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新讲(上、下)修订版(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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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中国文学史的编写撰述,自二十世纪初以来,一直未曾间断,但在格局体例与内涵课题上,已大致定型。王国璎教授的《中国文学史新讲(上、下)》(修订版)突破传统的格局,以一种新的视野编写,「总绪」介绍中国文学的传统特质、发展大势、作者类型、与场域背景,全书主体共分十二编,针对中国文学作品自先秦至晚清,亦即民国之前,其演变过程与发展面貌的历史回顾。

  论述分析各种不同体式的文学类型,诸如诗歌、文章(包括散体古文与骈俪之文)、戏曲、小说诸文类之发展演变大势,并介绍不同时代之文坛现象,以及探讨各时代重要作家作品于文风流变中之承传与开拓,期使在历史进展过程中,掌握中国文学各种体式文类之时代风貌及演变轨迹。从宏观的角度,分别以不同文类的作品为基础,探讨其源流,并论述中国文学发展的趋势与演变轨迹,不同于一般以朝代划分文学发展阶段,且以各朝代中个别着名作家的成就为关怀中心的文学史,是一部非常特别,而且值得阅读的好书。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王国璎


  国立台湾大学中文系毕业,美国哈佛大学硕士,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1994年辞去新加坡国立大学教职,返回母校台湾大学中文系任教迄今。

  前后从事教学与研究几三十载,主要研究兴趣是汉魏六朝诗及唐宋诗词,已出版的专书或论文,包括山水诗、弃妇诗、送别诗之探讨,以及个别作家,如陶渊明、谢灵运、李白、柳永诸家作品之论析。

图书目录

上册
总绪
第一编  中国文学的源头──先秦文学
第一章 绪说
第二章 古代神话
第三章 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第四章 作家文学的开端——「楚辞」
第五章 叙事文学的前驱——历史散文
第六章 说理文章的肇始——诸子散文

第二编 中国文学的起步与飞跃——两汉文学
第一章 绪说
第二章 两汉辞赋的发展
第三章 史传文学的楷模——司马迁《史记》
第四章 两汉诗歌的发展

第三编 乱世文人的心声——建安风骨与正始之音
第一章 建安风骨——雅好慷慨
第二章 文学的自觉
第三章 正始之音——诗杂仙心

第四编 中国诗歌主要类型的形成——两晋南朝诗歌之发展
第一章 绪说——环境背景
第二章 拟古咏史之怀
第三章 绮情儿女之思
第四章 仙隐玄虚之咏
第五章 田园山水之情
第六章 咏物宫体之盛——「齐梁诗」

第五编 中国诗歌发展之高峰——唐诗发展演变历程及其余波
第一章 绪说
第二章 唐诗的前奏——隋诗概览
第三章 初唐诗坛——走向盛唐
第四章 盛唐之音
第五章 中唐风貌
第六章 晚唐夕晖
第七章 唐诗的余波荡漾

下册
第六编 散体古文发展之高峰——唐宋古文的盛行及其后续

第一章 绪说
第二章 唐前骈文的兴盛
第三章 文章复古的主张
第四章 唐代古文的发展
第五章 宋代古文的复兴
第六章 古文地位的巩固——金元明清散体古文

第七编 文言短篇小说发展之高峰——唐人传奇及其后续
第一章 绪说
第二章 唐传奇的先声——魏晋六朝笔记小说
第三章 唐传奇的开拓与创新
第四章 唐传奇的后续

第八编 唐宋词的发展演变及余响
第一章 绪说
第二章 词为「艳科」的形成与蜕变——晚唐五代词
第三章 宋词的茁长与演变——北宋词
第四章 宋词的极盛与渐衰——南宋词
第五章 宋词的余响——金元明清词

第九编 元散曲之兴起发展及后续
第一章 绪说
第二章 散曲风格的形成
第三章 元散曲发展大势
第四章 元人散曲的后续——明清散曲

第十编 中国戏曲发展之双峰——元杂剧与明清传奇
第一章 元杂剧绪说
第二章 元杂剧的先声——中国戏曲的萌生与形成
第三章 元杂剧兴盛的环境背景
第四章 元杂剧的发展历程
第五章 元杂剧的体制特征
第六章 元杂剧的文学特质
第七章 明清传奇的茁长演变
第八章 明传奇的兴隆与发展
第九章 清传奇的全盛与渐衰

第十一编 白话短篇小说之发展与后继
第一章 绪说
第二章 白话短篇小说的前驱——敦煌变文与话本
第三章 白话短篇小说的形成——宋元话本
第四章 白话短篇小说的繁荣——晚明「拟话本」涌现
第五章 白话短篇小说的成熟——《三言》与《二拍》
第六章 白话短篇小说的后继

第十二编 明清长篇章回小说发展历程
第一章 绪说
第二章 章回小说的前驱——宋元话本
第三章 章回小说的问世与定型——元末明初至明中叶
第四章 章回小说的繁荣——嘉靖、万历年间
第五章 章回小说的鼎盛——明末清初至晚清
第六章 章回小说的夕阳——晚清谴责小说的风行

后记
参考书目

图书序言

总绪

  本书「中国文学史新讲」,乃是针对中国文学作品自先秦至晚清,亦即民国之前,其演变过程与发展面貌的历史回顾。着重的主要是,论述分析各种不同体式的文学类型,诸如诗歌、文章(包括散体古文与骈俪之文)、戏曲、小说诸文类之发展演变大势,并介绍不同时代之文坛现象,以及探讨各时代重要作家作品于文风流变中之承传与开拓,期使在历史进展过程中,掌握中国文学各种体式文类之时代风貌及演变轨迹。

  中国文学史之编写出版,东西学界均不遑多让,一般或以日本学者古城吉贞于1897年出版的《支那文学史》,以及英国学者Herbert A. Giles于1901年出版之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为开山之作。惟以中文撰写者,则当推林传甲(1877-1921)为京师大学堂国文课程编写之《中国文学史》讲义(于光绪30年──1904印行,署名林归云)为先驱,至今已超过一百年历史。不过,作者林传甲于序言中自称,乃是仿日本早稻田大学《支那历朝文学史》(东京:博文馆,明治三十一年──1898)之意而成书。按,林传甲的文学史,主要是依据中国传统学术范围为体例,其中包罗传统图书分类之经史子集,故而举凡文字、音韵、训诂、文章、群经,乃至金石、书法等均涉及,实际上类似有关中国国学之微型百科全书。

  其书之基本格局乃是按照时代先后,说明各类文体,介绍知名作者,尚缺少作品本身发展之「史观」。其后有黄人(1866-1913)于1905年,继而曾毅于1915年,先后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始将诗歌、戏曲、小说诸文类收入,或可视为中国文学史撰写的里程碑。爰及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胡适《白话文学史》(上卷)、胡云翼《中国文学史》、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诸着之陆续问世,中国文学史的格局体例,方正式成型。近数十年来,海崃两岸均不断有学者致力于中国文学史的编写撰述,有的属多位学者的集体成果,有的则是个人成就。虽各有侧重与贡献,惟格局体例已大致定型。

  当今所见一般中国文学史的格局体例,大多以朝代之更替来划分文学发展的阶段。如先秦文学如何,两汉文学如何,魏晋文学又如何等等;对于某一朝代之文学现象,亦提供时代背景,点出文坛风气,尤其是针对个别着名作家之身世遭遇、人格思想及其文学整体成就之详尽介绍,贡献均有目共睹。不过,本书则拟从不同的角度观点出发,亦即尝试从不同文类的文学作品本身之源流演变为笔墨重点,论述中国文学之发展演变状况。

  当然,中国文学始终与其所处之朝代,有难以分割的关系。可是政治的「朝代」并不能完全等同于文学的「时代」。何况文学的发展演变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因为朝代旗帜的突然变换更替,随即展现出各自截然不同的风格特征。不过,撰写中国文学史面对的首要难题是,任何「史」的论述,毕竟离不开因朝代之轮替而可能产生的时代现象。因此,本书的结构,基本上仍然依循时代先后次序,且将朝代的称号列入,以备读者的掌握。诸如:中国文学的渊源始自先秦,起步与飞跃于两汉,成熟于魏晋唐朝,蜕变于宋元……等。惟论述之际,则拟以某时期某种文学类型之形成发展的高峰,为笔墨重点,并追溯其前源,瞻望其后继。例如,中国诗歌中一些重要的类型,诸如拟古咏史、绮情相思、游仙隐逸、田园山水、咏物宫体等,其主要的类型特征,均形成于两晋南朝时期,于是依其成型之先后,分别作为论述两晋南朝诗歌发展之重点,并追溯各诗歌类型之前源背景与发展方向。又如,文言短篇小说发展之高峰是唐代的「传奇」,因而论及文言短篇小说之发展,则留待讨论「唐代」文学之际,方以传奇故事为笔墨重点,并且追溯其前身,亦即魏晋六朝文人笔记中志怪、志人故事之发生,以及唐传奇之后,两宋乃至明清文言短篇小说之继承与演变概况。其他文类,诸如散体与骈体文章、戏曲、白话小说,包括话本短篇、章回长篇等,亦尽量如是。或许可以与坊间以朝代划分文学发展阶段,且以诸朝代中个别主要作家的成就为关怀重点之文学史,有互补之益。

  本书之撰写,实源自分别在新加坡大学及台湾大学任教期间,曾先后为中文系及外文系同学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之讲稿,边写边讲,且逐年增补修改清理。由于中国文学史的范围庞杂,而笔者的专业有限,因此主要还是在前贤或当今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增添一些个人的认识与见解,意图从宏观角度,将中国文学中诸文类作品发展的大概趋势与演变轨迹,掌握脉络,理出头绪而已。至于历代着名个别作家之身世遭遇与其作品之个人风格特征,已有其他文学史或相关专书专文可供参考,故而除了少数的例外,均不作详细的介绍。当然,对于个别作家的文学成就,实不容忽略,惟本书重视的乃是,个别作家作品流露的时代特征,其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扮演的承先启后角色,以及其中显示的发展演变痕迹。

  进入中国文学「历史的回顾」之前,或许应该先思考一番,什么是「中国文学」?在中国这样一个古老民族文化中孕育出来的文学作品,会显现哪些令人瞩目的传统特质?中国文学整体的发展演变,是否可以归纳出一个大概的总趋势?其作者主要包括哪些类群?作品中又有哪些常见的场域背景?

  一、中国文学的传统特质

  本书所称「中国文学」,乃指民国以前的传统古典文学作品,大概包括几个主要的文体类型:亦即诗赋(涵盖词与散曲)、文章(包括散文与骈文)、戏曲、小说,各有其类型之文体特征,并且拥有各自的文学传统与审美趣味。这些不同体式类型的文学作品,当然又会因时因人因地,而有其个别的发展脉络与风格特征。不过,既然均在华夏民族的文化土壤之中孕育滋长,又始终用同一的语言文字撰写,整体视之,必然会呈现某些有异于其他民族地区,或与其他非汉语所写文学作品的不同风格与传统特质。

  倘若从宏观角度观察,所谓古典中国文学,或许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种传统风格特质:

  (一)历史悠久传统持续

  如果将中国文学放在世界文学的大萤幕上来观察,最突显的特质,就是中国文学历史之悠久,传统之持续不断。这是现今的任何西方国家之文学史所望尘莫及者。虽然当今西方文学史家,往往视西元前数百年的希腊神话与荷马史诗为其文学源头,惟值得注意的是,此后却因在不同地区民族意识的兴起,加上各地区方言的强势发展,遂纷纷形成不同族群语言的「国家」,乃至产生不同国家地区自有的文学传统,各有其文学史的范畴。美国汉学家海陶玮教授(James Robert Hightower)即尝于其论〈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在西方诸国家之中,如果论及英国文学,通常从第八世纪初的英国史诗〈贝奥沃夫〉(Beowulf)开始;法国文学,乃从十一世纪的法国传奇诗〈罗兰之歌〉(Chanson de Roland)开始;西班牙文学,则从十二世纪的西班牙传奇诗〈熙德〉(Cid)开始;义大利文学,则从十三四世纪义大利诗人但丁(Dante, 1265-1321)的作品开始……。反观中国文学,仅从《诗经》中收录的作品算起,已有三千多年历史,其传统始终持续不断。这当然和中国文化传统之持续,文字之统一,不无关系。

  其实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国的政治社会,于治平之间亦曾屡经危机动盪。包括政权的分崩离析,各种内乱外患,导致朝代的盛衰兴亡,社会的纷扰不安。其间还经过少数民族的征服统治,不同族群文化传统的激盪。例如第四至六世纪时,鲜卑与突厥族长期统治北方,形成南北政权的对峙。第十至十三世纪,契丹与女真族又佔据北方领土,并导致五代十国之纷争;第十三、十四世纪,蒙古族又统治中国;第十七至二十世纪初,源自女真的满洲族入主中原。但是,由于秦始皇统一文字的贡献,加上汉民族华夏文化之坚纫性和包容性,彷彿是一个可以接纳并消化不同族群文化的大熔炉,一方面吸收外来族群文化的影响,同时又成功的保持了自己文化的连贯与完整,而且一直不断的自我充实,自我更新与繁衍。相应的是,中国文学虽也不断发展、演变,但是,却始终保持其同样的书写文字,同样的古老传统,同样的民族特质。

  (二)文学范围杂而不纯

  西方国家的文学传统,主要是以「纯文学」为正宗,包括诗歌、小说、戏剧,加上具有审美趣味与艺术性质的文章,便是认可的「文学」范围。但是中国文学的范围则颇为庞杂,而且始终显得杂而不纯,乃至往往文、史、哲不分,只要具有一点文学色彩,或审美趣味,无论历史着述,哲学论着,均可归属于文学范围。就是一些实用性的文字,诸如哀祭、碑文、墓志铭、诏告、章奏、疏表等诸「应用文」,通常亦视之为「文学」作品。甚至当今各种版本的中国文学史,几无例外,都会把历史着述诸如《尚书》、《左传》、《史记》,或哲学典籍诸如《论语》、《孟子》、《庄子》等论着,揽入文学发展史的论述中。此外,即使单篇文章亦如此。

  着名者例如,诸葛亮〈出师表〉,乃是人臣上君主的公文,韩愈〈祭十二郎文〉,则是祭奠死者,哀悼往生之祭文……,这些章表、哀祭之文,均属具实用目的之「应用文」,也同样视为文学作品。这当然和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本身即杂而不纯有关。

  按,中国「文学」观念之形成,乃是渐进的,缓慢的,而且脚步经常是摇摆不确定的。当然,先秦时期,尚无独立的「文学」观念,即使「文学」一词,其含意亦不同于当今,通常是泛指整个学术文化。两汉时期,随着重视辞章才智的辞赋之盛行,「文」与「学」,亦即「文学」与「学术」方开始分离,只是名称仍然有些混淆。文学一般称「文章」、「文辞」,或简称「文」;学术则称「文学」、「儒学」,或简称「学」。

  试看司马迁(前145-前90?)《史记.孝武本纪》中有云:
  上乡学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

  司马迁所谓「文学」,应该是指「儒学」。又见班固(32-92)《汉书.公孙弘传赞》:
  文章则司马迁、相如。……刘向、王褒以文章显。

  按,班固此处所称「文章」,当指现今所谓「文学」,其中所举代表人物,司马迁虽是史学家,不过亦有散文及辞赋之作,其余诸如司马相如、刘向、王褒三人,皆属当世的辞赋名家。可见班固所谓「文章」(文学)与「文学」(儒学),已经开始有所区别。此后东晋范晔(398-445)的《后汉书》,于〈儒林传〉之外,又特别另设〈文苑传〉,有意将儒林学者与文苑作者分别立传,由此似乎说明,至少在观念上,当时之「文学」与一般「学术」(主要指儒学),已经开始分途。

  不过,这种分途并不彻底。事实上,魏晋以后,文人士子心目认知中,文学的范围仍然杂而不纯,其中可以包含许多非文学的成份。即使以「文学自觉时代」见称的魏晋,亦如此。例如曹丕(187-226)〈典论论文〉即尝云: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盖曹丕所举各种文体,从今天的观点,除「诗赋」一类属于纯文学范围,其他奏议、书论、铭诔,都是具有实用目的之应用文,至多只能归于「杂文」的范畴。此后又如陆机(261-303)〈文赋〉,专门讨论文学的创作过程,举出十种不同文体,包括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等。其中也只有「诗、赋」属纯文学。同样的,萧统 (501-531)《昭明文选》,分文章为三十八类,刘勰(465?-520?)《文心雕龙》,则列三十三体,甚至爰及清代姚鼐(1731-1815)《古文辞类纂》,划定十三大类,其中亦均包括大量具实用目的之应用文体。中国文学范围之杂而不纯,可见一番。

  当然,南朝时期的文人士子,曾经引起「文笔之辩」,讨论纯文学与杂文学之分界问题。所谓「文」,一般指情思婉转,并能引人咏叹之美文,所谓「笔」,则指章奏论述之类具实用目的之应用文。可惜这样的分界,并未得到稳固的发展,也始终未能形成文论者长远的共识。乃至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文学与非文学的因素,一直彼此交织渗透,相互萦绕纠缠,从来未曾断然分开。甚至直到当今出版的文学史,包括本书之撰写,论及先秦两汉文学,均不会将诸子论着及历史着述排除在外;论及唐宋以来的文章,也不免概括章表书奏或说理议论之文在内。倘若与只重视「纯文学」的西方文学史相比照,仍然显得「杂而不纯」。

  (三)作品反映现实人生

  在近代西方文学观念中,文学作品是「创造」出来的,作者则是「创造者」,因此「虚构」与「想像」乃是文学作品不可或缺的要素。无论抒情诗、史诗、戏剧、小说,其中所反映的,均属虚构的,想像的世界,不能视为作者现实人生中实际发生的情况。可是中国文学,包括诗歌、文章、戏曲、小说,无论其取材的范围,或宗旨的表达,往往与作者个人在现实生活中的人生实际经历与感受,密切相关,同时读者也期待,从作品中,应该可以读出作者本人在现实生活中的观点立场,或人生经历和人格情性,甚至其所处政治社会的局面。

  其实早在《孟子.万章》,已经从读者的角度简要点出:
  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

  所言或许可以说明,中国文学的传统读者,如何视作品与作者本人之人格情性、身世遭遇,及其所处的时代世局,密不可分。换言之,文学作品并非凭空想像「创造」出来的,而是作者所处日常现实政治社会状况,或个人生活经验的真实反映。作品中所言,乃源自作者在现实生活中,切身的经验与感受,因此,可以「颂其诗,读其书」,而「知其人」,甚至「论其世」。上引《孟子.万章》的观点,始终深入人心,或许由此亦可以解释,何以中国文学作品往往视为研究作者的身世遭遇,或其所处时局现象的珍贵资料,乃至为作家编着「年谱」,撰写「诗文系年」,以及考证诗文背后的「本事」,探索戏曲与小说中人物角色的「影射」或「真相」,至今仍然是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门类。

  正由于文学作品反映的往往是作者在现实人生中之经验感受,乃至促使「抒情诗」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

  (四)抒情诗是文学主流

  所谓「抒情诗」,是指抒发作者个人的人生经验感受或情怀意志为笔墨重点之作。中国文学的范畴虽然繁杂广阔,惟其中则以抒情诗之成就最高,同时也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主流。按,中国诗歌(包括诗、词、散曲),均以短篇见长,而且多「重实」,往往以个人的抒情言志述怀为宗旨,即使「山水诗」中景物状貌声色之「客观」摹写,以及追述历史事件,缅怀古人事迹的「咏史」「怀古」之章,甚至有关独处空闺女子的「怨情」之诉,也往往与作者的身世遭遇,或当前的生活处境与心情怀抱,密切相关。像西方学者一再推崇的古希腊或古印度那样纯粹客观叙述的史诗,或长篇叙事诗,则阙如。其结果是,中国叙事文学始终不发达,戏曲与小说均起步迟缓,而且长期被排斥于正统雅文学的大门之外。中国可说是一个特别重视「诗」的国度,中国诗歌的抒情传统,始自公元前数百年之《诗经》,从来不曾间断,虽然历经朝代的更替,少数民族的征服统治,甚至一直延续到今天,还有人在作诗、填词、写曲,以抒发己怀。

  此外,中国诗歌从量的方面看,也没有任何西方国家的诗坛能出其右。从质的方面看,虽然范围比较狭窄,例如没有史诗,叙事诗又不发达,可是与西方同类型的抒情诗歌相比,也毫不逊色。

  再者,中国诗歌之普及性,亦超越其他国家地区。例如在西方社会,诗歌创作通常视为一件最富想像力,最崇高的文学活动,乃是极少数具有文学修养的知识菁英之专利。然而在传统中国,无论作诗填词写曲,则是读书人的家常便饭,几乎每个读书人都能够即兴赋诗,依曲填词。而且,中国诗歌与社会生活、政治环境关系之密切,亦是其他地区文学所罕见。

  诸如朝廷宗庙祭祀大典,通常要颂诗;同僚宴会,送行告别,要赋诗;友朋男女,因离情相思,则以诗相赠答酬和;行旅外出,造访名胜古蹟,往往会即景起兴题诗;就连科举考试,也要考诗,诗作得好,居然是步入仕途,获取功名的重要条件。此外,春秋时代各诸侯王国之间的外交场合,经常会借赋「诗」、颂「诗」来表达意思,听闻者居然也能明白其旨意。这种「诗歌外交」,亦是中国所特有。诗歌与社会、政治关系如此密切,恐怕也只有中国才有。

  诗歌的普及,还可从其他文学体式类型诸如小说或戏曲中,通常包含大量的诗、词、曲诸韵文,得以证明。其实无论唐人传奇、宋元话本、明代拟话本、明清长篇章回小说,都往往穿插着诗、词、曲等韵文。而中国的戏剧,基本上是以曲辞为主体的「诗剧」,其中金诸宫调、元杂剧、明清传奇,剧中人物角色的唱曲,乃是全剧的精华,故一般均称之为「戏曲」。另外不容忽略的是,即使辞赋,亦是融韵文和散文于一炉。诗歌在中国文学中的主导性与普遍性,是其他国家地区文学中,难以找到的。

  (五)政教伦理色彩浓厚

  中国文学在其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中,与政治教化、伦理道德,始终维系着密切关系,也可说是很难摆脱儒家强调的政教伦理之影响。这当然和传统中国作家多在儒学教育下成长,加上儒学在传统中国政治社会与思想观念方面地位之稳固,而且与儒家又特别重视「实用」的文学观相连。

  其实早自先秦儒家,就已经明确表示重视文学的政治教化功能。例如《论语.阳货》引孔子语云: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爰及汉儒的〈诗大序〉,则更进一步把诗的功能衍化成:
  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汉儒这种继承先秦儒家诗教,强调文学的政治道德教化功能之实用文学观,从此屹立不倒,引起后世文论者不断唿应,相继附和,即使偶而出现一些异议,也从未受到真正的挑战。

  虽然「文学观」大多是针对文学的创作现象而归纳产生,惟观念的提出,难免会对文学创作产生一定程度的引导规范作用,进而影响作者的审美倾向,以及作品的内涵旨趣。甚至南朝以后,在许多作者与读者认知中,文学已经可以独立成科了,这类强调政教伦理的文学观,仍然不绝如缕,对中国文学的整体发展,影响既深且远。乃至中国作家创作之际,往往偏重与政治社会、伦理道德相关连的内涵题旨,流露的通常是作者心怀君王社稷的群体意识,以及对政教伦理的依附。不仅是那些明显反映或批评政治社会的诗篇如此,即使个人情怀意念的抒发,乃至大凡自然山水田园的咏叹,友朋男女的离情相思,也往往难免和作者在政治上「出处进退」的人生道路相关,或与社会伦常息息相通。至于源自市井通俗文艺的戏曲和小说,甚至更多表现具有劝善惩恶,教化人心的宗旨,乃至其中人物角色往往忠奸分明,而且结局通常宣扬邪不胜正,在在显示作者对于社会道德伦常的执着关注。中国文学与政教伦理的密切关系,是其他地区文学中罕见的。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文学作者虽然难以摆脱儒家政教伦理观念的束缚,惟于作品中公然或僵硬刻板的说教论道,则并非作者抒情述怀之际常用的方式,同时也并不符合读者的品味。

  (六)含蓄委婉韵味为高

  中国文学虽然往往以政教伦理为依归,在作者情怀意念的表达方面,则讲求抒情言志述怀之际感情的节制,乃至作品内涵情境的流露,通常以含蓄委婉为高。其实这也和传统儒家的道德理想和行为规范有关。正如〈诗大序〉所云:发乎情,止乎礼义。

  所谓「发乎情」,指情有所动,心有所感,而「止乎礼义」,则指在礼义上符合伦理道德的规范,自我节制。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作品虽然「发乎情」,却不能「失控」。由于儒家思想体系讲求的是,社会群体人际关系之和谐与稳定,任何个人情怀意志的过度膨胀,都视为可能对社会的和谐稳定造成威胁,甚至破坏。

  且看《论语.八佾》中所录孔子于对《诗经.周南.关雎》之称扬: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按,就〈关雎〉本身之内涵视之,其实是男女爱慕之辞,其所以受孔子称扬者,就是指其抒情的适度。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即指其音乐歌辞中抒发的哀乐之情,均不过份,而是适可而止。这样的抒情之作,正符合儒家「中正和平」的理想,展现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犹如《礼记.经解》中有云: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温柔敦厚,诗教也。」

  所言「温柔敦厚」的诗教,对中国文学的传统观念与创作风格之影响,可谓既深且远。乃至以抒情诗为文坛主流的中国文学,很少浪漫激情之作;一个堪称为「诗的国度」,却少见狂热奔放的爱情诗。

  温柔敦厚的诗教,自然也培养出一种中国文学特有的审美品味,导致含蓄委婉意境的追求,成为中国文学的一种理想特质。按「含蓄」,并非不欲人知,而是在字面上不说破,不明言,旨趣情味自在其中。历来宣扬并形容文学作品含蓄委婉的辞语真是不胜枚举,诸如:言外之意、味外之旨、韵外之致、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或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或言在此而意在彼等……。重视的均是,读者通过作品,与作者之间,无须明言而心领神会的互动关系。此外,又由于中国诗歌通常篇幅短小,一般详细道来的长篇大论之作比较罕见,所以特别重视表情达意的含蓄委婉,力求作品言近意远,遂可在短小篇幅中令读者感到韵味无穷。于是作者创作之际,往往利用中文语法的灵活,语意的不确定,为读者开放出想像的空间,可以引发言外之意的联想,让读者自己去体味,去发现,并完成作品中可能隐藏的,或潜伏其中的言外之旨趣情味。即使汉大赋,通常洋洋洒洒铺叙天子林苑之盛美,游猎之壮观,宫殿之华丽,其讽谏宗旨却并不明言,而是「委婉」劝戒。此外,源自民间的通俗文学,诸如戏曲和小说,其作者对现实生活中人物的嘲讽,对政治生态的批评,以及社会风气败象的挖苦,乃至道德教训的唿吁,往往也都是颇有节制,且适可而止。在中国文学的传统中,无论作者、读者,均以含蓄委婉,令人感觉有余味,留下想像空间之作为高。

图书试读

第一章  绪说
 
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源头,已是中国文学史论者之共识。所谓「先秦」,乃是指秦始皇统一天下(前211)之前漫长的历史时期。虽然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将近四千年,不过在西周之前,作品遗留不多,现存先秦作品,少数产生于西周,大多则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因而此处所称「先秦文学」,主要是以周平王东迁之后,亦即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作品为讨论重点。
 
一、先秦文学的兴起背景
 
自周平王东迁,王室衰微,宗法制度破坏,礼乐崩坏;且诸侯争霸,列国兼併,争战频繁。这时期无论是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各方面均发生剧烈的变化。惟其中两项背景条件,与先秦文学的兴起,关系最为密切:
 
(一)士阶层的崛起
 
此处所谓「士」,乃指在商周时代原来属于贵族的最低阶层,包括可以游仕四方的武士、文士、策士等。由于春秋战国时期,正属诸侯争相用人之际,为了争取霸权或巩固政权,诸侯「礼贤下士」蔚然成风,于是「士」可以凭借其才学见识,游走活跃于诸侯列国之间,其社会地位自然日益重要。这些所谓的「士」,大抵受过「六艺」的教育,属于一批有知识,有文化,有能力才干的人物,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文士」,亦即具有学识的「文学之士」。这些文士中,有不少是以从事讲学授徒和学术着述,来宣扬自己的哲学理念或政治主张,不但是促进先秦思想蓬勃自由的生力军,也是助长先秦文学兴盛的主动力。
 
(二)思想蓬勃自由
 
自平王东迁,西周时代原先「学在官府」的局面已成过去,私人聚徒讲学的风气兴起,教育或学识已非官方贵族阶层的专利,乃至诸子百家的学说主张应运而生。包括儒、墨、道、法、纵横诸家,各逞其说,放言争辩,且互相影响,彼此渗透,遂形成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思想蓬勃自由,百家争鸣的局面。诸子论着与历史着述的勃兴,虽然在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上,拥有不容忽略的地位,不过,从文学史的立场,二类着作以散行单句的行文说理叙事,亦可说是中国叙事文与说理文的源头。此外,《诗三百》的收录编辑整理,则为中国诗歌奠定了传统;再者,思想蓬勃自由,毕竟提高了个体意识的伸张,战国时期楚人屈原发愤以抒情,宋玉惆怅而自怜,可谓是形成自我抒情述怀文学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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