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
革命之后,鲁蛇之春/张娟芬 「革命就像小孩一样,一开始,它好小好可爱,后来却长成一个又丑又粗鲁的家伙。」
三一八占领行动喧腾数月之后渐渐落幕,明浪变成暗潮。这场运动产生的巨大能量,鼓舞了许多人,其黑暗的反作用力,也啃咬着许多人。只是鼓舞可以明讲,而啃咬不能。啃咬只能按捺着压抑着,最好忍耐着不要讲出来。因为啃咬会传染,听见的人也会被咬到。
作用力有多大,反作用力就有多大,只是受力对象不同。安全距离之外的旁观者,感觉到的是光明的作用力,多到满出来,具体体现为送到抗争现场的丰沛物资。他们才是太阳花,一张脸随着光明而转。重度参与者呢,知道太多、经历太多,剧烈情感如丝线缠身;他们同时见证前台的灿烂与后台的混乱,用疲倦的肉身与纠结的情绪,在自己倾斜的小宇宙里抵抗黑暗,然后没事一样地继续创造光明。这种内心斗争,即使干声连连的大肠花也无法尽述。
于是我就老是想起《最后的邀请》里面这段话。这里讲的当然不是三一八,但是那不重要,因为那是革命的通则。通俗的理解或许是:革命都会变质,会堕落;革命者换了屁股就换了脑袋,掌权后会变成糟糕的人。那是旁观者自外于革命的看法。参与者的体会或许是,「革命」的震盪不会仅止于大宇宙里的权力重组,而会渐次渗透,同志之间的关系会有拉扯,个人也会有内在冲突,自己与自己都处不好,好像连细胞排列的顺序都错了。而那是痛苦的。
真正的痛苦都是不可逆的,发生了就发生了,没有还原键,无法取消。因此痛苦索求于我们的,并不是恢复到那个不曾受伤的原状,而是要一个意义。毫无意义的受苦是人类无法承受的。《灭顶与生还》里最令我战慄的纳粹集中营一景,是大家围成一个圈圈,每个人面前都有一堆土,他们被迫整日工作不得休息,就是用一把铲子,把土剷到右边的人面前。每个人都这样做,所以面前的土堆永远不空,因为当你不断把土剷到右边,左边的人也一直把土剷过来,週而复始。集中营里自有更耗体力的劳动,但是围成一圈剷土是恐怖的精神虐待,因为纳粹就是要你知道,叫你剷土纯粹是要虐待你,没有别的意义。完全没有别的意义。
毫无意义的受苦令人发疯。但是如果能找到意义,那就是尼采说的那句话:「如果知道为何而战的话,就什么都可以忍受。」
读《鲁蛇之春》,我读到的是意义的追寻。这本书以教战守策的形式出现,彷彿在召唤新的行动者一起太阳花,但是我相信其写作的底蕴,是行动者回应着痛苦对自己的索求,那是内心严厉的叩问:「我做这些,所为何来?」这一关如果过不去,此后永远会畏惧痛苦,不会再战。害怕失恋的人不会再爱,害怕失望的人会阉割自己怀抱希望的能力:「不要再相信任何的什么了,因为会痛苦。」
如果你正站在这个十字路口有所犹豫,《鲁蛇之春》可能就是写给你看的,作者们要和你一起、又各自地重新回忆一下,自己所为何来。因为痛苦并不必然会把人打倒,找不到意义的痛苦才会令人失去气魄。
作者们说,社会运动就是「比气长」。这个「气」未必是一镜到底的—通常都不是,有的时候会上气不接下气。所以,就像游泳一样,憋气有其极限,游个几百公尺不错了;终究要学会换气,气才会长。社会运动的勇气,是互相激励着,失去了又长出来的东西。《鲁蛇之春》不是选手抵达终点压线的英姿,此其所以自称鲁蛇也;而是在每一个换气的时刻,想办法让下一口气接上来,于是可以再度沈潜,兴风作浪。
作者序
致伙伴:我们不打算逃走/张胜涵 这本书原本没有打算要出版。写下来只是为了提醒彼此,我们还能做得更好,别因为慌张而乱了章法。从大学卷入野草莓学运以来,广场的欢腾与失落使我们无法轻易转身离开,往后数年,我们时常在各种运动的不同位置上协同作战,在前线与后勤之间不断流转、设法多做点什么。然而,一次又一次的抗争,往往都是以气愤和懊悔收尾。很难不去想,如果我们,能够更勇敢、温柔、团结和坚强,也许一切会有所不同。
本书的主标题是「鲁蛇之春」,副标题是「学运青年战斗手册」。鲁蛇是英文loser(失败者)的谐音,这个用词从二○一二年底到二○一三年初的农历年间(恰巧是蛇年),在PTT八卦版盛极一时,由此成为PTT使用者在乡民之外最爱用的自嘲语,比起略显生硬的崩世代,鲁蛇更能直白地说出这个世代的自我认同。除了过劳、低薪、高房价带来的青年贫穷问题之外,鲁蛇对于我们还有另一层意义。参与运动,很多时候都是徒劳无功的努力,想要持续参与,运动者势必得学会面对失败。在无数的败北中,我们变得不那么焦躁不安,我们学会在混乱的现场以自嘲保持平衡感。但是学生时期不能无限地延长,学运总有结束的一天。我们三个都在硕士班的最后阶段,即将要离开台大,失去学生身分与基地的压力迫使我们希望留下一些什么。
这本书是我们学生时期运动参与的笔记,其中有心得感想、有概念说明,但大多都是操作方法。本书初稿完成于二○一四年三月十六日。那时,我们还不知道自己即将卷入一场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承担的运动。这是「鲁蛇之春」,我们放下了论文和笔记跳进这个春天吹起的时代之风,春天是可能的时节,乍暖还寒忽雨又晴,运动初生,召唤世代的反叛,荣耀和羞辱并存、信念与怀疑共生,这场进步的风暴狠狠地刮削着我们,拷问我们对理念、运动、组织和伙伴的友爱与忠诚。经过这场运动,本书所谈的每个概念、每种作法、甚至每个用词,也许都不得不重新定义,或者至少,我们都有了更切身而深刻的理解,然而,我们暂时还无力处理。因此我们选择保留初稿写就时,那种前三一八的素朴风格。
本书的章节架构分成三个部分,始于组织、展开行动,最后才是网路宣传。行动才能带来改变的可能,但是行动之所以可能,则必须仰赖组织者在组织中日复一日的努力,至于网路宣传虽然有趣好玩、有时来得迅捷勐烈,但终究是末端。
此外,对运动稍有认识的读者都会注意到,关于运动伤害和运动伦理,我们谈得很少。因为,我们确实也还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做比较好。伦理是我们应当如何对待彼此,伤害是因为有爱有期待,有位前辈说过﹁运动伤害只能在运动中治疗﹂,然而,无论要不要继续运动,疗癒的可能或许只能从好好面对彼此和自己开始。
这几年,特别是三一八以来,我们老去好多,但是国家却因此重新年轻起来。我们的想法和作法都是在实践与阅读中自己摸索出来,不成系统也未经审查,但我们就是这样过来的。希望读者能够在阅读与运动中得到验证或否证,继而有更多的思考和讨论。最后,我想对彼此说,别着急,我们的时代才刚刚开始。
黄守达
当初受邀参与这项写作计画,以为只是编个讲义、留个回忆。没有想到,真的来到出版成书的这一天。仔细想想,那个振笔疾书的自己,实在太过草率。
对我来说,运动与体制是一个互相破坏却也互相补充的过程。为了追求某种理想,于是引发运动,但运动势必挑战既有体制;为了巩固某种秩序,于是产生体制,但体制总是带来新的压迫与规训。新的压迫与规训唿唤更新的理想,新的理想又形成更新的秩序,就这样生生不息。
开始参与这个生生不息的过程,是在大二。那年,我参加了学生会福利部,投入了野草莓运动,也发起了名为「百大维新」的斗争。
福利部─不同于福利社─是个争取学生福祉与权利的部门,透过蒐集公共议题、揭露公共资讯、促进公共讨论,我们尝试建构一个校园的公共领域。福利部的经验,让我感到兴奋又焦虑。兴奋的是,当愈来愈多人开始关心生活周遭的事务,某种共同体的轮廓也开始浮现,民主似乎不只是浪漫的想像;焦虑的是,关心生活周遭的事务,好累好难好麻烦。
野草莓,算是我的运动启蒙。从我眼里看来,那是个没有达成任何目标与诉求的运动。守过一次又一次的广场夜晚,我觉得自己在消耗社会对于这场运动本来就不多的期待。离开广场的伙伴们,没有不带着屈辱的。或许,这种启蒙也是好的。那股屈辱,激起了一整个世代的复仇。
百大维新,是一场夺回台湾大学诠释权的斗争。二○○九年,是台大建校八十周年,教育部五年五百亿计画也即将告一段落。「八十台大.前进百大」的标语散布全校,那时的我还看不清台湾高等教育产业的困境,只是对这种粗陋的形式主义感到愤怒。百大维新,就是把社会运动的现场搬回校园。透过一连串的集会游行、文化干扰、快闪行动、摆摊活动、研究调查、发表报告,尝试提出学生对于台湾大学的想像,说出学生的爽与不爽。
我很珍惜这些兴奋、焦虑、屈辱、复仇、愤怒、爽与不爽。
后来,我就一直在校园与社会之间游走,缓慢累积组织、行动、网路宣传的心得。不太喜欢把鲁蛇挂在嘴边,深怕讲久了就不能翻身;但至少在运动这个领域,我个人倒是鲁蛇无误。每次抗争,总是失去的太多,成就的太少。留下些心得,或许就是等待着被超克。
曾经自问,假如给大二的自己读读这本小书,后来的际遇是否会有所不同?不知道,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会用更多的耐心与勇气,去探索不同于这本小书的可能。
我期待这个可能。
余崇任 这个国家每天都在发生一些狗屁倒灶的事。
同志和非典型家庭想要政府认可自己选择相守终身的人,不可以。
苑里居民不想要住家旁有支每天嗡嗡嗡的巨无霸风机,不可以。
关厂工人要拿回自己该有的资遣费和退休金,不可以。
外籍移工需要更完整的制度保障他们的工作权益,不可以。
兰屿和达仁居民不想要变成都市和工厂的垃圾桶,不可以。
刺桐想要回自己部落原来共有的海岸不要给饭店,不可以。
大埔的张大哥只是想要跟自己的家一起好好活着,不可以。
维持这个城市表面亮丽的底层工人想要有个地方落脚休息,不可以。
土地和房子应该要先给人住而非用来玩钱滚钱的游戏,不可以。
学术助理应该也要有劳工的权利和义务,不可以。
想要读根据事实撰写的历史,不可以。
想要读根据事实撰写的报导,不可以。
想要追究政府过当施暴的责任,不可以。
想要国民党把党国时期从国库夺走的财产还给全体人民,不可以。
想要正常的公听会或民主审议程序让大家理性地修正两岸协议内容,不可以。
不想要为了多赚一点钱而经济依赖一个政治专制国家,进而被它统一,不可以。
这个国家每天都在发生一些狗屁倒灶的事,我无法假装没有看见,我也无法接受大家真的没有看见,或假装没有看见。
于是我以社运打杂工和键盘酸民的身分参与这项手册写作计画。写给与我抱有类似心情,想要强迫这个社会在意某些事情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