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
理律,台湾经济发展的活历史 萧万长 理律是我在国贸局服务时互动密切的法律事务所。
一九七○年代起,台湾经济发展走向自由开放,吸引外国企业高度注意。外商纷纷来台洽询商机,但对我国法令规章并不熟悉,大都是透过理律与政府打交道,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与理律建立关系。
当时,我推动外商来台投资,希望台湾经济早点与国际接轨,积极与各国业者接触。在争取外商投资过程中,涉及智财权的谈判、开放市场的磋商等许多议题,理律从旁提供重要参考意见。就我来说,理律是一个免费又有效的谘询机构,让相关工作能顺利进行;对理律而言,也因此受到更多的外商重视,争取不少生意,可说是双赢互补。
回顾战后的台湾,可说是内忧外患、景气萧条、百废待举、人民普遍贫穷落后,大家最重要的目标是「脱贫求富」。政府面对艰困的环境,唯一的出路就是务实地从事经济建设,以捍卫复兴基地,社会上所展现出来的是一股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那时,大家有一个共识,就是台湾的生存和发展必须靠经济,更要与国际体制接轨、吸引外资和技术、培养产业基础和人才。
政府从一九七○年代起,推动经济自由化、国际化、制度化的政策,台湾经贸体制从闭锁逐步走向开放,其间虽经历很多的挣扎、取舍,再找到平衡点,非常的波折,但大家都熬过来了。
这一段历程,正好是理律成立的背景。理律协助政府建立法制、推动变革,让外商对台湾的投资环境产生信心,而理律的业务与台湾的经济同步发展,既是见证者,也是参与者。
这些见证与参与,在《理律.台湾.50年》这本书中,历历如绘地一一还原。
这本书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在于它的丰富。这样的丰富,不光是只有经济的面向,还包括法治、两岸、国防、人权及公益关怀等方面,议题涵盖广泛。
另一个丰富,则是理律的事业属性。本书可以说是一本「企业传记」,却又远比一般的企业传记拥有更多元的脉络。通常,一本企业传记,多半会以一种励志的面向,叙述该企业创办人或其家族的卓越成就。仅此一位的英雄人物在整个企业中,如同一颗据天之央的炽烈太阳,所有的光芒均来自于他。
然而,理律的故事,「英雄」并不是单一的,虽有像李泽民、李潮年、王重石、陈长文等等的领导人物,但陶冶、炼铸理律精采篇章的,却是来自四面八方、各有专业的法律菁英。理律的故事,好似静夜里的满天星斗,各自闪耀、互拥光华。这也让理律的历史,不是单线的直进,而是多轨的併行,故事更为引人入胜,充满广度、深度及张力。
如何说服政府开放麦当劳进入台湾?因国共内战而被拆散的夫妻,夫方来台再婚引起的宪法风波怎么解决?在中共的打压下,如何成功地採购荷兰潜舰海龙、海虎来卫戌台海?以及阿玛斯号油轮触礁带来的环境震撼、可口可乐的中文译名、反仿冒的三十年战争、两岸第一个协议《金门协议》的签署……
还有,理律又是如何在经历被员工盗卖三十亿元股票后,勇敢地承担责任,不但挺过理律成立以来最大的风暴,让理律存续、让客户满意又同时兼顾公益的三赢方案,成就一段传奇佳话。
这些故事的点滴,在作者罗智强先生的生动笔触下,鲜活地写出理律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传承,记载理律秉持专业追求卓越的奋斗历程,也展现台湾如何在风雨飘摇的惊险年代,成就经济起飞的台湾奇蹟。
最后,理律法律事务所,多年来在陈长文所长的卓越领导和全体同仁的努力耕耘下,使理律成为全国乃至国际知名、业绩卓着的法律事务所;同时,理律更在台湾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协助政府推动经济法制走向国际化、现代化,做出杰出而重要的贡献。
过去五十年,理律为台湾的经济发展留下了美好的身影,我相信未来五十年,理律仍将一本为法治献心,为经济献力,为台湾献策的传统,继续担当台湾进步的中坚力量。
(本文作者为前中华民国副总统)
推荐序
随台湾经济发展起飞――「理律」五十年的成就
高希均
(一)民间贡献
八月下旬去杜拜开会,为自己带了一本要读的书稿《理律.台湾.50年》。一路上深被书中五十篇文章所吸引。它们清晰而生动地描述了「理律」五十年的成就,使我一再惊喜地发现这些律师群默默地在台湾贫穷与落后的过程中,做了这么多促进经济起飞、社会进步、正义伸张、人权维护等等的大事。
室外是摄氏四十五度的炎热,旅馆里室内冷气低到摄氏二十度。为了迎接二○二○世博会,杜拜还在兴建更奢华及炫耀的建筑,我想他们最缺的不是更多的摩天大楼,而是一个专业的、诚信的、尽社会责任的法律事务所;或者更广义地说,是一个法治社会。
「理律」是台湾最负盛名的律师事务所,我对他们的工作似乎不太陌生,但实际上对他们做的贡献所知太少。读完这本书,才知道「理律」的成就;也才更清楚:在我们讨论台湾经济奇蹟时,一直忽略了像「理律」一样的民间专业机构,在不同阶段中所做的贡献。在一个分工细密的年代,我们太需要相互沟通,了解彼此的贡献。
(二)不能只重经济因素
半世纪前(一九五八年),我们大学毕业时的月薪约新台币八百元(相当于美金二十元);每人平均所得不到美金一百元,是世界银行分类中的「落后地区」。毕业后幸运地有份助教奖学金,使我能去美国研读「经济发展」,一门刚刚兴起的新领域;读完五年书,去威斯康辛大学任教,讲授「经济发展」,一门探讨如何减少一国贫穷与落后的学科。
二十世纪中叶,落后地区的讨论,注重在一国是否拥有「经济因素」的配置,如资本、技术、人才、教育、自然资源、私人企业、政府效率、基础建设、外援运用、成长策略等,通常都不会涉及「非经济因素」。当我们列举「台湾经济起飞」的原因时,通常也只包括「经济因素」:政府务实的发展策略、民间企业的打拚、美援运用、廉价劳力、外人投资、国际景气等。这种「经济本位主义」的讨论,完全无视于其他因素的贡献,在今天看来是十分残缺的。
(三)「理律」随台湾经济起飞
一九六○年代是台湾经济转型走向开放的关键年代。转型期中,有各种类型外人投资的申请案件,每个案例几乎都是先例。「理律」的律师们要协助客户,就必须先说服官员、民代、舆论及利益团体。即使不断沟通,有些案例仍难免胎死腹中,或等待败部复活。从引进外资(如王安电脑)、外商(如麦当劳),资本市场的发展,到智慧权、反仿冒、商标、专利、併购法、环保公平法、华航转型等等,都是重要的里程碑。自己常以台湾引进麦当劳的故事,来说明政府需要勇敢地「开放」,它会带给社会众多的利益;恐惧开放的结果是没有一个赢家。
理律人又充满公义精神,投入了众多心血,一起提倡文明社会的开拓。文明社会是人人拥有同等的权利、义务与机会;不能有性别、宗教、肤色、方言等歧视;也不应当有战争的恐惧、贫穷的威胁、不公不义的伤痛。因此他们又参与了金门协议、红十字会、海基会催生、国际採购、跨国税务、培养国军法律人才,以及十余个指标性意义的释宪案,并且在一九九九年创设了理律文教基金会。
有了「理律」五十年奋斗的众多个案,对于台湾经济起飞的过程,增加了新的材料与较完整的解读。
「理律」的案例及贡献,可以归纳在两个大主题之下,一个是「春江水暖鸭先知」,「理律」是随台湾经济起飞的参与者;一个是「秋冷风怒人不惧」,「理律」是台湾文明社会的贡献者。
以「关怀、服务、卓越」为核心理念的理律人,投入了心血,产生了贡献。台湾经济起飞过程中,如果没有「理律」,在法律舞台就少了一个敢冲锋陷阵,敢走进国际舞台的主角;台湾的人权、法治与民主过程,也就少了一股维护的力量。五十年来的「理律」,实在就是这群律师持续不断的贡献,历年得到的国内外大奖已不胜枚举。理律人会谦虚地说:「我们是随着台湾经济起飞而起飞。」他们的专业表现,与社会的进展同步起飞,这真是一个双赢的结合。
(四)陈律师更像是一位君子
与长文相识逾四十年。长文得过很多赞誉:国际级大律师、两岸谈判第一人、卓越的教授、精辟的政论家、公益大使、政府器重的法律顾问、远见华人领袖终身成就奖。我认为对这位杰出律师,另一个合适的称唿是:一位「做什么像什么」的君子。「君子」的轮廓是:守住中道、自我要求、乐观其成、不传是非、做人合群、做事团结,以及具有强烈的公益心与社会责任感。
对于长文来说,只要有「结」就一定能「解」,这是挑战,更是责任。长文在一生中打过很多美好的仗,没料到最痛苦的一次竟然发生在内部。
回到二○○三年十月。理律法律事务所他们发现留职停薪的刘伟杰,涉嫌盗卖客户託管股票三十亿新台币,三十亿元的背叛,可以使「理律」破产。
在当时接受《远见》的专访中,陈律师说:「关门可能是损失最小的方式,但却是最鸵鸟的方式。就因为一个人、一件事,三十五年(努力)尽作烟尘。」「这次的事件,我们会当成一个学习。虽然代价很大,绝不会因此动摇我们对人、对事,及对社会的信任。」
经过重整及组织再造后的理律法律事务所,展现了更好的竞争力:丰沛的专才、众多的领域,更能为客户及社会提供全方位服务。
十二年后的今天,陈长文专任所长,李念祖任执行长,素来严以责己的陈长文,坚持地实践「为善者成」的座右铭。
半世纪以来,两位创办人李泽民律师与李潮年律师,完美主义的苦心经营,从三十余位同事到今天近千位理律人的奋斗奉献,已经在华人世界创造了「理律典范」。
这位投入「理律」超过四十年的君子有信心:理律人一直会以「正直、守信、诚实、守法」,来迎接另半个世纪的新挑战。
(本文作者为远见.天下文化事业群创办人)
自序
理律五十,为善者成
陈长文
以往我不常回顾过去,一是因为父亲在我五岁(民国三十八年)时奉命从台湾返回四川,在战役中捐躯,母亲独自照顾四个孩子成长,家中难以容纳回顾的悲伤。二是因为,生在台湾励精图治的年代,绝大多数人都是向前全力奋进,认真求学、就业、投入社会,为家也为国贡献心力,目光专注前方的同时,也就少了回首故道的心情。
转眼我已年逾古稀,自从国外完成学业回国,教书、参加理律法律事务所,已超过四十三年。有了年纪,尤其在母亲十年前过世以后,我思念双亲、思念起成长的时代;我开始回顾,不只是个人走过的痕迹,更多的是自己与所投身的环境融合交织的脉络。在生命的浮光掠影中,理性的执着与感性的激盪不断交错,谱出一篇篇充满感恩的回忆。而这一段人生最精华的岁月,跟「理律」密不可分。
在我们开始谈论「理律」这家见证台湾五十年发展的法律事务所之前,还是要从大家所熟知的职业――「律师」开始谈起。
我从事律师工作四十余年,非常幸运能与理律同仁共事至今,我必须这么说,能跟台湾乃至华人世界里最优秀的法律人一起工作,这是上天给我的宝贵赠礼。但另一方面,在我执业的漫长过程中,也听过许多对律师行业的揶揄。有些人或许对法律人根本上不敢领教,所以嘲讽律师恶行的笑话不胜枚举,我们时常以此自我调侃,其实是警惕自己要诚恳学习。
那要怎么看「律师」这个行业呢?必须回归到价值本体来定位。我常引述美国前司法部长理察森(Elliot Richardson)说的一句话与同事和学生共勉,那就是,"Politics, if pursued conscientiously, is the most difficult of arts, and the noblest of professions." 他说,「从政,如果秉持着良知奉行,是最困难的艺术,也是最尊贵的职业。」我总是把「法律工作」四个字套进他的话:「立志从事法律工作的人,只要秉持着良知奉行,勉力去做,虽然困难,却是尊贵的职业。」一如汤姆・汉克在电影《费城》中所说,他喜欢律师行业,是因为「有些时候,我可以成为正义的一部分。」许多人性的考验不时挑战着法律人,我们戒之慎之,在理律努力营造出正向的环境里,让大家乐于分享,绝不可利益至上、只求胜利,而是要努力做个争气和全观的法律人。
理律五十的记述初衷
撰写一本有关「理律历史」的书,在我们心头已经萦绕多年;既记述理律成长的历程,也一併整理类似「所史」的记载。感谢智强翻查几十年来的报纸与资料,访谈许多理律同仁与前辈,在他忙碌工作之余,慨然允诺撰写本书。一方面,理律走过五十年,有太多人事物可写;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希望以真实样貌示人,让有志从事法律服务的人参考。
理律成长的轨迹,最早可追溯到一九三〇年代我们的创办人李泽民、李潮年二位律师在上海执业的时代。若从政府迁台后,李泽民一九五三年在台北复业、一九六五年双李联合执业以降的五十年,理律的发展,实与台湾的经济成长、民主法治进程息息相关。
或许也可以这么说,理律本身,就是台湾经济与法治发展的微观史。
如果说市场机制是经济发展的前提,那么财产权的保障、契约效力的维持,就是市场机制存在的先决条件;而追求永续和均富的过程中,公法体系调合多元价值尤其重要。从这角度看,法律服务业的兴起,对于台湾经济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反之,没有台湾经济的发展就没有今天的理律。
所以无论是「商标」、「专利」、「侨外投资」、「併购」,到「金融、证券交易」、「税务」、「宪法、民刑事、行政、智慧财产诉讼」、「政府採购」、「贸易法」、「仲裁」等案件的兴起,都代表台湾产业结构的变化和进展,相对也引导法律服务市场的量变与质变。在一连串的变局当中,理律与台湾的未来总是十指紧扣,密不可分。因为理律的存在,不但降低了企业在台湾营运的困难度,也减少了市场变化的不可预测性。
在台湾,许多人误以为律师的主要功能是诉讼,而未必认识到法治社会所以需要律师,主要是在法院以外的场合,由律师为社会成功解决法律问题。以理律的经验来看,诉讼从来不曾是理律的全部,在理律的专业功能之中,恰如其分的属于五个专业部门之一,足以反映进步法治社会中法律服务专业较为适当的功能分配。
以狭义的角度来看,这就是理律存在的有形价值与社会功能。
除了前述理律五十年一贯的经营理念,这本书也希望和读者分享理律五十年来在事务所经营制度的点点滴滴,供同道指教,也希望对法学院的老师和学生介绍事务所的工作型态。
首先,是理律对于跨国界、跨地区「专业分工」的坚持。
大部分的律师是个人执业或合署办公,通常採取「单兵作战」的编制。然而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行为所引发的复杂法律问题,我们认为一如教学医院为病人服务一样,我们要让法律服务的提供者专精特定的法律领域,并且让最擅长该领域的人来解决客户的问题,才能提供高品质的法律服务。为了要完成这一条全方位和高品质的「法律生产链」,理律做了许多尝试,也获得了不错的成果。我衷心以为,如果这些野人献曝的心得,能够提供同道参考,发挥他山之石的功效,也能符合理律深耕台湾,追求法律服务业完善的宗旨。
其次,本书也有许多实务层面的经验谈。
台湾的法学教育与社会需求脱钩,始终如此,于今尤然,也形成「理论有余,实务不足」的现象,的确不足以满足执业的需求,包括了经营现代跨国事务所不可或缺的知识管理等元素。特别是,因为没有针对「如何经营法律事务所」的课程,现实与学术产生落差,学生们更不知道所学是否能派上用场。「国考技巧领导教学」的沉重压力,让法律学子们很难腾出余力去接触「考试之外的实务法学」,如此恶性循环,徒增教育资源的浪费。
本书没有办法减轻国考对法律系所学生的压力,但至少能以「业界过来人」的身分,跟法学院老师们分享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律师,以及法律人可以如何准备自己。
这本书也没有遗忘十二年前差点让理律倒下的「新帝事件」。在那段风雨飘摇的日子里,理律人像手足家人一样同心协力面对难关。经过狂风暴雨般的挫折洗礼,让受创的理律蜕变成一颗更加美丽的珍珠。我们无以为报,只能说:谢谢大家,也谢谢社会和客户的鼓励及雪中送炭。
此外,尽管本书的篇幅远远超过预期,但五十年来还有许多深具意义的事件无法纳入,更不要说先后在这里接力传承、奉献心力的数千位同仁个别的精采故事。这本书提到了一些社会瞩目的案件、或特殊性的专业领域;然而,理律参与的数十万案件、近百项专业分工的绝大多数,还有我们的行政、财务、知识管理部门默默耕耘,以及相依互持的策略联盟机构的奉献,这本书都无法一一描述,这是可惜之处。
理律五十的今日启示
我也希望理律这五十年的奋斗史,能给当下的台湾一些启示与参考。
在半世纪的时间之河里,理律和我、许多有些年纪的朋友,听过一九六○年代,时时在台湾上空盘旋的战鼓之声,两岸的战火虽没有直接加临台湾本岛,而只到金马前线,但当时的台湾人民,无一不怀有亡国灭家的忧患意识,担心有一天「共匪」血洗台湾,如果不是反攻大陆的话。
我们经历过一九七○年代的外交孤立,退出联合国、中日断交、中美断交,被众盟邦所弃的悲凉,台湾像一叶扁舟,孤漂在狂风巨浪里。
我们经历过一九八○年代的解严;经历过一九九○年代动员戡乱终止;走过二○○○年的政党轮替与朝野对立的加剧;○八年的政党再度轮替,两岸开启一甲子来最和平阶段,但同时台湾年轻世代对大陆的种种疑虑乃至情绪却也飙上了历史高点,民主政府的失能化,使得台湾进入了停滞的迷宫……。
每一年代都有危险与机会。如果让我从理律参与台湾五十年发展历程的角度出发,帮台湾找出一条最重要的生命线,我会说是:经济。
然而,今天台湾面对的最严峻事实是:经济,这条生命线似乎正在萎缩。
早期政府或民间,在中共武吓、外交危困等重大威胁下,那份拚经济的奋进之志,在今天好像消退甚至消失了。政治人物不再以经济政见为主诉求,取而代之的是撕裂彼此的政治语言。这是台湾一大危机。
在理律五十週年研讨会,这些忧心,也都化为一声声的疾唿。
前副总统萧万长先生盼望各界「不再陷入路线的争论,而能积极务实的面对开放,找到经济发展的新活路」。高希均教授沉痛的说:「政治正确,杀了台湾!」
张忠谋董事长唿吁:「不要讲空话。」徐旭东董事长向政治人物喊话:「不要跑掉,回答我下一句!」张安平副董事长说:「每位候选人都想选第二任,台湾就没有希望。」黄坤煌总裁说:「台湾退无可退!」詹益森董事长说:「取消外资、陆资投资双轨监理制,对陆资管理改採负面表列。」范炘总裁说:「亚太营运中心机会早已错失。」
这些警语,关心台湾的朋友都该听听。而我认为,危机的解方,其实往往藏在历史之中。我们希望这段历史,有助于台湾,回顾并深思,如何在深具潜力、多元且成熟的台湾找出突破困境的方法。
最后,佛家说「世事无常」,再过数十年,我们相信还会有一家名叫「理律」的法律事务所在台湾、大陆甚至世界其它地区继续提供法律服务,但是里面的那些人,是否还会记得当年的理律人对于专业精进的不懈?对于法律伦理的坚持?对于社会公益的追求呢?我盼望他们会坚定的回答:「是的,我们不但记得,而且会做得更好。」
为善者成(Doing Well by Doing Good),理律五十年,我们一直要用这样的心情实践法律人的理想与志业,过去是、现在是、未来,我们期待,也一定是。
自序
写不完的精彩――理律,丰富的台湾传奇
罗智强
我喜欢说故事,因此,在谈《理律.台湾.50年》这本书的写作历程前,我想先说两个故事。
一位理律的退休同仁,回忆她刚进入理律时,就代表银行扣押了前南越总统阮文绍在一九七五年偕家人飞来台湾的座机。这架飞机,是阮文绍在西贡陷落后,乘坐来台的波音七二七,现在还陈列在新竹县横山乡的中华科技大学。她说她「当初吓死了」。这段回忆也成为一种「另类」的历史见证。
一九八三年,伊朗共和国国防部长穆罕默德.沙里密来台兴讼,原来伊朗在一九八一年七月,向台湾购买「一批军用物资」,并将一千五百万美元汇入彰化银行,不料这笔钱被盗领,而我国官员表示并没有这项交易。这一千五百万美元的巨额军品交易成了罗生门,也成了当时台湾有史以来发生最大,也最离奇的一起诈骗案。伊朗方面,在台湾委託的法律事务所,就是理律。
以上都是理律曾参与过的历史故事之一,也是理律伴随台湾一路发展的传奇片段。这样的传奇,我在查找新闻时比比皆是,但却无法一一蒐进此书。因此,这本书虽然写的是理律的故事,但却写不完,理律的精采。
大约在二○○四年左右,我开始酝酿写这本书。于今算起,已有十一个年头。当时我在理律工作,是陈长文老师的研究助理,也是理律人。理律在二○○三年底经历了「新帝事件」的重创,员工刘伟杰盗卖新帝託管股票三十亿元,让理律几乎破产,我想把这一段惊涛骇浪的历程记录下来。
然而,真正执笔,却是二○○八年以后的事情。
二○○八年夏天,我有半年休息的空档,就开始以「苦战的将军—三十亿的一堂课」为题,进行了近二十场採访,准备撰写理律历史。但半年后接了新工作,后续几年忙得不可开交,这本书只能搁下。直到二○一四年中,时间稍有余裕,才重新拾起笔来。
再拾起笔时,却有一种浩浩大江,不知从何取水的迷惘。特别的是,我发现新帝事件只是理律漫漫历史的一段惊险波伏,浪虽高汹,却非江河全貌。理律五十年的历史,甚至如果上溯创办人李泽民律师、李潮年律师一九三○年代在上海执业的话,则有约八十年历史。这一条法律服务与法律工作的流脉,流过中华民国十年训政、八年抗日、国共烽火、外交孤立、经济起飞、法治进步、两岸融冰、人权抬头乃至于今天全球化的艰鉅挑战。每一段历史都有理律的足迹与影子,都映托着一幕幕鲜活的时代故事。
理律的历史,活生生的,可以说是将近五分之四部的中华民国近代史。这才是最值得书写与记录的部分。
于是,我改变了写作方向,让新帝事件沉淀成理律众多故事中的一个篇章,追随着台湾法治建设与经济发展的足迹,一步一脚印、一点一滴地试着用文字还原理律的精采。
为此,我又另进行了近二十场的口头访谈,辅以不计其数的书面採访补充,单单採访的逐字稿与往返的书面採访稿就超过百万字,最后反覆地删节与浓缩,终成了《理律.台湾.50年》此书。
其间经历的写作挑战,实非三言两语所能道尽。这本书是以台湾的经济法治发展为轴线,千丝万缕地从中探寻人的精采、案的精华,与理律的精神。
甚至可以这么说,我虽名为作者,但这本书却绝不是我一个人的书写,而是理律人的共同创作。我一方面是作者,另一方面也像一位「主编」,许多篇章,我做的是文字统整工作,特别是当中间触及到许多复杂、深奥的法律专业时,我得不断透过口头或书面请教,才能一一化解中间遇到的写作障碍。甚至有部分篇章,理律同仁传回的是书面答稿,只要稍做编辑、调修,就是一篇完整的故事。从这个角度来说,挂名作者,我是有几分掠美的。
除了法律专业的门槛越之不易,另一个写作挑战则是历史记忆散佚的问题。这一部横贯八十年的理律故事,有些事隔久远,而早期荜路蓝缕为理律开路的许多前辈也已仙去,如何还原和回溯早年的理律故事,是一项难度不小的工程。
我採取口述历史的写作方法,有点像电影《侏儸纪公园》里「复活恐龙」的方式,一如电影中的「遗传科技公司」,先从琥珀里保存完好的蚊子身上取出恐龙血液,获得恐龙的DNA,再辅以现代的生物科技,把DNA不完整的地方补全。
我先从理律的退休与资深同仁访谈中,取得理律早期故事的DNA,但有时人的记忆会因年代久远而模煳、不精确,缺漏与不完整的部分,则大量参採当年的新闻资料。从成千上万则与理律相关的新闻中,一则一则浏览,如在野林寻找蛛丝,在沧海探取明珠,试图重新描绘、组构故事发生时的时代背景,让理律所参与的台湾故事、中华民国历史,可以更鲜活的呈现。
另一个困难,则是取材。诚如李光焘先生所说,特别是在台湾经济起飞的那一段时间,只要打开报纸,许许多多的头版新闻都和理律有关。理律所参与及涵盖的故事太广太深,这让如何取舍故事,成为一个头痛的难题。不管怎么写,永远有挂一漏万之感,但取舍难还是得割舍。所以有许多未被纳入的人、事、故事,或在採访取材时有所遗漏的地方,不代表这些故事不重要,而是有限篇幅中的遗珠之憾。
同时,除了陈长文老师、李光焘先生等书中许多接受採访的理律人外,我也想特别提及并感谢几位在此书写作过程中,提供协助的朋友。一是洪文宾先生,在二○○八年我初次执笔写理律故事时,洪文宾先生提供了许多文字上与资料蒐集上的协助;而在二○一四年执笔的版本,张东旭先生与练鸿庆先生,也从旁给予我许多的助力。天下文化的吴佩颖副总编辑、赖仕豪编辑的悉心参与。他们都是这本书幕后的耕耘者。
「如果今天是收获的日子,那么我是在哪个季节和哪片土地上播撒了种子?」这是纪伯伦的诗句,也是理律在经历新帝事件后发出的声明〈历创的理律,美丽的珍珠〉里引的一句话。理律今天的成长茁壮、理念和台湾发展所建立的深厚连结,和理律一路坚持的理念有极大的关系。这理念,就是陈长文律师所说:「没有台湾社会的进步就没有今天的理律,所以我们对这个社会、国家是有责任跟义务的。」
理律把「利他」与「利己」合而为一,把理律的命脉与台湾的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成就了一个说不完的精采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