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后来者言:商人与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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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者: John Rus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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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商业与财富中的荣誉、道德与公义
  改变圣雄甘地一生的一本书
  
  变动的时代里,每个商业世界的人都该读的一本书

  聆听十九世纪工业时代的力挽狂澜之声,思考二十一世纪商业时代被冷落的原则,重新检视我们不能放弃的那些事──我们该相信的正义,我们该持守的本心。
  
  所有劳雇关系,所有对双方最有利的事,最终都离不开公义。
  
  一百五十多年前,社会评论家约翰・拉斯金写下《给后来者言》,对当时的英国社会投下一枚震撼弹,与众不同的观点引起了许多激烈的谴责。
  
  十九世纪英国成为欧洲的工业大国,工人大多在恶劣的环境下工作,却得不到公平的待遇。劳工与雇主间的矛盾日深,大小抗争不断。1859年秋日,伦敦建筑工人为了缩减工时走上街头,抗争持续二十六週。1860年,拉斯金在《康希尔杂志》上先后发表四篇探讨政治经济学的文章,1862年集结成书,也就是《给后来者言》。
  
  拉斯金在《给后来者言》中抨击了政治经济学家论述,阐述他对政治经济学、社会公义、财富的观点。他认为,贸易和战争一样能有英雄主义,企业主应以公义为依归。所谓公义中蕴藏着「人对别人应有的情感」,是实际影响劳资关系最重要的因素,能使劳工发挥最高生产力。他批评当代盛行的经济理论排除人的心灵与情感,根本无法调解劳雇双方冲突。
  
  真正的公义,是削弱财富的支配力、执行道德上的影响力。雇主不该因一己之私低价敛聚劳力,应以合理待遇聘用优秀职工,将财富、劳动机会、自我提升的能力传递给整个国家社会。拉斯金认为政治经济学关注的应是国家和人民的福祉,而非个人商业财富的累积。财富的意义在于能为人所用并创造意义。真正的富有,不是积聚钱财恣意享乐,而是能将钱财化作能深刻丰富生命的体验。人,才是财富所在。
  
  我一开始读这本书就停不下来,它紧紧攫着我不放……我整夜未眠,决心根据这本书里的理念改变我的人生。──甘地〈一本书的神奇魔咒〉
繁星下的契约:探寻现代商业伦理的基石 图书名称: 繁星下的契约:探寻现代商业伦理的基石 作者: 亚历山大·科尔宾 (Alexander Corbin) 出版社: 寰宇智库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4年10月 --- 卷首语:看不见的契约与时代的呼唤 我们生活在一个由商业驱动的时代,每一笔交易、每一次创新都深刻地重塑着我们的世界。然而,在高速增长的表象之下,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始终萦绕不去:商业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它是否仅仅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冰冷机器,抑或是承载着更深层社会责任的复杂系统? 《繁星下的契约:探寻现代商业伦理的基石》并非一本枯燥的理论说教之作,而是一次深入现代商业文明肌理的探险。作者亚历山大·科尔宾,一位深谙古典哲学与当代治理的学者,以其独特的洞察力,将我们从瞬息万变的商业新闻中抽离出来,引导我们审视那些支撑起一个稳定、公平、可持续商业生态系统的“看不见的契约”。 本书的核心论点在于:现代商业的成功,不再仅仅取决于技术壁垒或资本体量,而越来越取决于其在社会契约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其对“繁星下”——即那些看不见、却普遍认同的道德准则——的尊重程度。 第一部分:古典的回响——从亚里士多德到洛克对商业精神的界定 本书开篇追溯了商业伦理的源头,试图在古典思想的深井中寻找现代困境的启示。 第一章:利润的道德困境与斯多葛主义的平衡 科尔宾首先剖析了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所得”与“非自然所得”的概念。他论证了,当商业活动偏离满足人类基本需求(自然所得)转向纯粹的积累(非自然所得)时,社会张力便开始积聚。本章详细分析了中世纪经院哲学对高利贷的限制,并非出于对财富的敌视,而是对“价格操纵”——即对市场信息不对称的滥用——的早期警惕。 第二章:洛克的财产神圣性与劳动义务的边界 洛克的自由主义理论为现代私有财产奠定了基石,但科尔宾强调,洛克本人也设定了明确的限制:“留存”原则(Spoilage Limitation)——即财产不应被浪费。作者认为,这一原则在当代转化为对资源使用的效率要求和环境责任的早期预示。本章深入探讨了“劳动即所有权”的逻辑如何被后来的工业巨头用来合理化对公共资源的排挤,并探讨了当代社会如何重建劳动与财富之间的道德平衡。 第三章:亚当·斯密的两只手:看不见的手与同情心理论 本书着重驳斥了对斯密的片面解读。科尔宾指出,《国富论》的“看不见的手”必须置于《道德情操论》中的“同情心”框架内运作。当企业只关注前者而无视后者时,市场便会失灵。作者通过对十八世纪苏格兰公会的案例分析,展示了早期商业精英是如何在追求效率的同时,努力维护社区内的道德秩序的。 第二部分:工业化时代的悖论——效率、规模与异化 工业革命带来了生产力的飞跃,但同时也催生了前所未有的社会问题,迫使人们重新审视企业对工人的责任。 第四章:工厂的围墙内外:边际效用与人性的代价 本章聚焦于十九世纪末的“大工厂时代”。作者详细描述了泰勒制和福特主义对效率的极致追求,如何系统性地将工人从生产的完整链条中剥离,导致劳动异化。科尔宾对比了美国“慈善实业家”(如卡内基、洛克菲勒)的“施予”模式与欧洲兴起的“工人合作社”模式,指出前者将社会责任视为一种“施舍”,而后者则视其为“权利的体现”。 第五章:垄断的伦理阴影:信息权力与市场公平 在铁路和石油等新兴行业中,早期资本家掌握了前所未有的信息和资源控制力。本书分析了如何通过“价格歧视”和“掠夺性定价”来扼杀竞争。科尔宾借用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对“理性化”的批判,论证了当企业效率达到极致的理性化时,其对非理性(即社会稳定和中小企业的生存)的破坏力也达到了顶峰。 第六章:企业家的“远见”与“盲区”:早期企业社会角色的萌芽 本章探讨了二十世纪初企业开始自发承担社会责任的案例,例如建立医院、提供住房和退休金。作者认为,这些行为既是出于精英阶层的道德自觉,也是对工人运动和政府干预的预防性反应。这标志着企业开始意识到,其生存依赖于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而非仅仅是法律的保护。 第三部分:全球化与新契约的重塑——信任、透明度与超越国界 二战后,随着跨国公司的兴起和信息技术的爆炸式发展,商业伦理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更加复杂的维度。 第七章:供应链的幽灵:距离与责任的稀释 全球化将生产过程分解到世界各地,使得企业与最终产品的社会影响之间的联系变得模糊。本书深入探讨了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标准和环境影响问题。科尔宾提出,在“最小化成本”的驱动下,企业正在构建一个“责任真空地带”,并提出了“可追溯性伦理”的概念,主张企业必须对其供应链的每一个环节负起道德监督责任。 第八章:数字时代的信任赤字:数据、隐私与算法的公正性 进入二十一世纪,数据成为新的核心资产。本章分析了科技巨头在收集、分析和利用用户数据时所面临的伦理挑战。作者认为,用户授权(Consent)的概念在复杂的数字生态系统中已经形同虚设。本书强调,算法偏见(Algorithmic Bias)是对传统公平概念的直接挑战,并探讨了如何建立一种“数字公共信托”机制来监管这些无形的权力中心。 第九章:气候危机与代际正义:永续经营的终极考验 本书将可持续发展置于商业伦理的核心。科尔宾指出,环境退化和气候变化是对“留存原则”最宏大的违背——企业正在消耗后代人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本。本章分析了“三重底线”(Triple Bottom Line)的局限性,并呼吁企业必须将“生态系统健康”视为其运营的先决条件,而非可选项。 结语:重筑繁星下的契约 《繁星下的契约》最终回归到对未来的展望。作者强调,现代商业的韧性不再依赖于其防御性规避风险的能力,而在于其构建和维护社会信任的意愿。这种信任,是看不见的契约,它要求企业家不仅要“做好生意”,更要“做好公民”。 本书呼吁新一代的商业领导者,必须具备一种跨学科的智慧——既要精通经济学,又要理解历史的教训、哲学的思辨和环境的约束。只有当企业将社会福祉内化为其商业模式的有机组成部分时,我们才能确保经济的繁荣是持久的、包容的,并真正对得起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与天空。 --- 本书特色: 跨学科的对话: 融合了古典哲学、经济史、社会学和当代治理理论。 案例驱动的分析: 结合了十七世纪的商业公会、十九世纪的垄断战争、以及二十一世纪的科技伦理挑战。 深邃的思辨: 不提供简单的答案,而是引导读者对商业活动的终极目的进行深刻反思。 适合读者: 政策制定者、商学院师生、企业高管、以及所有关注资本与社会关系走向的普通公民。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 1819-1900)


  生于英国伦敦,十九世纪极具影响力的艺术和社会评论家,另身兼诗人、画家、业余地质学、园艺学家等等,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物。父亲过世后,拉斯金认为社会主义与财富不可兼得,将大部分的遗产捐给各教育、慈善机构,还成立了圣乔治公会,致力提供劳工阶级教育的机会并协助维护权益。1870年就任为牛津大学第一任斯莱德美术讲座教授,隔年在牛津大学下创立拉斯金美术学校。他晚年深受精神病所困扰,1900年逝世于坎布里亚郡柏安特林园。主要着作包括:《现代画家》、《建筑的七盏明灯》、《威尼斯之石》、《建筑与绘画》、《芝麻与百合》、《时间与潮流》、《给后来者言》、《拿着锁钥的命运女神》等。

译者简介

薛绚


  台大外文系毕业,目前专事译作,译有《费正清论中国》、《植物的秘密生命》、《空间地图》、《福尔摩沙变形记》、《富翁的物种源始》、《圣境医疗》、《阿兹特克帝国》、《石油世纪》等书。
 

图书目录

出版缘起:变动时代里可以相信的事情    郝明义
导读:道德的经济法则    吴雅凤
前言
I 荣誉的根本
II 财富的脉络
III 人世的审判官
IV 价值为本
第二版补充
附录:一本书的神奇魔咒 甘地

图书序言

出版缘起

变动时代里可以相信的事情 郝明义


  很多工作,需要为一种理念而奉献,甚至不惜性命的坚定。譬如要革命的政治人物,战场上的军人等等。

  但是商人呢?商人对自己的理念,到底应该坚持到哪个地步呢?有段时间,我很好奇。
商人的目的不就是营利吗?一个追求营利的人,到底有什么理念好坚持?这种坚持会不会算是食古不化?

  后来,没想到因为看甘地的一本书而找到答案。

  一次大战之前,甘地在南非的那段时间,有天要从约翰尼斯堡搭火车去德班。在火车站,一位来送行的朋友,塞给他一本书,好在二十四小时车程的旅途中阅读。后来,甘地在他的自传中,有一章名之为〈一本书的神奇魔咒〉,专门谈这本书对他的影响。

  甘地从拿起书就放不下。火车在傍晚时分到站,可是他那天夜里根本无法入睡。

  甘地在回忆录里说,他不是阅读很多的人。在他上学的时候,除了教科书之外,他几乎什么也不碰。出社会工作后,也很少时间阅读。不过也正因为如此,他读到一本书,就会大力消化。而他在火车上读到的这一本书,则立刻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我决心根据这本书的理念,改变我的人生。」甘地说,从而开启了他日后的人生之路。

  这本书名叫《给后来者言》(Unto This Last),十九世纪的英国人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的作品。而甘地因为太过重视这本书,后来将此书局部浓缩,以印度的古吉拉特文改写,之后,再由古吉拉特文翻译成英文,是为《万福之书》(Sarvodaya: A Paraphrase of “Unto this Last”)。我最先看到的是甘地的浓缩版,后来再看《给后来者言》。

  约翰.拉斯金是一百多年前英国一位兼有艺术家、文学家等多重身分的人,但是他写的《给后来者言》,却可以说是一本给商人和企业经营者看的书。

  甘地说他特别感动的,是拉斯金谈论个人与群体的关系,以及工作的价值,尤其是是体力劳动的价值。而我,则是没想到拉斯金回答了我这篇文章一开始所提出的那个问题。
  
  拉斯金认为,虽然商业的发展,使大家认为商人的本质就是要为自己打算的(selfish),并且为了追求利润,无商不奸(cheat)也是可接受的,但他觉得这是必须扬弃的想法。

  所以他说:
  人们从未听过谁清清楚楚解释商人与其他人一样负有的真正职责。我要为读者把这一点讲清楚。

  拉斯金认为:
  军人的职业是保卫国家。
  牧师的职业是教导国家。
  医生的职业是维护国家健康。
  律师的职业是实施国家中的公义。
  商人的职业是供给国家所需。

  而这些人都有各自以身相殉的原则:
  军人宁死也不擅离战场上的岗位。
  医生宁死也不抛下救治瘟疫病患的职守。
  牧师宁死也不宣讲谬误谎言。
  律师宁死也不支持不公不义。

  那商人宁死也不背弃的原则又是什么?
 
  拉斯金认为有两点:
  第一,身为商人,他供应的商品与服务的「完善与纯正」(the perfectness and purity);
  第二,身为商人,需要和上中下游这么多环节的人相互交易、工作,他不能只为一己之利着想,而必须透过产品的制造,货品的交易,而「有益」(beneficial)于所有参与的人。

  从这「有益」的角度出发,拉斯金提出一个商人种种该有的作为与坚持。尤其是对一些公正法则的坚持。

  为什么公正法则这么重要?

  拉斯金的说法很幽默:
  遵照供需的法则生存乃是鱼类的特权,也是鼠类与狼群的特权;但人类异于禽兽,遵照公正的法则生存。

  所以,商人对这些公正法则的坚持也要到不惜以身殉道的地步。

  至于商人为国而死的「适时」是什么时候?

  拉斯金的回答是:
  这是商人该自问的,也是我们都该问的主要问题。因为,说实话,人若不知道什么时候应当赴死,也就不会知道该怎么活。

  在这本书出版的一百多年后,没有人会否认今天是个变动的时代。世界各地,以及各个行业与领域,都如此。商业世界,更是。

  各种商业游戏的体系被破坏,各种熟悉的环境不再,各种过去干练的经历不足恃,各种拿手的工作方法失去作用。

  在重重的生存压力下,商人很容易什么都可以坚持,就是原则不必坚持。

  但是《给后来者言》显然不是这么说的。

  当然,拉斯金写这本书的时空背景,毕竟和今天不同。所以书里谈的一些细节,也和今天有差异。但是这本书告诉我们商业与财富中所存在的荣誉、道德与公义的脉络,为什么有些原则是应该坚持到以身相殉,又可以如何从其中享受到快乐与幸福,则是在今天听来仍然清越明亮。

  这是变动时代里可以相信的事情。

导读

道德的经济法则 吴雅凤(台大外文系教授)


  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一八一九─一九○○)生于拿破崙战争后、卒于维多利亚女王去世前一年,见证了英国逐渐成为欧洲最强殖民帝国的历史过程。他的社会与文化思想先是坚守浪漫主义独立自由的精神,后来渐渐成为维多利亚保守意识的中坚,也因为这两种态度的争执对立,他的作品常有自相矛盾的倾向,但也不刻意遮掩自我的冲突,反而铺陈两相的拔河消长,让读者做最后的裁断。他生于伦敦,父亲约翰•詹姆斯•拉斯金(John James Ruskin)来自苏格兰,经营酒品贸易,非常成功,足以培育儿子进入牛津大学,并终其一生以写作文学与文化评论为志业。拉斯金的母亲则是虔诚的福音派(Evangelicalism)基督徒,拉斯金常在作品里回忆儿时与母亲共读《圣经》的场景,《钦定本圣经》(King James Bible)的道德规范、意象与音乐性对拉斯金都有深刻的影响。他从小身体孱弱,在就读牛津大学时,还因此搬出学院,在校外的大街(High Street)上租赁房子,好由母亲亲自照顾起居。他的学业表现优异,但最后还是因病无法参加高等晋级考试。

  综观拉斯金庞杂的思想体系可分为三个相互牵连的核心:绘画、建筑与社会,关怀的范围逐渐扩大:从源生于自然的美学形式如何掌握了新时代的脉动,以贴近自然永恆的本质;到哥德建筑形式的历史沿革,追求复兴中古敬天扶弱的社会架构;最后以对地质、博物学的钻研作为了解宇宙与人类社会的基础,向大众力谏,指出当时风行以追求最大利益为主的政治经济理论,其实贬低人际情义,独尊交换价值,终将社会带向堕落的地狱。总体而言,他继承了浪漫主义时期柯立芝所立下的文化祭司(clerisy)使命。

  拉斯金在全长五册的《现代画家》(The Modern Painters,一八四三─六○)中,成功地将当时饱受批评的画家透纳翻转为英国十九世纪的绘画大师,以崭新的个人艺术风格,让观者有机会贴近宇宙自然最纯净的真实。他还以「师法自然」(true to nature)为最高原则,不遗余力地支持前拉斐尔兄弟会画派(Pre-Raphaelite Brotherhood)执意复古的手法与主题。一八四九年他发表了《建筑的七盏明灯》(The Seven Lamps of Architecture),主张建筑美学形式乃根植于宗教与道德情操的信念。一八五○年代,他则亲赴威尼斯各哥德式建筑,透过亲手绘制建筑结构与装饰,钻研威尼斯历史中政治与宗教的扞格,并出版三册图文并茂的《威尼斯之石》(The Stones of Venice,一八五一─五三)。当时欧洲大陆许多国家因民族独立运动,以致社会动盪不安,英国境内也因政治改革、新教与天主教势力相互抗衡而喧嚣不止,拉斯金选择以绘画评论以及与人民生活实质相关的建筑形式论述,作为介入这个纷扰世代的方式。他这三册集中讨论威尼斯的作品,将一八三○年代便萌芽的哥德复兴式建筑运动发展推送至最顶峰,也使维多利亚社会重新了解到中古艺术对工匠的敬重,相较于工业革命借机器大量生产与强调分工,对劳工体力的剥削与心灵的箝制,两者形成极大对比。《威尼斯之石》将威尼斯式哥德风格的衍生,放在该地独特的历史框架中讨论。拉斯金认为威尼斯在早期曾有的辉煌,最深刻的渊源便是它的地缘位置:东西方文明和南北欧文化在此交会。因此威尼斯式哥德风格乃是摩尔文明与欧洲基督教文明冲击下最鲜明的产物。拉斯金独具一格地点出,欧洲一向推崇的文艺复兴,其实是文化的畸形发展,代表基督教向希腊罗马的异教文化低头。反之,他特别强调中古时期纯净基督教文化。这便是他对哥德风格赞美有加的原因。《威尼斯之石》中,第二册第二部的第一章〈哥德艺术的本质〉(The Nature of Gothic),对日后的影响最为深远。拉斯金解释,推崇希腊风格的新古典主义要求完美整齐的作工,以及工业革命以来要求工人配合机器生产所做的琐碎分工,使得工人与最终的成品之间渐行渐远,「劳动」一事被剥夺了工业革命以前的愉悦与成就感。他唿吁与他同样生活不虞匮乏的中产与上层阶级读者,重新检视家中的装潢摆设,容许工匠保持个别差异,让他们充分发挥创意,就像中古哥德艺术不要求表面的完美,允许缺陷或不一致的韵律。因为美好的事物除了为拥有者带来喜悦,工匠制作的过程也应是愉快的。

  拉斯金对哥德复兴式建筑运动的影响深远,后来在一八七○年代,连他自己都不好意思地说,英国处处可见培根般的砖砌横条装饰与高耸的尖塔,即所谓拉斯金式哥德复兴风格(Ruskinian Gothic),其实并不如大众想像中那样具有前瞻性。拉斯金式哥德复兴风格,在实际的建筑史上并未造成太大回响。但还是有些建筑师或教会以继承拉斯金的哥德风格为荣,比如美国波士顿位于市中心以哥德复兴风格着称的公共图书馆,还有对街的老南方教会(Old South Church),便以拉斯金强调的多样化装饰所塑造的美感,作为亲近基督教会众与一般访客的特色。

  一八七○年代之后,他将关怀重心从艺术形式与精神转向社会道德与正义的捍卫,完全以代表社会良心的先知自期。艺术与社会正义一直是他思想的双重焦点。一八七○年他就任为牛津大学第一任斯莱德美术讲座教授(Slade Professor of Fine Art),开始在牛津、剑桥与其他各大城市与大学宣扬他的人文艺术理念。次年开始到一八八四年为止,他也每月以公开信札的方式,向英国的劳工阶级推广人文教育与公平正义理念,最后一共发表了九十六封信札,集结成小册子,以《拿着锁钥的命运女神》(Fors Clavigera)为书名出版。此书名代表三种势力的结合:希腊神话中大力士赫屈力斯(Hercules)的棒槌、尤利西斯(Ulysses)的钥匙与利克格斯(Lycurgus)的钉子,三者联合将改变人类的集体命运。这些信件的体例时是私人晤谈,时是严肃辩论,可说为《给后来者言》提供了思想与风格的宝库。拉斯金也将理念化为实践,成立了圣乔治公会(The Guild of St George), 致力提供劳工阶级接受教育的机会与协助维护权益。他最后由于个人对何为「真实」的执着,与前拉斐尔派画家产生歧异,甚至为了艺术风格,与前卫画家惠斯勒对簿公堂。一连串事件加重他长期以来虚耗的神经,最后终于崩溃。《圣经》里的终极先知耶利米启发他甚深,这样的角色成全了他作为中流砥柱的决心,也预示了他最后难遇知音的悲剧。

  拉斯金终其一生对自然世界的观察无微不至,举凡植物、矿物、地质地形、天气等等,都有仔细的研究,并蒐集各地的样本,尤其是蒐集地质化石材料,更是他自小钟爱的活动。他在法国、义大利旅行研究哥德式建筑的同时,也在瑞士阿尔卑斯山研究当地各独立的州治(canton)历史沿革与冰河地形,他的两部巨作《现代画家》与《威尼斯之石》便是在自然形式中汲取人类艺术与居所的源头、营养以及人伦道德的根基身体力行的成果。牛津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可说是依据他对材料的讲究与纹饰理念所建立。此博物馆于一八五○年代在科学家阿克岚(Henry Acland)的提倡下开始兴建,阿克岚认为应该弥补牛津大学长久以来对神学、哲学、古典历史与文学的偏重,企图强调自然实应是上帝的第二本书,值得学者透过对自然物质的观察、研究去分析与了解。此博物馆陈列矿物、化石、植物古生物与帝国边陲的罕见动植物标本,最受欢迎的便是《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鲜活角色,目前已绝种的嘟嘟鸟(Dodo bird)以及硕大的恐龙化石。博物馆以钢铁为骨架,大片玻璃作为採光,是当时最先进的建材,与一八五一年的伦敦世界博览会所选的建筑材料相当。馆内每一道梁柱皆採用英国当地的石材,并且在底部有标签说明产地,每一道梁柱的颜色、纹路与柱头装饰皆不同,就像是另一系列的展示品,博物馆各个元素的装饰花纹则以模仿自然形式为主。除了丰富的陈列物外,也展示知名科学家与自然学家的纪念雕像。整个博物馆就是古代与现代交会的场域,科学与艺术交流的空间。一八五九年达尔文《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出版,隔年便在此馆举办英国第一场有关进化论的辩论。目前博物馆特别强调与当地社群的连结,设计许多家庭与小孩的活动,训练学生以日常生活潜移默化的方式,与自然历史有深刻的接触。这便实践了拉斯金教育与文化的核心理念。

  他晚年回到英国北方的湖区定居,在康尼斯顿湖(Coniston Water)畔买下柏安特林园(Brantwood),最后也长眠于此。现在柏安特林园受英国国家信託 (National Trust)的规划管辖,由当地居民所组成的义工队尽心维护拉斯金当年对室内与山林花园的经营。访客除了可以一窥拉斯金对内外居住环境的精心设计,週末更有详细的室内室外导览,也安排儿童在花园寻宝的路径,还不定时地推出有关拉斯金与十九世纪文化运动的展览,譬如结合当地石材所做的敲击乐器展览,让孩童可以动手触摸打击来探索,更有号称世界最具艺术性的洗手间令人惊艳。在在都可看出当地人民对拉斯金的敬重,企图将其对文化与美学教育的信念持续发扬光大。若是能在所附餐厅的户外餐区品尝下午茶,佐以湖区特产的奶油,在蓝天白云绿草如茵的湖区,也算亲炙大师对生命与自然的执着。

  《给后来者言》(Unto This Last)原计七章,最初发表于《康希尔杂志》(Cornhill Magazine),但因饱受争议,杂志发行人敕令编辑停止连载,仅让拉斯金以第四章作结;最后拉斯金在一八六二年拉斯金将其四章集合成册,也就是《给后来者言》。书名源自《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二十章,耶稣以葡萄园为譬喻,无论加入工作行列的先后,都可得到一天的工资(I will give unto this last, even as unto thee),来说明在上帝救恩前人人平等,甚至那些死前才忏悔归向真神的人也会获得同样的救赎,因为圣恩全看上帝的旨意,被召的人多,但最后选上的人少(So the last shall be first, and the first last: for many be called, but few chosen.)。我们无法凭借人的智慧与计算来左右上帝的计画。拉斯金以《圣经》上「相同工资/救恩」的譬喻,企图揭露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与弥尔所倡导的政治经济理论盲点。两位古典经济学家以上帝不干涉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为依据,强调自由市场的运作模式也不容政府做太多无谓的干预。拉斯金指出,他们的理论其实已然放弃了经济学的政治层面,即对公民社会(polis)的关怀,仅以资本家所能得到的最大利益为绝对标准,间接迫使劳力与物资的提供者削价竞争,长此以往,根本无法顾及底层弱势的基本生活权,更遑论资本家对社会公平正义所应负的责任。拉斯金以政治经济理论的基本计算逻辑,揭穿这类论述判断物品只在交换时产生「价值」的谬误认定。我们不应期待用一成不变的机械式数学公式,就可清楚解释人类社会的运作,更遑论以数学公式来规划分割各个层级所应享有的基本福祉与未来繁荣。一个最好的例子便是军队,一个受士兵尊敬爱戴的将军,才能号召下属同心协力、视死如归,军队整体才能成功地像一个和谐的生命共同体般运作,无攻不克,无坚不摧。拉斯金并非强调每个人的所得薪资应该相同,那是共产主义齐头式的平等,将造成社会的停滞,并不是他所乐见的。他所强调的是基于人类情感的社会正义,如何有效限制由掌握资本而生的权力,才不至于造成权倾一时、不可一世的资本权贵,可以对他们所掌握的人们予取予求,进行各种形式的剥削压榨。

  其实早在一八五七年,拉斯金在英国北方工业大城曼彻斯特发表两场有关「艺术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rt)的演讲,便已宣示他对当代社会经济现象的关怀。这些强调宗教悲悯精神与社会正义的理念,与他的成长背景自然有关。即使一八五八年在义大利杜林经历了「反皈依」 (un-conversion)后,他已不再恪守福音派的严峻教条,而转向比较注重自由的基督教义。但在《给后来者言》里,他深稔资本主义的逻辑,也严守基督教福音教派对个人灵性的要求,这部作品便是在记帐用的纸张上写就。拉斯金深刻了解到当时社会新兴中产阶级的中心思想基本还是基督教福音教派,他们咸认为自身在商业体制的成功便是上帝救恩的彰显。拉斯金从《新约》的譬喻出发,对他们进行道德喊话,要求他们正视所谓财富与价值的真正意义,以及他们对社会弱势阶层的道德责任。他的论述虽然暂时离开了原本经文包含喀尔文教派(Calvinism)「定命论」(Predestination)的倾向,但是最终还是祭出神恩的不可捉摸,来提醒资产阶级须戒慎恐惧,商业主义自由竞争的游戏规则对他们当下的专宠,并非不可逆转,历史上几番巨大的财政泡沫危机,皆是所谓自由市场或放任政策(laissez-faire)畸形发展的后果。这本书的宗旨在于检讨基督教与资本主义链结环扣的正当性,将商业成功与上帝救恩的关联扩大解释,要求资产阶级重新检视长久以来对财富与价值的定义。拉斯金指责以弥尔为首的经济效用主义,欲将商业经济行为模式推向完全的世俗化,只用所谓「最大效用/利益」为绝对座标,而忽略了达到此最大效益的手段,并非透过降低工资或扩大供给面,而是须巩固劳资双方共载共荣的情义,以及整体国家社会的和谐伦常。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Max Weber)对西方现代社会提出以科学与工业革命为轴、资本主义为经纬的直线性发展,即所谓「除魅」(disenchantment)、世俗化(secularization)乃是现代性的基础。而拉斯金的理念正揭露了这类直线性历史观的谬误与危害。

  本书的第一部分〈荣誉的根本〉,探讨雇主与劳工符合情理的相互关系。第二部分〈财富的脉络〉,对于「财富」提出与时俱进的中肯定义。「财富」不只是如斯密所言,有用物资的累积,其精神其实是对其他人的掌握与控制,如此物资才会对拥有人产生效用。第三部分〈人世的审判官〉,强调工业革命后,生产方式与产值在质变与量变的情况下,社会「正义」应有的新解。第四部分〈价值为本〉,则在商业交换的机制以外,重新定义「价值」。

  拉斯金的影响扩及十九世纪英国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同时代的门徒就是莫里斯,后者倡导的「艺术与工艺运动」(Art and Crafts Movement),企图恢复中古时期艺术与工艺不分的精神,将艺术重新融合在日常生活中。他与好友建筑师魏伯(Philip Webb)共同设计建造的红舍(Red House),更是结合拉斯金哥德建筑与唯美派(Aestheticism)室内外设计的精品,也是前拉斐尔画派艺术家共同生活与合作的小乌托邦。莫里斯同时成立了克尔斯考特出版社(Kelmscott Press),致力于恢复类似中古《圣经》手抄本图文并茂的形式,曾出版《鲁拜集》(Rubaiyat)、拉斯金的《哥德艺术的本质》、乔叟(Chaucer)的《坎特伯里故事集》(Canterbury Tales)等。到了二十世纪,美国知名建筑家莱特(Frank Lloyd Wright)也曾表示,《威尼斯之石》是他在建筑理念上的启蒙之书。在拉斯金的社会政经论述上,印度圣雄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与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金恩博士(Martin Luther King, Jr.)皆推崇《给后来者言》对他们自己政治理念与行动的影响。

  最后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的葡萄园寓言,主人决定不论工时多少,给予所有参与工人同样的工资。耶稣以神恩深不可测作为解释的框架,这个做法在《新约圣经》传述的当年便引起辩论。拉斯金在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一八六○年代以此譬喻作为其经济理念的基础,依然引起不小的争议。其实拉斯金在政治议题上多半是保守的,我想他引用这个《圣经》譬喻所要强调的,不是基进派(radical)或近似共产主义的齐平式工资,也不是经济学家用全球供需模式算计出来,保障资方最大利益的「最低工资」(minimum wage),因为纯粹数学计算的模式,是将劳工视为毫无个别差异的机器,只有产值的功能。拉斯金主张的是,资方应提供让大多数劳工足以维生的工资(living wage)。他希望大家了解,劳资共荣才是社会均衡蓬勃发展的基础,劳资关系的运作模式除了数学的复杂计算外,更重要的还须兼顾双方的情与义(affection and justice),首要之务应是维护真实的「价值」而非钻营短期的「利益」。同时这个《圣经》的譬喻也表示,他是在向维多利亚社会中坚喊话──他们因坚信福音教条为社会贫困阶级做的各种慈善行为,其实只是做到了短期的纾困,而着实忽略了贫穷的长期原因,乃在于劳资关系的扭曲、只顾及资方利益的算计,而缺少双方情义的考量。拉斯金强调,只有符合道德的经济法则,才能兼顾经济发展与社会正义。这同时也是今天饱受全球化经济冲击的我们必须诚实面对的议题。

图书试读

〈荣誉的根本〉节录
 
我在前文中说过两种为共同目的而连结的群体之间存在的那种差别,一种是以暴力为目的,另一种是以生产制造为目的;前者有可能做出自我牺牲之举,后者则否。一般人眼中的投身商业者地位不如投身军旅者,真正的原因就在这一点不平凡的差异上。若是就哲学观点而论,乍看似乎没什么道理(许多作家都曾努力要证明这是不合理的),一个平和而理性的人,以买卖为业,却不如一个不平和的、往往不理性的、以杀人为业的人受一般人尊敬。然而,不管哲学家怎么想,人类向来一致认为从军优于从商。
 
这倒是对的。
 
因为军人的本业其实不是杀人,而是被杀。世人虽不明白个中意义,却为这一点而敬重从军的人。打手刺客的本业是杀人,在世人眼中的地位却从来不会高于商人。世人看重军人的缘故在于:军人怀抱为国捐躯的意念。即便有些军人行事鲁莽(喜欢找乐子或冒险),可能是出于多种不同的次要动机和不光彩的冲动才决定从军,那些动机也可能影响他平时的各种言行表现;我们对于军人的评价却是根源于一项终极事实(我们对这个事实也很有把握):一旦把他放在砲火炸开的堡垒缺口上,哪怕背后有着世间的一切乐子而眼前只有尽忠职守与死亡,他仍会保持面向前方;他也知道随时可能面临这种抉择,而且事前已准备好要承担自己的本分──等于是不断地承担这种职守,也就是每天在受死。
 
我们对于法律人和医生的敬重也差不多,最终的缘故仍在他们肯自我牺牲。一位出色的法律人不论学问多好,思维多么敏锐,人们尊敬他的主要原因却是:相信他一旦坐上法官的位子就会秉公审理,不顾虑后果将会如何。假如我们料想他会收贿,会凭他敏锐的思维把不公不义的断案做成看似有理,那么,他的才智再高也不会博得我们的尊敬。如果不是因为胸中早有一把尺,确知他在人生一切重要行事上都把公义放在第一位,自己的利害放在第二,我们是不可能萌生尊敬的。
 
我们对医生怀有敬意,理由更明显。不论他的医术如何,我们如果得知他看待病人不过是一群实验品,对他只会有反感厌恶;如果得知他收了对病人死亡感兴趣的人的贿赂,凭借精湛医术暗中给病人下毒,我们更会避之唯恐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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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實說,一開始看到《給後來者言:商人與企業家的社會責任》這個書名,我還以為是那種很嚴肅、學術的論述,但翻開來一看,發現內容應該蠻貼近現實的。你知道,我們常常在新聞上看到,某某企業捐了多少錢,或者某某企業家做了什麼善事,但這本書似乎想更深入地去探討,為什麼他們要這麼做,以及這種「責任」到底該從何而來。我特別好奇,作者會不會從「後來的」角度,去檢視過去的商業行為,並且提出一些給未來的建議。畢竟,時代在變,社會的期待也在變。像過去大家可能覺得,只要提供就業機會、繳稅就好,但現在對企業的環保、人權、勞工權益的要求都高了很多。書中會不會舉一些跨時代的例子,來對比不同世代的商人或企業家,他們對社會責任的理解有什麼樣的演變?我也很想知道,在台灣,有沒有一些鮮為人知的,但卻默默在做社會責任的企業,書中會不會有這樣的介紹,讓我們多認識一些值得學習的典範?這本書或許能讓我們從一個全新的角度,去理解商業與社會之間的微妙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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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剛好在關注企業倫理這個議題,所以《給後來者言:商人與企業家的社會責任》這本書,一看到書名就吸引我了。我覺得,現代社會的發展,企業扮演的角色越來越吃重,他們不僅是經濟活動的引擎,也深刻影響著社會的價值觀和文化。這本書如果能從「商人」和「企業家」這兩個不同層次去探討,我想會有更細膩的觀察。畢竟,「商人」可能更注重短期的利益和交易,「企業家」可能更傾向於長遠的願景和創新。那麼,他們在看待社會責任時,會有什麼不同?又有哪些共通之處?我很好奇書裡面會不會探討到,當企業的商業利益與社會責任產生衝突時,他們會如何抉擇?這絕對是個難題。另外,台灣的企業文化,一直以來都有一種「在地情感」,很多企業家也樂於回饋鄉里,不知道書中會不會分享一些關於這種在地精神如何與現代企業社會責任結合的觀點?我希望這本書能給予我們一些啟發,讓我們思考,如何在追求商業成功的同時,也能為社會創造更多正向的影響力,並且讓這種影響力是可持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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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工作上剛好會接觸到一些跟ESG(環境、社會、公司治理)相關的議題,所以《給後來者言:商人與企業家的社會責任》這本書,就顯得格外吸引人。我覺得,現在不只是個人,連企業都必須要有「社會公民」的意識。這本書如果能針對「商人」和「企業家」這兩個角色,做比較細緻的區分,我想會更有意思。畢竟,商人可能更看重實際的交易和獲利,而企業家則可能更具備開創性思維和社會使命感。那麼,他們在實踐社會責任的動機、方式和影響上,會有什麼不同?書中會不會探討一些關於企業如何透過創新,來同時達成商業目標和社會價值?這是我非常感興趣的部分。尤其是在台灣,我們有許多極具競爭力的中小企業,如果它們能將社會責任融入到發展策略中,那對整個台灣的經濟和社會發展,都將是莫大的助益。我希望這本書能提供一些具體的框架或思維模式,讓台灣的商人與企業家,都能找到屬於自己的實踐路徑,並且讓這種實踐,真正成為企業永續經營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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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呀,最近在書店翻到一本很有趣的書,書名叫做《給後來者言:商人與企業家的社會責任》,雖然我還沒機會仔細讀完,但光是看目錄跟簡介,就覺得非常有意思。你知道嗎,現在社會上大家對企業的要求越來越多,不只是賺錢就好,還要顧及環境、員工、甚至整個社會的福祉。這本書好像就是在探討這個議題,從商人的角度,去思考他們在社會上扮演的角色,以及應該負起的責任。我想,這對於想要創業的人,或是已經在商場打滾的朋友,都會很有啟發。尤其是在台灣,我們也常常聽到企業做公益、發展綠色能源等等,這些都是社會責任的展現。我很好奇書裡面會不會舉一些實際的例子,像是台灣有哪些企業做得特別好,或者是有哪些失敗的案例可以讓我們借鏡?也希望作者能提供一些方法,讓一般的商人也能夠將社會責任融入到日常經營中,而不是把它當成是一種額外的負擔。畢竟,一個企業的永續發展,跟它對社會的貢獻,其實是息息相關的,這本書或許能為我們解開這個謎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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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給後來者言:商人與企業家的社會責任》,我大概翻了一下,感覺內容蠻扎實的,不是那種空泛的理論。書名就直接點出了核心,就是在講商業人士在社會上扮演的角色,以及他們該如何看待並實踐所謂的「社會責任」。我個人一直覺得,企業不能只把獲利擺在第一位,畢竟他們是社會的一份子,資源是來自社會,最終也應該回饋給社會。書裡探討的角度應該會蠻多元的,可能會有歷史的回顧,看看以前的企業家是怎麼想的,也會有現代的分析,探討現今社會對企業的期望有哪些不同。尤其是我對書裡面可能探討的「永續發展」這一塊特別感興趣,畢竟現在氣候變遷這麼嚴重,企業在環保方面的作為,絕對是關鍵。不知道作者有沒有提到一些關於企業社會責任的國際標準,或是評估指標?台灣有很多中小企業,如果他們也能了解這些,並找到適合自己的方式去實踐,那對整個社會的進步都會有很大的幫助。這本書或許能提供一些實用的方向,讓大家知道,社會責任不只是口號,而是可以融入企業DNA的。我期待看到書中對於「利潤」與「責任」之間平衡點的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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