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一○一後備警察營與納粹在波蘭的最終解決方案 (電子書)

普通人:一○一後備警察營與納粹在波蘭的最終解決方案 (電子書)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克里斯多福.布朗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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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大屠殺是一個英雄太少,而加害者及受害者都太多的故事
 
  大屠殺研究領域經典之作,最新版本

  對於大屠殺的根本性探問——
  一群尋常的中年男子如何變成了種族滅絕的劊子手?

  本書是關於德國第一〇一後備警察營的真實故事。
 
  一九四二年一月,在柏林舉行的萬湖會議確認了一九四一年起逐步成形的最終解決方案:納粹德國決定清洗歐洲猶太人,將他們全部送往「東方」(波蘭與俄羅斯)並奴役之,倖存者則於以處死,欲將猶太民族徹底滅絕。而在第一線執行大規模槍擊及圍捕猶太人,將他們驅逐到死亡集中營的,多由後備警察營負責。
 
  在眾多警察營中,來自漢堡的第一〇一後備警察營顯得十分「非典型」:他們的組成分子年齡偏高,被認為不適合從軍;在戰前接受教育,見過不同於納粹的政治與道德標準;多為工人階級與底層出身,而當時的漢堡,也是德國納粹化最低的城市之一。然而,這樣的一群人,卻創下了所有警察營中第四高的殺戮紀錄:他們殺死了三萬八千人,驅逐了四萬五千二百人。
 
  到底是為什麼,這些普通的中年男子,會變成執行恐怖大滅絕的劊子手?
 
  作者布朗寧認為,多數第一〇一後備警察營的成員並不是什麼狂熱的納粹分子,他們出於多種原因而犯下大屠殺這種不可思議的暴行:包括從眾的同儕壓力,對權威的服從、角色適應和改變道德觀念與規範,以證成他們的行為是正當的。在警察營中很快就出現三種群體:一群是熱心於殺戮的少數核心分子,一群是會忠實履行職責,但不會主動為之的多數人,以及在不降低屠殺效率的情況下,盡可能逃避參與殺戮行為的少數人。

  雖然本書討論與分析的主體是二戰期間一支特定的後備警察營,但作者提出的普遍性觀點是:在戰爭等極端狀況下,大多數人屈服於情境與群體環境的壓力,會採取他們永遠不會自願採取的行動。

  《普通人》是一部令人毛骨悚然的重要作品,書中所呈現的主題與洞見,直到今日,仍然是對世間人性的軟弱、殘虐與「平凡邪惡」的重要提醒。本書在一九九二年首刷出版二十五年後,增補了新的內容——針對後備警察營的最新研究,並補充上更多照片與解析——讓讀者更能接近當時的時空。

專文導讀

  ★夏克勤(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對於猶太大屠殺這種仍有重大現實意義的歷史暴行,急著蓋棺定論,或大而化之的泛道德喟嘆,對於避免過去罪惡的再度發生都沒有助益。無論過程多麼地讓人不悅甚至痛苦,仔細地重建真相細節,無畏地追尋行為背後的動機與經驗,才是避免慘劇重複的關鍵……Never again(不讓它重演)所需要的道德勇氣與病識感,終究來自於深刻知識的反省力量。閱讀《普通人》正是好的開始。 ——夏克勤(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本書導讀者)

好評推薦

  對於人類行為非凡且令人極度不寒而慄之一瞥……這是一本研究嚴謹的著作,代表了對大屠殺書寫的重大貢獻。——Newsweek
《黎明前的微光:一个城市的抵抗与挣扎》 背景设定: 故事发生于二战期间,一座被纳粹德国占领的东欧小城——维斯瓦河畔的“格林达堡”。这座城市拥有悠久的历史,是文化和商业的交汇点,如今却笼罩在铁蹄之下,人民的生活被严酷的宵禁、配给制度和无休止的搜查所撕裂。 主要人物群像: 伊利亚·科瓦尔斯基(Ilya Kowalski): 一位沉默寡言的前大学历史系讲师,年近五十。他在占领初期目睹了纳粹对知识分子的清洗,深知公开反抗的代价。他现在以修理钟表为生,利用自己的手艺和对机械的了解,秘密地在城市地下网络中扮演信息传递者和密码专家。他的家中,墙壁的夹层中藏着一份被他誊抄的、关于城市被占领前文化遗产的秘密档案。 安娜·维茨基(Anna Wickska): 一位二十出头的年轻咖啡馆侍者。她表面上顺从、恭敬,是典型的“好市民”,但内心燃烧着对自由的渴望。她的咖啡馆是地下抵抗组织“蓝鸽子”的重要联络点之一。安娜善于观察,能从德军军官的只言片语中捕捉到情报,她的任务是确保信息能在不惊动盖世太保的情况下安全流转。 卡尔·施密特中尉(Leutnant Karl Schmidt): 驻扎在格林达堡的德军宪兵队中尉。他并非典型的狂热分子,而是一名受过高等教育的职业军人,对纳粹的意识形态持怀疑态度,但被效忠和服从的军人信条所束缚。他负责维持城市秩序,他的内心在执行命令与对人性的基本尊重之间进行着痛苦的拉锯战。他对城市中潜藏的“不安宁”感到焦虑,并开始秘密调查一些他认为“不合理”的事件。 主要情节线索: 第一部分:裂缝的出现 故事伊始,格林达堡的日常生活被打破。纳粹当局宣布了一项新的“再安置计划”,表面上是疏散部分市民以进行“工业升级”,实则是一场针对特定群体的秘密清洗行动。 伊利亚注意到,他经常为城中几位德军高级官员修理的保险柜和机械设备中,出现了不协调的、带有特定标记的工具和图纸。他开始怀疑,城市下水道系统和被废弃的工厂区可能被用于更黑暗的目的。他利用自己的身份,通过为钟表添加微小、不易察觉的磁性干扰器,记录下经过他店面的德军通讯车队中短波无线电的频率变化。 安娜的咖啡馆迎来了一批新的常客——来自柏林的党卫军(SS)情报人员。她必须在提供热咖啡的同时,窃听他们的谈话。一天晚上,她意外地听到了一段关于“夜莺行动”的片段,这似乎与即将到来的“再安置”有着直接联系,而且行动的时间比预期的要早得多。她将这一信息通过一个极其隐蔽的方式——将特定的糖和咖啡豆比例混合——告知了负责联络的伊利亚。 第二部分:秘密的编织 伊利亚意识到时间紧迫。他需要确认“夜莺行动”的具体目标区域和执行时间。他唯一的希望是通过施密特中尉。 伊利亚与施密特中尉的互动是本书最微妙的部分。施密特中尉一直认为伊利亚只是一个恪尽职守的工匠。伊利亚利用施密特对机械精度的偏执,故意向他展示了一块他正在修理的、据说属于某位高官的怀表,这块表被他“无意中”调校到了一个完全不符合当时时区的时间。 施密特对这种“失职”感到恼火,他亲自前来检查。在检查过程中,伊利亚不动声色地将一张用极细铅笔写成的、只有在特定光线下才能辨认的简短信息(一个地址和日期)塞进了怀表内部的夹层。信息内容是:“C-区,72小时内转移,目标:古籍与技术人员。” 施密特发现了纸条,起初他感到恐惧,但对“古籍”的关注让他犹豫了。他认识到,这可能不是反抗组织的阴谋,而是更深层次的清洗行动。他的良知开始觉醒,他决定在不公开暴露自己的前提下,试图破坏行动的周密性。 第三部分:风暴的前夜 抵抗组织“蓝鸽子”决定采取行动,他们无法阻止整个“再安置”,但他们必须设法转移关键人物和信息。他们的计划是利用城市排水系统,引导部分被转移者进入一条废弃的地下运河。 安娜负责分散德军在C区的注意力。她利用咖啡馆的关系网,散布关于德军补给即将被劫持的谣言,成功引走了部分巡逻队。 伊利亚则利用他修理钟表的经验,对城市中几个关键的电报线圈和计时器进行微妙的干扰,制造出局部信号中断和时间同步错误,以延迟德军的统一行动指令。 施密特中尉的介入是关键的转折点。他没有直接反抗,而是“巧妙地”将一些至关重要的巡逻路线地图“意外地”遗失在审讯室,这些地图被伪装成废纸,落入了安娜的同伴手中。这些信息帮助抵抗组织避开了最危险的埋伏点。 高潮与尾声: 行动的当晚,雨水倾盆。抵抗组织成功地将大部分被目标群体中的老人和青年学者引导至地下通道。然而,在撤离的最后一刻,盖世太保的一支突击队发现了异常。 一场短暂而残酷的交火在旧城区爆发。伊利亚利用他预先在废弃工厂设置的机械陷阱,成功阻滞了追击的德军。他自己身负轻伤,但他确保了关键信息档案的安全转移。 施密特中尉在混乱中,向他的上级报告称,行动因“极端恶劣的天气条件和地下水位的突发性上涨”而被迫中断,他提供了几份伪造的伤亡报告。他知道,他已经越过了那条不可逾越的线,但他也为暂时的平静争取了时间。 结局是模糊而现实的。虽然“夜莺行动”的核心目标(大规模转移)被部分挫败,但城市的黑暗并未消散。伊利亚、安娜和其他抵抗者们知道,他们只是延缓了黎明到来之前的黑暗,他们必须继续在阴影中编织希望。施密特中尉调离了格林达堡,他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但他终于能够在夜晚获得片刻安宁,因为他没有完全沦为工具。 故事在格林达堡恢复了表面的平静中结束,但每一个被拯救的生命,以及每一块被精确校准的时间,都代表着对暴政的一次微小而坚定的胜利。这座城市,如同那被修好的老旧钟表,尽管伤痕累累,但发条依然在艰难地转动着。

著者信息

作者簡介
 
克里斯多福.布朗寧(Christopher R. Browning)
 
  布朗寧是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UNC)歷史學榮譽教授。他是研究大屠殺的專家,以記錄最終解決方案、探討納粹政策的執行者與倖存者證詞聞名,曾在多個大屠殺審判中擔任專家證人。他是九本專著的作者,包括本書《普通人》以及《最終解決方案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Final Solution 〔2004〕)。
 
譯者簡介
 
陳雅馨
 
  臺灣大學社會所畢業,清華大學社會所博士班修業畢,自由譯者,個人譯作有《大腦與意識的知覺》、《路西法效應》、《聖經的教養智慧》、《重播》、《失控》、《正義與差異政治》等書。

图书目录

波蘭地圖1942-1943
盧布林區地圖

【導讀】歷史學家對於大屠殺的根本性提問 ⊙夏克勤

前言
1.一個約瑟烏夫的清晨
2.秩序警察
3.秩序警察及最終解決方案:一九四一年,俄國
4.秩序警察及最終解決方案:驅逐猶太人
5. 第一〇一後備警察營
6.抵達波蘭
7.大規模屠殺啟動:約瑟烏夫大屠殺
8.對一場屠殺的反思
9.沃瑪濟:第二連的墮落
10.八月,將猶太人驅逐至特雷布林卡
11.九月下旬的槍決
12.恢復驅逐行動
13.霍夫曼上尉奇怪的健康狀況
14. 「獵殺猶太人」
15. 最後的大屠殺:「豐收節」
16.後來的事
17.德國人、波蘭人與猶太人
18.普通人
後記
致謝
二十五年後

附錄一  第一〇一後備警察營槍殺的猶太人人數
附錄二  第一〇一後備警察營驅逐到特雷布林卡的猶太人人數
附錄三  縮寫對照表
注釋

图书序言

  • ISBN:9786269648276
  • EISBN:9786269648269
  • 規格:普通級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 檔案格式:EPUB流動版型
  • 建議閱讀裝置:手機、平板
  • TTS語音朗讀功能:無
  • 檔案大小:16.3MB

图书试读

前言

  一九四二年三月中時,七五至八○%的大屠殺受難者都還活著,已經死去的人只有二○到二五% 。然而僅僅十一個月後的一九四三年二月中,這個比例卻顛倒過來了。大屠殺的核心是一波短暫而強烈的屠殺浪潮。波蘭是這場大屠殺的重心,儘管經過了二年半的苦勞、饑貧與迫害,一九四二年三月時,這裡的每個主要猶太人社區仍完好無損地挺了過來,但十一個月後,只剩下少數生活在殘存猶太區和勞改營裡的波蘭猶太人還活著。簡言之,德國對波蘭猶太人的進攻不是個長期、逐步漸進的計畫,而是一場不折不扣的閃電戰,是一個需要動員大量突擊部隊的大規模進攻。而且這個進攻還是發生在德國在俄羅斯的戰事正值緊要關頭之時——這一時期以德國向克里米亞及高加索重新挺進為始,慘敗於史達林格勒告終。

  如果說德國一九四二年的軍事進攻最終是失敗了,那麼針對猶太人、尤其是波蘭猶太人的閃電戰卻沒有。我們已知居住在主要猶太區,尤其是華沙及沃茨(Łódź)的猶太人是如何被殺害的。但大多數波蘭猶太人生活在較小的市鎮裡,這些市鎮的人口有超過三〇%是猶太人,有時甚至高達八、九○%。德國是如何組織並執行計畫,毀滅這些四散在各地的猶太人口呢?在戰事急轉直下的這一年,他們又是從哪裡找到人力來完成大規模屠殺的海量後勤工作呢?死亡集中營的工作人員已精簡到不到再少了。但要把小型猶太區淨空,包括圍捕和驅逐或槍決大部分的波蘭猶太人,所需的人力可不能精簡。

  為了尋找這些問題的答案,我來到斯圖加特(Stuttgart)附近的路德維希堡(Ludwigsburg)。這裡是納粹罪行司法調查聯合中心(Central Agency for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s of Justice, Zentrale Stelle der Landesjustizverwaltungen)的所在地,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負責協調納粹罪行調查的辦公室。我正在查閱他們收藏的大量起訴書和判決,幾乎每一場德國針對納粹對波蘭猶太人犯下罪行的審判起訴書和判決都在這裡了,然後我第一次看到了關於第一〇一後備警察營(Reserve Police Battalion 101)的起訴書,這是德國秩序警察(German Order Police)所屬的一個單位。

  雖然我研究納粹大屠殺的檔案文件和法庭紀錄已近二十年了,但這份起訴書對我仍產生了異常強烈且令人不安的衝擊。我從來沒有遇過在事件的過程中,「選擇」這個課題被戲劇性地表達,並得到了至少是某些加害者的公開討論;我也從來沒看過大屠殺的駭人罪行與殺手的人性臉孔如此鮮明地並列在一起。

  這份起訴書大量逐字引用了庭審前對後備警察營成員的審訊內容,從中可以立刻清楚看出這個案子立足於異常豐富的證詞之上。此外,這些證詞有許多給人一種真誠直率的「感覺」,沒有查閱這類法庭紀錄時經常看到的開脫罪名、不在場證據及捏造的證詞。針對第一〇一後備警察營的調查及司法追訴過程長達十年(一九六二至一九七二年),由邦檢察官辦公室(Office of the State Prosecutor, Staatsanwaltshaft)負責執行。這個檢察官辦公室(肯定是整個西德最認真勤奮地追訴納粹罪行的單位之一)仍負責保管關於這個案件的法庭紀錄,我成功申請到了文件的查閱許可。

  不同於許多納粹屠殺部隊,成員身分只能部分重建,第一〇一後備警察營卻有完整名冊可供調查人員參考。由於大多數人來自漢堡,並且在調查進行時仍住在那裡,我於是能夠研究其中兩百一十人(警察營成員一九四二年六月被全員派往波蘭時,將近五百人)的審訊內容。這組審訊紀錄提供了具代表的樣本,可以統計出年齡、納粹黨及黨衛隊(SS)成員身分和社會背景的具體數字。此外,約有一百二十五份證詞提供了充分的實質內容,讓我不僅能詳細地重建整個故事,還可以分析這個殺戮部隊的內部動態。

  最後,大屠殺之所以發生是因為最基層的人在一段長時間內大量殺害了其他人。也就是說,這些出身基層的加害者變成了「專業劊子手」。歷史學家在嘗試書寫由這種人組成的殺人隊時遇到了無數困難,其中之一就是資料來源的問題。相較於在蘇聯執行任務的許多殺人隊,第一〇一後備警察營的案子裡幾乎沒有同時期的文件紀錄,也沒有對其殺戮活動的明確紀錄。少數猶太倖存者的說明僅能讓我們重建該警察營在一些城鎮執勤時,從事各種行動的日期和規模。但是與猶太區和集中營裡的倖存者對於主要加害者的證詞不同,因為這些環境允許長期的接觸;倖存者證詞很難提供我們關於第一〇一後備警察營這種流動單位的詳情。陌生的人來了,執行完他們的殺人任務後又離開了。事實上,幾乎沒有倖存者可以記得哪怕是秩序警察身穿的特定的綠色制服,以指認參與行凶的究竟是什麼樣的單位。

  因此,在書寫關於第一〇一後備警察營的故事時,我必須大量依賴一九六〇年代時針對一百二十五名成員進行的司法審訊紀錄。要透過一百二十五個人在事情發生二十多年後的記憶篩選來瞭解單一單位對於同一事件的經歷,對一位追求確定性的歷史學家而言實在是惶惶不安。他們每個人都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每個人看見和做的事情都不一樣。每個人接下來都壓抑或遺忘了這個後備警察營經驗的某些面向,或用不同方式重塑了自己對這些經驗的記憶。因此這些審訊紀錄呈現給我們的必然是一堆令人困惑的視角與記憶。弔詭的是,如果我拿到的是一個人而不是一百二十五個人的詳盡回憶,我可能會產生一種錯覺,以為自己可以更確定這個警察營曾經發生過什麼事。

  除了不同的視角與記憶之外,提供證詞的情境條件也造成了干擾。很簡單,有些人因為擔心說出他們記得的實情帶來的司法後果,所以蓄意說謊。所以不只是壓抑和扭曲而已,謊言也影響了證人的陳述。再者,審訊者詢問相關問題是為了完成任務,要針對特定人所犯下的具體、可起訴罪行而蒐集證據,而不是系統性地調查更廣泛的、往往僅有模糊印象的主觀經驗,但警察經驗的這些面向就算對律師不重要,對歷史學家而言卻很重要。(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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