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前夕，普京在叶利钦总统的拔擢之下接掌了政权，一夕之间在俄罗斯从默默无闻的政治官僚变成了家喻户晓的政治明星。笔者发现，大众传播媒体正是在普京的治国方略中扮演着最关键的辅助角色，普京对媒体体制的一系列改革，一方面结束了寡头媒体动摇国本的纷乱年代，另一方面开启了媒体国家化与社会化的进程。

　　俄罗斯媒体国家化进程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国家资本进入金融寡头的媒体，以及国家电视广播媒体监管机关和领导集团─全俄罗斯广播电视公司的中央集权管理形式的建立。在俄罗斯是否在足够的公共领域空间成为西方关注的一项的焦点，国家与社会的区隔性是界定媒体是否有哈贝马斯（J.Habermas）所称的公共领域的标准。若是将国家社会型态以政府、社会团体与公民个人在公共领域中的互动关系来看，那么政府介入媒体专业化运行越多，导致社会团体与公民在媒体发声的权力就越小，也就形成了一种「国家社会化」或是「社会国家化」的重叠状况，这一种缺乏公共领域的状态，例如苏联时期，另一种没有公共领域的状态是媒体在体制内由于非专业化的介入因素而完全失效，媒体脱离社会团体与公民个人，导致上层建筑与下层建筑完全脱离，媒体没有发挥联系协调的作用，例如苏联末期最为明显。因此公共领域的范围大小与媒体是在国家社会中运行的范围有关。目前在俄罗斯媒体的公共领域当中仍存在相当大的新闻自由的论述空间，媒体各有自身的政治立场，包括批评普京总统的媒体、支援普京的媒体和中立的媒体，他们都有各自支援的媒体集团与读者群，那么媒体与政府互动的空间范围与关键尺度在哪?？笔者在研究中发现，从苏联到俄罗斯政治改革时，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一直存在于媒体改革当中，就是当主流媒体在国家资本的控制之下，任何普京的政敌，若是想利用国家安全系统泄密给媒体的方式来操作政治斗争或针对普京进行人身攻击的话，这种事情是可以避免的，例如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末期与叶利钦执政时期在媒体中出现过多的人事斗争与政府丑闻，因此普京不完全是为了控制新闻或言论自由才发展国家媒体，更重要是避免媒体在国安系统介入后可能出现过多的政治斗争的新闻丑闻，普京是国安系统出身，深知这种操作的利害程度。当然，普京的强国作为与他对媒体回归国家社会的规划，更避免了本可能在俄爆发的颜色革命，这也就遏制了俄罗斯被肢解成为一个能源供应地弱国的可能性。本书架构如下：

　　第一章--关于俄罗斯报纸的市场化趋势与管理；第二章--对于俄罗斯广播电视的管理问题；第三章节--探讨全俄罗斯国家广播电视公司集团所有权中化的困境与前景；第四章节是探讨俄罗斯金融寡头、跨媒体集团和普京的能源外交关系；第五章是比较分析美英自由主义新闻观与苏联列宁主义新闻观体系建构与僵化问题；第六章节是探讨苏联解体与媒体的互动关系；第七章节是探讨普京媒体改革与意识形态的关联性。

　　本书从探讨普京重建意识型态体系到回溯列宁、史达林建构的意识型态帝国，一共分为七章，反覆探讨俄罗斯媒体体制的改革问题，可以说每个章节既可自成体系，但又一脉相承。

作者简介

胡逢瑛

　　俄罗斯外交部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新闻系政治传播学博士。现任广州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香港《大公报》《传媒睇传媒》专栏作者。2006年2月香港城市大学传播研究中心参访学者。

　　与吴非合着有《透视苏俄传媒转型变局》、《转型中的俄罗斯传媒》、《反恐年代中的国际新闻与危机传播》、《政治传播与新闻体制》。

吴非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社会新闻传播学博士，复旦大学新闻学博士后，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兼职副教授，现于广州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担任副教授与海外华人媒体研究中心主任，香港《大公报》《传媒睇传媒》专栏作者。2006年2月香港城市大学传播研究中心参访学者。

　　着有《转型中的俄罗斯传媒》、《透视苏俄传媒转型变局》、《聆听商界领袖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