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这部探讨中英关系的作品文笔优美、思想隽永，作者围绕着「战争」、「贸易」、「科学」及「治理」这四个词汇，阐述了中国和英语民族复杂、多采、动态的交往关系，既审视两者交往的可能，同时又洞悉其限制，为读者展示了一幅既深远壮阔又细致入微的中西文明之间相遇融合的历史画卷。
本书特色
1. 坊间一直缺乏平实易懂但又冷静客观的普及历史读物，去分析中英两国近百年来相遇互动、相交冲突以至相知合作。本书深入浅出，适合不同年龄层人士阅读。
2. 本书分成军事、商业、信仰和管理四个大主题，透过不同主题，可反映中英两国近百年来的相遇相识，从互不了解到文化交流的历史发展过程。
著者信息
王赓武
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席、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主席，获颁大英帝国司令勋章（CBE），当选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外籍名誉院士、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院士，荣膺国际学术奖、福冈亚洲文化奖。历任马来亚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1957-1968），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远东历史系主任、太平洋研究院院长（1968-1986），香港大学校长（1986-1995），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1997-2007）。
研究方向为中国历史、海外华人、民族主义、移民研究等，涉及历史学、文化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近年作品有《中国与东南亚：神话、威胁和文化》（1999）、《海外华人：从土地束缚到争取自治》（2000）、《1800年以来的中英相遇：战争、贸易、科学及治理》（2003）、《更新中国：国家与新全球史》（2013）、《另一个中国周期：致力于改革》（2014）等。
图书目录
一 导论
二 “去打仗”
三 “去贸易”
四 “去传教”
五 “去统治”
六 余论
图书序言
图书试读
受邀做史穆兹英联邦演讲，我深感荣幸。我在马来西亚西北部的霹雳州首府怡保市长大。历史上，霹雳州曾接受英国的保护。我在当地一所公立学校（安德逊学校）修读英帝国和英联邦史，获颁剑桥证书，这所学校以前总督约翰‧安德逊（John Anderson, 1858-1918）爵士的名字命名。我在新加坡新建的马来亚大学就读时，简‧克利斯蒂安‧史穆兹（Jan Christianan Smuts, 1870-1950）爵士依然健在。我感兴趣的是，为何这位负笈剑桥的殖民地居民一度痛恨大英帝国，却又离奇转身成为英联邦的忠诚拥趸。1968年，我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见到史学家基思‧汉考克（Keith Hancock, 1898-1988），当时他刚完成《史穆兹传》（第二卷），我对史穆兹的研究兴趣油然而生。我乐于阅读这位布林人青年时代的故事和他在第二次布林战争（1899-1902年）期间建立的功勋。他人生的最后阶段，也就是1933年之后的经历，更让我关注。他为何变得对英联邦如此忠诚？在我这个华人看来，有两个原因甚为突出。一个原因，他是欧裔基督徒，认同英国历史文化，同时是世界名牌大学培养的英美法系律师。另一个原因，他是殖民地居民，深爱祖先的南非土地，渴望他的民族在那个多民族大陆上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文明国度。因此，他大力宣传巩固英联邦制度，使他的国家奉行自由和博爱，成为世界大家庭的一员。
在我身上都找不到这两种动因，难怪我有机会走近英联邦历史，却没有从事这项研究。我出生在遵奉帝制的中国文人家庭。辛亥革命改变了这种家庭的生活。我的父亲放弃了对传统儒家经典的研究，考入现代大学。毕业后，他发现必须离开中国去寻找他乐意从事的职业，遂侨居英属马来亚，以教书为生。父亲之后回国结婚，夫妻一同前往荷属东印度羣岛。我生在印尼苏腊巴亚市。父亲时任一所中文中学的校长。在我年幼时，他离开爪哇，在马来西亚霹雳州英国管辖的教育部担任汉语学校督学。父亲在中国大学学过英语，极推崇英语文学，但他从没把我培养成大英帝国的顺民。不过，通过学校工作，父亲开始了解大英帝国管理多元社会的举措，他便自认他的工作目标是让中国孩子接受良好的现代教育，使华人社区将中国文化力所能及地传播给感兴趣的民众。我的母亲中文很好，但一点也不懂英文，我们在家只能说中文。对于父母来说，马来亚不是真正的家，他们内心最深的渴望便是回到祖国的怀抱。他们向我这个独子宣扬要爱中国及中国的东西。
用户评价
从这本书的结构来看，作者显然试图建立一个贯穿始终的叙事线，将战争、贸易、科学与管治这几个看似独立的维度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我尤其喜欢作者在不同章节之间建立的联系，例如，战争的胜利如何为贸易的扩张打开通道，贸易的深入如何催生对新的科学知识和技术的需求，而这些又如何反过来影响了双方的管治策略和体系。 我特别注意到书中对于“条约体系”的论述。它不仅仅是法律条文的集合，更是十九世纪中英关系的核心框架。作者通过对一系列重要条约的解读，揭示了英国是如何一步步在中国建立起其经济和政治特权的。同时，书中也探讨了中国在签订和履行这些条约过程中的无奈与挣扎，以及国内关于“变法图强”和“抵抗侵略”的复杂思想斗争。这种将宏观的国际关系与微观的社会变动相结合的叙事方式，让读者能够清晰地看到历史进程中的因果链条，以及不同因素是如何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那个时代的命运。
评分这本书的阅读体验，对我来说是一次知识结构的重塑。我过去对于十九世纪的认识，往往是碎片化的，缺乏一个清晰的框架来将它们串联起来。而本书恰恰提供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框架。 我特别喜欢作者在各个章节之间的逻辑衔接。例如，在描述战争的惨烈之后，紧接着对贸易不平等条约的分析，就显得顺理成章。战争的胜利迫使中国签订了有利的贸易条约，而这些条约又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在经济上的依附地位。同样，对科学技术引进的探讨，也与西方列强在军事和经济上的优势紧密相关。书中对“传教士”角色的多重解读，既是科学技术的传播者，也是文化观念的渗透者，更是西方国家在华利益的代言人，这使得我对那个时代复杂的力量交织有了更深的理解。
评分总而言之，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宏大而精密的叙事，将十九世纪中英关系中最具影响力的几个维度——战争、贸易、科学与管治——巧妙地编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我特别赞赏作者对于史料的运用。书中引用了大量的原始文献、官方档案、私人信件和报刊文章，使得论证既有理论深度，又充满了生动的细节。例如，在描述鸦片战争的起因时，作者引用了当时英国议会辩论的记录，以及中国地方官员的奏折，这使得我们能够从不同角度去理解这场战争的复杂背景。同样，在分析中英贸易的演变时，书中引用了具体的贸易数据和商业报告，这让我们对当时的经济状况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这种严谨的学术态度，加上流畅的文笔，使得本书既适合专业研究者，也适合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普通读者。
评分我对书中关于“管治”的讨论尤为赞赏，它不仅仅聚焦于中央政府的权力运作，而是将视角延伸到地方层面的互动和影响。书中对租界制度的分析，让我看到了一个国家主权如何在特定区域内被侵蚀和重构。 我印象深刻的是，书中详细描绘了在租界内部，英方是如何建立起一套不同于中国本土的法律、警察和市政管理体系。这套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为外国居民提供了秩序和便利，但也加剧了中国社会的割裂。更重要的是，书中还探讨了中国本土官员和居民在面对租界时所采取的策略，例如，如何通过谈判、抗议，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如何利用租界的某些规则来维护自身利益。这种双向的互动和博弈，是理解租界制度如何在中国土地上存在并演变的关键。此外，书中也分析了租界制度如何影响了中国的城市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以及它如何成为后来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重要导火索。
评分这本书的出现，无疑是填补了学术界长期以来在十九世纪中英关系研究上的一个重要空白。我一直对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特别是中国与西方世界，特别是最具影响力的英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深感兴趣。过往的阅读，大多集中在单一维度，例如纯粹的军事冲突，或是经济层面的侵蚀，亦或是文化上的碰撞，但很少有哪本书能如此系统地将这些看似独立的要素串联起来，呈现出十九世纪中英之间那种多层次、全方位的互动。 我尤其欣赏作者在处理“战争”这一章节时的细致入微。它不仅仅是对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英方扮演角色的简单叙述，而是深入剖析了战争背后的深层动因，包括英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压力、对远东贸易路线的战略考量，以及中国自身在王朝更迭、内部动荡下的脆弱性。作者没有回避历史的残酷，但也没有停留于简单的道德评判，而是试图去理解不同立场和动机的复杂性。例如，对于英军在华的军事行动，书中不仅仅描述了炮舰的威力，还引入了当时英国国内关于战争合法性、道德性的辩论，以及中国士绅阶层在抵抗中的不同策略，从军事抵抗到文化维系，都得到了相当篇幅的探讨。这使得对战争的理解不再是单线条的，而是多维度的，充满了历史的张力。
评分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受是，它打破了我以往对十九世纪中英关系的刻板印象。我过去常常将这段历史简单地视为“西方侵略”与“中国反抗”的二元对立，但这本书显然提供了一个更加 nuanced 和复杂化的视角。作者并没有回避西方列强的侵略性，但同时也深入探讨了中国内部的结构性问题，以及不同阶层、不同派别在应对外部挑战时的不同选择。 例如，书中在探讨“科学”引进时，就详细描述了部分中国士大夫阶层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兴趣和学习，以及这种学习是如何被纳入当时中国知识体系的。这与我们通常理解的“闭关锁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再比如，在“贸易”章节中，书中对买办阶层的分析，并没有简单地将其妖魔化，而是揭示了他们在东西方交流中的复杂角色，以及他们在中国经济转型初期的作用。这种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多维度解读，让历史人物不再是脸谱化的符号，而是有血有肉的个体，他们的选择和行为都充满了时代背景下的无奈与智慧。
评分关于“贸易”，本书的分析也远超了教科书式的描述。作者不仅梳理了茶叶、丝绸、瓷器等传统商品的贸易格局，更着重考察了新的贸易品类，如鸦片，及其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造成的颠覆性影响。我一直觉得，贸易不仅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价值观、生活方式、甚至权力结构的渗透。这本书恰恰抓住了这一点，它探讨了贸易如何成为英国拓展其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工具，如何通过不平等条约塑造了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被动局面。 我尤其关注书中关于“洋行”和“买办”的章节。这些在当时中国经济体系中扮演着特殊角色的群体，其兴衰史就是中英贸易史的一个缩影。作者没有将他们简单地视为“卖国者”或“剥削者”，而是深入分析了他们在东西方文化、经济体系交汇点上的复杂生存状态。他们既是西方资本的代理人，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商品的外销，甚至在某些时期成为中国官员与西方世界沟通的桥梁。这种 nuanced 的视角，让读者能够更深刻地理解那个时代贸易活动的复杂性，以及个体在历史洪流中的挣扎与选择。
评分“科学”这一章节的出场，让我耳目一新。在很多关于十九世纪中英关系的论述中，科学技术往往是被作为西方侵略优势的工具来提及，但本书却将其提升到了一个更具辩证性的高度。作者不仅仅描述了西方科学技术如何通过传教士、工程师、医生等群体传入中国，更重要的是，它探讨了中国士大夫阶层在面对这些新生事物时的不同反应。 我印象深刻的是书中对“西学东渐”早期阶段的细致描绘。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技术引进，更包含着知识体系的碰撞与融合。例如，在天文学、医学、地理学等领域的引进，是如何挑战和重塑中国传统的认知体系的。作者也敏锐地捕捉到了中国方面对西方科学的接受并非全盘照搬，而是有所取舍，甚至试图将之纳入中国自身的学术框架。同时，书中也分析了西方科学技术在军事上的应用，例如火炮、舰船制造，如何直接影响了战争的进程，但作者也警示我们，不能忽视中国在传统工艺和技术上的优势，以及在某些领域，如丝绸制造，中国依然保持着领先地位。这种超越了简单的“落后”与“先进”的二元对立，让我对科学在那个时代的交流与影响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评分“管治”的部分，更是让我看到了这本书的雄心。它不是简单地罗列晚清政府的种种弊端，而是将中英双方的管治体系置于一个动态的比较和互动之中。作者分析了英国在华的领事裁判权、海关管理、甚至后来的租界制度，是如何体现其帝国管治逻辑的。 我特别欣赏书中对“条约口岸”制度的深入剖析。这些原本是贸易的据点，却逐渐演变成了具有特殊政治和行政管辖权的区域，深刻地改变了中国沿海和内河的社会结构和治理模式。书中详细阐述了这些口岸如何成为西方商人、传教士、外交官等活动的中心，以及它们如何在中国脆弱的本土治理体系中插入了一层新的、外来的管治结构。同时，作者也探讨了中国官员在面对这种挑战时，如何试图维护主权，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自身管治理念和实践的演变。书中也分析了中国内部，如地方士绅和新兴的官僚集团，在应对西方影响下的管治挑战时所采取的不同策略，这使得对“管治”的理解不再是单一的中央政府视角，而是包含了地方、民间以及外来力量的复杂博弈。
评分从这本书中，我获得了一种更加立体和动态的历史观。我不再将十九世纪的中英关系视为一次单向的、静态的事件，而是理解为一种持续的、互动的过程，充满了冲突、妥协、适应和演变。 我尤其欣赏书中关于“文化碰撞”的探讨。它不仅仅是简单的“东学西传”或“西学东渐”，而是深入到双方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习俗等层面的深层交流与冲突。例如，书中对中西方教育制度的比较，对宗教信仰的传播与接受，甚至对家庭结构和社会伦理的探讨，都让我们看到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张力与融合。这种细致的文化层面的分析，让我们更能理解为什么在战争、贸易和管治层面的交流，会引发如此深远的社会和心理影响，也更能理解为什么中国会在那个时代经历如此剧烈的社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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