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下(台大出版中心20週年纪念选辑第2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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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台静农先生的《中国文学史》不仅是卓然的「一家之言」,
更映照其胸襟意态,是蕴含个人情志的「咏怀」。

  台静农先生之《中国文学史》,撰述期间几近二十余年,且不断增补修订,起自先秦以迄金元;不仅表达先生对于历代文学精神的体悟以及文化历史流变的诠释,成其「一家之言」,更流露其性情,在高明的历史叙事之外,显现先生个人情志的咏怀与洞见。

  本书依时代分篇,上册包含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篇,下册包含唐代、宋代、金元篇,并附〈中国文学史方法论〉一文,乃先生以文学史家的眼光分析从事文学史研究的方法,依先生所言:「文学史之作,不外乎以历史为经,以作家作品为纬,故文学史的方法应注意研究作家、分析作品。至于如何研究与分析,则非单纯方法能详辨。」本书不仅体例严谨,考证详实,先生的慧心卓识更于全书俯拾即是,此也是本书最具价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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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大中文系教授何寄澎、清大中文系助理教授许铭全专文导读
中国古典文学的辉煌回响:专题研究与典籍重探 本书汇集了当代顶尖学者对中国古典文学各个领域、各个时代,特别是魏晋南北朝至清中叶的文学现象、重要作家、核心文本所进行的精深研究与独到见解。全书内容涵盖了从文体流变、思想脉络到具体作品阐释的多个层面,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审视中国文学传统,尤其是古典高峰的全新视角。 第一辑:魏晋风骨与南北思潮的交织 本辑聚焦于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充满矛盾与创新的关键时期——魏晋南北朝。学者们不再满足于对玄言诗或山水诗的表面描摹,而是深入挖掘其背后的哲学基础与社会动荡对文人精神的塑造。 一、玄言诗的形而上学转向与美学困境 研究细致剖析了建安至西晋早期玄言诗的嬗变轨迹。重点讨论了“竹林七贤”如何利用老庄思想来规避政治风险,同时又在诗歌中流露出对生命虚无和个体价值的深层焦虑。有一篇专题文章专门对照分析了早期与后期玄言诗在用词、意境上的分野,指出其从侧重“体道”到侧重“遣怀”的倾向,并探讨了这种哲学转向如何为后来的山水诗发展埋下了伏笔。该研究特别关注了玄言诗中那些被忽视的边缘诗人,通过文本细读,展现了他们在思想与艺术上的挣扎与成就,揭示了其形式上的刻板背后潜藏的巨大情感张力。 二、山水田园诗的开创与地域性书写 本部分深度考察了陶渊明及其前驱的创作实践。不同于传统上将陶诗视为田园生活的纯粹颂歌,研究者强调了其“归去来”的抉择背后复杂的士人自我定位问题。通过对比谢灵运的山水诗,清晰勾勒出早期山水诗中“游赏”与“寄托”的辩证关系。谢灵运的“点缀山水”被视为一种对天地秩序的重建努力,而陶渊明的田园则是一种对个体精神疆域的坚守。此外,书中还收录了一篇关于南北朝山水志怪小说对山水诗描摹影响的比较研究,探究了文学体裁之间的相互渗透。 三、骈文的复兴与文体规范的确立 骈文,作为南朝文学的标志性体裁,其在形式美学上的极致追求是本辑的另一焦点。多篇文章从“格律”与“辞藻”两方面入手,考察了鲍照、两谢(谢灵运、谢朓)等大家如何将骈文的对偶与声韵推向高峰。其中一篇关键论文,首次系统梳理了《文心雕龙》中关于骈文体裁的论述,将其置于当时文学批评的整体脉络中进行考察,指出刘勰对“体用相兼”的强调,实际上是对一味追求形式华丽的倾向所做出的美学调适。研究还涉及了宫体诗的兴衰,揭示了其如何从应制文学演变为对女性内心世界的有限探索。 第二辑:唐宋文学的转型与高峰 本辑转向唐代盛衰对文学风貌的巨大影响,并延伸至宋代文学在市民文化兴起背景下的新面貌。 一、唐诗的边塞与律诗的成熟 对唐代边塞诗的研究不再局限于主题的宏大叙事,而是深入探讨了边疆生活的真实质感与诗人个体经验的融入。通过对岑参、高适等人的作品进行细读,揭示了他们如何将异域风情与儒家经世之用巧妙结合。律诗的成熟部分,则聚焦于杜甫的“沉郁顿挫”如何通过格律的极致运用得以表达,而非仅仅是内容上的沉重。有学者专门比较了“小李杜”(李商隐、杜牧)与“大李杜”(李白、杜甫)在用典、炼字上的差异,突显出晚唐诗歌在语言上的精致与意境上的迷离之美。 二、宋词的兴起与文人阶层的审美重塑 本辑对宋词的论述,着重于它如何从宴饮娱乐的“艳科”走向成熟的抒情文学。研究者辨析了柳永的“铺叙”风格与苏轼的“以诗为词”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两者共同完成了词体从“婉约”到“豪放”的审美跨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论文对宋代词谱的形成进行了社会史的考察,分析了这些严格的规范如何反过来塑造了词人的创作边界与技巧探索。词的兴起被视为市民阶层对官方文学体制的一种微妙反拨。 三、宋代散文的复古与创新 唐宋八大家的研究不再是简单的推崇,而是聚焦于他们的文体选择和修辞策略。对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人散文的分析,侧重于他们如何在“古文”的旗帜下,吸收骈文的某些音韵美感,同时增强文章的议论性和说服力。一篇重要的文章,对比了唐代韩愈的“气盛言宜”与宋代苏轼的“自然率真”,探讨了时代精神如何直接决定了散文的行文方式。 第三辑:元明清的世俗化与小说研究 本辑关注的是中国文学在后古典时期的发展,尤其聚焦于戏曲和小说这一新兴体裁的崛起。 一、元杂剧的表演性与民间精神 对关汉卿、王实甫等人的剧作分析,强调了元杂剧作为“活的文学”的特点。研究者从舞台调度、角色行当的设置等角度切入,探究了杂剧如何以通俗的语言和强烈的戏剧冲突,来反映元代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以及底层民众对公义的朴素追求。其中一篇对《窦娥冤》的分析,着重于其“冤情”的多个维度——社会冤、伦理冤和天道冤的交织。 二、明中叶以来的小说叙事技巧 本辑对明清小说的探讨,突破了传统上对“四大名著”的简单解读。对《金瓶梅》的研究,侧重于其日常叙事中对细节、环境和心理描写的革新,将其视为中国叙事艺术的一次重大飞跃。对《红楼梦》的分析则更为细致,不仅梳理了其诗词曲赋的古典底蕴,更深入探讨了曹雪芹如何运用“真事隐去”的叙事策略,构建了一个超越现实又深植于现实的复杂世界,以及其对“情”的探讨超越了传统才子佳人的藩篱。 三、清代诗学的争鸣与复古 清代文学的研究,以诗歌为核心,展现了“格律派”与“性灵派”的持久论战。本书收录了对袁枚“性灵说”的重新评价,认为其对个体情感的张扬,实际上是对僵化格律的一种积极反动。同时,对“常州派”等后学对格律的研究,也进行了梳理,展现了古典文学在形神兼备上的不懈努力。 结语:传统的生命力与当代学者的责任 全书以一种宏观视野,将不同时代、不同体裁的文学现象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学者们通过扎实的文本考据、创新的理论框架,展现了中国古典文学在每一个历史节点上所迸发出的强大生命力与无尽的阐释空间。本书的价值在于,它不仅仅是文学史的梳理,更是一系列高水平的“问题意识”的集中呈现,引导读者思考经典在当代语境下的意义与价值。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台静农(1902-1990)


  本名傅严,后改名静农,长期写作,精于书法。幼年时受传统私塾教育,后阅读严复的西学着作而萌发改革的思想。中学时与同学合办《新淮潮》杂志以响应五四运动。曾和鲁迅同组未名社,倡新文学。离开了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后,便历多校教授中国文学。1945年来台任教于台湾大学,担任中文系主任达二十余年,奠定了该系兼容并蓄自由活泼的开放学风。早年的治学重心在小说创作、研究评论、散文和整理编辑民歌集,又是着名的文学家和文学史家;他的一生几乎横跨二十世纪,目睹旧中国的变迁,西潮东渐,经历了革命、五四学运、抗日战争,最后落脚于台湾。然而不论时局如何变迁,台先生坚守学术岗位,一生治学,文学、书画、经史,卓然为一代大师。

图书目录

台大出版中心二十週年纪念选辑总序/项洁
导读:文学史书写的典型/何寄澎、许铭全
出版前言/柯庆明
编序/何寄澎

【第五篇唐代篇】

第一章唐代士风与文学
第一节唐初的风气
第二节进士科与士风
第三节文士与朋党
第二章唐代古文与传奇的发展
第一节古文
第二节古文与传奇文的兴起
第三节韩愈与柳宗元
第四节传奇作家
一、王度
二、沈既济
三、沈亚之
四、陈鸿
五、李公佐
六、李朝威
七、白行简
八、元稹
九、传奇专集
第三章唐代诗歌的发达
第一节唐诗兴盛的原因
一、皇室的爱好
二、科举制度与诗
三、诗与乐歌
第二节宫廷诗人及其成就
第三节四杰的新风格
第四节汉魏风格的诗人陈子昂
第四章唐诗极盛时期的各派别
第一节王维、孟浩然
第二节李白
第三节杜甫、元结
第四节韦应物
第五节高适、岑参
第六节韩愈、孟郊、贾岛、李贺
第七节白居易、元稹、刘禹钖
第八节张籍
第九节杜牧
第十节李商隐、温庭筠、韩偓

【第六篇宋代篇】

第一章宋代的散文
第一节绪言
第二节古文初期作家
第三节欧阳修、曾巩
第四节王安石、苏氏父子
第二章宋诗
第一节绪言
第二节宋初诗风
第三节宋诗代表作家
一、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
二、王安石
三、苏轼(附张耒、秦观)
四、黄庭坚(附江西诗派与吕本中、韩驹、陈师道、晁冲之、晁补之、陈与义)
五、陆游、杨万里、刘克庄、范成大
六、姜夔
第三章宋词
第一节从选词以配声与由乐以定辞看词的形成
第二节唐五代词
一、花间派
二、《花间》之扩大
第三节敦煌《云谣集》
第四节宋词作家
一、晏殊、晏几道
二、欧阳修
三、张先
四、柳永
五、苏轼
六、贺铸
七、周邦彦
八、黄庭坚
九、秦观
十、朱敦儒
十一、辛弃疾

【第七篇金元篇】

第一章女真族统治下的汉语文学――诸宫调
第一节金人汉化北剧转盛
第二节诸宫调的体制
第三节今存的《刘知远》与《董解元西厢记》
第二章南戏
第一节南戏的发生
第二节南戏的体制
第三节南戏北曲相互的关系
第四节南戏作品及其文学价值
第三章元杂剧
第一节元杂剧的时代背景
第二节元杂剧所承受的影响
一、宋杂剧
二、金院本
第三节元杂剧的体制
第四节元杂剧所反映的思想与社会生活
一、神仙道化
二、隐居乐道(林泉丘壑)
三、披袍秉笏
四、忠臣烈士
五、孝义廉节
六、叱奸骂谗
七、逐臣孤子
八、䥽刀赶棒
九、风花雪月
十、悲欢离合
十一、烟花粉黛
十二、神头鬼面

附录中国文学史方法论
第一讲中国原有之文学方法要籍分类
第二讲形式的研究:体制、意境、词藻
第三讲作家的文学环境研究
第四讲社会环境
第五讲传记的研究
第六讲年谱的研究
第七讲作品的研究

图书序言

导读

文学史书写的典型(摘录)


  自觉的文学史方法论

  从本书的附录〈中国文学史方法论〉来看,台先生对于该如何进行文学史的撰述,有其省思与主张,其开宗明义云:

  文学史之作,不外乎以历史为经,以作家作品为纬。故文学史的方法应注意研究作家,分析作品。

  看似只将作家与作品的研究摆在首位,而「以历史为经」不过是「以世代为先后」之意,但在接下去的第一讲中,借由检讨旧有的文学相关典籍,指出原有的文学研究方法有三个错误倾向:

  一、太偏重形式而忽略内容;二、不注意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三、不注意作者之文学环境及心理之发展。

  这三项基本上即对应了作品、历史与作者三者,而且如果合观后面其余六讲,即可知所谓内容、文学环境、作家心理之发展其实皆与「历史」息息相关。由此而言,「作家」、「作品」与「历史」实不可偏废,而在文学史研究方法或文学史书写的实际操作层面上来说,「历史」或许尤须着力。台先生在讨论孟子「以意逆志」,「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时如此解释:

  「知人论世」是「以意逆志」的客观条件,两者合而用之,则成因果,诗人之真意,始可得之。盖诗人之为诗,必有其外缘的社会因素,及成为诗,而此社会因素又成为内在的思想,故能论其世始能逆其意也。

  此一解释相当简要明确。「能论其世始能逆其意」正透露了台先生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要领。

  要言之,文学史的「作家‧ 作品‧ 历史」即是「人‧ 文‧ 世界」的图景,然应注意的是,对文学史读者来说,阅读时最直接接收到的是作家作品的述评,而对「能论其世始能逆其意」为原则的文学史作者来说,「论其世」乃其不得不先处理的课题;换言之,读者阅读文学史时印入眼帘的主要内容不外乎作家与作品,但文学史家「如何论其世」则是文学史书写的深层结构。明乎此,或许对台先生这本文学史能有不同的体会与视野。

  「史识」

  鲁迅曾有书简给台先生,信中论及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

  见其关于小说者数章,诚哉滔滔不已,然此乃文学史资料长编,非「史」也。但倘有具史识者,资以为史,亦可用耳。(〈致台静农〉一九三二年八月十五日)

  显然就鲁迅看来,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不过是资料收罗宏富的「长编」,真正的「史」作需有史识;有史识方知如何从庞大的资料中加以甄别去取,以完成历史叙述。对师从鲁迅的台先生来说,这番讨论应有不少启发。

  文学史家所面对的「历史」至少有两个层次:一个是作者作品的时代,一个是作品本身的流变传统。虽说文学史所处理的似乎主要是后者─即以作品为主,但一如前揭,「能论其世始能逆其意」,故必先处理「论其世」,亦即必须判断哪些历史素材或外缘社会因素对文学史来说是重要的,而这时文学史家的史识就显得相当关键。例如论汉赋的兴盛或唐诗的流行,一般均归因为帝王的提倡,这样的解释并非不正确,但总予人简单、宽泛之感,无形中削弱了解释的效力。而从「如何论其世」的角度切入,则多少可见出文学史家的史识,就此而论,台先生文学史无疑是一部史识高明之作,以下简单举例说明:

  首先,从较大范围来看,台先生对不同时期历史背景的绪说(多为各篇第一章),其所论述的重点有所不同。例如台先生在〈汉代篇〉一开始讨论的主题是汉代政体,到了〈魏晋篇〉则偏重在思想带来的影响;南北朝主要谈的是帝王贵族生活及宗教思想下偏重形式的文学风尚;到了唐代所论重点则已是士风。当然,不是论析宗教就不谈政治,而是轻重主从有别地谈,较之于每个阶段都从政治看文学或都只从经济阶级、物质基础看文学表现,岂不高明许多?

  其次,举范围较小的例子来看。台先生论述汉代文学,一开始却是在交代汉初政体从郡县、封建并行到汉武时封建制的瓦解。乍看之下,似乎只是普通政治背景的陈述,但进一步思考即可知封建制的兴衰,关乎汉初文人的去处;封建制下的诸侯王国,正是汉初赋家的舞台;王国中的富裕生活,正是其笔下题材――观诸枚乘、相如等人,莫不如是。相对地,封建制的削弱,不仅宣告了武帝权力的巩固,同样也呈现出文人赋家去向的集中,于是武帝的独尊儒术及以倡优畜之看待文士的态度,方能真正地影响当时及其后的文学走向。

  复次,可举一个更小更具体的事例来看。一般谈及韩愈写碑传文的原因,大抵以为韩愈是「随顺世俗,因变为新」地来「倡为古文」(钱穆〈杂论唐代古文运动〉),也就是说,有意借由碑志之作张大其古文运动的声势。台先生对古文家用力于碑传文的原因,则更细致确切地提出一个历史解释:其先引章学诚「史学废而文集入传记」一语,并解释「史学废而文集入传记」其实正因隋文帝时开始禁止私家修史,唐代因之,由此渊源于史传文手法的古文家,在不能从事私史着作的状况下,只好转于碑志上一展长才了。

  台先生对历史的透视与史料的掌握处理,当然不仅上述三例,其余如谈魏晋玄风、论唐代士风等等,早为学界所称誉;而在文学史中辟立专章或专节论汉代方士儒生合流与神异故事的关系、佛典翻译文学、隋炀帝与杨素等,均显示其学养之深广与目光之高明。刘知几认为良史需才、学、识三者,史识尤其重要。上文略举三例之用意,不过借此指出书中如此洞察历史、善叙事理之处仍所在多有,
值得我们多加留意与探索。

  作品的诠解与对形式的看法

  上文提及,文学史家面对的「历史」课题,尚有以作品为主的文学流变这一层次,而此亦需「具史识者」方能处理得宜。台先生这方面的精彩可谓遍布全书,例如从汉代方士儒生合流影响神异故事的形成,其后加上佛道宗教思想流衍成六朝小说的整个过程;再如以文之内容言,谈先秦史传文(「事」)与战国策士文(「言」),演变至汉代成为与学术分立的文士文;又从汉代《史记》《汉书》的分析中,引出单笔复笔之论以统论后世文章二元的修辞倾向─而这显然已是以文的形式来说的了。如此综理各面融一炉而冶之,将无比繁复的状况精准切要表之,令人叹服!复以诗而论,例如从句法形式(长短句渐至整齐)以析论吴歌为绝句之发源;再如阮瑀〈七哀诗〉与渊明〈自挽诗〉的承启关系;左思寓自家感慨之咏史手法实始于阮瑀;或点出吴均乐府影响唐人歌行,其五言影响唐人近体;或析论王维与孟浩然分受陶渊明与谢灵运影响;或指出黄庭坚诗词「以俗为雅,以故为新」之法开启后来散曲小令作法;乃至即或对颇有微词的宫体仍清楚指出,宫体之作乃欲以清新一洗典重晦涩的摹古诗风等等。诸如此类的见解与述论,无论是承自前人或属台先生一己创见者,均能在错综复杂的文学史材料中,理出一个鲜明深刻的历史叙事。

  文学史家在条理文学传统的沿革源流之际,同时必然也是位作品鑑赏或文学批评者,因为唯有体会作品并予以解释、鑑赏、批评,方能对所谓的沿革变迁做出更精准的判断。一如美国学者韦勒克(René Wellek)与华伦(Austin Warren)在其名着《文学论》中所指出的:文学史中所谈论的作品具有恆常的当下性,因为这些作品仍为今人、文学史家所阅读评赏。换言之,除了体察台先生对文学传统所做的历史叙述外,亦可留意台先生诠解评赏作品的灵光与慧见,就此而言,此书可谓处处闪耀着熠熠光采。例如讨论干宝《搜神记》,特别指出其书作法颇以史书体例为之,按,干宝被刘惔推为「鬼之董狐」,台先生此说或受其启发,但确实见人之所未见;再如析论江淹〈恨赋〉、〈别赋〉,台先生先引江淹自序:「学不为人,交不苟合,又深信天竺缘果之文,偏好老氏清净之术」而后讨论〈恨赋〉、〈别赋〉时则言:

  〈恨赋〉末谓:「已矣哉!春草暮兮秋风惊,秋风罢兮春草生,绮罗毕兮池馆尽,琴瑟灭兮丘垄平。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自然的岁月无尽,而人生的寿命有限,以有限的人生处于无尽的宇宙中,便是人生的大恨。能参透这一点,则人生之恨虽多端,亦随虚无而泯灭。〈别赋〉所谓「有别必怨,有怨必盈」,也是同样的道理。于此可知他所深信的「天竺缘果之文」与「老氏清净之术」,在此两赋中自然反映出来。

  此段文字含藏情感,固不待言,尤可注意的是,江淹此二赋为其名作,历来诠解不知凡几,而研究江淹佛道思想者亦复不少,但用佛道析论这二篇赋里的情感思想,且举重若轻的给了一个适切诠解,则似乎未见。此外,台先生论欧阳修词时有言:「即使沉重的情感,往往表现得极自然而无酸寒之态。乍一读过,似乎无甚悲苦之感,可是稍一玩味,其悲苦之情颇能动人心魄。」类似这样的鑑赏领会,书中所在多有,构成本书浓厚的「叙史咏怀」色彩,非常动人!

  在作品这个面向上,除了作品的诠解之外,作品的选择也值得留意。文学史多半会于述论中提及作家之作品,或于文末抄录作品以供印证参考,此时文学史家决定择取哪些作品,背后用意或情志的认同,值得我们进一步玩味。例如陶渊明一节文末录了四首诗,包括了〈归园田居〉「少无适俗韵」、〈饮酒〉「结庐在人境」、〈拟古〉「种桑长江边」、〈挽歌辞〉「荒草何茫茫」等四首,四诗旨趣各自不同,其中〈拟古〉「种桑长江边」一诗历来并不如其他三诗如此的脍炙人口,特加选录似意在指出渊明对当代政治现实的关注与感怀。

  此外,我们也需注意台先生对形式的看法。台先生在〈中国文学史方法论〉中指出过去文学研究太过偏重形式而忽略内容,故于书中,对重修辞、偏形式倾向的作品、流派甚或评论,台先生均会特意点出并加以批判。不过,台先生〈中国文学史方法论〉中,又把形式放在第二讲,并清楚指出「形式是有美术价值的」。这两个立场看似相反,其实并不矛盾。简单来说,台先生批判的是「太偏重」形式的倾向,而不是不重形式。换言之,若从「评价」角度来说,台先生对形式毋宁是採取一个比较批判的立场,例如谈永明声律,虽指出声律的讲求对诗之发展并非无功,但仍特别强调「声律之于诗,只是有助于内在情志的表现之一部分,其本身却不是诗」;而若从「研究」角度来说时,形式其实仍是理解文学传统的重要环节,台先生论散文传统中的单笔复笔即为其例。

  主体境界与价值引领

  上述不论是对时代背景的穿透或作品的深刻体会,最后多半仍是聚焦在作者身上,所谓「能论其世始能逆其意」之「意」,实乃作家主体之「意」。从台先生〈中国文学史方法论〉来看,作家的文学环境、社会环境、传记、年谱此四讲,几乎全从「人」的角度立论,显见台先生相当注重作家的研究,其于第五讲〈传记的研究〉中言:

  作品与作者人格因果的联系:作者因为是作品的创造者,所以我们研究作品,不能只顾作品的本身,还得要注意作者的人格。

  然则何以了解其人格?作家之作品,以及上述环境、传记、年谱所勾勒出的「作家全部的生活」,这两个面向应即是台先生认同的借以认识作家人格的材料与方法。为了强调应注重「作家全部的生活」,台先生甚至细致的提点我们应注意作者生平前后期的变化,例如指出应以安禄山之乱为界,将杜甫生平视为前后二个不同阶段。当然,这样的研究法则他人未必未曾警觉或运用,然而台先生除了将其表述为研究原则外,也在书中加以实践,例如不惜花费篇幅详细说明曹植生平前后期处境之异,以及指出隋炀帝夺位前后诗风好尚的差别与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台先生认为在「确定作者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态」后,仍是要确定「这种事态与作品之关系」,意即回过头来阐释作品。于是「作者」、「作品」、「历史」三者之间,交互往复,形成一个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式的诠释循环,理解即在此往复诠释中逐步深化。例如台先生借由李白行迹、作品及相关历史背景的往复分析,阐析李白诗中所流露的指责、讽刺与悲愤,见证李白之「节士风概」,由此反对昔人扬杜抑李的传统观点。

  无庸讳言,台先生强调作家人格与作品的因果联系,与传统「文如其人」或「人品即诗品」的观念相当接近,但也只能说是接近或受传统影响,因为在实际批评上,台先生其实并不会机械地以「人」废「言」,对照两处台先生的评论即可知之:

  台先生析论潘岳之〈秋兴〉、〈闲居〉二赋:

  两赋之作,前后相隔达二十年。前一篇是他初入仕途之感,后一篇是他困踬仕途之慨,同是因不得意而寄兴于闲适。一个奔竞权门,希望显达的朝市诗人,偶发林野之思,祇足以反映其侘傺的情怀,不足作为内心的真实表现。像他这一类的作品,要是称之为「浅」,倒是恰当的。

  谈杨素,称其诗「每首俱佳,辞藻高华,风骨遒劲,一洗齐梁以来绮靡之习。」并云:

  人的性格本是多方面的,一个坏人,不论坏到如何程度,但真实的情感总是有的,而且会时时流露出来。像杨素这种人,尽可以阴险毒辣的手段取富贵,而与朋友以诗叙心时,自然会吐出他真实的情感。……可以看出他这人才情高,即使终日沉溺于淫恶的官僚生活中,有时也还有超世的情怀,故能寄兴于高远。

  这两人均是奔竞官场、追逐富贵权力的士人,同是台先生所批判的文人类型,但在作品的评价上却有云泥之别,可见台先生虽认同传统「人品即诗品」观点,但并不会无条件、机械式地套入他的实际批评。

  换言之,「人品」与「诗品」不能简单地划上等号。因为文学史撰述毕竟不是历史传记的人物评论,所以势必有所变化调整,上述对潘岳与杨素作品做出不同评价即为其例。进一步来看台先生的分析,其之所以对二者给出不同评价,显然二者情感的「真实」与否是个重要因素。台先生曾如此论及中国文学史上的作者:

  虽然,真实的写出内心的哀乐并表现了时代的明暗,没有失去个性的作者,在中国文学史上每个时代都有,只是不多;中国文学史也就依赖有这样不多的作者,才不致黯然无色。(〈中国文学由语文分离所形成的两大主流〉《静农论文集》页一二六)

  「真实写出内心的哀乐」、「表现时代的明暗」以及「没有失去个性」,大抵即是台先生权衡作家的三个标准。在这部文学史中,我们确实常常看到台先生从作品中分析作家之胸次怀抱、情感的真实性,以及作家为人行事、为文书写的独立性与创造性。而在这些标准的衡量分析下,最终所呈现的,其实不外乎就是作家的主体境界。

  我们可以观察到,对作家主体境界的掌握与阐论,无疑是台先生文学史书写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不论是从批判的角度或者是站在揄扬的立场,台先生均于有限的篇幅中极力为之。然则,何以如此?或许,在台先生的观念里,「文学史」不仅是一系列过去文学传统的客观知识或一种学术领域,它同时也是一门课程、一种人文教育,因而其所呈现的是明是考非、善善恶恶的历史叙事,毋宁正是一种人文教育下的价值引领。

  冷笔与热笔的交织

  上文大抵是分就作家(人)、作品(文)、历史(世界)三个面向来谈,在这三个面向之外,台先生行文的笔调也可稍做讨论,而这部分可分从体例与遣词用字两方面来观察。

  一般来说,为了让读者对作家先有一梗概认识,文学史在介绍作家处,多半会从作家生平及过去史家给予的定评谈起,也就是从旧有的历史文献材料开始说起。至于撰述方式,常见的大致有二种:一种是从史传资料的直接节录开始,甚至注上史书出处,而后或以按语、或另起话头以进行述评;另一种虽也利用史传文献资料,但会将其化成自己的语言说出,故而行文基本上是一致的(无传记资料可援用的作家,当然也是运用这种方式)。在目前习见的文学史着作中,后者似乎更为常见。

  台先生的文学史基本上是以上述第一种撰述方式为主,但偶尔会看到第二种写法;换言之,体例并不统一。可是如果我们细加玩味,或许可看出一些有意思的地方:首先,虽然台先生多运用第一种方式撰写大部分的作家,然而在某些作家处,台先生所採取的撰述方式似乎更加自由──或许也会引用少许史传文字,却多半不会放在开头,也就是说,比较接近上述的第二种方式,如曹植、陶渊明、王维、杜甫、辛弃疾等等皆是,而这些作家大致上都是台先生较为赏爱、推重的重要作家。其次,不论是在旧有的历史文献材料部分,或是文学史家进一步的述评研究部分,一般文学史家大抵都是以客观冷静的笔调来进行讨论,例如叶庆炳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即是如此。然而台先生文学史则不时地会有所逸出,尤其在上述所谓「进一步的述评研究」部分,往往流露出一种较为主观的、带有情感温度的笔调。借用林文月先生论《洛阳伽蓝记》时所创术语:「冷笔」与「热笔」,台先生这些地方的笔调其实即是「热笔」,而其撰述即在冷笔与热笔的交织转换中进行。放大来看,在讨论整个时代背景的地方,往往也会见到台先生以冷笔书写历史,而以热笔流露看法。

  如果我们更细一点地来看其遣词用字,就可以更容易地体察台先生的「热笔」:例如论司马相如「尽可用无赖的手段而不以为无行」;论沈约「足见他对文学的嗜好,有如他对于作官的嗜好一样」;论两晋文人「奔竞贪敛」为「无耻」;论曹操「不惜用卑鄙的手段」将孔融、祢衡、杨修等人置于死地;批评司马氏是「以狼顾狐媚、猜忌残忍的伎俩」进行政治倾轧;论陆机〈百年歌〉为「庸俗的人生观」;论处于汉廷政府腐败衰落时期的扬雄,则出之以同情的理解而云「自非木石,能无愤懑?」论左思,认为严羽「惟左太沖高出一时」之语,「说是他的诗品,也可以说是他的人品吧!」论魏收与邢劭「由于两人互相攻击,互相翻出了老底子」;而论佛经文学则称赏其「想像力之伟大及意趣之飞动」。

  此外,用「大君」、「大皇帝」一词代称君王,甚至以「李三郎」称唐玄宗,这样的用语多少带有一点讥讽味道。而透过行文中的转折语如「居然」或「竟然」等等,有时也能体会到台先生的批判意味,诸如:论六朝用典风尚云:「既同抄书,还有什么性情之表现?可是追踪而行的,竟有无数的文人,不惜浪费生命以从事于此。」或论唐初宫廷士风:「宋之问、沈佺期两大诗人,竟恬然自居于弄臣之列,此唐初诗人犹在六朝士风影响之下,故不以较优劣于妃妾之前为可耻」。类似上述这些例子,书中可谓俯拾即是。

  台先生的「热笔」,大抵皆出现在这些深有感触之处──或为正面揄扬,或为反面批判;或含藏悲痛,或略带谐趣。很明显的,上述这些例子多少都已渗进主观的情感成分,台先生曾这么说陶渊明的诗:

  随时流露真情,有时沈痛,有时风趣,时或直率,时或婉惬。

  适足以移来评台先生自己的笔调。

  热笔与冷笔的交织穿插,虽然可能被人视为体例不纯,但无形中造成了一种变化与节奏感,让如此的学术文章增加无限可玩味之处,尤其书中的「热笔」,往往由此见出作者的性情,让人体会其所寄寓的怀抱。

  结语

  台先生这本文学史并非完帙,下册只写到金元,且现有的章节结构中,也缺少一些通行文学史常见的内容,例如未论及毛诗序与汉代诗教,亦未论宋代话本、姜白石词等。换言之,若以「齐备」求之,可谓不无遗憾。然则同样的,若真以「齐备」求之,亦可谓失之交臂,盖台先生此书之佳处,固不在此矣。

  如上文所述,台先生以其自觉的文学史方法,叙写文学传统中的「人‧文‧世界」。其洞识历史,述论与文学密切相关的历史因素;积长年体悟,对作品及文学流变,提出独到见解;重士风,评骘其行,从作品中阐论主体境界,令读者批阅有感之际,心生贤贤贱不肖的祈向与认同;而字里行间,又往往流露其性情,映照出其胸襟意态。如此的文学史书写,确实是「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叙史」;而所谓「一家之言」,也不仅仅是高明的历史叙事,同时更是蕴含台先生个人情志襟抱的「咏怀」了。

  总之,作为一个读者,进入这本文学史的方式是多重的。只是当我们欣赏其「艳辞」时,切勿忽略其所富的「鸿裁」──就此而言,台先生这本《中国文学史》或许正为文学史的书写作出了一种示范,树立了一个极殊异的典型。

何寄澎、许铭全(本书编者)
2015年10月

图书试读

第五篇 唐代篇(摘录)

第四章 唐诗极盛时期的各派别
第三节 杜甫、元结

杜甫,字子美,生于睿宗先天元年(七一二),卒于代宗大历五年(七七○),五十九岁。武则天朝的宫廷诗人杜审言,是他的祖父。当他年少时,便显露出其不羁的天才。自叙诗云:「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原注:崔郑州尚,魏豫州启心),以我似班扬。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皇;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脱落小时辈,结交皆老苍;饮酣视八极,俗物多茫茫。」(〈壮游〉)这是他的自画像,嗜酒能文的少年杜甫。开元十九年二十岁这年起,漫游吴、越,下姑苏,渡浙江,游剡溪。开元二十三年二十四岁,赴京师应进士不第,二十五年复漫游齐、赵。天宝三年李白自翰林放归,甫与白始相晤于东都洛阳,时甫年三十三岁,白已四十四岁了,次年与白同游齐州,李邕为北海太守,曾陪宴历下亭,甫有〈陪李北海宴历下亭〉诗,李白与高适并有赠邕诗,当在是时。

天宝五年归长安,至十年四十岁,进三大礼赋,玄宗奇之,命待制集贤院。十四年四十四岁,授河西尉,不拜,改右卫率府冑曹参军。居长安十年,始则待诏集贤院,继则冑曹参军,皆非其志;又见当时政治腐败,君臣淫乐,不顾民生,聚歛不已,浩然有归隐之意。〈去矣行〉云:「野人旷荡无腼颜,岂可久在王侯间?」遂于当年十一月初,离京师去奉先县视妻子,而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乱亦正在此月。当他到奉先时,虽还不知道禄山叛乱,但已感到国计民生败坏不堪,忧思懑闷,心情异常沉重,作了一首五百字的咏怀长诗,以「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悲愤,毫无忌讳的指责玄宗与杨贵妃在骊山华清宫的淫乐,将民脂民膏尽情挥霍,而后戚杨家兄妹,也极端的奉承淫昏的玄宗,过着豪侈的生活,因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的悲吟。而他自己的家人呢?「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但他却说「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他那「穷年忧黎元」的悲悯之怀,更加了解自己儿子的命运,也就是若干人以及若干人之子的命运,诗人的悲痛在人群而不在一己,于是诗人更深一层说道:「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杜少陵集详註》卷四:〈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当诗人悲吟的时候,安禄山大兵已经深入了。安禄山于十一月九日起兵叛乱,至十二月十二日便攻下东京,为时不过三十四日。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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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这本《中国文学史‧下》后,我的第一感觉是“厚重”。这本书不仅仅是纸张的重量,更是内容分量的体现。作为台大出版中心20週年纪念选辑的第二册,它承载着一份学术的责任感和对文学经典的梳理。我尤其关注的是,它将如何勾勒出中国近现代文学波澜壮阔的画卷。从五四运动的觉醒,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再到改革开放后的多元探索,每一个时期都涌现出无数值得研究和品味的作家和作品。 我非常期待书中对于文学思潮的梳理。中国近现代文学是深受西方文学影响,同时又努力探索自身民族特色的一个过程。我想看看作者是如何分析不同文学思潮的碰撞与融合,比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它们在中国文学语境下的具体表现以及对作家创作的影响。尤其是那些被誉为“左翼文学”的作品,它们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其文学价值的评判,一直是我想深入了解的。 另外,我希望这本书能够超越简单的史实堆砌,而是能够展现出文学作品背后蕴含的社会文化背景。比如,在动荡的年代,文学是如何反映社会现实、参与社会批判的?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文学又是如何释放被压抑的创造力,展现个体情感和精神世界的?我想看到作者能够将文学作品置于具体的历史和社会语境中去解读,这样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其意义和价值。 我对书中关于“文学史”的定义和方法论也很好奇。一部好的文学史,不应该仅仅是线性叙事,而应该能够揭示文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复杂性。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提供一些新的视角,比如从性别、阶级、地域等多个维度去分析文学现象,从而呈现一个更加全面和立体的中国近现代文学图景。 总而言之,这本《中国文学史‧下》对我而言,是一次深入探索中国近现代文学内在肌理的机会。我期待它能够提供扎实的学术内容,也希望能从中获得一些启发性的思考,从而能够更准确地把握中国文学在近百年来的发展脉络,理解那些塑造了我们民族精神的文学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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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中国文学史‧下》,一拿到手就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不光是书本身的重量,更是它所承载的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的分量。作为台大出版中心20週年纪念选辑的第二册,它无疑是经过了精心挑选和审慎编纂的。我尤其好奇的是,它将如何呈现中国文学在进入20世纪之后,那一段波澜壮阔、充满探索与变革的历程。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创作,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多元发展,每一个时期都留下了无数值得品味的篇章。 我非常希望书中能对“新文学”的起源和发展进行细致的梳理。白话文的推广、西方文学思潮的引入,以及各种文学社团的兴起,都为中国文学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不知道作者会如何分析这些变革背后的思想动力,以及它们是如何体现在具体的作家和作品中的。我期待看到对那些被誉为“先驱者”的作家的深入介绍,比如对他们创作历程的梳理,以及他们作品中所体现的时代精神和艺术追求。 同时,我也很想了解书中对于不同文学流派的界定和分析。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发展,并非是单线型的,而是呈现出复杂多元的特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以及后来出现的乡土文学、女性文学等等,这些流派是如何在中国文学语境下生根发芽,又如何相互影响的?我希望书中能够提供清晰的脉络,让我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些流派的特点以及它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贡献。 对于那些塑造了我们民族集体记忆的文学作品,我期待书中能够给予充分的关注。那些反映社会现实、批判时代弊病的作品,是如何唤醒人们的思想的?那些描绘个体生命困境、探寻人性深处的作品,又是如何触动我们心灵的?我期待能读到对这些经典作品的深度解读,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故事梗概,更是对其艺术价值、思想深度以及历史意义的深入挖掘。 总的来说,这本《中国文学史‧下》对我而言,不仅是一部学术性的工具书,更是一次与中国近现代文学对话的契机。我期待它能够带领我穿越时空的迷雾,去感受那个时代文学的活力,去理解那些伟大的作家是如何用他们的笔,书写出中华民族的精神史诗。它将是我探索中国近现代文学道路上,一份不可或缺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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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拿到这本《中国文学史‧下》真是让人欣喜!作为一名中文系的学生,我一直对中国文学的脉络非常好奇,尤其是在经历了上半部分的古代经典洗礼之后,下半部分所涵盖的近现代文学对我来说更是充满挑战和吸引力。拿到书的那一刻,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它朴实而又不失厚重的封面设计,台大出版中心20週年纪念选辑的标识也增添了一份庄重感,仿佛预示着这是一部值得细细品味的学术佳作。 翻开书页,那些熟悉又陌生的名字扑面而来:鲁迅、老舍、巴金、沈从文……他们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绕不开的巨匠,他们的作品不仅承载着时代的风云变幻,更折射出民族深邃的灵魂。我尤其期待书中能深入剖析这些大师们创作生涯中的关键转折点,以及他们作品在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不知道作者会如何梳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文学在吸收西方思潮、探索民族表达方面所经历的曲折而辉煌的历程。我希望能看到对不同文学流派的清晰界定,比如现代主义、现实主义,以及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 更令我期待的是,这本书是否会涉及一些在传统文学史论述中稍显边缘化但却至关重要的文学现象。比如,现代文学中的女性书写,以及它们如何挑战传统的性别观念;还有乡土文学的兴起,它对中国农民命运的深刻关怀;以及一些先锋派的探索,即使它们不被主流接受,也对整个文学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渴望从中看到一个更加立体、多元的中国近现代文学图景,而非仅仅是几位巨匠的年谱。 这本书作为台大出版中心20週年纪念选辑的第二册,想必在选材和编排上都经过了精心的考量。我希望它不仅能为文学研究者提供严谨的学术参考,也能让普通读者感受到中国文学的魅力。如果书中能够穿插一些珍贵的历史图片,或者引用一些当时的书信、日记片段,那将是锦上添花。想象一下,在读到某个文学事件时,能够看到当时的报刊报道,或者作者当时的生活照,那种代入感是多么强烈。 总而言之,这本书对我来说是一次意义非凡的阅读旅程的开启。它不仅仅是一部教科书,更像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让我能够更深入地理解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发展轨迹,以及它所蕴含的时代精神和民族情感。我迫不及待地想要沉浸其中,与那些伟大的作家和作品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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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这本《中国文学史‧下》,首先让我感受到的是一股严谨的学术气息。作为台大出版中心20週年纪念选辑的第二册,它必定承载着一份对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深刻梳理和总结。我尤其关注的是,这本书将如何描绘出中国近现代文学发展的宏大叙事,以及那些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的文学现象。从“文学革命”的启蒙,到新中国成立后文学的转型,再到改革开放后文学的蓬勃发展,这中间每一个阶段都充满了复杂的变革和丰富的内涵。 我非常期待书中对“现代汉语文学”的定义和早期探索的详细论述。五四时期,白话文的推广以及对西方文学的借鉴,极大地拓展了中国文学的表现空间。我希望书中能够深入分析这一时期涌现出的各种文学思潮和创作实践,例如新月派、现代派等,以及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同时,对于那些在社会转型时期,以笔为武器,积极参与社会改造的作家们,他们的创作理念和作品的社会意义,也希望能得到充分的阐释。 此外,我希望这本书能够不仅仅局限于对文学作品本身的分析,更能关注文学与社会、文学与历史的互动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文学是如何反映社会现实、塑造民族精神的?又有哪些社会因素影响了文学的发展走向?我期待看到作者能够从更宏观的视角,将文学作品置于广阔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下进行解读,从而揭示出中国近现代文学发展的内在逻辑。 对于那些被誉为“奠基性”的作品和作家,我希望书中能够给予充分的关注和深入的分析。鲁迅的杂文、老舍的京味小说、巴金的家族三部曲等等,这些作品不仅在艺术上达到了极高的成就,更是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瑰宝。我期待看到作者能够对其艺术特色、思想内涵以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进行细致而深刻的解读。 总而言之,这本《中国文学史‧下》对我而言,是一次深入理解中国近现代文学发展脉络的宝贵机会。它不仅是一部学术著作,更是一扇窗口,让我能够窥见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感受中国文学如何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绽放出独特的光芒。我期待它能够为我提供严谨的学术支撑,也希望能从中获得更深层次的文学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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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中国文学史‧下》的出现,对我这样对中国文学抱有浓厚兴趣但又自学能力有限的读者来说,无疑是一份厚礼。作为台大出版中心20週年纪念选辑的一部分,它的出现本身就带着一份对文学传承的期许。我特别想知道,在“下”这个部分,作者将如何处理中国文学在近现代转型时期的复杂性。五四时期那些激进的文学实验,建国后的意识形态影响,以及改革开放后文学的百花齐放,每一个时期都充满了故事和值得探讨的议题。 我非常好奇书中对于“新文学”的定义和梳理。从白话文的兴起,到各种新体诗、小说、戏剧的出现,这个时期中国文学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知道作者会如何分析这些革新背后的思想根源,以及它们对当时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我期待看到对不同文学社团和文学流派的清晰介绍,比如创造社、语丝社,以及后来的“新月派”、“现代派”等等,了解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以及它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贡献。 同时,我希望这本书能够重点关注那些承载着时代记忆的作品。比如,那些描写民族苦难、反映社会不公的作品,它们是如何触动一代又一代读者的?那些探索个体生命意义、描绘人情冷暖的作品,它们又是如何展现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我期待能够读到对这些经典作品的深度解读,不仅仅是情节的概括,更是对其艺术特色、思想内涵以及历史地位的深入分析。 我很看重一本书的“可读性”。文学史的写作,往往容易陷入枯燥的学术术语和理论分析。我希望这本《中国文学史‧下》能够做到雅俗共赏,既有严谨的学术考证,又不失生动的文学笔触,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够感受到文学的魅力。如果书中能穿插一些作家的创作轶事,或者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的描绘,那会大大提升阅读的趣味性。 总而言之,这本书对我而言,是一次重新认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机会。我希望它能够带领我走进那个充满变革与创新的文学时代,去理解那些伟大的作品是如何诞生,又是如何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它不仅仅是一部历史,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民族的文化基因和精神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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