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心路历程：一代文宗的作品、行谊与相关史实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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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是宋朝有名的贤臣，才华横溢，在文学上有宏伟的成就，在政治上有极其崇高的声誉，他一生的思想行迹反映出宋朝的兴衰成败，阐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善恶优劣之特征，足以发人深省。

　　本书综合运用包括文学批评、传记、历史与哲学在内的各种研究方法与理论，解析苏轼多彩多姿的作品，并透过其作品，参酌当代史料及笔记，深入描述他一生的行谊及思维，重新建构北宋一朝相关重大史事的真相，进而以苏轼为典范，探讨他所代表的传统特有的性质。

好的，这是一份关于另一本聚焦于中国古代文学史和文化史的著作的详细图书简介，内容完全不涉及苏轼及其生平： --- 书名：《唐宋变局中的士人精神：从晚唐到北宋初期的思想转向与文学生态》 作者： [此处可假设一位学者的名字，例如：钱文清] 出版社： [此处可假设一家严肃的学术出版社] ISBN： [此处可假设一个标准ISBN号] --- 导言：时代洪流中的士人抉择 本书并非一部描绘单一巨匠的传记，而是深入剖析了中国历史文化史上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从晚唐的藩镇割据、藩镇割据到五代十国的纷乱，再到北宋初年（建隆至大中祥符年间）初创期的思想整合过程。我们聚焦于“士人”这一社会阶层，考察他们在权力结构剧烈变动、文化传承遭遇断裂时所展现出的精神风貌、知识体系的重构，以及审美旨趣的演变。 唐宋之际的剧变，不仅是政权的更迭，更是知识分子群体身份认同的危机与重塑。中晚唐士人尚存依附于宫廷或地方藩镇的传统路径，其文学创作与政治理想尚能找到相对明确的依附点。然而，五代的短暂与混乱，使得士人阶层面临生存与道德的两难选择。直至北宋建立，新的文官政治体制初具规模，士人们才开始寻找新的立身之本与价值坐标。本书旨在揭示，正是这种深刻的时代压力，催生了宋代理学思想的萌芽，塑造了宋代文人士大夫独特而内敛的“士人精神”。 第一部分：晚唐的余晖与黄昏叙事 本书首先回顾了晚唐时期，特别是中晚唐文人如何以其独特的笔触记录和反思一个旧时代的衰落。 第一章：晚唐诗歌中的“末世”情结 本章细致考察了晚唐诗人（如李商隐、杜牧的晚期作品）如何将个人际遇融入对王朝命运的关切之中。我们分析了“无题诗”背后隐藏的政治隐喻与情感的内在化趋势。不同于盛唐的昂扬，晚唐士人的叙事充满了对历史循环的宿命感，以及对个人抱负难以实现的慨叹。其叙事手法，从对具体事件的描摹，逐渐转向对氛围和意境的捕捉，为后世的“意境说”奠定了基调。 第二章：藩镇体制下的文人依附与疏离 晚唐的权力分散使得地方节度使成为新的文化赞助人。本章考察了那些在权力边缘游走的文人，他们如何平衡对地方势力的依附与对儒家传统政治理想的坚守。这一时期的书信、碑刻和应制文字，成为研究士人实用性写作的重要文本。我们发现，即便是服务于地方强权，他们的内心依然存在着对统一国家理想的隐秘坚持。 第三章：五代：知识的流散与记录的价值 五代十国是文献记录的“灰色地带”。本章集中探讨了在国家分裂时期，文人所扮演的“守正者”角色。他们并非直接参与政治博弈，而是致力于抢救、整理和抄录前朝典籍。通过对欧阳修等人后世引述的五代文献的追溯，我们得以重构当时的学术生态——知识的传承，此时更多依赖于私人藏书与地方性文教网络，而非中央官学。 第二部分：北宋初年的学术与政治重塑 北宋建立后，赵氏政权急需确立新的意识形态合法性，以取代唐朝的余绪。这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舞台，但同时也带来了严苛的规范。 第四章：文官政治的初步构建与“循旧”的压力 宋初的统治者采取了“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本章分析了这种政策如何影响了士人的职业选择与价值排序。新的科举制度虽然扩大了入仕渠道，但初期的考试内容和选拔标准，依然带有强烈的复古倾向。初唐的经典解释权，成为新旧士人交锋的焦点。我们审视了早期“儒臣”如何通过对《尚书》《春秋》的阐释，来论证新朝的正统性。 第五章：儒学复兴的先声：对韩愈、柳宗元遗产的继承与分化 北宋初年，对唐代古文运动的重新评价是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本章详细对比了初宋儒者对韩愈“道统”论的接受程度。一些学者（如早期的太学博士们）主张全面复古，强调文道合一的伦理实践；而另一些则更为谨慎，试图在治理实践中摸索出适应宋代社会的新“道”。这种继承中的分化，预示了未来理学思潮的勃兴。 第六章：宋初诗文中的“平实”审美倾向 审美趣味的转变是士人精神变迁的直观体现。本章考察了初宋时期，文人如何从唐诗的雄奇与奇险转向一种更为“平淡”、“冲和”的审美范式。无论是对田园生活的描摹，还是对日常事务的记录，都透露出一种内敛、节制的情感表达。这种倾向并非偶然，而是与宋初强调“中和”的政治氛围和士人自我约束的伦理要求高度契合。我们分析了早期散文中对“义理”的强调，如何使得文学创作必须服从于教化功能。 第三部分：边陲的文化景观与士人的“远志” 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关注那些因政治际遇而被调往边远地区，或在地方任职的士人，他们的经验构成了宋代知识图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第七章：川蜀与江南的学术差异：地方精英的知识生产 晚唐五代遗留下来的区域性文化圈，在宋初继续发挥作用。本章对比了四川与江南地区士人的学术侧重。四川的士人（如某些“后蜀”遗老的影响）可能更倾向于文献考订与地方史的整理；而江南地区则开始出现对具体制度运行的精细化研究。这种区域间的知识互动与张力，是理解宋代学术成熟前夜的重要视角。 第八章：宦游生活与文学创作中的“思归”情结 从汴京到遥远的边郡，士人“宦游”的生活常态催生了一种特定的文学主题：对故土的思念与对仕途的倦怠。本章研究了描写宦游生活的诗文，它们虽然主题看似传统，但在宋代语境下，这种“思归”往往被赋予了新的道德含义——即对“安居乐业”的理想秩序的向往。这是一种对现实政治不稳定的深层不安的映射。 结语：士人精神的“定型” 《唐宋变局中的士人精神》试图证明，宋代的文人精神并非横空出世，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痛苦的“消化”过程。从晚唐对旧秩序的挽歌，到五代对知识的抢救，再到北宋初年对新体制的适应与重构，士人们最终完成了自我角色的定位：从依附于皇权的工具，逐渐转变为国家伦理与文化正统的守护者与构建者。这种精神上的转向，为后来整个宋代知识分子的行为模式、审美趣味以及理学思潮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个理解宋代文化崛起的社会、政治和思想背景的全面框架。 ---

作者简介

杨东声

　　台大中文系学士与台大中文研究所硕士。台大毕业后，赴美深造，专攻西方比较文学，在新泽西州州立罗格思大学取得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完成博士学位前，曾在维吉尼亚州威廉玛丽学院任中文讲师。毕业后，转赴宾州州立大学比较文学系任比较文学及中国文学助理教授。后返台，任国立中正大学外文系教授，兼外文系系主任及语言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任职期间荣获国科会杰出研究奖。现任教于美国德克萨斯州贝勒大学，致力于中西文学、历史与哲学之教学与研究。

序   
第一章          畸形社会       
第二章          家世渊源       
第三章          早年志趣       
第四章          名动京师       
第五章          早期诗作       
第六章          制科考试       
第七章          宦途伊始       
第八章          返乡守丧       
第九章          政坛异动       
第十章          力挽狂澜       
第十一章        直言极谏       
第十二章        政治迫害       
第十三章        离京赴杭       
第十四章        杭州通判       
第十五章        新政风暴       
第十六章        密州知州       
第十七章        两败俱伤       
第十八章        徐州知州       
第十九章        身陷囹圄       
第二十章        生死关头       
第二十一章     耐心等待     
第二十二章     东山再起     
第二十三章     一食三叹     
第二十四章     重返杭州     
第二十五章     杭州德政     
第二十六章     锲而不舍     
第二十七章     和陶〈饮酒〉     
第二十八章     悉心论奏     
第二十九章     许国心怀     
第三十章        与世长辞     
结语       
参考书目

自序

　　宋朝在中国历史上不算是一个特别强盛的时代，版图也不是特别的辽阔，从它建国开始，便得跟四周的强敌竞争生存的空间，经过一百六十七年，金人结束了它在北方的统治；它在南方的政权更不必说，勉强支撑了一百五十二年，便亡在蒙古人的手中。宋朝灭亡的原因很多，但是奸臣当国而贤臣受到迫害是主要的原因之一。其实中国历史上不论哪个朝代，最后灭亡都跟这一个原因脱不了关系。苏轼是宋朝有名的贤臣，才华横溢，但终其一身不但不能全力施展他的政治抱负，而且不时受到严厉的政治迫害，他一生的思想行迹反映出宋朝的兴衰成败，阐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善恶优劣之特征，足以发人深省，可做一般人接物处世的良鑑。中国有一句成语：「上一次当，学一次乖」，鼓励中国人汲取历史教训，希望大家从往日的失误中领悟到成功致胜的道理，从而能避免重蹈覆辙不再受到类似的伤害。研究苏轼一生的行谊与思想不仅使一个学者对苏轼的个人能够有全盘性深入及正确的了解，而且有助于一个人洞悉宋朝长期积弱不振的原因，同时也能加深大家对中国文化特质的领悟。

　　在中国历史上，大概再没有第二个人是像苏轼一样在文学上有那么宏伟的成就，诗词散文样样精娴。特别难得的是他在政治上有极其崇高的声誉，备受百姓的爱戴；在门生中也非常受到推崇，去世后受到几乎如神一般的敬拜。宋孝宗对他赞不绝口：「忠言谠论，立朝大节，一时廷臣，无出其右……朕万机余暇，䌷绎诗书，他人之文，或得或失，多所取舍，至于轼所着，读之终日，亹亹忘倦，常寘左右，以为矜式。」宋史对他的评价也是无以复加：「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辅之。」从这些角度来看，苏轼应该算是中国文人中最了不起的人物了。

　　中国现代因为受到苏联列宁的影响，一般都推崇宋朝的新党，贬抑旧党，身为旧党要员之一的苏轼自然不像往日一般受到特别的推崇。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的声誉备受抨击。文化大革命之后，大陆政策部分改变，往日的苏联已不再存在，她对中国也不再像昔日一般具有那种无比的影响力，苏轼的声誉因此再度恢复。二十几年前朱靖华不但把苏轼推尊为中国的顶尖人物，也把他褒扬为世上「旷世无双的全能文士」：「苏轼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世界人民的骄傲。」八年多以前，黄玉峰也同样说：「苏轼是中国文人完美个性和品格的化身。苏轼是人类的骄傲。」赵志伟更进一步就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明苏轼所以特别值得国人推崇的地方：
 
　　一般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多的是专制、等级、仇恨、奴性，不错，大量充斥的是这些，但是从以苏轼为代表的求真、求善、求美的人们的诗文以及所作所为中，我们似乎能看到它的对立面：对独立、自由、平等、博爱的追求，虽然他们也许并不自觉，虽然它的力量是那样微弱。──但「苏轼们」的存在，证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并非全是黑夜而没有光明！她证明中国的传统文化并非一无是处，并非全是吃人！她也有美好的东西。
 
　　历史上这些对苏轼的赞辞，笔者认为应是公允之论。

　　在苏轼的一生中，对他及当代人影响最大的一桩政治事件应该算是新法了。中国大陆现在虽然不再像往日一般欣然接受苏联的旨意，但是大陆官方的政策基本上仍不贬抑新法；一般学者遵行政府的决策，因此对新法还是持相当肯定的看法。其实就史实来看，新法对神宗朝及其以后北宋的政治造成极端不良的影响，并间接导致了北宋的灭亡。在元丰三年即已做到参知政事的章惇，先后在神宗及哲宗朝为相，推行新法甚久，但他对新法也不完全赞同，他在哲宗祖母摄政期间就坦白地承认新法的一些弊害：「保甲、保马，一日不罢有一日害。」苏轼与章惇同一年中进士，在新法实施以后，历任杭州通判、密州知州、徐州知州及湖州知州，执行新法，走遍多处乡村，深知民间疾苦，因批评新法对老百姓造成的伤害而被判入狱，几乎为此丧生；在新法结束后再为杭州知州、颍州知州及扬州知州，他在扬州任上为民请愿，对新法在民间所造成的遗害有深入的认识与描述：「今大姓富家，昔日号为无比户者，皆为市易所破，十无一二矣。其余自小民以上，大率皆有积欠。监司督守令，守令督吏卒，文符日至其门，鞭笞日加其身，虽有白圭、猗顿，亦化为筚门圭窦矣。」在元朝政府主持之下集体修撰的《宋史》中，所有参与修撰的作者根据史料都一致表示除了少数的法则以外，新法对当时的平民的确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元朝消灭南宋与北宋的施政无关，没有理由故意歪曲北宋的政治措施，它对北宋推行新法的评断因此应当客观可信。此外，历史上反对新法的官员，除了偶尔意气用事之外，一般人品都相当正直，他们常常为了坚持原则而鄙弃美官。例如旧党的主要领导人物司马光，神宗命他为枢密副使，他因反对新法就是不接受，神宗说在大臣中也只有司马光一人能够拒绝那么高的官位：「如司马光未论别事，只辞枢密一节，朕自即位以来，惟见此一人。」相反的，支持新法的官吏却往往不顾原则，只求高位。例如新党极其重要的领导人物蔡京，在司马光为相的时候，为了逢迎，当旧党很多官员都觉得在五日之内废弃雇役法有困难的时候，他却独却众意，在几天之内就废掉此一新法；而在章惇为相的时候，他又能在几天之内废弃旧法，再用新法：
 
　　元祐初，光复差役，惇议曰：「保甲、保马，一日不罢有一日害。如役法则熙宁初以雇役代差役，讲之不详，行之太速，故后有弊。今复差役代雇役，当详议熟讲，庶几可行，而限止五日，太速，后必有弊。」光不以为然……蔡京时知开封府，用五日限改畿县雇役之法。至是惇入相，置司讲议，出京为户部尚书兼提举。于是京欲掩盖元祐迎合之迹，乃白惇曰：「取熙宁、元丰法施行之耳，尚何讲为？」惇信之，遂请人额，雇直一从元丰旧法。
 
　　一个人做事没有原则，为了利禄，朝夕反覆如此，令人不免有叹为观止之感，因此旧党在历史上的证词一般应比新党可靠得多。

　　大陆学者所以推崇新法贬抑旧党，主要是因为政府沿承列宁的思想，他们的立论自然不能违反政府的决策。西方民主国家的学者支持此一论点，却不能引列宁或中国大陆的政府做为他们论点的基础。因此他们别出心裁，採用经济的观点来支持他们的看法，说王安石和他的支持者是贫民出身，代表中、下农及小商人阶级。例如耶伯哈（Wolfram Eberhard）就说：「王安石来自一个贫穷的家庭，拥护他的人也都是贫穷人家出身，他迅疾地把他们安插到各个岗位。他们代表小地主和小商人阶级。」这种说法与史实抵触，值得商榷。首先，不论王安石是贫贱或者富有的家庭出身，反对新法的或支持新法的人绝对不能以家庭出身为区分的标准，像他弟弟王安国就反对新法。当神宗问他王安石的新法时：「卿兄秉政，外论谓何？」他就回答说：「恨知人不明，聚敛太急尔。」另外，王安石的父亲王益身为都官员外郎，不是贫民。再者，绝大多数新法的支持者都是富人而不是贫民。例如支持王安石的参知政事韩绛（1012-1088），他的父亲韩亿官至尚书左丞，是殷富之家，并非贫民出身。王安石的左右手吕惠卿，父亲做到光禄卿的高位。当然，在众多的支持者中，最富有的人还是神宗，如果没有他的支持，新法是绝对不可能实施的。神宗的儿子哲宗和徽宗也全力支持新法，当徽宗任命祸国殃民的蔡京为相的时候，就说得很清楚他支持新法的立场：「神宗创法立制，先帝继之，两遭变更，国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

　　相对的，反对新法的官员并不一定都是大地主或富商的家庭出身。例如激烈反对新法的吴奎「少时甚贫」。苏轼的师友张方平（1007-1091）在别人都还不清楚王安石的为人之前就已经预知王安石日后执政所可能带来的祸害，小时候家里也很贫穷：「公年十三，入应天府学，颖悟绝人，家贫无书。」王安石的学生陆佃不赞同新法，也是贫苦家庭的出身：「居贫苦学，夜无灯，映月光读书。」反对新法而出身不是特别富有的人实在多得不可胜数，本书篇幅有限，不能一一列举。王安石所代表的，应该不是像西方那些学者所说的贫贱阶级，而是宋朝皇室的利益；而王安石的支持者，等而下之，他们不但跟他一样忽视平民，而且往往以自身的利益为出发点，把个人的利益看得比皇家的利益重要得多。就如新党的要员之一邓绾所说：「笑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新法不能获得正直官员及大多数平民的支持，最后的受害者当然还是整个国家。

　　有的西方学者不以经济而以革新守旧的观点来说明新旧党的异同，例如罗金斯基（Witold Rodzinski）就说：
 
　　第一个是保守派，全面反对所有关于政府或政策的改革措施。这个团体代表大多数的官员，他们都是大地主的家庭出身。这一派以很多杰出的学者为首，例如欧阳修及司马光，并包括了所有的理学家。第二个是改革派，主要以王安石为首。它寻求新法及新的途径来解决日形严重的社会危机所造成的各种问题。它的目的是组成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和国家。在这两个团体中，保守派佔绝大的优势。他们有传统做他们的后台，同时政府官僚体系无可避免所产生的阻力也对他们有利，潜在地阻挠任何的改革和进步。
 
　　这种说法也不合史实。旧党的官员几乎全都见到宋朝政治的积弊，主张革新；苏轼本身身体力行，从从政开始就立言改革，只是旧党的主张跟新党不同。新党注重皇家的利益，而旧党重视平民的利益。新法对平民造成的戕害，就连断送北宋国运那么腐化的徽宗也很清楚：
 
　　帝之初政，锐欲损革新法之害民，曾布始以为然，已乃陈绍述之说，帝不能决，以问勣。勣曰：「圣意得非欲两存乎？今是非未定，政事未一，若不考其实，姑务两存，臣未见其可也。」……大观三年，知太平州，召入觐，极论茶盐法为民病，帝曰：「以用度不足故也。」对曰：「生财有道，理财有义，用财有法。今国用不足，在陛下明诏有司，推讲而力行之耳。」帝曰：「不见卿久，今日乃闻佳言。」……蔡京自钱塘召还，过宋见勣，微言撼之曰：「元功遭遇在伯通右，伯通既相矣。」勣笑曰：「人各有志，吾岂以利禄易之哉？」京惭不能对，勣亦终不复用……勣挺挺持正，尤为帝所礼重，而不至大用，时议惜之。
 
　　徽宗知道新法对人民所造成的戕害，他并不像现代那些学者刻意去粉饰新法的弊端，只是主要因新法可以提高国家的岁入，「以用度不足故也」，所以即使新法对民间不利，他还是继续实施，最后惨遭亡国的噩运。

　　宋朝的政争对中国现代的政治有特殊的启发作用。自清末开始，西方列强东进，对清朝的生存构成威胁，形势如同宋朝与辽金蒙古对峙一般，清朝的改革唿声也如同宋朝一般应运而起，开始实施自强运动。日本在明治维新成功以后，加入西方列强的行列，觊觎中国，成了清朝最大的威胁。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夕，主政多年当时高龄七十二岁的李鸿章看到清朝薄弱的军力，「自知实力不足」，力主和议，希望争取时间积极备战；二十七岁的光绪皇帝年轻气盛，主张立即开战，如同宋朝年轻激进的神宗希望瞬间取得胜利战果一般，结果清朝战败。中日第二次战争爆发前夕，执政多年的蒋中正主张和议，强调争取时间，从容备战，处处避免与日军发生全面冲突，当时主战之声甚嚣尘上，张学良在中共的煽动之下发动西安事变，伙同中共迫使蒋中正对日宣战，结果中国损失惨重，战事发生四年多以后，主要因日本与美国发生冲突，中日战争发展成为世界二战的一部分，美国大规模援华，八年抗战方得以胜利结束，但战争期间中国损失的人力物力庞大到惊人的程度，而且蒋中正也因中日战争而让当时苏共支持的中共势力坐大，最终被中共击溃，失去大陆。中共建政，有意与世界列强一争长短，毛泽东在众人的反对声中，执意发动大跃进，希望「十几二十年就可以赶上世界上一切国家」，26 因为草率行事，导致大饥荒，据学者估计，饿死约四千万人。

　　当中国势力衰弱，受到邻国威胁之际，失去理智的盲目的爱国情绪往往会主导中国的政治，在富国强兵动人的口号之下，採取轻率急躁的行动与政策，导致误国殃民的后果，结果葬送了许多中国的精英，涂炭了广大的生民，反而使中国陷入更加黑暗的渊薮之中。苏轼坎坷的一生，宋朝灭亡的命运，中日两次战争与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的大饥荒给中国所带来悲惨的影响，这些重大的史实之间有甚多甚深的遥相唿应之处，值得深入研究。

　　在人类历史上，最有政治耐心与毅力的民族，就笔者所知，应该是犹太人。当他们依赖着耶华神，在摩西的领导之下，迈向他们理想家园的征途时，因为他们在征途上缺乏纪律，表现不符合理想，摩西让他们在沙漠中历练了整整四十年的时间，才开始他们对敌的征战，最后建立了以色列王国：「你会记得在这四十年中耶华你的神在沙漠中一路上带领着你，为了使你谦下、试探你、了解你心中有什么，你是否遵行他的诫命。」（申命记 8: 2）宋朝的老臣富弼劝神宗说：「陛下临御未久，当先布德泽，愿二十年口不言兵，亦不宜重赏边功。干戈一起，所系祸福不细。」要神宗在发动战争以前，先耐心准备二十年，神宗不从，摩西准备了四十年的做法，对神宗来说应该就更不可思议了。以色列人让人惊异的事不仅是全民准备了四十年再向敌人发动全面的战争，他们更让人惊服的是，在公元前五八二年犹太亡国之后，经历了两千五百多年不断的努力，又能在他们失去二十多个世纪的国土上重建以色列国，连续击溃他们四周的敌国，而一跃成为中东一个超级强国，他们的耐心与毅力为人间罕见，可做中国历史的借鑑。

后言

　　在中国历史上，苏轼是数一数二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更难得的是他有光风霁月似高尚的人品，对国家社会有着深挚无比的热爱，对人民大众的苦难抱着人溺己溺的态度，处处为民喉舌，言他人所不敢言，行他人所不敢行，全力实施他济世助人的抱负。可惜宋朝的四个皇帝英宗、神宗、哲宗及徽宗都不能赋予他治国的重任，使他一生都没机会全力施展他的才华与抱负。苏轼不仅没机会实施他的政治理想，在神宗、哲宗及徽宗三朝他因反映民间疾苦反而受到极其严厉的迫害，几乎因此丧失了性命，即使在他死后徽宗对他仍不放过，继续对他死后的名声进行长期无情的打击。他的不遇，尤其是他的不幸曝露出中国传统社会一个极大的缺点，即是君子常常失意，而小人往往得志。孔子如是，孟子如是，屈原如是，苏轼也如是，中国史上诸如此类的人物可说不可胜数。老子所说的柔弱胜刚强，「柔胜刚，弱胜强」，在西方社会未必一定如此，但在中国社会可说一般确是如此。中国的民族性有很浓厚的道家气习，道家的教导也深受一般人的欢迎，这在至少表面上处处尊孔的中国传统社会中，自然造成了很大的问题，苏轼说：「晋以老庄亡」，有甚深的见地，值得吾人警惕。

　　苏轼的思维中有相当强烈的公天下的思想，他不认为中国的国土全部是赵家的私有财产，「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就他看来帝王只不过是一个经理人，代天管理大地，照顾百姓。在精神上，苏轼怀有探究永恆世界的意愿，但是无论苏轼对佛道两教所陈述的永恆世界有多大的好奇心，他总觉得佛道两教逃离尘世，对现世缺乏执着的热爱，对民生疾苦採取超然或漠然的态度，对国家社会造成负面的影响，「晋以老庄亡，梁以佛亡」，所以终其一生他对佛教及道教保持着怀疑批评的态度。在他的认知上，他对人类大地的关怀远远超过他舍弃人世进入永恆世界的慾望。佛教和道教抛弃人世追求超越世间之境界的想法，跟他对人世执着的热爱及献身追求社会公义的理念在本质上自然有根本的抵触，再加上他们所说的超越世间的理想世界是否真实，「仙山与佛国，终恐无是处」，这些都是促使他一生对佛道两教不能完全认同的原因。倒过来说，也正因为苏轼不信佛教空幻的宇宙观，他对这个世界才有执着无比的热爱，正因为他不信老庄逍遥虚无的哲学，他才会锲而不舍的为社会公义百姓福祉而向邪恶挑战。

　　现代中国对王安石的评价非常高，有过誉之嫌。本书显示王安石固然有他的才华，做人的原则，但他的心胸狭窄，度量不大，不能採纳别人不同的意见，而且常有报复的心理，这不是一个做宰相应有的风范。神宗对他宠信，任用他所引荐的小人，造成了持续甚久的新旧党争，埋下了日后宋朝灭亡的远因。王安石对苏轼的敌意是导致苏轼下狱的主因，日后王安石在被挤出朝廷，看出吕惠卿的小人面目之后，虽尽释前嫌，主动跟苏轼和好，但为时已晚，那时宋朝政局大体的趋向早已确立，新旧党此后便成了政坛上势不两立的两大壁垒，直到北宋灭亡为止。

　　新政的施行几乎左右了神宗一朝及其以后北宋的政局，它对北宋朝政的影响可说利少弊多。宋朝立国原本先天不足，赵氏的天下并不是赵家全凭自己的才能一手建立起来的，而是因着后周王室孤儿寡妇势单力薄篡夺得来的。宋太祖、太宗两个能征善战历经沙场的骁将与辽国作战依然不时败北，无法取得最后的胜利，宋、辽两国军事力量的强弱由此可见。其后从小在深宫中长大而毫无战场经验的神宗坐镇宫中，通过宦官的节制，希望宋军能在他遥控之下征服辽国，这似乎是不太切合实际的想法：「伐国大事，而使宦者为之，则士大夫孰肯为用。」特别是他没有知人之明，排除众多大臣的意见，而独信王安石，重用一批王安石引荐的自私自利的官员，草率制定新法，强行推行新政，并鼓励御史台惩治批评新法的代表人物苏轼，新政的失败可以预见。

　　神宗重用王安石引荐的人，如果不是日后王安石与吕惠卿起了权力冲突，神宗决心要把吕惠卿逐出朝廷，由御史出面全面抨击吕惠卿贪污渎职的内情，后人大概很难那么清楚的了解吕惠卿卑下的人品。即使像吕惠卿如此贪渎的官员，神宗也只是把他贬出朝廷，仍让他出任地方的首长，对比之下，苏轼人品才气远在吕惠卿之上，只因替穷苦的老百姓说话，神宗便心狠手辣地对他进行无情的迫害，神宗的昏庸由此可窥一斑。

　　新法的重点是增加国家的税收与强化国家的军事力量，最后的目的是征服辽夏。本书证实在强国强兵的政策之下，平民的利益往往被忽视，旧党以平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因此反对新法。诚然，在新旧党争中，旧党难免有意气用事的地方，如后期司马光当政，不顾苏轼等人的反对，尽废新法，这已失去原先以平民利益为出发点来反对新法的美意。苏轼不是因为王安石而反对新法，确是以平民的利益为出发点，终其一生都能够坚持为民谋求福利的原则。他的见解虽然不完全是十全十美，但他不以人废事，就事论事的原则值得嘉许。苏轼在各地担任行政长官，执行朝廷既定的新政，有推行新法的实际经验，他在处理政务时发现免役法利弊参半，因此主张革除免役法引起的弊端，但仍然保留新法，这不仅证实苏轼行事不苟的原则，能够不因人废法，也在在说明新法确实有诸多弊端，在民间造成了不小的损害，从而导致旧党反对新法。

　　宋朝政治的改革当然有其必要，旧党与新党在这一点上立场一致，只是旧党持稳健徐行的作风，希望按部就班来达到改革的目的；而王安石不顾众意，一意孤行，希望宋朝在短期之内就可变成超级强国。司马光虽然在中国传统历史中被目为贤相，但他在执政期间跟王安石犯了同样的错误，也是不顾众意，一意孤行，尽废新法，这不仅是宋室的不幸，也往往是中国传统政治运作的致命伤。任何政治上重大的改革，绝不是一两个政治领导人物闭门造车就可成功的，它需要广集众智，获得多数人的支持，在深思熟虑之后，审慎推行之下才有成功的可能性。

　　文字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非常显着的位置，是专制统治者一贯用来钳制知识份子的工具，也是知识份子在政坛上用来整肃异己的手段。文字狱的兴起固然与帝王的专制统治有密切的关系，在很多方面，它也反映了知识份子在中国传统政治中所显现的精神上的缺失。苏轼是文字狱的受害者，本书显示他在神宗朝因文字入狱，固然是王安石当初对他谗毁，导致神宗对他不满，大臣为谄事神宗，执行他的旨意，对他进行挞伐，整个事件的主要过错在君王；但是宣仁摄政，重用苏轼，而他的政敌为个人恩怨，仍然师法神宗朝的故技，继续对苏轼进行文字上无谓的迫害，这就不能再把钳制言论的过错推给帝王，而只能说是传统知识份子思想上的一个缺憾。缺乏正直原则的知识份子滥用其专业知识，以文字为工具，舞文弄墨，无中生有，颠倒黑白，蓄意扭曲他人的言论，对其人身进行无理的诬蔑迫害，这是以知识份子为中坚的中国传统政治中的一大污点，为保持政治的良性运作，知识份子有必要对此一作为进行有力的挞伐，表示绝对的鄙弃。

　　中国传统的知识份子受到孔子的影响，「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在遇到挫折之时便常思退路，不能坚持与政敌继续周旋下去，不到彻底击溃敌手，不到根本解决问题的时候，便绝不停止的原则。在王安石执政，引进了大批小人之后，当时有原则的正人君子纷纷自动离开朝廷，无形中为王安石的党羽在朝制造了欠缺制衡的施政环境，使他们对异己份子进行迫害打击更为炽烈而不受制约，结果给个人带来灾难，也使宋朝的政治迈向了灭亡的道路。小人在中国政治上往往得势，跟正人君子不时自动退让有相生相成不可分离的因果关系。当照耀舞台的光线一一撤离时，那个舞台必然陷入一片黑暗之中，舞台上的演员也不再会对一己表现的优劣特别在意，台上台下变成一片混乱的局面自然不言可喻。

　　最后一点：在小人的压力之下，君子不但常有退隐的倾向，更有甚者，有时还会盲目的寻求自尽。苏轼在湖州被捕之时，以为自己到了穷途末路，曾试图投江自尽。因当时官吏严于看管，结果无法如愿。后来关在京师牢中，仍有绝食自尽的打算。在中国历史上，包括现今的社会，自杀身亡之人，所在多有，遑论企图自尽而无法如愿的人，那更是难以估计。由苏轼一生的行迹来看，如果苏轼在湖州被捕或狱中监禁时就已自尽，中国会不会像现在一般如此尊崇纪念苏轼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答案有可能是否定的。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以自杀了结一生的知识份子应该非屈原莫属，中国社会对遭受挫折而自杀的人，一般不但不严责，反而有同情或者甚至鼓励的倾向，此由历久不衰、至今仍然颇为风行的推崇及纪念屈原的端午节可窥一斑。就屈原来说，一时之间，不能实施一己的政治理念，结局就必须是自尽，这种看法相当武断而任性，不但于事无补，往往反而会加速时局的恶化，较君子因一时遭到挫折而退出政坛，隐居民间，是更令人惋惜的选择，也更让邪恶小人趾高气扬。笔者再以与屈原几乎同样家喻户晓的项羽一事迹为例来做进一步的说明。项羽一生，如其所言，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但最后终于失败。历来史家对他失败的原因有众多不同的解释，其实，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他对一己生命与世局的看法如同屈原一般，稍嫌武断任性。当他被刘邦为数多达五千的骑兵穷追到乌江畔之时，跟随他的人只剩下二十六个，就数字上来看，项羽的确是走投无路，死路一条。但是从天意上来看，在项羽最危急的一刻，乌江上突然出现一只船等着项羽，而且那个船主对项羽也特别友善，敦请他渡河：「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羽不但不把那条船适时的出现看成是老天的恩典，特意为他展现的奇蹟，反而坚持把错误推给老天，拒绝渡河：「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一般人逃难，碰到类似的机会，应该会感谢老天，立刻上船，先到安全之处，再徐图未来。项羽非但不感恩，反而诅咒老天，如此自暴自弃，自然难逃可怕的厄运：「乃自刎而死」。如果项羽能抓住老天给他的机会，渡过乌江，吸取教训，重整旗鼓，与刘邦再战，究竟鹿死谁手，很难预料，项羽绝对有机会一统江山。

　　苏轼在湖州被捕及下狱之初，企图自尽的想法与项羽被追赶到乌江畔心灰意冷时的念头可谓雷同。但苏轼到了黄州以后，他的观念开始转变，他在黄州体验到老天历练他的深意，为他做的独特的安排，「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所以他不但不把他在黄州的困境再视为无法脱逃的悲剧，做为自尽的借口，反而能超越当时的困境，将其视为老天的「深意」，用来提升锻炼他的心志，目的是为了使他变得更为坚强成熟。苏轼得到这种不寻常的历练，因此能昇华成为出类拔萃的人物。结果数年后，得以「入为侍从，出为方面」，襄赞君主，造福人群，流芳人世。当他第二次遭到贬谪时，因他先前在黄州对生命已有了更为深刻的领悟，自尽对他来说，只是一种不具太多意义的逃避行径，已不再具有任何诱惑力，因此无论小人施加给他的压力如何巨大，迫害如何严厉，他都能屹立不摇，不为所动。苏轼在儋州写的《书传》中对尧试炼舜的过程有如下一段评语：「尧之所以试舜者亦多方矣，洪水为患，使舜入山林相视原隰，雷雨大至，众惧失常，而舜不迷，其度量有绝人者，而天地鬼神亦或有以相之欤。」《尚书》的经文虽然没有说天地鬼神在「烈风雷雨」危险的时刻帮助了舜，但是苏轼根据自身的经历以及他对天意运作的观察，而提出了一个超乎表相，鞭辟入里的解释。苏轼认为，当一个正人君子陷入危境之时，天地鬼神会在冥冥之中，给予适当的济助。在两次贬谪中，苏轼锻炼出一种坚强无比的信心，一次又一次的帮助他渡过了危机。最后，他的直觉应验，年轻的哲宗二十五岁的时候，就得离世，而老迈的苏轼却如愿以偿，安返大陆。用苏轼自己的话说，「天地鬼神亦或有以相之欤」，在哲宗任性惩处苏轼这件事上，天地鬼神显然是站在苏轼那一边。苏轼在黄州及黄州之后博得后人特别称颂的经历与成就，绝非他在湖州及京师狱中企图自杀时所能预料。苏轼的心路历程，就整体来说，就是对人生与天意的信心的成长，开花及结实的故事。

第一章　畸形社会
 
苏轼所处的宋代可用两句话来形容：先天不良，后天失调。宋朝一开始就建立在不良的基础上，宋朝的开国君主赵匡胤（927-976）不像汉朝的刘邦主要靠着自己在战场上的武勇机智取得天下，而是因背叛他年甫七岁的幼主恭帝，才取得了王位。后周世宗（921-959）对他的将领一向不太信任，平日採取防范的态度，「见诸将方面大耳者皆杀之」。在去世前，大概为了巩固他幼儿的权位，在人事上突然做了重大的调整。他的女婿张永德（928-1000），当时任后周（951-959）最精锐的部队殿前军的最高长官都点检，军权在握，周世宗显然不信任他，但又不好杀自己的女婿，因此在病重的时候把他撤换，让赵匡胤取而代之。他这个临终的安排，对巩固他儿子的王位来说，不但无益，反将他儿子送入虎口，赵匡胤因此捡了一个便宜，得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去篡夺后周的王位。
 
宋代的史书对赵匡胤背叛恭帝的这件事说得相当委婉，虽然表面上没直接归罪给赵匡胤，说是因他弟弟赵匡义及其他将领的拥戴，黄袍加身，身不由己以致取得王位，但是字里行间却隐隐约约非常技巧地暗示赵匡胤实为此一政变的策划人。据《续资治通鑑长编》的记载，建隆元年（960）春正月初一（辛丑），朝廷接到镇、定二州告急的消息，说北汉与契丹南侵，周廷因此派赵匡胤带兵御敌。初二殿前司副都点检、镇宁军节度使慕容延钊带领前军先行出发。那天京师就已经盛传赵匡胤会当皇帝，一时人心相当恐慌。初三傍晚，大军到了陈桥驿扎营，赵的将领便开始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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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深刻的文化体验。它不仅仅是讲述了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苏轼的故事，更是通过他的作品、他的经历，折射出了中国古代士人所面临的困境与挣扎，以及他们如何用文学来安顿自己的灵魂。作者对苏轼作品的解读，非常细腻，能够捕捉到字里行间的细微情感，让我对苏轼的诗词有了更深的理解。我尤其欣赏书中对苏轼人生转折点的描绘，无论是被贬谪的痛苦，还是在逆境中寻找乐趣的智慧，都让我感受到了他强大的生命力。书中对苏轼行谊的考证，也非常扎实，让我对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也更能理解苏轼作为一个官员，是如何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生存的。读这本书，我不仅了解了苏轼的文学成就，更重要的是，我感受到了他作为一个人的担当、豁达与智慧。他的人生哲学，对于现代人来说，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这本书让我觉得，真正的伟大，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经历风雨后，依然能够保持内心的清澈与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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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对于理解中国古代文人的生存状态，提供了一个极为生动的范例。苏轼的一生，充满了戏剧性的转折，从朝堂上的意气风发，到被贬谪到边远之地，再到最终能够以超然的态度面对一切，这其中蕴含的智慧与韧性，令人叹为观止。作者通过大量的史料考证，将苏轼的个人经历与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相结合，展现了他如何在 turbulent 的时代浪潮中，努力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和人格尊严。书中对苏轼官场上的起起落落，尤其是他与王安石变法之间的恩怨纠葛，描写得十分到位，让我对那个时代的政治斗争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同时，作者也没有忽略苏轼在文学上的巨大成就，他笔下的山水田园，以及他对人生哲理的深刻洞察，都通过这本书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我特别喜欢书中对苏轼不同时期作品的解读，能够清晰地看到他心路历程的变化，从早期的激昂慷慨，到中期的婉转含蓄，再到晚期的超然洒脱，每一种风格都深深地打动了我。这本书不仅仅是关于苏轼的传记，更是一部关于如何在逆境中寻找光明，如何在复杂的世界中保持真我的生存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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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本书，我看到了一个更加立体、更加鲜活的苏轼。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堆砌苏轼的生平事迹，而是通过对他的作品、他的行谊以及相关史实的深入挖掘，展现了他跌宕起伏的人生轨迹和丰富细腻的内心世界。我特别喜欢书中对于苏轼不同时期作品的分析，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他心境的变化，从早期的锐意进取，到经历贬谪后的沉淀，再到晚年的超然物外，每一种变化都充满了诗意和哲理。书中对苏轼在政治斗争中的角色，以及他如何在这种环境中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也有着深刻的阐述，让我对那个时代的政治生态有了更深的认识。我常常觉得，苏轼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文宗，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才华横溢，更是因为他能够从人生的苦难中汲取养分，并将之升华为对人生、对世界的深刻洞察。这本书让我看到了苏轼作为一个普通人，是如何在历史的洪流中，用他的作品和他的生活，书写出属于自己的传奇。这本书带给我的，不仅仅是知识，更是一种精神上的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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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对苏轼这位千古奇才抱有浓厚的兴趣，而这本书，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它没有止步于简单地介绍苏轼的作品，而是深入挖掘了他作品背后隐藏的心路历程，以及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独特印记。作者在梳理苏轼的作品时，非常有条理，能够清晰地看到他从年轻时期的锐气，到被贬谪后的沉郁，再到晚年的豁达，每一步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书中对苏轼的行谊描写，更是让我觉得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神祇。我看到了他作为一个官员的正直与担当，也看到了他作为一个文人的风流与才情。尤其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将苏轼的作品与他的个人经历，甚至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解读方式，让我对苏轼的理解，不再是孤立的，而是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读这本书，就像是与苏轼进行了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我仿佛能感受到他内心的喜怒哀乐，能体会到他所经历的孤独与坚持。这本书对于我这样想要深入了解苏轼的读者来说，无疑是一本不可多得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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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简直像是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让我深刻体会到了苏轼从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才俊，如何一步步在命运的跌宕起伏中，磨砺出超然物外的豁达与睿智。读这本书，就像是在跟着他一同经历了那一场场政治风波，看到了他被贬谪后的辛酸，也感受到了他流放之地带给他的独特灵感。作者在梳理苏轼的作品时，不仅仅是罗列，而是巧妙地将他的诗词、文章与当时的具体事件、心境紧密结合，让我不再仅仅是被动地阅读文字，而是仿佛亲临其境，感受到了字里行间的温度。特别是书中对苏轼在黄州、惠州等地的生活描写，细腻入微，让我看到了那个“一蓑烟雨任平生”的真正由来，原来他的旷达并非与生俱来，而是饱经风霜后的沉淀。这本书没有回避苏轼的痛苦与挣扎，反而正是这些经历，成就了他伟大人格的闪光点。每一次阅读他被贬谪时的诗句，都仿佛能听到他内心深处不屈的呐喊，以及最终归于宁静的禅意。这本书让我重新认识了苏轼，不再只是书本上的一个名字，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鲜活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