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序言
一 导论
受邀做史穆兹英联邦演讲,我深感荣幸。我在马来西亚西北部的霹雳州首府怡保市长大。历史上,霹雳州曾接受英国的保护。我在当地一所公立学校(安德逊学校)修读英帝国和英联邦史,获颁剑桥证书,这所学校以前总督约翰‧安德逊(John Anderson, 1858-1918)爵士的名字命名。我在新加坡新建的马来亚大学就读时,简‧克利斯蒂安‧史穆兹(Jan Christianan Smuts, 1870-1950)爵士依然健在。我感兴趣的是,为何这位负笈剑桥的殖民地居民一度痛恨大英帝国,却又离奇转身成为英联邦的忠诚拥趸。1968年,我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见到史学家基思‧汉考克(Keith Hancock, 1898-1988),当时他刚完成《史穆兹传》(第二卷),我对史穆兹的研究兴趣油然而生。我乐于阅读这位布林人青年时代的故事和他在第二次布林战争(1899-1902年)期间建立的功勋。他人生的最后阶段,也就是1933年之后的经历,更让我关注。他为何变得对英联邦如此忠诚?在我这个华人看来,有两个原因甚为突出。一个原因,他是欧裔基督徒,认同英国历史文化,同时是世界名牌大学培养的英美法系律师。另一个原因,他是殖民地居民,深爱祖先的南非土地,渴望他的民族在那个多民族大陆上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文明国度。因此,他大力宣传巩固英联邦制度,使他的国家奉行自由和博爱,成为世界大家庭的一员。
在我身上都找不到这两种动因,难怪我有机会走近英联邦历史,却没有从事这项研究。我出生在遵奉帝制的中国文人家庭。辛亥革命改变了这种家庭的生活。我的父亲放弃了对传统儒家经典的研究,考入现代大学。毕业后,他发现必须离开中国去寻找他乐意从事的职业,遂侨居英属马来亚,以教书为生。父亲之后回国结婚,夫妻一同前往荷属东印度羣岛。我生在印尼苏腊巴亚市。父亲时任一所中文中学的校长。在我年幼时,他离开爪哇,在马来西亚霹雳州英国管辖的教育部担任汉语学校督学。父亲在中国大学学过英语,极推崇英语文学,但他从没把我培养成大英帝国的顺民。不过,通过学校工作,父亲开始了解大英帝国管理多元社会的举措,他便自认他的工作目标是让中国孩子接受良好的现代教育,使华人社区将中国文化力所能及地传播给感兴趣的民众。我的母亲中文很好,但一点也不懂英文,我们在家只能说中文。对于父母来说,马来亚不是真正的家,他们内心最深的渴望便是回到祖国的怀抱。他们向我这个独子宣扬要爱中国及中国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