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序言
绪论
二、本书中关于各作品的讨论
宗徒教父作品的研究成果近年来不断增加,反映出学界日趋理解宗徒教父作品的重要性。许多研究宗徒教父作品的学者们想知道,紧接在新约时代之后的教会到底发生了什么;对此我们应知道,其实若干「宗徒教父作品」的成书年代与新约作品的年代,有重叠的、也有早于新约作品的。另外,当然也有许多学者只针对作品本身深入研究,因为这些作品为后人提供一个窗口,让人得以窥见第二世纪时,在面临重大改变与关键转型阶段的基督信仰运动,其教会的面貌以及外在的宗教社会力量,使得当时基督徒作者们因此使用了风貌各异的、不同的表达方式。
本书第一章的导论介绍,是由贺穆‧寇斯特(Helmut Koester)教授所撰写。他毕生浸淫于这个领域的研究工作中,至今已经超过五十年之久。他鞭辟入里的文章为本书揭开序幕。文中,寇斯特教授涵盖的范围,超过了他当时的博士论文。他的博士论文是在探讨宗徒教父们对新约作品的使用情形[1]。这件研究成果,是在鲁道夫‧布特曼教授(Rudolf Bultmann)---这位二十世纪新约研究与基督宗教源起研究的巨人---指导下完成的。这两位学界大老,在宗徒教父研究上承先启后,他们建立的学术谱系与传统,恐怕亦是巴必亚与夸德拉图斯非常乐意大声疾唿的。寇斯特的文章,犹如一股清新之风吹入书中,将他超过五十年的研究心血与结晶编织起来,映入读者的眼帘。从许多角度来看,他的文章和一般用以介绍宗徒教父作品的传统文章相较起来,非常不同。他的文章一方面赞赏与推崇宗徒教父作品,同时也提供了极富创意的思考与反省的角度,让我们重新思考在主历第二世纪时,到底有哪些力量在影响基督信仰,重新型塑了基督宗教的面貌。阅读他的文章,使人走入那古老的关键年代里,领略在基督信仰运动方兴未艾的关键时刻,早期教父们与他人在信仰攻防与争论的激烈情况。
强纳森‧德拉普(Jonathan Draper)教授是研究《十二宗徒训诲录》的世界级学者[2]。他为本书所撰写的文章,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这件作品文字极为丰富的资源,让我们可以不断反省。读者可能惊讶地得知,《十二宗徒训诲录》是现存最早的一份基督徒作品,它明确地严禁男子同性性行为(包括侵犯男童,pederasty)及堕胎;但更重要的是,这件作品让我们一窥早期犹太基督徒团体的生活样貌,以及他们对洗礼与感恩礼的看法。德拉普教授认为,《十二宗徒训诲录》并不是根据《玛窦福音》所写成的;反之,应是《玛窦福音》使用了《十二宗徒训诲录》的内容扩增而成。因此,根据他的看法,《十二宗徒训诲录》应是极早期的犹太基督徒历史文献,甚至可以追溯到主历第一世纪中期。
安德鲁‧国瑞(Andrew Gregory)博士为本书撰写《克雷孟致格林多人前书》的分析文章。他讨论了这封书信的成书目的,是试图解决格林多教会的内部冲突。他强调,在初期教会时期,各地教会团体之间已经存在了讯息传递与资讯传播的网络;而尽管作者未宣称自己对格林多教会有何既有的权柄(intrinsic authority),但作者极度渴望格林多教会能恢复和谐。国瑞教授强调,《克雷孟致格林多人前书》是一件受到希腊化世界影响的作品,使用了当时常见的希腊修辞学技巧。关于《克雷孟致格林多人前书》使用新约作品情况的讨论,也反映出国瑞教授早年对这件作品研究的丰富成果[3]。
保罗‧帕维斯(Paul Parvis)博士为本书撰写一篇介绍《克雷孟致格林多人后书》的文章。他的好文笔,让人在捧读之际,心情愉快。事实上,出于《克雷孟致格林多人后书》作者的尊敬,如果没有像帕维斯博士一样的同理心与洞见的观察力,我们很可能会误以为《克雷孟致格林多人后书》是所有宗徒教父作品中最无聊、最不具启发性的作品了。幸亏有帕维斯博士为我们撰写这篇文章,让我们不会犯下这种错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我们显示这件现存最古老的基督徒讲道词中,隐藏在作品本身与写作目的之中,有如珍珠一般的美丽耀眼智慧。帕维斯对第二世纪基督宗教的研究着力甚深,他针对犹思定的研究即将出版另一本学术着作,是又一个例证[4]。
到底是一个愚蠢的、还是忠信真实的传统?这是很多人在面对希拉波里斯的巴必亚(Papias of Hierapolis)文字,并试图分析它时会有的疑问。想要解决这个问题的人们,遭遇的困难在于:巴必亚的作品现仅存有残篇,是后人撷取与抄录的内容,主要是在安瑟伯(Eusebius of Caesarea)的《教会历史》(Historia Ecclesiastica)中。查尔斯‧希尔(Charles Hill)教授从一个学术的、但也富有同理心的角度来检视〈巴必亚碎篇〉的文字,对巴必亚《主言句解》(Expositions of the Dominical Logia)五卷作品的残篇文字,详尽地加以讨论。希尔教授对宗徒教父的学术兴趣非常广泛,他在最近出版的书中指出:《致刁臬督书》的作者不是他人,而就是斯米纳的鲍理嘉(Polycarp of Smyrna)[5]。
被安瑟伯抄录保留在《教会历史》中的另一段残篇文字,是夸德拉图斯的护教书(Apology of Quadratus),它是现存基督徒最早的护教作品。有趣的是,从现存残篇中看到,夸德拉图斯护教的方式是举出受耶稣奇蹟治癒、甚至复活过的证人,这些人在夸德拉图斯的年代依旧还在,因此是最直接的耶稣见证人。这种护教的论述方式之所以有力,乃因当时仍是耶稣运动(Jesus-movement)兴盛的年代,或至少,有人可以与这些曾获耶稣治癒与复活的人见到面、听他们亲口证实的年代,因此可以把他们听闻的证词传承下来。或许也正因如此,后来继之而起的护教家们不再採用这种论述方式。夸德拉图斯的断简残篇向来被人忽略,但本书却将其与其他宗徒教父作品赋予同等重要性,给予相当的篇幅,而不是被以註脚的方式略予提及。
「奇特」(peculiar)一词是约瑟夫‧范海顿(Joseph Verheyden)教授介绍《何而马的牧者》时所使用的形容词;当然,是否有其他辞汇能被用来形容这部作品,是可以讨论的。不过,除了这部作品文字中显而易见地弥漫着一股奇怪的末日(apocalyptic,或译:默示)气息之外---至少对现代学者们而言是如此,它在早期教会中是一件极受欢迎与重视的作品,不仅以许多不同的手稿方式被保存下来,也频频被后代教父援引使用。范海顿教授认为,《何而马的牧者》的作者是一位以罗马为主要活动地方的讲道人,同时也是一位先知;不过很显然的,他在当地教会中,没有任何正式的职务。因此,它显示出当时罗马教会是一种由众多家庭教会形成的、松散的邦联组织形式,任何形式的主教制度(或架构)都是后来才进入这个位于帝国首都的教会中。范海顿教授针对第二世纪的教会,曾为学术专书写过文章,也曾研究过《何而马的牧者》作者如何使用新约作品[6]。
詹姆士‧查顿‧佩吉博士(Dr. James Carleton Paget)很巧妙地引导读者穿越《巴尔纳伯书信》的重重困难与障碍。佩吉博士在为本书提供的文章中,最令人感到惊艳的,也许是他面对犹太教与犹太人传统的态度。《巴尔纳伯书信》不断援引旧约文字,但它却以「非字面」方式解释经书内容,目的非常清楚,就是刻意要与传统犹太释经不同。《巴尔纳伯书信》作者乐于「佔领」犹太经书内容,同时採用极端的分裂主义,要从犹太传统中分离出来。佩吉博士敏锐地提出疑问:到底这代表着基督信仰与犹太教当时正面临的激烈分割呢?还是反映出当时这两大阵营复杂的互动面貌?查顿‧佩吉曾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许多研究《巴尔纳伯书信》的专文[7],在学术界贡献卓越,他也将相关的主题与广泛的讨论带到本书当中。
每一个关于安提约基依纳爵主教书信的讨论主题,似乎都是学界争议不断的焦点。尽管大多数学者都乐于接受「中编」(the middle recension)以及七篇较短形式的书信,是真正的依纳爵书信,但仍有许多人有不同的声音,甚至有人认为现存所有的依纳爵书信都是后人杜撰的、託名撰写的。现存依纳爵书信成书年代的确定,更是另一个极困难、棘手的问题,而这也牵连到如鲍理嘉《致斐理伯人书》(Polycarp’s Epistle to the Philippians)成书年代的确定,以及安瑟伯的《编年史》(Chronicon)内容的正确性。另外,依纳爵书信中的神学,也经年累月地不断被学界提出讨论,如:教会组织架构的兴起、教会牧职的三层模式(the threefold pattern of ministry)、单一主教制(monarchical episcopacy)、感恩礼中耶稣基督的真实临在(the real presence in the Eucharist),以及关于殉道的神学思想。不论何人---依纳爵当代的、或是后代的人---对他书信中提及的这些主题有何看法,不可否认的,依纳爵视死如归的英雄行径,及他对自己将在罗马竞技场里惨死的景况毫无畏惧,都使人对依纳爵的崇敬与尊重,穿越时空、丝毫不减。
关于鲍理嘉的《致斐理伯人书》,学界许多人认为,现存作品应是原本两件独立的书信,经后人合併整理之后而成的。麦可‧何穆教授(Professor Michael Holmes)在此书的专文,对此论点提出反驳,因此可谓一篇学界极为重要的文章。何穆教授强调,这件作品中「义德」(righteousness)的思想与语汇,是论述的核心,这主题(义德)整合了书信中的所有观点与看法。他不断申论「正确的思想」(right beliefs)与「正确的行为」(right behaviours)二者是紧密相连、互相影响的。根据鲍理嘉主教的看法,人如果在「正确的思想」上有缺憾,就必导致无法有「正确的行为」,反之亦然。这也解释了何以鲍理嘉严厉驳斥华伦(Valen);何穆教授说:「华伦在自己的行为上,否认了『异端论者』借着言语所否认的」。何穆教授最为人所知的,是他也编纂了一本宗徒教父作品集[8],而他目前正在为知名的释经系列丛书 Hermeneia,撰写鲍理嘉《致斐理伯人书》的分析专书。
《鲍理嘉殉道纪》(Martyrdom of Polycarp)在虔诚的基督徒或学者心中,是典型的颂扬作品之一。这件作品尽管有许多描述鲍理嘉死亡过程的血淋淋文字;但同时,文字也表达出早期基督徒面对死亡时,[与世俗]相反的价值观与态度。殉道是生活的方式、受苦是走向被举扬的道路、为耶稣而死能使人在光荣中与祂一同复活。撒拉‧帕维斯博士(Dr. Sara Parvis)在本书中,针对上述这些思想多所发挥与阐释。她早期曾经针对亚略争议(Arian controversy)有深入的研究,尤其是 Marcellus of Ancyra 这号人物[9]。在本书中,她一方面详细检视《鲍理嘉殉道纪》这部充满疑问、学界讨论多年的作品,同时也提出她个人极有创见的看法,尤其是针对这部作品的真实性及完整性。她在本书专文中,特别分析了当时罗马帝国的司法制度,从而协助我们理解《鲍理嘉殉道纪》中描写鲍理嘉被审判时,不正常的司法运作情形,冲撞我们原本对这部作品的认识与理解。
《致刁臬督书》目前在学者们手中的文字,既无法判断何时所作,同时很不幸地,也是一部很早就亡轶的作品。它未被任何一位教父所援引使用过。其抄本是在第十五世纪时,被人在鱼贩店舖中意外发现,结果又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被火烧毁。幸好它被人抄写下来,而能流传至今。抄写本上的空白处,被不同的抄写员写下许多各式各样的笔记与注释,这表明了:现存的《致刁臬督书》应是一件被编整过的作品,最后两章是后来附加的(而前十章中,也至少有一个地方是亡轶的空白处)。前十章是一件护教作品,写给某位名叫刁臬督的人,作者试图说服他接受基督信仰中的各种主张。书信文字呈现出一种充满智识与学问的护教论述,以捍卫基督信仰;在表达基督信仰优越性方面,文字洋溢着一股坚强的自信,刻意将基督信仰与当时主要竞争者---外邦宗教与犹太教---的思想加以对比。
[1] H. Koester, Synoptische Überlieferung bei den Apostolischen Vätern, Texte und Untersuchungen 65 (Berlin: Akademie-Verlag, 1957).
[2] 例如:J. A. Draper (ed.), The Didache in Modern Research (Leiden: Brill, 1996).
[3] A. Gregory, “1 Clement and the Writings that Became the New Testament”, in A. Gregory and C.M. Tuckett (eds), The Reception of the New Testament in the Apostolic Fathe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129~57.
[4] 帕维斯博士目前正与牛津大学黑衣修士院(Blackfriars, Oxford)的单尼斯‧明思(Denis Minns)博士共同撰写一本书,分析犹思定的《护教书》。
[5] C.E. Hill, From the Lost Teaching of Polycarp: Identifying Irenaeus’ Apostolic Presbyter and the Author of Ad Diognetum (Tübingen: Mohr-Siebeck, 2006).
[6] J. Verheyden, "The Shepherd of Hermas and the Writings that Later Formed the New Testament", in Gregory and Tuckett (eds.), The Reception of the New Testament in Apostolic Fathers, pp.293~329.
[7] J. C. Paget, "The Epistle of Barnabas: Outlook and Background", WUNT 2.82 (Tübingen: Mohr-Siebeck, 1994).
[8] M. W. Holmes, The Apostolic Fathers in English, 3rd edn. (Grand Rapids: Baker Academic, 2006). 希腊文版本,请见LHH(关于本书使用之英文所写,请见缩写一览表)。
[9] S. Parvis, Marcellus of Ancyra and the Lost Years of the Arian Controversy 325~345, Oxford Early Christian Stud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