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过去几十年来，「调查报导」（investigative journalism）意味着记者运用其如椽之笔，英勇地揭露不公不义、恶行劣迹，以及最重要的──滥用权力。《别对我撒谎》收录了历来调查报导的扛鼎之作，表彰几位最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时值今日，新闻界正遭受前所未有的攻击，本书的问世意义格外重大。
本书选录篇章依写作年代编排，类型涵盖新闻报导与专论、电视节目底稿与专书节录，每一篇作品都深入官方缄默之墙的后方，披露令人坐立难安的重大真相。编者约翰．皮尔格也借本书向他最钦佩的新闻工作者致敬，包括名噪一时的揭密记者（挖掘越南美莱大屠杀的西摩．赫许、直探洛克比空难真相的保罗．福特）、勇气十足的亲身见证者（广岛原爆之后第一位赶到当地的西方记者韦佛瑞德．柏契特、一九九○年代定居加萨走廊进行报导的阿米拉．哈丝），以及另辟蹊径的新闻工作者（德国变身卧底记者根特．华莱夫、戳穿美国殡葬业真面目的洁西卡．密特佛）。
《别对我撒谎》涵盖过去五十年来意义重大的事件、丑闻与抗争。从玛莎．葛尔红笔下在一九四五年解放后的纳粹死亡集中营达豪，到二○○三年美军入侵伊拉克之后的血腥杀戮。一路走来，读者将深入理解不公不义如何蹂躏越南、柬埔寨、东帝汶与巴勒斯坦等地的人民。
皮尔格为每一篇报导做了详尽的导读，针对作者提出个人的独到见解。同时皮尔格也为全书写了一篇绪论，他大声疾唿：本书全力表彰的调查报导，正面临诸般恶势力从新闻界发动的颠覆威胁，这些恶势力正是调查报导要口诛笔伐的敌人。
综而观之，本书借由当代最顶尖记者的精彩报导，铺陈出一部跨越世纪的「祕史」，号召全球各地的新闻工作者：此时再不奋起，更待何时！
「真正客观的新闻不仅要报导事实的真相，更要阐发事件的意义。这样的新闻不仅在事发当时动人心魄，更能够传之久远。它的价值不仅在于『消息来源可靠』，更能够与历史的展现相得益彰。这样的新闻在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之后，依然真实而睿智地反映人间万事。」奥曼（T. D. Allman）
「任何消息未经官方否认之前，都不能轻易相信。」克劳德．柯克本（Claud Cockburn）
作者简介
约翰．皮尔格（John Pilger）
成长于澳洲雪梨，目前定居英国伦敦。他是一位优秀的战地记者、作家与制片家，两度获颁英国新闻界最高荣誉「年度记者」（Journalist of the Year）。皮尔格足迹遍及世界各地，最受肯定的报导作品发自柬埔寨（收录于本书）与越南。皮尔格曾荣膺「年度国际记者」（International Reporter of the Year）与「联合国媒体和平奖」（UN Media Peace Prize）。他的纪录片得过法国「无国界记者」（Reporter Sans Fronti?res）大奖、艾美奖（Emmy Award），以及英国电影电视艺术学院（British Academy of Film and Television Arts）颁发的「理查丁伯比奖」（Richard Dimbleby Award）。皮尔格三十年来锲而不舍地揭露世事真相、奔走倡导人权，在二○○三年获颁「苏菲奖」（Sophie Prize）。
著者信息
图书目录
图书序言
〈出版缘起〉
为优质新闻与杰出记者而努力
萧新煌
卓越新闻奖基金会董事长
卓越新闻奖基金会，是为了肯定和奖励优秀新闻记者而成立的。
新闻记者此一专业的特殊性，在于一个记者不论隶属于哪个媒体，或擅长哪种路线，都应该秉持报导事实真相与维护社会公益的前提，去进行每日的新闻工作。记者不该只是一种谋生的职业，它顶着民主社会第四权的冠冕，又揭橥言论自由的崇高价值，再加上自主性极强的作业方式，让记者行业经常充满个人主义色彩，有时又带一点英雄主义气质。
相较于学者专注与知识体系对话，记者较了解如何与社会大众沟通。又由于经常站在重大事件的现场，他们必须目睹真相，见证历史。在他们深入浅出、肌理生动的笔触下，影响人类历史的重大事件或关键人物，乃跃然纸上，栩栩如生。无怪乎在许多西方国家，最受欢迎的历史人物传记，往往出自于有新闻工作背景者之手。
当前台湾的媒体环境实在令人很不满意，不但有过于追逐市场、短视近利的经营心态，又缺乏身为社会公器的组织自觉。一些优秀的新闻从业人员，起初虽然怀着满腔热情，但囿于大环境，终究无法施展抱负而挫折失望。
「卓越新闻奖」书系的出版计画，就是为了鼓励那些有志于新闻专业、不放弃理想的杰出资深记者，将多年来在工作中的见闻和心得，经有系统的分析整理后，以专书呈现。这一书系目的，一则是要弥补报纸和杂志，或因篇幅有限，或因市场考量，所造成的题材限制；二则强调对特具意义的议题，能有论述、剖析的深度与广度。
此外，我们也希望引介国外优秀的新闻作品，让他山之石做为本土借镜，透过精良的译笔，让国内实务新闻工作者，及有志入行的传播科系学生，也能有见贤思齐的机会。
今日的新闻，有可能是明日的历史。新闻记者想做第一线的历史记录者，其工作品质的良窳，乃直接影响公众耳目的清暗和善恶判断。如果此一书系的出版，对台湾记者的专业品质、工作经验累积，与工作成果发表能有贡献，那我们的努力便没有白费。
绪论
约翰．皮尔格
读过历史的人都知道，「不服从」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美德。
——奥斯卡．王尔德
本书封底镌印着我最喜欢的一段话，美国新闻记者奥曼（T. D. Allman）的名言：「真正客观的新闻不仅要报导事实的真相，更要阐发事件的意义。这样的新闻不仅在事发当时动人心魄，更能够传之久远。它的价值不仅在于『消息来源可靠』，更能够与历史的展现相得益彰。这样的新闻在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之后，依然真实而睿智地反映人间万事。」
奥曼将这段文字题赠给韦佛瑞德．柏契特（Wilfred Burchett），后者的记者生涯精彩非凡且坎坷险阻，曾经缔造所谓的「世纪独家新闻」（the scoop of the century）：一九四五年，数百名盟军的「随行」（embedded）记者赶集般来到东京，报导场面盛大但行礼如仪的日本政府投降仪式，柏契特却如他自己形容的「悄悄挣脱狗鍊」，冒险前往一个如今已令全体人类永志不忘的地方：广岛。柏契特是原子弹爆炸之后，第一位抵达广岛的西方记者，他的报导刊在伦敦《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头版，标题有如一则预言：「我向全世界发出警讯」（I write this as a warning to the world）。
柏契特的警讯是针对辐射毒害，但是当时佔领日本的盟军当局矢口否认，因此柏契特遭到谴责，其他同业也与官方宣传唱和，群起攻之。柏契特虽千万人而吾往矣，全面揭露核子战争的恐怖景象。一九八三年柏契特辞世时，一如奥曼所言，他的报导已经由「历史的展现」来证实。本书也收录了柏契特这篇「世纪独家新闻」。
其实本书收录的每一篇作品，冠上奥曼的赞词都当之无愧。对我个人而言，选辑这些作品是无上的荣耀，让我得以再一次推崇彰显柏契特、玛莎．葛尔红（Martha Gellhorn）、詹姆士．卡麦隆（James Cameron）、爱德华．穆洛（Edward R. Murrow）等重量级新闻工作者为人「遗忘」的作品，并提醒世人：人类最高贵的奋斗事业之一，就是反抗权力以及权力对历史记忆的宰制。柏契特揭示广岛原爆的意义，葛尔红直探种族屠杀，卡麦隆彰显反抗运动：这些经典之作以及当代后起之秀如保罗．福特（Paul Foot）、罗伯特．费斯克（Robert Fisk）、琳达．梅尔文（Linda Melvern）、苏玛斯．米尔尼（Seumas Milne）等人踵武前贤的作品，不仅让世事水落石出，也让掌权者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这就是新闻报导至高无上的使命。
本书书名中所谓的「调查报导」（investigative journalism）需要做一番解释，甚至有待重新界定。奥曼的说法是一个很好的起点，让「客观性」不再沦为官方谎言的遮羞布。当年我刚踏入新闻界时，「调查报导」一词尚未诞生，它一直要到一九六○与一九七○年代才大行其道，美国记者鲍伯．伍华德（Bob Woodward）与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的水门丑闻（Watergate scandal）报导尤其脍炙人口。我编辑本书时所持标准较为广义，除了调查事件真相的报导之外，也纳入见证事件与探讨理念的作品。因此菲利普．奈特礼（Phillip Knightley）与身兼历史学家、诗人与讽刺作家的爱德华多．盖理诺（Eduardo Galeano）大可以在本书中分庭抗礼；前者在伦敦《周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报导药物沙利窦迈（thalidomide）在一九五○与一九六○年代导致胎儿严重畸形的医疗丑闻，令人不忍卒睹；后者则揭露了战争宣传、消费主义（consumerism）与大规模贫穷化的狰狞面目。
我特别青睐新闻界杰出的特立独行之士，他们的报导总是令人精神一振；至于那些名气更为响亮的同侪，再选录其作品只是锦上添花，实无必要。以西摩．赫许（Seymour Hersh）为例，尽管他以揭露越南的美莱屠杀案（the My Lai Massacre）奠定名声，然而本书真正看重的，是他四十年来锲而不舍、要求掌权者为其行为负责的新闻事业。
在这里我要赶紧补充一点，在挑选本书收录作品的过程中（我武断地以一九四五年为起点），我不得不割舍了几篇杰作，否则每一篇报导的篇幅都得进一步浓缩。作品清单上原本列有史东（I. F. Stone）一九五二年对韩战「幕后历史」（hidden history）的调查报导，借以突显英美联军在二○○三年师出无名攻击伊拉克，并不是历史先例。史东终其一生都在抗击新闻检查制度，然而不知为何，杰瑞米．史东（Jeremy Stone）却拒绝让本书收录他父亲这篇扛鼎之作。
调查报导的顶尖作品未必都出自新闻记者之手，本书的伊拉克专辑收录了一篇学者裘伊．歌登（Joy Gordon）的杰作，她深入探讨一场许多记者避而不论、贻害至今犹存的悲剧：一九九○年至二○○三年间，联合国对伊拉克实施的经济制裁。这种中古时代作风的围城行动，牺牲者多达一百万人，其中有许多都是稚龄儿童；与媒体津津乐道的萨达姆．哈珊（Saddam Hussein）暴政相较；这桩由「我方」犯下的滔天罪行却罕为人知。
另一句深得我心的名言，出自伟大的爱尔兰揭弊记者克劳德．柯克本（Claud Cockburn）：「任何消息未经官方否认之前，都不能轻易相信。」国家体制说谎成性，但新闻系所的课程并没有让学生体认到这一点；否则在国家谎言证据昭然若揭的今日，促使许多年轻记者走上新闻事业的犬儒心态，就不会以读者、观众与听众为目标，而是指向惺惺作态的权威。
见不得人的权力最痛恨克尽厥职的新闻记者：他们掀开帘幕、戳穿假象、直探真相。来自高层人士的诟骂反而是他们的荣誉徽章。当英国广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BBC）拒绝播映卡麦隆拍摄的越战报导，卡麦隆说：「他们暗地里说我是个傻瓜，然而真正惹恼他们的是，我居然不肯当他们豢养的傻瓜。」在今日企业化「多媒体」为一小撮有权有势者把持的年代，许多新闻记者甚至浑然不觉自身已经沦为宣传工具。权力以各种虚浮的肯定来奖励他们的合作：赐予宴会中的一席之地，或者颁赠一枚大英帝国勋章（Companion of the British Empire）。那些最怠忽职守的记者，只不过是发言人的应声虫、简报者的转述者，也就是法国人所谓的「刻板官僚」（functionnaire）。本书表彰的则是那些鹤立鸡群之士，他们傲然面对威权主义，因此能够向读者揭示事关重大但讳莫如深的真相。
米尔尼在本书收录的一篇报导中，精彩地揭发英国政府与媒体如何攻击亚瑟．史卡吉尔（Arthur Scargill）以及他领导的全国矿工总工会（National Union of Mineworkers），并点出由于诸多主流媒体记者的「冥顽不灵」（dogmatic insistence），新闻界与权力阶层得以进行微妙的勾结：
「事件大抵都被视为一种无理可循、偶发混乱状态的结果……英国主流媒体与大部分反对党政治人物，长期以来都拒绝深入政府核心，调查或质疑其祕而不宣的工作要务，以及其不需对外界负责的祕密权力架构……从而导致英国政治与权力行使的整体层面，总是能够回避正规报导与分析的监督。而且由于新闻界拒绝面对此一层面的问题，人们往往无法理解眼前发生的事件。更可怕的是，那些最肆无忌惮滥用国家权力的人，也因此得以逍遥法外……」
印度记者梵达娜．席娃（Vandana Shiva）深知其中道理，因此颂扬「被压制的知识」（subjugated knowledge）要起而反叛权力「主宰的知识」（dominant knowledge）。在我看来，本书收录作品正体现了这种精神；每一篇报导都卓然挺立于主流之外，共同元素则是记者对「游戏规则」的反叛：柏契特在日本、卡麦隆在越南、梅尔文在卢安达、马克斯．杜普瑞兹（Max du Preez）与贾克斯．帕奥（Jacques Pauw）在施行种族隔离（Apartheid）的南非、葛瑞格．帕拉斯特（Greg Palast）与大卫．阿姆斯壮（David Armstrong）在美国、根特．华莱夫（G?nter Wallraff）在德国、阿米拉．哈丝（Amira Hass）在迦萨走廊（Gaza Strip）、安娜．波丽特柯芙斯卡雅（Anna Politkovskaya）在车臣（Chechnya）、费斯克在黎巴嫩与伊拉克。
职是之故，福特对于汎美航空公司一○三号班机（Pan Am 103）一九八九年在苏格兰小镇洛克比（Lockerbie）上空爆炸坠毁一案，以及后来不公不义的审理与判决过程，进行了长达十一年的追踪调查，并写出下面这段义愤填膺的结语：
「法庭对于梅格拉希〔Megrahi，两名被起诉的利比亚籍嫌犯之一〕的判决可谓荒谬绝伦。可以这么说，这几名法官使所有相信苏格兰法律正义的人蒙羞；并且为苏格兰法律平添一则不公不义的判例，从此与英格兰的法律成为难兄难弟。他们的判决让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心满意足，但是却辜负了洛克比死难者家属的要求──这些家属至今仍然无法理解，挚爱的亲友到底是如何、为何会死于非命。」
为什么这一类型的新闻是如此重要？因为没有这样的新闻，我们对不公不义的觉察将无从表达，更无法掌握反抗不公不义必不可少的资讯，这就是乔治．欧威尔（George Orwell）的至理名言：「被极权体制腐蚀的人，未必就生活在极权国家。」在瓜地马拉、奈及利亚、菲律宾、阿尔及利亚、俄罗斯与许多高压政权国家，数以百计的记者惨遭迫害与杀害，因为他们的独立与勇气深受当局忌惮。二○○三年，土耳其国会因应民间反对参与侵略伊拉克战事的强大民意，否决美国政府与土耳其军方的要求，在这个独裁阴影幢幢的国家史无前例地展现了真正的民主精神，其中一大部分原因要归功于过去那些挺身而出、揭发政权暴行──尤其是对库德族（Kurd）的压迫──的新闻记者。土耳其报纸《自由纲领》（Ozgur Gundem）的主编欧卡．伊西克．尤特库（Ocar Isik Yurtcu）目前正在服十五年有期徒刑，因为他违反一条法律：在土耳其当局眼中，所有关于压迫与反抗的报导，若不是宣传就是「煽动种族仇恨」。尤特库的案例突显出法律如何打压那些挑战政府与军队的人士，他与另外数十位拒绝妥协的记者，树立了激励人心的典范。
在欧洲、美国、加拿大与澳大利亚，新闻记者通常不必甘冒生命危险。英国作家西蒙．卢维许（Simon Louvish）曾写过一个故事：冷战高峰时期，一群苏联人士前往美国游历；他们读过报纸、看过电视之后愕然发现，美国舆论对于各项重大议题的看法总是大同小异，于是他们问：「在苏联要做到这种地步，先决条件是施行独裁政治，我们得囚禁民众、酷刑拷打；但美国并不来这一套，你们有何密诀？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欧威尔在《动物农庄》（Animal Farm）一书未出版的序言中谈到，自由社会的检查制度其实比独裁社会更上层楼、更为彻底，因为「它们不需要任何官方禁令，就能够将不受欢迎的理念消音，将难以面对的事实掩埋。」欧威尔写下这段话迄今已经超过半世纪，但其核心理念依然适用于今日。
这样的论述并不是指向某种「阴谋」，也完全没有必要。平面媒体与广播电视的新闻工作者，将既得权力阶层的当务之急、风尚与正当性内化为个人的主观意识时，和历史学家与教育工作者并无二致。他们就像其他为统治阶层效力的人士一样，都受过一番刻意的训练栽培，能够对事关重大的疑虑视而不见。怀疑心态也许会受到鼓励，但针对目标并不是体制本身，而是体制经营者是否尽职，或是新闻工作者眼中的公众立场。
从鲁波特．梅铎（Rupert Murdoch）的媒体帝国到ＢＢＣ，当代媒体俱乐部不言自明的游戏规则大同小异。「新闻」领域有一道看不见的疆界，让虚假的前提成为公认的理念，官方的欺瞒得以传布发扬。在报导各个社会的命运发展时，根据的准则是这些社会对「我们」的用处；西方强权经常使用「我们」这个字眼，透露出它的自我迷恋、巧言掩饰与视若无睹：于是恐怖分子分为好与坏，受害者分为有价值与无价值。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国际关系教授理查．佛克（Richard Falk）指出，这种正统论述的传布途径是「一道自以为是、单一方向的道德∕法律筛网，突显出西方价值与无辜的正面形象备受威胁，从而为其肆无忌惮的政治暴力张目撑腰。」而且这种论述是如此「广受接纳」，以至于「判定政策是否合理时，不必考虑法律与道德层面。」
非常讽刺的是，随着媒体科技进展到几乎超越人们想像的境地，不仅新闻业的传统作业方式已然落伍，其光荣的传统也从此失落。艾德蒙．柏克（Edmund Burke）将新闻媒体视为「第四阶级」（fourth estate），足以制衡国家及其「相关利益」，这样的观念如今何处可寻？问题的答案或许可以在澳洲找到，那是我的新闻事业起家之处。过去澳洲有相当深厚的新闻独立传统，但今天却成了这样一幅缩影：在一个相当自由的社会中，自由的媒体已无法生存。依据「记者无国界」（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组织二○○三年编制的新闻自由指数，澳洲在全球的排名是第五十名，只比某些专制独裁国家略胜一筹。这是怎么一回事？可以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对大多数的澳洲人而言，爱德华．史密斯．霍尔（Edward Smith Hall）这个名字全然陌生，然而人类的三项基本自由权──新闻自由、代议制政府与陪审团审判──之所以能在澳洲落地生根，这位记者的贡献超过任何人物。一八二六年，霍尔创办一份篇幅八页、售价八便士的周报《雪梨箴言报》（Sydney Monitor），创刊号并特别登出一封读者来函，强调新闻记者的职责「应该是一个本性难移的反对者，而不是紧紧攀附着政府的寄生虫」。
霍尔大胆进取，但有所为有所不为，其影响历久弥新。他创立报纸的环境并不是乔治四世（George IV）治下自由主义弥漫的大英帝国，而是一个依赖罪犯奴工来运作的残暴军事独裁政权。当时拉夫．达令（Ralph Darling）将军在澳洲新南威尔斯省（New South Wales）作威作福，但霍尔无视于达令的权势，以《雪梨箴言报》的版面发动一场「反叛」，令当局勃然震怒，霍尔自身也遭到严重迫害。霍尔为囚犯与前科犯争取权益，揭发政府官员、地方首长与总督爪牙的贪污腐化，当局遂以严苛的刑法诽谤罪来对付他。霍尔屡次遭到军事陪审团定罪，达令并亲自指定陪审员。霍尔的囹圄生涯超过一年，他在一间光线昏暗、蚊蚋猖獗的狭小牢房中，继续编辑《雪梨箴言报》，批判政府的贪腐行径。最后达令被召回英国，言论自由从此在澳洲生根，这都要归功于像霍尔这样独立运作的记者。
一八六一年霍尔溘然长逝时，新南威尔斯省已有约五十家独立新闻媒体，在后来的二十年间更增加至一百四十三家，其中许多都富于战斗精神，主其事者以霍尔的箴言：「是人民的声音……而非权威的同道」自我期许。作家兼记者罗伯特．普兰（Robert Pullan）曾写道，当时的澳洲新闻媒体犹如「一首百家争鸣的什锦曲」。只是时值今日，什锦曲消声匿迹，一言堂代之而起。首都坎培拉（Canberra）的十二家主要报纸中，梅铎掌控其中七家。在阿得雷德（Adelaide），梅铎更是完全垄断；他包山包海，连印刷厂都难逃他的掌握。澳洲主要报纸的发行量，有七十％为梅铎囊括，导致澳洲在今日西方世界中独树一格，媒体经营权之集中无出其右者。
一九七○与八○年代，一家杰出的报纸《国家时报》（National Times）继承了霍尔的衣钵，总编辑布莱恩．图希（Brian Toohey）坚拒政客与其企业界「伙伴」的恐吓与操纵，他将装有揭密文件的手提箱藏在雪梨各地（本书的〈帝汶文件〉〔The Timor Papers〕即摘录了其中一部分）。图希的编辑团队虽然人数不多，但揭发了许多澳洲最不可告人的密辛，让政治贪腐与组织型犯罪的集团如坐针毡。虽然《国家时报》的业主费尔法克斯家族（Fairfax family）拥有一个涵盖报纸、广播与电视的媒体帝国，但其资源仍相当有限，而且饱受诽谤官司与政治恐吓的威胁。
一九八○年代中期，工党（Labor Party）总理鲍伯．霍克（Bob Hawke）与财政部长保罗．基亭（Paul Keating）公然扬言要让《国家时报》倒闭，指控其记者扭曲事实。图希最后被迫离开编辑团队时，写了一篇颇具启发性的文章，其中谈到：「一群新型态的企业家塑造了一个新的澳洲；他们之所以能够累积财富，靠的是欺蒙官方监督机制与贿赂工会领袖，从而大幅降低生意风险……逃漏税的骗徒已经成为国家的栋樑。」他也点名霍克与基亭「不仅与这些暴发户称兄道弟，而且接受他们的价值观；至于当初那些拥戴他们为代表的奋战者，如今却必须做出牺牲。」这篇文章始终无缘见报。
澳洲虽是媒体市场的小池塘，却有鲨鱼出没，而且产生了一种最恶劣的新闻检查方式：视而不见。就像他遍布全球各地的报纸一样，梅铎在澳洲的经营团队也有既定路线，恪遵他的「利益」与世界观（具体呈现于华盛顿的新保守主义派〔neo-conservative〕传声筒《旗帜周刊》〔Weekly Standard〕）。这些新闻工作者唿应梅铎将乔治．布希（George W. Bush）与东尼．布莱尔（Tony Blair）形容成侵略伊拉克的「英雄」，并轻描淡写他们引发的「必要」血腥杀戮；同时他们也刻意遗忘某些历史真相，例如梅铎旗下媒体在一九八○年代对伊拉克总统哈珊的支持。梅铎的小报曾经捏造消息，声称恐怖组织「基地」（al-Qaida）在墨尔本（Melbourne）附近设有训练营；鼓吹澳洲菁英阶层应服膺美国强权；赞扬总理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以恶劣手段对付数千名政治庇护寻求者──他们被囚禁在营区之中，一位联合国调查员形容那是他见过最严重的侵犯人权事件之一。
就英国而言，如果媒体垄断情况持续恶化，政府以增强国际「竞争力」（获利）为名完全解除广电事业的管制，那么它很可能会重蹈澳洲的覆辙。布莱尔政府对ＢＢＣ的攻击，正是整个计画的一部分。ＢＢＣ的力量在于它的双重角色：它一方面是公营的广播电视公司，一方面也是一家年营业额超过五十亿美元的跨国企业，在美国的观众比在英国还多。梅铎和其他大部分来自美国的媒体大亨们，一直希望让ＢＢＣ分家并民营化，从而瓜分其「市场佔有率」，就像黑社会教父瓜分地盘一样；大亨们已经迫不及待。
二○○三年，布莱尔的内阁要员开始遮遮掩掩地发出威胁，要全面「检讨」ＢＢＣ收取电视收视费（licence fee）的财务基础；一旦取消电视收视费，ＢＢＣ就会萎缩一如它在澳洲的传人──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ABC），仰赖政府的直接补助，经常受到恐吓威胁。事实上，布莱尔的公关宣传专家正是怀着推动民营化的阴谋，大肆攻诘ＢＢＣ记者安德鲁．吉利根（Andrew Gilligan）的广播报导：他揭露政府涉嫌对情报与证据的档案加油添醋，坐实哈珊政府子虚乌有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威胁」。
事态为何会发展到这个地步，来龙去脉并不难追溯。一九九五年，梅铎以专机头等舱邀请布莱尔与妻子雪莉（Cherie Blair）来到澳洲昆士兰省（Queensland）外海的海曼岛（Hayman Island）。热带阳光普照，这位未来的英国首相站在「新闻集团」（News Corp.）蓝色的讲台上，大谈他所谓的「政治中的新道德目标」，并誓言要让媒体从「高压管制」顺利解脱，投入像他的东道主这类「企业家」的旗下；此时梅铎自然是大声鼓掌，与布莱尔热烈握手。第二天伦敦媒体的反应令人啼笑皆非，隶属新闻集团的《太阳报》（Sun）如此评论：「布莱尔高瞻远瞩，目标明确，说出了我们对于道德与家庭生活的心声。」
一直到最近，英国报纸都很少讨论这方面议题；媒体主管以各种台面下的手法来操控新闻，各显神通为自身攫取丰厚报酬。小报窥探富商名人的生活隐私，会让人们发出伪善的谴责之声；但对于事关重大的新闻理念，若不是蜻蜓点水，就是拿来当做挡箭牌。赫顿大法官（Lord Hutton）的吉利根事件调查报告在二○○四年一月公布，这份恶名昭彰的报告抨击ＢＢＣ并为政府开脱，总算引发各界热烈议论，但能持续多久还未可知。就我记忆所及，这位大法官协助统治阶层掩饰真相的努力，的确是新闻自由遭遇的最明显威胁。
本书收录作品除了穆洛的电视节目脚本之外，都是出自平面媒体。报纸做为公共资讯主要来源的地位，一直到三十年前才被电视取代。广电新闻让观众身历其境的力量，催生出一种媒体从未见识过的新闻检查方式：手法阴险而微妙，冠以「公正」、「平衡」、「客观」之类的饰词来妆点门面。
彼得．华特金斯（Peter Watkins）为影像新闻另辟蹊径，其惊世之作「战争游戏」（The War Game）以英国遭受核武攻击的后果为主题：犹如电影版的柏契特「我向全世界发出警讯」。这部影片是由ＢＢＣ在一九六五年委託制作，但是才一杀青就立刻禁播。当时的ＢＢＣ总经理伊安．崔托万爵士（Sir Ian Trethowan）对外表示，「战争游戏」会惊扰那些「心智能力有限的人与独居老人」。然而民众不知道的是，先前曾担任内阁祕书长（Secretary of the Cabinet）的ＢＢＣ董事会主席诺曼男爵（Lord Normanbrook），在离职时致函继任者柏克．特伦德爵士（Sir Burke Trend），建议政府禁播这部影片，理由是：
「『战争游戏』并不是一部宣传之作，而是事实确凿的陈述声明，并且对官方资料做了缜密研究。我看过这部片子，也认为它的表现手法相当克制；然而它的主题还是令人忧心，一旦在电视上播映，恐怕会影响公众对核武吓阻政策的立场。有鑑于此，这部片子是否可以播映，恐怕不应该单独由ＢＢＣ负责决定。」
因此ＢＢＣ与政府达成共识，「战争游戏」从此被冰封二十一年，当它终于重见天日，主持人路多维契．甘迺迪（Ludovic Kennedy）只轻描淡写地表示，这部影片在杀青当时因为「太过于憷目惊心」而无法播出；这种说法形同继续为ＢＢＣ与英国政府圆谎。
华特金斯的影片所要呈现的是：以人口与面积而言，英国是全世界核武基地密度最高的国家，其人民长期身处险境。这方面的议题一直遭到全面压制，以致于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八○年间，英国国会从未讨论核武军备竞赛问题，虽然那是当时全人类所面临最严重的问题；而媒体在所谓「游说体系」的支持之下，也一样是默不作声。新闻记者若不是找不出任何线索，就是拿到漫天谎言的报告资料。根据国防部的说法，英国总共只有十二座核武基地，而且「不再增设」。这番说词直到一九八○年才遭到质疑，《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周刊记者邓肯．坎贝尔（Duncan Campbell）戳穿真相，英国的核武基地多达一百三十五座，每一座都是苏联红军瞄准的目标。
一九八二年的福克兰群岛战争（Falklands War）让新闻界原形毕露，那些向来以客观性「无可置疑」而自豪的记者，从南大西洋战场回国之后，却毫不避讳地表达个人主观感受，为女王与国家摇旗吶喊，彷彿这场战争是全国上下的当务之急，其实根本不然。这些记者如果有什么怨言，也只是抱怨未能更紧密地与军方「并肩作战」，好打赢这场「宣传战」。（一九九一年的波斯湾战争〔Gulf War〕与一九九九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攻打南斯拉夫，新闻界也传出同样的抱怨。）
ＢＢＣ每周评议委员会（Weekly Review Board）在福克兰战争期间的会议纪录显示，公司要求新闻报导必须配合「公众的情绪感受」，而且可以视同政府的政策宣示，至于公正客观的报导风格则沦为「不必要的麻烦」。而且这种作法并非特例，ＢＢＣ创办人约翰．瑞斯男爵（Lord John Reith）曾经宣示，当国家统治阶层受到威胁时，「公正性」原则可以暂时束诸高阁。一九二○年代ＢＢＣ开播之后不久，英国发生全国大罢工，瑞斯爵士履行承诺，暗中为史丹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首相的保守党政府制作宣传材料。
约莫八十年后的二○○三年，几家传统右派媒体又重施故技，与布莱尔政府一搭一唱，指责ＢＢＣ的新闻报导有「反战」之嫌。这实在讽刺，因为事实正好相反。德国波昂（Bonn）的媒体研究中心「媒体宗旨」（Media Tenor），分析全球几家最具规模的电视公司如何报导英美联军入侵并佔领伊拉克，结果发现ＢＢＣ最不能容许反对意见，连美国同业都还不如。代表英国大多数民众心声的反战示威活动，也只佔ＢＢＣ报导内容的二％。
不过英国还是有一些媒体拒绝同流合污。积极进取的《独立报》（Independent）、时有佳作的《卫报》（Guardian）与改头换面的《每日镜报》（Daily Mirror），揭露了布希与布莱尔侵略行为的主动寻衅与血腥暴力本质。《每日镜报》声援伦敦的两百万人反战大游行；这场游行规模之大，在英国史无前例，而《每日镜报》开门见山、丰富深入的报导也值得大书特书。相较之下，梅铎《太阳报》的报导薄弱脱节，再度令人怀疑小报算不上真正的报纸。然而当伊拉克首都巴格达（Baghdad）陷落时，《每日镜报》也晚节不保。「爱国」读者频频抗议，发行量日渐滑落，于是新的经营团队决定让《每日镜报》回到管家爆料与名人出丑的领域；先前令人耳目一新的精湛表现，如今只能偶尔回味。
在伊拉克遭到侵略这段时期，出现了一种新的障眼法：「随行报导」（embedding），这个术语出自美国国防部的语言杀手（language assassin），与他们前辈创造的「附带损害」（collateral damage）相互辉映。「随行」不仅适用于战地记者；ＢＢＣ的政治新闻主任站在唐宁街十号（10 Downing Street）首相官邸外面报导巴格达陷落的消息，语调昂扬犹如发表胜利演说，并在晚间新闻播出。这位主任告诉我们，布莱尔「曾经表示联军将兵不血刃拿下巴格达，伊拉克人民必然欢欣鼓舞；这两点都所言不虚。」如今相关研究显示，伊拉克战争的死亡人数已高达五万五千人，其中近一万人是平民──这还只是保守估计。本书收录了费斯克写于二○○三年九月的一篇报导，指出在当时的伊拉克，每星期至少有五百人死于英美联军的佔领行动；原来这就是所谓的「兵不血刃」。二○○一年九月十一日三千人在纽约遇害的九一一事件，也可以如此形容吗？真正让新闻记者卓然不群的特质在于，他们对任何地方的生命都一样珍惜尊重，他们口中的「我们」涵盖全人类。
美国原本拥有全世界最自由的媒体环境，但是对于普世人性理念的压制却是家常便饭。就像越南人与其他曾经捍卫自身家园的民众，伊拉克人都成了「非人」（unpeople）：在最恶劣的情况下，他们会遭到丑化、凌虐、拷打与猎杀。纽约《每日新闻》（Daily News）曾登出一封读者来函，主张「每当一位美军官兵阵亡，就要处决二十个伊拉克人来陪葬。」《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与《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或许不会刊登这种东西，但两家大报也都曾经助纣为虐，宣扬哈珊军备力量深具威胁性的谎言。
早在伊拉克烽烟四起之前，两家报纸就开始帮白宫释放假警报。《纽约时报》的头版标题诸如：「祕密军火库：搜寻生物武器
图书试读
／约翰．皮尔格
读过历史的人都知道，「不服从」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美德。
——奥斯卡．王尔德
本书封底镌印着我最喜欢的一段话，美国新闻记者奥曼（T. D. Allman）的名言：「真正客观的新闻不仅要报导事实的真相，更要阐发事件的意义。这样的新闻不仅在事发当时动人心魄，更能够传之久远。它的价值不仅在于『消息来源可靠』，更能够与历史的展现相得益彰。这样的新闻在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之后，依然真实而睿智地反映人间万事。」
奥曼将这段文字题赠给韦佛瑞德．柏契特（Wilfred Burchett），后者的记者生涯精彩非凡且坎坷险阻，曾经缔造所谓的「世纪独家新闻」（the scoop of the century）：一九四五年，数百名盟军的「随行」（embedded）记者赶集般来到东京，报导场面盛大但行礼如仪的日本政府投降仪式，柏契特却如他自己形容的「悄悄挣脱狗鍊」，冒险前往一个如今已令全体人类永志不忘的地方：广岛。柏契特是原子弹爆炸之后，第一位抵达广岛的西方记者，他的报导刊在伦敦《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头版，标题有如一则预言：「我向全世界发出警讯」（I write this as a warning to the world）。
柏契特的警讯是针对辐射毒害，但是当时佔领日本的盟军当局矢口否认，因此柏契特遭到谴责，其他同业也与官方宣传唱和，群起攻之。柏契特虽千万人而吾往矣，全面揭露核子战争的恐怖景象。一九八三年柏契特辞世时，一如奥曼所言，他的报导已经由「历史的展现」来证实。本书也收录了柏契特这篇「世纪独家新闻」。
其实本书收录的每一篇作品，冠上奥曼的赞词都当之无愧。对我个人而言，选辑这些作品是无上的荣耀，让我得以再一次推崇彰显柏契特、玛莎．葛尔红（Martha Gellhorn）、詹姆士．卡麦隆（James Cameron）、爱德华．穆洛（Edward R. Murrow）等重量级新闻工作者为人「遗忘」的作品，并提醒世人：人类最高贵的奋斗事业之一，就是反抗权力以及权力对历史记忆的宰制。柏契特揭示广岛原爆的意义，葛尔红直探种族屠杀，卡麦隆彰显反抗运动：这些经典之作以及当代后起之秀如保罗．福特（Paul Foot）、罗伯特．费斯克（Robert Fisk）、琳达．梅尔文（Linda Melvern）、苏玛斯．米尔尼（Seumas Milne）等人踵武前贤的作品，不仅让世事水落石出，也让掌权者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这就是新闻报导至高无上的使命。
本书书名中所谓的「调查报导」（investigative journalism）需要做一番解释，甚至有待重新界定。奥曼的说法是一个很好的起点，让「客观性」不再沦为官方谎言的遮羞布。当年我刚踏入新闻界时，「调查报导」一词尚未诞生，它一直要到一九六○与一九七○年代才大行其道，美国记者鲍伯．伍华德（Bob Woodward）与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的水门丑闻（Watergate scandal）报导尤其脍炙人口。我编辑本书时所持标准较为广义，除了调查事件真相的报导之外，也纳入见证事件与探讨理念的作品。因此菲利普．奈特礼（Phillip Knightley）与身兼历史学家、诗人与讽刺作家的爱德华多．盖理诺（Eduardo Galeano）大可以在本书中分庭抗礼；前者在伦敦《周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报导药物沙利窦迈（thalidomide）在一九五○与一九六○年代导致胎儿严重畸形的医疗丑闻，令人不忍卒睹；后者则揭露了战争宣传、消费主义（consumerism）与大规模贫穷化的狰狞面目。
我特别青睐新闻界杰出的特立独行之士，他们的报导总是令人精神一振；至于那些名气更为响亮的同侪，再选录其作品只是锦上添花，实无必要。以西摩．赫许（Seymour Hersh）为例，尽管他以揭露越南的美莱屠杀案（the My Lai Massacre）奠定名声，然而本书真正看重的，是他四十年来锲而不舍、要求掌权者为其行为负责的新闻事业。
在这里我要赶紧补充一点，在挑选本书收录作品的过程中（我武断地以一九四五年为起点），我不得不割舍了几篇杰作，否则每一篇报导的篇幅都得进一步浓缩。作品清单上原本列有史东（I. F. Stone）一九五二年对韩战「幕后历史」（hidden history）的调查报导，借以突显英美联军在二○○三年师出无名攻击伊拉克，并不是历史先例。史东终其一生都在抗击新闻检查制度，然而不知为何，杰瑞米．史东（Jeremy Stone）却拒绝让本书收录他父亲这篇扛鼎之作。
调查报导的顶尖作品未必都出自新闻记者之手，本书的伊拉克专辑收录了一篇学者裘伊．歌登（Joy Gordon）的杰作，她深入探讨一场许多记者避而不论、贻害至今犹存的悲剧：一九九○年至二○○三年间，联合国对伊拉克实施的经济制裁。这种中古时代作风的围城行动，牺牲者多达一百万人，其中有许多都是稚龄儿童；与媒体津津乐道的萨达姆．哈珊（Saddam Hussein）暴政相较；这桩由「我方」犯下的滔天罪行却罕为人知。
另一句深得我心的名言，出自伟大的爱尔兰揭弊记者克劳德．柯克本（Claud Cockburn）：「任何消息未经官方否认之前，都不能轻易相信。」国家体制说谎成性，但新闻系所的课程并没有让学生体认到这一点；否则在国家谎言证据昭然若揭的今日，促使许多年轻记者走上新闻事业的犬儒心态，就不会以读者、观众与听众为目标，而是指向惺惺作态的权威。
用户评价
读完这本书，我深刻体会到“真相”这个词的分量。很多时候，我们接收到的信息是被过滤过的，甚至是经过精心包装的。这本书就像一把锋利的解剖刀，一层层地剥开了那些被掩盖的事实，展现了在光鲜亮丽的背后，那些普通人可能永远无法触及的黑暗角落。其中一篇关于医疗产业利润链的调查，更是让我不寒而栗。那些拯救生命的药物，在被包装成“奇迹”的同时，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商业利益和对患者的剥削。作者没有煽情，只是冷静地陈述事实，但这些事实本身的力量，足以让人心潮澎湃，甚至感到一阵阵的无力感，因为我们作为个体，似乎很难改变这种庞大的既得利益格局。
评分这本书带给我的冲击是巨大的，它不仅仅是阅读，更像是一场知识的洗礼和观念的重塑。我一直以为自己对这个世界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这本书里的内容，彻底颠覆了我的一些固有认知。比如，其中一篇关于社交媒体算法操纵舆论的报道，让我意识到我们每天接触到的信息，可能并不是随机出现的，而是被精心设计来影响我们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模式。这种无形的“控制”，比赤裸裸的谎言更加可怕，因为它让你在不经意间就成为了“被操纵者”。阅读过程中，我几度停下来思考，我们所处的这个信息时代，究竟有多少是真实的，又有多少是经过“算法”精心筛选和推送的。
评分看完这本书，我感觉自己不再是那个对世界懵懵懂懂的读者了，而是变成了一个更加警醒、更加有批判性思维的人。很多篇章都揭露了社会运作中那些不为人知的潜规则和权力滥用，比如其中一篇关于人权交易的报道，读起来让人心痛不已。作者们用不懈的调查精神，挖掘出了那些被忽视的声音和被压迫的个体。这种勇气和坚持，本身就值得我们学习。这本书让我明白，即使在看似最文明、最进步的社会里，也可能存在着我们难以想象的黑暗，而正是有了这些敢于揭露真相的记者，我们才能有机会去认知和改变。
评分这本书真的让我大开眼界，读完之后，感觉自己好像经历了一场全球范围的思辨之旅。里面的每一篇调查报导都像一颗颗重磅炸弹，直击那些我们可能早已习以为常，但实际上却暗藏玄机的社会议题。我尤其被其中几篇关于跨国企业税务漏洞和避税天堂的报道所吸引，作者们用扎实的证据和深入的分析，揭示了那些富可敌国却又极力逃避社会责任的“巨兽”是如何运作的。那些躲在法律和会计条文背后的“合法”操作，在作者笔下变得清晰可见，让人不禁感叹，原来我们以为公平合理的经济体系，背后却有着如此赤裸裸的利益博弈。
评分这是一本能够真正激发思考的书，它不提供简单的答案，而是提出深刻的问题，引导读者自己去寻找答案。很多报道都涉及复杂的国际关系和政治博弈，作者们没有简单地将人物或事件标签化，而是试图深入分析其背后的逻辑和动机。我特别欣赏其中一篇关于地缘政治冲突背后资源争夺的分析，它让我看到，很多看似突发的冲突，其实根源在于长期的资源分配不均和权力斗争。读完之后，我对国际新闻的解读方式都有了一些改变，不再仅仅关注表面事件，而是会去思考更深层次的利益驱动和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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