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夏济安先生所着《黑暗的闸门》（The Gate of Darkness）自1968年英文版问世以来，便在英文世界产生极大影响，成为中国左翼文学研究领域一本划时代的杰作。尽管该书部分篇章曾翻译成中文并以单篇论文形式发表，遗憾的是此后近半个世纪之久，中文读者始终无缘窥其全貌。此次中文大学出版社对英文版全书重新翻译，增录夏济安先生另一篇相关的重要论文，并邀请翻译学研究专家王宏志教授对译稿全文审订，首次推出这本经典着作的完整中文版。
本书细致梳理文学与时代政治的纠缠，深入揭示左翼文学运动的两难境地。书中所论作家包括鲁迅、蒋光慈、左联五烈士以及瞿秋白等人，他们都是1949年以前共产党理念的同情者乃至实践者。在1960年代国际上反共仇共的大环境中，夏济安下笔敏锐痛快而不失同情，充满耐心，既给左翼作家及其作品一个恰当公允的评价，更为他们身上的悲剧意义而深深叹息。
本书细致梳理文学与时代政治的纠缠，深入揭示左翼文学运动的两难境地。书中所论作家包括鲁迅、蒋光慈、左联五烈士以及瞿秋白等人，他们都是1949年以前共产党理念的同情者乃至实践者。在1960年代国际上反共仇共的大环境中，夏济安下笔敏锐痛快而不失同情，充满耐心，既给左翼作家及其作品一个恰当公允的评价，更为他们身上的悲剧意义而深深叹息。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夏济安（1916-1965）
教授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曾任教西南联大、北京大学外语系和香港新亚书院。1950年赴台后任教于台湾大学外文系，为早期小说作家白先勇、欧阳子、王文兴、陈若曦、叶维廉等人的启蒙老师，1956年与吴鲁芹、刘守宜等创办《文学杂志》并兼任主编，在杂志上主张「朴素的、清醒的、理智的」文学，对文学新人尽心栽培呵护，也深刻地影响了一代华语文学的风貌。1959年济安教授赴美，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加州柏克莱大学作研究，改治中国共产党党史。The Gate of Darkness就是他这一时期研究成果的一个精彩呈现。
夏济安（1916-1965）
教授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曾任教西南联大、北京大学外语系和香港新亚书院。1950年赴台后任教于台湾大学外文系，为早期小说作家白先勇、欧阳子、王文兴、陈若曦、叶维廉等人的启蒙老师，1956年与吴鲁芹、刘守宜等创办《文学杂志》并兼任主编，在杂志上主张「朴素的、清醒的、理智的」文学，对文学新人尽心栽培呵护，也深刻地影响了一代华语文学的风貌。1959年济安教授赴美，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加州柏克莱大学作研究，改治中国共产党党史。The Gate of Darkness就是他这一时期研究成果的一个精彩呈现。
图书目录
笔权和政权（王宏志） vii
导论（夏志清） xxv
第1章 瞿秋白：一名软心肠共产主义者的炼成与毁灭 3
第2章 蒋光慈现象 51
第3章 鲁迅与左联的解散 95
第4章 鲁迅作品的黑暗面 129
第5章 五烈士之谜 145
第6章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的二十年 211
附录 中共小说中的英雄与英雄崇拜 239
注释 267
中文版校译后记（王宏志） 317
导论（夏志清） xxv
第1章 瞿秋白：一名软心肠共产主义者的炼成与毁灭 3
第2章 蒋光慈现象 51
第3章 鲁迅与左联的解散 95
第4章 鲁迅作品的黑暗面 129
第5章 五烈士之谜 145
第6章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的二十年 211
附录 中共小说中的英雄与英雄崇拜 239
注释 267
中文版校译后记（王宏志） 317
图书序言
导论
夏志清
1965年2月23日，先兄夏济安因脑溢血去世，年仅49岁。噩耗传到台北，众友人纷纷在当地报纸期刊撰文，纪念他作为一位教师和作家的成就。由于还不曾读到他的英文近作，对于他在美国度过的最后六年里如何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声誉日隆的杰出学者，人们只有一个大概的印象；不过，他对当前的台湾文学创作发挥过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一点却是人所共知的。他的一个弟子在《现代文学季刊》（1965年7月）纪念专辑里这样写道：「自大陆沦陷后，不管在海外或在台湾，在保持中国文学命脉，在栽培中国新作家方面，贡献之大，近人无出其右者。」1这一论断恰如其分，尽管济安兄只是在创作的道路上孑孓独行。作为台大外文系的讲师（后来升任教授），先兄一直鼓励有资质的学生进行创作，在这一点上他比任何老师都要积极。同时，作为《文学杂志》（1956–1960）的创办者和主编，他会反覆要求学生对自己的作品提出批评并进行修改，然后才拿去发表。这批年轻作家就是这样慢慢成熟和独立起来的。为匡正审美偏失，鼓励优秀创作，他自己也写了不少影响深远的评论文章。不过据学生们回忆，他所做的还不止于此：无论是向他寻求指导或只是轻松地聊天，他都会欣然答应，从不摆架子。
我之所以一再强调济安在台湾年轻作家中的重要地位和非凡影响，乃是因为除了他自己的朋友外，即使是对他的短篇小说〈耶稣会教士的故事〉（载《党派评论》1955年秋季号）2和其它英文作品推崇备至的西方读者，仍可能未曾注意他在台湾（以及早先在大陆的光华大学、西南联大和北大任教时）扮演的关键角色。作为一名学者，济安着述最多的时期确实要到1959年3月来美国以后才开始，但他的英文论着中表现出的那种睿智与热忱，其实正是他早年身为教师、编辑、批评家以及偶尔客串小说家和诗人时已经具备的特征。假如下点工夫把他的英译汉作品和原文作一下比较，我们还会发现他是那个年代中国最敏锐、最成熟的译者之一。他翻译过一本美国经典散文集（其中包括欧文、梭罗、霍桑等人的作品），3不仅不失精准地再造了抑扬顿挫的节奏，还为白话文带来了另一种形式的畅达。
注意到济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对于准确理解这部书大有助益。长期深入的研究当然是本书得以完成的前提条件，但若不是满心牵挂中国文化的未来，那是绝不可能写得出来的。生于1916年的济安兄不可避免地受到「五四」理想与愿景的洗礼；他先是在当下的文学现场积极发力，然后转而研究对他产生过直接影响的文学传统，为的是还原前一时期充满悲剧性和复杂性的历史真相。他本可以直截了当、就事论事地描述二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运动，或选一些代表性的作家来书写传记，或对他们的作品进行点评。诸如此类的研究皆可自成体系，也颇有意义。但对先兄而言，这样的做法是对整个文化图景的简化和歪曲。雅克．巴赞（JacquesBarzun）在《达尔文、马克思、瓦格纳》一书第二版的序言中指出：「这种类型的文章显然不是纯粹的传记、历史或评论，而是三者的融会贯通，有时被称为『文化批评』。」4在我的印象里，没有几部研究近代中国的着作像先兄的研究那样大量採用文化批评的多重视角，并赋予其种种文学特征。
上述方法理想地实现了济安的写作目的。为了论述左翼文学运动，济安挑选了鲁迅、瞿秋白、蒋光慈，以及原本名不见经传但死后被誉为「五烈士」的五个作家。在这些人中，只有鲁迅堪称大家，其作品之精湛，哪怕不熟悉人物生平和历史情境也可以读得津津有味。但即使是鲁迅，他在生前最后十年里之所以创作枯竭，亦不无深厚的文化意义──除非我们将其视作各种论战与政治活动导致的思维混乱。济安兄认为，蒋光慈的价值正是他在文学上的无价值，而「五烈士」乃是因为在特定情境下遇害，研究他们的生平才有价值。类似的评语并不只是几句悖论而已：这说明对于很多左翼作家，只有完整重现他们的人生经历和政治活动，才能凸显他们在中国文化转型关口的代表价值，才能展现他们意味深长、多愁善感，同时也的确悲惨的文人形象。虽然这些作家的文学天赋和教育程度各有差异，但他们当年都是「五四」传统的坚定支持者，比如要求个性解放、社会公平，和民族复兴。他们的愿望依然真实，尽管他们在写作中很少去把握这种真实。他们用笔来反抗传统──其中不少人甚至愿意放下笔桿，採用更激烈的方式与敌人作斗争。不过，哪怕是早年拥护共产主义的人，也很少会怀疑他们迟早要面对的敌人正是那个一再破坏他们个人品行与爱国情操的人，正是那个不择手段利用他们满腔抱负的人，正是那个将他们的文学事业引向毁灭的人。共产党的革命如今居然成了「五四运动」理所当然的延续，这真是中国近代史上充满讽刺性的悲剧。但至少对左翼作家本身来说，当他们后来对共产党感到幻灭，终于试图拒绝出卖自己的天赋来达到政治目的时，早年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只不过给他们多添了一些痛苦。「五烈士」死于共产党的夺权斗争而没有进一步走到幻灭的阶段，何其幸也！
不过，我还是得让先兄自己来评价这本书的性质。1964年6月，他写出了〈一部关于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的书稿序言〉。当时他正准备去西雅图作一年一度的夏季旅行，同时希望能对这部书的内容作进一步研究。他打算把这篇起草于柏克莱的序言带在身边，给华盛顿大学「远东与俄罗斯研究中心」的同事看看，以备正式发表。他在写给我的信里一再表示对这篇序言并不满意，他说要写一篇更长的导论来介绍左翼文学运动。但是到了秋天，他回到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后担任了「中国研究中心」的语言学助理研究员。于是，他只能把一部分精力放在书稿上，同时还要为中心的当代汉语研究项目撰写专题论文。这篇序言一直没有能够动笔修改，直到1965年2月21日──那是一个星期天，济安兄像往常一样去办公室工作，却突发中风去世。尽管如此，这篇文章还是带有先兄风格鲜明的印记，而且言简意赅地说明了该书的写作目的。兹引全文如下：
一部关于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的书稿序言
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这个说法可能会让读者想到两件事。第一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近代中国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理论。「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作家被说成是具有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样的命运：他们必须在进步势力和保守势力之间作出选择。那些参与左翼运动的人实际上只是帮助了毛泽东的革命，但他们被视为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他们不单是预见到「解放」的先知，他们还是战士，用包括笔桿在内的武器去缔造未来。虽然左翼作家的数量一直不多，创作水准也至少可以说是参差不齐，但他们被认为代表了近代中国最重要的一支创作流派，而这些人的重要性是由他们对革命的贡献，而不是由作品的审美价值来决定的。
这套意识形态框架内的理论简洁明了，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者对历史的解释。其中还包含一条从艰难抗争到取得胜利的线索：它讲述一群知识分子如何从摒弃旧中国开始，为了追求革命理想向一切开战。他们在文学场域内的出现被说成是历史的必然：在以毛泽东的最后胜利为巅峰的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中，上述行动只是其中一环。既然毛现在大权在握，那么由他授意所做的一切就都被解释成了左翼作家的理想自觉，他们为这种理想付出了三十年的斗争。
但是，对于那些经历过这一时期的人，或者是能摆脱马克思主义的片面影响来阅读和思考这段历史的人来说，还存在另一条可能的线索。这条线索充满更深层次的情感问题，有时甚至因其复杂的动机而让人感到费解。首先，共产党员要和无党派作家联合起来不是件容易的事。导致运动内部发生冲突的常常不是关于政策的争论，而是涉及到的原则问题。但凡对良知──无论是人道的还是艺术的──有所珍视的人，大概都不可能和专心致志于一个目的的职业革命者共事。况且，中国的经验并非偶然。同一时期，美国和欧洲也有一批才华出众的作家被吸引到类似的运动中去。他们记录了社会良知的觉醒和背叛，还留下一大堆水平低劣的文学作品，这些作者今天或许会因为觉察到这一点而感到羞愧。在中国以外的国家，此类运动的最终失败，往往会因为人们的幻灭而带来一定的教育意义，这有助于作家心智的成熟。中国的经验里也包括幻灭，可是当中国左翼作家摆脱天真的时候，或许也已经失去表达的自由了。
在中国，对左翼作家最激烈的批判正是舍弟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提出的。他所採用的评价标准包括洞察力、感受力、对人生的独到见解、动机分析，以及在明知无法实现的热切希望和人性的弱点之间保持平衡的智慧。当然，大部分左翼作家在这些方面都不合格，志清宣告了他们的失败。他的批评触怒了捷克学者普实克（Průšek）先生，后者对志清贬损的那些作家抱有很高的评价。志清和普实克先生的争论由《通报》刊载之后，大概激起了汉学界对「中国现代文学」这个迄今为止乏人问津的课题的兴趣。对我来说，这场争论的意义在于志清不仅证明了他的批判立场是正确的，还要求人们重新审视上述领域内常常发生的学术和政治宣传的混淆。
但是，由于志清这本书旨在批判，因而忽略了左翼文学运动的某些特定方面。他对左翼作家在论述方式上的激烈性给予足够的关注，却没有充分注意到他们在文学以外的活动中表现出相同程度的激烈性。我所关注的是全世界范围内很多左翼作家都曾经历的两难困境，即政治和艺术的冲突，也正是这种冲突注定了运动的失败。1930年代，共产党对作家的个人生活、个人信仰和个人创作道路横加干涉，彻底导致这些被利用的对象对它的疏远。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直到今天都没有多大改变，但却日趋强势。
然而正是在党变得强势以前，这种两难困境才更容易被感觉得到，因为个人还保留着一点尊严去对抗党的力量。我讨论的这些左翼作家，在他们的人生中有这样一条心路历程是值得注意的：这些作家发现自己在「五四运动」以后面临巨大的自由和巨大的责任。巨大的自由是因为旧中国的社会体系瓦解了，巨大的责任则是因为他们有大好机会去创造理想的未来。对于当时的状况，他们当然是不满意的。1911年以来，革命思想让不少知识分子着迷，1917年俄国树立的榜样堪为革命的理想范式。很多人自愿拥护共产主义，他们找到了配得上自己的事业，他们愿意为此奉献自己的才华──必要时甚至奉献生命。但是，起初的自觉献身最终沦陷于共产党的运作体制。每个人都要服从命令，遵守纪律。个人对于改变现状的意愿、对于自由的声张以及挑衅和反抗的姿态，在集体意志和统一行动中消于无形。要相信「科学」社会主义许诺的乌托邦可能没有多大困难，但同时还要相信主导集体意志、指挥统一行动的干部们百无一失则需要作出极大的牺牲，因为在某些情况下这意味着牺牲自己的原则。
集体运动中的个人命运可能会很悲惨，而我这本书就是要揭示其中的悲剧。假如把共产党员也看成个体，那么也应给予他们体谅，因为除了搞政治，他们同样有思考的能力。在我关注的那个历史关口，中国共产党还很弱小。在它成立之初的头十年里，内部的权力斗争抛弃了不少同志，他们有的困惑不解，有的心生厌恶，还有的则彻底心灰意冷。参与派系斗争的人所展现出的卑鄙，完全揭穿了那些激动人心的宣言。中国的混乱局面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由莫斯科一手造成的，出自同一来源的指令独断专横，又常常自相矛盾，反映出苏联内部的争斗。所有这一切对于很多中国同志来说是痛苦的，他们的入党动机或许是梦想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奉命在文艺界从事地下活动的干部们陷于「右倾」和「左倾」之间的两难境地，常常不知何去何从。对于1927年后国民党为平定叛乱而採取的高压措施，他们既要抵抗又要躲避，处境也就更加艰难。
我要写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的历史，却没有亲身经历可谈，我与任何形式的马克思主义运动都毫无关联。既然心中没有燃烧后的余烬，也就没有斩断旧爱的必要。我做的研究是传记性的和历史性的，并不是自传性的。所有材料都是调查所得，亦即在图书馆阅读所得。全书并无任何个人经验，除了我自己的观察和评价。我没有机会採访书里的主人公，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在世，但不幸的是中国一直没有出现像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亚瑟．柯斯勒（Arthur Koestler）或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那样的人，出来讲述自己走向左派的过程。本来胡风、丁玲和冯雪峰都是细述中国左翼作家心路历程的理想人选，但他们始终保持沉默。我的这本书或许可以满足上述要求。我无法以亲身经历取胜，但希望读者能在我的超然态度或学术立场中得到补偿。
按照原计划，济安兄这本书由一系列研究左翼作家及其与共产党之关系的论文组成。〈鲁迅与左联的解散〉以及关于瞿秋白、蒋光慈和「五烈士」的章节都属这个系列。先兄还打算收入两篇分别在《亚洲研究期刊》和《中国季刊》发表的论文：〈鲁迅作品的黑暗面〉和〈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的二十年〉。虽然这两篇文章在形式上和其余章节多少有些不同，但对于理解左翼文学运动至关重要。〈鲁迅作品的黑暗面〉不仅对鲁迅传记那一章作了补充，而且详细阐述了先兄在讨论其他作家时隐含的批评原则，即：假如一个作家未能充分利用自己内心的资源，那么他就是肤浅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的二十年〉通过对作家的研究，如实地概括了左翼创作的趋势，并再现了文学独裁者否定这种趋势和召唤共产主义文学新时代的历史场景。
假如先兄活得够长，能看到本书付梓，他是否会对其中的章节进行修订呢？读者当然有权了解这一点。1964年6月以前，济安兄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不多见的独具创意又博学多闻的学者。他出版了两本研究共产党治下的中国社会和语言的大作，书名为《隐喻、神话、仪式和人民公社》以及《下放运动术语研究》。第三本是《从术语和语义看公社的溃败》，定于当年夏天出版。他在学术会议上宣读过不少论文，也在权威刊物发表重要文章。5
尤为重要的是，现在的这本书里除了蒋光慈的部分，其它章节他都完成了。这些文章在单独发表时（〈五烈士之谜〉一章原先是作为独立研究成果在柏克莱发表的）得到学界读者的交口称赞和高度评价。6先兄在华盛顿大学的同事们受此鼓舞，纷纷敦促他尽快完成研究，反正全书规模已相当可观。那年6月济安兄抵达西雅图后，同意再写一章和一篇导论就交付出版。但他打心底里觉得自己还应该再多写点，6月24日他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坦言：
眼下，当务之急就是完成左联那本书。还有两章要写，蒋光慈一章我打算在这儿花两个月时间完成。……另一章是对左联的概述，这个题目牵涉面太广（比如其中就涉及我以前研究过的周扬），一直拖到现在都没写。不过，我还是希望在圣诞节之前──甚至在感恩节之前能完成。还有一章〈鲁迅与左联的解散〉，我打算重写……并大幅度地加长。我想仔仔细细地描述鲁迅与共产党和无产文学拥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胡风和冯雪峰的经历（要还原当时的真实状况很困难，但不这么做我会觉得亏待了这两个「正人君子」）。此外，我还想详细讨论徐懋庸在1956–1957年间发表的讽刺杂文，我认为这些文章可以看出作者继承了鲁迅的衣钵（在文学天赋上，无论胡风还是冯雪峰都无法和他比肩）。完成这个任务大概要花上一些时间。
四个星期后，济安在7月18日的一封信里设想对这本书作进一步扩充：
我在华盛顿大学（的朋友们）希望我写完蒋光慈一章后就将全书出版。他们当然是一番好意，但我自己还是觉得惭愧：首先，我还想对1928年的反鲁迅和反茅盾运动作一番彻底考察。那年，创造社和太阳社卷入了论战，但我对个中议题还不甚了了。似乎创造社拥护普罗文学，而太阳社拥护革命文学。这两个社团在文学观念上到底有多大分歧（当然，大量证据表明它们只不过在同时利用这种对抗），他们是否代表当时苏联作家中两大阵营的观点──这些问题都值得仔细研究。我可以把这些问题组成一章，名为〈左联的形成〉。
第二，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左联刚一成立，早先的创造社和太阳社成员的影响力就大为衰减。后者的式微在蒋光慈被开除出党后表现得尤为明显。鲁迅有很强的「自负感」，想到这些时他肯定会摸一摸胡子，露出笑容──数年后，当冯雪峰写到这一时期时，同样充满了溢于言表的自我满足。可能就是在周扬获得（在左联的）权力时，鲁迅失去了他的权力。但没过多久胡风就出现了，鲁迅领导在野的左联派别，而「新贵」周扬则领导掌权的左联派别。这种状况是怎么发生的？我现在还不大清楚，但鲁迅在早期左联表现出的得意洋洋（他一直挖苦创造社和太阳社，毫不顾忌他们已是同一战线的同志──托派的王独清在写到自己蒙受耻辱而得不到创造社的保护时，显得颇为愤怒）和后期的郁愤也都是值得深入考察的问题。这一章要论述左联内部的权力如何易手。（或许冯雪峰掌权的时候对鲁迅惟命是从，事事请示，而周扬则他不够尊重。）
第三，我还要好好研究一下与左联解散密切相关的徐懋庸。1956年时，他说自己沉默了二十年，但「双百」期间忽然来了灵感，写出一大批讽刺文章。这些文章相当优秀，真的应该辑成一本书，让人看看鲁迅的风格还没死。
第四，鲁迅译介苏俄文学功不可没，理应给予肯定。苏联在二十世纪也经历过「百花齐放」的阶段，当时涌现的各派作家后来都遭到斯大林的清算。鲁迅所感兴趣的是：（1）苏俄文学的多样性……；（2）「同路人」作家──这些作家对劳苦大众的同情以及对风格和技巧的关注很可能是延续了沙俄文学的光荣传统。鲁迅可以说是一个孜孜不倦的学习者，哪怕他根本读不懂马雅可夫斯基的未来主义、帕斯捷尔纳克等人的象征主义和形式主义批评。他看到了苏俄文学和沙俄文学之间的紧密联系，这种认识和处在后斯大林时代的我们大不相同。「鲁迅与俄国文学」是个不错的题目。……
假如要彻底研究清楚，恐怕还得再花好几年时间。
可惜济安兄英年早逝，无法继续按计划完成对左联作家的全方位考察。但其实他不是真的要把上面这几章併到现在这本书里（他打算另写一本）。假如由他来编排，全书内容还是会和现在差不多，只不过他会写一章导论用来替换序言或加在前面，左联解散那一章则会有大幅度的增补。他可能还会对蒋光慈一章作些微细的改动。他把能找到的蒋光慈的作品全都读了，但还是有几篇没看到。不过蒋的作品都是千篇一律的，多读些额外的材料主要是满足先兄作为一名学者的责任感，对于这一章所刻画的作家形象其实不会有甚么影响。
夏志清
1965年2月23日，先兄夏济安因脑溢血去世，年仅49岁。噩耗传到台北，众友人纷纷在当地报纸期刊撰文，纪念他作为一位教师和作家的成就。由于还不曾读到他的英文近作，对于他在美国度过的最后六年里如何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声誉日隆的杰出学者，人们只有一个大概的印象；不过，他对当前的台湾文学创作发挥过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一点却是人所共知的。他的一个弟子在《现代文学季刊》（1965年7月）纪念专辑里这样写道：「自大陆沦陷后，不管在海外或在台湾，在保持中国文学命脉，在栽培中国新作家方面，贡献之大，近人无出其右者。」1这一论断恰如其分，尽管济安兄只是在创作的道路上孑孓独行。作为台大外文系的讲师（后来升任教授），先兄一直鼓励有资质的学生进行创作，在这一点上他比任何老师都要积极。同时，作为《文学杂志》（1956–1960）的创办者和主编，他会反覆要求学生对自己的作品提出批评并进行修改，然后才拿去发表。这批年轻作家就是这样慢慢成熟和独立起来的。为匡正审美偏失，鼓励优秀创作，他自己也写了不少影响深远的评论文章。不过据学生们回忆，他所做的还不止于此：无论是向他寻求指导或只是轻松地聊天，他都会欣然答应，从不摆架子。
我之所以一再强调济安在台湾年轻作家中的重要地位和非凡影响，乃是因为除了他自己的朋友外，即使是对他的短篇小说〈耶稣会教士的故事〉（载《党派评论》1955年秋季号）2和其它英文作品推崇备至的西方读者，仍可能未曾注意他在台湾（以及早先在大陆的光华大学、西南联大和北大任教时）扮演的关键角色。作为一名学者，济安着述最多的时期确实要到1959年3月来美国以后才开始，但他的英文论着中表现出的那种睿智与热忱，其实正是他早年身为教师、编辑、批评家以及偶尔客串小说家和诗人时已经具备的特征。假如下点工夫把他的英译汉作品和原文作一下比较，我们还会发现他是那个年代中国最敏锐、最成熟的译者之一。他翻译过一本美国经典散文集（其中包括欧文、梭罗、霍桑等人的作品），3不仅不失精准地再造了抑扬顿挫的节奏，还为白话文带来了另一种形式的畅达。
注意到济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对于准确理解这部书大有助益。长期深入的研究当然是本书得以完成的前提条件，但若不是满心牵挂中国文化的未来，那是绝不可能写得出来的。生于1916年的济安兄不可避免地受到「五四」理想与愿景的洗礼；他先是在当下的文学现场积极发力，然后转而研究对他产生过直接影响的文学传统，为的是还原前一时期充满悲剧性和复杂性的历史真相。他本可以直截了当、就事论事地描述二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运动，或选一些代表性的作家来书写传记，或对他们的作品进行点评。诸如此类的研究皆可自成体系，也颇有意义。但对先兄而言，这样的做法是对整个文化图景的简化和歪曲。雅克．巴赞（JacquesBarzun）在《达尔文、马克思、瓦格纳》一书第二版的序言中指出：「这种类型的文章显然不是纯粹的传记、历史或评论，而是三者的融会贯通，有时被称为『文化批评』。」4在我的印象里，没有几部研究近代中国的着作像先兄的研究那样大量採用文化批评的多重视角，并赋予其种种文学特征。
上述方法理想地实现了济安的写作目的。为了论述左翼文学运动，济安挑选了鲁迅、瞿秋白、蒋光慈，以及原本名不见经传但死后被誉为「五烈士」的五个作家。在这些人中，只有鲁迅堪称大家，其作品之精湛，哪怕不熟悉人物生平和历史情境也可以读得津津有味。但即使是鲁迅，他在生前最后十年里之所以创作枯竭，亦不无深厚的文化意义──除非我们将其视作各种论战与政治活动导致的思维混乱。济安兄认为，蒋光慈的价值正是他在文学上的无价值，而「五烈士」乃是因为在特定情境下遇害，研究他们的生平才有价值。类似的评语并不只是几句悖论而已：这说明对于很多左翼作家，只有完整重现他们的人生经历和政治活动，才能凸显他们在中国文化转型关口的代表价值，才能展现他们意味深长、多愁善感，同时也的确悲惨的文人形象。虽然这些作家的文学天赋和教育程度各有差异，但他们当年都是「五四」传统的坚定支持者，比如要求个性解放、社会公平，和民族复兴。他们的愿望依然真实，尽管他们在写作中很少去把握这种真实。他们用笔来反抗传统──其中不少人甚至愿意放下笔桿，採用更激烈的方式与敌人作斗争。不过，哪怕是早年拥护共产主义的人，也很少会怀疑他们迟早要面对的敌人正是那个一再破坏他们个人品行与爱国情操的人，正是那个不择手段利用他们满腔抱负的人，正是那个将他们的文学事业引向毁灭的人。共产党的革命如今居然成了「五四运动」理所当然的延续，这真是中国近代史上充满讽刺性的悲剧。但至少对左翼作家本身来说，当他们后来对共产党感到幻灭，终于试图拒绝出卖自己的天赋来达到政治目的时，早年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只不过给他们多添了一些痛苦。「五烈士」死于共产党的夺权斗争而没有进一步走到幻灭的阶段，何其幸也！
不过，我还是得让先兄自己来评价这本书的性质。1964年6月，他写出了〈一部关于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的书稿序言〉。当时他正准备去西雅图作一年一度的夏季旅行，同时希望能对这部书的内容作进一步研究。他打算把这篇起草于柏克莱的序言带在身边，给华盛顿大学「远东与俄罗斯研究中心」的同事看看，以备正式发表。他在写给我的信里一再表示对这篇序言并不满意，他说要写一篇更长的导论来介绍左翼文学运动。但是到了秋天，他回到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后担任了「中国研究中心」的语言学助理研究员。于是，他只能把一部分精力放在书稿上，同时还要为中心的当代汉语研究项目撰写专题论文。这篇序言一直没有能够动笔修改，直到1965年2月21日──那是一个星期天，济安兄像往常一样去办公室工作，却突发中风去世。尽管如此，这篇文章还是带有先兄风格鲜明的印记，而且言简意赅地说明了该书的写作目的。兹引全文如下：
一部关于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的书稿序言
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这个说法可能会让读者想到两件事。第一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近代中国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理论。「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作家被说成是具有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样的命运：他们必须在进步势力和保守势力之间作出选择。那些参与左翼运动的人实际上只是帮助了毛泽东的革命，但他们被视为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他们不单是预见到「解放」的先知，他们还是战士，用包括笔桿在内的武器去缔造未来。虽然左翼作家的数量一直不多，创作水准也至少可以说是参差不齐，但他们被认为代表了近代中国最重要的一支创作流派，而这些人的重要性是由他们对革命的贡献，而不是由作品的审美价值来决定的。
这套意识形态框架内的理论简洁明了，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者对历史的解释。其中还包含一条从艰难抗争到取得胜利的线索：它讲述一群知识分子如何从摒弃旧中国开始，为了追求革命理想向一切开战。他们在文学场域内的出现被说成是历史的必然：在以毛泽东的最后胜利为巅峰的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中，上述行动只是其中一环。既然毛现在大权在握，那么由他授意所做的一切就都被解释成了左翼作家的理想自觉，他们为这种理想付出了三十年的斗争。
但是，对于那些经历过这一时期的人，或者是能摆脱马克思主义的片面影响来阅读和思考这段历史的人来说，还存在另一条可能的线索。这条线索充满更深层次的情感问题，有时甚至因其复杂的动机而让人感到费解。首先，共产党员要和无党派作家联合起来不是件容易的事。导致运动内部发生冲突的常常不是关于政策的争论，而是涉及到的原则问题。但凡对良知──无论是人道的还是艺术的──有所珍视的人，大概都不可能和专心致志于一个目的的职业革命者共事。况且，中国的经验并非偶然。同一时期，美国和欧洲也有一批才华出众的作家被吸引到类似的运动中去。他们记录了社会良知的觉醒和背叛，还留下一大堆水平低劣的文学作品，这些作者今天或许会因为觉察到这一点而感到羞愧。在中国以外的国家，此类运动的最终失败，往往会因为人们的幻灭而带来一定的教育意义，这有助于作家心智的成熟。中国的经验里也包括幻灭，可是当中国左翼作家摆脱天真的时候，或许也已经失去表达的自由了。
在中国，对左翼作家最激烈的批判正是舍弟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提出的。他所採用的评价标准包括洞察力、感受力、对人生的独到见解、动机分析，以及在明知无法实现的热切希望和人性的弱点之间保持平衡的智慧。当然，大部分左翼作家在这些方面都不合格，志清宣告了他们的失败。他的批评触怒了捷克学者普实克（Průšek）先生，后者对志清贬损的那些作家抱有很高的评价。志清和普实克先生的争论由《通报》刊载之后，大概激起了汉学界对「中国现代文学」这个迄今为止乏人问津的课题的兴趣。对我来说，这场争论的意义在于志清不仅证明了他的批判立场是正确的，还要求人们重新审视上述领域内常常发生的学术和政治宣传的混淆。
但是，由于志清这本书旨在批判，因而忽略了左翼文学运动的某些特定方面。他对左翼作家在论述方式上的激烈性给予足够的关注，却没有充分注意到他们在文学以外的活动中表现出相同程度的激烈性。我所关注的是全世界范围内很多左翼作家都曾经历的两难困境，即政治和艺术的冲突，也正是这种冲突注定了运动的失败。1930年代，共产党对作家的个人生活、个人信仰和个人创作道路横加干涉，彻底导致这些被利用的对象对它的疏远。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直到今天都没有多大改变，但却日趋强势。
然而正是在党变得强势以前，这种两难困境才更容易被感觉得到，因为个人还保留着一点尊严去对抗党的力量。我讨论的这些左翼作家，在他们的人生中有这样一条心路历程是值得注意的：这些作家发现自己在「五四运动」以后面临巨大的自由和巨大的责任。巨大的自由是因为旧中国的社会体系瓦解了，巨大的责任则是因为他们有大好机会去创造理想的未来。对于当时的状况，他们当然是不满意的。1911年以来，革命思想让不少知识分子着迷，1917年俄国树立的榜样堪为革命的理想范式。很多人自愿拥护共产主义，他们找到了配得上自己的事业，他们愿意为此奉献自己的才华──必要时甚至奉献生命。但是，起初的自觉献身最终沦陷于共产党的运作体制。每个人都要服从命令，遵守纪律。个人对于改变现状的意愿、对于自由的声张以及挑衅和反抗的姿态，在集体意志和统一行动中消于无形。要相信「科学」社会主义许诺的乌托邦可能没有多大困难，但同时还要相信主导集体意志、指挥统一行动的干部们百无一失则需要作出极大的牺牲，因为在某些情况下这意味着牺牲自己的原则。
集体运动中的个人命运可能会很悲惨，而我这本书就是要揭示其中的悲剧。假如把共产党员也看成个体，那么也应给予他们体谅，因为除了搞政治，他们同样有思考的能力。在我关注的那个历史关口，中国共产党还很弱小。在它成立之初的头十年里，内部的权力斗争抛弃了不少同志，他们有的困惑不解，有的心生厌恶，还有的则彻底心灰意冷。参与派系斗争的人所展现出的卑鄙，完全揭穿了那些激动人心的宣言。中国的混乱局面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由莫斯科一手造成的，出自同一来源的指令独断专横，又常常自相矛盾，反映出苏联内部的争斗。所有这一切对于很多中国同志来说是痛苦的，他们的入党动机或许是梦想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奉命在文艺界从事地下活动的干部们陷于「右倾」和「左倾」之间的两难境地，常常不知何去何从。对于1927年后国民党为平定叛乱而採取的高压措施，他们既要抵抗又要躲避，处境也就更加艰难。
我要写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的历史，却没有亲身经历可谈，我与任何形式的马克思主义运动都毫无关联。既然心中没有燃烧后的余烬，也就没有斩断旧爱的必要。我做的研究是传记性的和历史性的，并不是自传性的。所有材料都是调查所得，亦即在图书馆阅读所得。全书并无任何个人经验，除了我自己的观察和评价。我没有机会採访书里的主人公，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在世，但不幸的是中国一直没有出现像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亚瑟．柯斯勒（Arthur Koestler）或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那样的人，出来讲述自己走向左派的过程。本来胡风、丁玲和冯雪峰都是细述中国左翼作家心路历程的理想人选，但他们始终保持沉默。我的这本书或许可以满足上述要求。我无法以亲身经历取胜，但希望读者能在我的超然态度或学术立场中得到补偿。
按照原计划，济安兄这本书由一系列研究左翼作家及其与共产党之关系的论文组成。〈鲁迅与左联的解散〉以及关于瞿秋白、蒋光慈和「五烈士」的章节都属这个系列。先兄还打算收入两篇分别在《亚洲研究期刊》和《中国季刊》发表的论文：〈鲁迅作品的黑暗面〉和〈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的二十年〉。虽然这两篇文章在形式上和其余章节多少有些不同，但对于理解左翼文学运动至关重要。〈鲁迅作品的黑暗面〉不仅对鲁迅传记那一章作了补充，而且详细阐述了先兄在讨论其他作家时隐含的批评原则，即：假如一个作家未能充分利用自己内心的资源，那么他就是肤浅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的二十年〉通过对作家的研究，如实地概括了左翼创作的趋势，并再现了文学独裁者否定这种趋势和召唤共产主义文学新时代的历史场景。
假如先兄活得够长，能看到本书付梓，他是否会对其中的章节进行修订呢？读者当然有权了解这一点。1964年6月以前，济安兄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不多见的独具创意又博学多闻的学者。他出版了两本研究共产党治下的中国社会和语言的大作，书名为《隐喻、神话、仪式和人民公社》以及《下放运动术语研究》。第三本是《从术语和语义看公社的溃败》，定于当年夏天出版。他在学术会议上宣读过不少论文，也在权威刊物发表重要文章。5
尤为重要的是，现在的这本书里除了蒋光慈的部分，其它章节他都完成了。这些文章在单独发表时（〈五烈士之谜〉一章原先是作为独立研究成果在柏克莱发表的）得到学界读者的交口称赞和高度评价。6先兄在华盛顿大学的同事们受此鼓舞，纷纷敦促他尽快完成研究，反正全书规模已相当可观。那年6月济安兄抵达西雅图后，同意再写一章和一篇导论就交付出版。但他打心底里觉得自己还应该再多写点，6月24日他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坦言：
眼下，当务之急就是完成左联那本书。还有两章要写，蒋光慈一章我打算在这儿花两个月时间完成。……另一章是对左联的概述，这个题目牵涉面太广（比如其中就涉及我以前研究过的周扬），一直拖到现在都没写。不过，我还是希望在圣诞节之前──甚至在感恩节之前能完成。还有一章〈鲁迅与左联的解散〉，我打算重写……并大幅度地加长。我想仔仔细细地描述鲁迅与共产党和无产文学拥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胡风和冯雪峰的经历（要还原当时的真实状况很困难，但不这么做我会觉得亏待了这两个「正人君子」）。此外，我还想详细讨论徐懋庸在1956–1957年间发表的讽刺杂文，我认为这些文章可以看出作者继承了鲁迅的衣钵（在文学天赋上，无论胡风还是冯雪峰都无法和他比肩）。完成这个任务大概要花上一些时间。
四个星期后，济安在7月18日的一封信里设想对这本书作进一步扩充：
我在华盛顿大学（的朋友们）希望我写完蒋光慈一章后就将全书出版。他们当然是一番好意，但我自己还是觉得惭愧：首先，我还想对1928年的反鲁迅和反茅盾运动作一番彻底考察。那年，创造社和太阳社卷入了论战，但我对个中议题还不甚了了。似乎创造社拥护普罗文学，而太阳社拥护革命文学。这两个社团在文学观念上到底有多大分歧（当然，大量证据表明它们只不过在同时利用这种对抗），他们是否代表当时苏联作家中两大阵营的观点──这些问题都值得仔细研究。我可以把这些问题组成一章，名为〈左联的形成〉。
第二，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左联刚一成立，早先的创造社和太阳社成员的影响力就大为衰减。后者的式微在蒋光慈被开除出党后表现得尤为明显。鲁迅有很强的「自负感」，想到这些时他肯定会摸一摸胡子，露出笑容──数年后，当冯雪峰写到这一时期时，同样充满了溢于言表的自我满足。可能就是在周扬获得（在左联的）权力时，鲁迅失去了他的权力。但没过多久胡风就出现了，鲁迅领导在野的左联派别，而「新贵」周扬则领导掌权的左联派别。这种状况是怎么发生的？我现在还不大清楚，但鲁迅在早期左联表现出的得意洋洋（他一直挖苦创造社和太阳社，毫不顾忌他们已是同一战线的同志──托派的王独清在写到自己蒙受耻辱而得不到创造社的保护时，显得颇为愤怒）和后期的郁愤也都是值得深入考察的问题。这一章要论述左联内部的权力如何易手。（或许冯雪峰掌权的时候对鲁迅惟命是从，事事请示，而周扬则他不够尊重。）
第三，我还要好好研究一下与左联解散密切相关的徐懋庸。1956年时，他说自己沉默了二十年，但「双百」期间忽然来了灵感，写出一大批讽刺文章。这些文章相当优秀，真的应该辑成一本书，让人看看鲁迅的风格还没死。
第四，鲁迅译介苏俄文学功不可没，理应给予肯定。苏联在二十世纪也经历过「百花齐放」的阶段，当时涌现的各派作家后来都遭到斯大林的清算。鲁迅所感兴趣的是：（1）苏俄文学的多样性……；（2）「同路人」作家──这些作家对劳苦大众的同情以及对风格和技巧的关注很可能是延续了沙俄文学的光荣传统。鲁迅可以说是一个孜孜不倦的学习者，哪怕他根本读不懂马雅可夫斯基的未来主义、帕斯捷尔纳克等人的象征主义和形式主义批评。他看到了苏俄文学和沙俄文学之间的紧密联系，这种认识和处在后斯大林时代的我们大不相同。「鲁迅与俄国文学」是个不错的题目。……
假如要彻底研究清楚，恐怕还得再花好几年时间。
可惜济安兄英年早逝，无法继续按计划完成对左联作家的全方位考察。但其实他不是真的要把上面这几章併到现在这本书里（他打算另写一本）。假如由他来编排，全书内容还是会和现在差不多，只不过他会写一章导论用来替换序言或加在前面，左联解散那一章则会有大幅度的增补。他可能还会对蒋光慈一章作些微细的改动。他把能找到的蒋光慈的作品全都读了，但还是有几篇没看到。不过蒋的作品都是千篇一律的，多读些额外的材料主要是满足先兄作为一名学者的责任感，对于这一章所刻画的作家形象其实不会有甚么影响。
图书试读
用户评价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tbooks.qciss.net All Rights Reserved. 小特书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