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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呈现日治时期台湾电影史，并重现台湾电影史中失落的一环。
　　*善用中日语的日记书简、访谈、政治外交档案等新史料解开历史谜团。
　　*解开台湾－上海－重庆三地间电影周边的政治性，并循线勾勒出跨界台湾电影人的足迹。
　　*探索刘吶鸥为何被视为「汉奸」暗杀？
　　*解析何非光为何被「遗忘」？
　　*看殖民时期台湾电影人如何在政治夹缝间，交涉、跨境并为电影艺术卖命。

　　近年来台湾电影在国际上发光发热引起风潮，本书带领大家进入台湾电影起源的日治时期，探索追求电影梦的台湾电影人的故事，拾回电影史中遗落的拼图。

　　因缘际会在日本看到战后历史的台湾电影《悲情城市》、《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点燃作者三泽真美惠教授探究台湾电影史的兴趣，跨界到台湾研究台湾历史，现在由她研究生涯的出发点──台湾大学出版《在「帝国」与「祖国」的夹缝间──日治时期台湾电影人的交涉与跨境》中文版，深具意义。

　　日治时期的台湾电影人，在「帝国」日本与「祖国」中国的夹缝间不断反覆地「交涉」与「跨境」，从电影中寻找自我表现的场域。他们在殖民地台湾展开的「交涉」，为何无法让电影制作走向产业化？在殖民地台湾里，身为被殖民者的台湾人一旦主动想与电影扯上关系，必然需要与殖民主义进行交涉，但这种追求殖民地解放而展开的交涉，却也往往是被迫妥协的受压迫过程。当一心企求超越与殖民主义交涉的局限性时，台湾人有限的选择里，就会浮现「跨境」这个选项。

　　跨境后的电影人刘吶鸥为何被视为「汉奸」暗杀？透过探讨刘吶鸥被暗杀的背景，可以让我们理解刘吶鸥本身参与交涉的背后，存在如何复杂的政治角力。1949年以后的中国，不只何非光，很多滞留大陆的台湾籍的人，中国只要一有政治斗争，他们马上被指为「日本间谍」、「台湾特务」，而备受迫害。曾经积极抗日却滞留大陆的台籍电影人何非光，又为何在战后被海崃两岸故意遗忘半个世纪之久？

　　本书运用各地的档案史料与日记、书简、个人访谈等资料，解开台湾－上海－重庆三地间电影周边的政治性，并循线勾勒出他们的足迹，重新连接起电影史当中失落一环的首度尝试。

作者简介

三泽真美惠

　　1964年出生日本大坂府。1987年庆应义塾大学文学部毕业后曾任职于出版界，后留学台湾。1999年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士班毕业。2004年东京大学大学院总和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专攻博士后期课程学分修毕。曾任早稻田大学演剧博物馆21世纪COE事业客座研究助理，现为日本大学文理学部中国语中国文化学科教授。2006年以〈植民地期台湾人□□□映□活动的轨迹──交涉□越境的□□□□□□〉取得东京大学博士（学术）学位。着作包括《殖民地下的「银幕」──台湾总督府电影政策之研究（1895-1942年）》（2002）。最近论文着作有〈米国广报文化交流局（USIS）□台湾「自由」映□阵营的形成〉（2009）、〈「战后」台湾□□□□「日本映□见本市」──1960年的热狂□批判〉（2010）、“ From Censorship to Engagement: China’s Regulation of Motion Picture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 Modern Asian Studies Review Vol.3 (2010)等。

凡例

序章
第一节 研究课题
第二节 研究视角
1. 台湾史研究的固有脉络
  「交涉」与「跨境」
2. 电影史研究的「中心－边陲」
  日本电影史研究的「帝国史」视角
3. 做为一种方法性概念的电影
  电影所可视化的问题∕电影统制的分析架构
第三节 研究架构
  研究范畴∕各章的构成与资料

第一章 在台湾──殖民统治下台湾电影人
第一节 绪论
  关于日治期台湾电影史的先行研究∕殖民地台湾的合法性
第二节 电影的区隔式普及与统制
1. 市场的形成（~1920年代中期）
  总督府与民间日本人的互助性电影活动∕都市地区电影院的普及∕透过警察 与教育者的积极电影统制∕与殖民母国同步演进的消极电影统制∕电影市场成形期的社会背景
2. 市场的扩张与多样化（1930年代中期）
  中国电影的进口∕消极的电影统制──总督府极权式影片检阅的开始∕电影市场的扩大∕积极的电影统制──全新展开的摸索
3. 市场的一元化（1930年代中期至1945年）
  消极的电影统制──对跨境性的警戒∕台湾人的戏院经营与辩士的增加∕积极的电影统制──情报统制机关的设置、对台语的应对
第三节 电影接受上的特征
1. 日治期台湾的民族主义与电影接受
  对民族资本电影的支持与外来电影的排斥∕日本官方民族主义的行动倾向∕对中国电影广受欢迎的警戒心∕台湾人的民族主义行动倾向∕享受政治宣传的大众？∕未浮现对日本电影的排斥
2. 台语解说所造成的「临场式本土化」
3. 电影接受的特征与电影制作不发达的关系
  从《血痕》一例看市场规模问题∕「临场式本土化」所产生的替代消费
第四节 「交涉」的诸种样貌
1. 殖民地台湾人的电影制作活动
  「交涉」所产生的双重束缚──《望春风》
2. 台湾人的非营利电影放映活动
  文协的电影放映活动∕美台团的电影放映活动∕美台团的挫败∕合法「交涉」的侷限性
第五节 小结

第二章 赴上海：被暗杀的电影人－－刘吶鸥
第一节 绪言
  先行研究与问题点
第二节 中日战争前中国的电影普及与管制
1. 现代都市「上海」的多样性格
2. 电影市场的扩大（~1920年代）
3. 南京政府的电影统制与电影界的政治化（1928年~1937年）
  积极电影统制与中电的成立
第三节 脱离「帝国」
1. 「殖民地出身者的不幸」
2. 「胸底无国旗」者的立足之地
第四节 在上海的电影活动
1 从文学到电影
  出版事业的挫败
2. 从左翼批判到向国民党靠拢
  「软硬电影论争」∕在大型电影公司进行的电影制作
3. 电影理论与电影制作之间的分岐
  与鲁迅的争执∕《永远的微笑》的评价∕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受到孤立
第五节 南京的国民党电影摄影棚
第六节 「孤岛」上海的电影统制
1. 战时下的上海电影界与国民党的电影统制
  消极的电影统制－－检阅体制的混乱∕积极的电影统制－－统一的电影统制机关设置案
2. 「对日协力」
  协助日本军的电影统制∕「中华电影」成立后
3. 暗杀的背景
第七节 小结

第三章 前往重庆：被遗忘的电影人－－何非光
第一节 前言
第二节  对殖民主义的抵抗
1. 台中：1913－1927年
2. 东京：1927－1928年
3. 台中：1928－1931年
第三节  上海的「他者」
1. 殖民地出身的「他者」
2. 做为演员进入电影界
3.做为「他者」的「反派」
第四节 中日战争时期中国的电影统制
1. 战争时期新闻影片的制作
2. 中制的成立
3. 流通与上映网络的确保
4. 委託香港电影界制作
第五节 在重庆的电影活动
1. 在东京进行戏剧活动再前往重庆
2. 导演何非光面临的权力政治
  「文人」与「艺人」的界线∕与阳翰笙的不睦∕「留日派」∕加入国民党∕在香港的电影制片工作∕加入「中央训练团」
3. 「他者也有脸孔(表情)」之论述
第六节  小结

终章

后记
参考文献
图表清单
索引

【摘录自 第二章　 赴上海：被暗杀的电影人—— 刘吶鸥】

3. 暗杀的背景

刘吶鸥遭暗杀的两个月以前，1940年6月28日担任汪精卫政府派系报社《国民新闻》社长的穆时英遭到暗杀。穆时英是进一步发展刘吶鸥的小说形式与电影理论的新锐作家，两人是私交密切的朋友。穆死后，刘吶鸥以兼任中华电影制作部次长的身分，同时接替穆担任《国民新闻》的社长，在汪精卫为穆时英这位「和平殉难同志」举办追悼大会的隔日9月3日，刘在与中华电影工作人员聚会结束，从京华酒店大厅下楼时遭射杀。中华电影是日本国策电影公司，国民新闻则是由汪精卫担任特务工作的李士群管辖〔马光仁编，1996：880-885〕、〔金雄白，1960：358〕。因此刘吶鸥遭暗杀的新闻，在抗日统一战线被称为「对汉奸的制裁」，汪精卫政府则视为「和平运动者的殉死」。据说同年10月27日在重庆举行的国民党文化工作委员会，史东山在演说最后如此道：「我们电影制作者中不断出现卖国的造反者。其中的造反者代表刘吶鸥，已被我们射杀。这是对造反者的严厉教训。」〔松崎启次，1941：226〕

但施蛰存提到，刘吶鸥是因为透过与日人的关系从赌场获得利益，侵害到上海黑道青帮的经济利益而遭射杀，与政治无关。另外松崎也记载，谣传刘吶鸥遭暗杀是因为演员学校筹备资金卷入金钱纠纷〔松崎启次，1941：276〕。另一方面，辻久一则认为刘吶鸥被暗杀的原因与之前的《茶花女》事件有关〔辻久一，1987：61-62〕。关于穆时英本人，一说是他本怀有重庆政府的密令，「但对汪精卫派的理论抱怀热情，企图与重庆方面切断关系」而遭暗杀，故刘吶鸥本身也不无这种可能。

以上各种说法皆有其根据，现阶段很难判断究竟何者为真，本书的目的也不是在揪出暗杀刘吶鸥的犯人。尽管如此，透过探讨刘吶鸥被暗杀的背景，可以让我们理解刘吶鸥本身参与交涉的背后，存在如何复杂的政治角力。以下根据各说，重新整理1937年以后刘吶鸥周遭与暗杀有关的相关行动与事实关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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