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序言
序
常言道,人生经历是由一系列意外和幸运组成,生活中屡屡出现意想不到的事件,常常影响人的经历和成长。我过去四十年的学术经历,包括本书的撰写,大概可以印证这一说法。身为南京大学以英文为专业的毕业生,若是没有一系列「意外」和「幸运」的发生,无论如何也不会走上犹太学的治学之路,而且一做就是数十年。我觉得交代自己是如何意外地进入犹太学研究领域,选择「犹太人在华散居研究」为方向,最终导致本书的撰写,可能是最为恰当的序言。
我在1977年入职南京大学,尽管当时的学术研究方向是美国犹太文学──一个与犹太学稍有连带关系的领域,但对犹太学研究真正感到兴趣则始于1986年。那年,是我在南京大学工作的第十个年头,应美国芝加哥州立大学(Chicago State University)邀请赴该校执教。由于此前一年,在一个偶然的机缘下结识了该校英文系系主任弗兰德教授及其夫人(James and Beverly Friend),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抵达芝加哥后便直接住在他们家里。弗兰德夫妇一家虽然在宗教上属于最为自由的犹太教重建派,却有着深厚的犹太传统。中国当年的政策只允许公派出国人员只身前往,不得携带家眷,于是我便有了大把时间,与该家庭共同度过,从而有机会观察和体验犹太式的生活。当时,我从饮食起居、社交往来,乃至于週末、节假日活动,基本上都是和该家庭在一起,简直就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沉浸」在犹太式的生活之中。犹太人的所有节日,从犹太新年、赎罪日、住棚节,到逾越节、普珥节;犹太人的人生礼仪,从割礼、成年礼、婚礼到葬礼,无一没有到场亲历,有的活动还参加了不止一次。对犹太文化有了「有形」的体验,也就有了最直接的亲身感受。所见所闻,加上所思所考,使得自己一直在寻找新思想的心灵受到极大的冲击,真的为这一独特的「异域」文化所吸引。我不仅如饥似渴地学习、了解犹太文化的方方面面,还产生了希望回国后将学习到的东西传达给国人的想法,希望以此促进中国社会正在进行的、方兴未艾的改革开放运动。因为在我自己看来,当时中国大陆最需要的应该是新思想,而我初步接触、了解到的犹太文化似乎就包含这样的新思想。因此,1988年夏天我结束在美国的两年任职,收拾行装回国时,便特意取道以色列,以通过实际的考察进一步认识犹太文化。须知,当时中国与以色列并无外交关系,只是由于过去两年与美国芝加哥犹太人社团所建立的密切联系,让我不仅如愿获得进入以色列的签证,还意外取得访问希伯来大学,并发表一学术演讲的邀请。这一「幸运的意外」,让我对世界上唯一的犹太人国家有了「第一手」的直接了解,为此后三十年与以色列学界建立牢固的学术联系打下了基础。更为重要的是,该访问的所见所闻进一步坚定了自己打算回国后从事犹太学研究的决心。归国后,得益于南京大学宽松和开放的学术氛围,我于是真的就「放弃」了以前的研究方向和领域,另起炉灶,进入了后来被称之为犹太学研究的领域。我所设定的目标是:以学术活动,促进犹太学研究在中国的开展,增进中国人对犹太文化和犹太人的了解。具体做法包括:开设相关大学课程、翻译和介绍与犹太文化相关的书籍、宣导并发起成立犹太文化研究会、编撰工具书等。
当我与同仁讨论编撰首部中文版大型工具书《犹太百科全书》(后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时,就决定加入数十条涉及在华犹太人的专门词条,以彰显该中文版的「中国特色」。而在组织国内有关人士为此内容撰写词条的同时,我也开始进行「犹太人在华散居」这一课题的研究。没有想到,在《犹太百科全书》编撰期间,我收到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的与会邀请。更令人意外的是,主办单位还邀请我参加预定于1992年夏天在哈佛大学举办的「犹太人在华散居国际研讨会」,并希望我宏观地论述中国学者在此领域的研究,作为会议的主题演说。毋庸赘言,这一邀请显然与我两年前到以色列进行访问有关。
在经过一番讨论后,最终确定我的演说题目为「中国学者对犹太人在华散居的研究」(Chinese Research on Jewish Diasporas in China)。这对我无疑是一种挑战,因为之前我并未对该议题做过深入的研究。不过,严格说来,当时的中国也并没有这样的专家存在。「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几乎用了一整年的时间才完成讲稿,文中我重点回顾地总结了过去一百年间(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中国学者对犹太人在华散居研究的开展情况以及所取得的成果。该论文日后收录在The Jews of China, Vol. 2: A Sourcebook and Research Guide(ed. by Jonathan Goldstein,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Inc., 2000, pp. 3-13)一书中。另外一位主题演讲者是希伯来大学的知名汉学家,同时也是我在访问以色列期间结识的伊爱莲(Irene Eber)教授。她的演说主要围绕在国际学界对犹太人散居之研究的开展情况和取得的成果,与我的演说内容相互唿应。总之,完成该文的过程为我在此主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也就真正开始「入门」了。
不过,使我日后在犹太人散居领域继续深入的是在该会议中的另一段经历。在哈佛大学召开的这场会议,很可能是研究该领域的中外学者有史以来头一遭的大聚会,能够有这样的机会与中外顶级学者见面、切磋、交流,并建立终生的联系,不能不说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让人意外的是,在哈佛大学校园中,我第一次感受到这一议题所具有的吸引力。会议当天,除了数十位来自世界各地的与会者,另有近百名感兴趣的听众从大波士顿地区闻讯前来,希望能够旁听。可惜主办单位完全没有预期会有如此多的听众,而会场只能容纳七十人左右,这表示有超过半数的听众不能入场。最后只能在场外接上扬声器,结果自然是抱怨声和骂声一片。
后来的经历也说明了犹太人散居研究的巨大吸引力。1995年以来,我应邀在全世界做了超过七百场的演讲,其中有超过半数都与该主题直接或间接相关。显然,这可以说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这些经历使我意识到,身为一名研究该领域的中国学者,在华犹太人的历史是一个必须涉猎的主题。如果不能对之有深入的研究,起码要有比较多的了解,这也是日后与犹太人交往的一个话题。我不仅如此教导攻读硕博士学位的研究生,自己也躬身亲为,把犹太人在华散居定为重要的研究课题,更撰写、出版了两部与中国开封犹太人有关的英文书籍Legends of the Chinese Jews of Kaifeng(Hoboken, New Jersey: KTAV Publishing House, Inc., 1995)和The Jews of Kaifeng, China: History, Culture, and Religion(Hoboken, New Jersey: KTAV Publishing House, Inc., 2003),以及若干见于中外刊物上的论文。
细心的读者如果审视一下我在犹太人散居研究领域发表的成果,会不难发现,主要内容都与开封犹太人研究有关。这是因为,在当年哈佛大学的会议之后,与会的中国学者对该主题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一致认为应该加强这一研究。然而,有鑑于当时中国从事犹太文化研究的学者十分有限,研究应该有所「分工」。因此,我决定侧重对古代在华犹太人的研究,而上海的研究人员则侧重近现代在华犹太人──特别是上海犹太人──的研究,以求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人力资源。正因如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基本上有意识地不涉及(主要指不撰写)近现代在华犹太人的研究。但是我对这方面的关注从未减少,在教学中更是一直包括这部分的内容。不仅如此,在偶然情况下,还是陆陆续续发表了若干与近现代在华犹太人有关的论文,诸如:
1994年,从犹太友人处意外收集到哈尔滨犹太人的资料,于是撰写了〈哈尔滨历史上的犹太人〉一文(发表在《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1995年〕,页102-111)。这应该是中国国内最早发表的相关论文之一。
1999年,在史丹福大学的访问,让我有机会一访知名的胡佛档案馆,并利用当时无意间发现的资料,撰写了〈50年代后期中国境内犹太人情况综述〉一文(发表在《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2000年〕,页100-104)。
2000年,应香港犹太社团的邀请,参加彼处召开的一场国际会议,以及与若干香港犹太社团人士的直接接触与来往,催生了〈香港犹太社团历史研究〉一文(发表在《江苏社会科学》,第4期〔2000年〕,页102-111)。
2002年,我所领导的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在南京举办了「犹太人在华散居国际研讨会」,三十余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与十余名中国国内的学者,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不断收到的约稿,也让我撰写与发表了数篇与该主题有关的英文长文。例如:“Jewish Diaspora in China”(In Encyclopedia of Diasporas, eds. by Melvin Ember, Carol Ember and Ian Skoggard (New York: Kluwer Academic/Plenum Publishers, 2004), pp. 152-164),以及“Jewish Diaspora in China and Their Contributions”(Nanda Review, 1: 1 (Winter, 2009), pp. 144-162)等。
最后,当然就是本书的撰写与出版,这更是因为一幸运的「意外」所致。2013年,我收到台湾台大出版中心的出版邀约。其诚恳的态度不仅令人感动,而且触动了一直藏在我心灵深处的想法──是该将多年来在这一课题上的积累撰写成书了!于是我没有片刻犹豫便欣然接受了邀约,撰写工作随之展开。只是,2014年夏天,在大规模线上课程(MOOC,以下简称「慕课」)风靡全球之际,南京大学要求我参与校方录制慕课的教学活动,为我设计的课程内容定为「现当代犹太人在华散居」。据说该课程的题目是国际慕课平台Coursera的CEO所提出来的。作为南京大学第一批推向国际平台的慕课之一,校方要求我直接以英语录制。为此,不得不暂时搁下手中的书稿,投入慕课的制作。该年岁末,慕课录制完成,隔年3月18日正式上线Coursera。据说,该课程每次上线有近万人同时选修,足以慰借我先前投入的精力和时间。此后,完成书稿的撰写便成了第一要务,再经过一番努力,终有今日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本书。
啰啰嗦嗦写了上面的一大串文字,其实想表达的无非是:犹太学研究以及犹太人在华史研究,对我而言实在是一种历史的「奇遇」。这一奇遇不仅神奇、美妙、不可思议,而且使我的学术生涯变得无比充实、丰富多彩,并具有前所未有的意义。
最后,还想说几句与本书直接相关的话。
「近现代犹太人在华散居研究」是一极具意义的研究课题,既与犹太史密切相关,也与中外交往史、中华民族与犹太民族关系史有关,是一跨学科的研究课题。
众所周知,犹太民族自西元初年就被赶出了自己的固有家园,浪迹天涯,流散在世界各地,成为一个「散居」的民族。研究犹太人流散的历史,对犹太史研究极其重要,而犹太人在华散居的历史自然是犹太人流散史的有机组成成分,若缺失该部分,则犹太史将不再完整。这也是举世犹太人──无论是学者或是一般民众──都对这一课题表现出极大兴趣和强烈关注的原因。
其次,中华民族与犹太民族是世界上两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在文化传承和影响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然而,由于这两个民族分居亚洲大陆的东西两端,相隔万水千山,在交通不发达的过去,直接的交往可说基本阙如。加上中华民族素有固守疆域之传统,近代以前,鲜有主动外出与犹太民族来往的实例。因此,犹太人入华就成了两个民族接触和交往的唯一历史契机。
尽管已有史料证明犹太人入华、生活在中国人间的历史已逾千年,特别是知名的开封犹太社区的存在更是证明了这一点,然而,两个民族却从未有任何知识上的交流和人员的实质交往,或者应该说当时的中国人并不知晓何谓犹太人。历史上,中国将犹太人──特别是生活在开封的犹太人──称为「挑筋教」、「蓝帽回回」、「朮忽」,且事实上,在千年的时间内,中国没有人意识到开封犹太人与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是同宗同教。一直到了19世纪末,出访异域的中国人才真正开始了解到何谓犹太人,以及他们与开封犹太人之间的关系。其中,最早从学术的角度介绍开封犹太人的学者是清代知名的历史学家洪钧。他1887年出使德国,在欧洲接触、了解了犹太人。回国后,他在〈元世各教名考〉一文中,简述了何谓犹太人以及犹太人在华的历史。因此,中华民族与犹太民族之间具有实质意义的直接交往,应该「归功」于自鸦片战争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以来入华的犹太人,正是他们的到来开启了两大民族直接交往之历史,拉开了我们了解和关注犹太民族之序幕。而中国的现代城市,如上海、哈尔滨、天津等的发展,更是离不开入华犹太人的贡献。以上一切的一切,正是研究近现代来华犹太人历史意义之所在,也是本书撰写之初衷。
任何一部作品的完成和出版,作者总是有许多感激的话要说,有许多人士要感谢。在本书付梓之际,首先要感谢台大出版中心的邀约。感谢南京大学的宽容与支持我在这一课题上的研究。感谢我的家人,特别是夫人孔德芳女士的支持和在生活上的照顾,使自己能够潜下心来完成这一写作任务。当然,最需要特别感谢的是本书编辑蔡忠颖先生,没有他一丝不苟的编辑,本书绝不可能以现在的面目问世。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