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本书从清初对台湾原住民的观看、晚清文人的妖怪想像到台湾歌谣再现的文学景观、知识份子写的诗及小说，参照各种不同领域知识网络交织进行书写；作品编织的故事、塑造的人物，或作者社交轶事等文本，形成本书「书写台湾人」、「台湾人歌谣」、「台湾人书写」等三辑。如同德勒兹（Gilles Deleuze, 1925-1995）的「地下茎」（rhizome）概念，延伸的阅读就像触须一样，不断地向外蔓延，为吸收养分而不断地与异质性（hétérogénéité）连结，最后几乎成为漫无边际的知识网路。读者彷彿置身于巨大的理想图书馆，以互为主体性的参照，往外不断延伸地深度诠释。
作者借由解读、思考，让各种声音得以互相对话激盪，在古老地图、视觉影像缝隙寻觅国家宝藏踪影，试图梳理真实时间里所沈淀的文化纹理。
作者借由解读、思考，让各种声音得以互相对话激盪，在古老地图、视觉影像缝隙寻觅国家宝藏踪影，试图梳理真实时间里所沈淀的文化纹理。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陈龙廷
现任：台湾师范大学台湾语文学系教授。
国立成功大学台湾文学系博士，法国国立高等实践研究院（E. P. H. E.）宗教科学与文化人类学博士候选人。曾两度获得赖和台湾文学研究论文奖、两度获得奖励特殊优秀人才。
学术专长：
台湾文学史、台湾戏剧史、台湾歌谣与文化研究、民族志与文学想像、后殖民理论与文学批评、台湾文学场域、现代主义与台湾文学。
主要着作：
《台湾布袋戏的口头文学研究》（2015）、《台湾布袋戏创作论：叙事‧即兴‧角色》（2013）、《听布袋戏尪仔唱歌：1960-70年代台湾布袋戏的角色主题歌》（2012）、《庶民生活与歌谣—台湾北海岸的褒歌考察》（2010）、《发现布袋戏：文化生态‧表演文本‧方法论》（2010）、《听布袋戏：一个台湾口头文学研究》（2008）、《台湾布袋戏发展史》（2007）。
陈龙廷
现任：台湾师范大学台湾语文学系教授。
国立成功大学台湾文学系博士，法国国立高等实践研究院（E. P. H. E.）宗教科学与文化人类学博士候选人。曾两度获得赖和台湾文学研究论文奖、两度获得奖励特殊优秀人才。
学术专长：
台湾文学史、台湾戏剧史、台湾歌谣与文化研究、民族志与文学想像、后殖民理论与文学批评、台湾文学场域、现代主义与台湾文学。
主要着作：
《台湾布袋戏的口头文学研究》（2015）、《台湾布袋戏创作论：叙事‧即兴‧角色》（2013）、《听布袋戏尪仔唱歌：1960-70年代台湾布袋戏的角色主题歌》（2012）、《庶民生活与歌谣—台湾北海岸的褒歌考察》（2010）、《发现布袋戏：文化生态‧表演文本‧方法论》（2010）、《听布袋戏：一个台湾口头文学研究》（2008）、《台湾布袋戏发展史》（2007）。
图书目录
自序 给下个世纪的你
辑一 书写台湾人
第一章 看见台湾人：清代台湾原住民形象的三种论述
帝国倒过来看
相似性
差异性
再现的复制
结语
第二章 妖怪物语：清代台湾原住民的妖魔化书写
蛇人
山魈‧夜叉
人熊
帝国的奇幻世界
结语
第三章 人体雕刻‧灵魂形塑：日治时代台湾人身体的知识与监视
视觉主义展示
台语书写与规训
当地人观点的位移
结语
辑二 台湾人歌谣
第四章 淡水河边的内山锣鼓：二十世纪初台湾歌谣的文学风景
台湾总督府塔楼的视野
老台北人的生活空间
阴性空间的换喻
放水灯‧竖灯篙‧抢孤‧做清醮
生番出草
结语
第五章 南台湾的摩登初体验：1930年代李献璋採集的褒歌
褒歌的特殊性
南台湾地方感
现代性与时间感
结语
第六章 咱的歌诗：《台湾新民报》歌谣採集的集体记忆
一起来写台湾话
乡音情感
民众的心灵地图
时代新知识
从幽默祝祷词到巫术
翻开诗人的菜单
结语
辑三 台湾人书写
第七章 打破你的眼镜：杜潘芳格的诗与寻常习惯的颠覆
符号化过程的任意性 1
陈述与人称
结语
第八章 保正伯请你看大戏：〈帝君庄秘史〉的书写策略
小说在卸妆后
粉墨登场的政客
民主花瓶的行礼如仪
结语
第九章 自画像与艺术家：寻找木瓜树小镇的踪迹
谜样小镇
自画像的对比色与象征
同床异梦的悲哀
南投青春恋歌
结语
第十章 思想在躲猫猫：决战时期张文环的民俗书写策略
冬至／中元时间秩序
自然／文化动物秩序
车鼓旦‧艺旦男女秩序
结语
第十一章：沉思者的郁闷：〈我爱黑眼珠〉凝视下的国族寓言
浮游者的凝视
国族寓言
倾听者缺席
结语
第十二章 圣山的寻与追：〈泰姆山记〉的互文性解读
逃亡轮旋曲
文本马赛克
一座长脚会走动的山
结语
引用书目
辑一 书写台湾人
第一章 看见台湾人：清代台湾原住民形象的三种论述
帝国倒过来看
相似性
差异性
再现的复制
结语
第二章 妖怪物语：清代台湾原住民的妖魔化书写
蛇人
山魈‧夜叉
人熊
帝国的奇幻世界
结语
第三章 人体雕刻‧灵魂形塑：日治时代台湾人身体的知识与监视
视觉主义展示
台语书写与规训
当地人观点的位移
结语
辑二 台湾人歌谣
第四章 淡水河边的内山锣鼓：二十世纪初台湾歌谣的文学风景
台湾总督府塔楼的视野
老台北人的生活空间
阴性空间的换喻
放水灯‧竖灯篙‧抢孤‧做清醮
生番出草
结语
第五章 南台湾的摩登初体验：1930年代李献璋採集的褒歌
褒歌的特殊性
南台湾地方感
现代性与时间感
结语
第六章 咱的歌诗：《台湾新民报》歌谣採集的集体记忆
一起来写台湾话
乡音情感
民众的心灵地图
时代新知识
从幽默祝祷词到巫术
翻开诗人的菜单
结语
辑三 台湾人书写
第七章 打破你的眼镜：杜潘芳格的诗与寻常习惯的颠覆
符号化过程的任意性 1
陈述与人称
结语
第八章 保正伯请你看大戏：〈帝君庄秘史〉的书写策略
小说在卸妆后
粉墨登场的政客
民主花瓶的行礼如仪
结语
第九章 自画像与艺术家：寻找木瓜树小镇的踪迹
谜样小镇
自画像的对比色与象征
同床异梦的悲哀
南投青春恋歌
结语
第十章 思想在躲猫猫：决战时期张文环的民俗书写策略
冬至／中元时间秩序
自然／文化动物秩序
车鼓旦‧艺旦男女秩序
结语
第十一章：沉思者的郁闷：〈我爱黑眼珠〉凝视下的国族寓言
浮游者的凝视
国族寓言
倾听者缺席
结语
第十二章 圣山的寻与追：〈泰姆山记〉的互文性解读
逃亡轮旋曲
文本马赛克
一座长脚会走动的山
结语
引用书目
图书序言
自序
给下个世纪的你
当你翻开这本书的时候，可能再也没有「中华台北」的幽灵徘徊在台湾天空。人们用脚来投票，有的人早已快乐地拥抱旧大陆作中国梦，有的人早已办好绿卡移民去新大陆作美国梦，而你选择留下来。你好奇地从书架取下这本书，只是为了了解跟台湾有关的事，就像当年的我一样。
电影《海角七号》最奇特的，就是那些跨越时空的情书。即使书写者已去世，那七封找不到投递住址的信却令人动容。白发苍苍老妇是否仍是当年的友子？她如何理解那些穿越时空而来书信？读者如何理解不在世上的人，隐藏一辈子内心的遗憾？无非是那一封又一封绵密写成，却又迟迟寄不出去的信。逐字念来，除了引扬轮船上的悲惨抑郁，还有遥远的怀念。阅读当下，面对的只是文字编织的世界。书写者振笔疾书身影既看不到，也摸不到，然而透过文字，我们竟然重新聆听到书写者动人的声音，甚至感觉活生生的人站在面前一字一句倾诉。即使确知那些书信纯属虚构，也不得不承认柔软的心被触动，絃被拨弹，久久不能自已。
记得我大学时代曾经很着迷义大利符号学家艾科（Umberto Eco, 1932-2016）的小说《玫瑰的名字》，也曾买过两种不同法文翻译本。这是以中世纪修道院为谋杀案背景的小说，第一句就是引用圣经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中译的「道」，对应法语mot或英文word，原意就是文字、词汇。如果不想受困于「太初有道」文言味难以理解，不妨直率素朴地重新「误读」：「世界一开始就是文字，文字跟神同在一起，文字就是神。」
当年传教士执意将浅显易懂的「文字」，翻译为中文世界「道可道，非常道」的「道」，当然必定有他们深思熟虑的考量，因为那是大写的文字，是文字的本质，是希腊文逻各斯（logos），同时包括语言、演说，以及理性、思考等意涵，甚至基督教神学古老命题也存在着「道成肉身」。
《玫瑰的名字》以私人手抄本形式，纪录他与老师一起调查谋杀案的始末。案情发生在修道院，更精确地说是在修道院图书馆。中世纪修士在图书馆努力勤奋地传抄各种抄本，并装订成漂亮彩绘书籍。调查期间陆续发生多起谋杀，而死者共同特征，就是不约而同阅读了亚理斯多德世上仅存孤本。最后兇手查出来，却也死了，而修道院也因火灾烧成灰烬。后来抄写者于遗址附近徘徊，随手捡拾断简残篇小心收藏，直到后来收藏品及相关解读书籍不断累积，很自然地又变成另一座图书馆。谋杀案根源就是文字，好学修士千方百计想要阅读罕见孤本，而虔信教徒却严厉禁止任何人碰触那些亵渎宗教的知识。目睹这一切发生经过的人将事件本末抄录为文，最后成为我们所阅读的这本书。小说鉅细靡遗地描述中世纪修道院的生活作息，图书馆收藏各式各样稀有抄本。修士抄写员所认真抄写的，就是文字本身。书本知识引起人们求知若渴的强烈慾望，却是兇手所绝对禁止的。如果要追问知识本身是什么？那么反思读者所阅读的，无非就是目睹者修士的私人手稿。目睹者手稿所书写的，都真实发生吗？那么他脑海浮现的奇异幻象也是真实的吗？侦探按照圣经〈启示录〉叙述推论出连续犯案的完美模式，却与兇手对犯案动机的直率解释不同，那么哪个是真实呢？如果一切都是虚构想像，那么真实是什么呢？
如果要停止这种恼人的无止尽辩证，试着回想小说引用〈约翰福音〉的句名，或许可这么重新铸字造句：文学世界一开始就是文字，文字跟书写者灵魂同在一起，文字就是书写者的灵魂。
文学，可说是文字的肉身，或是静静地躺在图书馆的木乃伊。抖落尘埃后，摆在眼前是反覆折叠的装订厚度。翻开克服岁月风霜而残存的文字，像穿越过重重遗忘海洋的瓶中信，静悄悄地漂流靠近我们身边。文字是一种回归，可以回归到它奇蹟的本源，可以回归到原初书写时的精神状态。即使书写者可能早已不在人世，而读者所接触到的肉身，无非是文字所交织的，可一再重复阅读的结构。文字却往往来自于非文字世界。有的人可能如此着迷视觉艺术的线条、色彩，而想要刻画眼前世界，因而他所驱使的文字显得如此怪异而不寻常。有的人可能沈醉于神秘时间的追寻，不断地追忆过去，甚至置身于过去还要回想遥远过去，最后竟编出轮旋曲般令人晕眩的结构，在翻越层叠阴郁深山而终找到生命定位。在砲弹会从天上掉下来的年代，异议抗争者早已从地球上消失。有人仍想表达心声，那就隐藏在台湾人才能深刻理解的岁时节庆或民俗气氛底下。有的人想要嘲弄那些高高在上的政客，但指名道姓可能落到收不完法院传票的下场，那就让他们粉墨登场吧。即使是口头歌谣的庶民诗人，他们也能巧妙地运用眼前景物、器具，传达出难以直接明说的情感，无论是伤痛别离，情慾缠绵或担心背叛等。
文字本身，尤其是作品文字一点都不平滑透明，而是有刀工冲切深度，或在断裂残痕藏匿着通往密径的隐讳暗示。如何捕捉词汇的邻近与联想关系，就像是唸诵唿唤灵魂的神秘咒语，召唤沈睡时空的记忆，或唤醒凝固情感的永恆雕塑。解读，并非只是书本知识的反覆或累积，更多的是一种跨文化的破译。表面上乱糟糟的铭刻必须重新清理，从恢复它最原始位置开始，跟随着令人怀疑的、不确定的暗示勇敢向前，摸索完全未知的黑暗角落，直到重新找到铭写当下情境。
本书所收录的文章，前后横跨了十几年。最早一篇年是我在成功大学台湾文学学习之旅所写的。如果说论文发表时是甫哌哌落地的红婴儿，至今也已长成踌躇满志的青少年，虽然那感觉不过是昨日之事。奇妙的缘分，应该是三十年前的偶然。1987年解严那一年，叶石涛（1925-2008）出版了《台湾文学史纲》。当时就读大学的我所读的，如果不是中国文学，就是西洋文学。除了广泛阅读沈从文、鲁迅、萧红、曹禺、钱钟书、巴金、老舍等「匪书」，至少我还很认真地读过《动物农庄》、《金阁寺》、《梵谷传》、《忏悔录》、《浮士德》、《悲剧的诞生》、《罪与罚》、《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百年孤寂》、《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等。因叶石涛这本书，我与朋友开始争论：台湾有文学吗？有台湾文学吗？当年曾经出自好奇心在旧书店买到《阉鸡》，在完全不了解作者生平的情况下阅读，小说里描绘老台北人的容颜与生活风景非常令我讶异，就好像坐上小叮当的时光机器，虽然那只不过是几十年前的台北街头，但是耳际萦绕的日语对话，映入眼帘的景观是如此熟悉却又陌生。那个时代从南部坐火车到台北车站，月台上可看到台湾铁道饭店屋顶上的夕阳，然后搭人力车至港町。新时代女性可以在太平町杂货店工作，打烊后邀伴去逛圆环夜市，假日郊区散步，或到圆山明治桥下划船。台湾铁道饭店、港町、太平町是在台北吗？明治桥就是后来的中山桥，那桥下的基隆河可以划船吗？而最令我惊讶的，却是发现自己处于无知状态：为什么受过高等教育的我，对生活城市的知识却是完全空白？为什么我以前没有读过，甚至根本也没有听过这些作品，遑论作者？突然我好像置身于修道院，化身为心如海绵、求知若渴的小修士，努力捡拾收集废墟的只砖片瓦。
艺术研究所时，到台湾各地的田野调查，是我真正的教室。那些民间艺人，都是我的老师。来自这块土地的知识，都是我的课本。那让我想起小时候跟祖父生活的点滴，在他创业的丰得斋一边帮忙，一边听广播电台讲古，或晒稻谷时住在顶宅仔的沁凉夏夜。兴高采烈的假日，我却是随着岁时节庆而忙碌赶工。放寒假整个月，大概都在帮忙准备春节祭祀供品的生仁、枣仔枝。一直要忙到除夕那天下午开始磨米浆，晚上等大灶炊好整笼床的菜头粿，街上都已传来辞岁的鞭炮声。休息两天后，又开始忙到初八当晚日夜赶工拜天公用的麻荖、米荖。七月普渡至少半个月以上，天天都在做绿豆糕、佛手、糖塔。中秋节更是整个月都在忙，从绿豆仁清洗、浸泡、炊熟、碾碎、搅拌等繁复工序制作的绿豆馅，到各式月饼的桿皮、包馅、煎饼、用印、包装。这些岁时节奏以及娶新娘分享亲友的大饼，或女儿回娘家避暑分赠的米香丸等，都是我闭着眼睛也分辨得出的真实气味。童年再平常不过的生活经验，竟然是到学校上课时，无法跟同学分享的秘密。
出社会后，我的第一份工作是美术杂志社编辑，也在几家报纸专栏作者，报导过崙背的新剧、东港烧王船的阵头、陈旺欉老歌仔、布袋戏、乱弹戏、歌仔戏等。因这股傻劲而认识《台湾风物》总编张炎宪（1947-2014），那时他特别来信鼓励。直到他去世后，还两次来梦中亲切地看着我，仍是那永远不变的温暖笑容。为了扩展视野，我到法国留学。上课之余，最大乐趣就是整天浸在巴黎的博物馆，或在旧书摊寻宝，也买过雨果古本印刷的《钟楼怪人》。深深感到法兰西学术动力，是来自对他们自己文化、历史的认同与自豪。回国后在中央研究院短期研究，调查过彰化曲馆、武馆，鹿港法师、新竹客家信仰。后来进入成功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不仅成为叶石涛课堂上的学生，而且竟然成了台湾第一个台湾文学博士。看似纯属偶然巧合，却也是生命回归的必然实践。随着台湾文学史料出土与整理，我为了累积解读能量而勤奋阅读与收藏，到最后宛如一座小图书馆。
这本书当然是来自这座小图书馆，一开始就是文字本身，以及相关理解工具，除了各种文字解释文字的辞典，更多的是解释台湾地名的辞书、古地图、老照片、纪录片等，到最后几乎是在编制一套漫无边际的百科全书。整理这些论文，像是重新省视青春岁月，还有当年野百合的内心骚动与沈思。如同希腊阿波罗神庙的神谕「认识你自己」，作为地球村一份子的我们不也应扪心自问：我是谁？养育我成长的土地在哪里？我没有资格替自己发言吗？为什么我不能使用自己语言，而必须学习别人语言来表达？在我面前摊开的课题，无论是人迹罕至的洪荒世界，或穿越文字丛林开山辟径涉溪的大冒险，其原始出发点无非是一股强烈想要认识台湾的冲动。台湾知识份子能使用台语、日语、华语，而以诗词、小说等文体来表达时代、土地关怀等深刻情感，已是相当晚近的事。最原始的应该就是台湾人歌谣，直接以母语唱出生命的感动。然而如果缺乏仔细纪录及耐心解读，百年后那些活泼的歌诗不是随风而逝，就是掩埋在图书馆厚重尘埃底下。只有透过阅读与诠释，文字不再只是文字，不再只是印刷铅字，而是复活的肉体，我们才能够重新感受那些司空见惯，却已遥远陌生的日常生活，还有那些隐密不为人知的内心世界。
本书并非依照作者、题解等传统教科书模式地解读，而是参照各种不同领域知识网络交织进行。如同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的「冰山理论」，铁达尼号看到的只是浮出海平面的冰山一小角，而巨大冰山底层恐怕才是最后沈船的致命伤。作品编织的故事、塑造的人物，或作者社交轶事等，可能都只是「看得见」的冰山一角，而潜藏海平面底下「看不见」的力量更值得重视吧。但是如何发现那看不见的冰山底层？德勒兹（Gilles Deleuze, 1925-1995）的「地下茎」（rhizome）概念，可能更具实践意义。如果说文本是地下茎，那么我们延伸的阅读就像触须一样，不断地向外蔓延，为吸收养分而不断地与异质性（hétérogénéité）连结，最后几乎成为漫无边际的知识网路。地下茎概念，也像艾科所说的百科全书诠释，读者彷彿置身于巨大的理想图书馆，以互为主体性的参照，往外不断延伸地深度诠释。我们的目的并非在寻找最终或最正确的「标准答案」，而毋宁说是提供一种思考平台，让各种声音得以互相对话激盪。虽然一开始无非是文字，最后却得以超越文字，而绽放出美丽的智慧花朵。这些不同时期、不同场合撰写的文章，多年后竟然也悄悄地彼此连结，成为不可思议的地下茎，也就是本书「书写台湾人」、「台湾人歌谣」、「台湾人书写」等三辑。
辑一 书写台湾人。几乎每个与台湾擦身而过的政权，从此都爱上台湾，但是并不一定爱台湾人。看见台湾了，但是如何看见台湾人，如何书写台湾人？我们依照论述的相似性、差异性、再现的复制，来探索清代书写台湾原住民及其潜在的无意识。如同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耽溺于书本文字堆砌的爱情幻想，晚清文人也曾以书本文字想像来代替观察，而终将既有的原住民意象进行分裂、重组，最后型塑了一种「台湾化的台湾」。还有夏敬渠（1705-1787）撰写英雄文素臣的台湾探险等，这些文学想像及帝国主义的关系是很有趣的思考。
日治时代台湾人的身体知识如何建构，乃至最后成为官方改造对象，除了民族志及媒体报导，我们也参照了台湾知识阶层观点的私人日记深入解读。从身体改造开始，到语言、思想灵魂的大改造，可说是台湾面对多重殖民处境不断上演相同戏码的写照。
辑二 台湾人歌谣，将关注台湾歌谣再现的文学景观。景观（landscapes）是人群生活实践所塑造的。文学的空间经验，具有主观特质。借着这些主观感受，可以了解人们如何谈论地方与看待世界。平泽丁东整理台北一带歌谣，在1917年出版第一本台湾歌谣专书。在台北街头开始矗立欧化建筑之际，这些庶民歌声再现的台湾是什么样貌？
1931年《台湾新民报》歌谣採集运动，可说是台湾话文的第一线实践者，也是台湾知识份子第一次纪录我们的歌。台湾人的声音如何写，不仅是日治时代，乃至战后乡土文学论战焦点，也实际存在于歌谣採集。这些庶民声音几乎不曾被仔细解读过，很值得重新发掘其独特文学美感。
如果说1917年的平泽丁东是台北观点，1931年新民报歌谣採集运动则是中台湾观点，一开始是彰化和美人黄周的提议，而后在台湾各地掀起阵阵涟漪，那么1936年李献璋的採集则是南台湾观点。在高雄开始迈入现代都会之际，诗人想像的翅膀带领我们，重新感受到面对现代冲击时，他们的担忧、他们的哀愁、他们的情爱等。
辑三 台湾人书写，将处理台湾知识份子写的诗、小说，包括杜潘芳格（1927-2016）〈平安戏〉、〈中元节〉、〈蜥蜴〉，蔡秋桐（1900-1984）〈帝君庄秘史〉、龙瑛宗（刘荣宗，1911-1999）〈植有木瓜树的小镇〉、张文环（1909-1978）〈夜猿〉、〈阉鸡〉、〈艺旦之家〉、七等生（刘武雄，1939- ）〈我爱黑眼珠〉、李乔（李能棋，1934- ）〈泰姆山记〉等。这些作品如果说有什么共同性，那应该就是法国象征师派诗人马拉美（Stephane Mallarme, 1842-1898）所说的谜（énigme）的特质。解开谜语，往往必须跳脱人们所习以为常的认识习惯。我们将从符号化过程的任意性、陈述与人称等两个层面，来解读杜潘芳格超乎思考常轨，深具文学感染力的诗。
一开始我只是扮演福尔摩斯，随身带着小说、台湾老地图、地名辞书、几张老照片等工具，最后竟然重新看到日治时代南投、元长等台湾在地文学风景。在议会请愿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如果想知道蔡秋桐如何以活蹦乱跳的台语文，来戏弄台湾总督，或庄长、庄协议员等地方政客，那么一定不能错过〈帝君庄秘史〉。
对龙瑛宗／刘荣宗而言，南投并非一般台湾乡镇，而是杂揉了粗鄙／美丽、诱惑／纯情、堕落／尊严等复杂情感的青春回忆。「小镇」与「木瓜树」的二元意涵结构，不仅反映当年台湾人／日本人的社会结构，同时也是一位知识青年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挣扎。这种共存的背反与跨越界线的渴望，可说是支撑这部小说的强烈矛盾与张力。
太平洋战争时期，拐个弯不失为一种必要的文学手腕。张文环的价值，恐怕就在于以多义性台湾民俗参照，交织而成的文本张力。检验小说的时间秩序、动物秩序、男女秩序等书写策略，将可发现其隐藏的对抗论述是双重的，不仅是对抗帝国资本主义主流价值，同时也深刻地反省批判台湾传统的抱残守缺。
七等生的〈我爱黑眼珠〉，集合了各种针锋相对的批评与概念投射。这正好说明了文字本身的暧昧性，以致于可以吸引立场截然不同的读者。透过面包、女用雨衣、香花等象征，本雅明的现代性沈思、罗丹的雕刻艺术、台湾历史经验等互文性，深度解读它所再现的现代社会，以及从现实进入虚幻的国族寓言。
李乔借着台湾文坛轶事的挪用，而塑造一座会走动的山，「泰姆山」是什么意思？从小说基本结构、次序、时态分析出发，我们可发现它营造了一层又一层繁复的时态交织，宛若轮旋曲式的美感结构。台湾历史记忆的残破、荒芜的断层，随着充满荒谬感的逃亡行动而重新被暴露出来。这种叙事结构不仅是对过往时代的怀旧或悼念而已，而是试图发掘出被统治者以「大叙述」所掩埋的，真实时间所沈淀的历史纹理。
这场精神大冒险就像一部奇幻探险的电影，虽然一开始纯粹只是文字世界，后来竟然远方传来人讲话的声音，引导我们在古老地图、视觉影像缝隙寻觅国家宝藏踪影。至此，那些熟稔的虚构人物宛如多年老友，而他们的爱恨情仇也深深牵动我们的心。
很自然地，这只是一本寻宝笔记。
给下个世纪的你
当你翻开这本书的时候，可能再也没有「中华台北」的幽灵徘徊在台湾天空。人们用脚来投票，有的人早已快乐地拥抱旧大陆作中国梦，有的人早已办好绿卡移民去新大陆作美国梦，而你选择留下来。你好奇地从书架取下这本书，只是为了了解跟台湾有关的事，就像当年的我一样。
电影《海角七号》最奇特的，就是那些跨越时空的情书。即使书写者已去世，那七封找不到投递住址的信却令人动容。白发苍苍老妇是否仍是当年的友子？她如何理解那些穿越时空而来书信？读者如何理解不在世上的人，隐藏一辈子内心的遗憾？无非是那一封又一封绵密写成，却又迟迟寄不出去的信。逐字念来，除了引扬轮船上的悲惨抑郁，还有遥远的怀念。阅读当下，面对的只是文字编织的世界。书写者振笔疾书身影既看不到，也摸不到，然而透过文字，我们竟然重新聆听到书写者动人的声音，甚至感觉活生生的人站在面前一字一句倾诉。即使确知那些书信纯属虚构，也不得不承认柔软的心被触动，絃被拨弹，久久不能自已。
记得我大学时代曾经很着迷义大利符号学家艾科（Umberto Eco, 1932-2016）的小说《玫瑰的名字》，也曾买过两种不同法文翻译本。这是以中世纪修道院为谋杀案背景的小说，第一句就是引用圣经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中译的「道」，对应法语mot或英文word，原意就是文字、词汇。如果不想受困于「太初有道」文言味难以理解，不妨直率素朴地重新「误读」：「世界一开始就是文字，文字跟神同在一起，文字就是神。」
当年传教士执意将浅显易懂的「文字」，翻译为中文世界「道可道，非常道」的「道」，当然必定有他们深思熟虑的考量，因为那是大写的文字，是文字的本质，是希腊文逻各斯（logos），同时包括语言、演说，以及理性、思考等意涵，甚至基督教神学古老命题也存在着「道成肉身」。
《玫瑰的名字》以私人手抄本形式，纪录他与老师一起调查谋杀案的始末。案情发生在修道院，更精确地说是在修道院图书馆。中世纪修士在图书馆努力勤奋地传抄各种抄本，并装订成漂亮彩绘书籍。调查期间陆续发生多起谋杀，而死者共同特征，就是不约而同阅读了亚理斯多德世上仅存孤本。最后兇手查出来，却也死了，而修道院也因火灾烧成灰烬。后来抄写者于遗址附近徘徊，随手捡拾断简残篇小心收藏，直到后来收藏品及相关解读书籍不断累积，很自然地又变成另一座图书馆。谋杀案根源就是文字，好学修士千方百计想要阅读罕见孤本，而虔信教徒却严厉禁止任何人碰触那些亵渎宗教的知识。目睹这一切发生经过的人将事件本末抄录为文，最后成为我们所阅读的这本书。小说鉅细靡遗地描述中世纪修道院的生活作息，图书馆收藏各式各样稀有抄本。修士抄写员所认真抄写的，就是文字本身。书本知识引起人们求知若渴的强烈慾望，却是兇手所绝对禁止的。如果要追问知识本身是什么？那么反思读者所阅读的，无非就是目睹者修士的私人手稿。目睹者手稿所书写的，都真实发生吗？那么他脑海浮现的奇异幻象也是真实的吗？侦探按照圣经〈启示录〉叙述推论出连续犯案的完美模式，却与兇手对犯案动机的直率解释不同，那么哪个是真实呢？如果一切都是虚构想像，那么真实是什么呢？
如果要停止这种恼人的无止尽辩证，试着回想小说引用〈约翰福音〉的句名，或许可这么重新铸字造句：文学世界一开始就是文字，文字跟书写者灵魂同在一起，文字就是书写者的灵魂。
文学，可说是文字的肉身，或是静静地躺在图书馆的木乃伊。抖落尘埃后，摆在眼前是反覆折叠的装订厚度。翻开克服岁月风霜而残存的文字，像穿越过重重遗忘海洋的瓶中信，静悄悄地漂流靠近我们身边。文字是一种回归，可以回归到它奇蹟的本源，可以回归到原初书写时的精神状态。即使书写者可能早已不在人世，而读者所接触到的肉身，无非是文字所交织的，可一再重复阅读的结构。文字却往往来自于非文字世界。有的人可能如此着迷视觉艺术的线条、色彩，而想要刻画眼前世界，因而他所驱使的文字显得如此怪异而不寻常。有的人可能沈醉于神秘时间的追寻，不断地追忆过去，甚至置身于过去还要回想遥远过去，最后竟编出轮旋曲般令人晕眩的结构，在翻越层叠阴郁深山而终找到生命定位。在砲弹会从天上掉下来的年代，异议抗争者早已从地球上消失。有人仍想表达心声，那就隐藏在台湾人才能深刻理解的岁时节庆或民俗气氛底下。有的人想要嘲弄那些高高在上的政客，但指名道姓可能落到收不完法院传票的下场，那就让他们粉墨登场吧。即使是口头歌谣的庶民诗人，他们也能巧妙地运用眼前景物、器具，传达出难以直接明说的情感，无论是伤痛别离，情慾缠绵或担心背叛等。
文字本身，尤其是作品文字一点都不平滑透明，而是有刀工冲切深度，或在断裂残痕藏匿着通往密径的隐讳暗示。如何捕捉词汇的邻近与联想关系，就像是唸诵唿唤灵魂的神秘咒语，召唤沈睡时空的记忆，或唤醒凝固情感的永恆雕塑。解读，并非只是书本知识的反覆或累积，更多的是一种跨文化的破译。表面上乱糟糟的铭刻必须重新清理，从恢复它最原始位置开始，跟随着令人怀疑的、不确定的暗示勇敢向前，摸索完全未知的黑暗角落，直到重新找到铭写当下情境。
本书所收录的文章，前后横跨了十几年。最早一篇年是我在成功大学台湾文学学习之旅所写的。如果说论文发表时是甫哌哌落地的红婴儿，至今也已长成踌躇满志的青少年，虽然那感觉不过是昨日之事。奇妙的缘分，应该是三十年前的偶然。1987年解严那一年，叶石涛（1925-2008）出版了《台湾文学史纲》。当时就读大学的我所读的，如果不是中国文学，就是西洋文学。除了广泛阅读沈从文、鲁迅、萧红、曹禺、钱钟书、巴金、老舍等「匪书」，至少我还很认真地读过《动物农庄》、《金阁寺》、《梵谷传》、《忏悔录》、《浮士德》、《悲剧的诞生》、《罪与罚》、《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百年孤寂》、《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等。因叶石涛这本书，我与朋友开始争论：台湾有文学吗？有台湾文学吗？当年曾经出自好奇心在旧书店买到《阉鸡》，在完全不了解作者生平的情况下阅读，小说里描绘老台北人的容颜与生活风景非常令我讶异，就好像坐上小叮当的时光机器，虽然那只不过是几十年前的台北街头，但是耳际萦绕的日语对话，映入眼帘的景观是如此熟悉却又陌生。那个时代从南部坐火车到台北车站，月台上可看到台湾铁道饭店屋顶上的夕阳，然后搭人力车至港町。新时代女性可以在太平町杂货店工作，打烊后邀伴去逛圆环夜市，假日郊区散步，或到圆山明治桥下划船。台湾铁道饭店、港町、太平町是在台北吗？明治桥就是后来的中山桥，那桥下的基隆河可以划船吗？而最令我惊讶的，却是发现自己处于无知状态：为什么受过高等教育的我，对生活城市的知识却是完全空白？为什么我以前没有读过，甚至根本也没有听过这些作品，遑论作者？突然我好像置身于修道院，化身为心如海绵、求知若渴的小修士，努力捡拾收集废墟的只砖片瓦。
艺术研究所时，到台湾各地的田野调查，是我真正的教室。那些民间艺人，都是我的老师。来自这块土地的知识，都是我的课本。那让我想起小时候跟祖父生活的点滴，在他创业的丰得斋一边帮忙，一边听广播电台讲古，或晒稻谷时住在顶宅仔的沁凉夏夜。兴高采烈的假日，我却是随着岁时节庆而忙碌赶工。放寒假整个月，大概都在帮忙准备春节祭祀供品的生仁、枣仔枝。一直要忙到除夕那天下午开始磨米浆，晚上等大灶炊好整笼床的菜头粿，街上都已传来辞岁的鞭炮声。休息两天后，又开始忙到初八当晚日夜赶工拜天公用的麻荖、米荖。七月普渡至少半个月以上，天天都在做绿豆糕、佛手、糖塔。中秋节更是整个月都在忙，从绿豆仁清洗、浸泡、炊熟、碾碎、搅拌等繁复工序制作的绿豆馅，到各式月饼的桿皮、包馅、煎饼、用印、包装。这些岁时节奏以及娶新娘分享亲友的大饼，或女儿回娘家避暑分赠的米香丸等，都是我闭着眼睛也分辨得出的真实气味。童年再平常不过的生活经验，竟然是到学校上课时，无法跟同学分享的秘密。
出社会后，我的第一份工作是美术杂志社编辑，也在几家报纸专栏作者，报导过崙背的新剧、东港烧王船的阵头、陈旺欉老歌仔、布袋戏、乱弹戏、歌仔戏等。因这股傻劲而认识《台湾风物》总编张炎宪（1947-2014），那时他特别来信鼓励。直到他去世后，还两次来梦中亲切地看着我，仍是那永远不变的温暖笑容。为了扩展视野，我到法国留学。上课之余，最大乐趣就是整天浸在巴黎的博物馆，或在旧书摊寻宝，也买过雨果古本印刷的《钟楼怪人》。深深感到法兰西学术动力，是来自对他们自己文化、历史的认同与自豪。回国后在中央研究院短期研究，调查过彰化曲馆、武馆，鹿港法师、新竹客家信仰。后来进入成功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不仅成为叶石涛课堂上的学生，而且竟然成了台湾第一个台湾文学博士。看似纯属偶然巧合，却也是生命回归的必然实践。随着台湾文学史料出土与整理，我为了累积解读能量而勤奋阅读与收藏，到最后宛如一座小图书馆。
这本书当然是来自这座小图书馆，一开始就是文字本身，以及相关理解工具，除了各种文字解释文字的辞典，更多的是解释台湾地名的辞书、古地图、老照片、纪录片等，到最后几乎是在编制一套漫无边际的百科全书。整理这些论文，像是重新省视青春岁月，还有当年野百合的内心骚动与沈思。如同希腊阿波罗神庙的神谕「认识你自己」，作为地球村一份子的我们不也应扪心自问：我是谁？养育我成长的土地在哪里？我没有资格替自己发言吗？为什么我不能使用自己语言，而必须学习别人语言来表达？在我面前摊开的课题，无论是人迹罕至的洪荒世界，或穿越文字丛林开山辟径涉溪的大冒险，其原始出发点无非是一股强烈想要认识台湾的冲动。台湾知识份子能使用台语、日语、华语，而以诗词、小说等文体来表达时代、土地关怀等深刻情感，已是相当晚近的事。最原始的应该就是台湾人歌谣，直接以母语唱出生命的感动。然而如果缺乏仔细纪录及耐心解读，百年后那些活泼的歌诗不是随风而逝，就是掩埋在图书馆厚重尘埃底下。只有透过阅读与诠释，文字不再只是文字，不再只是印刷铅字，而是复活的肉体，我们才能够重新感受那些司空见惯，却已遥远陌生的日常生活，还有那些隐密不为人知的内心世界。
本书并非依照作者、题解等传统教科书模式地解读，而是参照各种不同领域知识网络交织进行。如同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的「冰山理论」，铁达尼号看到的只是浮出海平面的冰山一小角，而巨大冰山底层恐怕才是最后沈船的致命伤。作品编织的故事、塑造的人物，或作者社交轶事等，可能都只是「看得见」的冰山一角，而潜藏海平面底下「看不见」的力量更值得重视吧。但是如何发现那看不见的冰山底层？德勒兹（Gilles Deleuze, 1925-1995）的「地下茎」（rhizome）概念，可能更具实践意义。如果说文本是地下茎，那么我们延伸的阅读就像触须一样，不断地向外蔓延，为吸收养分而不断地与异质性（hétérogénéité）连结，最后几乎成为漫无边际的知识网路。地下茎概念，也像艾科所说的百科全书诠释，读者彷彿置身于巨大的理想图书馆，以互为主体性的参照，往外不断延伸地深度诠释。我们的目的并非在寻找最终或最正确的「标准答案」，而毋宁说是提供一种思考平台，让各种声音得以互相对话激盪。虽然一开始无非是文字，最后却得以超越文字，而绽放出美丽的智慧花朵。这些不同时期、不同场合撰写的文章，多年后竟然也悄悄地彼此连结，成为不可思议的地下茎，也就是本书「书写台湾人」、「台湾人歌谣」、「台湾人书写」等三辑。
辑一 书写台湾人。几乎每个与台湾擦身而过的政权，从此都爱上台湾，但是并不一定爱台湾人。看见台湾了，但是如何看见台湾人，如何书写台湾人？我们依照论述的相似性、差异性、再现的复制，来探索清代书写台湾原住民及其潜在的无意识。如同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耽溺于书本文字堆砌的爱情幻想，晚清文人也曾以书本文字想像来代替观察，而终将既有的原住民意象进行分裂、重组，最后型塑了一种「台湾化的台湾」。还有夏敬渠（1705-1787）撰写英雄文素臣的台湾探险等，这些文学想像及帝国主义的关系是很有趣的思考。
日治时代台湾人的身体知识如何建构，乃至最后成为官方改造对象，除了民族志及媒体报导，我们也参照了台湾知识阶层观点的私人日记深入解读。从身体改造开始，到语言、思想灵魂的大改造，可说是台湾面对多重殖民处境不断上演相同戏码的写照。
辑二 台湾人歌谣，将关注台湾歌谣再现的文学景观。景观（landscapes）是人群生活实践所塑造的。文学的空间经验，具有主观特质。借着这些主观感受，可以了解人们如何谈论地方与看待世界。平泽丁东整理台北一带歌谣，在1917年出版第一本台湾歌谣专书。在台北街头开始矗立欧化建筑之际，这些庶民歌声再现的台湾是什么样貌？
1931年《台湾新民报》歌谣採集运动，可说是台湾话文的第一线实践者，也是台湾知识份子第一次纪录我们的歌。台湾人的声音如何写，不仅是日治时代，乃至战后乡土文学论战焦点，也实际存在于歌谣採集。这些庶民声音几乎不曾被仔细解读过，很值得重新发掘其独特文学美感。
如果说1917年的平泽丁东是台北观点，1931年新民报歌谣採集运动则是中台湾观点，一开始是彰化和美人黄周的提议，而后在台湾各地掀起阵阵涟漪，那么1936年李献璋的採集则是南台湾观点。在高雄开始迈入现代都会之际，诗人想像的翅膀带领我们，重新感受到面对现代冲击时，他们的担忧、他们的哀愁、他们的情爱等。
辑三 台湾人书写，将处理台湾知识份子写的诗、小说，包括杜潘芳格（1927-2016）〈平安戏〉、〈中元节〉、〈蜥蜴〉，蔡秋桐（1900-1984）〈帝君庄秘史〉、龙瑛宗（刘荣宗，1911-1999）〈植有木瓜树的小镇〉、张文环（1909-1978）〈夜猿〉、〈阉鸡〉、〈艺旦之家〉、七等生（刘武雄，1939- ）〈我爱黑眼珠〉、李乔（李能棋，1934- ）〈泰姆山记〉等。这些作品如果说有什么共同性，那应该就是法国象征师派诗人马拉美（Stephane Mallarme, 1842-1898）所说的谜（énigme）的特质。解开谜语，往往必须跳脱人们所习以为常的认识习惯。我们将从符号化过程的任意性、陈述与人称等两个层面，来解读杜潘芳格超乎思考常轨，深具文学感染力的诗。
一开始我只是扮演福尔摩斯，随身带着小说、台湾老地图、地名辞书、几张老照片等工具，最后竟然重新看到日治时代南投、元长等台湾在地文学风景。在议会请愿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如果想知道蔡秋桐如何以活蹦乱跳的台语文，来戏弄台湾总督，或庄长、庄协议员等地方政客，那么一定不能错过〈帝君庄秘史〉。
对龙瑛宗／刘荣宗而言，南投并非一般台湾乡镇，而是杂揉了粗鄙／美丽、诱惑／纯情、堕落／尊严等复杂情感的青春回忆。「小镇」与「木瓜树」的二元意涵结构，不仅反映当年台湾人／日本人的社会结构，同时也是一位知识青年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挣扎。这种共存的背反与跨越界线的渴望，可说是支撑这部小说的强烈矛盾与张力。
太平洋战争时期，拐个弯不失为一种必要的文学手腕。张文环的价值，恐怕就在于以多义性台湾民俗参照，交织而成的文本张力。检验小说的时间秩序、动物秩序、男女秩序等书写策略，将可发现其隐藏的对抗论述是双重的，不仅是对抗帝国资本主义主流价值，同时也深刻地反省批判台湾传统的抱残守缺。
七等生的〈我爱黑眼珠〉，集合了各种针锋相对的批评与概念投射。这正好说明了文字本身的暧昧性，以致于可以吸引立场截然不同的读者。透过面包、女用雨衣、香花等象征，本雅明的现代性沈思、罗丹的雕刻艺术、台湾历史经验等互文性，深度解读它所再现的现代社会，以及从现实进入虚幻的国族寓言。
李乔借着台湾文坛轶事的挪用，而塑造一座会走动的山，「泰姆山」是什么意思？从小说基本结构、次序、时态分析出发，我们可发现它营造了一层又一层繁复的时态交织，宛若轮旋曲式的美感结构。台湾历史记忆的残破、荒芜的断层，随着充满荒谬感的逃亡行动而重新被暴露出来。这种叙事结构不仅是对过往时代的怀旧或悼念而已，而是试图发掘出被统治者以「大叙述」所掩埋的，真实时间所沈淀的历史纹理。
这场精神大冒险就像一部奇幻探险的电影，虽然一开始纯粹只是文字世界，后来竟然远方传来人讲话的声音，引导我们在古老地图、视觉影像缝隙寻觅国家宝藏踪影。至此，那些熟稔的虚构人物宛如多年老友，而他们的爱恨情仇也深深牵动我们的心。
很自然地，这只是一本寻宝笔记。
2017年5月 于永和寓所
图书试读
台湾旧惯的缠足、辫子，不需要放在「政治不正确」有色眼镜底下观察，更不想从「政治正确」为殖民主义政策辩护，本章只是以身体技术为讨论基础，借此探询视觉主义、台湾话语书写，私密日记、纪录前人所透露的时代记忆，如此或许可以釐清台湾人成为日本人过程，最核心的知识／权力／身体三者交会空间。
缠足、辫子，如果被视为一种清代台湾人的象征资本，那么累积这种资本有助于象征权力取得。女性缠足小脚不仅是在婚礼过门时的炫耀，也形成普遍相信缠足女子结婚较好命的主流信念。男人辫子与清代赴台湾就任官员一致，有着平起平坐的地位象征。日本殖民者急于改变台湾人的身体，除了健康、卫生、经济等理由，是否也是一种象征性的斗争，从而使得统治者自己的身体惯习乃至生活风格与品味，都成为被支配阶级的模仿对象？布赫迪厄认为（Bourdieu/ Wacquant 1992：143）：主流文化合法化的过程（l’acceptation doxique），免不了要经过象征暴力与象征的冲突，包括强制一套社会的合法定义，以稳定社会秩序的再生产、及透过特殊用字以贬低被支配阶层的文化等，相当于一种知识、文化的权力关系。
一般人可能都以为身体是自然界的产物，只是自然而然生长而已，而忽略了那其实是社会文化的产物。在日本统治台湾之前，女性可能因缠足很嫁入豪门，而男性也可能缠辫子而走入官场。这种驯服性（docilité），可以解释权力与身体的微妙关系（Foucault 1975：138）。权力对身体的细致控制与驯服几乎无所不在，战后戒严时代的「发禁」曾是台湾中小学生共同的时代烙痕。解严后台湾人的身体看似解放，却逐渐资本主义化。五花八门的医疗美容，更是将身体视为利润禁脔与权力处置的对象。有时似乎很难理解这些整型手术，在锋利手术刀底下切割、拉皮、抽脂、隆乳等是如何血淋淋，而民众为什么仍趋之若鹜，愿意付出鉅额费用并交出自己的身体，甚至不乏事后向媒体哭诉整型失败的案例？同样的，解缠运动批评最有力的理由莫过于缠足过程的残酷，伴随几乎是惨不忍睹的哀嚎啼哭。时过境迁，我们也很难理解那个时代社会非常重要的惯习，为何母亲非得借着身体技术来改变小女儿的脚踝不可？可能就像时下流行新名词「事业线」，当年缠小脚女性嫁入豪门也是一种主流信念吧。他们付出身体的痛苦，甚至不惜代价只为了获得「美」。
缠足、辫子，如果被视为一种清代台湾人的象征资本，那么累积这种资本有助于象征权力取得。女性缠足小脚不仅是在婚礼过门时的炫耀，也形成普遍相信缠足女子结婚较好命的主流信念。男人辫子与清代赴台湾就任官员一致，有着平起平坐的地位象征。日本殖民者急于改变台湾人的身体，除了健康、卫生、经济等理由，是否也是一种象征性的斗争，从而使得统治者自己的身体惯习乃至生活风格与品味，都成为被支配阶级的模仿对象？布赫迪厄认为（Bourdieu/ Wacquant 1992：143）：主流文化合法化的过程（l’acceptation doxique），免不了要经过象征暴力与象征的冲突，包括强制一套社会的合法定义，以稳定社会秩序的再生产、及透过特殊用字以贬低被支配阶层的文化等，相当于一种知识、文化的权力关系。
一般人可能都以为身体是自然界的产物，只是自然而然生长而已，而忽略了那其实是社会文化的产物。在日本统治台湾之前，女性可能因缠足很嫁入豪门，而男性也可能缠辫子而走入官场。这种驯服性（docilité），可以解释权力与身体的微妙关系（Foucault 1975：138）。权力对身体的细致控制与驯服几乎无所不在，战后戒严时代的「发禁」曾是台湾中小学生共同的时代烙痕。解严后台湾人的身体看似解放，却逐渐资本主义化。五花八门的医疗美容，更是将身体视为利润禁脔与权力处置的对象。有时似乎很难理解这些整型手术，在锋利手术刀底下切割、拉皮、抽脂、隆乳等是如何血淋淋，而民众为什么仍趋之若鹜，愿意付出鉅额费用并交出自己的身体，甚至不乏事后向媒体哭诉整型失败的案例？同样的，解缠运动批评最有力的理由莫过于缠足过程的残酷，伴随几乎是惨不忍睹的哀嚎啼哭。时过境迁，我们也很难理解那个时代社会非常重要的惯习，为何母亲非得借着身体技术来改变小女儿的脚踝不可？可能就像时下流行新名词「事业线」，当年缠小脚女性嫁入豪门也是一种主流信念吧。他们付出身体的痛苦，甚至不惜代价只为了获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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