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收录中国东北、华北地区台湾人二二八相关珍贵资料
本书原于1947年4月20日在中国北平出版，由台湾省旅平同乡会、天津市台湾同乡会、旅平同学会所编成共48页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共分成七部分，分别是一、二．二八前夜的台湾；二、社论．评论；三、善后．处理；四、外国人眼中的二．二八；五、学生．教授和二．二八；六、杂品；七、二．二八大惨案日记。
文章取材多来自上海《文汇报》，北平《平明日报》、《世界日报》等当时华北、华中所刊行之报刊；大学新闻有《清华周刋》与《燕京新闻》；期刊有《北平太平洋月刊》、《观察週刊》。此外另有收录1947年3月12日由台湾旅平同乡会等华北同乡会所共同发表的〈为台湾二．二八大惨案敬告全国同胞书〉、〈台胞在华北及东北二．二八惨案发生后的活动经过〉、〈联合招待外国记者概况〉、〈致蒋主席白部长电〉、〈由台湾寄到北平一封信〉、〈北大舆论〉等独一无二且极为珍贵的文章资料。
本书校註者许毓良为台湾少数对中国所藏相关台湾史料认识最多的学者之一，常年钻研下，整理了当时中国发行的期刊杂志中论及台湾的舆论并加以说明註解，来做为延伸阅读，精辟地解析身在「异乡」的台湾人对于二二八事件的看法与评论，增加了本书的可读性与鲜为人知的「另类台湾史」。
【专文推荐】
许雪姬（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研究员）
【名家见证】
陈仪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温振华（长荣大学台湾研究所教授）
薛化元（政治大学台湾史研究所教授）
按姓氏笔画排序
著者信息
许毓良
1971年出生，新北市中和区人。
现为天主教辅仁大学进修部历史系副教授，累计发表期刊、会议论文五十余篇。
虽然从小对历史已有兴趣，但踏入台湾史研究可说从研究生时代才开始。前后二本专着，均在北京出版─《清代台湾的海防》(2003)、《清代台湾军事与社会》(2008)。本书是校註者在台湾出版界的第一本，亦是从清代台湾史研究，跨入战后台湾史研究的第一本。
图书目录
导论
发刊词
为台湾二•二八大惨案敬告全国同胞书
为台湾二•二八大惨案敬告全国同学书
壹、
A PROCLAMATION OF NORTH AND NORTHEAST CHINA FORMOSAN RESIDENTS ON THEFEBRUARY 28th. 1947. TRAGEDY.
台胞在华北及东北二•二八大惨案发生后的活动经过概述
联合招待外国记者概况
致 蒋主席白部长电
贰、二．二八前夜的台湾
三月一日上海文汇报 春天到了 台湾百病齐发 胡 夫
三月八日观察週刊 随时可以发生暴动的台湾局面
由台湾寄到北平一封信
三月十一日北平平明日报 「算」台湾的「命」
三月十一日沈阳新报 台湾宪治的解剖 杨庭杏〔杏庭〕
三月八日北平世界日报 台湾人的悲哀 薛绥之
三月四日上海文汇报 台湾最近物价的涨风 凤炎
四月一日北平世界日报 台变前因与后果 薛绥之
三月十四日北平经世日报 台湾事件的前因与后果
三月十四日北平经世日报 台湾行署一年多的苛政 激起了台湾人民的愤怒
四月七日北平太平洋月刊 介绍台湾 王慰曾
三月十二日北平太平洋月刊 台湾在杀声震撼中 小记者
三月廿九日观察週刊 台湾事件的分析
三月廿七日上海文汇报 台湾劳働训导营 金颕
参、社论．评论
三月九日北平平明日报 台湾骚动的善后
三月九日北平华北日报 评台湾二二八事件
三月十一日天津大公报 论台湾事件善后
三月十一日北平经世日报 误天下苍生者皆此辈也
三月十一日上海文汇报 赶快解决台湾事件
三月十一日天津民国日报 解决台变的方针
三月十四日天津大公报 再论台湾事件
三月十五日北平平明日报 再论台湾事件的善后
三月十二日天津益世报 唯明者察焉！
三月十六日上海文汇报 台湾问题的症结
三月十五日北平经世日报 罢免陈仪以寗台湾
台湾变乱的教训 齐思和
三月二十二日上海文汇报 宣慰谁？谁偏狭
三月廿二日观察週刊 台湾民变真象钩沉 纯青
三月廿二日观察週刊 论台湾的动乱 吴世昌
三月廿四日北平纪事报 台湾的茶会 曲厂
肆、善后•处理
台变善后问题意见书
三月二十八日天津大公报 为台湾善后进一言
三月二十六日上海文汇报 编者的话 台湾善后
三月十八日天津大公报 论处理台湾事 柯台山
三月廿一日天津大公报 台湾善后问题 方秋苇
伍、外国人眼中的二•二八
REFOMS〔REFORMS〕 FOR TAIWAN
『台湾丑事』 美报竟主张託管
美报评论 台湾事件
陆、学生•教授和二•二八
教授答学生的意见
学生新闻
清华週刊 北大全体台省同学沉痛伸诉故乡惨况
燕京新闻 反对官僚屠杀台胞 北大台籍同学唿吁惩办兇手
燕京新闻 学生小论坛 反对武力镇压 立即刷新台政
清华週刊专访 张奚若 先生纵谈时局：「台湾事件」
清华週刊 时事综合报导「台湾事件」 让我们揭穿虚假
燕京新闻 官僚统治下台胞生活苦 政府应力求改善，武力是压不住的
清华週刊 看台湾 朝阳学院 ：海啸壁报
北大舆论
柒、杂品
北平「雪风」第一期 哀台民 有序
四月一日北平「雪风」第一期 故都二次政治攻势中 再写梁秋水老人 木耳
捌、
三月十九日上海文汇报 台湾十小时 记者
三月八日台湾新生报 处委会阐明事件真相•向中外广播处理大纲
二•二八大惨案日志
图书序言
《台湾二．二八大惨案华北舆论集》的研究
许雪姬
一、珍贵性的史料
《台湾二．二八大惨案华北舆论集》（简称《台湾二．二八大惨案》）一书（小册子）于1947年4月20日在北平出版，这是由台湾省旅平同乡会、天津市台湾同乡会、台湾省旅平同学会所编成，共48页。除发刊词说明他们编此书的目的是，远在平、津对故乡台湾发生二二八大惨案，无法身援，只有声援，但对祖国同胞正义的声援有必要让台湾同胞知悉。这本小册子在他们热心编排下，分成七部分，分别是一、二．二八前夜的台湾，二、社论．评论，三、善后．处理，四、外国人眼中的二．二八，五、学生．教授和二．二八；六、杂品，七、二．二八大惨案日记，大半文章取材自以下报刊：上海《文汇报》，北平《平明日报》、《世界日报》、《经世日报》、《华北日报》（中宣部机关报）、《北平纪事报》、《天津大公报》、《沈阳新报》、《台湾新生报》、"China Weekly Review”；大学新闻有国立清华大学《清华周刊》、燕京大学《燕京新闻》；期刊有《北平太平洋月刊》、《观察週刊》。此外较为珍贵的是在1947年3月12日由台湾旅平同乡会、长春台湾同乡会、台湾省旅青同乡会、天津市台湾同乡会、沈阳台湾省同乡会、台湾省旅平同学会共同发表的〈为台湾二．二八大惨案敬告全国同胞书〉、台湾旅平同学会发表的〈为台湾二．二八大惨案敬告全国同学书〉，以及〈台胞在华北及东北二．二八惨案发生后的活动经过〉、〈联合招待外国记者概况〉、〈致蒋主席白部长电〉、〈由台湾寄到北平一封信〉、〈北大舆论〉，这些篇和上述引自报刊的文章、评论不同，是独一无二的，最为珍贵。
二、编者王碧光与台湾旅平同学会
上述所谓「长春台湾同乡会」、「沈阳台湾同乡会」是自东北长春、沈阳在北京待机欲返台的台人，不久他们都回乡，较少再参加在北平同乡会的声援活动。由平津同乡、同学会所编的这本小册子，主要是台湾旅平同学会做为主干蒐集相关材料，由「学生、教授和二．二八」访问北京大学6个教授：冯承植、阎家驷、费青、许德珩、朱光潜、杨人楩可知。旅平同学会的会员王宏（原名王康绪）指出本书由王碧光编辑。王碧光，是旅平同乡会第二届理事和第三届常务理事。他在声援二二八活动中是主要的骨干，执笔写〈告同胞书〉，沿途散发并访问报社，《台湾二．二八大惨案》与《二．二八週年志》（后叙），都是他编的。王宏的说法，就是要导出北平同学会是在旧台共詹以昌的「指导下」进行声援二．二八的行动。詹以昌当时化名「曾明如」，是王宏的表姨父。 本书页11（第119页），剑秋，〈由台湾寄到北平一封信〉，就是寄给「碧光兄」。由于有地下党的关系，因此3月10日印〈告台湾同胞书〉时，有署名没有日期，3月12日加印时，征得长春、沈阳、青岛台湾同乡会的赞同而予署名。〈告同胞书〉，加了「蒋主席万岁」，做为掩护；在本书中亦未暴露曾明如的角色；而3月11日延安广播发表〈台湾自治运动〉的社论，也未收入。这本书的出版费，是由住天津的张秋海向天津乡亲募来的。
在此有必要介绍一下旅平同学会。该会1946年4月14日成立，参加成立大会的有台籍大学生15名左右，召集人是北大的鄞石城（澎湖人）， 当时成立的目的在帮助台湾同学维护权益，便于和各自就读的院校打交道，如对在台、在日学校学历的说明。当日选鄞为会长、王宏为副会长，但并未向当局登记。1946年10月鄞石城回台，另方面这年年底台湾省公费生到北大就读，就由王宏出面在家开一次欢迎茶话会，曾明如闻讯，也来讲话，这些公费生成为同学会的主力，到二．二八时会员近20名。到北大就读的公费生，依1946年11月6日的分发名单，这13个入北京大学者的科别、姓名如下：
文科： 尤宽仁、许溢悟（笔者的四叔）、吕青铭、张天成、王猜林
法科：陈威博（杨威理）、郭炤烈
工科：郭祥灿、黄厚年
农科：苏瑞鹏、林元芳、廖天朗、吴寅生
至于其他3人的确定名单，则是就读于华北学院的刘嘉武、王宏与陈魁元。此外还有黄绍周、张辉南、林恩威（北京大学应用化学系）、林东波（北京大学机械系）、邱家溥（北京朝阳大学）、洪伯仁（北京大学政治系）、袁柏伟（北京中国大学）、李明德（不详就读学校）、郭清海（北京中国大学政治经济系）。
三、书的内容
由于北京、天津在华北，未若当时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上海资讯较为充足，而上海的台湾省政治建设协会上海分会、台湾重建协会上海分会、闽台建设协进会上海分会、京沪同乡会、上海台湾同学会、台湾革新协会等六个团体在二二八事件发生后组织「台湾二‧二八惨案后援会」。他们离首都近，一有个风吹草动就往中央去请愿、召开记者招待会，给中央政府和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压力不小。反之，北京的台湾人团体要了解二二八事件的相关资讯，是由上海《文汇报》而来，而北平要看到来自上海的《文汇报》要两三天， 而上海的报纸最早刊登二二八的都在3月1日， 因此本书也收录了3月1日的《文汇报》。如果如前述，本册子为王碧光所编，那编书中的原则是什么？可以归纳为以下数点：
（一）较少刊登各界对台人引起二二八事件的抨击记事：本书在4月20日出版，亦即在台湾二二八事件尚未解严时已出刊，其发行的对象是台湾人读者，尤其是在台湾的台湾人。因此本书旨在介绍「祖国同胞正义的声援，使他们的热诚的言论通过这本小册子去深深的刻在亲爱的我们的兄弟姊妹之心上，⋯⋯」，因此对于「其中虽然不免有一小部份没有洞察事实，存下了一种狭窄的先入偏见」，如对二二八事件中台人的不理性行为、三十二条要求展开抨击的相关新闻，一律未选入。亦即3月8日台人提出32条/42条要求、整编21师登陆基隆后，部分报纸开始不再同情台人，以台人叛乱为责，甚至刊出未经证实的台湾人种种对付外省人残忍之暴行，如上海《商报》在3月23日刊登作者「子丝」的〈台乱历险记〉：「闻被打死之外省人尸首均抛在萤桥之下，或塞于阴沟洞内，复兴幼稚园内之小学生，亦被打死，有一孕妇，被人践踏其腹，致小孩流产，大小均死。」这些台人兇狠的罪行以及行兇之人，并未在台湾的报纸和政府正式的公文书出现。苏瑶崇教授在〈谎言建构下二二八事件镇压之正当性：从大溪中学校女教员案」论起〉，一文所谈的案件与此类似，做好因台人叛乱，故有镇压正当性的理由。由于有如上情形，本小册子有可能误导读者，以为所有的中国大陆人都同情台湾人的「叛乱」。
（二）引用重要的报纸资料部分：上述资料已经复刻、被选用。近来复刻的报纸不少，如本小册引用的《大公报》、《文汇报》、《申报》（有网路版）、《台湾新生报》、《民报》等都是，李祖基在编《「二．二八」事件报刊资料汇编》， 也用了《文汇报》、《大公报》的「特稿」。本册子所收的报刊，有关上述二报，并非全面引用，因此要进一步使用复刻本才周全。至于本册被选用而在别的刊物出现的，以邓孔昭1981年编的《二．二八起义资料集》为例，就选用〈为台湾二．二八大惨案敬告全国同胞书〉、〈为台湾二．二八大惨案敬告全国同学书〉、梁秋水，〈哀台民〉等，这是本册独家而被引用。至于本册引自报刊亦为邓书所引用的有以下数篇：〈春天到了台湾百病齐发〉、〈随时可以发生暴动的台湾局面〉、〈台湾十小时〉、〈美国人眼中的二二八〉。
（三）除同乡会的公开发言外，也引用了两篇台湾人的着作：一是杨庭杏［杏庭］，〈台湾宪治的解剖〉。本文旨在说明台湾人成为现代法治公民已有40年，中央及当地的行政当局只要注意公民、国文、历史、地理的教育，放入三民主义及中国精神教育即可，因日本对台的奴化教育未必完全成功。他为了告诉「中国官民与当地公教人员因不明了真相而惹起的纠纷不鲜」，故特地撰文将台湾过去的政治实情加以介绍。他认为治理台湾要抱持以下四个态度：1、不可以胜利者的态度来歧视劣败者而君临的态度，更不能以征服者的地位来藐视台胞，若以不懂中国语言文字，而误认为劣等人民，且以高压的官僚作风施政，必然地会引起莫大的反动力；2、必须先确立人才主义的质能制度，方可收效；3、必须绝对确立廉洁政治，方可生效；4、必须以平等去待遇他们。这些中肯的言论，刊登在3月11日的《沈阳新报》。那么作者杨杏庭是谁？杨（1898-1987）是梧栖人，后改名杨逸舟。台中师范、日本东京文理大学毕业，1940年赴中国谋职，1941年任汪记政权国立编译馆编译官，1942年任浙江省主席傅式说秘书，后至浙江大学任祕书兼心理学教授。战后失业，1946年任南京市教育局督学，1947年6月任内政委员，奉命撰《台湾之今昔》，8月奉内政部长张厉生之命返台视察，暗中调查民情，9月回南京撰成「台湾视察报告书」，1948年12月底回台，1953年赴日，不再回台。着有《台湾と蒋介石—二．二八民变を中心に》（东京：株式会社三一书房，1970），乃奉命回台视察所蒐集或耳闻的资料为依据所写，为研究二二八重要的参考史料。另一篇则是台湾重建协会理事长柯台山，〈论处理台湾事〉，3月18日发表于天津《大公报》。对于台湾的善后，他主张1、中枢缓派军队，2、根据宪法台湾立即实施省自治。为了怕各界有疑虑还特别说明，台湾的自治不是新疆的高度自治，也不是西藏、蒙古各旗的自治，而是依宪法所赋予的省自治。事实上，32条追求的是台人治台的高度自治，不过为了不引起各界疑虑减少中央对台湾追求自治的压迫不得不如此说。柯台山目前已100多岁，2015年7月经由其长女柯华葳教授将其珍藏个人的相关资料，交由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进行数位化，这批资料的价值可和杨肇嘉的「六然居典藏台湾史料」有关台湾重建协会分会的相关资料等量齐观。
（四）由于採分类编定，因此在时间上并非由近而远：由于分类，因此在阅读时必须考虑时间的先后。比如3月19日上海《文汇报》刊出的〈台湾十小时〉，却编在「杂品」，且在很后面才出现。
（五）北大的台湾学生是主要的供稿者：由6个教授的回答，可知他们问的问题是1、台湾发生二二八事件，各界的观感如何？事件发生的原因为何？是否如中央社报导「台胞排斥外省人」所致？2、二．二八事件处委会提出的32条要求是否合理？3、北平同学会应该如何做才能引起各界对此事的关心？4、对政府派兵到台镇压，有何看法？5、二二八事件如何善后？
四、延伸阅读
要了解二．二八时北平同乡会、同学会的活动，光读这本小册是不足的。至少还要再看1946年2月15日在北平创刊的《新台湾》，这是台湾省旅平同乡会的机关刊物，而该会在1945年9月9日成立，当时有500多人参加。由于战后在中国的台湾人有大麻烦，一是以惩治汉奸条例来治台人之罪，在北平逮捕一些台人，更兼政府于1946年1月14日发佈「关于朝鲜及台湾人产业处理办法」，依该办法，凡是台湾人的私产，得用处理局依照行政院处理敌伪产业办法之规定，先行接收保管及运用，除非提出确实籍贯，证明并未担任日军特务，或凭借日人势力，凌害本国人民，或帮同日人逃避物资；或并无其他罪行者，经证明确实无误，私产经行政院核定后，才能予以发还。此一办法最引起台人反感，北平同乡为上述两事决定发行《新台湾》为喉舌刊物。也因为在北平台人的水平高，因而才有能力办杂志。本志的第二期在1946年2月28日发行，第三期发行于4月1日，第四期发行于5月1日，前后4期。《新台湾》第四期刊登了1946年4月14日〈台湾省旅平同学成立总会记录〉，所谓会长、副会长与各部人员名单，和王宏（王康绪）说的有极大的落差。该学会也在同期刊登〈台湾省旅平同学会的使命〉，指出其目的「志在相互砥砺学术思想，以为台省与内地各省文化交流之桥樑，并谋解决学生本身之问题，使各得专心研读以备将来得于贡献国家社会耳。」
除了本册子之前出版的《新台湾》外，1948年3月28日，台湾省旅平同乡会、天津市台湾同乡会再编印了《二二八週年志》（简称《週年志》），本刊唐羽已有专文介绍， 但该文作者似未见过《台湾二．二八大惨案》，因此未能上溯说明，一年后出版的《週年志》，和前者有何不同。《週年志》分成八项，分别是1、痛忆二、二八；2、二、二八殉难烈士追悼会概况；3、祭文；4、輓联；5、二、二八事变牺牲者名单（一少部分）；6、名人感想；7、国立北京大学教授访问记；8、报、杂志转载。其编排方式和《台湾二．二八大惨案》类似，仍出自王碧光之手。《週年志》的发刊，在鉴于大惨案经过一年后，对死亡者必须予以追悼，对台湾的政治仍需改善，因此唿吁「实行中央诺言，实施台湾地方自治，省县市长民选，撤消公卖局，开放日产耕地！保障台胞的最低生活，让每一个台胞都要有饭吃。」
在二二八殉难烈士追悼会中，主席（当时旅平同乡会会长梁永禄）致词后，有台湾旅平同乡会、天津市台湾同乡会、台湾旅平同学会、台湾革新同志会的祭文，接着是事件中殉难的宜兰中学教师赵桐之父赵鸿年致词，其弟也随后致词；又有另一殉难之延平大学教授徐征，其友林光翟致辞，最后由武训中学教务主任、校长致词。輓联则除四大会外，还有由张东荪、梁秋水一起具名、台湾省政治建设协会理事长张邦杰具名，及由长春台湾省同乡会、台湾省旅青同乡会、沈阳台湾省同乡会合送的。至于二二八牺牲者名单自然不够完备，而且包括被捕者；亦有人名的常见错字，如王添灯［灯］、许秋综［粽］、吴鸿棋［麒］、吴金练［鍊］、郭章枢［垣］、陈忻［炘］、黄阿纯［统］。名人感想则有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荪等5人的看法，至于北大教授许德珩、费青、杨人梗（楩）、闻家驷继《台湾二．二八大惨案》后再度发言，《週年志》则又增加王铁崖、吴之椿、周炳琳、冯至、贺麟、蔡枢衡、樊弘等教授。自报章杂志转载文章，是《新台湾》、《台湾二．二八大惨案》以来的常套做法，《週年志》也不例外。此次的内容固然与二二八有关，但重要的是反对台湾给美国託管，如李纯青以「阿山」的资格写的〈提醒一个错误〉，刊于1947年10月25日的《公论报》上；另一篇则是1948年3月6日《北平日报》的社评〈台湾「易长」与「託管」之谣〉。另一篇引自1947年4月20日《新旗》15期，由穆德所撰〈我们应当怎样看台湾事件！〉最为重要，似为左翼人士的言论。其重要论点有二：
1、 「我们应当把台湾人底反抗看做殖民地反帝国主义运动，现在尚在进行的残酷迫害看做帝国主义对于殖民地的迫害。台湾和中国的关系是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关系。台湾的斗争，应当看做同印尼、越南、缅甸、菲律滨等地正在进行的斗争一样的。」
2、 「我们当把此次台湾事件看做一个革命，与大陆各地进行的种种反对政府的运动—如上海摊贩事件，劝工大楼血案，诸城市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工人经济罢工，农民反对征兵、征粮甚至各地进行的内战，—都不同。」
亦即二二八不是和历代民变一样是「官逼民反」，而是殖民地反帝国主义运动、是革命。如此明晰地对二二八事件定位，诚属不易。更重要的是作者主张台湾人有自决的权利。
五、前卫重刊《台湾二．二八大惨案》的意义
本次前卫出版社在许毓良教授的推介、导读下要重刊并重排这本48页的小册子，在我看来相当有意义。这是要了解二二八当时东北、华北台湾人少数珍贵的资料之一。许教授可能是台湾少数对中国所藏相关台湾史料认识最多的学者之一，观其着作如《台湾在民国（1945-1949）—以大陆期刊、杂志报导所做的研究》可窥其一斑。观此册稿上所加的註解，多半利用当时大陆发行的期刊杂志而论及台湾的加以说明，做为延伸阅读，以增加此册的可读性。
本书并未就原本原样扫瞄重刊，而是按篇重新打字，这就要费更多的时间做校对，所以杂志中不同字体大小、及编排的格式，重刊本就无法一一呈现，这是较为可惜的地方，尤其是将出版杂志的名字、期号放在最顶端，而非放置在题名后。由于是重刊，因此除了要慎重校对外，对于文中某些错误，必须一一指出，避免以讹传讹，如陈仪当时兼「台湾警备司令」就可在后订正为「台湾省警备总司令」，又比如说延平北路事件「杀伤小孩一人」，并无其事；〈台湾宪治的解剖〉一文为杨「杏庭」所撰，应予订正；〈误天下苍生者皆此辈〉此文将台湾省党部主委的名字误为「林」（李）翼中，而"Reforms For Taiwan”，也因此错而将之译为Lin Chi-chung（又将「翼」误读为「冀」，故译成「chi」）；王添灯，都当成「灯」；梁秋水的〈哀台民〉，有一句「已酋寇降伏」，应为「乙酉」（1945年）；陈「碧」笙写成「璧」；在《日志》中3月2日「严一鹤」应为「周一鹗」、赵「莲初」应为「连芳」；又3月5日的记事似应为3月6日之事；3月11日刘「两」卿，应为「雨」；3月22日，叶「春」木应为「秋」；3月22日，苏「秦策」应为「泰楷」，上述之误一定要修改；更遑论打错字必须校出。另一可商榷之事则为页37（第265页），有「续接第39页（第271页）」有关〈教授答学生意见〉「因时间关系移排于此」，应使之归位，才能突显重刊本的意义。
上述指出的这些错误，是当时供稿的中央社等通讯社供稿错误所致，因为上海的报刊亦出现同样的错误。
六、我何以答应写序
许毓良教授在7月底将这部小册子的重刊本寄给我，要我写序，而且限定2,000字。我在5月才刚忙完《保密局台湾站二二八史料汇编》的编辑工作，接着续编六然居主人（杨肇嘉）典藏的台湾重建协会上海分会与二二八文书，以及有关二二八的剪报资料4册，预计2016年上半年出版，实在抽不出时间写序。但因这本册子和《二二八週年志》都在杨肇嘉的「六然居典藏台湾史料」之中，两本都品相良好，因此我在编完最难编的二二八报纸剪贴资料后，乃先处理二二八史料，得以将北平台湾同乡会、台湾重建协会上海分会留下来的资料加以比较，并比较他们在战后以及二二八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大体而言，他们战后丶工作的重点有三：
1、协助华北、华中的台人返乡：由于战后由陆军发出的消息，并不欢迎台人留在大陆，因此大半台人都决定返乡，但陈仪并不积极帮助台人返 ，而华北、东北离台又远，台人由东北、华北回台，不得不向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求援，并集中到北京、上海，因此在北京、上海成为台人返台的集中地，为了等船的台人，北京、上海同乡会必须张罗食、宿，交涉补助与船期。
2、被中央政府依「关于朝鲜及台湾人产业处理办法」没收的产业展开交涉。这部分台湾重建协会上海分会留下了一些材料。 吃到嘴里的肉怎会容易吐出？取回财产不仅旷日时久，往往要不回，以致要回台的台人，比被遣返的日人情况还要狼狈。
3、依「惩治汉奸条例」在京沪、平津被捕的知名台湾人必须援救。当年北京有江文也等人已如上述，上海有板桥林家的林勤、陈杏村、蔡寿郎、梁廷清等19名。杨肇嘉本人也在1946年9月25日被捕，入狱37天，1946年11月1日获交保，1947年9月才获不起诉处分。
至于上海、北京同乡会，两者间的不同点在于，上海同乡会的人数多于北京，且以商人为多，更有派系纠纷，即上海台湾同乡会（1945年11月10日成立）会长选举有杨肇嘉与李伟光之争，杨肇嘉虽在理事长选举中胜出，但因被左翼份子所迫无法进行业务，而由李伟光（属左翼）在1946、1947年都担任旅沪台湾同乡会会长；杨肇嘉转而出任台湾重建协会上海分会（1946年2月18日成立）理事长。由于上海到南京近，因此在上海的台湾人、福建人的团体常联合起来，为陈仪在台的腐败统治，而到南京中央政府及其他单位请愿，并举行记者招待会，尤其二二八事件发生后，对陈仪造成很大的压力，而陈仪也必欲去杨肇嘉而后快，杨因而被捕。
在北京的同乡会没有地利之便，无法到南京去抗议，只能集会、开记者会，来反对陈仪的暴政。不过华北、东北是在中国大陆台湾人中水准最高的，诚如秦贤次所言：「文化水准最高的为华北及东北。除了商人之外，在华北及东北的台湾人中，工程、技术人员、医生、文人、专家学者、政府官吏等佔有相当的比例。以终战前夕的北京大学来讲，其中台湾人担任教授讲师的，就不下十二、三位之多，这也是为什么战后初期，大陆各主要地点均有台湾同乡会的组织，而单独仅北平一地的同乡会有能力发行刊物，为地位不明的台湾同胞争取权益。」不过，旅京沪台湾七团体二二八惨案联合后援会在1947年4月22日印发〈台湾大惨案报告书〉（18页），以及《台湾事变之真相》（27页），亦未比平津台胞逊色。而杨肇嘉为上海地区的台湾重建协会上海分会与二二八事件留下的文书、剪报资料，其原手史料的数量相当多，甚至还保留了「天津市台湾同乡会印发公开信」（二封），也保留了〈台湾旅沪同乡会电文〉、〈呈文〉，为后代留下极为珍贵的史料。
我个人对战后上海的台湾人团体、行动，借由〈六然居典藏—台湾重建协会与二二八事件文书〉而有所了解，也曾为文叙之；对日治时期在平津一带的台湾人活动，虽亦曾撰文；但对战后平津台湾同乡的情况理解较少，更何况〈六然居典藏台湾史料〉中有《台湾二．二八大惨案华北舆论集》、《二二八週年志》，以及上述天津市台湾同乡会的公开信，为了补强对平津台湾同乡会、同学会的了解，因此在2015年3月到上海访问北平台湾同学会的要角王康绪（王宏），就其就读的华北学院、参加的北平台湾同学会、二二八的情况请教，承蒙91岁的他接受访问，并致赠其所写的〈我所经历的平津台胞对"二．二八"起义的声援斗争〉与〈耄耋回顾〉两文对我的研究帮助甚大，特此谢谢他。
七、结语
在我所指导的39篇博硕士论文中，以战后台湾为研究主题的几乎没有，如果说一个指导教授希望他的研究主题得有学生接棒，在这个角度上我是有所遗憾的，不过我的学生们各自有其发挥的主题，也是我所欣慰的。许毓良、陈韵竹在清代军事史上的传承，可谓最为直接。我原未料到我的战后台湾史，许毓良也有所发挥，并且要编辑相关史料以嘉惠研究者，不仅如此，还加了大量的註，展示其对战后台湾史研究的力道。我既欣喜于他的努力与贡献，复想预告今年年底，这本重排的小册子将以原刊本的型式出版，故写了这篇不算短的序。
附记： 为了让本书更为精确，我曾前后校对两次，最后一次在2016年2月6日，是日台湾南部发生六．四级大地震。
图书试读
用户评价
《台湾二二八大惨案：华北舆论集》这本书，彻底颠覆了我原本对于历史事件讨论的认知模式。我过去总觉得，某一个历史事件的舆论，主要应该集中在事件发生的地理区域，或者是在国家最高权力层的声音中。但这本书，硬生生地把我的视线拉向了遥远的华北地区，让我看到了，在当时那个信息传播并不发达的年代，远在千里之外的土地上，人们是如何接收、消化、并最终形成自己对台湾二二八惨案的看法的。 书中的篇章，就像一幅幅当年华北报刊留下的剪影，它们拼凑出了一个关于二二八事件的、从北方传来的复杂声音。我读到了一些评论，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台湾同胞遭受苦难的同情，以及对国民政府处理方式的严厉批评。这些声音，并非简单地情绪发泄，而是试图通过对事件的剖析，来揭示隐藏在背后的政治失误和社会矛盾。 尤其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些文章，在论述二二八事件时，并不局限于台湾岛内，而是将其置于整个中国大背景下进行审视。他们反复强调“民族大义”，呼吁海峡两岸的同胞要团结一致，共同面对挑战。这种“大一统”的观念，在当时的华北舆论中，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并深刻影响了人们对台湾局势的判断。 然而，这种基于民族认同的关切，也并非总是纯粹的。我看到，在一些评论中，也夹杂着对台湾可能出现的“分裂主义”的警惕，以及对如何有效管理台湾的担忧。这种复杂的情感和思虑，反映了当时中国政治环境的敏感性，以及人们在维护国家统一问题上的高度警觉。 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有些华北的评论，已经开始触及二二八事件背后更深层次的社会经济原因。它们提及了当时台湾的经济困境，如物价飞涨、民生艰苦等，并将这些因素视为导致民怨沸腾，最终引发冲突的直接原因。这种分析，展现了当时一些媒体的深刻洞察力，它们不满足于表面现象，而是努力去探究事件的根源。 读到某些篇幅，我甚至觉得，当时的华北媒体，在报道和评论二二八事件时，比某些台湾本地的媒体，反而更加冷静和客观。它们似乎能够抽离出来，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审视事件的发生，并对其进行更为理性的分析。这种“局外人的视角”，有时反而能提供更清晰的判断。 这本书，让我认识到，历史的记忆，从来都不是单一维度的。同一个事件，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文化语境下，都会产生不同的解读。华北的舆论，就是这样一种独特的解读，它为我们理解二二八事件，提供了另一扇重要的窗户。 我特别想提及，书中收录的一些批判国民政府的文章，它们言辞激烈，直指时弊。这些声音，在当时能够出现在公开的媒体上，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它们反映了当时社会对政治改革和政府问责的呼声。 总而言之，《台湾二二八大惨案：华北舆论集》是一本极其有价值的读物。它以其独特的选材和视角，为我们展现了在海峡两岸之外，中国大陆的华北地区，是如何看待和讨论台湾二二八这一历史悲剧的。它不仅拓展了我们对二二八事件的认知边界，也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了那个时代的中国社会思潮。
评分《台湾二二八大惨案：华北舆论集》这本书，对我来说，更像是一次深入历史肌理的探险。我一直以为，关于二二八事件的讨论，其关注点会集中在事件发生的台湾本地，或者是在当时国家最高统治者的决策圈内。然而，本书却以一种令人惊讶的方式，将我的目光引向了遥远的华北地区，让我看到了，在那个信息并不发达的年代，那里的人们是如何接收、消化，并最终形成自己对台湾二二八惨案的看法的。 书中所收录的华北报刊评论，就像一幅幅当年留下的珍贵历史剪影，它们共同勾勒出了一幅关于二二八事件的、从北方视角传来的复杂图景。我读到了许多充满义愤的评论，它们毫不掩饰地谴责国民政府在台湾采取的暴力手段，认为这是对无辜民众的血腥镇压。这些文字，不仅传达了当时人们的愤怒情绪，更揭示了部分媒体对政治公正和人权的基本诉求。 令我尤其动容的是，书中不少文章都将二二八事件置于一个更为宏大的民族叙事框架下进行讨论。它们反复强调“海峡两岸，同属中华民族”的理念，呼吁两岸同胞应团结一致，共同应对历史的挑战。这种基于民族认同的关怀，在当时的华北舆论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并深刻影响了人们对台湾局势的判断。 然而，这种基于民族认同的关怀，也并非总是纯粹的。在一些评论中，我也看到了对台湾地区可能出现的“分裂倾向”的警惕，以及对如何有效维护国家统一的深切焦虑。这种复杂的心态，恰恰反映了当时中国政治环境的敏感性，以及人们在维护国家统一问题上的高度警觉。 让我感到欣喜的是，书中也有不少评论，在分析二二八事件时，展现了相当的深度和前瞻性。它们不满足于对事件本身的描述，而是试图从更深层次的社会经济根源，如物价飞涨、民生艰难等方面，来探究冲突爆发的原因。这种对事件根源的探寻，让我看到了当时一些媒体的理性与深刻。 《台湾二二八大惨案：华北舆论集》这本书，也让我认识到，历史的记忆，从来都不是整齐划一的。同一个事件，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文化语境下，都会产生不同的解读。华北地区的舆论，就是这样一个独特的视角，它为我们理解二二八事件，提供了另一条重要的线索。 我特别关注书中那些对国民政府处理二二八事件方式的批评。这些文章，言辞犀利，毫不留情地指出了政府的失误和不足。这些声音，在当时能够公开出现，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它们反映了社会对政府问责的呼声。 读这本书，就像与过去的思考者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他们的文字，带着那个时代的印记，既有历史的局限性，也有超越时代的洞见。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历史的“侧面”，一个在宏大叙事之外，同样重要且充满细节的视角。 总而言之，《台湾二二八大惨案：华北舆论集》是一部极具史料价值和思想深度的作品。它以其独特的选材和视角，为我们展现了在海峡两岸之外，中国大陆的华北地区，是如何看待和讨论台湾二二八这一历史悲剧的。它不仅拓展了我们对二二八事件的认知边界，也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了那个时代的中国社会思潮。
评分读完《台湾二二八大惨案：华北舆论集》，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本书，与其说是一部历史读物，不如说是一面透视镜，照见了在历史的洪流中，普通人的声音，以及这些声音在遥远的华北地区，如何被感知、被讨论。我原以为，二二八事件的讨论更多地集中在台湾本地，或者是以大陆官方的角度来呈现，但这本书却出乎意料地展现了华北地区媒体和知识分子对这一事件的复杂回应。 从书中的片段来看，当时的一些报刊杂志，哪怕远隔千山万水，也敏锐地捕捉到了远方传来的悲剧信息。他们并非直接的亲历者，也缺乏第一手的资料，但凭借着对中国命运的共同关切，以及对任何可能损害国家统一和民族利益事件的警惕，对二二八事件的报道和评论，就如同在平静的湖面上投下一颗颗石子，激起了层层涟漪。我注意到，书中收录的有些评论，尽管措辞可能有些激烈，但也反映了当时普遍存在的对社会稳定和国家秩序的担忧。他们试图从一个更宏观的视角去理解，去分析，甚至去预判事件的走向，以及其可能带来的连锁反应。 更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不同报刊的立场和侧重点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有些刊物更侧重于事件的起因，试图剖析其深层原因，比如国民政府的施政失误，或者社会矛盾的激化。而另一些则更关注事件的后果，强调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性，并对可能的分裂倾向表示担忧。这种多元化的声音，恰恰是历史真实性的体现。它告诉我们，即便是面对同一件大事，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立场和认知下，也会产生不同的解读。这种解读，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是历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阅读过程中，我仿佛能穿越时空，听到当时华北的知识分子们，在茶馆里、在书斋中，为这些远方的消息争论不休。他们的文字，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笔触，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深沉忧虑。书中的一些社论，更是直指时弊，对国民政府的统治方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让我感到十分震撼。它表明，即便在那个信息并不发达的年代，人们的思考并没有被局限，对正义和公道的追求，也从未停歇。 我特别想提一下书中关于“同胞情谊”的论述。很多评论都在强调，台湾与大陆同胞本是血脉相连，二二八事件的发生，是大家都不愿看到的。这种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情感共鸣，在当时的华北舆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当然，这种情谊的表达，也夹杂着一些对“本省人”与“外省人”群体划分的忧虑，以及对少数煽动分裂言论的警惕。这本书，就像一个放大镜，让我们看到了在国家民族的宏大叙事下，个体的情感和立场是如何被勾勒和表达的。 有些评论，则显得更为冷静和理性。他们试图从更复杂的社会经济因素入手，分析导致二二八事件发生的根源，而不仅仅停留在政治层面。比如，对当时台湾的经济状况，民生疾苦的描述，以及这些因素如何成为社会矛盾的催化剂。这种分析，让我意识到，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而是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 我也不得不提及，书中某些言论，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其认识和判断，在今天的我们看来，难免有些片面，甚至是带有时代局限性。这正是历史研究的魅力所在，它让我们看到，过去的观点和认知，是如何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这本书，就如同一个时间胶囊，将那些曾经的思绪、曾经的争论，原原本本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供我们回顾和反思。 值得注意的是，本书所收录的“华北舆论”，其覆盖的媒体范围和代表性，虽然已经很可观，但我相信，如果能有更广泛的地域和更深入的群体声音，那将更能构成一个完整而立体的图景。当然，这已经是作者在现有条件下，尽力搜集和呈现的成果，其价值依然不容忽视。它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看到，在遥远的北方，人们是如何关注和解读台湾的这段苦难历史的。 在阅读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在信息爆炸的今天，我们是否还能保持当年那种对社会事件的深度关注和理性分析？当代的媒体，是更容易制造情绪，还是更能促进理解？这本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对比参照。它让我们反思，媒体在社会事件的传播和解读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又应承担怎样的责任。 总而言之，《台湾二二八大惨案：华北舆论集》是一本非常有意义的书。它不仅仅是记录了一段历史，更是通过记录，展现了历史的多重维度。它让我们看到，同一事件，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会引发怎样的回响，又会激荡出怎样的思想火花。这本书，对于理解二二八事件，对于理解中国近现代史，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评分这本书就像一座宝藏，里面藏着无数关于那个动荡年代，关于台湾二二八事件，在遥远的华北地区产生的各种声音。我一直以为，历史事件的讨论，总是集中在事件本身发生地的周边，但读了这本书，才发现，原来在更广阔的中国土地上，人们也曾那样热切地关注着台湾的命运，并对这场悲剧做出了自己的解读。 从书中那些泛黄的报纸剪报，我仿佛能触摸到那个时代人们的脉搏。那些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有担忧，有愤慨，有惋惜，也有着对国家统一的期盼。我特别留意到，有些评论，并没有简单地将二二八事件归结为某种单一原因，而是试图深入挖掘，去理解其背后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这让我感到，当时的知识分子，即便是在信息不甚发达的条件下，也展现出了令人惊叹的思考深度。 书中有一类评论，着重强调了“同胞情谊”。他们认为，台湾人民与大陆人民本是一脉相承，台湾的动荡，就是中华民族的伤痛。这种情感上的共鸣，在很多篇幅中都有体现。当然，在表达这种情谊的同时，也夹杂着对台湾社会某些分裂倾向的警惕，以及对如何有效治理台湾的探讨。这种情感与理性的交织，构成了当时华北舆论的一大特点。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些评论，虽然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其观点可能显得有些不够全面，甚至带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它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认知水平和思想状况。正是通过这些不完美的、却真实的声音，我们才能更完整地理解历史，才能更清晰地看到，思想是如何在历史的洪流中演进的。 这本书，就像一个巨大的档案库，将当时华北地区多家报刊杂志对二二八事件的报道和评论进行了梳理和收录。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其宝贵的视角，让我们能够跨越地理的界限，去感受当时中国整体的社会思潮。很多评论，都在试图以一种全局的眼光来审视台湾发生的一切，并思考其对整个国家可能产生的影响。 一些文章，对国民政府在处理二二八事件中的失误，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他们认为，正是政府的傲慢和粗暴，才加剧了矛盾，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这些批评，虽然带有那个时代的尖锐性，但其背后对民意和政府责任的追问，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我特别喜欢书中那些试图从社会学、经济学角度来分析二二八事件的评论。它们不拘泥于简单的政治口号，而是深入探讨了台湾社会的经济结构、阶级矛盾以及民生问题，是如何成为引爆事件的导火索。这种深入的分析，让我对事件的理解更加立体和全面。 这本书的价值，还在于它展现了当时信息传播的特点。远隔重洋的事件，是如何经过层层过滤，最终呈现在华北的读者面前的。而读者，又是如何基于这些信息，形成自己的判断和观点的。这个传播和解读的过程，本身就充满了历史的意义。 当然，我也注意到，书中收录的舆论，并非全然一致。不同报刊，不同作者，由于其政治立场、新闻敏感度以及对事件的理解深度不同，其观点和措辞也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多元化的呈现，恰恰是这本书的魅力所在，它避免了单一的叙事，让我们看到历史真实的多面性。 总而言之，《台湾二二八大惨案：华北舆论集》是一本非常有价值的书籍。它不仅仅是梳理了一段历史报道，更是通过这些跨越地域的舆论，展现了那个时代中国社会思想的复杂性和流动性。对于任何想要深入了解二二八事件，以及理解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潮变迁的读者来说，这本书都提供了难得的资料和启示。
评分读罢《台湾二二八大惨案：华北舆论集》，我深感历史的脉络并非如教科书般单一，而是充满了各种交织的声音与复杂的解读。本书最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它将目光投向了与台湾地理上相隔甚远的华北地区，展现了在那片土地上，人们对二二八这一历史事件是如何感知、如何评论的。这本身就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让我们得以窥探那个时代，一个特定区域内的社会思潮是如何被激发和形成的。 从书中收录的各色报刊评论中，我看到了对事件性质的多种判断。有的直接谴责国民政府的暴行，认为这是对无辜民众的屠杀；有的则试图从中剖析更深层的社会矛盾，如经济压迫、政治腐败以及族群隔阂，认为二二八事件是这些矛盾总爆发的体现。这种细致入微的分析，让我意识到，即使在信息相对滞后的年代，一些知识分子也并未停止对事件本质的追问。 我尤其留意到，许多评论都自觉不自觉地将二二八事件置于“中国”这个更大的国家框架之下进行讨论。其中，强调“血浓于水”的同胞情谊，以及对维护国家统一的呼吁，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这种基于民族认同的关切，是理解当时华北舆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这种关怀也并非没有复杂性，它有时伴随着对台湾内部某些“分裂倾向”的警惕，以及对“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关系的担忧。 书中一些评论的措辞，在今天看来，或许显得有些激烈，甚至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但正是这些鲜活的文字，最能反映出当时社会情绪的激荡。例如，对于国民政府处理此次事件的方式，一些报刊毫不留情地予以批评，认为其手段粗暴，决策失误，进一步激化了矛盾，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这些尖锐的批评，反映了公众对政府问责的期待。 让我深思的是，书中某些文章，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事件，但通过对新闻报道的梳理和分析，已经对事件的起因和经过，提出了相当有见地的看法。它们在努力还原事实的同时，也试图去预测事件的走向以及可能产生的长远影响。这种超越时空的观察和思考，是历史研究的宝贵财富。 这本书，也让我们看到了不同媒体在报道和评论同一事件时的差异。有的偏重于揭露真相，有的则更侧重于维护某种政治立场。这种多元的呈现，恰恰构成了历史的丰富性。它提醒我们，在阅读任何历史材料时，都应保持批判性思维，去辨析其背后的意图和倾向。 我特别欣赏书中那些对事件的社会经济根源的探讨。一些文章，详细描述了当时台湾的经济状况，如物价飞涨、民生凋敝等，并将这些因素与事件的爆发联系起来。这种深入的分析，避免了将事件简单地归结为政治冲突，而是看到了更广泛的社会因素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读这本书，就像与过去的思考者进行对话。他们的文字，带着那个时代的印记，既有历史的局限性，也有超越时代的洞见。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历史的“侧面”，一个在宏大叙事之外，同样重要且充满细节的视角。 总的来说，《台湾二二八大惨案：华北舆论集》是一部极具史料价值和思想深度的作品。它不仅梳理了华北地区对二二八事件的舆论反应，更通过这些声音，展现了那个时代中国社会复杂多元的思想图景，以及人们在面对重大历史事件时，是如何进行思考、判断和表达的。
评分《台湾二二八大惨案：华北舆论集》这本书，对我而言，不仅仅是一部历史著作，更像是一次穿越时空的思想对话。我原以为，对于远在台湾发生的事件，华北地区的声音会比较零散，甚至微弱。但这本书却以其详实的史料和多样的视角，让我看到了，在当时的中国北方，人们对二二八惨案的关注，远比我预想的要深刻和广泛。 书中的篇章，就像一幅幅泛黄的旧报纸剪报，它们各自承载着那个时代的印记和思考。我看到了许多对国民政府处理二二八事件的严厉批评，一些评论直指当局的傲慢、腐败和失误，认为正是这些因素，才加剧了矛盾，最终酿成了悲剧。这些声音，在当时能够公开发表，无疑体现了媒体的勇气和社会的独立思考。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许多华北的评论，都将二二八事件置于一个更为宏大的民族叙事中来解读。它们反复强调“血浓于水”的同胞情谊，呼吁两岸人民团结一心，共同面对挑战。这种强烈的民族认同感，是理解当时华北舆论的关键。 然而，这种民族情结的表达，也并非总是单一的。在一些文章中，我也看到了对台湾可能出现的“分裂倾向”的警惕，以及对如何维护国家统一的深切焦虑。这种复杂的心态，恰恰反映了当时中国所处的政治环境的敏感性。 让我感到欣喜的是，书中也有不少评论，在分析二二八事件时，展现了相当的深度和前瞻性。它们不满足于对事件本身的描述，而是试图从更深层次的社会经济根源，如物价飞涨、民生艰难等方面，来探究冲突爆发的原因。这种对事件根源的探寻，让我看到了当时一些媒体的理性与深刻。 《台湾二二八大惨案：华北舆论集》这本书，也让我认识到，历史的记忆，从来都不是整齐划一的。同一个事件，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文化语境下，都会产生不同的解读。华北地区的舆论，就是这样一个独特的视角，它为我们理解二二八事件，提供了另一条重要的线索。 我特别关注书中那些对国民政府处理二二八事件方式的批评。这些文章，言辞犀利，毫不留情地指出了政府的失误和不足。这些声音，在当时能够公开出现，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它们反映了社会对政府问责的呼声。 读这本书，就像与过去的思考者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他们的文字，带着那个时代的印记，既有历史的局限性，也有超越时代的洞见。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历史的“侧面”，一个在宏大叙事之外，同样重要且充满细节的视角。 总而言之，《台湾二二八大惨案：华北舆论集》是一部极具史料价值和思想深度的作品。它以其独特的选材和视角，为我们展现了在海峡两岸之外，中国大陆的华北地区，是如何看待和讨论台湾二二八这一历史悲剧的。它不仅拓展了我们对二二八事件的认知边界，也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了那个时代的中国社会思潮。
评分《台湾二二八大惨案：华北舆论集》这本书，带给我一种穿越时空的震撼感。我一直以为，历史事件的讨论，总是围绕着事件本身发生的地点，或者是在国家高层的决策圈内。但这本书，却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将我的视野引向了遥远的华北大地，让我看到了，在那个信息传递并不畅通的年代，人们是如何接收、解读，并最终对台湾二二八惨案形成自己的看法。 书中的篇章，就像当年华北报刊留下的珍贵印记，它们共同描绘了一幅关于二二八事件的、从北方视角传来的复杂图景。我读到了一些评论，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台湾同胞遭受苦难的同情，同时也对国民政府在此事件中的表现，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些声音，不仅仅是情绪的宣泄，更是对事件背后政治失误和社会矛盾的深刻剖析。 令我尤为印象深刻的是，许多评论都自觉不自觉地将二二八事件置于“中国”这个更为广阔的国家框架下进行审视。它们反复强调“血脉相连”的同胞情谊，并呼吁海峡两岸的同胞要团结一致，共同应对挑战。这种基于民族认同的关切，是理解当时华北舆论的关键因素。 当然，这种关切也并非总是单一的。在一些评论中，我也看到了对台湾可能出现的“分裂倾向”的担忧，以及对如何维护国家统一的深切焦虑。这种复杂的心态，恰恰反映了当时中国政治环境的敏感性，以及人们在维护国家统一问题上的高度警觉。 让我感到惊喜的是，书中也收录了一些对二二八事件的分析，展现了相当的深度和前瞻性。它们不满足于对事件本身的描述，而是试图从更深层次的社会经济根源，如物价飞涨、民生艰难等方面，来探究冲突爆发的原因。这种对事件根源的探寻，让我看到了当时一些媒体的理性与深刻。 这本书，也让我认识到，历史的记忆，从来都不是整齐划一的。同一个事件，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文化语境下，都会产生不同的解读。华北地区的舆论，就是这样一个独特的视角，它为我们理解二二八事件，提供了另一条重要的线索。 我特别关注书中那些对国民政府处理二二八事件方式的批评。这些文章，言辞犀利，毫不留情地指出了政府的失误和不足。这些声音，在当时能够公开出现，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它们反映了社会对政府问责的呼声。 读这本书，就像与过去的思考者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他们的文字，带着那个时代的印记，既有历史的局限性，也有超越时代的洞见。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历史的“侧面”，一个在宏大叙事之外，同样重要且充满细节的视角。 总而言之，《台湾二二八大惨案：华北舆论集》是一部极具史料价值和思想深度的作品。它以其独特的选材和视角，为我们展现了在海峡两岸之外，中国大陆的华北地区，是如何看待和讨论台湾二二八这一历史悲剧的。它不仅拓展了我们对二二八事件的认知边界，也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了那个时代的中国社会思潮。
评分《台湾二二八大惨案：华北舆论集》这本书，就像一位沉默的记录者，静静地将一段被淹没在历史洪流中的声音，重新带到我们面前。我原本以为，关于二二八事件的讨论，无非是集中在台湾岛内，或者是以一种官方叙事的口吻进行。但这本书，却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将我的目光引向了遥远的华北大地，让我看到了，在那个信息不发达的年代，人们是如何跨越地理的阻隔，对发生在台湾的悲剧产生共鸣和思考的。 书中收录的报刊文章，如同一个个历史的切片，为我们展现了当时华北地区对二二八事件的各种解读。有些评论，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国民政府暴行的谴责，认为这是对台湾人民的血腥镇压。这些文字，充满了义愤填膺的情绪，也反映了当时一些媒体的良知和勇气。 更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许多评论都试图将二二八事件置于一个更为宏大的民族叙事中来理解。他们反复强调“海峡两岸，同属中华民族”的理念，呼吁大家要团结一致，共同抵抗外部势力。这种基于民族认同的关怀，是理解当时华北舆论的关键。 当然，这种关怀也并非总是单纯的。在一些文章中，我看到了对台湾内部可能出现的“分裂主义”的担忧，以及对如何维护国家统一的深切焦虑。这种复杂的心态，恰恰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的严峻政治现实。 让我感到惊喜的是，书中也有不少评论，在分析二二八事件时，展现了相当的深度和前瞻性。它们不满足于表面的政治口号，而是深入探讨了台湾社会的经济困境、社会矛盾以及民众的不满情绪，并将这些因素视为引发冲突的重要原因。这种对事件根源的探寻，让我看到了当时一些媒体的理性与深刻。 这本书，也让我认识到，历史的记忆，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即使是面对同一个事件，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媒体，都会产生不同的声音。华北地区的舆论，就是这样一个独特的视角，它为我们理解二二八事件，提供了另一条重要的线索。 我特别关注书中那些对国民政府处理二二八事件方式的批评。这些文章，言辞犀利，毫不留情地指出了政府的失误和不足。这些声音，在当时能够公开出现，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它们反映了社会对政府问责的呼声。 读这本书，就像与过去的思考者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他们的文字，带着那个时代的印记，既有历史的局限性，也有超越时代的洞见。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历史的“侧面”，一个在宏大叙事之外，同样重要且充满细节的视角。 总而言之，《台湾二二八大惨案：华北舆论集》是一部极具史料价值和思想深度的作品。它以其独特的选材和视角，为我们展现了在海峡两岸之外，中国大陆的华北地区，是如何看待和讨论台湾二二八这一历史悲剧的。它不仅拓展了我们对二二八事件的认知边界，也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了那个时代的中国社会思潮。
评分翻开《台湾二二八大惨案：华北舆论集》，我仿佛置身于一个信息洪流的交汇点，看到了遥远的华北地区，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是如何接收、解读和回应台湾发生的二二八事件的。这本书，让我意识到，历史的讨论，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它会跨越地域，激荡起不同的回响。 我特别关注书中那些对事件原因的分析。一些评论，并没有回避国民政府在施政过程中的失误，比如对专制统治的批评，对官僚腐败的指责，以及对民生凋敝的忧虑。这些声音，在当时的华北媒体上出现，无疑展现了一种独立思考的精神，以及对社会正义的追求。 书中有一类内容，让我深受触动，那就是“同胞情谊”的呼唤。很多文章都强调，台湾与大陆同属中华民族，台湾发生的悲剧，牵动着所有炎黄子孙的心。这种深厚的民族情感，在当时是被广泛认同的，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二二八事件的看法。 然而，这种情谊的表达，并非总是温情脉脉。有些评论，也伴随着对台湾地区可能出现的“分裂倾向”的强烈担忧，以及对如何维护国家统一的论述。这种复杂的心态，也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的政治现实。 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书中也收录了一些对二二八事件的分析，显得颇具前瞻性。它们不仅仅停留在对事件本身的描述，而是试图从更深层次的社会结构、经济发展以及民族关系的角度，去探讨事件发生的根源。这种分析，在那个信息相对闭塞的年代，显得尤为难能可贵。 我注意到，书中收录的评论，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腔调。不同报刊，有不同的立场；同一报刊，不同作者，也有不同的侧重点。这种差异性，恰恰是历史的真实写照。它让我们看到，即便是面对同一件大事，人们的看法也会因为其所处的环境、所受的教育以及自身的经历而有所不同。 这本书，让我开始思考，信息是如何在不同地域之间传播的，以及这些信息是如何被不同的受众所解读的。华北地区的人们，是如何从有限的报刊信息中，构建起对二二八事件的认知框架的？这个过程，本身就充满了值得研究的课题。 一些评论，在反思二二八事件时，将其视为国民政府统治失败的一个缩影。他们认为，国民政府在处理台湾问题上的失策，不仅损害了国家形象，更给台湾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种批评，在当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我也注意到，书中某些评论，虽然在字面上看似客观，但其背后隐藏的立场和倾向，仍然可以被我们今天的读者所察觉。这正是阅读历史文献的乐趣所在，它不仅仅是看“说了什么”，更是要思考“为什么这么说”以及“背后隐藏着什么”。 《台湾二二八大惨案：华北舆论集》这本书，就像一个巨大的拼图，将当时华北地区关于二二八事件的各种碎片化的信息汇聚在一起，让我们得以从中拼凑出当时社会思潮的全景。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去理解一个发生在遥远地域的事件，是如何被置于一个更宏大的历史叙事中来审视和讨论的。
评分《台湾二二八大惨案：华北舆论集》这本书，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让我得以窥见一段被历史洪流所遮蔽的、来自遥远华北地区的声响。我过去一直认为，对于像二二八事件这样的重大历史节点，其舆论焦点必然集中在事件发生地，或者是在国家权力中心。然而，这本书却以其独特的选材，颠覆了我的这一认知，将我的目光引向了与台湾远隔千里的华北大地，展现了那里的人们是如何接收、解读并最终形成对二二八惨案看法的。 书中收录的华北报刊评论，就像一幅幅当年留下的珍贵历史剪影，它们共同勾勒出了一幅关于二二八事件的、从北方视角传来的复杂图景。我读到了许多充满义愤的评论，它们毫不掩饰地谴责国民政府在台湾采取的暴力手段，认为这是对无辜民众的血腥镇压。这些文字，不仅传达了当时人们的愤怒情绪，更揭示了部分媒体对政治公正和人权的基本诉求。 令我尤其动容的是，书中不少文章都将二二八事件置于一个更为宏大的民族叙事框架下进行讨论。它们反复强调“海峡两岸，同属中华民族”的理念，呼吁两岸同胞应团结一致，共同应对历史的挑战。这种基于民族认同的关怀，在当时的华北舆论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并深刻影响了人们对台湾局势的判断。 然而，这种基于民族认同的关怀，也并非总是纯粹的。在一些评论中，我也看到了对台湾地区可能出现的“分裂倾向”的警惕，以及对如何有效维护国家统一的深切焦虑。这种复杂的心态，恰恰反映了当时中国政治环境的敏感性，以及人们在维护国家统一问题上的高度警觉。 让我感到惊喜的是，书中也有不少评论，在分析二二八事件时，展现了相当的深度和前瞻性。它们不满足于对事件本身的描述，而是试图从更深层次的社会经济根源，如物价飞涨、民生艰难等方面，来探究冲突爆发的原因。这种对事件根源的探寻，让我看到了当时一些媒体的理性与深刻。 《台湾二二八大惨案：华北舆论集》这本书，也让我认识到，历史的记忆，从来都不是整齐划一的。同一个事件，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文化语境下，都会产生不同的解读。华北地区的舆论，就是这样一个独特的视角，它为我们理解二二八事件，提供了另一条重要的线索。 我特别关注书中那些对国民政府处理二二八事件方式的批评。这些文章，言辞犀利，毫不留情地指出了政府的失误和不足。这些声音，在当时能够公开出现，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它们反映了社会对政府问责的呼声。 读这本书，就像与过去的思考者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他们的文字，带着那个时代的印记，既有历史的局限性，也有超越时代的洞见。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历史的“侧面”，一个在宏大叙事之外，同样重要且充满细节的视角。 总而言之，《台湾二二八大惨案：华北舆论集》是一部极具史料价值和思想深度的作品。它以其独特的选材和视角，为我们展现了在海峡两岸之外，中国大陆的华北地区，是如何看待和讨论台湾二二八这一历史悲剧的。它不仅拓展了我们对二二八事件的认知边界，也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了那个时代的中国社会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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