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2》共收录论文四篇,访问稿两篇,研究讨论一篇,书评一篇
杨正显的〈白沙学的定位与成立〉书写细致,是年轻学者中难得一见的佳作。杨文旁征博引,举凡正史、文集、碑帖、书信、诗词、墓志铭、县志等等与之关涉史料,几乎一网打尽,鉅细靡遗。该文表面上处理传统学案体所遗留下来的问题:究竟明朝陈白沙的思想应该归诸禅门佛释,还是道家玄学,抑或儒学正宗?是儒学中之理学还是心学?其思想渊源是绕道汉宋,直接上承孟子,还是从宋初二程之理学传统而来?白沙思想的核心概念或修养功夫的法门是「随处体认天理」,还是「勿忘勿助」?杨文并非採取与白沙同时期的人或与其门生故旧相平行的判教方法,而是採取了学术史,或者可称之为知识考古的方法,追溯后代所建构的白沙学面目的由来。杨文依照时间顺序,详论张诩、林光、湛若水等门生对江门心学的建构史。根据杨文研究,陈白沙故后,他的弟子之间兴起几个阶段的师门学思宗旨的诠释论争─杨文称之为「话语权」的争夺。
此一同门间对师说的诠释之争,是本文的故事核心(另一条交涉但占据相对边缘,但同样重要的学术思想史故事是江门心学与阳明学之间的合离纠结)。本文层层剥解历史文献之包覆,终至揭露核心─今日学案所通见的陈白沙思想定位,其实是白沙门人中的相对晚辈湛若水所建立;它其实摒除或清除了先前门人的师说诠释。
相对于杨文的「诠释史的历史」,魏綵莹的论着─〈廖平论《春秋》拨正下的世界秩序与中国〉─则是「历史中思想的诠释」,而且明显贴近钱穆历史主义史学,与史金纳(Quentin Skinner)的观念的脉络史学也相当亲近。钱穆的历史主义认为,观看历史人物与思想都必须以他自身的时代问题为座标,以他自身所用的语言为稜镜。史金纳思想史学的旨趣则是鼓励研究者讨论历史人物思想的论述意向与目的。虽然从后世的角度,或从当时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国际政治现实来衡量,廖平想以《春秋》经学中思想为纲,建构一套新的文化天下观,不啻为乌托邦甚至犀幼的想法,但魏文清晰而雄辩地展示廖平思想的时代意义、特质、目的。魏文主要论证有三。第一,廖平思想是甲午战争之后的反动,其中尤以对当时国际关系为然。在目睹列强日逼后,廖平相信那源自于西方,在晚清广为满汉士人所熟知的《万国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by Henry Wheaton,1836)不足以为万国之训。他因此立志于通经致用,以其所熟知的中国古代知识,尤其是《春秋》公羊学,提出以中国儒学为中心的(文化的)世界大一统构想。第二,根据魏文的描述,廖平的文化世界体系在思想上是种折衷主义,而他对激烈的改革或革命思想所提出一连串的批判,却有明显传统主义的倾向。廖平强调纲常的重要,论述中国古代政治理念的美意等等,都是以拨乱反正为目的。第三点或许也是本文最重要的贡献。魏文清楚论道,在感受更紧迫的晚清的国际情势里,廖平主张,在公义的前提下,霸道有其正当性。此一观点显然与两千年强调仁恕、王道的儒学正统相当不同。魏文敏锐地点出,这是廖平从向外的天下关怀转入向内的中国关怀的轨迹。
廖平的春秋学或许是近代中国最后一个,也可能是最惊心动魄的传统主义思想创造。从鸦片战争以来,许多中国士人便相信西方的现代知识都可以在中国古代经典中找到精义。这种自古有之的信念,成为他们持续相信大同、大一统、普世主义的最后支柱。但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革命,乃至五四思潮成为主流之后,这种大同世界或普世主义就逐渐销声匿迹了。黄克武的〈灵学与近代中国的知识转型〉就是在这背景下所出现的课题。简单说,以中国为某种意义下的中心,并据以形成普世政治或文化秩序的想像已经成为历史。至少,发言的方式与姿态越来越採取守势,是一种争取发言的义愤,而非如传统帝国恢然大度的自命。在此背景下,取而代之的课题,是中国作为一个民族或地方的文化意义如何被保存,或融入西方主流。黄克武的文章显示,在西方科学成为现代性之主流的过程中,尤其是中国对于西方科学的吸收与继受过程中,中国地方知识如扶乩、通灵、道家信仰等等元素,曾使得这个过程变得崎岖、有趣。从近代史研究的角度看,黄文可以读成两个主题。第一是在中国的灵学活动。此部分是建构一个较少人注意的边缘历史,而其价值,也正在建构之本身。就其建构而论,本文採列丰富,短期内难有出其右者。第二是灵学活动与论述对后代的意义。黄文认为后来在五四时期热闹辩论的科学与玄学论战其实是在灵学脉络下展开的。这一论断无疑深化了近代中国思想中的科学主义(郭颖颐语)命题,同时也可能丰富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在近代中国各式学科中强调科学的汹涌论述里,灵学研究的声音相当微弱,相关期刊的寿命极为短暂。但不可否认,「灵学」概念本身,就是新时代的产物。它既可包含扶乩、通灵之传统文化,也可以纳进催眠术这等与精神医学相关的现代西方科学。灵学是中国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转变中被创造出来的知识概念;正好出生在精神的或迷信的东方,与物质的与科学的西方的文化代理者激烈相互拉扯的时代。黄文宣称,对照灵学研究与相关团体的活动,「在近代中国,科学作为一种知识范畴,一直是多元、模煳且游移的,并与宗教、迷信等概念相互界定。」这是底蕴相当宏大的宣称,值得相关学者注意。
梁裕康的〈自由与必然─对霍布斯相容主义的一种脉络分析〉处理对象或许是英格兰史上最重要的政治理论家,霍布斯。梁文的旨趣是追问,为什么霍布斯需要回应John Bramhall 有关自由意志的质问。以往论者多半将此一「自由vs. 必然」之争辩,视为对英国内战(English Civil War, 1642-9)的回应。梁文的最大贡献在于提出,此一辩论有其非政治或历史的背景或脉络。在哲学与科学领域中,「自由vs. 必然」的辩论同样有意义、重要。这是霍布斯之所以必须正面回应的理由。换言之,理解霍布斯文本可以不只限于单一脉络,如此才能更明白,此一辩论的底蕴。梁文花了极长的篇幅,极细致的文字讨论霍布斯如何在逻辑学与自然科学前提下,铺陈他的相容主义观点─自由意志与决定论不是互为悖反的两造。在考量所有造成世界运行或变动的原因之关系后,人们应可理解到自由意志并不会造成另一种运行结果。本文的重要底蕴,当然是企图丰富Quentin Skinner 的脉络史学,将Skinner 的单一脉络扩展成多重脉络的理解。从形式上,这是非常具正当性,且令人欣喜的提议。
正巧,除了上述四篇严谨而重要的论文,本期也收录了两篇访问稿,其中一篇就是Skinner 的访问。Skinner 于2013 年5 月来台主讲中研院讲座。陈正国与萧高彦利用此机会,请Skinner 就他长期以来的观念的脉络史学研究、新近的观念的系谱研究、对共和主义与霍布斯研究的个人感受、对当前的思想史研究与写作、对有志于思想史研究的年轻人的警语等等提出回应。此访问应是Skinner 对一些学术问题的最新反思。
另一篇访问稿是由Alvin Chen(陈禹仲)在伦敦大学玛莉女王学院(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访问该校思想史重镇,也是Skinner 同事Professor Richard Bourke 的访问稿。访谈内容相当集中于Bourke 近年对Edmund Burke 的新发现与研究。对Burke 研究者以及有志于思想史研究的研究生,此一精采访谈录很有提示的作用。
创刊号中,David Armitage 发表他对思想史国际转向的观察,其中略及比较思想史的研究。究竟比较研究的范围或思想之母体应如何设定?时代?社会潮?思想家?还是文本?这些母体或单元应该是异地而同时还是可以异地异时?或许从方法论上谈论比较思想史,其困难与问题要远比全球思想史、观念的脉络史等等其他议题来得复杂。Peter Zarrow 的研究讨论An Essay in Comparative Intellectual History:Datongshu and Looking Backward 不谈论上述这些后设的问题,而直接以比较思想史的实作当作试金石,来展现这条势必崎岖但充满挑战的道路可以如何迈开大步。Zarrow 以分别完成于十九世纪晚期的中国与美国的两分文本,康有为的政论《大同书》以及Edward Bellamy的小说Looking Backward 平行论述,期待可以借比较阅读,让读者得到相互阐发的体会:不同的社会里的乌托邦思想是否会具有不同的动能与内涵。换言之,文化与社会对于思想的形式与内容这两种不同的范畴,是否会产生完全不同的作用?这是一条值得继续探索的路。
最后,曾国祥的书评既有深度,也有高度;视之为该书的导读,恰如其分。台湾文史与社会科学社群的对话与商榷文字不多见。书评的质与量,有以致也。此书评或可为青年学者之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