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商业与财富中的荣誉、道德与公义
改变圣雄甘地一生的一本书
改变圣雄甘地一生的一本书
变动的时代里，每个商业世界的人都该读的一本书
聆听十九世纪工业时代的力挽狂澜之声，思考二十一世纪商业时代被冷落的原则，重新检视我们不能放弃的那些事──我们该相信的正义，我们该持守的本心。
所有劳雇关系，所有对双方最有利的事，最终都离不开公义。
一百五十多年前，社会评论家约翰・拉斯金写下《给后来者言》，对当时的英国社会投下一枚震撼弹，与众不同的观点引起了许多激烈的谴责。
十九世纪英国成为欧洲的工业大国，工人大多在恶劣的环境下工作，却得不到公平的待遇。劳工与雇主间的矛盾日深，大小抗争不断。1859年秋日，伦敦建筑工人为了缩减工时走上街头，抗争持续二十六週。1860年，拉斯金在《康希尔杂志》上先后发表四篇探讨政治经济学的文章，1862年集结成书，也就是《给后来者言》。
拉斯金在《给后来者言》中抨击了政治经济学家论述，阐述他对政治经济学、社会公义、财富的观点。他认为，贸易和战争一样能有英雄主义，企业主应以公义为依归。所谓公义中蕴藏着「人对别人应有的情感」，是实际影响劳资关系最重要的因素，能使劳工发挥最高生产力。他批评当代盛行的经济理论排除人的心灵与情感，根本无法调解劳雇双方冲突。
真正的公义，是削弱财富的支配力、执行道德上的影响力。雇主不该因一己之私低价敛聚劳力，应以合理待遇聘用优秀职工，将财富、劳动机会、自我提升的能力传递给整个国家社会。拉斯金认为政治经济学关注的应是国家和人民的福祉，而非个人商业财富的累积。财富的意义在于能为人所用并创造意义。真正的富有，不是积聚钱财恣意享乐，而是能将钱财化作能深刻丰富生命的体验。人，才是财富所在。
我一开始读这本书就停不下来，它紧紧攫着我不放……我整夜未眠，决心根据这本书里的理念改变我的人生。──甘地〈一本书的神奇魔咒〉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 1819-1900）
生于英国伦敦，十九世纪极具影响力的艺术和社会评论家，另身兼诗人、画家、业余地质学、园艺学家等等，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物。父亲过世后，拉斯金认为社会主义与财富不可兼得，将大部分的遗产捐给各教育、慈善机构，还成立了圣乔治公会，致力提供劳工阶级教育的机会并协助维护权益。1870年就任为牛津大学第一任斯莱德美术讲座教授，隔年在牛津大学下创立拉斯金美术学校。他晚年深受精神病所困扰，1900年逝世于坎布里亚郡柏安特林园。主要着作包括：《现代画家》、《建筑的七盏明灯》、《威尼斯之石》、《建筑与绘画》、《芝麻与百合》、《时间与潮流》、《给后来者言》、《拿着锁钥的命运女神》等。
译者简介
薛绚
台大外文系毕业，目前专事译作，译有《费正清论中国》、《植物的秘密生命》、《空间地图》、《福尔摩沙变形记》、《富翁的物种源始》、《圣境医疗》、《阿兹特克帝国》、《石油世纪》等书。
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 1819-1900）
生于英国伦敦，十九世纪极具影响力的艺术和社会评论家，另身兼诗人、画家、业余地质学、园艺学家等等，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物。父亲过世后，拉斯金认为社会主义与财富不可兼得，将大部分的遗产捐给各教育、慈善机构，还成立了圣乔治公会，致力提供劳工阶级教育的机会并协助维护权益。1870年就任为牛津大学第一任斯莱德美术讲座教授，隔年在牛津大学下创立拉斯金美术学校。他晚年深受精神病所困扰，1900年逝世于坎布里亚郡柏安特林园。主要着作包括：《现代画家》、《建筑的七盏明灯》、《威尼斯之石》、《建筑与绘画》、《芝麻与百合》、《时间与潮流》、《给后来者言》、《拿着锁钥的命运女神》等。
译者简介
薛绚
台大外文系毕业，目前专事译作，译有《费正清论中国》、《植物的秘密生命》、《空间地图》、《福尔摩沙变形记》、《富翁的物种源始》、《圣境医疗》、《阿兹特克帝国》、《石油世纪》等书。
图书目录
出版缘起：变动时代里可以相信的事情 郝明义
导读：道德的经济法则 吴雅凤
前言
I 荣誉的根本
II 财富的脉络
III 人世的审判官
IV 价值为本
第二版补充
附录：一本书的神奇魔咒 甘地
导读：道德的经济法则 吴雅凤
前言
I 荣誉的根本
II 财富的脉络
III 人世的审判官
IV 价值为本
第二版补充
附录：一本书的神奇魔咒 甘地
图书序言
〈荣誉的根本〉节录
我在前文中说过两种为共同目的而连结的群体之间存在的那种差别，一种是以暴力为目的，另一种是以生产制造为目的；前者有可能做出自我牺牲之举，后者则否。一般人眼中的投身商业者地位不如投身军旅者，真正的原因就在这一点不平凡的差异上。若是就哲学观点而论，乍看似乎没什么道理（许多作家都曾努力要证明这是不合理的），一个平和而理性的人，以买卖为业，却不如一个不平和的、往往不理性的、以杀人为业的人受一般人尊敬。然而，不管哲学家怎么想，人类向来一致认为从军优于从商。
这倒是对的。
因为军人的本业其实不是杀人，而是被杀。世人虽不明白个中意义，却为这一点而敬重从军的人。打手刺客的本业是杀人，在世人眼中的地位却从来不会高于商人。世人看重军人的缘故在于：军人怀抱为国捐躯的意念。即便有些军人行事鲁莽（喜欢找乐子或冒险)，可能是出于多种不同的次要动机和不光彩的冲动才决定从军，那些动机也可能影响他平时的各种言行表现；我们对于军人的评价却是根源于一项终极事实（我们对这个事实也很有把握）：一旦把他放在砲火炸开的堡垒缺口上，哪怕背后有着世间的一切乐子而眼前只有尽忠职守与死亡，他仍会保持面向前方；他也知道随时可能面临这种抉择，而且事前已准备好要承担自己的本分──等于是不断地承担这种职守，也就是每天在受死。
我们对于法律人和医生的敬重也差不多，最终的缘故仍在他们肯自我牺牲。一位出色的法律人不论学问多好，思维多么敏锐，人们尊敬他的主要原因却是：相信他一旦坐上法官的位子就会秉公审理，不顾虑后果将会如何。假如我们料想他会收贿，会凭他敏锐的思维把不公不义的断案做成看似有理，那么，他的才智再高也不会博得我们的尊敬。如果不是因为胸中早有一把尺，确知他在人生一切重要行事上都把公义放在第一位，自己的利害放在第二，我们是不可能萌生尊敬的。
我们对医生怀有敬意，理由更明显。不论他的医术如何，我们如果得知他看待病人不过是一群实验品，对他只会有反感厌恶；如果得知他收了对病人死亡感兴趣的人的贿赂，凭借精湛医术暗中给病人下毒，我们更会避之唯恐不及。
我在前文中说过两种为共同目的而连结的群体之间存在的那种差别，一种是以暴力为目的，另一种是以生产制造为目的；前者有可能做出自我牺牲之举，后者则否。一般人眼中的投身商业者地位不如投身军旅者，真正的原因就在这一点不平凡的差异上。若是就哲学观点而论，乍看似乎没什么道理（许多作家都曾努力要证明这是不合理的），一个平和而理性的人，以买卖为业，却不如一个不平和的、往往不理性的、以杀人为业的人受一般人尊敬。然而，不管哲学家怎么想，人类向来一致认为从军优于从商。
这倒是对的。
因为军人的本业其实不是杀人，而是被杀。世人虽不明白个中意义，却为这一点而敬重从军的人。打手刺客的本业是杀人，在世人眼中的地位却从来不会高于商人。世人看重军人的缘故在于：军人怀抱为国捐躯的意念。即便有些军人行事鲁莽（喜欢找乐子或冒险)，可能是出于多种不同的次要动机和不光彩的冲动才决定从军，那些动机也可能影响他平时的各种言行表现；我们对于军人的评价却是根源于一项终极事实（我们对这个事实也很有把握）：一旦把他放在砲火炸开的堡垒缺口上，哪怕背后有着世间的一切乐子而眼前只有尽忠职守与死亡，他仍会保持面向前方；他也知道随时可能面临这种抉择，而且事前已准备好要承担自己的本分──等于是不断地承担这种职守，也就是每天在受死。
我们对于法律人和医生的敬重也差不多，最终的缘故仍在他们肯自我牺牲。一位出色的法律人不论学问多好，思维多么敏锐，人们尊敬他的主要原因却是：相信他一旦坐上法官的位子就会秉公审理，不顾虑后果将会如何。假如我们料想他会收贿，会凭他敏锐的思维把不公不义的断案做成看似有理，那么，他的才智再高也不会博得我们的尊敬。如果不是因为胸中早有一把尺，确知他在人生一切重要行事上都把公义放在第一位，自己的利害放在第二，我们是不可能萌生尊敬的。
我们对医生怀有敬意，理由更明显。不论他的医术如何，我们如果得知他看待病人不过是一群实验品，对他只会有反感厌恶；如果得知他收了对病人死亡感兴趣的人的贿赂，凭借精湛医术暗中给病人下毒，我们更会避之唯恐不及。
图书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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