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序 传播福音源于耶稣给予门徒的使命,凡与祂相知、相遇的人,必定从心灵和生命中流出这份喜乐的使命。犹如主耶稣对宗徒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信而受洗的必要得救」(谷十六 15~16)。借着耶稣基督的召叫,保禄宗徒可说:「基督的爱催迫着我们」(格后五 14)、「如果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格前九 16)。
本书作者任安道神父,受到福传的热忱与使命的催迫,认真地从圣经、神学和历史的角度研讨了福传的概念和典范,并探究了天主教会从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以来,以及现代教宗们在其训导文献里对福传的阐释。
这些文献在耶稣基督之福传使命的基础上,特别提出「新福传」(new-evangelization)的建议,即教宗保禄六世(Paul VI)所强调的:「在新世界中传播福音」(Evangelii nuntiandi)。教宗认为,我们所面临的时代,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新环境、新社会,我们必须做出完整和具体的新福传计画。
以后其继承者---教宗若望保禄二世(John Paul II)、本笃十六世(Benedict XVI)及现任教宗方济各(Francis)---继续面对今日全球化及大数据的资讯时代,鼓励教会的天主子民,尤其是平信徒,在自己的岗位上,履行福传的使命。
作者在本书的实践篇提出三个具体的新福传方法:「圣德福传学校」(St. Andrew’s Apostolic School)、「启发课程」(Alpha Course)与「堂区福传细胞」(Parish Cells of Evangelization)。
「圣安德福传学校」的创始人是墨西哥天主教平信徒若瑟•普拉多•弗朗赖斯(Jose H. Prado Flores)。弗朗赖斯的福传理念强调,不仅要把学员们训练成一个福传者,也要成为培训者。
「启发课程」源自伦敦圣公会的圣三堂区(Holy Trinity Brompton),它是通过聚餐和聚餐期间对基督信仰的介绍,以及关于此介绍的讨论来进行福音的一个方式。因为华人强调共同用餐的重要性,我想这「启发课程」会对华人教会、基督徒社会,具有启发性与建设性。
「堂区福传细胞」本是由韩国赵镛基牧师所开创,但本书所介绍的,是经过米兰圣埃乌斯托乔堂区(St. Eustorgio)主任培里尼(Don Pigi Perini)神父以天主教的方式改造过的形式。「堂区细胞」旨在通过小组聚会和分享,让天主圣三的爱更实际地显现,从而增加福传的热忱,并借由小组的扩大和增多来福传。
读者感谢作者经过深刻反省,将新福传的精神深植华人世界,使天主教会的福传具有特别的希望与力量。
谷寒松
主历 2017年 3月 1日
导论 「宣传福音乃是教会特有的恩宠及使命、她最深的特征。她之所以存在,就是为宣传福音。」(《在新世界中传播福音》, 14号)
上述教宗保禄六世的这段话,无非是整个教会历史所见证的事实。是这个基督在升天时交託的使命,使初期基督徒们集合起来,形成了教会(天主子民的集合);也是这个使命,使犹太1基督徒学会开放,通过接纳「外邦人」,让教会成为大公教会 ;也是这个使命,使初期基督徒敢于让自己的鲜血成为新教友的种子,最终让教会广扬于全罗马帝国;同样是这个使命,促使圣人、教父、中世纪神学家、基督徒科学家和艺术家们,以基督信仰奠定和发展了拉丁礼的西方文化和希腊礼的东方文化;从十六世纪起,随着新大陆的发现,同一使命又激发无数英勇的传教士,以探险和殉道的精神到世界各地去建立教会;在几百年后的廿世纪里,普世教会又因着这个使命的督促,透过梵二大公会议,反省如何让教会与现代世界相适应。此后的每位教宗,都本着梵二精神颁布有关福传的文书2 ,为使教会的本质性福传使命,能在新的时代里薪火相传。
无论在哪个时代、在什么处境里,福传的使命和福音的内容都不会改变;但福传的形式与表达福音的方式,却需因时、因地而异。正是这些不断更新的形式,使教会总能以新的姿态屹立于世。反过来讲,教会的革新也总在于她生活信仰和传播福音的形式。
可以说,没有福传形式的变更,就不可能有福传果实的收获;倘若我们在不断更新的世界中,面对人类新的问题,而不在理智上更深入地理解福传,不在心灵上重新燃起福传的热情,以及不在方法上合宜与适时地加以更新的话,我们的信仰便会冷却,甚至死去,正如保禄宗徒所说的:「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格前九 16)。正是由于认识到这点,并意识到当代社会与教会情势之变迁所带来的挑战,近代教宗们才大力倡导和推进「新福传」。尤其在教宗方济各看来,新福传应是革新当代教会的动力和方向3。
一、当代教会的挑战
廿世纪无疑是世界发生巨变的世纪。随着世界的巨变,教会也相应地在重重困难中和几经挣扎后,召开了梵二大公会议,以改革教会,「适应时代」(aggiornamento)。梵二亦使教会发生了巨变;在某种程度上,它所撼动和改革的,是厚实而沉重的整个中世纪模式。「梵二精神」不是教会的「新」精神,而该当是教会应恆常具备和活出的精神与事实。这就是为什么在梵二召开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教会依然强调和推荐梵二的原因。
时过境迁,梵二时期的社会与教会环境,与今日相比,又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面对这个惯用「后现代」来形容的时代,今日教会还需继续自我调整和更新,好能以在当代人看来可信的、可理解的和可被接受的方法,来对他们宣讲福音,以使永恆的福音能为当代人的生活提供实际的意义。
当前的社会状况显示:各种久以建立的系统,都面临被「解构」的危机;理想和集权主义已普遍遭到摒弃;传统不再获得年轻一代的信任和尊重;文化和宗教的多元化还未达致和谐与稳定;家庭破裂的指数持续上升;全球化在建造「地球村」的同时,却加重了经济的失衡;通讯、网路科技的超速发展,反向地异化了人际;环境问题不断恶化;自然资源日益匮乏,并因此时常造成国际冲突;恐怖主义越来越猖獗;世俗化、物质主义与消费主义对人心的侵蚀不断加深;人们对终极关怀失去了兴趣;而神则被越来越多的人放逐在久远的神话里……
在这样的社会里,教会的状况亦不容乐观:基督信仰在有着悠久基督信仰传统的国家里极速衰落;教会的重心虽已从「欧洲」走向「第三世界」,但第三世界却还无力支撑起整个教会的革新与发展;圣召在各地严重缺乏;神职人员的各种丑闻层出不穷;众多基督徒的思想都受到相对主义和世俗化的侵蚀;教会机构臃肿、落后,教廷改革困难重重;全球的牧灵工作普遍呆滞不前;信仰的传递已经断代,而福传的力度却远远不够……我们还可以继续拉长这个清单。教会遭受的这些危机,并不全在于社会的问题,更多的是由于自己缺乏危机意识和没有做出相应的变革及应对策略。
大致说来,今天有两种关于福传的颇具影响力的极端观念,在上述情形下,明显成为问题:
第一种是传统型的,依据此观念,福传主要在于「拯救人灵」;借着洗礼加入教会和对教义的明确承认,是得救的不二法门。这是个护教式的套路,它所突出的是初传、认识真理(天主教教义),以及教会作为真理之唯一拥有者的主导地位。而与此相对应的福传方法,自然是以要理讲授为主,而且讲授的前提是别人得主动找上门。对这样的讲道者来说,慕道者的「信」,以理智上的认同为主。既然教会是真理的拥有者,既然是别人应该完全接受教会的观点,那么讲道者就无需关注和在乎听道者的背景、问题、想法和感受,因为无论他们怎么样、怎么想或有什么感觉,都得放下自己,接受教会的信仰---得救的必经路途。显然,习惯了文化与宗教之多元性的、批判思维极强的,以及对教条和权威极度反感的当代人,肯定无法接受此种给人高傲、绝对和自我中心之感觉的态度。
另一个极端,正好与传统型的相反,是激进型的。所谓激进,是指在理论上,这些人有相对主义倾向,即认为耶稣基督的救赎不是唯一和普遍的,其他宗教信徒的得救不必要经过基督和教会,因此福传在本质上是无意义的。虽然这种思想与基督信仰大相迳庭,但持此思想者的信仰态度和风格,却受到其他宗教和非信仰者的欢迎,因为他们尽力与后者和平共处、相互尊重,一起在伦理、人道等范围内协力合作。尽管这种作法在形式上似乎值得推崇;但由于它一方面相对化了基督的救赎及教会的信仰,另一方面在其建设社会---地上天国---的专注和投入中,撇弃了基督信仰最基本的末世性质,它终究与基督信仰和福传宗旨相去甚远。
所幸的是,上述两种极端并不那么普遍;比较普遍的是冷淡式、维持型的信仰状态。在牧者们身上,这种状态的表现,就是缺乏福音意识;其整个牧灵方案,都只为信者设计,即使有慕道班,也是守株待兔,与传统型作法没有太大区别。这样的牧者,多呈现出四平八稳的管理者姿态,而非充满热情的福传者。在平信徒身上,这种状态则表现出信仰的私人化特征:信仰只是他们自己的事,与他人无关;而他人无论怎样,也与他自己的信仰无关。在这种情况下,信仰就像他的某种义务,只要完成了(比如参与了主日弥撒),就算完事大吉。
不论是此种普遍的、还是上述两种极端的现象,都使教会无法展现其存在的本质,甚而让教会变得死气沉沉、信者日减。这就促使我们不得不以新福传来变革;这种变革,要求我们不单要对传统的传教神学和牧灵神学进行反思,还要求我们在实践上做出新的调整。可以说,如此的变革要求,为新福传提供了作为独立之神学课题的研究空间,因为新的处境要求它无论在对其实质、还是实践的神学思考上,都应该有新的探索和发展。况且,教会对福传之概念的新近理解,已为新福传神学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二、福传概念的涵义
「福传」这概念来自圣经,其字面意义是「传布喜讯」。4。
在旧约里,所谓「喜讯」,起初主要指国家或个人值得喜庆的事,如国王登基、战斗胜利、敌人败退等;后来在先知们的宣报中,喜讯被赋予宗教意义,即充军的结束、天国的来临、终极的安慰、万民的皈依等5。在新约中,名词「福音」和动词「福传」都关涉到耶稣基督的救赎:大致说来,前者指耶稣基督本人及其所宣报的天国喜讯;后者指对基督事件及其所带来的救赎的宣报。本书将会深入阐述圣经中的福传概念;但在此,我们只想简单地指出福传概念在历史中的发展脉络。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名词「福音」和动词「福传」都源自圣经,但作为名词的「福传」(evangelization)却不见于圣经,而且在天主教会里也出现得很晚。根据斐西切拉总主教的说法6,首次使用「福音的」(evangelical)这个形容词的人是伊拉斯谟 7,他当时是用来指路德宗的狂热形式。
由于新教的「唯独圣经」理论及其对动词「福传」(evangelize)的频繁运用,特利腾大公会议时期的天主教为与之区别开来,更喜欢用「传教」或「使命」(mission)来指福传工作。十八世纪时,新教开始重视传教,从而开始使用作为名词的「福传」(evangelization)。但天主教继续为保持自己的独特性,仍旧避免用这个词。直到 1950年代,由于教理的复兴,天主教才开始用名词「福传」来指教会对福音的宣讲。可是在此之前的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里,「福音」一词只被用过 1次;而无论是作为动词,还是作为名词的「福传」,都从未被提及。相对于梵一,梵二有了巨大的变化;在梵二文献里,「福音」出现了 157次,作为动词和名词的「福传」分别出现了 18和 31次8。
真正把「福传」这名词在天主教会里推广开来的,是教宗保禄六世。他在 1974年召开了以「福传」为主题的世界主教会议,并在该会议之成果的基础上撰写和颁布了《在新世界中传播福音》劝谕。
此次世界主教会议所遇到的困难之一,便是对「福传」的统一定义;教长们所给出的不同意见,表明它涵盖着丰富且复杂的意义,正如该会议的「蓝皮书」的结论所说明的:「事实上,今天,『福传』这个词的意义并不明确,而且可能有很多意义。在梵二前,它普遍指宣道使命或者初传(kerygma)---针对非基督徒的首次有关得救的宣讲」。
在梵二期间,它在许多文件里依旧保持着上述意义:如《教会教义宪章》17号和《教会传教工作法令》6号。但在《教友传教法令》2、19、29号及《司铎之培养法令》 5号里,「福传」一词更多地是指有关天主圣言的一切形式的使徒工作。
在梵二之后,人们习惯用「福传」一词来指教会的全部使命,即教会为宣讲、建设天国,以及为引导它走向成熟而进行的一切活动---过去,梵二则用「使徒工作」(apostolate)来指称这些活动。梵二期间的某些教长,就是在后一个意义上使用「福传」一词的,并在用于指导世界主教会议之进程的文件《工作工具》(l’Instrument de travail)24号中,如此运用它:不过,文件也明确指出:「对福音的宣讲,是『福传』一词的首要意义」9。 有鉴于「福传」之意义的复杂性,当时参加世界主教会议的沃蒂拉枢机(后来的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建议给福传一个整合性的定义10。该建议为教宗保禄六世所採纳;他在《在新世界中传播福音》劝谕 24号这样说:
「福传是由各种不同因素所组成的复杂进程,诸如革新人类、见证、清楚的宣讲、内心的皈依、加入团体、接受标记及使徒工作。这些因素可能看似矛盾,甚而彼此互相排斥;但事实上,它们是互助互补、相得益彰的。每个因素都与其他因素相唿应。上届全球主教会议的价值,就在于不停地邀请我们将这些因素互相协调,而不是彼此对抗,以便全面地了解教会福传活动的真谛。」
教宗方济各在《福音的喜乐》劝谕里,肯定且发挥了福传的这种整合意义;新福传神学的根基,也正在于此种整合意义。
然而,在确定新福传神学之出现的条件和基础的同时,我们也许有一种感觉:建基于上述定义的新福传神学,与传教神学和牧灵神学似乎是重叠的;既然如此,又何必再建立一门新的神学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得釐清三者之间的区别。
三、三门学科的区别
(一)牧灵神学
牧灵神学,在广义上也叫实践神学,其研究对象是教会的整体行动。由于教会---基督的奥体---是作为先知、司祭和君王来行动的,实践神学便包括对这三个方面的行动的研究。
教会的先知行动,乃为完成「你们要使万民成为门徒」的命令。由于这个行动有多个面向,对此行动不同面向的研究,就形成了不同的学科,诸如传教神学、宗教教育(教理讲授等)、宣讲学,新福传神学也包括在内。教会的司祭行动,主要实现「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的命令,对此行动的研究有礼仪神学、圣乐学、宗教艺术等。教会的君王行动,主要是由「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和「如果你们遵守我的命令,便存在我的爱内」这两句话所引导的,研究此行动的学科有教会法、教会管理学、灵修神学、牧民心理学和狭义上的牧灵神学。
而所谓狭义的牧灵神学,则是指对普遍意义上的牧灵本身所做系统性的神学思考,它针对的是信友生活。当我们说新福传神学彷彿与传教神学和牧灵神学相似时,指的就是狭义的牧灵神学。
至于广义的牧灵神学,目前比较权威和全面的定义,当属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我给你们牧者》劝谕 57号中所给予的:
「牧灵或实践神学是有关教会的学术思考,是对借着圣神的德能,在历史中天天建立的教会的思考,因而是对作为『救恩之普遍圣事』的教会的思考,对作为耶稣基督之救赎的活生生的标记和工具的教会的思考;而这救赎的标记和工具,是在圣言、圣事和爱的服务中所展开的。
牧灵神学不仅是一种艺术,也不仅是劝诫、经验和方法的合成。由于它从信仰里领受了教会在历史中的牧灵行动的原则和标准,它完全具有正当的神学地位 ……在这些原则和标准中,特别重要的一个,是以福音辨识社会文化和教会的情况,即牧灵行动在其中展开的情况。」
(二)传教神学
若说狭义的牧灵神学向度是对内的,那么传教神学的向度则是对外的。传教神学(missiology),源自拉丁语 missio,意为受派遣,或使命11。使命本来指耶稣基督被圣父派遣去拯救人类的使命;后来基督又派遣教会来继续其使命(参:若廿 21~23)。简单地说,传教神学所研究的,就是教会从基督那里所领受的传教使命;用拉内的定义来表述:「传教神学是研究教会如何在缺乏基督临在的社会环境里,初步实现自己作为天主临近的记号和工具,它是一种神学性和规范性的学问」12 。新教把这门学问称作「宣道学」,因为新教强调以宣讲的方式来完成教会的使命;而在天主教会里,「宣道学」更多地是指关于讲道行为本身的学问。
我们可在拉内的定义里发现传教神学的研究重点,即如何使天主的救赎「在缺乏基督临在的社会环境」里,或在非基督徒中间(ad gentes)实现。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传教」这个词的中文翻译,反映出传教神学的一种传统意识形态,即教会的使命在于建立教会,因为透过洗礼加入教会是得救的不二法门,即所谓「教会之外无救援」。这种观念在当代传教神学的发展中已被提升,本书将在第二章提及这点。
(三)新福传神学
既然牧灵神学旨在研究教会之先知行动向内的幅度、传教神学旨在研究她向外的幅度;那么,新福传神学的位置在哪里呢?本书将在第四、五章中,有关新福传的论述中说明。
新福传这个概念,是由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明确提出的,其原始的根基是教宗保禄六世的《在新世界中传播福音》劝谕。后来教宗本笃十六世成立了宗座新福传委员会,以推动和督导新福传,并召开了以新福传为主题的世界主教会议。教宗方济各上任后,经过修改和补充此次世界主教会议所确定的文献,颁布了《福音的喜乐》劝谕,使新福传从此有了权威而系统的神学基础和实施方案。
概括地说,近代教宗们把新福传看作是革新当代教会,使教会更能活出其存在之本质的动力、方向和方法。作为一种动力,新福传一方面在于信徒福传的「新热情」;另一方面在于它是汇聚教会之全部力量的渠道。新福传的这种聚集力,是它整合范式的一种表现;它不但为教会的革新指出了方向,也为新福传本身提供了特别的教会学的神学基础。
在实践层面上,从某种程度上说,新福传是对传教和牧灵的整合;而新福传神学所思考的,就是如何让牧灵转型为以福传为导向的牧灵。新福传神学的这种整合,不会取代传教和牧灵神学继续存在的合理性,因为此二者的研究范围是清楚界定的;反之,传教和牧灵神学的研究成果,将会促进新福传神学更深入的发展。
事实上,教会早已意识到此种整合的需要,比如教宗本笃十六世就在《上主的话》劝谕里说:「教会绝不可把她的牧民工作,局限于已认识基督福音的人,以『维持现状』,向外传教是教会团体成熟的明显标记」(95号)。这种整合性的福传实践,自然要求「新的方法和表达方式」。
总之,无论是在神学理论或实践典范上,新福传神学都具备了作为一门独特的实践神学的条件。虽然在教会历史上,实践神学与实证(或历史)和系统(或思辨)神学长期分家;但在初期教会和教父时代,它们是整合在一起的。当代神学重新意识到这种整合的必要和现实性,有鉴于此,本书将试着从整合的神学视野,展开对新福传神学的探讨;期许这一整合,能为教会新福传的新契机,带来新的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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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宗徒大事录》显示,教会起初只有犹太基督徒,连伯多禄也曾认为外邦人必需通过受割损皈依犹太教,才能受洗为基督徒。但他在约培的神视,及后来由圣神引导为科尔乃略全家领洗的经验(宗十),改变了他的态度。及至后来由于保禄等人为外邦人付洗而引起争论时,伯多禄便以教会首牧的身分,在耶路撒冷会议上决定向外邦人开放(宗十五),使得教会从此成为「大公教会」。
2教宗保禄六世,《在新世界中传播福音》劝谕;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救主使命》通谕;教宗本笃十六世与教宗方济各,《福音的喜乐》劝谕。
3参:教宗方济各,《福音的喜乐》, 27号。
4如:依五二 7,六一 1;宗五 42;哥一 23等。
5参:〈福音〉《圣经神学词典》(台北:光启文化, 2007四版),689页。
6参:Rino Fisichella, La nouvelle evangelisation (Paris: Salvator, 2012), pp. 28~29.
7 Erasmus Desiderius (1469~1536),荷兰文艺复兴时期学者,罗马天主教神学家。他试图使古代的古典经文复兴,恢复基于《圣经》的朴素的基督教信仰,消除中世纪教会的一些不当行为。他被视为十六世纪最伟大的欧洲学者之一,作品包括《箴言》( 1500、 1508---希腊及拉丁箴言的评注合集),《基督教骑士手册》(1503)和《愚人颂》( 1509)。此外,他还编辑了许多古典作家着作、教父作品和《新约》。
8参:Avery Dulles, "Pourquoi les catholiques n'evangelisent pas et pourquoi ils doivent le faire?", America, 1er fevrier 1992, pp.52~59, 69~72.
9 "Le Document bleu", L’Eglise des cinq continents. Bilan et perspective de l’evangelisation. Principaux textes du Synode des eveques. Rome, septembre-octobre 1974, pref. du cardinal Francois Marty, pres. et trad. de Jacques Potin et Charles Ehlinger (Paris: Le Centurion, 1975), p.160.
10参:同上, 148页。
11参:柯博识,《传教神学》(台北:光启文化, 2004), 5页。
12 Karl Rahner, ed., Handbuch der Pastoraltheologie (Freiburg: Herder, 1996), p. 50. 转引自柯博识,《传教神学》,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