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2》共收录论文四篇,访问稿两篇,研究讨论一篇,书评一篇
杨正显的〈白沙学的定位与成立〉书写细致,是年轻学者中难得一见的佳作。杨文旁征博引,举凡正史、文集、碑帖、书信、诗词、墓志铭、县志等等与之关涉史料,几乎一网打尽,鉅细靡遗。该文表面上处理传统学案体所遗留下来的问题:究竟明朝陈白沙的思想应该归诸禅门佛释,还是道家玄学,抑或儒学正宗?是儒学中之理学还是心学?其思想渊源是绕道汉宋,直接上承孟子,还是从宋初二程之理学传统而来?白沙思想的核心概念或修养功夫的法门是「随处体认天理」,还是「勿忘勿助」?杨文并非採取与白沙同时期的人或与其门生故旧相平行的判教方法,而是採取了学术史,或者可称之为知识考古的方法,追溯后代所建构的白沙学面目的由来。杨文依照时间顺序,详论张诩、林光、湛若水等门生对江门心学的建构史。根据杨文研究,陈白沙故后,他的弟子之间兴起几个阶段的师门学思宗旨的诠释论争─杨文称之为「话语权」的争夺。
此一同门间对师说的诠释之争,是本文的故事核心(另一条交涉但占据相对边缘,但同样重要的学术思想史故事是江门心学与阳明学之间的合离纠结)。本文层层剥解历史文献之包覆,终至揭露核心─今日学案所通见的陈白沙思想定位,其实是白沙门人中的相对晚辈湛若水所建立;它其实摒除或清除了先前门人的师说诠释。
相对于杨文的「诠释史的历史」,魏綵莹的论着─〈廖平论《春秋》拨正下的世界秩序与中国〉─则是「历史中思想的诠释」,而且明显贴近钱穆历史主义史学,与史金纳(Quentin Skinner)的观念的脉络史学也相当亲近。钱穆的历史主义认为,观看历史人物与思想都必须以他自身的时代问题为座标,以他自身所用的语言为稜镜。史金纳思想史学的旨趣则是鼓励研究者讨论历史人物思想的论述意向与目的。虽然从后世的角度,或从当时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国际政治现实来衡量,廖平想以《春秋》经学中思想为纲,建构一套新的文化天下观,不啻为乌托邦甚至犀幼的想法,但魏文清晰而雄辩地展示廖平思想的时代意义、特质、目的。魏文主要论证有三。第一,廖平思想是甲午战争之后的反动,其中尤以对当时国际关系为然。在目睹列强日逼后,廖平相信那源自于西方,在晚清广为满汉士人所熟知的《万国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by Henry Wheaton,1836)不足以为万国之训。他因此立志于通经致用,以其所熟知的中国古代知识,尤其是《春秋》公羊学,提出以中国儒学为中心的(文化的)世界大一统构想。第二,根据魏文的描述,廖平的文化世界体系在思想上是种折衷主义,而他对激烈的改革或革命思想所提出一连串的批判,却有明显传统主义的倾向。廖平强调纲常的重要,论述中国古代政治理念的美意等等,都是以拨乱反正为目的。第三点或许也是本文最重要的贡献。魏文清楚论道,在感受更紧迫的晚清的国际情势里,廖平主张,在公义的前提下,霸道有其正当性。此一观点显然与两千年强调仁恕、王道的儒学正统相当不同。魏文敏锐地点出,这是廖平从向外的天下关怀转入向内的中国关怀的轨迹。
廖平的春秋学或许是近代中国最后一个,也可能是最惊心动魄的传统主义思想创造。从鸦片战争以来,许多中国士人便相信西方的现代知识都可以在中国古代经典中找到精义。这种自古有之的信念,成为他们持续相信大同、大一统、普世主义的最后支柱。但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革命,乃至五四思潮成为主流之后,这种大同世界或普世主义就逐渐销声匿迹了。黄克武的〈灵学与近代中国的知识转型〉就是在这背景下所出现的课题。简单说,以中国为某种意义下的中心,并据以形成普世政治或文化秩序的想像已经成为历史。至少,发言的方式与姿态越来越採取守势,是一种争取发言的义愤,而非如传统帝国恢然大度的自命。在此背景下,取而代之的课题,是中国作为一个民族或地方的文化意义如何被保存,或融入西方主流。黄克武的文章显示,在西方科学成为现代性之主流的过程中,尤其是中国对于西方科学的吸收与继受过程中,中国地方知识如扶乩、通灵、道家信仰等等元素,曾使得这个过程变得崎岖、有趣。从近代史研究的角度看,黄文可以读成两个主题。第一是在中国的灵学活动。此部分是建构一个较少人注意的边缘历史,而其价值,也正在建构之本身。就其建构而论,本文採列丰富,短期内难有出其右者。第二是灵学活动与论述对后代的意义。黄文认为后来在五四时期热闹辩论的科学与玄学论战其实是在灵学脉络下展开的。这一论断无疑深化了近代中国思想中的科学主义(郭颖颐语)命题,同时也可能丰富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在近代中国各式学科中强调科学的汹涌论述里,灵学研究的声音相当微弱,相关期刊的寿命极为短暂。但不可否认,「灵学」概念本身,就是新时代的产物。它既可包含扶乩、通灵之传统文化,也可以纳进催眠术这等与精神医学相关的现代西方科学。灵学是中国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转变中被创造出来的知识概念;正好出生在精神的或迷信的东方,与物质的与科学的西方的文化代理者激烈相互拉扯的时代。黄文宣称,对照灵学研究与相关团体的活动,「在近代中国,科学作为一种知识范畴,一直是多元、模煳且游移的,并与宗教、迷信等概念相互界定。」这是底蕴相当宏大的宣称,值得相关学者注意。
梁裕康的〈自由与必然─对霍布斯相容主义的一种脉络分析〉处理对象或许是英格兰史上最重要的政治理论家,霍布斯。梁文的旨趣是追问,为什么霍布斯需要回应John Bramhall 有关自由意志的质问。以往论者多半将此一「自由vs. 必然」之争辩,视为对英国内战(English Civil War, 1642-9)的回应。梁文的最大贡献在于提出,此一辩论有其非政治或历史的背景或脉络。在哲学与科学领域中,「自由vs. 必然」的辩论同样有意义、重要。这是霍布斯之所以必须正面回应的理由。换言之,理解霍布斯文本可以不只限于单一脉络,如此才能更明白,此一辩论的底蕴。梁文花了极长的篇幅,极细致的文字讨论霍布斯如何在逻辑学与自然科学前提下,铺陈他的相容主义观点─自由意志与决定论不是互为悖反的两造。在考量所有造成世界运行或变动的原因之关系后,人们应可理解到自由意志并不会造成另一种运行结果。本文的重要底蕴,当然是企图丰富Quentin Skinner 的脉络史学,将Skinner 的单一脉络扩展成多重脉络的理解。从形式上,这是非常具正当性,且令人欣喜的提议。
正巧,除了上述四篇严谨而重要的论文,本期也收录了两篇访问稿,其中一篇就是Skinner 的访问。Skinner 于2013 年5 月来台主讲中研院讲座。陈正国与萧高彦利用此机会,请Skinner 就他长期以来的观念的脉络史学研究、新近的观念的系谱研究、对共和主义与霍布斯研究的个人感受、对当前的思想史研究与写作、对有志于思想史研究的年轻人的警语等等提出回应。此访问应是Skinner 对一些学术问题的最新反思。
另一篇访问稿是由Alvin Chen(陈禹仲)在伦敦大学玛莉女王学院(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访问该校思想史重镇,也是Skinner 同事Professor Richard Bourke 的访问稿。访谈内容相当集中于Bourke 近年对Edmund Burke 的新发现与研究。对Burke 研究者以及有志于思想史研究的研究生,此一精采访谈录很有提示的作用。
创刊号中,David Armitage 发表他对思想史国际转向的观察,其中略及比较思想史的研究。究竟比较研究的范围或思想之母体应如何设定?时代?社会潮?思想家?还是文本?这些母体或单元应该是异地而同时还是可以异地异时?或许从方法论上谈论比较思想史,其困难与问题要远比全球思想史、观念的脉络史等等其他议题来得复杂。Peter Zarrow 的研究讨论An Essay in Comparative Intellectual History:Datongshu and Looking Backward 不谈论上述这些后设的问题,而直接以比较思想史的实作当作试金石,来展现这条势必崎岖但充满挑战的道路可以如何迈开大步。Zarrow 以分别完成于十九世纪晚期的中国与美国的两分文本,康有为的政论《大同书》以及Edward Bellamy的小说Looking Backward 平行论述,期待可以借比较阅读,让读者得到相互阐发的体会:不同的社会里的乌托邦思想是否会具有不同的动能与内涵。换言之,文化与社会对于思想的形式与内容这两种不同的范畴,是否会产生完全不同的作用?这是一条值得继续探索的路。
最后,曾国祥的书评既有深度,也有高度;视之为该书的导读,恰如其分。台湾文史与社会科学社群的对话与商榷文字不多见。书评的质与量,有以致也。此书评或可为青年学者之模范。
思想史:从古典到现代的智慧之径 图书简介 本书是一部宏大叙事,它试图梳理和描绘人类思想史上那些决定性的转折点和核心议题。这不是一部简单的思想家传记汇编,而是一场关于“观念如何塑造世界”的深刻探究。我们追溯思想的起源,观察它们如何在地缘政治、社会结构和技术变革的熔炉中被锻造、传播、质疑与超越。 第一部分:古典的奠基——理性与秩序的曙光 本卷聚焦于古代文明中理性思维的诞生及其对西方乃至世界思想格局的奠基作用。我们从苏美尔和古埃及的早期神话思维出发,探讨其如何孕育出最早的宇宙观和伦理准则。 重点深入分析了古希腊哲学的三大支柱。首先是前苏格拉底时期的自然哲学家,他们对“本源”(Arche)的探求,标志着人类首次尝试用逻辑和观察而非纯粹的神话来解释世界。赫拉克利特的流动性与巴门尼德的永恒同一性构成了早期形而上学的基本对立。 随后,我们细致剖析了苏格拉底的转向。苏格拉底将哲学的焦点从自然转向了人自身——知识、美德与城邦伦理。他“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的论断,不仅重塑了个人责任感,也为后世的批判性思维定下了基调。 柏拉图的思想是理解西方形而上学的核心。我们不仅梳理了“理型论”(Theory of Forms)的精妙结构,探讨了《理想国》中关于正义、知识等级和国家治理的乌托邦构想,更着重于分析其对心灵、记忆与实在本质的深刻洞察。柏拉图将世界划分为可感世界与可知世界,确立了二元论的思维范式。 紧接着,我们转向其学生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的贡献在于其百科全书式的系统化。他将哲学从柏拉图的超验领域拉回经验世界,创立了逻辑学(特别是三段论),并系统地研究了物理学、形而上学、伦理学(德性伦理)、政治学和诗学。他的“潜能与实现”概念,为后世的动态理解提供了重要工具。 在古典晚期,我们考察了希腊化时期的思潮。斯多葛学派(强调理性控制情感与顺应自然)和伊壁鸠鲁学派(追求心灵的宁静与解除对死亡的恐惧)如何在帝国扩张的背景下,为个人在动荡世界中寻找安身立命之道提供了具体的实践哲学。 第二部分:信仰与知识的交织——中世纪的整合与挑战 中世纪的思想史是古典理性与新兴一神教信仰深度对话、冲突与最终融合的历史。 本书详细考察了早期教父哲学,特别是奥古斯丁的思想。奥古斯丁成功地将柏拉图主义的某些元素融入基督教神学,解决了“恶的起源”问题,并提出了关于时间、历史进程(《上帝之城》)以及自由意志与恩典的深刻探讨。他对内在自我的关注,预示了后世的现象学倾向。 中世纪盛期的思想成就集中体现在经院哲学的兴起。查理曼帝国后的知识复兴,使得学术中心转移到大学。我们详尽分析了托马斯·阿奎那的划时代贡献。阿奎那通过亚里士多德哲学的重新引入(通过阿拉伯学者如阿维森纳和阿维洛伊的阐释),成功构建了一个宏大的神学-哲学体系。他的“五路论证”试图用纯粹理性来证明上帝的存在,标志着信仰与理性达到了暂时的和谐。 然而,这种和谐并非没有挑战。我们探讨了唯名论与实在论的争论,特别关注邓斯·司各度和奥卡姆的“剃刀”。奥卡姆对普遍概念的削弱,实际上为后期对经验世界的重新关注埋下了伏笔,也间接动摇了教会对知识的垄断。 第三部分:觉醒与革命——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科学的勃发 中世纪的终结并非一个断裂,而是一个缓慢的转型期,但其思想成果却是爆炸性的。 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核心在于“人文主义”(Humanism)。它不是对基督教的否定,而是对人潜能的肯定。从彼特拉克对古典文学的复兴,到马基雅维利对政治现实的冷峻剖析(《君主论》),思想的重心彻底回归到尘世的成就和人类的技艺上。 宗教改革不仅仅是一场神学争论,更是对知识权威的根本性颠覆。马丁·路德强调的“唯独因信称义”和“人人皆可做祭司”,其思想后果是对教会中介角色的瓦解,推动了个人对文本(《圣经》)的直接阐释,从而间接催生了现代的个人主义和阅读文化。 本书的重点之一是科学革命的兴起。哥白尼的日心说打破了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的宇宙观,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沉重打击。伽利略的实验方法和数学化世界观,确立了现代科学探究的范式。 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将天体运动与地球引力统一起来,形成了一个机械的、可预测的宇宙模型。这一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启蒙思想家,他们相信,既然自然界有其内在的、可被发现的法则,那么人类社会也必然存在着可以被理性揭示的“自然法”。 第四部分:启蒙的光芒与理性的反思 启蒙运动被视为现代性的真正开端。洛克对天赋人权、有限政府和“自然状态”的论述,直接构成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基石。孟德斯鸠对三权分立的倡导,以及卢梭对“公意”和契约的辩证论述,深刻影响了美法两国的革命实践。 康德是这场运动的集大成者和终结者。他的“三大批判”试图划定理性的界限,回答“我能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可以期望什么?”的问题。康德的先验唯心论,既捍卫了知识的客观性,也为个体的主体性留下了不可侵犯的空间。 然而,理性并非没有阴影。德国唯心主义对启蒙理性进行了浪漫主义式的修正。费希特强调了自我意识的能动性,而黑格尔则构建了宏大的“绝对精神”通过辩证运动自我展开的历史哲学,将历史视为理性的必然实现过程。 与此同时,功利主义(边沁、密尔)则试图用最简洁的数学原则——最大幸福原则——来指导伦理和立法,与康德的道义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第五部分:现代的碎片化与重构——十九世纪的深层转向 十九世纪的思想是前所未有的多元和激进。 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颠倒”,将辩证法应用于物质生产关系,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他对资本主义的结构性批判和对阶级斗争的强调,成为影响世界政治进程的最重要学说之一。 尼采则更激进地宣告了“上帝之死”,他批判了西方道德的奴隶本性,提出了“权力意志”和“超人”的构想,是对传统形而上学和基督教伦理的彻底清算。 在科学领域,达尔文的进化论,彻底改变了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迫使思想界重新审视目的论和人类的起源。 在思想方法上,实证主义(孔德)试图将所有知识都限制在经验可验证的范畴内,而存在主义的先驱如克尔凯郭尔则坚守个体在信仰面前的孤独与抉择的痛苦。 结语:二十世纪的遗产与当代思潮 本书最后简要回顾了二十世纪初的重大转向:语言哲学的兴起(维特根斯坦)、现象学的细致观察(胡塞尔)、以及对主体性崩溃的探讨(海德格尔、萨特)。 我们总结道,思想史不是一个线性进步的过程,而是一个永恒的对话,古典的疑问在每一代人那里被重新提出,只不过换了新的词汇和新的焦虑。从柏拉图的洞穴到数字时代的算法,人类始终在追问:什么是真实?我们如何知道?我们应该如何生活?本书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全景式的地图,以理解这些核心问题的演变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