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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很多学生选择科系时，从师长的眼光看，都不免带有短见，倾向于功利主义方面。天份比较高的都跑到医、工科去，而且只走入实用方面，而又不选择基本科学，譬如学医的，内科、外科、产科、妇科，有很多人选，而基本科学譬如生物、化学、病理学，很少青年人去选读，这使我感到今日的青年不免短视，带着近视眼镜去看自己的前途与将来。
　　
　　我今天头一项要讲的，就是根据我们老一辈的对选科系的经验，贡献给各位。我先讲一段故事：
　　
　　记得四十八年前，我考取了官费出洋，我的哥哥特地从东三省赶到上海为我送行，临行时对我说，我们家早已破坏中落了；你出国要学些有用之学，帮助复兴家业，重振门楣。他要我学开矿或造铁路，因为这是比较容易找到工作的，千万不要学些没用文学、哲学之类没饭吃的东西。我说好的，船就要开了，那时和我一起去美国的留学生共有七十人，分别进入各大学。
　　
　　在船上我就想，开矿没兴趣，造铁路也不感兴趣，于是只好採取调和折衷的办法，要学有用之学。
　　
　　当时康乃尔大学有全美国最好的农学院，于是就决定进去学「科学的农学」，也许对国家社会有点贡献吧！
　　
　　那时进康大的原因有二：(一)康大有当时最好的农学院，且不收学费，而每个月又可获得八十元的津贴；我刚才说过，我家破了产，母亲待养，那时我还没结婚，一切从命，所以可将部分的钱拿回养家。(二)我国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农民，将来学会了科学的农业，也许可以有益于国家。
　　
　　入校后头一星期，就突然接到农场实习部的信，叫我去报到。那时教授便问我：「你有什么农场经验？」我答：「没有。」、「难道一点都没有吗？」、「要有嘛，我的外公和外婆，都是道地的农夫。」教授说：「这与你不相干。」我又说：「就是因为没有，才要学呀！」后来他又问：「你洗过马没有？」我说：「没有。」我就告诉他中国人种田是不用马的。
　　
　　于是，老师就先教我洗马，他洗一面，我洗另一面。他又问我会套车吗？我说也不会，于是他又教我套车，老师套一边，我套一边。套好跳上去，兜一圈子。接着就到农场做选种的实习工作，手起了泡，但仍继续的忍耐下去。
　　
　　农复会的沈宗瀚先生写一本《克难苦学记》，要我和他做一篇序，我也就替他做一篇很长的序。我们那时学农的人很多，但只有沈宗瀚先生赤过脚下过田，是唯一确实有农场经验的人。
　　
　　学了一年，成绩还不错，功课都在八十五分以上。第二年我就可以多选两个学分，于是我选种果学，即种苹果学。分上午讲课与下午实习。
　　
　　上课倒没有什么，还甚感兴趣。下午实验，走入实习室；桌上有各色各样的苹果三十个，颜色有红的、黄的、青的……形状有圆的、长的、椭圆的、四方的……要照着一本手册上的标准，去定每一苹果的学名，蒂有多长？花是什么颜色？肉是甜是酸？是软是硬？弄了两个小时。
　　
　　弄了半个小时一个都弄不了，满头大汗，真是冬天出大汗。抬头一看，呀！不对头，那些美国同学都做完跑光了，把苹果拿回去吃了。他们不需剖开，因为他们比较熟悉，查查册子后面的普通名词就可以定学名，在他们是很简单。我只弄了一半，一半又是错的。
　　
　　回去就自己问自己学这个有什么用？要是靠当时的活力与记性，用上一个晚上来强记，四百多个名字都可记下来应付考试。但试想有什么用呢？那些苹果在我国烟台也没有，青岛也没有，安徽也没有……
　　
　　我认为科学的农学无用了，于是决定改行，那时正是民国元年，国内正在革命的时候，也许学别的东西更有好处。
　　
　　那么，转系要以什么为标准呢？依自己的兴趣呢？还是看社会的需求？我年轻时候《留学日记》有一首诗，现在我也背不出来了。我选课用什么做标准？听哥哥的话？看国家的需要？还是凭自己？只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我」，一个是「社会」，看看社会需要什么？国家需要什么？中国现代需要什么？
　　
　　这个标准―—社会上三百六十行，行行都需要，现在可以说三千六百行，从诺贝尔得奖人到修理马桶的，社会都需要，所以社会的标准并不重要。
　　
　　因此，在定主意的时候便要依着自我的兴趣了；即性知所近，力之所能―—我的兴趣在什么地方？与我性质相近的又是什么？问我能做什么？对什么感兴趣？我便照着这个标准转到文学院了。
　　
　　但又有一个困难，文科要缴费，而从康大中途退出，要赔出以前两年的学费，我也顾不得这些。经过四位朋友的帮忙，由八十元减到三十五元，终于达成愿望。
　　
　　在文学院以哲学为主，英国文学、经济、政治学之门为副。后又以哲学为主，经济理论、英国文学为副科。到哥伦比亚大学后，仍以哲学为主，以政治理论、英国文学为副。
　　
　　我现在六十八岁了，人家问我学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学些什么，我对文学也感兴趣，白话文方面也曾经有过一点小贡献。在北大，我曾做过哲学系主任、外国文学系主任、英国文学系主任。中国文学系也做过四年的系主任，在北大文学院六个学系中，五系全做过主任。
　　
　　现在我自己也不知道学些什么，我刚才讲过，现在的青年太倾向于现实了，不凭「性之所近、力之所能」去选课。
　　
　　譬如一位有做诗天才的人，不进中文系学做诗，而偏要去医学院学外科，那么文学院便失去了一个一流的诗人，而国内却添了一个三、四流甚至五流的饭桶外科医生。这是国家的损失，也是你们自己的损失。
　　
　　在一个头等且第一流的大学，当初日本筹划帝大的时候，真是计划远大、规模宏伟；单就医学院就比当初日本总督府还要大。科学的书籍都是第一号编起。基础良好，我们接收已有十余年了，总算没有辜负当初的计划。
　　
　　今日台大可说是台湾唯一最完善的大学，各位不要有成见，带着近视眼镜来看自己的前途、看自己的将来。听说入学考试时有七十二个志愿可填，这样七十二变，变到最后不知变成了什么。
　　
　　当初所填的志愿，不要当做最后的决定，只当做暂时的方向。要在大学一、二年的时候，东摸摸、西摸摸的瞎摸。不要有短视，十八、九岁的青年仍没有能力决定自己的前途、职业。进大学后第一年到处去摸、去看、探险去，不知道的，我偏要去学。
　　
　　如在中学时候的数学不好，现在我偏要去学，中学时不感兴趣，也许是老师不好。现在去听听最好的教授的讲课，也许会提起你的兴趣。好的先生会指导你走上一个好的方向，第一、二年甚至于第三年还来得及，只要依着自己「性之所近，力之所能」的做法，这是清代大儒章学诚的话。
　　
　　现在我再说一个故事，不是我自己的，而是近代科学的开山大师―—伽利略(Galileo)，他是义大利人，父亲是一个有名的数学家，他的父亲叫他不要学他这一行，学这一行是没饭吃的，要他学医，他奉命而去。
　　
　　当时义大利正是文艺复兴的时候，他到大学以后曾被教授和同学捧誉为「天才的画家」，他也很得意。父亲要他学医，他却发现了美术的天才。
　　
　　他读书的佛罗伦斯地方是一工业区，当地的工业界首领希望在这大学多造就些科学人才，鼓励学生研究几何，于是在这大学里特为官儿们开设了几何学一科，聘请一位叫李奇氏(Ricci)当教授。
　　
　　有一天，他打从那个地方过，偶然的定脚在听讲。有的官儿们在打瞌睡，而这位年轻的伽利略却是非常感兴趣，于是不断地一直继续听下去。趣味横生了，便改学数学。
　　
　　由于浓厚的兴趣与天才，就决心去东摸摸、西摸摸，待摸出一条兴趣之路，创造了新的天文学、新的物理学，终于成为一位近代科学的开山大师。
　　
　　大学生选择学科就是选择职业。我现在六十八岁了，我也不知道所学的是什么？希望各位不要学我这样老不成器的人。
　　
　　勿以七十二志愿中所填的一愿就定了终身，还没有的，就是大学二、三年也还没定。各位在此完备的大学哩，得有这么多好的教授人才来指导，应趁此机会加以利用才是。
　　
　　社会上需要什么，不要管它。家里的爸爸、妈妈、哥哥、朋友等，要你做律师、做医生，你也不要管他们；不要听他们的话，只要跟着自己的兴趣走。
　　
　　想起当初我哥哥要我学开矿、造铁路。我也没听他的话，自己变来变去成一个老不成器的人。后来我哥哥也没说什么，只管我自己，别人不要管他。
　　
　　依着「性之所近，力之所能」学下去，其未来对国家的贡献，也许比现在盲目所选的，或被动选择的学科会大得多，将来前途也是无可限量的。
　　
本书特色

　　依着「性之所近，力之所能」学下去，是要跟着自己的兴趣走，还是照着别人的期望走？

作者简介

胡适(1891.12.17〜1962.2.24)

　　原名嗣穈，行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铁儿等，安徽绩溪上庄村人，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曾担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等职。兴趣广泛，着述丰富，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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