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日治时代的台湾人,如何应对殖民统治者的教育政策,借力使力,摸索出自己的道路?
日治时代,殖民统治者基于统治需要,在不同时期引进了不同教育制度。在需要会讲「国语」的行政官僚与教师时,建立了国语学校;在需要基础卫生人力时,建立了医学院;在需要农林工商人才时,建立了职业学校。
但是,当殖民者有其教育目的时,台湾人怎么想?是配合这套体制,成为殖民者想要的人?还是利用这套体制,达成自己想要的目标?
本书以1930年代为中心,考察台湾社会对教育的想望。过去的研究,多集中在近代学校体系初创的日治初期、台湾知识分子可以自己发声的1920年代,以及战争时期的皇民化教育。相对来说,我们对于1930年代的教育、社会状况认识有限。然而,1930年代正是台湾社会教育需求爆发的时期,台湾学龄儿童就学率首度超过50%、各级学校大幅扩张,升学也不再是少数菁英的特权。这些成长,除了来自殖民政府的统治意图之外,更多的是台湾民众积极争取的结果。
不同于既有研究,大多关注殖民者如何透过教育政策遂行统治目的。本书反向思考,关心新式教育来到近代台湾时,台湾人如何看待与应对?殖民地社会的人们,抱着什么心态入学?他们具备什么条件,可以接受或不接受殖民者所设定的教育目标?甚至如何反过来利用这套新的教育体制,达成个人成就?
作者以过去少见的视角,点出了台湾人在近代教育中的主动性。从公学校教师、公学校毕业生、实业补习学校、乡土教育、台湾教育会、收音机体操、健民运动及义务教育八个关键字切入,呈现了在殖民体制下,台湾青年突破重重限制,寻找出路的努力与挣扎,以及台湾社会为了获得更多教育机会以及追寻自我认同的曲折过程。
各章内容简介
殖民统治下没有家庭奥援的台湾青年,如何靠着自己所受的教育,一步步培养自己的实力,与统治者周旋,寻求发达之路?
第一章〈公学校教师的发达之路及其限制〉,以新竹出身的张式谷为例,说明殖民统治下没有家庭奥援的台湾青年,如何靠着自己所受的教育,一步步培养自己的能力,寻求发达之路。作者指出,在1910年代之前,除了当医生之外,升学国语学校、毕业后回故乡担任公学校教师,是台湾地方菁英的最好选择。但是1910年代以后,各种产业兴起,迫切需要人才,许多教师因而放弃教职,转行从事实业,开启不同的人生,其后以各种形式飞黄腾达。公学校教师的这些人生进路选择,明显与殖民统治机制的变化有关,同时也相当程度地受到统治当局的规范与限制。
在就学率普遍低靡的年代,那些只念完公学校(小学)而没有继续升学的人,毕业后可以做什么?这个学历能帮助他们找到好工作吗?
第二章〈公学校毕业生的社会史意义〉考察日治中期公学校毕业生在社会上的状况。1920年代以后,学校体系整备,台湾社会逐渐认识到在社会中,学历是可以证明自己能力的证书。有学习意愿的台湾儿童,积极争取入学机会,一阶一阶取得更高学历,或是以此学力/学历为基础,尝试正规升学管道以外的学习机会,以便在社会上有更多发展的可能性。对选择接受新教育的台湾人来说,很多人是想借此摆脱农民的身分,然而,台湾总督府或教育官僚的预想是,公学校教育是学习国语及教化机关,大部分台湾人只要公学校毕业即可投入职场,两者出现了不小落差。
1930年代,公学校毕业的学生逐渐增加,想升学的人也随之增加,实业补习学校为何会成为受台湾人欢迎的升学选项?
第三章〈实业补习学校的成立与台湾社会的教育欲求〉考察1930年代后半蓬勃发展的实业补习学校,追索其成立与发展的社会背景。台湾的实业补习学校,于1922年「新台湾教育令」颁布后陆续设置,为小、公学校毕业后的升学选项之一。台湾总督府的期待是,透过二年或三年长期的、固定的教育机构,有效地教化台湾青年。与总督府的教化期待有所出入,台湾社会更希望透过实业补习学校取得更上一层楼的学历资格。
1930年代,日本政府想透过乡土教育培养学生爱乡爱国的精神,可是台湾总督府却遮遮掩掩,想推行又不敢大力推行,为什么会这样呢?在日本统治时期,谁才可以学台湾的历史?
第四章〈「爱乡心」与「爱国心」的交错〉探讨1930年代台湾乡土教育运动的推进者及其主张,以及殖民地乡土教育的权力操作。由于担心乡土教育引起台湾人怀想中国,除了在乡土教材中刻意略过台湾历史,也不由总督府中央,而由地方州厅来推动。虽然乡土教育的出现是基于国家统合意图,但是对受过近代教育的台湾人教师而言,正是摸索台湾在地认同实践的场域。
台湾教育会是日治时期最大的教育团体,这个团体的存在是为了凝聚教师的认同感,或有其他目的呢?
第五章〈战争时期的台湾教育会〉这章的焦点放在台湾教育界的代表性团体──台湾教育会,考察其于战争时期的教育言论、出版活动,以及个别教师的动向。台湾教育会最主要的会员是小、公学校教师,但机关志《台湾教育》杂志基本上并不是小、公学校教师发表、交流、形成教师集团自我认同的园地,而比较接近是由教育官僚或中高等学校教师来教育、教化小公学校教师。台湾教育会做为教师及教育官僚的专业团体,虽然偶尔有「台湾教育界」这样的集团认同出现,不过内部的专业认同感并不明确,也很少尝试摸索自主性的活动。
中小学常做的国民健康操,早在日治时代就有了,当时为什么要推广收音机体操呢?
而1930年代的台湾,又在什么社会环境下流行起收音机体操呢?
第六章〈做为机关装置的收音机体操〉从近代化的装置、国民化的装置以及战争动员的装置,考察日治时期台湾收音机体操的发展过程。收音机广播是1920年代最先进的媒体;清晨做收音机体操的身体,能够配合近代的时间规律,符合都市生活作息。收音机体操于1930年代出现在台湾,正好就是台湾的都会文化、大众文化发展的时期。1930年代中期以后,在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旗帜下,收音机体操和各种新发明的体操在整个帝国同步总动员,成为帝国确认忠诚的试纸。
战争时期,人民的健康及体力状况,也是左右战局的关键。殖民政府透过什么方式,
管理并强化台湾民众的健康与体力呢?
1930年代后期,日本进入战时体制,面临国内壮丁体位低下的问题,政府开始思考如何提升壮丁体力,使其成为符合战争所需的人力资源,并推行了一连串的政策,包括设立厚生省,推行、强化各种增进健康的活动及政策、实施体力章制度、通过〈国民体力法〉。这些政策的目的皆在于提升战争所需的兵力及增产所需之劳动力的素质。第七章〈战争时期的身体动员与健民运动〉这章,从体力的要求、健民运动的推进及学校卫生的配合三方面,考察殖民地台湾在战时体制下如何被卷入帝国人力资源的要求,及其与日本本国的异同。
办教育很花钱,义务教育更是需要一大笔钱。为什么台湾总督府在战争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还要在台湾实施义务教育呢?办教育的经费从何而来?
在战局如火如荼时,殖民政府开始考量如何动员殖民地人民,其中一项准备便是实施义务教育,确保未来的兵员受过基本读写训练以及国民教育。第八章〈日治末期义务教育与国民学校制度的展开〉透过详细比对公文档案的内容与报章杂志的报导,还原日治末期教育政策制定的政策过程,究明了义务教育制度实施的决策过程,以及国民学校制度施行于台湾的政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