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不服从！：梭罗最后的演讲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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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者： Henry David Thor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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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到「要钱还是要命」的政府，为什么我就要赶快把钱送上？

　　亨利．梭罗最犀利、幽默的演讲
　　逝世150週年纪念全新中译本

　　收录梭罗最具影响力的两篇演讲〈公民不服从〉与〈没有原则的生活〉，句句箴言，闪耀真诚的光芒，带你重新认识近代史上最叛逆的灵魂。

　　梭罗的经典语录

　　◎ 若只想到自身的利益，就很容易被政府掌控，甚至自愿上当。

　　◎ 政府可能处境艰难，狗急跳墙，只是我也爱莫能助。政府必须跟我一样，自己想办法，哭哭啼啼解决不了问题。

　　◎ 应该先学会做人的道理，再来才是当个好国民。

　　◎ 我们习惯把事情进展不顺利，归咎于大众还没准备好要改变；但是实际改革的速度如此缓慢，是因为少数人也没聪明到哪里去。

　　◎ 虽然多数人没有像你那么善良，但这不是你要关心的重点，因为只要良善没有杂质，就会在社会中渐渐发酵。

　　◎ 讲道义的人还好摆平，半路杀出来的卫道人士反而难搞定。

　　◎ 聪明人不会把成败交给机缘，也不会妄想靠多数人的力量来成事。

　　◎ 最显而易见的错误，只有在最冷漠的人群中才能看到。

　　◎ 我们人的一生应该成为反摩擦力，抵抗不义的事情，让政府这部机器停摆。

　　◎ 我觉得上帝站在正义的这一方，不用再等其他人了。如果你更坚守正义，就是比别人提早加入多数人的阵营。

　　◎ 金钱是人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随之而来的；死要钱绝对不是美德。

　　◎ 如果人变有钱之后，会去实现穷苦时想要做的事，就是对文化最大的贡献。

　　！！！？？？

　　有一天，梭罗去跟鞋匠拿修好的鞋子，路上警察以他拒缴人头税为罪名，将他逮捕入狱。但有人代缴了税金（据说是他的姑妈），所以他很快获释。1849年他发表着名的演说〈公民不服从〉，告诉乡亲，其实不应该傻傻地效忠政府，因为公民有不服从恶法或暴政的义务。

　　梭罗的影响无远弗届，公民不服从的精神让同一个时代的托尔斯泰深深感动。往后更是启发了甘地、马丁路德．金恩，发起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更别忘了，21世纪还有茉莉花革命与佔领华尔街运动。

　　梭罗的影响还有另一个重要的面向：他认为把工作、赚钱当成第一要务，这样的生活很可惜。他反问，我们人活着是为什么？难道只是汲汲营营，最后才发现自己根本没真正活过？
　　
　　关于生活，梭罗在〈没有原则的生活〉中建议：
　　．做自己热爱的事，不要骗自己为薪水工作。
　　．不要僱用只为钱工作的人。
　　．商业活动发达不等于文明进步，人性的价值才是真正的宝藏。
　　．不要浪费时间在肤浅的新闻和八卦上。

　　梭罗是「简单生活」的始祖，「简单！再简单！」是梭罗身体力行的信条，内省的态度也唿应他在《湖滨散记》中所说的，保持内心清明，才能听见自己内在的鼓声。他的追随者无数，最为津津乐道的是贾伯斯把梭罗的信念实践在他的产品设计上，以品味「简单」的美，改变人类的生活。

作者简介

亨利．梭罗 (Henry David Thoreau)

　　生于十九世纪的美国文人。写就《湖滨散记》，喜欢旅行。家里开铅笔工厂，当过土地调查员，念过哈佛，老师是爱默生。坐过一夜牢，因而写下〈公民不服从〉，认为不论是当官的还是普通人，做人处事要凭良心。

　　他力行简单生活，无不良嗜好，不喝咖啡或茶，反对所有把生活变得复杂的人事物，如：白目无能的政府、拿钱办事这种态度等等，详情请见〈没有原则的生活〉。他的思想纯粹而有力，影响了无数坚持信念的灵魂。

译者简介

刘粹伦

　　在台大念历史，荷兰艺术学院念创作。断断续续住过欧洲，喜欢散步、看舞剧。目前住台北，成立红桌文化，夏天出书，冬天读书。合译的作品有《风格就是你》、《有毒污泥爱你好》。

《公民，不服从！：梭罗最后的演讲》 引言：个体良知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永恒张力 亨利·戴维·梭罗，这位十九世纪美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思想巨擘，其一生都在探寻个人良知与国家机器之间微妙而又尖锐的平衡点。他不仅是《瓦尔登湖》中隐居自然的哲人，更是一位深刻介入社会现实的行动主义者。本书并非简单地梳理梭罗的生平事迹，而是聚焦于他思想发展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往往被低估的面向——他对公民责任、政治义务以及非暴力反抗的系统性思考。 梭罗的生平充满了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坚持。从他拒绝向一个他认为不正义的国家缴纳人头税，到他对美墨战争和奴隶制的激烈谴责，他的行动是其哲学理念最直接的体现。本书深入剖析了“公民不服从”这一概念的哲学根源，探究梭罗如何将古希腊的斯多葛主义、清教徒的个人责任感以及他自身对自然规律的洞察融为一体，构建出一种激进的个人主义政治伦理。 第一章：觉醒的时刻——马萨诸塞州的政治微观世界 要理解梭罗的抗议，必须首先回到他成长的土壤——十九世纪中叶的新英格兰。这是一个信仰与商业交织，同时又被奴隶制阴影笼罩的地区。本章将细致描绘康科德镇的社会图景，分析影响梭罗思想的直接事件，特别是美国对墨西哥的战争。 梭罗认为，沉默即是默许，对不义行为的参与，哪怕只是间接的纳税支持，也构成了一种道德上的共谋。本书详尽考察了梭罗被捕入狱的事件，并非将其浪漫化为简单的“受难记”，而是将其置于当时美国宪政危机的背景下。他所挑战的，不仅仅是具体的某项法律，而是法律本身所代表的、凌驾于个人道德之上的绝对权威。他的“不服从”不是无政府主义的狂欢，而是一种基于深度道德确信的、有节制的政治行动。 第二章：良知高于法律——非暴力抵抗的理论基石 “我的良知是我唯一的主权。”这是梭罗政治哲学的核心。本章致力于解构他关于“个体良知”的优先性论断。梭罗认为，一个正义的社会，其法律必须反映普世的道德真理。当法律与道德发生冲突时，公民的首要义务是对道德真理负责，而非对国家机器负责。 我们将对比梭罗的思想与后世的非暴力抵抗运动。虽然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的实践远比梭罗的理论更具系统性和组织性，但梭罗提供了一个深刻的起点：抵抗必须是精神性的、个体性的，并且必须以承担后果为代价。他强调，抵抗不是为了制造混乱，而是为了唤醒集体的良知。通过细致分析他留下的笔记和信件，我们可以看到他如何权衡个人自由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张力。梭罗拒绝了仅仅停留在口头上的同情，他要求的是“行动的激情”。 第三章：对“多数暴政”的警惕与批判 梭罗的时代，是美国民主制度快速膨胀的时期。然而，他敏锐地察觉到，多数的意志并不天然等同于正义。本章将聚焦于梭罗对“多数人暴政”的深刻警惕。他认为，一个社会如果允许多数人通过投票来决定少数人（如奴隶）的命运，那么这个社会的基础就已经腐朽了。 本书探讨了梭罗如何看待“政治参与”的质量而非数量。对他而言，投票并非终点，而仅仅是起点。真正有价值的公民行为，是个体对国家政策的持续、批判性的审查。他区分了不同层次的公民行为：从消极的旁观到积极的、甚至带有自我牺牲色彩的直接行动。他倡导的“智者之声”，即少数坚持真理的人的声音，其分量应超越庸众的喧哗。 第四章：经济基础与精神自由的辩证关系 梭罗的“不服从”策略，其个人实践层面，体现为对物质主义和过度消费的拒绝。他认为，现代社会构建了复杂的经济系统，人们为了维持虚假的需求而牺牲了时间与精神的自由，最终沦为自己创造的制度的奴隶。 本书将考察梭罗如何将政治抗议与简朴生活（Simple Living）紧密结合。他的著名论断“过多的财富只会带来过多的麻烦”，并非一句清教徒式的道德说教，而是对政治异议者实用性的考量。如果一个人被自己的物质需求所束缚，他就失去了对抗体制的“机动性”和“自由度”。因此，精神上的独立和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构成了他进行有效公民不服从的物质前提。 结论：梭罗的遗产与当代意义 梭罗的思想，在一百多年后，依然以其原始的冲击力挑战着现代社会。他的“最后的演讲”，与其说是对特定事件的总结，不如说是一份跨越时空的道德宣言。 本书最后一部分将探讨，在信息泛滥、全球化协作日益紧密的今天，梭罗所倡导的个体良知实践如何转化为有效的社会变革力量。我们如何在一个被复杂官僚体系和全球资本网络统治的时代，实践那种清晰、坚定且不容妥协的“不服从”？本书旨在引导读者超越对梭罗的简单标签化认知，将其视为一个持续的、要求我们直面自身道德责任的永恒提问者。梭罗留给后人的，不是一套固定的行动指南，而是一种勇于“独立思考、独自行动”的精神遗产。

洗脑与无脑    序∕管中祥 
廿一世纪必修的生活哲学    导读∕马万利 

公民不服从
不服从之后…    行动∕追随者记事
没有原则的生活

译註

序

洗脑与无脑

　　梭罗，这位在社会运动圈具有「导师级」份量的人物，曾移居到离家乡康科德城不远处，在优美的瓦尔登湖畔，尝试过一种简单的隐居生活。

　　移民到乡村隐居，相信是许多厌倦在都市生活的人常有梦想，我，也不例外。在高雄出生、成长，住了廿年，在台北读书、教书廿二年，习惯都会节奏的我，两年前举家南迁，搬到嘉义民雄开始「乡间」生活。

　　以前住在永和乐华夜市旁，在这个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繁华小城，想吃什么就有什么，走两步路不只有好几家便利店、大卖场，还有KTV、连锁书店、速食餐厅、百货公司。满满的人潮，从来不觉得孤单；四通八达的捷运，一不小心就滑到另一座高楼耸立的丛林。

　　搬到民雄，并不习惯，除了几个人潮稍多的聚落，一眼望去尽是凤梨。想买个东西，虽可在村子里的小店解决，但若是不经意想起了慾望城市里的种种美好，还得驱车到几十公里外的百货商城，才能找回遗忘在城市里的心灵。

　　这种焦虑是短暂的，不到几个月，我们已把民雄当作真正的家。因为，突然发现台湾的天空原来这么美丽，白云可以随意，彩虹可以任性，还有，人跟人相处竟然不用心机。

　　最神奇的是，慾望起伏会随着身体的移动而变化，一向是「3C控」的我，喜欢蒐集科技新品，一到台北总觉得好多新玩意、新配件得赶快买，奇妙的是，每次一回到嘉义，却勐然发现，这些酷炫东西都是多余。

　　台北的天空离我越来越远，住在乡村，有时彷彿过着遗世独立的生活，幻想着帝力于我何有哉。

　　然而，幻想终究只是幻想，许多时候，我们即使只想简简单单、安安稳稳按着心中的价值过生活，恐怕并不容易。你想远离怪兽，但怪兽却总是追着你跑，就好像梭罗，只是想淡淡定定地对得起自己内心小宇宙的小正义 ，表达心中累积已久小不爽，拒缴人头税，就被逮补入狱。

　　这个例子有其时代背景，缴税是好公民应尽的义务，不缴税就是破坏了社会的游戏规则，被抓去关也只是刚好而已。况且不缴税，政府就没有钱，没有钱，就没有健保、没有教育、没有军备、没有建设，政府也无法运作。一旦政府不能运作，我们就失去医疗、失去教育、失去建设、失去保护，我们就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成为漂流在海上的难民。

　　但问题就在这里，我们缴税是为了能过更好、更稳定、更简单的生活，如果达不到，我们还是要缴税吗？

　　其实，更多时候，你真的只想做个规规矩矩的好公民，按照政府订好的游戏规则来走，但没想到天总是不从人愿。

　　你想安安稳稳的种田度日，但政府却突然强征土地，把怪手开进你家稻田；你想平平静静地守着祖先的老厝，但政府却更新你的社区，让怪手强拆你家；你想认认真真地工作，安稳度过余生，但工厂却故意恶性倒闭，政府也不想帮你；你只是开开心心的和朋友在街上闲晃，警察却控告你强姦杀人，政府让你蹲了廿一年的苦牢。你爱好和平，政府却要用你的钱强购军备；你爱好自然，政府却要用你的钱破坏山林——你有你的所爱，但政府未必爱你爱的。

　　可是，就算是这样，除了偶尔的小抱怨，难得採取的小革命，得到了一些小确幸，大部分的时间你也不会想太多。你甘愿谨守着政府强加给你的游戏规则，过着自以为幸福的小日子，从不质疑这规则到底合不合理！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政府会用尽各种方法帮你洗脑、让你无脑，让你死心塌地爱上他。

　　相信比「六年级」还资深的人，一定看过伟大的蒋公被逆流而上的鳟鱼激励到成为总统的故事；也一定知道吴凤曾经一度是牺牲性命教化原住民从良的一代伟人。那个时候，学校告诉我们看到国旗要立正，看到铜像要敬礼，看电影前要先唱国歌，作文结论一定要硬扯上反攻大陆，如果不说「国语」就要被罚五块钱。

　　这样的党国思想教育，其实也不是新鲜事，中国第一位皇帝秦始皇不就大举焚书坑儒，汉武帝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日本人统治台湾时，只让台湾人学农、学医，绝不让你碰政治。而香港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后，也计划推行德育与国民教育，告诉人民「共产党是进步、无私与团结的执政集团」，要求学生要「为自己是中国人而高兴」，要求「教师如发现学生对国家民族的感情不太强烈时，不要批评，并接纳其表现，但仍请学生为此作自我反省」。不论古今中外，政府总是有志一同，目的无他，就是不要你知道太多、想太多，帮你洗脑，让你无脑。

　　不只政府，媒体也通常是和政府站在一起干同样的事。

　　记得唸小学时，有天学校突然广播：五、六年级的同学请到操场集合。于是，一群青春无邪、善良纯真的小孩被老师带到附近的二轮戏院，观看爱国大戏《英烈千秋》。这不是什么校外教学，而是集体「洗脑」，那几年台湾常常与其他国家「断交」，只要政府和人家「切八段」，电视及戏院就会不断重播可歌可泣、教忠教孝的爱国电影。

　　当然，现在的政府不会愚蠢到用这样的手法骗取你的效忠，相反的，在资本主义时代，是用金钱来换取你的真心。政府每年大量的新闻置入性行销，将宣传化为新闻，利用你对新闻的信任，用你的钱洗你的脑，更狠一点的，还会「收买」名嘴，用客观公正包藏祸心。

　　除了偶尔会看到少数的深度报导，大部分的电视新闻总是制造对立、侵犯人权、内容腥羶、肤浅无脑；电视里，行车纪录器和YouTube画面、艺人脸书与微博的言论当道，新闻琐碎、重复到让人看过即忘的地步。有时好不容易报导一下国家大事，却被简化成二元对立，让两边的支持者脑袋生烟，根本忘了为啥而吵。长期下来，因为新闻政治化、娱乐化、无脑化，让人离公共事务越来越远，新闻媒体也成了滋养极权主义再起的温床。

　　面对这样的窘境，你当然可以像香港一样来个十多万人上街的「反国教洗脑运动」，也可以在台湾搞个「反媒体垄断、反媒体无脑大游行」，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大干一票。但我猜，如果梭罗活在现在的台湾，在你东搞西搞之前一定会先大声斥喝：先关掉让人脑残的电视机吧！走出电视，走入乡间，别让自己的脑袋被鸡毛蒜皮的事攻陷，要了解永恆，认认真真地听自然的声音。

　　如果，你就这样以为梭罗是那种要你拒绝媒体、隐入乡野，当个不问世事的假文青，那就大错特错了。高喊「公民不服从」的梭罗，虽然要我们别随着琐碎的新闻起舞，但更要提醒我们，压迫就和魔鬼一样，藏在各式各样的细节里，无孔不入，我们需要严肃以对，在日常生活里具体战斗，这样才能对抗洗脑加无脑。

　　写到这儿，也让我不由得想起刚搬到中正大学教师宿舍时看到的感人画面：有位年轻的教授带着孩子在校园里无忧地嬉戏，伴着斜阳、迎向微风，心想，人间最美的风景也不过如此，然而，为一切美好而感动时，心里却突然尖叫一声：「Ｘ！国立大学的老师要革命是不可能的啦！」是的，过太爽，就算不被洗脑，也可能变得无脑！

管中祥（中正大学传播系副教授）

导读

廿一世纪必修的生活哲学

　　独居湖畔的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今天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在议会里，在论文中，在毕业典礼上，甚至是婚礼上——尽管梭罗终身未婚，人们对他的那些话频频征引，颇为得意。

　　不少人都同意，梭罗是「美国的第欧根尼（Diogenes）」；中文读者甚至会联想到陶渊明。实际上，梭罗本人从不以「隐士」自诩；后世学者也发现，梭罗「旅居」湖畔的两年多时间里，不时有爱默生等人造访。他说：「我到林中去，因为我希望过一种审慎的生活，只面对生命中最本质的事物，看看我能否学到它必然教给我的东西，不要到死了才发现，其实我没有活过。」（《湖滨散记》）

　　应当说，梭罗是多面的。美国学者康拉德（Randall Conrad）描绘了梭罗的五副面孔：哲学家与艺术家、科技发明人、激进的反奴隶制者、公共事务活跃份子、不息的生命之河。今天的环境主义者为梭罗又加了第六副面孔：环保先驱，此言不虚。

　　中国知识分子崇尚「进有孔孟，退有老庄」。这本小书里，〈公民不服从〉与〈无原则的生活〉凸显了梭罗「一进一退」的两副面孔，二者交相辉映，让我们读到梭罗进退之间的智慧与从容。

　　〈公民不服从〉写于1849年，与梭罗本人此前的纳税风波有关：

　　1839年，梭罗的名字被列入康科德镇的纳税人名单。

　　1840年，梭罗的名字被列入「第一教区」纳税人名单，他拒绝缴纳，被威胁要坐牢，好在有人替他缴了税。梭罗要求将自己的名字从教会纳税人名单上除去，得到了同意。

　　1842年，梭罗停止缴纳人头税。

　　1846年7月24或25日，在从瓦尔登湖返回镇上修鞋的途中，梭罗被镇警斯坦普斯（Sam Staples）逮捕，在牢里关了一夜。第二天有人替他缴了税款后，梭罗获释。

　　中文语境里的读者或许纳闷，公民纳税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梭罗为何如此离经叛道？

　　实际上，梭罗并非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拒税坐监有先例可循。1840年，有位叫奥尔科特（Bronson Alcott）的人拒绝缴纳人头税，于1843年1月17日被捕，关在后来梭罗被关的同一所镇监狱里。奥尔科特只被关了两个小时，替他纳税的人叫豪尔（Samuel Hoar）。

　　在十九世纪初，新英格兰地区兴起了「不抵抗运动」，着名的废奴斗士加里森（ William Lloyd Garrison）于1838年创立了「新英格兰不抵抗协会」。该协会不仅反对个人和国家的任何暴力，而且反对任何与这种暴力的合作。在他们看来，在一个拥有常备军、常备警察或者监狱的国家里担任公职，就是与暴力合作。因此，一个人不应该做这样的官员，不应该在这种国家里参与选举，不应该加入这样的国家或教会，不应该纳税。

　　奥尔科特的拒税行为以及「新英格兰不抵抗协会」有助于我们理解梭罗的拒税和入狱。在〈公民不服从〉中，梭罗解释说：「我不懂为什么要教师缴税来资助牧师的生活，而不是牧师缴税来资助教师的生活？……公民讲堂应该把税单拿出来，要求国家、教会支付他们的开销。」

　　至此我们很容易明白，梭罗不承认教会有权对自己征税，要求教区将自己的名字从纳税人名单上除去，幸运的是，他的这一要求最后得到了认可。同样，梭罗也不承认镇政府有权对自己征收人头税，并停止缴税，但不幸的是，此举引来了一夜之狱，虽毫发无损，但心生不平。于是，就有了〈公民不服从〉。同情乎？合理乎？读者自有品味。

　　在〈没有原则的生活〉 中，梭罗沈吟道：「先让我们思考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该文问世于1854年，最后1863年公开发表时才有此名。这个标题容易让人误解。「原则」一词原文为principle，含有「原理」之意。「没有原则的生活」，其实意为「丧失生活本来意义的生活」，即，那种「以金钱为第一目标的生活」，这是梭罗所不齿的。

　　〈没有原则的生活〉印证了梭罗「简单些，再简单些」的人生格言，也可以说是梭罗的生命绝响。美国学者哈丁（Walter Harding）在纪念梭罗百年诞辰时说：「〈没有原则的生活〉寥寥几页，却道出了梭罗哲学的精华所在……它是纯粹的超验主义，是对追随内心之光的唿喊。」另一位美国学者肯比（Henry Seidel Canby）说：「〈没有原则的生活〉是梭罗『消极』人生观的精华所在。这位美洲土拨鼠般的梭罗，不断磨砺自己的牙齿，直到它们成为粉齑。」

　　没有原则的生活丑态百出，梭罗列举了这方面形形色色的众生相，让人读罢捧腹，又心生同情。那么，甚么是「有原则的生活」呢？读者自然也可以通过阅读这篇文章去体会、去发挥。有趣的是，美国今天有一个团体名叫「有原则的生活」（Life with Principle），旨在弘扬和践行梭罗的「原则」，我们可以从中略窥一二：

　　「听那不同的鼓声」；
　　「三A」生活，即觉醒（Awake）、认知（Aware）和活力（Alive）；
　　审视蝇营狗苟的生活；
　　活在社会；
　　活在自然；
　　直面卑微与庄严。

　　热爱独处的梭罗不愿意影响他人，但他的影响穿越时空；甘地、马丁路德．金恩，甚至托尔斯泰都受到他的影响，这已是共识。今年（2012年）是梭罗逝世一百五十週年，五月六日是这位先哲的忌日；七月，美国「梭罗学会」（Thoreau Society）在瓦尔登湖地带组织为期四天的集会，进行远足、泛舟和学术讨论等活动，引来世界各地「梭迷」的加入和关注。在他们心中，梭罗既是文学经典，又是大众偶像，他的身后蕴藏着丰厚的真知灼见，为今天喧嚣世界的人们带来安宁。美国当代着名的文化学者、哈佛大学教授彼尔（Lawrence Buell）预言，「梭罗这个人物在二十一世纪会比在二十世纪时更启发大众、激励人心」。

　　这两篇文章不是梭罗作品的全部，导读也深恐沦为误导。本文根据「梭罗学会」官方网站的众多链接材料，辅以本人有限的阅读，或译或撰而成，引文未一一标明出处。不当之处难免，读者诸君当「听那不同的鼓声」，不为本文所误。

马万利
（1968年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历史学博士，导师为刘北成。2010-11年为美国宾州大学麦克尼尔早期美国研究中心（MCEAS）访问研究员。现为大连理工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西方思想文化史，近些年致力于学术译介，有多部译着问世。）

〈公民不服从〉

1848年1月26日梭罗在康科德公民讲堂演说〈个人对政府的权利与责任〉（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the Individual in relation to Government），这场演讲的内容就是现在这篇文章的原型。1849年以〈反抗公民政府〉（Resistance to Civil Government）为题，把讲稿发表在美国教育家皮芭蒂 创办的《美学期刊》（Æsthetic Papers），可惜这本期刊只发行创刊号就停办了。梭罗辞世四年后出版的梭罗选集《美国人在加拿大：反蓄奴与改革论文》（A Yankee in Canada, with Anti-Slavery and Reform Papers, 1866）便收录了这篇文章，题名为〈论公民不服从的责任〉（On the Duty of Civil Disobedience）。我们不知道梭罗是否用过「公民不服从」这个词，但如今只要谈到这个概念，就不能不讲到梭罗，而这篇文章尔后被大家称作〈公民不服从〉。

「政府管得愈少愈好」 这句话我由衷赞同，也希望能循序渐进地实现。只要继续这样下去，我想最后这句话会变成「政府什么都不管最好」。等大家都准备好了，什么都不管的政府就会出现。政府之所以会成立，只是应一时之需；不过，大多数的政府常搞不清楚状况，而且所有的政府都有办事不力的时候。如今，反对常备军 的声浪日益高涨，这股民意理当渐渐成为主流，而且可能会演变成反政府的声音。原本常备军是政府的武装配备，而政府乃是人民选出来当作行使自身意志的唯一管道，无奈，政府跟军队一样，很容易在还没执行人民的意志之前就先滥权，导致弊端丛生。最近发生的美墨战争 就是一例。这场战争是少数人公器私用的结果，要是人民作主，当初就不会同意用这种手段处理问题。

眼前这个美国政府是沿袭旧制，历史虽短，但很努力想把它好好地传给后代，然而在过程中却逐渐丧失诚信。这个政府没有活人的意志与力量，因为只要随便一个人就可以恣意摆佈它。人民把政府当成装饰用的木枪，不过，这枝木枪也并非全然无用。我们之所以有政府，是因为想听见结构复杂的机器嘎嘎作响，觉得好像有个政府在替自己做事。政府之所以存在就表示：人民只想到自身的利益，所以很容易被政府掌控，甚至自愿上当——不可否认，「政府」这种设计真的很高明。实际上，这个政府一直没有什么作为，只是不务正业，更乐得轻松：既没有捍卫国家自由，也没有解决西部问题，更不曾教育人民。美国人民固有的性格造就了眼前的一切，若非政府不时从中作梗，其实能做到的更多。有政府是权宜之计，这样大家自扫门前雪就好，然而政府也因此更不会为人民着想。美国的经贸除非是用西印度群岛产的橡胶 制成的，不然哪来的弹力跳过议员设下没完没了的障碍？如果不考虑这些议员投票的动机，纯粹从立法的影响来看，他们真的应该跟恶意破坏铁轨的人归为同类，接受处罚。

话虽如此，我这个公民不会那么不切实际，和那些自称无政府主义的人一个样儿 。我不主张废除政府，但要求政府要立即改善；如果每个人都说出自己尊敬的政府形态，我们就更有机会拥有像样的政府。

毕竟，人民一旦当家作主，多数人就能够长时间地主导大局——不是多数人的想法比较正确，也不是这样对少数人最公平，而是多数人佔了「多数决」的优势。不过，我们也不难理解，要是政府做事都是多数人说了算，正义就无所依归。有没有哪个政府里面是多数人凭着良心做事，不是依赖表象评断是非对错？多数人只决定眼前需要变通的问题就好，而不是决定国家的百年大计？难道公民完全不能要求议员凭良心做事吗？那良心是用来干么的？我认为，我们应该先学会做人的道理，再来才是当个好国民。政府教育人民要尊重法律、法律即正义，此举实不可取。人民唯一的义务是：无论何时，都只凭良心做事。虽然组织本来就没有良知可言；但若成员有良心，那么组织就会有良知。我们要知道，法律不会让人更讲道义，每每因为遵守法律，人民反而沦为不义之事的帮兇。不适当地尊重法律，自然会导致这种下场：整队军人，上从将军、团长、统帅，下至下士、小兵、火药手浩浩荡荡，翻山越岭，违背自己的意愿、判断跟良心投入战场，也因此举步维艰，于心不安。这些人也爱好和平，很清楚战争只是份内的工作，但是，他们在战场上有被当作是人吗？还是被某些寡廉鲜耻的当权者，当成机动性的小型弹药库跟堡垒？如果去参观海军造船厂，请仔细看看这批美国政府打造的海军陆战队，人性完全被泯灭，虽然有血有肉，但看起来就像活死人，虽说战死沙场只是早晚的事，然而哀乐响起：

评分☆☆☆☆☆

这本书所带来的思考，是持久而深刻的。它并非一本教人如何行动的指南，而是一本引导人如何思考的书。作者以其独特的视角，揭示了社会中许多不为人知的运作机制，以及这些机制如何影响着个体的自由和选择。他对于“不服从”的阐释，并非是一种简单的对抗，而是一种更具智慧的、基于独立思考的行动。他认为，真正的“不服从”，源于对个体良知的深刻体认，以及对社会不公的理性反思。这种不服从，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是为了维护内心深处的正义感，为了推动社会朝着更公平、更自由的方向发展。我尤其欣赏他对“沉默”的剖析。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习惯了表达，但有多少时候，我们的表达是空洞的，有多少时候，我们只是在重复别人的观点？而当面对真正的不公，我们却选择了沉默。作者的文字，如同涓涓细流，缓缓地渗透进我的意识，引发了我对诸多问题的深层次思考。它让我认识到，做一个真正的公民，需要勇气，需要智慧，更需要一份对真理和正义的执着追求。这本书，无疑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评分☆☆☆☆☆

这本书的出现，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意外的惊喜。它不是一本速食读物，而是需要反复咀嚼、细细品味的经典。作者的文字，看似朴实无华，实则蕴含着深邃的哲理。他以一种温和而坚定的语气，阐述了他对于公民责任、社会义务以及个体自由的理解。我特别被书中关于“良知”的论述所打动。在许多喧嚣的口号和激进的行动面前，作者回归了最本真的个体良知，将其视为一切判断和行动的最终依据。他强调，当社会规则与个人良知发生冲突时，个体的良知应当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种观点，在当下这个信息混杂、道德边界模糊的时代，显得尤为珍贵。他并没有鼓吹盲目的反抗，而是提倡一种理性、自觉的“不服从”。这种不服从，是一种对内心真理的忠诚，是一种对个体尊严的捍卫，是一种对社会进步的潜在推动力。阅读过程中，我常常会陷入沉思，反思自己过往的行为，是否足够忠于自己的良知？是否在无意中成为了规则的附庸？这本书，让我重新审视了“公民”这个身份的内涵，以及在这个身份下，我所应承担的责任。

评分☆☆☆☆☆

初次翻开这本书，我并没有抱有多大的期待，毕竟“最后的演讲”这类标题总会带有一丝宿命论的色彩，仿佛是作者在生命尽头的一次仓促总结。然而，这本书所带来的冲击力，却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想。它并非是对某个具体政治事件的直接控诉，也不是对某个政权赤裸裸的批判，而是一种更深层次、更具哲学意味的思考。作者笔下的“不服从”，并非是那种哗众取宠的对抗，而是一种内省式的、对个体良知与社会义务之间关系的深刻拷问。阅读过程中，我时常停下来，反复咀嚼那些略显晦涩但充满力量的句子。作者似乎在提醒我们，真正的公民身份，并非仅仅是履行义务、享受权利的被动接受者，而更是一种主动的、有意识的选择。他所描绘的“不服从”，是一种对内心声音的忠诚，是对个体独立思考的捍卫，是对社会潮流裹挟的警惕。这种警惕，并非出于恐惧，而是源于对真理和正义的执着追求。书中的许多论述，虽然已经过去了不少岁月，但其内在的精神内核，在当下依然具有振聋发聩的力量。它迫使我审视自己的生活方式，审视我与周遭社会的互动模式，审视我是否真正地活出了那个“有思想”的自己。

评分☆☆☆☆☆

坦白说，一开始我会被书名中“最后的演讲”所吸引，但掩卷之后，我才意识到，这本书的价值远不止于“告别”。它更像是一份关于“生命意义”的宣言，一份关于“个体价值”的深刻剖析。作者以一种极其坦诚的态度，探讨了人在社会中的位置，以及如何在这种位置上保持独立的人格和批判性思维。他并没有回避矛盾，而是直面现实，揭示了社会体制中存在的种种弊端，以及这些弊端是如何潜移默化地侵蚀着个体的自由意志。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多数人的暴政”的警惕。在这个信息看似自由、选择看似众多的时代，我们是否真的拥有了选择权？还是我们只是被一种无形的“多数”所裹挟，而失去了独立判断的能力？作者用他那充满智慧的语言，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他提倡的“不服从”，并非是对现有秩序的完全否定，而是一种对现有秩序的审视和修正。他认为，真正的进步，来自于个体对自身良知的坚守，以及对不合理规则的质疑。这种质疑，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读完这本书，我感觉自己的精神世界被拓宽了，看待问题的角度也变得更加多元和深刻。

评分☆☆☆☆☆

这本书给我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阅读体验，仿佛在与一位智者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作者的语言极富感染力，他并不急于抛出结论，而是循序渐进地引导读者进入他的思考空间。他用一种近乎诗意的笔触，描绘了公民在社会中应有的姿态，以及在面对不公时应有的勇气。我特别欣赏他在论述“不服从”时所展现出的理性与坚定。他并不是煽动情绪，而是基于对人性、对社会运作机制的深刻洞察，提出了一种更加成熟、更具建设性的抗争方式。这种抗争，不是破坏，而是为了重建；不是毁灭，而是为了唤醒。他强调了个人良知的重要性，以及当法律与良知发生冲突时，个体应该如何做出选择。这一点，对于我们身处信息爆炸、价值多元的时代，尤其具有指导意义。书中关于“沉默的共谋”的论述，让我不寒而栗。我们有多少时候，因为害怕麻烦、因为随波逐流，而选择了沉默？这种沉默，无形中构成了对不公的默许，也削弱了我们作为公民的力量。这本书，无疑是一剂强心针，提醒我们要时刻保持警醒，不被时代的洪流所吞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