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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正视21世纪的庸人主义


绪论：穿越庸人之土的个人旅程

庸人（Philistine）：一个欠缺人文文化的人；一个只对物质和日常事务感兴趣的人。

某些出乎预料的情况促使我创作了本书。2001年5月，我为〈星期日泰晤士报〉（The Sunday Times）写了一篇题为〈如今大学起什么作用？〉（What is university for now?）的文章，谈到我对英国大学发展方向的若干忧虑。这篇文章主要是探讨当今校园中缺乏相对的学术刺激与挑战的情况。我提到了大学生告诉我的一些故事，他们对大学经验深感厌倦，还说许多学生一整年可能都没有完整地读完一本书。

文章发表的第二天，我收到一位大学高层的愤怒电子邮件。此人显然被我的评论所激怒，指责我「故意」混淆议题。在读了开头怒气沖沖的几行后，我以为他会指责我捏造事实，谎称大学生一整年都没读一本书的指控——然而，这并不是他反驳的重点。他对大学生和书籍世界的疏远没意见，反而气愤我傲慢地认定书籍应在高等教育中佔优先地位。他抱怨说：「文章的语气显示，如果在任何一门课程中，学生没有读完『整本书』，你就会认为这门课没做严格的要求。」就他而言，书籍成了当今大学生并非必要的课程参考资料。

这次意见交换后几个月，他在「整本书」一词上所加的引号，一直在我脑海中萦绕不散。我早就预料这篇文章会招来一定程度的敌意，但却没想到一流大学的管理者，会以这种不以为然的态度看待阅读。在这次通信前，我一直相信，尽管在教学方法和学术成就上各不相同，高等教育机构与我持有同样的焦虑，对大学生显见的平庸怠惰，即便不感到窘迫，也会感到不安。我一直认为学术热情在高等教育中被忽视，是因为控制学术和文化生活的新管理主义风气所造成的无心之过，却没想到对方会公开地颂扬庸人主义，就如来信者对读书出乎意料地轻视所显示。

但我不需要花脑筋就能了解，这并非一个意见不同的大学管理者的怪异反应。当今文化精英不但不知自我捍卫，还对所有学术生活的常规给予集体性的嘲笑。此外，这位精英只遵循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的原则，即只有当艺术、文化和教育成为工具时，并有更广泛的实用目的时，才重视它们。

那些热情地追求自己爱好的学者，则面临被贴上「脱离现实」（irrelevant）、「精英份子」（elitist）、「不切实际」（out-of-touch）和「边缘化」（marginal）标签的危险。对学问、卓越（excellence）和真理的追求，也常被描绘为古怪、任性和不切实际的追寻。「多少有点不可靠」，这是英国前教育大臣查尔斯．克拉克（Charles Clarke）在对为教育而教育所做出的描述，他坚持政府没兴趣支持「学者追求真理的这种中世纪观念」。克拉克把对知识的渴望，描绘为一种不切实际的中世纪偏见，也证实目前在教育和文化政策中弥漫的庸人风气。

而这类态度并非侷限于英国社会或任何特殊政党的政客。克拉克虽身为工党，但他前任的保守党教育首长也相信，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充当经济成长的引擎。即使在知识的黄金年代，为追求思想而追求思想也只是种理想，很少成为现实。不过，至少在表面上，它被社会各重要阶层视为一种理想，如今，却逐渐与全球文化的工具主义风气相冲突。印度孟买大学（Mumbai University）英文系前系主任瑞林达．纳巴（Vrinda Nabar）指出，「无论是学生还是在大学里，人们逐渐视人文科学和语言是不必要的个人嗜好。」 美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在1970-1995年间，大学外语系的学生人数下降了37%。

当然，对教育、艺术和文化的庸人态度并不新奇。十九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们——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尼采、歌德、马克思——已感觉到市场这非人所控的力量，是如何影响到艺术和文化的发展。然而，今天庸人主义的影响并非来自经济现实所要求的实用主义，也不是只从外部指向教育和文化，而是连政策制定的最高层也被同化了。新种的大学管理阶层、博物馆和画廊经理人，以及对文化和思想内容漠不关心的「知识」企业家，只为利用文化去达成与其内涵毫不相干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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