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帝国与祖国的夹缝间：日治时期台湾电影人的交涉与跨境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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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电影
• 日治时期
• 电影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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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涉
• 历史

　　*呈现日治时期台湾电影史，并重现台湾电影史中失落的一环。
　　*善用中日语的日记书简、访谈、政治外交档案等新史料解开历史谜团。
　　*解开台湾－上海－重庆三地间电影周边的政治性，并循线勾勒出跨界台湾电影人的足迹。
　　*探索刘吶鸥为何被视为「汉奸」暗杀？
　　*解析何非光为何被「遗忘」？
　　*看殖民时期台湾电影人如何在政治夹缝间，交涉、跨境并为电影艺术卖命。

　　近年来台湾电影在国际上发光发热引起风潮，本书带领大家进入台湾电影起源的日治时期，探索追求电影梦的台湾电影人的故事，拾回电影史中遗落的拼图。

　　因缘际会在日本看到战后历史的台湾电影《悲情城市》、《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点燃作者三泽真美惠教授探究台湾电影史的兴趣，跨界到台湾研究台湾历史，现在由她研究生涯的出发点──台湾大学出版《在「帝国」与「祖国」的夹缝间──日治时期台湾电影人的交涉与跨境》中文版，深具意义。

　　日治时期的台湾电影人，在「帝国」日本与「祖国」中国的夹缝间不断反覆地「交涉」与「跨境」，从电影中寻找自我表现的场域。他们在殖民地台湾展开的「交涉」，为何无法让电影制作走向产业化？在殖民地台湾里，身为被殖民者的台湾人一旦主动想与电影扯上关系，必然需要与殖民主义进行交涉，但这种追求殖民地解放而展开的交涉，却也往往是被迫妥协的受压迫过程。当一心企求超越与殖民主义交涉的局限性时，台湾人有限的选择里，就会浮现「跨境」这个选项。

　　跨境后的电影人刘吶鸥为何被视为「汉奸」暗杀？透过探讨刘吶鸥被暗杀的背景，可以让我们理解刘吶鸥本身参与交涉的背后，存在如何复杂的政治角力。1949年以后的中国，不只何非光，很多滞留大陆的台湾籍的人，中国只要一有政治斗争，他们马上被指为「日本间谍」、「台湾特务」，而备受迫害。曾经积极抗日却滞留大陆的台籍电影人何非光，又为何在战后被海崃两岸故意遗忘半个世纪之久？

　　本书运用各地的档案史料与日记、书简、个人访谈等资料，解开台湾－上海－重庆三地间电影周边的政治性，并循线勾勒出他们的足迹，重新连接起电影史当中失落一环的首度尝试。

作者简介

三泽真美惠

　　1964年出生日本大坂府。1987年庆应义塾大学文学部毕业后曾任职于出版界，后留学台湾。1999年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士班毕业。2004年东京大学大学院总和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专攻博士后期课程学分修毕。曾任早稻田大学演剧博物馆21世纪COE事业客座研究助理，现为日本大学文理学部中国语中国文化学科教授。2006年以〈植民地期台湾人□□□映□活动的轨迹──交涉□越境的□□□□□□〉取得东京大学博士（学术）学位。着作包括《殖民地下的「银幕」──台湾总督府电影政策之研究（1895-1942年）》（2002）。最近论文着作有〈米国广报文化交流局（USIS）□台湾「自由」映□阵营的形成〉（2009）、〈「战后」台湾□□□□「日本映□见本市」──1960年的热狂□批判〉（2010）、“ From Censorship to Engagement: China’s Regulation of Motion Picture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 Modern Asian Studies Review Vol.3 (2010)等。

好的，这是一份关于一本假设图书的详细简介，其内容完全聚焦于一个与您提供的书名主题不同的领域： 《破碎的镜像：冷战初期欧洲电影的意识形态建构与文化抵抗（1945-1965）》 内容简介 本书深入剖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古巴导弹危机前夕（1945-1965年）间，欧洲电影业在被地缘政治的巨大阴影所笼罩下，如何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并同时孕育出反思与抵抗的强大文化力量。聚焦于西欧（尤其法国、意大利、西德）和东欧集团国家（主要考察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的电影生产、审查制度、发行网络以及评论生态，本书旨在揭示在“铁幕”两侧，电影制作者、政府权力机构与观众之间复杂的、充满张力的互动关系。 第一部分：战后重建与意识形态的对决 战后欧洲，社会结构面临剧变，大众文化的需求空前高涨。然而，政治气候迅速冷却，电影业被视为重塑民族精神、巩固政治合法性的关键工具。 第一章：美国的幽灵与欧洲的自卫 分析好莱坞制片体系如何凭借其强大的资本与技术优势，在战后欧洲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探讨欧洲各国（特别是法国和意大利）如何通过配额制度、政府补贴以及本土明星制度，试图抵御这种“文化帝国主义”。重点考察马歇尔计划对西欧电影工业技术升级的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关于“欧洲性”电影美学的焦虑。 第二章：新现实主义的遗嘱与政治转向 考察意大利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在战后初期的短暂辉煌及其后期的内部分化。新现实主义的纪实风格如何被不同政治阵营挪用：左翼将其视为揭露社会不公的武器，而中右翼则试图将其转向更具娱乐性或强调传统家庭价值的方向。深入分析费里尼、德西卡等导演的作品如何在其后期的艺术转型中，微妙地回应了这种政治压力的变化。 第三章：东欧的社会主义美学规范 详述东欧国家电影创作在斯大林化高峰期所受到的严格控制。阐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如何服务于集体主义叙事、塑造“正面英雄”形象，以及对个体主义、现代主义形式的压制。分析波兰电影学派（如瓦伊达、蒙克）如何在既定的意识形态框架内，寻找表达民族创伤和历史记忆的潜在线索，以及他们如何与官方审查机构进行周旋。 第二部分：风格的演变与抵抗的策略 本部分将聚焦于电影形式的创新，如何成为绕过审查、表达异议的有效手段，以及不同国家对现代主义电影的接受程度。 第四章：法国新浪潮的诞生与时间观念的颠覆 详细分析《电影手册》一代影评人转向导演后，如何利用跳切、手持摄影、非线性叙事等技术手段，挑战战后欧洲电影的传统叙事模式。重点探讨新浪潮电影对“时代精神”的捕捉——一种对稳定、官方历史叙事的拒绝，转而关注日常生活的琐碎、疏离感和青年的焦虑，这本身就是一种对既有政治秩序的无声质疑。 第五章：西德的“青年电影”与历史的清算 考察战后西德电影在面对纳粹历史包袱时的集体沉默与挣扎。分析1962年《奥伯豪森宣言》的意义，它标志着一批年轻导演对战后西德社会中产阶级道德虚伪性以及对纳粹历史“不处理”状态的强烈批判。探讨西德电影如何通过解构传统类型片，试图完成民族记忆的艰难重构。 第六章：类型片的变异与政治寓言 研究在严格审查下，欧洲电影人如何利用黑色电影（Film Noir）、历史史诗乃至流行音乐剧等类型片作为载体，植入微妙的政治批判。例如，考察意大利的“铅色电影”（Poliziotteschi）早期形态如何反映了社会治安恶化和国家权威的失灵；以及德西卡作品中对社会福利制度的讽刺性观察。 第三部分：跨国交流与电影的全球视野 冷战格局下，尽管存在意识形态壁垒，但电影节、国际联合制片以及艺术电影的发行网络，仍然成为欧洲电影人进行跨界对话的唯一出口。 第七章：电影节的“中立地带” 以戛纳、威尼斯、柏林电影节为中心，分析这些国际平台如何在冷战的两极压力下，努力维持其艺术独立性。考察这些电影节如何成为东欧“解冻”时期电影作品获得国际关注的关键渠道，以及西方艺术电影如何在此向东传播。 第八章：艺术电影的发行困境与地下流动 探讨欧洲艺术电影（Art Cinema）在本土市场与主流商业片竞争中的困境，以及它们如何依赖小型的、跨国界的分销网络生存。分析欧洲电影人如何通过参与国际联合制片，在资金和审查上规避单一国家的限制，从而实现更具冒险性的题材探索。 结语：被夹缝定义的现实 本书最后总结，1945至1965年间的欧洲电影，并非简单地服务于某一方的宣传机器。它更像一面被左右摇摆的镜子，映照出权力结构的紧张、民族身份的重塑，以及在意识形态高压下，艺术创造力如何通过形式的革命和内容的寓言化，实现艰难而至关重要的文化抵抗。这些电影作品，最终成为理解战后欧洲社会心理结构的关键文本。

凡例

序章
第一节 研究课题
第二节 研究视角
1. 台湾史研究的固有脉络
  「交涉」与「跨境」
2. 电影史研究的「中心－边陲」
  日本电影史研究的「帝国史」视角
3. 做为一种方法性概念的电影
  电影所可视化的问题∕电影统制的分析架构
第三节 研究架构
  研究范畴∕各章的构成与资料

第一章 在台湾──殖民统治下台湾电影人
第一节 绪论
  关于日治期台湾电影史的先行研究∕殖民地台湾的合法性
第二节 电影的区隔式普及与统制
1. 市场的形成（~1920年代中期）
  总督府与民间日本人的互助性电影活动∕都市地区电影院的普及∕透过警察 与教育者的积极电影统制∕与殖民母国同步演进的消极电影统制∕电影市场成形期的社会背景
2. 市场的扩张与多样化（1930年代中期）
  中国电影的进口∕消极的电影统制──总督府极权式影片检阅的开始∕电影市场的扩大∕积极的电影统制──全新展开的摸索
3. 市场的一元化（1930年代中期至1945年）
  消极的电影统制──对跨境性的警戒∕台湾人的戏院经营与辩士的增加∕积极的电影统制──情报统制机关的设置、对台语的应对
第三节 电影接受上的特征
1. 日治期台湾的民族主义与电影接受
  对民族资本电影的支持与外来电影的排斥∕日本官方民族主义的行动倾向∕对中国电影广受欢迎的警戒心∕台湾人的民族主义行动倾向∕享受政治宣传的大众？∕未浮现对日本电影的排斥
2. 台语解说所造成的「临场式本土化」
3. 电影接受的特征与电影制作不发达的关系
  从《血痕》一例看市场规模问题∕「临场式本土化」所产生的替代消费
第四节 「交涉」的诸种样貌
1. 殖民地台湾人的电影制作活动
  「交涉」所产生的双重束缚──《望春风》
2. 台湾人的非营利电影放映活动
  文协的电影放映活动∕美台团的电影放映活动∕美台团的挫败∕合法「交涉」的侷限性
第五节 小结

第二章 赴上海：被暗杀的电影人－－刘吶鸥
第一节 绪言
  先行研究与问题点
第二节 中日战争前中国的电影普及与管制
1. 现代都市「上海」的多样性格
2. 电影市场的扩大（~1920年代）
3. 南京政府的电影统制与电影界的政治化（1928年~1937年）
  积极电影统制与中电的成立
第三节 脱离「帝国」
1. 「殖民地出身者的不幸」
2. 「胸底无国旗」者的立足之地
第四节 在上海的电影活动
1 从文学到电影
  出版事业的挫败
2. 从左翼批判到向国民党靠拢
  「软硬电影论争」∕在大型电影公司进行的电影制作
3. 电影理论与电影制作之间的分岐
  与鲁迅的争执∕《永远的微笑》的评价∕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受到孤立
第五节 南京的国民党电影摄影棚
第六节 「孤岛」上海的电影统制
1. 战时下的上海电影界与国民党的电影统制
  消极的电影统制－－检阅体制的混乱∕积极的电影统制－－统一的电影统制机关设置案
2. 「对日协力」
  协助日本军的电影统制∕「中华电影」成立后
3. 暗杀的背景
第七节 小结

第三章 前往重庆：被遗忘的电影人－－何非光
第一节 前言
第二节  对殖民主义的抵抗
1. 台中：1913－1927年
2. 东京：1927－1928年
3. 台中：1928－1931年
第三节  上海的「他者」
1. 殖民地出身的「他者」
2. 做为演员进入电影界
3.做为「他者」的「反派」
第四节 中日战争时期中国的电影统制
1. 战争时期新闻影片的制作
2. 中制的成立
3. 流通与上映网络的确保
4. 委託香港电影界制作
第五节 在重庆的电影活动
1. 在东京进行戏剧活动再前往重庆
2. 导演何非光面临的权力政治
  「文人」与「艺人」的界线∕与阳翰笙的不睦∕「留日派」∕加入国民党∕在香港的电影制片工作∕加入「中央训练团」
3. 「他者也有脸孔(表情)」之论述
第六节  小结

终章

后记
参考文献
图表清单
索引

序章

三泽真美惠

　　1990年代以后，台湾、中国的档案馆（archive）所藏的政府公文开始迅速开放阅览，大力推动实证性历史研究的发展。档案资料多为有关政策立案、审议的公文，对于理解当时文化与政治的相关性极其重要且有效。然而，相对于这些一手文献可以在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上被大量活用，它们在社会史、文化史的领域里所发挥的效用，却未被完全重视。笔者前作[2002]便是受到其他领域善用档案资料的刺激，而初步尝试将公文档案应用于电影史研究上。但这些一手文献也反应出文书作者与整理者的观点，难免偏颇[川岛真，2004：68-69]。有鑑于此，本书虽仍有不足，但採取「多种档案」（multi-archive）的方式，将各个档案馆所藏资料交差阅读，试图比对出各文书作者与整理者的主观位置。不过，档案馆资料主要是由行政各机关公文所组成，很难留下有关当事者彼此情绪性争论的内容。这部分则透过个人书写的日记、书简，以及口述採访调查所得到的个人文献，希望透过双向使用来补足公文书与私文书各自的缺憾。先前研究视点曾提及，本书作业方式乃穿梭个体层面与社会结构层面之间。同样的，展开横跨数个语言、地域的文书、以及公文书与私人文书各层面的文献论述，可谓为本书研究被殖者持续交涉与跨境下电影活动的必备途径。文献调查与发现永无止境，甚至仍有明知对本书极期重要，但却无法窥见的文献。 本书所使用的文献，则以各种限制下所能调查得到的资料为限。

　　本书将殖民期台湾人电影活动，视为「交涉」与「跨境」的过程来分析。因此他们活动范围内的当地电影的普及与统制状况，也成为本书研究对象。不过，最终目的还是在于刻画被殖者所面临的具体社会实态，故有关台湾总督府、中国国民党及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电影统治，将尽量简洁叙述，让人阅读各章节该部分（关于台湾总督府电影统制于本书第一章第二节、南京政府时期中国电影统制于第二章第二节、中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电影统制于第二章第六节第一项、中日战争期中国电影统制于第三章第四节），即可通史式掌握概要。另外不可否认，本书论述焦点毕竟摆在被殖者台湾人方面，故中国相关的考察要比殖民地台湾来得简要。且即使焦点对象是殖民地台湾，也未完全顾及到女性与非汉民族居民的部分。不过，在笔者有限的能力之内，为了锁定错综复杂情况下的分析对象、聚焦最具特征性的问题，以上缺陷成为本书不得不的选择结果。

　　除去序章与终章，本书由三章所构成。

　　第一章从电影普及、殖民地权力的电影统制、台湾人电影接受程度的特征等层面，来分析殖民地台湾电影相关之种种政治。在这样的架构下，探讨被殖者的台湾人在参与电影活动时，面临到选择与殖民地权力进行交涉、或是从殖民地边界跨境出去，这种不得不两选一的情况。透过这种方式，可以针对问题意识提及「殖民出现现代化，被殖者乃主动参与其中」的论述提出质疑，不但显示具体的现实压迫状况，还可了解被殖者的「主动性选择」，如何收编于殖民支配构造之中。关于殖民地台湾的电影普及与电影统制，除了使用台湾总督府的各种法令集、统计资料、教育与警察相关的各种机关志，还包括当时看过电影的人之口述历史等。有关台湾人对电影的接受度与电影播放活动，则使用台湾本土资本建立的《台湾民报》等新闻杂志，以及参与活动的人物日记与回忆录。

　　第二章与第三章的焦点，放在刘吶鸥与何非光两位跨境入中国大陆的殖民地台湾出身电影人。选择这两位人物的理由，其一是因为比起同时期中国大陆出身的其他电影人，他们在电影界的活跃程度毫不逊色。其二，就着重抗日与否的民族主义观点而言，因汉奸而被暗杀的刘吶鸥与在重庆拍「抗战」电影的何非光，两人分属完全不同的类型，但他们的活动轨迹皆可看出一个不得不选择在东亚「想像的共同体」夹缝中求生存的殖民地出身者的通性。

　　第二章讨论的刘吶鸥乃首位在中国介绍现代主义小说的文学者。除此之外他也比中国共产党电影评论家们早一步介绍苏联的蒙太奇理论至中国，并在人称软性电影论与硬性电影论之间的1930年代最大电影理论论争中，扮演主要角色的理论家。他还曾担任新成立于南京的国民党中央电影摄影场的电影制作，是个参与实际作品制作的电影人。但刘吶鸥在中日战争爆发后回到上海，因参与日本军的电影活动而被当成「汉奸」暗杀。关于他身为文学者的一面，在被遗忘近半个世纪后，近年已开始出现评价，但被当成「汉奸」暗杀的电影人期间之活动，仍充满谜团、尚未完全被研究。因此，第二章企图尽可能地双面向地去探究刘吶鸥活动各期间上海、南京的电影政策，以及身为电影人的他所展开的足迹。上海与南京的电影状况，乃参考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档案（以下简称「党史馆档案」 ）、中华民国国史馆档案（以下简称「国史馆档案」）、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资料、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图书馆所藏资料，此外还包括当时的新闻杂志与「战后」出版的回忆录等，从中对国民党的电影统制、左右电影理论斗争、日本军的电影工作等进行探讨。同时思索在各种权力如此错综之中，刘吶鸥为何一度向左翼思想靠近却投身国民党电影摄影厂、又为何被称为汉奸身陷危险之余仍参与日本军的电影工作。关于刘吶鸥本身个人脉络的解析，乃使用他自身的日记、周边人物的回忆录、与当时的新闻杂志。另外，除了仅存部分拍摄家人的家庭式电影外，刘吶鸥制作的电影或新闻电影都行踪不明，故无法参考。

　　第三章探讨何非光。何非光在上海演奸角出名，中日战争期间在重庆拍抗战电影，其数目之多在当时重庆与史东山并称第一。尽管如此，他却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不断地被批斗为「台湾特务」「日本间谍」「反革命的罪人」，在故乡台湾则被当成「滞留于受共党支配大陆的人」，他的业绩仅被记录成资料，未曾被留意、回顾。直到1995年台海两岸民主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他才得以再度以电影人之姿被加入公共电影团体。之后，中国大陆与台湾两地开始重新评价他的作品，2004年由何非光的长女何琳所写的评传也出版。但谈及何非光年少期至重庆时期身为电影人的轨迹，叙述较偏零碎。本书第三章讨论何非光当导演活跃时期重庆当地的电影状况时，以党史馆档案、国史馆档案、美国国立公文书馆（NARA）所藏资料、美国议会图书馆所藏资料、当时的新文杂志与战后出版的回忆录为主，从国共合作时期的电影统制、左右派电影人之间的对立等层面来进行探讨。同时，还会透过当时新闻杂志、本人回忆、长女所写的传记、以及对周边人物的访谈、何非光所演出、导演的电影等等，来解释何非光的电影活动与刻凿在他身上的殖民主义，两者具有无法分割的关连性。

　　结论重新整理殖民期台湾电影周边的政治经济构造，除了确认电影所谓的「现代」与殖民地之间的相关性，同时还可以确知：被殖者台湾人不论在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或是逃离殖民主义跨境入中国，他们都曝露在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以及深受其苦的中国人充满猜疑的眼光所引起的排外式民族主义之下，而不得不持续反复于交涉与跨境的过程之间。

　　仔细聆听他们遗留在「「帝国」与「祖国」的夹缝间」的声音，乃本书目的所在。

【摘录自 第二章　 赴上海：被暗杀的电影人—— 刘吶鸥】

3. 暗杀的背景

刘吶鸥遭暗杀的两个月以前，1940年6月28日担任汪精卫政府派系报社《国民新闻》社长的穆时英遭到暗杀。穆时英是进一步发展刘吶鸥的小说形式与电影理论的新锐作家，两人是私交密切的朋友。穆死后，刘吶鸥以兼任中华电影制作部次长的身分，同时接替穆担任《国民新闻》的社长，在汪精卫为穆时英这位「和平殉难同志」举办追悼大会的隔日9月3日，刘在与中华电影工作人员聚会结束，从京华酒店大厅下楼时遭射杀。中华电影是日本国策电影公司，国民新闻则是由汪精卫担任特务工作的李士群管辖〔马光仁编，1996：880-885〕、〔金雄白，1960：358〕。因此刘吶鸥遭暗杀的新闻，在抗日统一战线被称为「对汉奸的制裁」，汪精卫政府则视为「和平运动者的殉死」。据说同年10月27日在重庆举行的国民党文化工作委员会，史东山在演说最后如此道：「我们电影制作者中不断出现卖国的造反者。其中的造反者代表刘吶鸥，已被我们射杀。这是对造反者的严厉教训。」〔松崎启次，1941：226〕

但施蛰存提到，刘吶鸥是因为透过与日人的关系从赌场获得利益，侵害到上海黑道青帮的经济利益而遭射杀，与政治无关。另外松崎也记载，谣传刘吶鸥遭暗杀是因为演员学校筹备资金卷入金钱纠纷〔松崎启次，1941：276〕。另一方面，辻久一则认为刘吶鸥被暗杀的原因与之前的《茶花女》事件有关〔辻久一，1987：61-62〕。关于穆时英本人，一说是他本怀有重庆政府的密令，「但对汪精卫派的理论抱怀热情，企图与重庆方面切断关系」而遭暗杀，故刘吶鸥本身也不无这种可能。

以上各种说法皆有其根据，现阶段很难判断究竟何者为真，本书的目的也不是在揪出暗杀刘吶鸥的犯人。尽管如此，透过探讨刘吶鸥被暗杀的背景，可以让我们理解刘吶鸥本身参与交涉的背后，存在如何复杂的政治角力。以下根据各说，重新整理1937年以后刘吶鸥周遭与暗杀有关的相关行动与事实关连。

评分☆☆☆☆☆

这本书的标题一开始就让我非常好奇，"在帝国与祖国的夹缝间"，这精准地描绘了日治时期台湾的特殊处境。我一直觉得，那段历史对台湾人来说，情感上是很复杂的。一方面，我们是日本的殖民地，感受到强权的压迫；另一方面，又有许多台湾人积极投入当时的社会建设，甚至因为台湾的地理位置和多元文化，在某些领域（像是文化艺术）展现出意想不到的活力。这本书似乎就是要深入探讨，在这种巨大的政治张力下，当时的台湾电影人是如何在“帝国”的规训与“祖国”（可能是指中华民国，也可能是当时台湾人心中对中国的模糊想象）的期待之间，找到自己的定位，并且进行各种形式的“交涉”和“跨境”的文化实践。我特别想知道，他们是如何在审查制度的限制下，创作出具有台湾在地特色的作品？又是否曾尝试将这些作品推向日本本土，甚至是其他亚洲地区？“交涉”这个词很有意思，它暗示了不是单方面的服从，而是有拉扯、有妥协，甚至可能有暗流涌动的抗争。而“跨境”则让我联想到，当时的电影是否就如同今天一样，能够突破地理的限制，触及更广阔的观众？这本书很可能是一次深入挖掘，带我们看见那些被宏大历史叙事所遮蔽的个体经验和文化挣扎。

评分☆☆☆☆☆

这本书的标题，我必须说，实在是太抓人眼球了：《在帝国与祖国的夹缝间：日治时期台湾电影人的交涉与跨境》。它精准地概括了一个我一直以来都感到好奇且难以言说的历史时期。日治时期的台湾，就像是一块被置于巨大政治棋盘上的棋子，既要承受着来自“帝国”的压力，又要面对来自“祖国”的某种期待（无论这种期待是真实的还是被想象出来的）。我一直觉得，在这样的背景下，艺术工作者，特别是电影人，他们所经历的内心挣扎和创作困境，一定是极其深刻的。“夹缝”这个词，就好像一个隐喻，指向了当时台湾电影人所处的那个狭窄的空间，他们在其中小心翼翼地行走，试图在各种限制中寻找创作的可能。“交涉”更是让我好奇，究竟是怎样的“交涉”？是与日本电影审查机构的智斗，还是在内部寻求同仁的支持，甚至是在某些影片中巧妙地植入反抗的种子？而“跨境”，则开启了另一层想象：当时的台湾电影，是否能够成功地“出海”，去触碰日本本土的观众，抑或是更广阔的亚洲市场？这本书，很有可能是在深入挖掘那些在宏大历史叙事下，被我们忽略的个体命运和文化努力。

评分☆☆☆☆☆

《在帝国与祖国的夹缝间：日治时期台湾电影人的交涉与跨境》这个书名，一读便知，它触及的是日治时期台湾一段极其特殊且充满张力的历史。我一直对那段时期台湾人民的身份认同和文化选择感到着迷，尤其是在电影这种既能娱乐大众又能潜移默化影响人心的新兴艺术形式里。书名中的“夹缝”二字，就形象地勾勒出了当时台湾社会和文化所处的尴尬境地，既在日本帝国的影响下，又在与“祖国”的联系中摇摆。我最想知道的是，书里所说的“交涉”具体是指什么？是指台湾电影人在创作过程中，如何与日本殖民者的审查制度进行周旋，如何在其框架下寻找表达的空间？还是指在不同势力之间的立场和选择？而“跨境”这个词，则让我联想到，当时台湾电影是否曾尝试跨越地理的界限，将作品输送到日本本土，或者是在其他亚洲地区，以何种方式被观看和解读？这本书，很可能是在揭示，在看似被动受殖民的环境下，台湾电影人如何通过各种方式，努力地寻找自己的声音，并在文化上寻求突破与发展，甚至是在国际舞台上留下自己的印记。

评分☆☆☆☆☆

这本书的标题《在帝国与祖国的夹缝间：日治时期台湾电影人的交涉与跨境》仿佛为我打开了一扇尘封的记忆之门。我常常在想，在那个时代，我们台湾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面对日本帝国强大的文化输出和政治影响时，内心深处有着怎样的挣扎与矛盾。书名中的“夹缝”二字，就精准地捕捉到了这种定位的尴尬与无奈。电影，作为一种新兴的、具有强大传播力的文化载体，在当时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是纯粹的统治工具，还是也可能成为被压迫者寻找自我认同、表达内心声音的平台？“交涉”这个词，让我对其内容充满期待。它不像“抵抗”那样直接，也不像“顺从”那样被动，而是一种更为 nuanced（微妙）的互动。我猜测，书里可能会呈现台湾电影人如何在日本人设定的框架下，巧妙地运用叙事、镜头语言，甚至是影片的选材，来传递一些隐喻，或者是在不触怒统治者的前提下，保留一些属于台湾本土的文化基因。而“跨境”，则更是激发了我的想象。那个时代的台湾电影，是否也曾尝试“走出去”，与日本本土、甚至更远的地方进行文化上的交流？它又会以何种面貌，在不同的文化场域中被理解和接受？这本书，无疑将带领我们深入了解那个特殊年代，台湾电影人如何在看似被动的环境中，进行着主动的文化探索与生存实践。

评分☆☆☆☆☆

坦白说，读到《在帝国与祖国的夹缝间：日治时期台湾电影人的交涉与跨境》这个书名，我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许多历史画面。日治时期的台湾，社会结构和文化风貌都经历了剧烈的变迁，而电影作为一种 relativamente（相对而言）较晚传入的媒介，在这种冲击下，其发展轨迹必然是复杂且充满张力的。书名里的“帝国”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日本殖民者，而“祖国”则是一个更具讨论空间的概念，究竟是指彼岸的中国大陆，还是当时许多台湾人内心深处对一个独立自主的“台湾国”的模糊愿景？“夹缝”恰恰点出了这种定位的挣扎。我尤其好奇书中所说的“交涉”具体会是如何体现的。是在剧本创作上与审查制度的周旋，还是在演员选择、拍摄手法上，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在地化”争取？或者，甚至是与殖民政府官员之间的微妙互动？而“跨境”这个词，则让我思考，日治时期的台湾电影，有没有可能超越当时的地理限制，去影响日本本土的观众，或者在东南亚地区留下痕迹？这本书很可能不仅仅是在梳理电影的生产机制，更是在探讨一种文化在殖民背景下的生存策略，一种在两难境地中的艺术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