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本书是继《中国现代小说史》和《中国古典小说》后夏志清教授留给中国文学研究的宝贵财富。书中十四篇文章均为其在哥伦比亚大学当教授时写成的。第一部分三篇文章从批判角度审视中国文学，并探问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文学的方法。第二部分讨论元剧《西厢记》及明代剧作家汤显祖作品中时间的因素与人生短促的主题。第三部分六篇文章探讨中国传统与早期现代小说，研究《玉梨魂》和《老残游记》等的篇章均为作者上佳之作。最后一部分专论现代小说，专文分析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和女性在共产主义小说中的角色。
名人推荐
夏志清无疑是六十年代以来最具影响力的中国小说评论家。……这本集子的学术文章不仅出色，更是真正值得称作那个已滥用的形容词—“seminal”，极具开创性。──韩南（Patrick Hanan），哈佛大学
重读这些文章，让人重新感觉到夏志清的评论眼光独到。这些文章确实有很重要的历史价值，每篇都看到令人耀眼的观察力，并且不因时间和西方日趋成熟的中国文学研究而褪色……文章见解超脱，恍如鲁殿灵光，解释为何某些文学作品值得我们重视，而其他大多数则不必理会。他的论文一如既往地继续激发每代学生回应他的洞见并理清自己的思想与个人批判的偏见。──何谷理（Robert E. Hegel)，华盛顿大学（圣路易）
名人推荐
夏志清无疑是六十年代以来最具影响力的中国小说评论家。……这本集子的学术文章不仅出色，更是真正值得称作那个已滥用的形容词—“seminal”，极具开创性。──韩南（Patrick Hanan），哈佛大学
重读这些文章，让人重新感觉到夏志清的评论眼光独到。这些文章确实有很重要的历史价值，每篇都看到令人耀眼的观察力，并且不因时间和西方日趋成熟的中国文学研究而褪色……文章见解超脱，恍如鲁殿灵光，解释为何某些文学作品值得我们重视，而其他大多数则不必理会。他的论文一如既往地继续激发每代学生回应他的洞见并理清自己的思想与个人批判的偏见。──何谷理（Robert E. Hegel)，华盛顿大学（圣路易）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夏志清
夏志清教授（1921–2013）是在中国小说研究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独树一帜的见解，影响了东西方汉学界近四十年来中国小说的研究方向和发展面貌。其经典着作有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和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其他以中、英文发表的评论及论文集等也甚多。自1969年以来，夏教授任哥伦比亚大学东方语言文化系中文教授，1991年退休后为该校中文名誉教授，2006年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2013年12月29日辞世。
夏志清
夏志清教授（1921–2013）是在中国小说研究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独树一帜的见解，影响了东西方汉学界近四十年来中国小说的研究方向和发展面貌。其经典着作有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和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其他以中、英文发表的评论及论文集等也甚多。自1969年以来，夏教授任哥伦比亚大学东方语言文化系中文教授，1991年退休后为该校中文名誉教授，2006年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2013年12月29日辞世。
图书目录
编辑说明 ix
校订余话 xi
序言 xvii
致谢 xxiii
I 理解中国文学
中国古典文学──作为传统文化产物在当代的接受 3
中国小说与美国批评──关于结构、传统与讽刺的反思 27
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研究──答普实克教授 45
II 传统戏曲
熊译《西厢记》新序 79
汤显祖笔下的时间与人生 93
III传统与早期现代小说
战争小说初论 123
书评：《红楼梦的原型与寓言》 147
文人小说家和中国文化──《镜花缘》新论 161
新小说的提倡者：严复与梁启超 189
《老残游记》新论 211
《玉梨魂》新论 229
IV 现代小说
《中国现代中短篇小说选》导言 269
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 287
残存的女性主义──中国共产主义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329
注释 349
校订余话 xi
序言 xvii
致谢 xxiii
I 理解中国文学
中国古典文学──作为传统文化产物在当代的接受 3
中国小说与美国批评──关于结构、传统与讽刺的反思 27
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研究──答普实克教授 45
II 传统戏曲
熊译《西厢记》新序 79
汤显祖笔下的时间与人生 93
III传统与早期现代小说
战争小说初论 123
书评：《红楼梦的原型与寓言》 147
文人小说家和中国文化──《镜花缘》新论 161
新小说的提倡者：严复与梁启超 189
《老残游记》新论 211
《玉梨魂》新论 229
IV 现代小说
《中国现代中短篇小说选》导言 269
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 287
残存的女性主义──中国共产主义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329
注释 349
图书序言
序言
我在美国已经生活了五十六年，用三年半的时间拿到耶鲁的英文博士，又在洛克菲勒基金的赞助下花三年写了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后来在密西根大学当了一阵中文客座讲师，接着又去了另外两所大学教了五年的英文。接下来的三十年里，从1961–1962年的匹兹堡大学，到1962–1991年的哥伦比亚大学，我都在教授中国文学，书写有关中国文学的文章。1992年7月，我因心房纤颤在医院里住了十天，自此便不再以美国汉学家的身分在学界活动。最近三四年，我的身体慢慢好转，倒也开始越来越多地用中文写作了。
本书收录了十六篇关于中国文学的评论文章与研究论文，都是我在哥大任教时发表出版的，也都是我希望传下来的。第一部分的三篇文章从批评的角度研究中国文学，探讨中国文学的实质与意义，同时检视西方学者欣赏、评价中国文学的角度和方法。第二部分的两篇文章以传统戏剧为题，一篇研究《西厢记》各版本的年代先后，另一篇则讨论明戏剧家汤显祖的五部戏剧作品。第三部分内容比较广泛，包括了一篇对《红楼梦》研究专着的书评，一篇对演义小说的研究论文，另有三篇文章分别讨论清代至民国的三部小说，外加一篇关于两位新文学倡导者的论文。第四部分收录五篇文章，但只有写端木蕻良《科尔沁旗草原》那篇可与第三部分的几篇好文章相提并论；〈残存的女性主义──中国共产主义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还不错，主要探讨了共产主义制度下女性的生活状况，论点虽无差误，但字里行间露出了「欲说还休」的一点顾虑。这一部分余下的三篇都是其他小说选集的前言后语，我自认为总结得还不错，干净俐落。我对作品作家的评断标准一向都是好作家应当是语言的艺术家，能从广阔的角度捕捉人类困境中的特殊时刻。除了《隋史遗文》的前言用中文外，我作的关于传统小说戏剧的论文都是英文，为的是与我的美国同僚交流切磋。我为上述几部文集所作的前言后语都是为学生而写的，受众不同自然文章也就各有深浅。若有兴趣看看我对陈若曦、白先勇、于梨华等当代作家的评价，可参看我写的一些中文评论。“Black Tears”本身不长，我的介绍也就相对简短，不过我对彭歌所有现存的小说曾经作过一篇中文评论文，最初收录于1987年出版的《夏志清文学评论集》，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拿来翻一翻。
正因为我读英文博士时曾读过大量英译的欧洲文学，所以当我有机会以终身教授的身分讲授、研究中国文学时，我也希望能够同样精通中国文学。执教之初我讲了一门元剧的阅读课，最后到退休的时候，我与高克毅合编的一部元剧选集也终于将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付梓出版了。这部选集收录的作品，一部分由我的学生翻译，另一部分则是即将发表于杂志《译丛》（Renditions）的译稿，此外，同样任教于哥大的商伟教授亦将为选集作序并审稿。1966年，我受邀参加伊利诺大学的明代思想学术会议并在会上发言，此前我已在哥大参加了一个为期一年的明朝研讨会，于是放弃了研究明小说的想法，决定作一篇关于明戏剧家汤显祖的文章。我花了一年时间读完了汤显祖的五个剧本，以及大量有关汤显祖的文献资料，终于写成了“Time and the Human Condition in the Plays of T’ang Hsien-tsu”一文。后来，百慕大中国文学会议发出征稿通知，我有意再做一篇明传奇的论文，趁我还算年轻，少说还能再研究十部明戏剧（一般认为明戏剧有六十部），这样一来便也能算在这个领域小有成就了。然而事与愿违，我的一位同事兼好友也打算做明传奇，便劝我继续研究小说，于是我便放弃了钻研明戏剧的计划，写了一篇分析演义小说的文章，也算是首创吧。后来我给研究生开中国文学的课，在七十年代中期设计了一套三年制的课程，第一年读唐宋诗词，第二年元剧与明清戏曲，第三年是小说的阅读研讨课。这样不仅能扩宽学生的知识面，而我自己在研究现代白话文学时若没甚进展，至少也还有前朝的作品作伴。
一个中国文学的学者若对自己专攻之外的领域所知甚少，那便无法全面地思索、研究中国文学这个整体。这也未必是件坏事，毕竟这样便无须为一些宏大的难题所烦扰，但我早年一直攻读英文博士，对西方文学传统也算精通，可脑海里却始终盘旋着两个挥之不去的疑问：中国传统文学到底有多好？中国传统文学又如何与丰富的西方文学传统相抗衡？拙作《中国现代小说史》（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出版后，引起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汉学家雅罗斯拉夫‧普实克教授（Jaroslav Průšek）极大的不满，他自称是共产主义中国的朋友，与许多延安、北京的着名作家私交甚厚。他读到我书中一些反共、反毛的言论，气急之下便在欧洲知名学报《通报 》（T’oung Pao）上发文，把我这本书批得体无完肤。我迫得奋起作辩，不然我在批评界、学术界的声誉恐怕就要毁于一旦了。1968年，我的《中国古典小说》（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面世，极获好评，越来越多年轻学者也由此开始认真地研究书中讨论的六大小说了。但他们在阅读这六本小说的同时，往往不相信自己的初步感受，因而埋头传统批本，希望借此摸索出书中的微文大义。此外他们还同时向新兴的文学理论与批评方法找寻灵感与启发。我对这种阅读研究方式无法苟同，理由与根据都写在我对浦安迪（Andrew H. Plaks）Archetype and Allegory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的书评中，初刊于1979年的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本书亦有收录。
后来，应李鹤株（Peter H. Lee）之邀，我为于1983年举办的东亚文学国际会议撰写了〈中国小说与美国批评──关于结构、传统、讽刺的反思〉（“Chinese Novels and American Critics: Reflections on Structure, Tradition, and Satire”），并在文中细述了我跟芮效衞（David T. Roy）和浦安迪两位教授意见相左之处。文章发表后，芮效衞、浦安迪并没有回应，前面提到的普实克也没有再作辩驳。
上述两篇文章虽然在学界引起争论，是对事不对人，但我写的〈中国古典文学──作为传统文化产物在当代的接受〉（“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Its Reception Today as a Product of Traditional Culture,”1990）就直接牵涉到我个人了。作为学界资深学者和有地位的评论家，这样公开地表示我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兴致日衰，也许不大得体。或许有人会说，我这样做不仅把原本对中国古典文学颇有兴趣的学生都给吓跑了，而且还冒犯了全世界的汉学家，冒犯了所有拥护中国文化的人。他们的工作是向世界推广传播中国文化，而我的论点看来有点像是自取其辱。然而，正如我在答普实克一文的末尾所言，我作为中国文学的评论家，「不可甘于未经证实的假设与人云亦云的评价判断，做研究时必须思想开通，不念后果，不因政治立场有失偏颇」。这也正是我在〈中国古典文学〉一文中所持的态度。此文我交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发表，该刊编辑不大满意我的文章，认为我只不过是「争强好胜」，出版前不仅没给我读校稿，而且还以印刷错误为借口多次篡改文章内容。此文终于在1988年7月号刊出。我在1990年初收到，自然愤怒至极，但三个月后，我竟然收到了与我仅有一面之缘的梅维恒教授（Victor H. Mair）亲笔手写的明信卡片。译文如下：
夏教授台鉴：
你最近在CLEAR发表的有关中国古典文学命运一文着实令人喘不过气来。虽然思想狭隘封闭者必对你恶言相向，但此文对中国文学之评价实乃五四以来最中肯之陈述。你将自己至深至切的感受与想法公之于世，胆识过人，赤心可鉴。你的努力最终定会有所回报，不独因为此文意义非凡、历久弥新，更因其必将引起中国国内一些基本的改变。再不改变，中国无以存续。Hat off to you!
梅维恒 上
1990年3月22日
我收到卡片，欣喜难掩，上一次我因一封来信而如此快乐，还是1961年2月13日，我在纽约州的波兹坦意外收到哥大王际真教授的来信，当时我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尚未出版，王教授在耶鲁大学出版社读到了前两章的校样，对我的评论能力及英文造诣称赞有嘉，甚至希望我能与他在哥大做同事，至今我仍感恩于心。
此外，我还欠古根汉基金会（John Simon Guggenheim Foundation）与国家人文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一个迟到的感谢，七八十年代，我在休假的几年里获得了他们资助的研究基金，原本计划做出一份有关十九至二十世纪初中国小说的长篇研究报告，但因我的女儿患有严重的智障与自闭症，太太与我不得不日夜照料，我长期研究的计划也就暂时搁置下来了。现在，我们的女儿已在纽约州斯塔兹堡的安德森学校（Anderson School）生活数年，大大减轻了我与太太的负担，若不是我在退休后一年突发心脏病，当年剩下的五六章也就早该完成了。迫于种种情形，希望两大基金会能够接受业已出版的四章研究成果以及本书收录的相关论文，权且作为我在他们的大力资助下对评论界与学界的些微贡献吧。
虽然我像王际真教授一样，找到一位年青有为的学者继任我在哥大的教职，但从长远看来，继任我的王德威教授（David D. Wang）反倒更像是我的恩人而非受恩者。把我的论文集结成辑正是他的主意，还多亏他从蒋经国基金会申请到额外的资金，本书才得以顺利出版。我还得感谢哥大出版社的编辑主任Jennifer Crew女士，同意让我在书后的术语汇编表中对演义小说及《玉梨魂》的注释补充中文注释。我自己属文时的遣词造句已经非常小心，但Leslie Kriesel依然能够对部分文段提出改进意见，我在惊讶之余亦格外感激。在此，我也要感谢韩南（Patrick Hanan）和何谷理（Robert E. Hegel）两位教授，他们百忙中抽空重读这里收录的所有文章，并极其热心地支持本书的出版。哥伦比亚大学早前曾出版向我表示敬意的论文集Expressions of Self in Chinese Literature（1983），韩南与何谷理都曾为此书撰稿。此外，何谷理作为我的学生，更担任了此书主编一职，不仅为书作序，还写了一篇详细的导论探讨文学的自我。我的太太Della悉心照料我们的女儿，吃尽苦头，她本希望能跟我同游欧洲或美国，但最后却照我的样子，读起了严肃小说来。她现在刚读完了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的《丹尼尔‧德龙达》（Daniel Deronda）呢。
夏志清
2003年6月
（万芷均 译）
我在美国已经生活了五十六年，用三年半的时间拿到耶鲁的英文博士，又在洛克菲勒基金的赞助下花三年写了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后来在密西根大学当了一阵中文客座讲师，接着又去了另外两所大学教了五年的英文。接下来的三十年里，从1961–1962年的匹兹堡大学，到1962–1991年的哥伦比亚大学，我都在教授中国文学，书写有关中国文学的文章。1992年7月，我因心房纤颤在医院里住了十天，自此便不再以美国汉学家的身分在学界活动。最近三四年，我的身体慢慢好转，倒也开始越来越多地用中文写作了。
本书收录了十六篇关于中国文学的评论文章与研究论文，都是我在哥大任教时发表出版的，也都是我希望传下来的。第一部分的三篇文章从批评的角度研究中国文学，探讨中国文学的实质与意义，同时检视西方学者欣赏、评价中国文学的角度和方法。第二部分的两篇文章以传统戏剧为题，一篇研究《西厢记》各版本的年代先后，另一篇则讨论明戏剧家汤显祖的五部戏剧作品。第三部分内容比较广泛，包括了一篇对《红楼梦》研究专着的书评，一篇对演义小说的研究论文，另有三篇文章分别讨论清代至民国的三部小说，外加一篇关于两位新文学倡导者的论文。第四部分收录五篇文章，但只有写端木蕻良《科尔沁旗草原》那篇可与第三部分的几篇好文章相提并论；〈残存的女性主义──中国共产主义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还不错，主要探讨了共产主义制度下女性的生活状况，论点虽无差误，但字里行间露出了「欲说还休」的一点顾虑。这一部分余下的三篇都是其他小说选集的前言后语，我自认为总结得还不错，干净俐落。我对作品作家的评断标准一向都是好作家应当是语言的艺术家，能从广阔的角度捕捉人类困境中的特殊时刻。除了《隋史遗文》的前言用中文外，我作的关于传统小说戏剧的论文都是英文，为的是与我的美国同僚交流切磋。我为上述几部文集所作的前言后语都是为学生而写的，受众不同自然文章也就各有深浅。若有兴趣看看我对陈若曦、白先勇、于梨华等当代作家的评价，可参看我写的一些中文评论。“Black Tears”本身不长，我的介绍也就相对简短，不过我对彭歌所有现存的小说曾经作过一篇中文评论文，最初收录于1987年出版的《夏志清文学评论集》，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拿来翻一翻。
正因为我读英文博士时曾读过大量英译的欧洲文学，所以当我有机会以终身教授的身分讲授、研究中国文学时，我也希望能够同样精通中国文学。执教之初我讲了一门元剧的阅读课，最后到退休的时候，我与高克毅合编的一部元剧选集也终于将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付梓出版了。这部选集收录的作品，一部分由我的学生翻译，另一部分则是即将发表于杂志《译丛》（Renditions）的译稿，此外，同样任教于哥大的商伟教授亦将为选集作序并审稿。1966年，我受邀参加伊利诺大学的明代思想学术会议并在会上发言，此前我已在哥大参加了一个为期一年的明朝研讨会，于是放弃了研究明小说的想法，决定作一篇关于明戏剧家汤显祖的文章。我花了一年时间读完了汤显祖的五个剧本，以及大量有关汤显祖的文献资料，终于写成了“Time and the Human Condition in the Plays of T’ang Hsien-tsu”一文。后来，百慕大中国文学会议发出征稿通知，我有意再做一篇明传奇的论文，趁我还算年轻，少说还能再研究十部明戏剧（一般认为明戏剧有六十部），这样一来便也能算在这个领域小有成就了。然而事与愿违，我的一位同事兼好友也打算做明传奇，便劝我继续研究小说，于是我便放弃了钻研明戏剧的计划，写了一篇分析演义小说的文章，也算是首创吧。后来我给研究生开中国文学的课，在七十年代中期设计了一套三年制的课程，第一年读唐宋诗词，第二年元剧与明清戏曲，第三年是小说的阅读研讨课。这样不仅能扩宽学生的知识面，而我自己在研究现代白话文学时若没甚进展，至少也还有前朝的作品作伴。
一个中国文学的学者若对自己专攻之外的领域所知甚少，那便无法全面地思索、研究中国文学这个整体。这也未必是件坏事，毕竟这样便无须为一些宏大的难题所烦扰，但我早年一直攻读英文博士，对西方文学传统也算精通，可脑海里却始终盘旋着两个挥之不去的疑问：中国传统文学到底有多好？中国传统文学又如何与丰富的西方文学传统相抗衡？拙作《中国现代小说史》（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出版后，引起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汉学家雅罗斯拉夫‧普实克教授（Jaroslav Průšek）极大的不满，他自称是共产主义中国的朋友，与许多延安、北京的着名作家私交甚厚。他读到我书中一些反共、反毛的言论，气急之下便在欧洲知名学报《通报 》（T’oung Pao）上发文，把我这本书批得体无完肤。我迫得奋起作辩，不然我在批评界、学术界的声誉恐怕就要毁于一旦了。1968年，我的《中国古典小说》（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面世，极获好评，越来越多年轻学者也由此开始认真地研究书中讨论的六大小说了。但他们在阅读这六本小说的同时，往往不相信自己的初步感受，因而埋头传统批本，希望借此摸索出书中的微文大义。此外他们还同时向新兴的文学理论与批评方法找寻灵感与启发。我对这种阅读研究方式无法苟同，理由与根据都写在我对浦安迪（Andrew H. Plaks）Archetype and Allegory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的书评中，初刊于1979年的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本书亦有收录。
后来，应李鹤株（Peter H. Lee）之邀，我为于1983年举办的东亚文学国际会议撰写了〈中国小说与美国批评──关于结构、传统、讽刺的反思〉（“Chinese Novels and American Critics: Reflections on Structure, Tradition, and Satire”），并在文中细述了我跟芮效衞（David T. Roy）和浦安迪两位教授意见相左之处。文章发表后，芮效衞、浦安迪并没有回应，前面提到的普实克也没有再作辩驳。
上述两篇文章虽然在学界引起争论，是对事不对人，但我写的〈中国古典文学──作为传统文化产物在当代的接受〉（“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Its Reception Today as a Product of Traditional Culture,”1990）就直接牵涉到我个人了。作为学界资深学者和有地位的评论家，这样公开地表示我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兴致日衰，也许不大得体。或许有人会说，我这样做不仅把原本对中国古典文学颇有兴趣的学生都给吓跑了，而且还冒犯了全世界的汉学家，冒犯了所有拥护中国文化的人。他们的工作是向世界推广传播中国文化，而我的论点看来有点像是自取其辱。然而，正如我在答普实克一文的末尾所言，我作为中国文学的评论家，「不可甘于未经证实的假设与人云亦云的评价判断，做研究时必须思想开通，不念后果，不因政治立场有失偏颇」。这也正是我在〈中国古典文学〉一文中所持的态度。此文我交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发表，该刊编辑不大满意我的文章，认为我只不过是「争强好胜」，出版前不仅没给我读校稿，而且还以印刷错误为借口多次篡改文章内容。此文终于在1988年7月号刊出。我在1990年初收到，自然愤怒至极，但三个月后，我竟然收到了与我仅有一面之缘的梅维恒教授（Victor H. Mair）亲笔手写的明信卡片。译文如下：
夏教授台鉴：
你最近在CLEAR发表的有关中国古典文学命运一文着实令人喘不过气来。虽然思想狭隘封闭者必对你恶言相向，但此文对中国文学之评价实乃五四以来最中肯之陈述。你将自己至深至切的感受与想法公之于世，胆识过人，赤心可鉴。你的努力最终定会有所回报，不独因为此文意义非凡、历久弥新，更因其必将引起中国国内一些基本的改变。再不改变，中国无以存续。Hat off to you!
梅维恒 上
1990年3月22日
我收到卡片，欣喜难掩，上一次我因一封来信而如此快乐，还是1961年2月13日，我在纽约州的波兹坦意外收到哥大王际真教授的来信，当时我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尚未出版，王教授在耶鲁大学出版社读到了前两章的校样，对我的评论能力及英文造诣称赞有嘉，甚至希望我能与他在哥大做同事，至今我仍感恩于心。
此外，我还欠古根汉基金会（John Simon Guggenheim Foundation）与国家人文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一个迟到的感谢，七八十年代，我在休假的几年里获得了他们资助的研究基金，原本计划做出一份有关十九至二十世纪初中国小说的长篇研究报告，但因我的女儿患有严重的智障与自闭症，太太与我不得不日夜照料，我长期研究的计划也就暂时搁置下来了。现在，我们的女儿已在纽约州斯塔兹堡的安德森学校（Anderson School）生活数年，大大减轻了我与太太的负担，若不是我在退休后一年突发心脏病，当年剩下的五六章也就早该完成了。迫于种种情形，希望两大基金会能够接受业已出版的四章研究成果以及本书收录的相关论文，权且作为我在他们的大力资助下对评论界与学界的些微贡献吧。
虽然我像王际真教授一样，找到一位年青有为的学者继任我在哥大的教职，但从长远看来，继任我的王德威教授（David D. Wang）反倒更像是我的恩人而非受恩者。把我的论文集结成辑正是他的主意，还多亏他从蒋经国基金会申请到额外的资金，本书才得以顺利出版。我还得感谢哥大出版社的编辑主任Jennifer Crew女士，同意让我在书后的术语汇编表中对演义小说及《玉梨魂》的注释补充中文注释。我自己属文时的遣词造句已经非常小心，但Leslie Kriesel依然能够对部分文段提出改进意见，我在惊讶之余亦格外感激。在此，我也要感谢韩南（Patrick Hanan）和何谷理（Robert E. Hegel）两位教授，他们百忙中抽空重读这里收录的所有文章，并极其热心地支持本书的出版。哥伦比亚大学早前曾出版向我表示敬意的论文集Expressions of Self in Chinese Literature（1983），韩南与何谷理都曾为此书撰稿。此外，何谷理作为我的学生，更担任了此书主编一职，不仅为书作序，还写了一篇详细的导论探讨文学的自我。我的太太Della悉心照料我们的女儿，吃尽苦头，她本希望能跟我同游欧洲或美国，但最后却照我的样子，读起了严肃小说来。她现在刚读完了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的《丹尼尔‧德龙达》（Daniel Deronda）呢。
夏志清
2003年6月
（万芷均 译）
图书试读
II 传统戏曲
熊译《西厢记》新序*
陈次云 译
多少世纪以来中国人喜爱的爱情故事，在文学作品及通俗娱乐中出现的为数不少。其中张生和崔莺莺的故事佔有独特的地位，这不仅因为它在中国各地不同的地方戏中一直是一出可以随时上演的好戏，而且从公元800年至1300年之间，有三部不朽的杰作以它为题材：元稹的〈莺莺传〉（一名〈会真记〉），董解元（解元是当时对读书人的通称）的长篇敍事诗《西厢记》，和王实甫也以《西厢记》为名的剧本。它在文坛上享这么大的声名，在中国爱情故事中实找不到另一篇可跟它相比的。歌咏唐玄宗迷恋杨贵妃的名作：白居易的《长恨歌》、白朴的《梧桐雨》、及洪昇的《长生殿》，加起来在数量上并不少于前者。但洪白的两部剧本在文学上的重要性都逊于王实甫的《西厢记》，而《长恨歌》同董诗相比之下，不啻有歌谣与史诗之别。
* 〈熊译《西厢记》新序〉（“An Introduction to The Romance of the Western Chamber”）英文版1976年刊熊式一译The Romance of the Western Chamber（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然中译版早于1968年刊《纯文学》6月第3卷第6期，此文后刊《夏志清文学评论经典》（麦田出版，2007），现得麦田出版与《夏志清文学评论经典》编者王德威教授同意转载，特此鸣谢。
杨贵妃死于安史之乱，其事在当时已脍炙人口：她的悲剧当然引起诗人、小说家及剧作家的注意。莺莺则不然，若元稹没把她的故事记载下来，到今天可能仍是一位没人咏叹过的美人。虽然在故事里从她不凡的教养和显赫的姓氏，可推想出她是名门之后（董诗则称莺莺为宰相之女），但学者现在都认为这则故事是一篇伪装的自传，而莺莺实际上是一位出生寒微、作者一度爱过的女子。元稹到长安之后（和故事中的张生一样），觉得中辍那段往事对他有利。尽管他们生性风流多情，在元稹那时代住在长安的年轻诗人学者都一心思进，务求考试时名列前茅，缔结对他们事业最有利的婚姻。元稹自不例外，他的诗和他的好友白居易齐名，很早便中了进士，娶了一位韦姓望族的小姐，并终于做了宰相，可谓极为得意。
熊译《西厢记》新序*
陈次云 译
多少世纪以来中国人喜爱的爱情故事，在文学作品及通俗娱乐中出现的为数不少。其中张生和崔莺莺的故事佔有独特的地位，这不仅因为它在中国各地不同的地方戏中一直是一出可以随时上演的好戏，而且从公元800年至1300年之间，有三部不朽的杰作以它为题材：元稹的〈莺莺传〉（一名〈会真记〉），董解元（解元是当时对读书人的通称）的长篇敍事诗《西厢记》，和王实甫也以《西厢记》为名的剧本。它在文坛上享这么大的声名，在中国爱情故事中实找不到另一篇可跟它相比的。歌咏唐玄宗迷恋杨贵妃的名作：白居易的《长恨歌》、白朴的《梧桐雨》、及洪昇的《长生殿》，加起来在数量上并不少于前者。但洪白的两部剧本在文学上的重要性都逊于王实甫的《西厢记》，而《长恨歌》同董诗相比之下，不啻有歌谣与史诗之别。
* 〈熊译《西厢记》新序〉（“An Introduction to The Romance of the Western Chamber”）英文版1976年刊熊式一译The Romance of the Western Chamber（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然中译版早于1968年刊《纯文学》6月第3卷第6期，此文后刊《夏志清文学评论经典》（麦田出版，2007），现得麦田出版与《夏志清文学评论经典》编者王德威教授同意转载，特此鸣谢。
杨贵妃死于安史之乱，其事在当时已脍炙人口：她的悲剧当然引起诗人、小说家及剧作家的注意。莺莺则不然，若元稹没把她的故事记载下来，到今天可能仍是一位没人咏叹过的美人。虽然在故事里从她不凡的教养和显赫的姓氏，可推想出她是名门之后（董诗则称莺莺为宰相之女），但学者现在都认为这则故事是一篇伪装的自传，而莺莺实际上是一位出生寒微、作者一度爱过的女子。元稹到长安之后（和故事中的张生一样），觉得中辍那段往事对他有利。尽管他们生性风流多情，在元稹那时代住在长安的年轻诗人学者都一心思进，务求考试时名列前茅，缔结对他们事业最有利的婚姻。元稹自不例外，他的诗和他的好友白居易齐名，很早便中了进士，娶了一位韦姓望族的小姐，并终于做了宰相，可谓极为得意。
用户评价
评分
初见《夏志清论中国文学（精装）》的书名，我脑海中立刻浮现出许多关于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与作品。然而，这部书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并非简单地罗列史实，而是由夏志清先生这位享誉学界的大家来解读。他的研究方法严谨，见解深刻，总能发人所未发。我非常好奇，在夏先生的笔下，那些曾经的经典将如何被赋予新的生命，那些被历史尘埃掩埋的佳作又将如何重现光芒。
评分翻开《夏志清论中国文学（精装）》的扉页，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精美的装帧和考究的排版，这本身就传递出一种值得郑重对待的学术态度。我一直认为，要理解中国文学的精髓，绝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具体作品的阅读，而需要将其置于宏大的历史语境、社会背景乃至于文化思潮之中去考察。夏志清先生的名字，在我心目中便是这座宏大桥梁的最佳建造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和独特的洞察力，为我们勾勒出中国文学发展的清晰脉络。
评分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和装帧质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厚重的精装本，纸质精良，触感温润，光是拿在手里，就能感受到一份珍藏的诚意。作为一名对中国古典文学颇有研究的爱好者，我对夏志清先生的大名早已如雷贯耳，他的学说和观点对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影响深远。虽然我还没来得及深入阅读书中的具体内容，但仅凭书名和作者的声望，我就能预感到这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
评分我对于《夏志清论中国文学（精装）》这部作品的期待，很大程度上源于我对夏志清先生治学态度的敬仰。他对待文学的态度，是那种严谨、细致、不容丝毫含糊的。我总是能在他的论述中，感受到一种涤荡人心的力量，仿佛他不是在简单地介绍文学，而是在与历代文人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这部书的精装版本，更是增添了一种仪式感，让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一本书，更像是一件值得珍藏的艺术品。
评分这部《夏志清论中国文学（精装）》的书名就足以让人心生向往，精装的质感更是添了几分厚重感，仿佛捧在手中便能感受到沉甸甸的学术分量。我对中国文学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在接触过一些现当代作家的作品后，总觉得背后似乎藏着一条更为绵延悠长的历史脉络，而夏志清先生的名字，则在我心中一直是连接古今、梳理经典的权威象征。因此，即便我还没来得及细读书中的具体内容，单是想到能够通过一位如此博学严谨的学者视角，去重新审视那些耳熟能详的文学篇章，或是发掘那些被忽视的角落，就已足够令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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