致推荐
米什拉以敏锐、博学又有趣的态度呈现亚洲思想家如何回应西方逐渐衰颓的霸权，这位着名的当代印度知识份子是「萨依德的继承者」。──《经济学人》
米什拉反转了长期由西方角度看东方的视角，呈现了世界上大多数民众──从土耳其到中国──所感受认同的现代历史。──奥罕・帕慕克（Orhan Pamuk，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土耳其文学大师）
一本非常棒且突破创新的着作。这不只是一部卓越的亚洲史，更是一部为亚洲人所写的生动历史。──莫欣・哈密（Mohsin Hamid，美国小说家，贝蒂特拉斯克奖得主）
《从帝国废墟中崛起》以极具说服力的言辞，描绘一群亚洲最有教养、最有洞见的知识份子令人好奇且复杂之思想历程。──茱莉亚・洛弗尔（Julia Lovell，英国历史学家，《鸦片战争》作者）
富有深入的研究及令人印象深刻的原创性……任何想了解今日我们处在怎么样的环境的人，都应该将这本具洞察力又令人不安的书放在必读书单上。──约翰・格雷（John Gray，《独立报》专栏作家）
继萨依德的经典着作《东方主义》后，《从帝国废墟中崛起》提供另一种令人振奋的现代历史观点。米什拉相当博学……是善于抓住读者目光的叙事者。──汪晖（北京清华大学思想史教授）
米什拉机敏且幽默地结合被忽略的历史材料，传达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发展乃是亚洲的知识觉醒和政治觉醒」的重要主张。──哈里‧昆兹鲁（Hari Kunzru，《纽约时报》专栏作家）
著者信息
潘卡吉‧米什拉（Pankaj Mishra）
1969年生于印度，新德里尼赫鲁大学英美文学硕士，长期为《纽约书评》、《纽约时报》、《卫报》撰写评论，是小说家、散文家，也是《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提名的「全球百大思想家」之一。在第一本着作Butter Chicken in Ludhiana（1995）这本关于印度的社会学研究报告即崭露头角，之后更写出许多重要作品：Temptations of the West: How to Be Modern in India, Pakistan, Tibet, and Beyond（2006）、《从帝国废墟中崛起》（From the Ruins of Empire, 2012）、A Great Clamour: Encounters with China and Its Neighbours（2013）等书。2008年他被选为英国皇家文学学会（Royal Society of Literature）会员，2012年，《经济学人》则称他为「萨依德的继承者」，将《从帝国废墟中崛起》列为「年度好书」。新作《愤怒年代》（Age of Anger: A History of the Present, 2017）被《纽约时报》选为当年度最值得注目的书籍，获Slate、NPR选为年度最佳书籍，并入围「欧威尔奖」。
译者简介
黄中宪
政治大学外交系毕，专职翻译，译有《明代宦官》、《维梅尔的帽子》、《大探险家》、《帖木儿之后》、《成吉思汗》、《剑桥伊斯兰史》、《非典型法国》等。
图书目录
第一章：亚洲臣服
埃及：「一连串大灾难的开始」
印度、中国的缓慢受创
新全球阶层体系
第二章：哲马鲁丁‧阿富汗尼的奇异旅程
一个穿粗布衣的小人物
印度与阿富汗的觉醒
欧洲「病夫」和其危险的自我疗法
埃及：辩论家出现
自强之外：泛伊斯兰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起源
欧洲插曲
在波斯：最得意的时刻
金笼子：阿富汗尼在伊斯坦堡度过的晚年
余波久久未消
第三章：梁启超的中国和亚洲的命运
令人欣羡但举世无双的日本兴起
头几波改革冲动
日本与流亡之险
拳乱：又一些得自挫败的教训
泛亚洲主义：世界主义之乐
梁启超与美国的民主
独裁与革命的诱惑
第四章：一九一九年，「改变世界史」
美国与其自决承诺
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或自由主义的帝国主义？
使世界有害于民主制度
西方的没落？
第五章：泰戈尔，亡国之民，在东亚
第六章：亚洲再造
出人意表的结局：泛亚洲主义与军事去殖民化
知识去殖民化：新传统派的兴起
伊斯兰世界的反现代
民族国家的胜利：病夫土耳其重振雄风
「中国人站起来了」
「他者」的兴起
结语：含煳不明的报复
参考书目浅谈
中英对照
註释
图书序言
一九○五年五月的某两日，在对马海崃的狭窄水域，今日世界的格局开始定型。在这里，当今世上最繁忙的航运路线之一，由舰队司令东乡平八郎统率的一支日本小舰队，对上绕过半个地球来到远东的俄罗斯海军舰队，把后者打得几乎全军覆没。对马海战，德国皇帝口中自百年前特拉法尔加海战以来最重要的海战，美国罗斯福总统口中「世界史上最重大的现象」，实质上结束了自一九○四年二月即开打，主要在决定朝鲜半岛、满洲由俄罗斯或日本掌控的一场战争。自中世纪以来，首度有欧洲以外的国家在重要战争中击溃欧洲强国；这项消息传遍了已被西方帝国主义者──和电报的问世──紧密结合在一块的世界。
在加尔各答，守卫大英帝国最重视之领土的印度总督柯曾勋爵（Lord Curzon），担心「那场胜利的回声已像雷鸣一般传遍东方窃窃私语的观众。」漠不爱与人交往且常出大纰漏的柯曾，难得一次探问当地民意，而把民意表达得最清楚者，乃是人在南非而当时仍没没无闻的律师甘地（Mohandas Gandhi，一八六九~一九四八）。他预测「日本战胜的根已蔓生得太远太广，因而它会长出哪些果实，如今已无法完全预见。」
在大马士革，后来人称阿塔图克（Ataturk）的年轻奥图曼军人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fa Kemal，一八八一~一九三八）欣喜若狂。急欲改革、强化奥图曼帝国以抵抗西方威胁的凯末尔，和许多土耳其人一样早把日本视为榜样，日本打败俄国使他深信果然没看错。当时十六岁，后来会出任印度第一任总理的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一八八九~一九六四），在家乡看报，兴奋追踪日俄战争的早期进展，幻想自己为「印度与亚洲摆脱欧洲枷锁」贡献心力。得知对马海战的消息时，他正在火车上，从多佛前往他就读的英格兰哈罗公学途中；那使他立即「心情大好。」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孙中山（一八六六~一九二五）听到这消息时，人也在伦敦，同样的雀跃。一九○五年晚期搭船返华途中，苏伊士运河的阿拉伯搬运工以为他是日本人，向他道贺。
土耳其、埃及、越南、波斯、中国的报纸上，充斥着对日本战胜之可能影响的兴奋猜测。印度村庄里有新生儿以日本舰队司令之名命名。在美国，黑人领袖杜博伊兹（W. E. B. Dubois）提到全球各地迸发「有色人种的自豪。」反战诗人（和后来诺贝尔奖得主）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一八六一~一九四一），显然也有类似的感受，在得悉对马海战的消息后，在孟加拉乡间带着他的学生，在小校园里即兴展开胜利游行。
那和他们属于哪个阶级或哪个种族没什么关系；世上遭宰制的人民强烈体会到日本战胜的更深层意涵——道德上和心理上的意涵。这些人出身的差异之大令人吃惊。尼赫鲁出身亲英的富裕婆罗门家庭；他父亲是英国统治印度的受惠者，甚至据传将衬衫送到欧洲干洗。孙中山是贫农之子，当时不少中国苦力赴加州淘金，他有个兄弟就死于加州淘金热时。当时最杰出的泛伊斯兰主义知识分子，一九○九年前往日本以结交日本政治人物和行动主义者的阿卜杜雷希德‧易卜拉欣（Abdurreshid Ibrahim，一八五七~一九四四），出生于西伯利亚西部。凯末尔来自萨洛尼卡（今属希腊），双亲分属阿尔巴尼亚裔和马其顿裔。他后来的同志，以日本舰队司令的姓──东乡──替自己新生儿取名的土耳其女小说家哈莉德‧艾迪普（Halide Edip，一八八四~一九六四），是个不受宗教约束的女权主义者。缅甸的民族主义象征乌‧奥塔玛（U Ottama，一八七九~一九三九），受日本战胜俄国的鼓舞，一九○七年搬到东京，而他是个和尚。
为俄国战败而欢欣鼓舞的诸多阿拉伯、土耳其、波斯、越南、印尼民族主义分子中，有一些人的背景更为分歧。但他们都有一共同的经验：遭他们长久以来视之为暴发户、甚至野蛮人的西方人宰制。他们都从日本的战胜得到一个教训：征服世界的白种人不再是所向无敌。遭欧洲人控制国土而敢怒不敢言的有志有识之士，如今心里绽放出无数幻想，民族自由、种族尊严或纯粹只是报复洩恨的幻想。
鑑于十九世纪遭西方列强欺凌，且凛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粗暴对待，日本从一八六八年起展开浩大的内部现代化工程：废除半封建的幕府将军体制，代之以立宪君主制和统一的民族国家，创立高生产、高消费的西式经济体。在一八八六年畅销书《将来之日本》中，日本最着名记者德富苏峰（一八六三~一九五七）详述了日本若漠然无视西方所立下的「普世」潮流，可能会有什么负面影响：「那些蓝眼红胡种族将像巨浪般入侵我们国家，把我们的人民赶到海中孤岛。」
一八九○年代，日本日益壮大的工业、军事力量，已激起欧美「黄祸」降临的想像，亚洲人席卷白种西方的可怕情景。俄罗斯战败正证明日本迎头赶上西方的计画已取得惊人成果。「我们要戳破非白种人劣等的迷思，」德富苏峰严正宣告。「我们要以自己的力量跻身世界强权之林。」
对许多非白种人来说，俄罗斯的惨败似乎正打破了西方的种族阶层观，大大嘲弄了欧洲人欲将据认「落后」的亚洲国家「文明开化」的傲慢。印度的社会学先驱贝诺伊‧库玛尔‧萨卡尔（Benoy Kumar Sarkar，一八八七~一九四九）严正表示，「白人的负担」一说「已和时代脱节，如今只有最盲目的狂热分子不这么认为。」日本已证明亚洲国家能找到自己通往现代文明之路和自己的特殊活力。青年土耳其党（Young Turks）的行动主义者，后来出任部长的艾哈迈德‧里札（Ahmed Riza，一八五九~一九三○），扼要说明了这一回荡于众人心中的钦敬之情：
远东的情势已证明，欧洲频频但有害的介入，无益于改造一民族。相反的，一个民族愈是和欧洲入侵者、掠夺者少接触，愈是不和他们接触，就愈可能走上理性革新之路。
甘地在白人所统治的南非与形诸体制的种族歧视抗争时，从日本的战胜得到类似的道德教训：「当日本境内的每个人，不管是富是穷，都开始相信该自尊自重，这个国家就得到自由。她能甩俄罗斯一巴掌……同样的，我们也必须有自尊心。」
中国哲学家严复（一八五四~一九二一）回忆起从鸦片战争到烧毁北京圆明园，西「夷」所加诸中国的百年羞辱，推断「当是之时，所不食其肉而寝其皮者，力不足耳。」
日本已证明可如何富国强兵。对许多受苦于昏庸专制君主和掠夺成性之欧洲商人的亚洲人来说，日本的宪法是其跻身强国之林的秘钥。在日本改革有成的鼓舞下，亚洲各地的政治行动主义者协助推动一连串人民立宪革命，以对抗食古不化的独裁政体（战败的俄国本身于一九○五年突然成为君主立宪国家）。奥图曼统治者，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ulhamid II，一八四二~一九一八）苏丹，已紧紧追随日本的现代化脚步，特别是在欧洲列强日益升高的需索使伊斯坦堡的主权地位如同虚设之时。但在穆斯林世界，许多景仰日本者是极世俗化、甚至反宗教的民族主义者，例如流亡国外的青年土耳其党党员暨作家阿卜杜拉‧杰夫戴特（Adbullah Cevdet）。在他笔下，日本是「对抗压迫者，对抗傲慢入侵者的利剑；指引受压迫者，指引有意看清自己的火炬。」在日本战胜的鼓舞下，高举民族主义大旗的青年土耳其党，一九○八年逼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苏丹重新施行一八七六年起就遭搁置的宪法。波斯人受立宪日本击败独裁俄国的鼓舞，一九○六年创立全国代表大会。
同年，埃及出现第一次反英国占领的大规模群众示威。在埃及的民族主义穆斯林眼中，日本是「旭日」：日俄战争爆发前不久，埃及的民族主义领袖穆斯塔法‧卡米勒（Mustafa Kamil，一八七四~一九○八）写了以此为书名的一部着作。穆斯林国家的学生，这时前往东京学习日本进步的秘诀。连在最近才被荷兰殖民主义者统一的印尼群岛，都感受到日本战胜的骨牌效应，该地的上层爪哇人于一九○八年创立了第一个民族主义政党。
最深远的改变出现于中国，一九一一年推翻满清建立民国。一九○五年后数千中国人前往日本取经，造就出当时最大的集体留学潮。推翻帝制后的中国第一代领袖，有许多将出自这群留学生。一九一○年，湖南一小镇上的学童毛泽东（一八九三~一九七六），学会曾留学日本的音乐老师教他的一首日本歌：
麻雀唱歌，夜莺跳舞，
春天里绿色的田野多可爱。
石榴花红，杨柳叶绿，
展现一幅新图画。
几十年后日本威胁中国时，毛泽东仍完全记得其歌词，说「在那个时候，我感觉到日本的美，我又从这歌曲中感觉到它对于战胜俄国的光荣和武功的发扬。」
在其他地方，日本战胜俄国一事也激发爱国情操，甚至将这份情操推向极端。西化的本土菁英分子所心向往之但未能实现的自由民族主义，乃是在这一新情操下没顶的东西之一。暴动和恐怖攻击，证实了印度国大党所一直以来只敢委婉表露的反殖民情绪，自一九○五年起日益强硬。在加尔各答和达卡，激进分子开始支持孟加拉学生前赴东京，以欧美为大本营的反殖民鼓动者，与爱尔兰、俄国革命分子和中、日领袖搭上线，以将武器偷偷运到孟加拉。
法属印度支那的文人也开始追求革命暴力。越南民族主义先驱潘佩珠（一八六七~一九四○），一九○五至一九○九年落脚日本，教导许多在其东游运动号召下来日的法属印度支那学生。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种族战争观和生存斗争观，开始污染儒家中国、伊斯兰埃及和佛教钖兰境内的政治论述。在开罗，拉希德‧里达（Rashid Rida，一八六五~一九三五）兴奋写到使日本皈依伊斯兰，把欧洲人脑海里的「黄祸」转化为摆脱异教徒宰制的泛亚洲运动的可能性。后来，他的着作成为埃及穆斯林兄弟会诞生的推手之一。
对马海战十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杀戮，将使欧洲在亚洲人眼中仅剩的道德威望丧失大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征服亚洲之举虽然落败收场，却将有助于使亚洲大陆许多地方摆脱国困民疲的欧洲帝国日益薄弱的掌控。但长远来看，为西方的退场赞美诗奏出退场乐者似乎是对马海战。
对马海战所未能立即扭转者，乃是在十九世纪大半岁月令亚洲、非洲无力招架的西方武器、商业优势。德国出兵教训反西方的中国义和团，美国镇压菲律宾境内的一场叛乱，英国在印度士兵协助下攻打在非洲南部的荷兰殖民者，为二十世纪揭开序幕。到了一九○五年，这些战争都已结束，中国、菲律宾臣服，南非被纳入英国统治。西方要再过许多年才会放掉其所占有的东方领土。但日本战胜俄国使一个无可逆转的过程加快──那即使还谈不上是政治去殖民化的过程，但至少是知识去殖民化的过程。
孙中山于一九二四年赴日演讲时，回忆起十九世纪死气沉沉的最后十年，说那时候「我们亚洲全部的民族思想便大不相同（于现今），以为欧洲的文化是那样进 步，科学是那样进步，工业上的制造也是那样进步，武器又精良，兵力又雄厚，我们亚洲别无他长，以为亚洲一定不能抵抗，一定不能脱离压迫，要永远做欧洲的奴隶。这种思想是三十年以前的思想。」
孙中山说，日本击败俄国给了亚洲人民「大希望」：「要脱离欧洲人的束缚，不做欧洲的殖民地，要做亚洲的主人翁」。他还说，不到二十年，埃及、土耳其、波斯、印度、阿富汗、中国境内的独立运动也已壮大。一如甘地于一九○五年所预测的，「东方人民」终于要「从昏睡中醒来。」柯曾勋爵所忧心的东方人的窃窃私语，将在不久后升高为敞开喉咙喊出的主张和要求。一盘散沙的众人将集合起来组成群众运动和造反。他们将以惊人迅勐之势激起革命，扭转现状。
欧洲对亚洲的控制，将从二十世纪初的最盛期急剧衰退；到了一九五○年，印度、中国都已成为主权国家，欧洲在亚洲将沦为无足轻重的势力，完全靠最新的西方强权美国支撑，且日益倚赖由军事基地、经济压力、政变构成的非正式帝国。欧洲人、美国人将先后发觉他们低估了亚洲人消化现代思想、技术、建制（institution）──西方称雄的三个「秘钥」──然后用它来对西方本身的能力。他们未能注意到，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到穆勒的欧洲大部分有影响力的思想家，眼中不适于自治的那些人，追求平等与尊严的强烈念头。讽刺的是那些思想家的思想将对这些「受支配民族」产生意想不到的强烈影响。
如今，从土耳其到中国的诸多亚洲社会，似乎生气勃勃且自信。但十九世纪把奥图曼帝国、清帝国斥为「生病」、「垂死」的那些人，对亚洲社会的观感并非如此。经济支配权从西方转到东方这个备受期待的转变是否真会发生，还说不准，但世人观看世界史时无疑有了新的视角。对欧美大部分人来说，二十世纪史大体上仍以两次世界大战和其与苏联共产主义的长期核僵局为主轴。但如今的情势愈来愈清楚表明，对世上过半数人口来说，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发展，乃是亚洲的知识觉醒和政治觉醒，以及亚洲从亚洲帝国、欧洲帝国两者的废墟中站起来。
承认这点，就表示不只从世界的现状来理解世界，还理解到世界正如何以配合过去受支配民族之抱负与渴望的方式，而非按照西方的模式，继续被改造。
在这场漫长的现代亚洲改造过程中，谁是主要的思想家和改造者？他们眼中我们所置身的世界和后代子孙所将置身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本书致力于解答这两个疑问，而方法是从亚洲的几个不同角度检视现代世界史（本书所谓的亚洲大陆，根据希腊语对此词的原始定义来界定，以爱琴海为欧、亚分界，以尼罗河为亚、非交界──这一地理观与今日的地理划分并无不同）。
西方人透过其自身战略利益、经济利益的狭窄视角来看亚洲，而未检视──且没有想到过──亚洲诸民族的集体经验和主观想法。继续用这一来自他者的视角来看亚洲，可能会感到茫然，而本书无疑会用到许多西方读者所不熟悉的人名和事件。但本书无意以同样站不住脚的亚洲中心视角来取代欧洲中心或西方中心视角，反倒欲以多种视角看过去和现在，因为深信西方称雄观──愈来愈站不住脚的观念──不再是可靠的观点，甚至可能带来危险的误导。
从西方观点看，西方的影响可能既是不可避免且是必要的，不需要彻底的历史审核。欧美人习惯将他们的国家和文化视为现代性的来源，且以他们文化扩散全球的特殊现象来证实他们这一看法：如今，除开婆罗洲或亚马逊雨林里某些与世隔绝的部落，每个社会几乎都至少局部西化，或渴求跻身西方的现代境界。但曾有一段时期，西方只意味着一个地理区，且其他民族潜意识里以自己的价值观为中心构想世界秩序。晚至十九世纪，以伊斯兰教或儒家学说之类信仰体系为核心的社会──占已知世界的大半──其人民仍可以认定，人间仍与由他们的祖先或神所界定的更大的神定秩序或宇宙秩序不可分割合为一体。
本书欲以宏大视野呈现东方某些最聪颖、最敏感者如何回应西方对他们社会的侵逼（有形的侵门踏户和对知识领域的无形入侵）。本书描述这些亚洲人如何理解他们的历史和社会存在（social existence），如何回应一连串特殊的事件和运动──印军譁变、英国—阿富汗战争、奥图曼现代化、土耳其与阿拉伯的民族主义、日俄战争、中国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巴黎和会、日本军国主义、去殖民化、后殖民时代的民族主义、伊斯兰基本教义派的兴起──它们共同决定了今日亚洲的格局。
图书试读
这一时代何由而生？其他人对我们完全视而不见，同时改造、发展他们的机器，拟出并落实计画，在我们之间进进出出，然后我们一朝醒来，突然发现一根根钻油井架像尖钉插在土地上，怎么会这样？
我们为何落到遭西方毒化的境地？
且往历史追本溯源。
──贾拉勒‧艾哈迈德（Jalal Al-e Ahmad），《迷醉西方》（Gharbzadegi），一九六二
一个穿粗布衣的小人物
一九六○年代初期，有群流亡巴黎的伊朗人常在圣日耳曼区名叫「起初」（Au Départ）的咖啡馆碰面。他们大部分是来自伊朗的政治难民。民选的穆罕默德‧摩萨台（Mohammad Mossadegh）政府将伊朗石油业国有化之后，美国中情局和英国军情六处于一九五三年协助推翻了该政府。后来成为伊朗伊斯兰革命之龙头理论家的阿里‧沙里亚蒂（Ali Shariati，一九三三～一九七七），就是这些流亡巴黎、满腔怒火的难民之一。他在这场英美政变十八週年那天哀叹道，「被判定犯了对劫掠的西方打出第一鞭之罪的民族，仍未脱离被囚之境。」一如他的流亡同志，他在巴黎除了提升自己的政治、知识素养，然后告知、教育他的同胞，别无什么目的。他将沙特的《何谓文学》和法兰茨‧法农（Frantz Fanon）的《全世界受苦者》（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译成波斯文。他在伊朗流亡人士经营的期刊上──期刊常偷偷运回伊朗──撰文谈论孙中山、阿尔及利亚的反法叛乱、甘地与尼赫鲁（此二人在他眼中是印度的摩萨台）。他参加抗议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 Lumumba，刚果民主共和国首任总理）在刚果遭残酷杀害的示威活动。
他也密切注意一九六三年六月反伊朗亲西方政权的流血暴动。伊斯兰神职人员何梅尼（Ruhollah Khomeini），就因这场暴动成为政界风云人物。他和他的友人，在他们于圣日耳曼区的常去之处，讨论一位十九世纪四处巡游的行动主义者和思想家，哲马鲁丁‧阿富汗尼。
用户评价
这是一本让我久久不能释怀的书。作者的笔力之深厚，思想之广博，令人叹为观止。从梁启超先生“少年中国说”的振聋发聩，到泰戈尔先生“飞鸟集”的婉约哲思，作者巧妙地将这两位亚洲思想巨擘的生命轨迹与时代变迁融为一体，构建了一幅宏大而细腻的历史图景。我尤其欣赏作者对梁启超先生早期变法思想的深入剖析，他如何借鉴西方政治制度，如何呼唤国民意识的觉醒，那种“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使命感，至今仍是激励我们前进的强大力量。同时，作者并没有回避梁启超先生晚年思想的复杂性，而是以一种理解和尊重的态度，展现了他对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的持续探索。而当我们将目光转向泰戈尔，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更为普世的价值追求。他的诗歌，他的哲学，他的对“东方”作为一种精神家园的坚守，都散发着一种温润而强大的力量。作者在分析泰戈尔时，不仅仅聚焦于他的文学成就，更深入地挖掘了他作为和平主义者、文化交流的倡导者的角色。最让我感到惊喜的是，作者通过对两位巨匠思想的对比与映照，揭示了亚洲在寻求自我认同和现代化道路上所面临的共同挑战与不同应对策略。他们都曾面临西方文明的强大冲击，也都曾试图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这本书让我明白，亚洲的崛起，不仅仅是经济和军事的强大，更是一种精神的独立与文化的自信。它是一部关于思想史的杰作，也是一部关于民族觉醒的史诗。
评分每次翻开这本书，都仿佛开启了一场全新的思想之旅。作者以其深厚的学养和生动的笔触，为我描绘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让我得以近距离地感受梁启超和泰戈尔这两位亚洲巨擘的思想光辉。梁启超先生，他不仅仅是“少年中国”的呼唤者，更是一位不懈的探索者。作者对他在政治改革、思想启蒙、学术研究等各个领域的贡献，都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梳理。我被他那种“一日不进步，便退一日”的紧迫感所感染，也对他在变法维新道路上的艰难跋涉有了更深的体会。他不仅提出了“体用论”，更身体力行地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而泰戈尔，这位来自东方的诗圣，他的思想，如同清泉，涤荡着人们的心灵。作者对泰戈尔诗歌的解读，对他的教育理念的阐释，对他在全球范围内倡导和平与理解的努力，都让我为之动容。他将东方智慧与西方文化融为一体，创造出一种超越国界的普世价值。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作者是如何将这两位不同国度的思想巨匠，巧妙地置于亚洲整体觉醒的宏大叙事中。他们都曾面对西方文明的强大冲击，都为民族的独立与复兴而努力。他们都相信，真正的改变，始于思想的觉醒，始于个体的独立。这本书让我看到了亚洲文明的韧性与创新，也让我对人类追求真理与自由的伟大探索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评分这是一本让我从心底里由衷赞叹的书。作者以其非凡的洞察力，将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个风起云涌的亚洲，以及从中崛起的思想巨匠们，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眼前。梁启超先生，这位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巨擘，他的“变法图强”口号，他的“少年中国”情怀，都足以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作者对他在政治、思想、学术等领域的探索，都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剖析，让我看到了一个充满智慧、激情，也饱含忧思的先行者。他如何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了思想启蒙者、改革推动者、文化传播者的多重角色，都让我感到由衷的敬佩。而泰戈尔，这位印度文学的瑰宝，他的诗歌，他的哲学，更是散发着一种超越时空的智慧之光。作者对泰戈尔的分析，不仅仅停留在文学层面，更深入挖掘了他作为一位世界公民的担当，他对殖民主义的批判，他对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倡导，以及他所追求的“人格的自由”和“精神的解放”。最令我着迷的是，作者如何在对这两位巨匠的生平与思想进行深度挖掘的同时，巧妙地将他们置于亚洲整体觉醒的大背景下进行解读。他们都曾面对西方文明的强大冲击，都为民族的独立与尊严而奋斗。他们都相信，只有思想的觉醒，个体的独立，才能真正带领亚洲走向繁荣与昌盛。这本书让我深刻理解了，为什么那个时代，亚洲会涌现出如此多的伟大战士和思想家，也让我对亚洲文明的复兴之路有了更深的思考。
评分这本书真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思想盛宴！读完它，我感觉自己像是经历了一场精神的洗礼。它不仅仅是一本关于历史人物的书，更像是一扇窗户，让我得以窥见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以及那些伟大的灵魂是如何在动荡中寻找出路，如何激荡起改变亚洲乃至世界的洪流。梁启超先生那种“少年强则国强”的呐喊，在字里行间回响，那种对民族复兴的深沉忧虑和坚定信念，至今仍能触动人心最柔软的部分。我尤其喜欢作者对梁启超先生晚年思想转型的细致梳理，从最初的激进变革到后来的理性反思，那种复杂而深刻的内心挣扎被刻画得淋漓尽致。而当视线转向泰戈尔，我仿佛看到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力量。他的诗歌，他的哲学，他的对东方文明的深情回望，都散发着一种温润而持久的光芒。他不是在呼唤革命，而是在用艺术唤醒沉睡的心灵，在用普世的爱与美连接断裂的世界。作者在比较和分析这两位巨匠时，展现了惊人的洞察力。他们虽然身处不同的文化背景，肩负着不同的使命，但对人类命运的关怀，对个体觉醒的强调，以及对超越狭隘民族主义的向往，却有着惊人的共鸣。这本书让我重新思考了“进步”的含义，以及如何在现代化的浪潮中，不迷失自己文化的根。我常常在阅读过程中停下来，陷入沉思，仿佛自己也置身于那个时代，与他们一同呼吸，一同感受。它不是那种读过就忘的书，而是会渗透进你的思想，改变你看待世界的方式。
评分我一直觉得，理解一个民族的崛起，必须从理解它的思想精英开始，而这本书，无疑为我提供了最宝贵的钥匙。作者以宏大的视角，将梁启超先生在中国近代思想启蒙史上的关键地位，以及泰戈尔先生在亚洲文化复兴运动中的独特贡献，进行了精彩的呈现。梁启超先生，他的一生都在为“国之强盛”而奔走呼号，他的思想，从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再到他对新文化运动的参与，都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代的走向。作者对他变法图强理念的梳理，对他在思想传播上的创新，都让我看到了一个先行者的筚路蓝缕。而泰戈尔，这位伟大的印度诗人，他的诗歌，他的哲学，不仅仅是文学的瑰宝，更是对人类精神自由的深刻探索。作者对泰戈尔如何将东方智慧与西方思想融会贯通，如何倡导世界大同，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让我看到了一个真正具有全球视野的思想家。最让我惊喜的是，作者并没有将梁启超和泰戈尔简单地并列，而是通过对他们思想的对比与互文，展现了亚洲在面对西方冲击时，不同文化区域的思想精英是如何相互启发，共同探索救亡图存之路的。他们都渴望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都希望重塑东方文明的辉煌。这本书让我看到，亚洲的觉醒，是一场漫长而深刻的思想革命，是一场为了尊严与自由的艰难跋涉。
评分这本书给我带来的震撼，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它像是一面多棱镜，折射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个亚洲巨变时代的斑斓色彩。梁启超先生，在我脑海中从此不再是书本上那个刻板的革命家，而是一个充满矛盾、深邃思考的智者。作者对他思想的演变，从激进到审慎，从对西方的盲目崇拜到对自身文化的审视，都进行了极为细致的描绘。他如何用如椽巨笔书写《变法通议》，如何用“少年中国”的口号点燃民族热情，都让我深受感动。而泰戈尔，这位被誉为“亚洲之光”的诗人，在他的笔下，我看到了一种更为柔韧而强大的力量。他的诗歌，他的教育理念，他对人类精神家园的追求，都触及了我内心最深处的柔软。作者对泰戈尔的分析，不仅仅停留在文学层面，更深入地探讨了他作为一位世界公民的担当，他对殖民主义的批判，他对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倡导，都让我为之动容。最令我着迷的是，作者如何在对两位巨匠的生平与思想进行深度挖掘的同时，巧妙地将他们置于亚洲整体觉醒的大背景下进行解读。他们都曾试图在强权压迫和文化冲击下，为亚洲寻找一条独立自主的道路。他们都坚信，真正的改变，源于思想的解放和个体的觉醒。这本书让我深刻理解了，为什么亚洲会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涌现出如此多的思想巨匠，为什么他们的思想至今仍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
评分我常常在想，一个时代的精神是如何传承的，而这本书给了我一个非常深刻的答案。从梁启超先生那个救亡图存的年代，到泰戈尔先生那个追求心灵自由的时期，作者如同一位灵魂摆渡者，引领我们穿越时空的阻隔，去感受那些伟大的思想家们是如何在变革的风暴中，点燃希望的火炬。梁启超先生的“中国必须改变”的呐喊，让我看到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焦灼与担当。作者对他在政治改革、教育改革、思想启蒙等各个领域的努力，都进行了细致的梳理，让我看到了一个复杂而又充满魅力的个体。他不仅有远大的抱负，也有深刻的反思，他的思想演变过程，充满了智慧的光芒。而泰戈尔，则像是来自另一片天空的使者，他的诗歌，他的哲学，都散发着一种超越国界的智慧与爱。作者对他如何将东方哲学与西方思想融合，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倡导和平与理解，都进行了精彩的阐述。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并没有将他们视为孤立的个体，而是将他们置于亚洲整体的觉醒浪潮中，展现了他们之间或直接或间接的思想联系和相互影响。他们都在探索如何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找回属于亚洲的独特价值，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文化的根脉。这本书让我看到了亚洲文明的韧性与活力，也让我对未来的亚洲发展充满了期待。它不仅仅是一本历史书，更是一本关于思想启蒙和文化自觉的指南。
评分读完《从帝国废墟中崛起：从梁启超到泰戈尔，唤醒亚洲与改变世界（长销万册纪念版）》，我感觉自己像是经历了一场思想的远足，从东亚的变法图强，到南亚的诗意觉醒，再到整个亚洲的集体苏醒，都仿佛呈现在我眼前。梁启超先生在我脑海中不再是那个遥不可及的历史人物，他是一个真实、有血有肉的个体，他的“变法维新”理念，他对于国家前途的焦虑，他对人民的责任感，都被作者描绘得生动而立体。我被他那种“欲尽天下之善，而始于改良学术”的宏大愿景所打动，也对他在改革道路上所经历的艰难险阻有了更深的体会。尤其是一些史料的运用，让我仿佛亲历了那个时代的热血与悲壮。而当笔锋一转，来到泰戈尔，我感受到的是一种截然不同的韵味。他的文学作品，我一直都很喜欢，但这本书让我看到了泰戈尔更深层次的思想内涵。他不仅仅是一位诗人，更是一位思想家、教育家。他对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关怀，他对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思考，他对人类精神自由的追求，都让我由衷地敬佩。作者在将梁启超和泰戈尔并置时，展现了一种超越国界的视野。他们虽然代表着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思想路径，但他们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唤醒沉睡的亚洲，重塑东方文明的尊严。这本书让我深刻地理解了，在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时，亚洲的知识分子是如何在守望与创新之间寻找平衡，如何在民族危机中点燃希望。它不是简单地罗列事实，而是通过对人物命运的洞察，对思想流变的分析，展现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评分不得不承认，这本书的深度和广度都让我感到震撼。作者仿佛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向导，带着我深入亚洲近代思想史的腹地，去探寻那些照亮黑暗时代的思想火光。梁启超先生，他不仅仅是一位政治家，更是一位伟大的启蒙者。作者对他在“新民说”中对国民素质提升的强调，对他在教育、学术、文化各个领域的推动，都进行了详实的阐述。我被他那种“为世界文明之进步，不得不使中国向前”的宏大胸怀所打动，也对他在探索国家未来道路上的艰难抉择有了更深的理解。而泰戈尔，这位用诗歌唤醒心灵的巨匠，他的思想，如同甘泉，滋润着干渴的灵魂。作者对泰戈尔的分析，不仅仅聚焦于他的文学成就，更深入地探讨了他对教育、对和平、对东西方文化融合的深刻思考。他所倡导的“世界主义”和“人文主义”，在那个充满民族冲突的时代，显得尤为可贵。最让我惊叹的是，作者如何在对两位巨匠的生平与思想进行细致描摹的同时，巧妙地将他们置于亚洲整体觉醒的宏大叙事中。他们都曾面对西方殖民主义的侵蚀，都曾为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而奔走呼号。他们都相信，只有思想的解放，个体的觉醒，才能真正带领亚洲走向繁荣与昌盛。这本书让我看到了亚洲文明的坚韧与智慧，也让我对人类追求自由与进步的伟大事业有了更深的感悟。
评分我必须说，这本书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我一直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个亚洲变革的时代充满好奇，而这本书就像一位博学的向导，带领我穿越了那段充满挑战与机遇的历史迷雾。梁启超先生的名字，对很多人来说或许只是教科书上的一个符号，但通过作者的生动笔触，他鲜活地站立在我的眼前，一个充满智慧、激情，同时也经历着自我怀疑和调整的革命者。作者对梁启超先生在思想传播上的创新，例如他如何运用报刊杂志，如何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去启蒙民众，都进行了深入的阐述。这让我看到了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也体会到“言论救国”的力量。而泰戈尔，这位来自东方神秘国度的诗人，在他的笔下，我看到了另一种革命。那是一种心灵的革命，是对个体自由与尊严的呼唤，是对被压迫民族的深切同情。他的诗歌，我的天，那种优美、深邃，带着淡淡忧伤的旋律，仿佛能穿透所有的隔阂，直抵人心。作者对泰戈尔的分析，不仅仅停留在文学层面，更深入地探讨了他对教育、对国际和平的倡导，以及他作为“亚洲之子”的胸怀。最令我震撼的是，作者并没有将这两位伟人割裂开来，而是巧妙地将他们置于同一历史脉络下进行对话，展现了他们思想的交织与碰撞。他们都曾试图从西方文明中汲取养分，但也都在努力找回东方文化的独特价值。这本书让我明白，真正的进步，不仅在于物质的富足，更在于精神的独立与觉醒。它不是一本枯燥的说教，而是一场引人入胜的智力探险，让我对接下来的亚洲历史和文化发展，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更广阔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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