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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守谦
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过去的研究试图以文化史角度，对中国绘画史及其相关之历史发展提供与二十世纪八○年代前不同的理解。大致可分为探讨画史上风格转变与文化环境间的关系、区域发展、中日交流与雅俗问题等，近五年研究上的新发展，则在于东亚山水画史的开拓。
近年主持中央研究院深耕计画「移动的桃花源」以及主题计画「东亚文化意象之形塑」。重要着作有《风格与世变》（1996，简体字版2008）、《从风格到画意—反思中国美术史》（2010）、《移动的桃花源—东亚世界中的山水画》（2012）。
廖肇亨
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研究员，曾任日本东京大学客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明清文学、古典文学理论、佛教文化史、东亚文化交流史。曾获得中研院优秀年轻学者着作奖（2005），日本中国学会报特约（2009）撰述等荣誉。研究融铸思想史、文学史、佛教史、文化交流史为一体，彼此参照，相互发明，开发许多前人未及措意的重要研究课题。着有《中边．诗禅．梦戏：明清禅林文化论述的呈现与开展》、《忠义菩提：明清之际空门遗民及其节义论述探析》，编有《圣传与诗禅：中国文学与宗教研究论集》、《东亚文化意象的形塑》、《沈沦、忏悔与救度：中国文化的忏悔书写》，译有日本荒木见悟《佛教与儒教》。
图书目录
一、 中介者与东亚文化意象之形塑（石守谦）
二、 中介、转接与跨界—东亚文化意象形塑过程蠡探（廖肇亨）
艺术史
一、 十七、十八世纪东亚的奇观山水—从中国到朝鲜的传佈过程（石守谦）
二、 中国哲学的脉络化与韩国美学—以朝鲜时代文人艺术中的草亭为例（李静姬）
三、 中世东亚地区大画面花鸟画的意象—以狩野元信〈四季花鸟图袄绘〉（大仙院）为中心（黄立芸）
四、 妙见菩萨图像的变迁（林圣智）
五、 中日居士意象的形塑—中世维摩诘图像的圣与俗（陈韵如）
历史、文学
一、 日本的遣明船与禅僧（伊藤幸司）
二、 清代中期输日商品的市场、流通与讯息传递—以商品的「商标」与「广告」为线索（刘序枫）
三、 日本五山文学与黄庭坚—以「山谷抄」为中心（朱秋而）
四、 印刷出版与朝鲜「武夷九曲」文化意象的「理学化」建构（衣若芬）
五、 从「无风疮恶疾」到「通和理中之剂」—从药病书写看近世东亚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国族表征与知识结构（廖肇亨）
六、 「芙蓉积雪千秋白」—十八世纪蘐园学派文士与朝鲜通信使的交流与竞争（蓝弘岳）
英文摘要
图版目录
图书序言
中介者与东亚文化意象之形塑 ◎石守谦
一、中介者的双层结构
东亚地区文化互动之进行，必须赖有人为的中介，方得以实现。对于东亚区域内文化意象之形塑而言，中介者的角色尤其显得重要。许多文化意象的形塑历程之中，我们不仅注意到意象本身在区域内的流动，经常发生「在地化」的变异现象，而且也可注意到这种在地化变异现象绝非消极而被动的接受，甚至「误解」，因此很难再以传统的一地「影响」他地的方式来掌握这种文化移动之过程。相反地，我们看到的更多事实则显示了文化意象的在地化实是一种更为积极的回应，意不在「复制」外来意象，而在于「再造」一个适合于当地本身文化、社会脉络中的「化身」。因此之故，东亚文化意象之讨论，便得由对哪一些意象在东亚各地间得到传播的确认，转移到对意象移动之后在他地变异再生之「过程」的关注，而且，这个「过程」在此就不再是由一地向他地的单向移动，反要着重于「化身」向原生者之逆向「回馈」。如此强调着「互动性」的「形塑」过程，当然不可能自然地发生，人力的有意识作为实是不可或缺的关键。
形塑之功，必由人为，此理固不必赘言。不过，所谓的人为，尚应有层次之别。任一意象包括制造与使用在内之形塑者都属人，这些人都是过去研究所特别关注的对象，其在东亚文化史中的重要性当然不容质疑。但是，还有一群实际上参与到这个文化互动「过程」中的，而比较未「直接」牵涉到意象制作与运用者，实亦扮演着几乎同等重要的角色，却常被忽视。如果较诸于直接参与制造与使用的「核心的形塑者」而言，他们可称为「外围的中介者」，主要存在于形塑者的周围，向形塑者传递外来意象，有时也扮演在地意象向外传佈的角色。这些「外围的中介者」虽然不是在地意象形塑的核心，却在过程中具有高度的必要性，几乎可以想像为意象传递中的「管线」，如果没有这些管线，文化意象在东亚空间中的长距离移动，或许根本不会发生。他们之所以常被忽视，基本上可说是某种不得不然的结果，因为他们通常不是研究者在探讨意象形塑时所仰赖文字或图像资料的作者，甚至于他们自己也没有留下任何参与到此过程中的资料，故而在资料面来看，等于被迫居于次要的位置。虽然如此，东亚文化意象形塑之研究既然赋予「过程」以高度的关注，这些外围中介者所起的作用，就必须要超越资料面的限制，设法由对其「行动面」的重建来弥补我们对此「过程」思考中的不足。
「外围的中介者」在文化意象的移动过程中如何运作？其运作又如何对意象之形塑产生作用？这些问题很难仅从外在的制度运作去理解，而需要同时顾及那些中介者的「人」的层面，去思考其之所以作为的动机、盘算以及在中介过程中的各种可能的临场因应、自我调整。即以意象传递过程中常受注意的书籍载体而言，书籍在东亚区域内的移动大致依赖中国所谓之「朝贡贸易」制度的运作而传入朝鲜与日本，研究者自然想要知道哪些书籍经此管道到了异国？而在他地起了什么作用？并形塑了什么样的与中国原型可以唿应的文化意象？而那些在地意象又为什么得以在当地脉络中产生？研究者近年来对这种探讨确实累积了不少成绩。然而，在这些成果之上，还是存在一些问题值得再予追问下去。其中之一就是书籍如何被「选择」进入此文化交流的过程之中？它也牵涉到某种近似今日的採购书单如何提列？採购意愿遇上实际障碍时，冲突如何排解？等等，诸如此类的提问或许无法对付某些书籍为何未被选择的棘手难题，但无疑有助于理解书籍被选择之后的发展，特别是在文化意象之形塑上，是否受到选择之前任何人为考虑的影响？在面对这些问题时，中介者各式各样的「人为考虑」正是促使某一书籍开始进入中介「过程」的必要脉络。
中介者处理图象性的艺术文物之流动时，应该也与书籍者相类，但是仍另有值得注意的差异存在。书籍中可有严肃之经典与普及性读物之分，居于其间的则尚有各种专业性的着作，这是由读者群设定的角度所作的区别。中介者如何选择书籍进入那个移动的过程，当然受到自己身份阶层、知识素养，以及对供给地与需求地文化脉动之掌握程度的影响。当然，金钱和时间也关系到其成败。这两项条件都与成绩好坏形成正比。图象性艺术文物所需求于中介者的也一样。不过，其中物品等级区别较为细致一事倒非书籍者所可比拟。等级之间的差异来自于许多有关制作、材质、风格、年代、数量、产地特性等复杂专业知识的判断，有时甚至诉诸一些无法计量、不能言传的感觉，很难为一般人士所掌控。由于此种专业性知能之门槛很高（当然，到底多高，也很难说清楚），大部分外围的中介者亦皆未能具备，因此便须另外寻求专业人士介入这个中介过程中，来提供这种艺术文物专业的服务。他们这些具有艺术专业的中介者在此交流过程中如何运作，自然就关系到其后意象形塑的许多具体状况。由此言之，所谓中介者之双层结构中的外围部分，也需要随个案而观察这种专业人士的介入现象。
二、使节、僧侣与商人
自十四世纪后期明朝在中国建立之后，东亚区域中各国间的来往基本上是在中国「朝贡」体系的框架下进行的。在此框架下进行的交流，使节自然是本文所谓中介过程中的关键人物，对于他们在东亚各国文化之相互认识上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已有诸如夫马进教授《朝鲜燕行使与朝鲜通信使》等专着可以参考。而从使节作为中介者来考虑的话，使节成员本身之身份、文化取向与其对政治、外交任务之外文化使命的认知等等问题，就显得比较值得予以另外的关心。不同于中国与朝鲜政府以官员充任为常态的情形，日本中世时期的外交使节全由佛教僧侣担任，实在是一个突出的现象。本论文集中伊藤幸司〈日本的遣明船与禅僧〉一文即聚焦于十五世纪以来日本僧侣渡华由求法僧、巡礼僧转变成外交僧的重要现象，并讨论此变化在文化交流上所起的作用。其中他利用禅僧肖像画之制作和相关题赞资料的分析，注意到日本中世作为文化界主力的五山禅僧出现了日益浓重的文人趣味，并将此与室町禅林之日本化、日本禅人对中华憧憬之内在转折等事连系起来，便十分值得重视。陈韵如〈中日居士意象的形塑〉一文亦可与之参照阅读。陈文主要在探讨维摩诘形象逐渐自宗教性的圣像制约中呈现出文士化的历程，其中特别指出现存日本东福寺之〈维摩像〉之由中国传入，实与五山的禅宗脉络直接相关。这个案例可说是自佛教本身题材内部，提供了伊藤氏所言禅林文士化的另一个面向。另件黑田家所藏之〈维摩天女像〉甚至以侍女取代天女，更增强整个维摩诘居士意象的世俗化取向，其传日之时间虽然不明，但如推测为伊藤氏论文中所谓「外交僧」中介的时代，或许亦不能说无法想像。如果由此角度再来回看伊藤氏论文中所及日僧策彦周良于一五三八年在宁波为自己订制的两幅画像，其中之一刻意作中国文士打扮，实亦可视为居士意象的运用，属于陈氏论文中所叙述居士意象在日本确立之后的结果。策彦周良这位外交僧竟然毫不在意遵守日本禅僧肖像画的长久传统，而在宁波订制了这么一幅与其真实身份有别的，以居士意象作为自我之呈现，也意谓着一种外交僧对其使节任务的具像呈现。这或亦可说是作为意象核心形塑者在这个中介过程中所展示出来最为积极的表现了。
相较于五山禅僧所扮演的外交使节，中国与朝鲜两国在东亚地区活动的使节在文化交流的中介过程中也起了毫不逊色的作用，尤其表现在较高等级之文化物品之移动和相关意象之形塑上。我个人在论文集中所提供之〈十七、十八世纪东亚的奇观山水〉一文讨论了十八世纪朝鲜文化中最引人注意的，以金刚山胜景描绘为代表的「真景山水」，其实是在中国十七世纪《海内奇观》版画书籍经使节的管道传入朝鲜之后，在朝鲜本地文士圈中所引发对「奇观山水」意象之回应与在地形塑。朝鲜的真景山水除了以本地如金刚山之胜景形塑自己的奇观外，亦显示了清晰而强烈之与中国奇观竞争的心理。值得注意的是，此种竞争心态根本是中朝间使节来往活动中表面上遵循朝贡礼仪底下的基调，而且其来有自，时间上还要早过满清入主中国那个被认为「华夷变态」的十七世纪。夫马进研究朝鲜入明燕行使的资料，特别注意他们设法探询中国思想学术界之动态，尤其对阳明学之评价问题最为用心，并将其对中国阳明学发展之恶评与朝鲜本地学术政治之情势作了具体连系。他所指出的燕行使实况，极富参考价值。
如果换个观察「竞争」的切入点，我们还可注意到燕行使其实并非仅止于客观地搜集学术情报，而是在具有学术定见下刻意寻求辩论的对手（即使对手在学术能力上是否合格，也不计较），并将辩论的内容记录了下来。我们之所以得在燕行使所留存的资料中看到这些文字，根本上就是出于中朝使节间长期存在的文化竞争基调。本论文集中另篇蓝弘岳的〈「芙蓉积雪千秋白」〉一文所论虽是十八世纪日本蘐园学派文士与朝鲜通信使间的交流，但同样暗藏着文化竞争的角力。看来东亚世界中使节往来间的竞争，不仅存在于中朝，朝日间亦复如此。
在文化交流的中介过程中，商人所扮演的角色或许更为重要。他们与使节也有关系，是朝贡体制下实质贸易行为的执行者，文化物品的买卖通常都包含在他们的业务范围内，尤其是接受一些未能亲自参与异国之旅之菁英人士的委託订购。这种现象在十八世纪后的东亚世界中应该更为显着。中国方面自一六八四年废除迁界令，并在澳门、漳州、宁波、云台山设关与外国互市，东亚区域内的海上贸易便大有发展，这特别对中日间的文化物品的流动起了正面的作用，商人在此中的重要性也随之更为明显。从零星的一些资料中我们尚可推想他们在这交流过程里的操作样态。
例如十八世纪初就有一名叫李昌谋的苏州商人被中国政府控以企图私带违禁品的地图前往日本，后经调查后发现其实只是〈庆祝万寿图〉、〈西湖春夏秋冬四季〉、〈城隍山迎会景象之图〉等图画。由图画的这些品目看来，它们可能也不是正式的绘画，而是观赏性的版画，产地应该就是李昌谋住地苏州的桃花坞。李氏本人倒非专营版画之商人，而是中日贸易船的船首，纪录中还有他的商船几次抵达长崎的具体时间。像他这样的船首，应该领有日本官方所发的信牌，得以多次往返中日之间，故而有条件在停留长崎时直接接受某些物品的订购，那几幅版画即属此种情形。至于日方的订购者是何人，限于资料，则不得而知。另条一七○五年的资料则透露出一位官员「播磨守」向中国船的商人订购〈河南清明上河之图〉。「河南」或许是「江南」之讹写，但是否为绘画或版画，亦不清楚。然而，既属舶来物，又是特约订购，价格肯定不菲。这种较高价的艺术品或工艺品实是贸易船中除了丝、糖等固定的大宗商货外经常出现的部分，其品类、数量当因订购情况而有不同，但几乎无船不有（书籍则呈现相对稳定的状况），可以想见文化物品经此船商管道进入日本的可观数量。
透过贸易商取得中国文化物品的日本人士显然不限于上层人士，一些商家可能亦参与其中。本论文集中刘序枫教授〈清代中期输日商品的市场、流通与讯息传递〉一文中所论及江户中期兰学者森岛中良蒐集之剪贴簿《惜字帖》中，即收有五件苏州桃花坞版画。它们的尺幅偏小，作者推测是经营苏州版画商舖的广告。如果是这样的话，商人就不止是被动地接受委託，而且积极地参与到文化物品跨国的交流之中。森岛中良这个案例也显示了十八世纪中期以后苏州版画在日本已经具有相当规模的商业市场，这对于其所带动的文化意象之流通，当然产生了更大的能量。中国所出带着图象之印刷品的日本市场，或许还可从十八世纪往前追溯。一六二一年左右在中国刊行的《八种画谱》很早便传入日本，并在一六三○、一六七二、一七一○出现了和刻本。此是否也反映了这个版画市场的逐渐成型？对于这个问题的进一步理解，尚有待我们累积更多具体资料来予讨论。
图书试读
用户评价
这本《转接与跨界：东亚文化意象之传佈》当我初次在书架上瞥见它时，就被这个充满诗意又兼具学术深度的书名深深吸引了。我一直对“文化意象”这个概念很感兴趣，尤其是在东亚这样一个文化脉络如此复杂且相互影响深远的地区。想象一下，那些古老的神话传说，或是笔墨丹青间流淌的诗词意境，它们是如何跨越山海，在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之间流传，又如何在新的土壤中生根发芽，甚至蜕变成全新的模样？这本书的题目就如同一个引子，点燃了我对这些跨文化交流现象的好奇心。我期待它能为我揭示那些隐藏在历史长河中的“转接”与“跨界”的细节，让我看到那些曾经鲜活的文化符号是如何在流转中被赋予新的生命，又如何塑造了我们今天对东亚文化的认知。从书名来看，它似乎并非止步于单纯的罗列，而是深入探究了这些文化意象的“传佈”机制，这无疑是更具挑战性也更令人期待的部分。我猜想，作者一定对相关领域的历史、文学、艺术乃至社会学都有着深厚的洞察力，才能构建出这样一本宏大的研究。
评分读完《转接与跨界：东亚文化意象之传佈》后，我仿佛经历了一场穿越时空的文化之旅。这本书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它对文化传播的细腻描摹，它不仅仅是将东亚各国之间相似的文化元素简单地并列，而是深入剖析了这些意象在流通过程中所经历的“转接”和“跨界”的复杂性。书中许多例子都令我茅塞顿开，比如某个在中国深受喜爱的神话人物，在朝鲜半岛又被赋予了怎样独特的解读，又如何在日本的民间传说中幻化出不同的形象，这些细微的差别，恰恰是文化生命力的体现。作者的叙述方式非常引人入胜，既有严谨的学术考证，又不失文学的温度，读起来丝毫不会感到枯燥。我尤其喜欢书中关于“意象”本身是如何被感知、被理解、被重塑的讨论，这让我意识到，文化并非一成不变的，它在每一次的“传佈”中都经历着一次次的再创造。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让我们跳出了狭隘的民族文化视角，看到了东亚文化之间更为宏大而深刻的联系，理解了彼此之间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如何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
评分坦白说，当我拿起《转接与跨界：东亚文化意象之传佈》时，内心是带着几分学术探究的期待，而最终的阅读体验，则完全超出了我的预设。这本书并非一本简单的文化符号汇编，而是对东亚文化意象的“传佈”路径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解剖”。作者以一种非常精妙的方式，描绘了那些源远流长的文化元素如何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穿梭，又如何在新的环境中被“转接”和“跨界”。我特别着迷于书中对一些具体案例的分析，比如某个在中国源发的艺术风格，如何在传播到邻国后，又吸收了当地的特色，最终发展出独具一格的地域风格。这种“在地化”的解读，让我看到了文化生命力的顽强与灵动。书中的论述严谨而不失趣味，既有扎实的文献支撑，又有作者独到的思考，使得阅读过程宛如一场智力上的探险。它挑战了我之前对某些文化现象的固有认知，让我看到了东亚文化之间更为动态和互动的关系。这本书不仅是对东亚文化史的一次梳理，更是一次对文化传承与创新机制的深刻反思，让我受益匪浅。
评分《转接与跨界：东亚文化意象之传佈》带给我的惊喜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我原本以为会是一本相对干燥的学术专著，但实际上，它以一种极为生动且富有启发性的方式，揭示了东亚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书中对于“意象”的界定与分析，让我对一些耳熟能详的文化符号有了全新的认识。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列举共性，而是着重探讨了这些意象是如何在不同文化语境下被“转接”和“跨界”的，在这个过程中，它们经历了怎样的变形，又如何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书中的论证逻辑清晰，引用的史料翔实，但最吸引人的还是作者的见解独到。他仿佛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导游，带领我们穿梭于中国、日本、韩国等国的历史长河，观察那些文化意象如同一条条河流，在汇聚、分流、变形，最终汇入更为广阔的文化海洋。我特别欣赏书中所展现出的那种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以及对跨文化交流复杂性的深刻理解。这本书让我对东亚文化有了更加立体和深刻的认知，也对人类文明的相互借鉴与发展有了更宏大的视野。
评分《转接与跨界：东亚文化意象之传佈》这本书，与其说是一部学术著作，不如说是一幅精美的东亚文化地图。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它用一种非常直观且富有感染力的方式，勾勒出了那些世代流传的文化意象是如何在东亚这片土地上“转接”与“跨界”的。书中对许多经典文化符号的解读，都让我有醍醐灌顶之感。作者并没有停留在表面现象的描述，而是深入探究了这些意象在传播过程中所经历的微妙变化，以及它们如何被赋予新的含义，甚至被重新诠释。我尤其喜欢书中对于不同文化语境下，同一意象所呈现出不同解读的对比分析，这让我深刻体会到了文化的主体性和变动性。阅读这本书，就像是跟随作者的笔触，在东亚的各个角落进行一次文化考古，发掘那些隐藏在历史深处的联系与渊源。它让我看到了，东亚文化并非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在不断的交流与碰撞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而又迷人的图景。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去理解我们所处的这片文化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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