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
《台湾二.二八大惨案华北舆论集》的研究 许雪姬 一、珍贵性的史料 《台湾二.二八大惨案华北舆论集》(简称《台湾二.二八大惨案》)一书(小册子)于1947年4月20日在北平出版,这是由台湾省旅平同乡会、天津市台湾同乡会、台湾省旅平同学会所编成,共48页。除发刊词说明他们编此书的目的是,远在平、津对故乡台湾发生二二八大惨案,无法身援,只有声援,但对祖国同胞正义的声援有必要让台湾同胞知悉。这本小册子在他们热心编排下,分成七部分,分别是一、二.二八前夜的台湾,二、社论.评论,三、善后.处理,四、外国人眼中的二.二八,五、学生.教授和二.二八;六、杂品,七、二.二八大惨案日记,大半文章取材自以下报刊:上海《文汇报》,北平《平明日报》、《世界日报》、《经世日报》、《华北日报》(中宣部机关报)、《北平纪事报》、《天津大公报》、《沈阳新报》、《台湾新生报》、"China Weekly Review”;大学新闻有国立清华大学《清华周刊》、燕京大学《燕京新闻》;期刊有《北平太平洋月刊》、《观察週刊》。此外较为珍贵的是在1947年3月12日由台湾旅平同乡会、长春台湾同乡会、台湾省旅青同乡会、天津市台湾同乡会、沈阳台湾省同乡会、台湾省旅平同学会共同发表的〈为台湾二.二八大惨案敬告全国同胞书〉、台湾旅平同学会发表的〈为台湾二.二八大惨案敬告全国同学书〉,以及〈台胞在华北及东北二.二八惨案发生后的活动经过〉、〈联合招待外国记者概况〉、〈致蒋主席白部长电〉、〈由台湾寄到北平一封信〉、〈北大舆论〉,这些篇和上述引自报刊的文章、评论不同,是独一无二的,最为珍贵。
二、编者王碧光与台湾旅平同学会 上述所谓「长春台湾同乡会」、「沈阳台湾同乡会」是自东北长春、沈阳在北京待机欲返台的台人,不久他们都回乡,较少再参加在北平同乡会的声援活动。由平津同乡、同学会所编的这本小册子,主要是台湾旅平同学会做为主干蒐集相关材料,由「学生、教授和二.二八」访问北京大学6个教授:冯承植、阎家驷、费青、许德珩、朱光潜、杨人楩可知。旅平同学会的会员王宏(原名王康绪)指出本书由王碧光编辑。王碧光,是旅平同乡会第二届理事和第三届常务理事。他在声援二二八活动中是主要的骨干,执笔写〈告同胞书〉,沿途散发并访问报社,《台湾二.二八大惨案》与《二.二八週年志》(后叙),都是他编的。王宏的说法,就是要导出北平同学会是在旧台共詹以昌的「指导下」进行声援二.二八的行动。詹以昌当时化名「曾明如」,是王宏的表姨父。 本书页11(第119页),剑秋,〈由台湾寄到北平一封信〉,就是寄给「碧光兄」。由于有地下党的关系,因此3月10日印〈告台湾同胞书〉时,有署名没有日期,3月12日加印时,征得长春、沈阳、青岛台湾同乡会的赞同而予署名。〈告同胞书〉,加了「蒋主席万岁」,做为掩护;在本书中亦未暴露曾明如的角色;而3月11日延安广播发表〈台湾自治运动〉的社论,也未收入。这本书的出版费,是由住天津的张秋海向天津乡亲募来的。
在此有必要介绍一下旅平同学会。该会1946年4月14日成立,参加成立大会的有台籍大学生15名左右,召集人是北大的鄞石城(澎湖人), 当时成立的目的在帮助台湾同学维护权益,便于和各自就读的院校打交道,如对在台、在日学校学历的说明。当日选鄞为会长、王宏为副会长,但并未向当局登记。1946年10月鄞石城回台,另方面这年年底台湾省公费生到北大就读,就由王宏出面在家开一次欢迎茶话会,曾明如闻讯,也来讲话,这些公费生成为同学会的主力,到二.二八时会员近20名。到北大就读的公费生,依1946年11月6日的分发名单,这13个入北京大学者的科别、姓名如下:
文科: 尤宽仁、许溢悟(笔者的四叔)、吕青铭、张天成、王猜林
法科:陈威博(杨威理)、郭炤烈
工科:郭祥灿、黄厚年
农科:苏瑞鹏、林元芳、廖天朗、吴寅生
至于其他3人的确定名单,则是就读于华北学院的刘嘉武、王宏与陈魁元。此外还有黄绍周、张辉南、林恩威(北京大学应用化学系)、林东波(北京大学机械系)、邱家溥(北京朝阳大学)、洪伯仁(北京大学政治系)、袁柏伟(北京中国大学)、李明德(不详就读学校)、郭清海(北京中国大学政治经济系)。
三、书的内容 由于北京、天津在华北,未若当时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上海资讯较为充足,而上海的台湾省政治建设协会上海分会、台湾重建协会上海分会、闽台建设协进会上海分会、京沪同乡会、上海台湾同学会、台湾革新协会等六个团体在二二八事件发生后组织「台湾二‧二八惨案后援会」。他们离首都近,一有个风吹草动就往中央去请愿、召开记者招待会,给中央政府和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压力不小。反之,北京的台湾人团体要了解二二八事件的相关资讯,是由上海《文汇报》而来,而北平要看到来自上海的《文汇报》要两三天, 而上海的报纸最早刊登二二八的都在3月1日, 因此本书也收录了3月1日的《文汇报》。如果如前述,本册子为王碧光所编,那编书中的原则是什么?可以归纳为以下数点:
(一)较少刊登各界对台人引起二二八事件的抨击记事:本书在4月20日出版,亦即在台湾二二八事件尚未解严时已出刊,其发行的对象是台湾人读者,尤其是在台湾的台湾人。因此本书旨在介绍「祖国同胞正义的声援,使他们的热诚的言论通过这本小册子去深深的刻在亲爱的我们的兄弟姊妹之心上,⋯⋯」,因此对于「其中虽然不免有一小部份没有洞察事实,存下了一种狭窄的先入偏见」,如对二二八事件中台人的不理性行为、三十二条要求展开抨击的相关新闻,一律未选入。亦即3月8日台人提出32条/42条要求、整编21师登陆基隆后,部分报纸开始不再同情台人,以台人叛乱为责,甚至刊出未经证实的台湾人种种对付外省人残忍之暴行,如上海《商报》在3月23日刊登作者「子丝」的〈台乱历险记〉:「闻被打死之外省人尸首均抛在萤桥之下,或塞于阴沟洞内,复兴幼稚园内之小学生,亦被打死,有一孕妇,被人践踏其腹,致小孩流产,大小均死。」这些台人兇狠的罪行以及行兇之人,并未在台湾的报纸和政府正式的公文书出现。苏瑶崇教授在〈谎言建构下二二八事件镇压之正当性:从大溪中学校女教员案」论起〉,一文所谈的案件与此类似,做好因台人叛乱,故有镇压正当性的理由。由于有如上情形,本小册子有可能误导读者,以为所有的中国大陆人都同情台湾人的「叛乱」。
(二)引用重要的报纸资料部分:上述资料已经复刻、被选用。近来复刻的报纸不少,如本小册引用的《大公报》、《文汇报》、《申报》(有网路版)、《台湾新生报》、《民报》等都是,李祖基在编《「二.二八」事件报刊资料汇编》, 也用了《文汇报》、《大公报》的「特稿」。本册子所收的报刊,有关上述二报,并非全面引用,因此要进一步使用复刻本才周全。至于本册被选用而在别的刊物出现的,以邓孔昭1981年编的《二.二八起义资料集》为例,就选用〈为台湾二.二八大惨案敬告全国同胞书〉、〈为台湾二.二八大惨案敬告全国同学书〉、梁秋水,〈哀台民〉等,这是本册独家而被引用。至于本册引自报刊亦为邓书所引用的有以下数篇:〈春天到了台湾百病齐发〉、〈随时可以发生暴动的台湾局面〉、〈台湾十小时〉、〈美国人眼中的二二八〉。
(三)除同乡会的公开发言外,也引用了两篇台湾人的着作:一是杨庭杏[杏庭],〈台湾宪治的解剖〉。本文旨在说明台湾人成为现代法治公民已有40年,中央及当地的行政当局只要注意公民、国文、历史、地理的教育,放入三民主义及中国精神教育即可,因日本对台的奴化教育未必完全成功。他为了告诉「中国官民与当地公教人员因不明了真相而惹起的纠纷不鲜」,故特地撰文将台湾过去的政治实情加以介绍。他认为治理台湾要抱持以下四个态度:1、不可以胜利者的态度来歧视劣败者而君临的态度,更不能以征服者的地位来藐视台胞,若以不懂中国语言文字,而误认为劣等人民,且以高压的官僚作风施政,必然地会引起莫大的反动力;2、必须先确立人才主义的质能制度,方可收效;3、必须绝对确立廉洁政治,方可生效;4、必须以平等去待遇他们。这些中肯的言论,刊登在3月11日的《沈阳新报》。那么作者杨杏庭是谁?杨(1898-1987)是梧栖人,后改名杨逸舟。台中师范、日本东京文理大学毕业,1940年赴中国谋职,1941年任汪记政权国立编译馆编译官,1942年任浙江省主席傅式说秘书,后至浙江大学任祕书兼心理学教授。战后失业,1946年任南京市教育局督学,1947年6月任内政委员,奉命撰《台湾之今昔》,8月奉内政部长张厉生之命返台视察,暗中调查民情,9月回南京撰成「台湾视察报告书」,1948年12月底回台,1953年赴日,不再回台。着有《台湾と蒋介石—二.二八民变を中心に》(东京:株式会社三一书房,1970),乃奉命回台视察所蒐集或耳闻的资料为依据所写,为研究二二八重要的参考史料。另一篇则是台湾重建协会理事长柯台山,〈论处理台湾事〉,3月18日发表于天津《大公报》。对于台湾的善后,他主张1、中枢缓派军队,2、根据宪法台湾立即实施省自治。为了怕各界有疑虑还特别说明,台湾的自治不是新疆的高度自治,也不是西藏、蒙古各旗的自治,而是依宪法所赋予的省自治。事实上,32条追求的是台人治台的高度自治,不过为了不引起各界疑虑减少中央对台湾追求自治的压迫不得不如此说。柯台山目前已100多岁,2015年7月经由其长女柯华葳教授将其珍藏个人的相关资料,交由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进行数位化,这批资料的价值可和杨肇嘉的「六然居典藏台湾史料」有关台湾重建协会分会的相关资料等量齐观。
(四)由于採分类编定,因此在时间上并非由近而远:由于分类,因此在阅读时必须考虑时间的先后。比如3月19日上海《文汇报》刊出的〈台湾十小时〉,却编在「杂品」,且在很后面才出现。
(五)北大的台湾学生是主要的供稿者:由6个教授的回答,可知他们问的问题是1、台湾发生二二八事件,各界的观感如何?事件发生的原因为何?是否如中央社报导「台胞排斥外省人」所致?2、二.二八事件处委会提出的32条要求是否合理?3、北平同学会应该如何做才能引起各界对此事的关心?4、对政府派兵到台镇压,有何看法?5、二二八事件如何善后?
四、延伸阅读 要了解二.二八时北平同乡会、同学会的活动,光读这本小册是不足的。至少还要再看1946年2月15日在北平创刊的《新台湾》,这是台湾省旅平同乡会的机关刊物,而该会在1945年9月9日成立,当时有500多人参加。由于战后在中国的台湾人有大麻烦,一是以惩治汉奸条例来治台人之罪,在北平逮捕一些台人,更兼政府于1946年1月14日发佈「关于朝鲜及台湾人产业处理办法」,依该办法,凡是台湾人的私产,得用处理局依照行政院处理敌伪产业办法之规定,先行接收保管及运用,除非提出确实籍贯,证明并未担任日军特务,或凭借日人势力,凌害本国人民,或帮同日人逃避物资;或并无其他罪行者,经证明确实无误,私产经行政院核定后,才能予以发还。此一办法最引起台人反感,北平同乡为上述两事决定发行《新台湾》为喉舌刊物。也因为在北平台人的水平高,因而才有能力办杂志。本志的第二期在1946年2月28日发行,第三期发行于4月1日,第四期发行于5月1日,前后4期。《新台湾》第四期刊登了1946年4月14日〈台湾省旅平同学成立总会记录〉,所谓会长、副会长与各部人员名单,和王宏(王康绪)说的有极大的落差。该学会也在同期刊登〈台湾省旅平同学会的使命〉,指出其目的「志在相互砥砺学术思想,以为台省与内地各省文化交流之桥樑,并谋解决学生本身之问题,使各得专心研读以备将来得于贡献国家社会耳。」
除了本册子之前出版的《新台湾》外,1948年3月28日,台湾省旅平同乡会、天津市台湾同乡会再编印了《二二八週年志》(简称《週年志》),本刊唐羽已有专文介绍, 但该文作者似未见过《台湾二.二八大惨案》,因此未能上溯说明,一年后出版的《週年志》,和前者有何不同。《週年志》分成八项,分别是1、痛忆二、二八;2、二、二八殉难烈士追悼会概况;3、祭文;4、輓联;5、二、二八事变牺牲者名单(一少部分);6、名人感想;7、国立北京大学教授访问记;8、报、杂志转载。其编排方式和《台湾二.二八大惨案》类似,仍出自王碧光之手。《週年志》的发刊,在鉴于大惨案经过一年后,对死亡者必须予以追悼,对台湾的政治仍需改善,因此唿吁「实行中央诺言,实施台湾地方自治,省县市长民选,撤消公卖局,开放日产耕地!保障台胞的最低生活,让每一个台胞都要有饭吃。」
在二二八殉难烈士追悼会中,主席(当时旅平同乡会会长梁永禄)致词后,有台湾旅平同乡会、天津市台湾同乡会、台湾旅平同学会、台湾革新同志会的祭文,接着是事件中殉难的宜兰中学教师赵桐之父赵鸿年致词,其弟也随后致词;又有另一殉难之延平大学教授徐征,其友林光翟致辞,最后由武训中学教务主任、校长致词。輓联则除四大会外,还有由张东荪、梁秋水一起具名、台湾省政治建设协会理事长张邦杰具名,及由长春台湾省同乡会、台湾省旅青同乡会、沈阳台湾省同乡会合送的。至于二二八牺牲者名单自然不够完备,而且包括被捕者;亦有人名的常见错字,如王添灯[灯]、许秋综[粽]、吴鸿棋[麒]、吴金练[鍊]、郭章枢[垣]、陈忻[炘]、黄阿纯[统]。名人感想则有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荪等5人的看法,至于北大教授许德珩、费青、杨人梗(楩)、闻家驷继《台湾二.二八大惨案》后再度发言,《週年志》则又增加王铁崖、吴之椿、周炳琳、冯至、贺麟、蔡枢衡、樊弘等教授。自报章杂志转载文章,是《新台湾》、《台湾二.二八大惨案》以来的常套做法,《週年志》也不例外。此次的内容固然与二二八有关,但重要的是反对台湾给美国託管,如李纯青以「阿山」的资格写的〈提醒一个错误〉,刊于1947年10月25日的《公论报》上;另一篇则是1948年3月6日《北平日报》的社评〈台湾「易长」与「託管」之谣〉。另一篇引自1947年4月20日《新旗》15期,由穆德所撰〈我们应当怎样看台湾事件!〉最为重要,似为左翼人士的言论。其重要论点有二:
1、 「我们应当把台湾人底反抗看做殖民地反帝国主义运动,现在尚在进行的残酷迫害看做帝国主义对于殖民地的迫害。台湾和中国的关系是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关系。台湾的斗争,应当看做同印尼、越南、缅甸、菲律滨等地正在进行的斗争一样的。」
2、 「我们当把此次台湾事件看做一个革命,与大陆各地进行的种种反对政府的运动—如上海摊贩事件,劝工大楼血案,诸城市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工人经济罢工,农民反对征兵、征粮甚至各地进行的内战,—都不同。」
亦即二二八不是和历代民变一样是「官逼民反」,而是殖民地反帝国主义运动、是革命。如此明晰地对二二八事件定位,诚属不易。更重要的是作者主张台湾人有自决的权利。
五、前卫重刊《台湾二.二八大惨案》的意义 本次前卫出版社在许毓良教授的推介、导读下要重刊并重排这本48页的小册子,在我看来相当有意义。这是要了解二二八当时东北、华北台湾人少数珍贵的资料之一。许教授可能是台湾少数对中国所藏相关台湾史料认识最多的学者之一,观其着作如《台湾在民国(1945-1949)—以大陆期刊、杂志报导所做的研究》可窥其一斑。观此册稿上所加的註解,多半利用当时大陆发行的期刊杂志而论及台湾的加以说明,做为延伸阅读,以增加此册的可读性。
本书并未就原本原样扫瞄重刊,而是按篇重新打字,这就要费更多的时间做校对,所以杂志中不同字体大小、及编排的格式,重刊本就无法一一呈现,这是较为可惜的地方,尤其是将出版杂志的名字、期号放在最顶端,而非放置在题名后。由于是重刊,因此除了要慎重校对外,对于文中某些错误,必须一一指出,避免以讹传讹,如陈仪当时兼「台湾警备司令」就可在后订正为「台湾省警备总司令」,又比如说延平北路事件「杀伤小孩一人」,并无其事;〈台湾宪治的解剖〉一文为杨「杏庭」所撰,应予订正;〈误天下苍生者皆此辈〉此文将台湾省党部主委的名字误为「林」(李)翼中,而"Reforms For Taiwan”,也因此错而将之译为Lin Chi-chung(又将「翼」误读为「冀」,故译成「chi」);王添灯,都当成「灯」;梁秋水的〈哀台民〉,有一句「已酋寇降伏」,应为「乙酉」(1945年);陈「碧」笙写成「璧」;在《日志》中3月2日「严一鹤」应为「周一鹗」、赵「莲初」应为「连芳」;又3月5日的记事似应为3月6日之事;3月11日刘「两」卿,应为「雨」;3月22日,叶「春」木应为「秋」;3月22日,苏「秦策」应为「泰楷」,上述之误一定要修改;更遑论打错字必须校出。另一可商榷之事则为页37(第265页),有「续接第39页(第271页)」有关〈教授答学生意见〉「因时间关系移排于此」,应使之归位,才能突显重刊本的意义。
上述指出的这些错误,是当时供稿的中央社等通讯社供稿错误所致,因为上海的报刊亦出现同样的错误。
六、我何以答应写序 许毓良教授在7月底将这部小册子的重刊本寄给我,要我写序,而且限定2,000字。我在5月才刚忙完《保密局台湾站二二八史料汇编》的编辑工作,接着续编六然居主人(杨肇嘉)典藏的台湾重建协会上海分会与二二八文书,以及有关二二八的剪报资料4册,预计2016年上半年出版,实在抽不出时间写序。但因这本册子和《二二八週年志》都在杨肇嘉的「六然居典藏台湾史料」之中,两本都品相良好,因此我在编完最难编的二二八报纸剪贴资料后,乃先处理二二八史料,得以将北平台湾同乡会、台湾重建协会上海分会留下来的资料加以比较,并比较他们在战后以及二二八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大体而言,他们战后丶工作的重点有三:
1、协助华北、华中的台人返乡:由于战后由陆军发出的消息,并不欢迎台人留在大陆,因此大半台人都决定返乡,但陈仪并不积极帮助台人返 ,而华北、东北离台又远,台人由东北、华北回台,不得不向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求援,并集中到北京、上海,因此在北京、上海成为台人返台的集中地,为了等船的台人,北京、上海同乡会必须张罗食、宿,交涉补助与船期。
2、被中央政府依「关于朝鲜及台湾人产业处理办法」没收的产业展开交涉。这部分台湾重建协会上海分会留下了一些材料。 吃到嘴里的肉怎会容易吐出?取回财产不仅旷日时久,往往要不回,以致要回台的台人,比被遣返的日人情况还要狼狈。
3、依「惩治汉奸条例」在京沪、平津被捕的知名台湾人必须援救。当年北京有江文也等人已如上述,上海有板桥林家的林勤、陈杏村、蔡寿郎、梁廷清等19名。杨肇嘉本人也在1946年9月25日被捕,入狱37天,1946年11月1日获交保,1947年9月才获不起诉处分。
至于上海、北京同乡会,两者间的不同点在于,上海同乡会的人数多于北京,且以商人为多,更有派系纠纷,即上海台湾同乡会(1945年11月10日成立)会长选举有杨肇嘉与李伟光之争,杨肇嘉虽在理事长选举中胜出,但因被左翼份子所迫无法进行业务,而由李伟光(属左翼)在1946、1947年都担任旅沪台湾同乡会会长;杨肇嘉转而出任台湾重建协会上海分会(1946年2月18日成立)理事长。由于上海到南京近,因此在上海的台湾人、福建人的团体常联合起来,为陈仪在台的腐败统治,而到南京中央政府及其他单位请愿,并举行记者招待会,尤其二二八事件发生后,对陈仪造成很大的压力,而陈仪也必欲去杨肇嘉而后快,杨因而被捕。
在北京的同乡会没有地利之便,无法到南京去抗议,只能集会、开记者会,来反对陈仪的暴政。不过华北、东北是在中国大陆台湾人中水准最高的,诚如秦贤次所言:「文化水准最高的为华北及东北。除了商人之外,在华北及东北的台湾人中,工程、技术人员、医生、文人、专家学者、政府官吏等佔有相当的比例。以终战前夕的北京大学来讲,其中台湾人担任教授讲师的,就不下十二、三位之多,这也是为什么战后初期,大陆各主要地点均有台湾同乡会的组织,而单独仅北平一地的同乡会有能力发行刊物,为地位不明的台湾同胞争取权益。」不过,旅京沪台湾七团体二二八惨案联合后援会在1947年4月22日印发〈台湾大惨案报告书〉(18页),以及《台湾事变之真相》(27页),亦未比平津台胞逊色。而杨肇嘉为上海地区的台湾重建协会上海分会与二二八事件留下的文书、剪报资料,其原手史料的数量相当多,甚至还保留了「天津市台湾同乡会印发公开信」(二封),也保留了〈台湾旅沪同乡会电文〉、〈呈文〉,为后代留下极为珍贵的史料。
我个人对战后上海的台湾人团体、行动,借由〈六然居典藏—台湾重建协会与二二八事件文书〉而有所了解,也曾为文叙之;对日治时期在平津一带的台湾人活动,虽亦曾撰文;但对战后平津台湾同乡的情况理解较少,更何况〈六然居典藏台湾史料〉中有《台湾二.二八大惨案华北舆论集》、《二二八週年志》,以及上述天津市台湾同乡会的公开信,为了补强对平津台湾同乡会、同学会的了解,因此在2015年3月到上海访问北平台湾同学会的要角王康绪(王宏),就其就读的华北学院、参加的北平台湾同学会、二二八的情况请教,承蒙91岁的他接受访问,并致赠其所写的〈我所经历的平津台胞对"二.二八"起义的声援斗争〉与〈耄耋回顾〉两文对我的研究帮助甚大,特此谢谢他。
七、结语 在我所指导的39篇博硕士论文中,以战后台湾为研究主题的几乎没有,如果说一个指导教授希望他的研究主题得有学生接棒,在这个角度上我是有所遗憾的,不过我的学生们各自有其发挥的主题,也是我所欣慰的。许毓良、陈韵竹在清代军事史上的传承,可谓最为直接。我原未料到我的战后台湾史,许毓良也有所发挥,并且要编辑相关史料以嘉惠研究者,不仅如此,还加了大量的註,展示其对战后台湾史研究的力道。我既欣喜于他的努力与贡献,复想预告今年年底,这本重排的小册子将以原刊本的型式出版,故写了这篇不算短的序。
2015.08.23于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
附记: 为了让本书更为精确,我曾前后校对两次,最后一次在2016年2月6日,是日台湾南部发生六.四级大地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