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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虾米的巨大力量
◎柯一正(导演) 一切都要从一句话开始。二〇一二年日本发生福岛三一一核灾事件,同年台湾核四厂预算追加,马英九总统在外国媒体提问台湾的核能处理时,说:「因为没有人反对,所以核能政策照常进行。」
过没多久,我和吴乙峰、戴立忍等人招集了若干艺文圈的好友,一个拉一个,七、八十人在凯达格兰大道上排出一个大大的「人」字,大家高声唿喊:「我是人,我反核!」行动串联很快地在各地发酵,我们要让马总统知道,有许多人关心核能问题,有许多反对的声音。隔年(二〇一三年)三月九日反核大游行,二十多万人走上街头,高举反核旗帜。游行结束后,小野、吴乙峰、王小棣十几位导演和作家留在原地彻夜讨论:反核会不会变成像是一年一度的游行、结束后就曲终人散?我们要如何延续这一股集结起来的力量?
日本福岛核灾事件过后,每个週末都有一群人在首相官邸附近的公园聚集,静默地反核;一部南美的电影《羊澄湖事件》,叙述一个爸爸为了找两个失踪的儿子,三十年来,每周三下午都去总统府放着儿子的相片抗议。这两事件给我们很大的启示与刺激。三月九日反核上街头的气氛,心中对于政府忽视人民心声的怒火,在在让我们觉得反核必定得坚持下去,我们打铁趁热,在游行结束后,真正延长赛才要正式开始。二〇一三年三月十五日星期五晚上六点,我们在自由广场下,开启了连续举办至今八十多集的「不要核四、五六运动」。
细数来这五百多个日子,小野绝对是「不要核四、五六运动」中的灵魂核心人物。我与小野认识了许多年,情感似乎不曾改变,年轻时我们一起开影像制作公司,中年后我们一起参与社会改革追求一个更好的未来。
在小野身上,我看到一股更热烈的正面能量,他看到这些不公不义的事件每天发生在我们周遭,他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他全心力投入,这让我非常感动。「不要核四、五六运动」的每个夜晚,他风雨无阻、几乎不曾缺席;他是活动中需要口号、文案的快笔写手;他是节目快开天窗时,「最佳垫档男主角」,信口捻来就是一段感人的小故事;他是最富含情感的真情男子,骨子里比谁都反叛,可是心地却比任何人都更加柔软韧性。
他对很多事情不满,我们常戏称他为「老愤青」,反叛的个性一部分源自于他遭受到政治迫害的舅舅,一部分也来自于他对于生命与环境的热爱。表面上他不是一个特别愤怒的人,可是内心他比谁都激动、积极,设法推动更多社会活动,参与更多公共议题,小野说,他用笔挥舞了四十年,像斧头,看似温柔幽默,但在很多时刻,那些文字都指向了社会上不平等之处。
小野也拥有非常细腻的观察力,总是能在「不要核四、五六运动」的现场中,观察到前来参与活动的每一个人,《在每一个可以改变历史的时刻》一书中,就收录了很多如你我一样平凡而感人的故事。我记得有一次很感动,一位来自贡寮的女孩上台分享自己的故事,那次我们全场的人都掉泪了。
女孩不超过十六七岁,她説自己从小就看着爸爸反核,她的爸爸是近海渔业的渔民,当海洋生态因核电厂兴建而破坏,她爸爸丧失了工作的机会,也无能扭转大环境,整个家庭生计出现了很大的危机,从那时候开始,她就很少看到她爸爸的笑容。反核这么多年过去,她长大了,却也很少和她爸爸交谈了。女孩很简单地叙述了自己的故事,但我们却可以直接地、透过「不要核四、五六运动」的现场,明白核四对一个人、一个家庭的重大改变,活生生展演在我们面前。
在这一年多以来,尽管在参与一个严肃的活动,一开始只单纯地反核,随着时序推移,渐渐有更多人上台分享各种事件,我们历经了松菸护树、大埔张药房事件、士林文林苑、洪仲丘事件、太阳花运动等等,核四宣布停工后,「不要核四、五六运动」转型为「五六运动公民论坛」,每一周设定当时正在发生的时事来讨论,协助准备要来发表的团体或个人,无形中也认识了更多人,譬如日日春关怀互助协会、为冯光远办入监晚会……每个公民都可以上台发声,每个角落都可以被看见。我们与志工如流动的、透明的泉水般,尽力了解每一样社会议题,尽可能提供无私的协助。
小野是这一年多来,在现场哭最多次的一个人,只要随便问他一个问题,他都会哭出来,他非常感性,我想是因为有太多资料与故事在他心里翻腾,觉得我们在做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我们获得的资讯愈多,愈觉得自己正走一条没有回头之路,然而,我们却是无比快乐,这快乐来自于我们在身处在这个的时代,可以尽微薄的一份力量,付出而不会后悔。我与小野这一代人掠夺了太多下一辈人的资产,所以当有机会可以补偿过失,当还来得及的时候去制止,我们必须要团结起人民的力量,让政府知道、表达声音;我们也必须让新一代的年轻人站出来,给他们机会、建立一个舞台,站到最重要的位置,让他们尽情地发挥理想,而我们可以在一旁,有所助力。这不仅是我,也是小野最大的心愿。我们时间不多了,希望能够看到这个国家有不一样的机运。
「不要核四、五六运动」原先是一连串的愤怒而引发的活动,但我们知道愤怒的力量只能维持短暂的光火,唯有理性而坚定的脚步,才能带我们走更远的路,没有人可以预测这些行为的结果,是成功或失败;没有人知道这场抗衡会持续多久、还要走多少无人知晓的道路,但我们始终相信一件事情:不断地以温柔而坚定的力量持续前进,小虾米如我们,相信总有一刻历史会因为我们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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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驯服,也不放弃
◎范云(台湾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我并不真的认识小野这个人,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以为我认识他。
最早知道他是因为读了《蛹之生》这本书,后来则是因为喜欢《恐怖分子》等那些陪伴我成长的台湾新电影,再后来,则是偶而在电视台人事更迭的新闻中,会读到关于小野的讯息。无论出现在哪儿,在我心中,小野似乎一直代表着台湾社会所拥有的一种温暖、光明与不断朝向理想攀爬的生命质地。在台湾一股脑地追求经济成长的七○与八○年代年,这股伏流开始汇聚,不曾中断地走过九○年代与政党轮替,从文化领域延伸到社会改革,从体制内走到街头与自由广场。读着小野的各色作品,看着他的身影,温暖、正直与昂然的风格依然,只是,当年我所仰望的文学青年,如今已是鬓角微霜,有四个孙子女的阿公。奇特的是,他的热情似乎更澎湃,他想要攀爬的理想山峰,依然让人仰望,甚至,更为巨大。
一九七八年时,我国小三年级。那是个炎热的夏天,我是家中的么女,父亲带我到台北市某个校园陪同大姊参加大学联考。我已经忘了我是怎么拿到《蛹之生》这本书,也许,是从大姊的书架。我只记得,在那两天陪考的漫长时光中,我安安静静地坐在排球场边高高的裁判椅上,一页一页地,细细翻读《蛹之生》这本书。
七月的白日天气闷热,阳光极亮,排球场的榕树荫下蝉声唧唧,偶而飘来些许凉风。读着读着,有时我也会放空发想,读累了,则在校园里随意走动。第二天最后一科考试钟响前,忽然,一抹尖锐的叫声划破了静肃的氛围。一个高中女生被抬出教室,在众人惊恐的目视中,尖叫着被送上了救护车。不到十岁的我,似乎顿时了解了一件事——这个体制容不得任何一个年轻人,有半点闪失。于是,那个夏天,那次陪考,以及阅读《蛹之生》这本书的经验,就这么牢牢地镶嵌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成为一段无法忘怀的回忆。
除了《蛹之生》,那几年,我也阅读了《试管蜘蛛》、《生烟井》等小野其他的书。四十岁后的我,对于书的具体内容,已然不复记忆。然而,我一直记得,小野书中所透显的那种不驯服,对教育体制与社会的质疑,对人性挣扎的反思,以及不放弃。师大生物系毕业的小野,以质朴的文学语言,诚实地写下了当年的他对成人世界的陈腐与残酷的感触。也许就是那股不驯服,却也不放弃的气息触动了我,我对《蛹之生》,对小野,一直都有着一种莫名的信任,对于他所做的许多事,也一直抱着一种安静的期待。
因为如此,这些年来,每每读到他的讯息,我总觉得我一直认识他。他还是那个刚写了《蛹之生》的生物系毕业生,而我,还是那个在排球场旁高高裁判椅上读着《蛹之生》的小孩。在那个七○年代,在那个联考的夏天,我们相印共鸣地认识了成人世界的陈腐与残酷,但我们都不想屈服,也不甘放弃。
看到小野与导演们被迫走上街头,研究与关心社会运动的我,有许多感触。从青春到熟年,有人只在青春期反抗,有人在熟年期反抗,有人一辈子都在反抗,当然,这个世界上多数的人则是从来都不反抗。有人的反抗,是在街头,有人的反抗,在作品之中。小野与导演们就像沙特,将自己最美好的青春与能量投入创作,用美学叙事或哲学思辨,将广大的人群带到更高的山头,让我们看得见时代本身,也习得体会美好的霞光云彩。沙特晚年投入社会改造,他说,他最美好的创作能量,都在他的作品之中。晚年的他,选择以更直接的行动贡献他所热爱的世界。相较于一辈子都在体制外写作的沙特,小野让我惊艳的是,多次出入体制的他,不仅没有驯服或老成,相反的,他以自己的方式,带着文化的视野,走出了一条温柔又有风格的反抗之路。
社会运动是时间的艺术。很少有运动能够靠着一场战役,就完成目标。多数的运动是挫败的,能够被记载的成功运动,靠的往往就是领导者懂得时间的鍊金术。只有透过时间的坚持,才能将每一个参与者微弱的能量,积沙成塔,累积成感动人的力量。小野,和他的朋友们所带领的「不要核四、五六运动」用一年多的每一个星期五的的不懈,向我们展现了时间的炼金术。
原来这个社会,还是有人不论刮风下雨,都能够齐聚心中的魔幻广场,分享共同的信念,与思辨。原来这个社会,还是有人会为了改革社会,一吋一哩缓步挺进,坚守着自己的承诺。原来,人们只要持续不懈,也能积累出更大的能量,与历史拔河,齐心拉出改变历史的关键时刻。原来,即使运动人潮有高有低,我们也能因分享了来自同胞高贵情谊的美食,从而精神饱足。
在过去的一年多中,自由广场的确成了週五的魔幻广场,以时间的鍊金术向我们展现了理想的坚持力道。小野就像是发动了许诺的旗手,或,魔术师;他的话语,让参与者打从心底愿意相信,个人微小的贡献是有意义的,运动是可能的,在自由广场的当下是,面对台湾的未来更是。
小野的视野总是宽广,他看到的不仅是反核议题或核能政策,他说:反抗者要走的道路非常艰辛而漫长,因为他们要反抗的不只是一个人或是一个集团,而是一个难以动摇的汉民族深层的文化。
面对深层文化的课题,改变并不容易,但,看过大风大浪的小野,举重若轻,他的文字一贯昂扬,絮絮地述说这个运动的许多小故事,温柔但坚定地告诉读者,我们是幸福的,因为我们能够反抗。能够反抗,是幸福的。每个星期五的晚上,在自由广场的每一个当下,我都很快乐。小野这么说。
是的,我们是幸福的,还能为了自己以及下一代更有尊严的人生,起而行动。我们是幸福的,这个社会还有秀异的导演与作家与许许多多的文化工作者,和弱势朋友们站在一起。是的,我们是幸福的,即使这一路上仍有许多梦想,看似更远,但,我们已经拥有彼此,一路温暖,不孤单。
阅读小野为「不要核四、五六运动」所留下的文字纪录,我的感叹是,他真是天生的运动者,不驯服,也不放弃,无论是在文化体制内的长征,还是在週五傍晚的自由广场。即使我并不真的认识小野,在这里,我想说的是:谢谢小野,谢谢他的创作,以及温柔坚定的「不要核四、五六运动」。
自序
我从来不相信自己可以改变历史
◎小野 我从来不相信自己可以改变历史,更不相信自己可以扭转世界。
从有记忆开始,我就怀疑自己的存在,更畏惧人生的尽头便是死亡,这些怀疑和畏惧曾经使我在人生的起点便裹足不前,对于悲伤特别的敏感,所以从小我非常爱哭。
台湾,对我的父母亲而言都是非常陌生的异乡,他们比发生在一九四九年的那次大迁徙更早来到这个岛上寻找工作机会,他们经历过二二八和白色恐怖,也有不少亲人、朋友在这样肃杀的政治氛围中受难。
他们对孩子耳提面命的生存原则便是:不要介入政治,连谈论都不要,只要拚了命用功读书,早日进入体制内成为工作安定的公务员或老师就安全了。在那种政治氛围中还有一种父母亲会警告自己的孩子说,台湾不是我们的家,也非久留之地,最好是趁早离开。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就遇到一位背景和我相似的朋友,苦口婆心地劝我说千万不要再回台湾,他说:「台湾最后终将属于台湾人的。我们没有份。」
那是台美断交和美丽岛事件发生后,所有重要的政治异议人士都被逮捕的大整肃时代,可是我的朋友却已经预见了未来的政治发展和政权轮替的可能。我和这位朋友之间最大的差异是,在台湾出生的我从来没有他那么充满预言式的洞察力和恐惧心、分别心。从进入小学之后我很快就学会了带有南部腔的闽南语,因为我的同学们的家庭,有很多都是从南部来台北讨生活的,他们都住在艋舺南边,他们也从来没有把我当成另一种人,我们和乐相处。回想起来,也许这是我父母亲的刻意安排,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们早早融入这个社会,让异乡成为故乡。所以当我弟弟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放弃了在台湾的敎职决定留在美国工作时,爸爸还非常生气的和弟弟吵了一架。他常常说,他就是我们家族的开台始祖。
所以当我有了孩子之后,常常提醒孩子们说:「有根壤和故乡的感觉是很重要的,不管将来你们要不要留在台湾生活、工作,但是走到天涯海角,当别人问起你从那里来,你是那里人时,你们都要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我来自台湾,我是台湾人。」这么简单的事情,在别的国家根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在台湾,却是历史上的悲情和纠结,在政权的争夺上,往往将这样的仇恨和悲情扩大,永无宁日。
十九岁那一年,我考上了公费的国立师范大学生物系,我的父母亲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这是多么安全、美好的人生?可以进入体制内当一辈子的老师,或者可以出国深造或为科学家。总之,可以远离政治和是非。但是很不幸的是,二十二岁时的我又多了一种可能,因为我用小野当笔名成了别人口中的青年作家,这令我父母亲极度不安。尤其是爸爸,经常先扮演思想检查者,提醒我蜻蜓不要写红蜻蜓,天空不要写灰暗的。「很多人就是这样被枪毙的。」爸爸一脸忧愁地警告我。
所以,在这样强控制的戒严时代和特殊家庭背景长大的我,从来不相信自己可以改变历史,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属于来自异乡的边缘弱势族群。可是在三十岁之后,在每一次可能改变历史的时刻,我却从来没有缺席过,包括电影、电视、敎育、文化、环保、民主、历史等的改革和重建的运动。
因为我曾经承诺我的孩子们,当他们说自己来自台湾,是台湾人时要抬头挺胸理直气壮。
因为我也承诺我自己,当有一天要离开这个世界时,能光荣地离去,因为我已经尽了力。
后记
我哭,因为我还能爱 最近有人问我,未来「所剩不多」的人生还有什么规划?
这样的问话也许有点不吉利,或是不礼貌,但是我和我所熟识的同世代友人常常都是这样亏来亏去的,所以不但不生气,反而哈哈大笑,觉得这样的问题直指核心,很赞。
就是因为有一种急迫感,反而脑袋更加清醒。记得我说出未来的一些最想做的事,例如再为台湾的孩子多写几本童书,多编几出戏;例如持续和同世代的好友们为年轻世代建立发声平台;例如想当电影导演,至少拍一部自己最想拍的电影;例如想学会做菜,好好做一顿饭菜宴请亲朋好友。未来最重要最重要的学习便是:不再浪费热情在不必要的人、事、物上。更谨慎地面对及处理未来要面世的每一件自己要挂名的作品和行动。
这本书的问世,或许正可以解释我以上所叙述的心情,因为这是一本和我过去所书写的书都不一样的书,甚至它不只是一本书,它是一个持续在进行的时间艺术、一个不断有人加入的大规模的公共艺术表演,一个属于公共的艺术作品。最重要的是,因为这件事,我遇到了过去生活中不曾遇到过的不同世代和不同领域的新朋友,也因为这件事让我和一些原本不太熟识的年轻辈导演和作家有了深刻互动,更因为这件事让我和一些许久不见的老朋友们重逢。这不正是我在「所剩不多」的人生中最珍贵而美丽的事情?
原本在我的人生规划中并没有这样一本书,就是因为和作家朋友许悔之意外重逢,他趁着一些酒意,瞪大了发光的双眼告诉我他已经替我想好了书名,而且这本书将会像黄仁宇写的引起极大共鸣的《万历十五年》那样,为这个遭逢巨变前夕的时代留下了见证。「有那么重要吗?」我半信半疑,但是他说的书名却已经深深地吸引了我,于是我提出可以考虑,但再观察一段时间。就在这次初步的沟通之后的这一年当中,台湾社会又发生了一件件比二○一三年更惊天动地的公民运动,于是已经有了一年餐风饮露街头抗争经验的「五六运动员」,在这些突发的公民运动中默默扮演着无名英雄,抬着那十二个自己制作的反核肥皂箱从各方面稳住每一场街头的非暴力抗争。「时机成熟了,是该出这本书的时候了!」许悔之再一次催促着。于是,我终于同意了。
这本书在构思和编辑的过程中,往往有一些超乎自己想像的事情发生。先是摄影家张大鲁同意提供他在「不要核四、五六运动」现场所捕捉到的瞬间动人照片,有了他专业影像的搭配,我心里踏实多了。之后,曾经是九○年代初野百合学运领袖的范云教授慷慨同意为这本书写一篇推蔫序。拜读了她这篇文釆飞扬的文章后,我忍不住流下了感激的眼泪,我常常觉得自己是个幸运儿,取之于社会的多,付出给社会的很有限,来自于不同世代的反抗运动领袖的共鸣,于我非常重要。最后,我读到了我的老战友柯一正导演为这个运动的源起,娓娓道来从头说起的文章,使我想起从八○年代的台湾新电影运动起,我们一起并肩作战,一路经历了不少战役后的徒劳和对理想的幻灭,我更是躺在床上涙流不止。
我怎么变得那么爱哭?尤其是参加了「不要核四、五六运动」之后。过去的我给人的印象不是这样的。在人愈多的场合,我表现得愈风趣幽默,愈从容自在,常常妙语如珠引来阵阵如雷爆笑。和我同年的喜剧演员罗宾•威廉斯在寓所自杀身亡的新闻,从手机上跳出来的那一瞬间,我更加确定了他那些曾经有过的搞笑和幽默,其实只是为了和人保持距离,为了掩饰内心深处无法向别人倾诉的悲伤和深情。因为我懂,所以我不忍心再追踪那则新闻。
已经撑了八十多週的「不要核四、五六运动」帮助我将我与别人之间的距离拉近,帮助我勇敢诚实地面对真实的自己。我不会因为在群众面前哭泣而感到羞愧,也不再勉强自己说笑话来掩饰内心的情绪。因为我愈来愈清楚知道,我哭,是因为我还能爱。我哭,是因为我对这世界的热情不但没有随着年岁逐渐熄灭,反而越烧越旺。我哭,是觉得时间有点来不及了。
借着这本书的出版,让我有机会向所有参加过或关怀过「不要核四、五六运动」的朋友们深深一鞠躬,真诚地向所有在这个运动中付出过的无名英雄们用力大声说,谢谢你。
二〇一四年九月三十日,写于去台中中国医药大学的旅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