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圣与家庭人伦:宗教对话脉络下的明清之际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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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以明末清初理学文本与话语为主要研究对象,
试图重探明清之际思想转型的重大议题。
从儒者的生死观、工夫论、舜的圣人形象、孝行与家礼、
夫妇之伦、人性论等主题,
分析明清之际儒学如何在历史发展及反思中自我修正与转化,
建构一个能兼顾个人道德修养与家庭社群人伦,能对治晚明学风之弊,
并在日用人伦中重建社会秩序的思想体系。

  吕妙芬新作《成圣与家庭人伦:宗教对话脉络下的明清之际儒学》锁定明清之际(以十七世纪为主)的理学为主要研究范围,试图以更丰富而新颖的史料、新的研究议题与视角,来探讨明清之际儒学的发展与转型,也试图回应一些过去学者提出的看法。

  吕妙芬在本书里认为理学的信念在清代仍是支持政治与社会的价值体系,理学的议题也仍是士人关心的问题,清代理学思想与话语也不尽然因袭旧说,而有其推陈出新之处,只是这方面较未被充分探讨认知。

  《成圣与家庭人伦》一书也强调当时儒学是在高度宗教对话的语境中发言,调整自我义理内涵,书中亦论及儒学宗教化与庶民化的现象,及对过去启蒙论述的反思。

  本书共分三部,第一部「成圣、不朽、家庭人伦」包含三章,主要探讨明清之际儒学发展的延续与变化,并标出「成圣」与「家庭人伦」为核心议题。第一章〈生死观的新发展〉探讨明清之际理学话语中,是否出现类似个体灵魂的概念?是否有关于死后想像的论述?第二章〈儒门圣贤皆孝子〉延续了上一章的讨论,主要根据的文本也相近,焦点则转到清初儒学与晚明儒学的差异。第三章〈圣人处兄弟之变〉考察明清士人对于《孟子》记载舜、象兄弟故事的不同诠释,说明士人对于舜的诠释反映了他们对儒学理想与圣人形象的思索。

  第二部「血脉与道脉的双重认同」包含两章,内容则离开思想观念的分析,转而探讨万里寻亲、居家拜圣贤两种实践行为,借此说明家族血脉与儒学道脉在儒家士人心目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第四章选择与宗族文化密切相关的万里寻亲孝行为主题,支持此类孝行的理念正是儒家的孝道思想,以及「家」作为永恆归属的观念。第五章讨论明清士人在家拜圣贤的礼仪实践。明清时期祭拜儒家圣贤之礼,除了在孔庙、乡贤祠、学校和书院中,或在某些民间宗教的寺庙中举行外,它也以一种坚持儒学正统、不与其他宗教混合的方式,走入士人家庭。

  第三部「宗教对话语境下的儒学论述」共有两章,分别讨论夫妇之伦、人性论两个主题。第六章探讨儒学在夫妇之道的神圣性与戒淫之间的张力,以及因发言语境之差异所形成关于夫妇之伦的不同论述面向。第七章是针对明清气学人性论的探讨。结论部分则分别就「从晚明到清初学术思想的延续与创新」、「儒学的宗教关怀与庶民化倾向」、「再思17世纪儒学转型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三方面,总结说明本书的主要论点。
好的,以下是一份基于您提供的书名《成圣与家庭人伦:宗教对话脉络下的明清之际儒学》但内容完全不涉及该主题的图书简介,力求详尽且自然。 --- 书名:星辰的低语:中古天文学与神话叙事的交织 内容简介 本书深入探究了公元前五世纪至公元十世纪,在欧亚大陆不同文明区域内,早期天文学观测实践如何与本土神话、宗教信仰及社会权力结构相互渗透、共同演进的复杂图景。我们聚焦于人类如何从纯粹的经验观察转向系统性的宇宙模型构建,以及这些模型如何反哺和重塑了他们对自身在宇宙中位置的理解。 第一部分:早期观测的萌芽与工具的演进 本部分首先追溯了人类对天体运动的早期记录。不同于后世精确的数学推演,早期文明对星空的兴趣主要源于历法制定的实际需求以及对吉凶祸福的占卜预兆。我们详细考察了新石器时代巨石阵(如斯通亨奇)与太阳、月亮周期的对应关系,展示了早期人类如何通过地理标志性的结构将天空的规律“锚定”于大地之上。 随后,我们将目光投向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巴比伦)和古埃及。巴比伦的祭司阶层在观测上的贡献是里程碑式的。他们发展了详尽的星表,并首次系统地记录了行星逆行的现象,尽管其解释仍根植于神祇意志的显现。本书详述了这些早期的“数据收集”方式,包括泥板记录的纹理、记录仪器的原始形态(如象限仪的雏形),以及这些观测如何被用于制定复杂的历法,进而控制农业生产和国家祭祀的周期。 在古埃及,我们重点分析了尼罗河泛滥与天狼星(索普代特)偕日升的密切关系。这种天文现象不仅是计时工具,更是法老王神圣统治权力的直接体现。埃及的“天地连接”思想,通过金字塔的定向和神庙布局中的天文轴线,得到了物质化的展现。 第二部分:轴心时代的哲学重构与宇宙图景 公元前八世纪到公元前三世纪,被视为人类思想的“轴心时代”。在这一时期,哲学思辨的兴起开始挑战早期的神话解释框架,即便如此,天文学仍是哲学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古希腊,从泰勒斯到托勒密的思想转变尤为关键。我们详尽阐述了毕达哥拉斯学派对“天体和谐”的追求,即宇宙秩序可以通过纯粹的数学关系来描述。本书着重分析了亚里士多德的同心圆宇宙论如何将哲学本体论与观测结果(尽管在某些方面是错误的)结合起来,确立了地心说的权威地位,并探讨了其在后世罗马世界中的广泛接受度。 同时,我们对比了这一时期印度次大陆(如吠陀天文学的早期影响)和中国(以甘石星表为代表的早期观测)的进展。中国的观测传统以其极高的精确性和对“浑天说”的坚持而独树一帜。本书认为,中国早期官方对天象的记录,很大程度上是维护中央集权和“天命观”的政治工具,而非单纯的科学探究。 第三部分:神话叙事的转化与文化编码 本书的第三部分转向了天文学与非理性信仰之间的复杂互动。即使在理性思潮抬头之后,星空依然是神话的载体。我们探讨了星座的起源和演变——如何从早期文明中具有实际意义的狩猎或农业标志,逐渐转变为希腊神话中英雄和神祇的永恒纪念碑。 例如,本书深入剖析了猎户座、大熊座等核心星座叙事在不同文化间的传播与变异。这些叙事如何被用于教育年轻一代,传递道德教训,以及它们如何在不同宗教仪式中被重新“激活”。我们特别关注了“天体运动的必然性”如何被用来合理化社会阶层或政治继承的合法性。 第四部分:丝绸之路上的知识碰撞与融合 公元四世纪至十世纪,随着贸易路线的拓宽,天文学知识的交流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本书详细描述了波斯萨珊王朝、印度笈多王朝以及拜占庭帝国在天文学上的交流与互鉴。 我们分析了印度对三角函数概念的引入(如“半弦”函数的早期形式),以及这些概念如何通过中亚传入中东。在这一阶段,伊斯兰黄金时代的学者们成为了古典知识的主要继承者和发展者。本书阐述了巴格达和开罗的“智慧宫”中,学者们如何吸收希腊的几何模型、巴比伦的观测数据和印度的代数工具,创造出更为精密的星盘和天体运动模型。这部分着重于不同文化背景下,对于“观测准确性”的定义差异,以及由此导致的仪器制造上的偏好。 结语:地平线上的余晖 本书最后总结了中古天文学实践的遗产。它揭示了一个核心事实:在那个时代,天文学不是一门孤立的自然科学,而是与政治权力、宗教教义、神话想象紧密缠绕的综合性知识体系。对星空的绘制,本质上是对人类自身存在意义的界定。本书力图提供一个多维度、跨文化的视角,帮助读者理解古代人类如何在其能力范围之内,努力描绘出那片永恒而神秘的星空。 ---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吕妙芬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历史学博士,现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专研明清学术思想史。着作包括《阳明学士人社群:历史、思想与实践》(2003)、《孝治天下:孝经与近世中国的政治与文化》(2011),并有数十篇论文刊载于国内外期刊。
 

图书目录


导论
一、以理学文本为主要史料
二、核心议题
三、重视宗教的面向
四、反思过去的论点与分析架构
五、各章简介

I 成圣、不朽、家庭伦常
第一章 生死观的新发展
一、道德修养决定死后情状
二、圣贤会聚的「天堂」意象
三、结语
第二章 儒门圣贤皆孝子
一、自古无不大孝之圣人
二、家庭伦职与成圣工夫
三、结语
第三章 圣人处兄弟之变
一、《孟子》的记载
二、象忧亦忧、象喜亦喜:何为圣人之心?
三、舜「封」象有庳
四、向善转化的象:以庄存与的诠释为主
五、质疑《孟子》
六、结语

II 道脉与血脉的双重认同
第四章 万里寻亲的孝行
一、万里寻亲的孝行实践与相关文化生产
二、万里寻亲故事的叙述模式与意涵
三、故事的另一面
四、结语
第五章 在家拜圣贤的礼仪
一、礼仪实践个案
二、礼仪实践的意涵
三、结语

III 宗教对话语境下的儒学论述    
第六章 夫妇之伦
一、论述夫妇之伦
二、广嗣与寡欲的夫妇生活
三、结语
第七章 人性论述
一、气学性论的两个主张
二、辟二氏的发言语境
三、天人关系
四、比较天主教灵魂论
五、结语

结论
一、晚明到清初儒学思想的延续与变化
二、儒学的宗教关怀与庶民化倾向
三、再思明清之际儒学转型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
参考书目

图书序言



  在我心目中,明末清初的思想史是一座难以攀越的高峰。这个领域的着作太丰富,名家辈出,更不乏许多早已被广泛接受的观点。我从硕士班在何佑森老师的课堂中开始接触相关的讨论,尔后又在不同的机缘中向学界前辈们学习,深受启发,但也不免有困惑。无论明清之际思想转型或学术典范转移有多么明显,多年以来,我总是觉得理学持续构成清代儒学的重要内涵,晚清以前儒学的思想基调并没有发生大变化,义理和考证、道德和知识多半不是互相对立,而是交织融合地被论述与运用。而那些高扬科学、重视启蒙的问题意识,总不能令我心动,这应是个人习性使然。这本书的研究大概是带着上述的「感觉」出发,摸索着进行。

  另一个让我决定以清初理学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理由,则是比较务实的。相对于晚近明代理学、阳明后学的研究,清初理学仍较少被关注,不仅许多思想家和文本未被深入研读,学术发展的整体轮廓也较不清楚。对于研究者而言,这既是挑战,也是契机。我虽然花了约7年的时间完成此书,但心里深知这仅仅是理解明清之际儒学的一个面向,还有太多的文集,我没有读过;其他重要的议题,我也没有触及。因此,即使书将出版,我其实没有完稿或攀越高峰的感觉,更像是行旅中的驻足休憩,希望能在学术山林中,酝酿再一次出发的灵感。

  本书能够顺利出版,我除了要感谢中央研究院提供优良研究环境外,也要感谢科技部连续多年的支持,以及我的助理们欧姗姗、徐维里、瞿惠远、陈胤豪、吴冠伦协助蒐集史料和校稿。我也感谢蒋经国学术交流基金会支持「明末清初学术思想史再探」计画,让我有机会与许多海内外学者交流。

  本书部分的研究成果,曾经受邀在国立中央大学、广州中山大学、香港教育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饶宗颐国学院等地演讲,部分章节也曾发表于中研院近史所的学术讨论会、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美国历史学年会,以及由新加坡国立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复旦大学、中研院近史所主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中。与会学者的批评和意见,都帮助我进一步修改书稿。本书第一章曾发表于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近世中国的儒学与书籍:家庭、宗教、物质的网络》,第二章曾发表于《清华学报》(新44卷4期),第四章发表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8本2分),第五章发表于《台大历史学报》(57期),感谢这些期刊提供专业的审查与编辑,让文章内容获得修正。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本书两位匿名审查人的宝贵意见,以及联经编辑提供的专业协助。

  本书讨论清儒对于为学的看法:家庭是修德的场域,人应在自我追求与家庭人伦中寻找统合的理想;人生总带着命定与限制,人应努力在日用人伦中成长与进步。这是平实而宝贵的人生智慧,我也愿意再次将我最深的感谢献给陪伴我成长的家人,特别献给我的父亲,他在去年寒冬离我们而去。

导论

  明末清初学术思想史是学界热门的议题,从梁启超(1873-1929)提出清代学术是对宋明理学的反动以来,环绕着明末清初学术延续或变化的讨论便不绝如缕。胡适(1891-1962)承继了理学反动说的基本看法,重视清代考证学的科学精神;钱穆(1895-1990)说治近代学术当始于宋,他更强调清初学风与宋明理学的接续;余英时从中国历史上的智识主义和反智识主义两个传统,解释明清之际学风的转变;钱新祖(1940-1996)则从气一元论对程朱学的挑战,看到了某种儒学重构的迹象,以及明代理学与清代学术的关联。虽然学者们的看法不同,但他们的问题意识颇接近,均欲追溯清代新学术典范产生的原因,以及两个时代主流思潮的异同。张寿安提出「以礼代理」、张丽珠强调「清代新义理学」,也是在类似的问题意识下试图说明宋明理学与清代学术的关系,虽然他们主要研究的是干嘉学术。上述各家研究都是以主流学术思潮为焦点,借着分析着名学者的思想勾勒出明清之际儒学思想发展的大趋势。

  描述或解释明末清初学风转变的着作十分丰富,尤以经世学风的兴起最受瞩目,着作亦最多。学者除了从制度、沿革、职掌、财赋实政、舆地实测等各方面说明经世之学日趋重要外,思想史常见的议题尚有:对晚明阳明学之批判与修正、明中叶以降持续发展到清代的气学思潮、尊崇经史之学、重视形下器物、强调实践力行、肯定人欲与功利等,学者更借此论述中国近代启蒙的历史,也引发不少对所谓启蒙的反思。上述各方面的研究虽然成果丰硕,但除了气学思潮等少数研究课题紧扣着理学讨论外,大多数的研究则是以「理学衰微」为前提,以探究清代新兴学风为主要问题意识。简言之,既往学界对明末清初时期的思想史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新思潮、新方法、新学术社群的形成,是学术典范转移的问题。加上清代理学又如钱穆所云是「脉络筋节不易寻」、「无主峰可指」,故相对受到忽略。因此,尽管此时期留下的理学文献并不少,但目前针对理学的研究成果仍然有限。

  事实上,理学在清初仍有重要地位,程朱学受到朝野士人的重视,是清代官学,主导了科举考试与教育的内容,也是当时普遍被社会接受的核心价值。因此,以理学衰微为前提的问题意识可能会错失许多重要的历史观察。若我们不先主观地认定清代理学没有创意,愿意更开放地去研读那些尚未被充分研究的理学文本;若我们把研究的视角稍微转换,不再只注意学术风气的创新,也同时考量延续性的经典诠释,及一般士人的阅读经验、想法与实践;或者不仅重视科学和实证学风的表现,也愿意留心日常生活与宗教关怀在历史中的作用,我们对于理学在清代社会上的持续影响力及其内部的自我创新,可能会有许多新的认识。这个想法是本书研究的第一个发想。

  我在思考明清学术变化的现象时,多受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 A Secular Age一书的启发,该书讨论西方社会从1500年以降五百年间的重大变化:基督教从人们唯一的宗教信仰变成现代多元宗教中的一种选择;宗教信仰从政治社会的公共事物变成人们私领域中的个人追求。这些事如何发生?泰勒不採取「科学取代信仰」的解释,也不满意只从知识菁英的学术变化来诠释这段历史;而是试着描述西方世界从16世纪以降,一系列宗教改革对全民教育的提升,科学发展与启蒙思想对基督教的刺激与影响,政体变革、工业革命、商业及消费革命所导致政经条件与知识系统的变化,及其对人类生活之冲击与形塑,并试图在这种具全体社会的宏观视野下来思考基督宗教信仰变化的过程。泰勒指出基督教并不是简单地被科学所「取代」,它甚至在科学发展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基督教也没有在「世俗化」的过程中完全被扬弃,它本身与时俱进的变化甚至参与了「世俗化」的过程。而所谓的「世俗化」概念也需进一步说明,至少作者认为过去人们在宗教中所追求的一种对生命福至圆满之感,并没有在世俗化或现代化过程中消失,只是人们对圆满的要求与感受,及所撷取的资源,有了相当的变化而已。

  泰勒的研究对于我思考中国明清以降的儒学与社会的变化有相当启发,至少提醒我:研究明清学术思想发展与变化,不应停留在思想的线型发展,或简单的彼此取代关系描述上,也应留意儒学普及化或庶民化的现象,及其与整体社会的关系。钱穆所谓「理学本包孕经学而再生」也有类似的眼光,汉学与宋学并非壁垒分明、互相排斥的两套学说,它们不宜被化约为对立的关系,所谓的汉宋兼採也未必是妥协或杂乱拼凑,而可能蕴含深刻的思想创新。

  本书主要抱持上述的想法,认为理学的信念在清代仍是支持政治与社会的价值体系,理学的议题也仍是士人关心的问题,清代理学思想与话语也不尽然因袭旧说,而有其推陈出新之处,只是这方面较未被充分探讨认知。基于此,本书锁定明清之际(以17世纪为主)的理学为主要研究范围,试图以更丰富而新颖的史料、新的研究议题与视角,来探讨明清之际儒学的发展与转型,也试图回应一些过去学者提出的看法。

图书试读

第一章 生死观的新发展
 
本章主要欲探讨明清之际的儒学是否出现近似个体灵魂(individual soul)的概念?是否更具像地描述死后的情状?中国传统虽有关于魂魄和死后情状的描述,但并未明确提出个体灵魂的概念,而儒学发展到宋明理学阶段,早期典籍中人格神的色彩大幅消减,形上义理成分加重。理学家基本上以气之变化来解释生死现象,虽然他们没有否认鬼神的存在,但对于生死议题主要採取存而不论的态度。晚明社会动盪、战乱频仍、宗教氛围浓厚,学者对于生死议题格外关切,晚明许多理学家都追求悟道,强调儒学的终极目标在于了究生死。本章主要研究清初儒者的生死观,及其对死后理想归宿的想像,将就此议题说明儒学在明清之际延续性的发展。
 
一、道德修养决定死后情状
 
宋明理学从气化的观点讲鬼神、不认为有永久不散的个体性神魂。举例而言,张载(1022-1077)以气之聚散讲生死,气聚生成人物,人物死后,气散归回太虚。鬼神乃阴阳二气之往来屈伸,是气之良能妙用。张载认为,人死后个体性的灵明便随之消散,他也以此批判佛教的轮回观。二程对于张载气化思想虽有批评,但同样认为人死气散的看法。朱熹(1130-1200)对于鬼神、魂魄的讨论,包括「气聚则生,气散则死」、死后「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鬼神乃阴阳二气之灵」等,均可见其大体承继二程与张载的看法。目前学界对于朱熹鬼神观的讨论较多,学者指出他在不同语境下使用「鬼神」二字,有意指气之往来屈伸、阴阳二气之灵、人身之精气、造化之神妙等不同意涵。吴展良则指出朱熹的鬼神观既非无神论,又非人格神论,而是具有统合神灵、精神、物质与人生界之特性。尽管学者对于朱熹鬼神观的诠释重点不尽相同,然仍有相当的共识,其中与本章论旨相关的是:朱熹没有个体灵魂不朽的概念,也反对具位格的鬼神观,此又与其反对佛教轮回有关。朱熹认为人死后,气会回归天地间公共之气,只有在子孙诚敬祭祀时,祖先神魂才可能被暂时性地感格而会聚,即使圣贤亦然。他说:
 
神祇之气常屈伸而不已,人鬼之气则消散而无余矣。其消散亦有久速之异。人有不伏其死者,所以既死而此气不散,为妖为怪。如人之凶死,及僧道既死,多不散。若圣贤则安于死,岂有不散而为神怪者乎!如黄帝、尧、舜,不闻其既死而为灵怪也。

用户评价

评分

读完《成圣与家庭人伦:宗教对话脉络下的明清之际儒学》,我被作者对明清之际思想史的深刻洞察力和严谨的研究功力所折服。这本书的视角非常宏大,它不仅仅局限于某个学派或某个思想家的研究,而是将目光投向了那个时代思想交流的广阔图景。作者巧妙地将“成圣”这一个人终极价值追求,与“家庭人伦”这一社会基础性实践紧密关联,并通过“宗教对话”这一脉络,展现了不同思想传统之间的互动与张力。我特别欣赏作者对这一时期儒学与其他思想(如佛教、道教,甚至早期西学)的复杂关系的处理。书中对佛教禅宗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与儒家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对比,以及道教的“清静无为”与儒家的“积极入世”之间的张力,都进行了细致而富有启发性的分析。通过这种对话式的梳理,作者成功地描绘了明清之际儒学思想所经历的转型与重塑,它既保留了自身的根基,又吸收了外来的养分,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全书逻辑清晰,论证严密,引用的史料丰富可靠,读起来既有学术的深度,又不失思想的启发性,绝对是一部值得反复品读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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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翻完这本《成圣与家庭人伦:宗教对话脉络下的明清之际儒学》,真是让人拍案叫绝!我一直对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的思想变迁感到好奇,尤其是在儒家思想受到冲击和融合的那个时代。这本书的切入点非常独特,它没有仅仅停留在哲学概念的梳理,而是将“成圣”的终极追求与“家庭人伦”的现实生活紧密地联系起来。作者在论述中,充分展现了不同思想流派之间那种你来我往、相互激辩的动态过程,比如,如何解读程朱理学在家庭伦理上的强调,又如何看待阳明心学在道德实践上的创新,以及佛教、道教等外来思想对儒家内部的刺激与影响。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并非生硬地罗列观点,而是通过对大量原始文献的精妙解读,让我们仿佛置身于那个思想碰撞的时代,亲历哲人们如何在个人修养与家族责任之间寻找平衡,如何在追求精神的超脱与维系世俗的秩序之间做出选择。那种抽丝剥茧式的分析,让原本可能枯燥的理论变得生动且充满人性的温度。我尤其喜欢作者对于“家庭”这一概念在不同学派中的差异化理解的梳理,它揭示了儒家思想在面对社会变迁时所展现出的复杂性和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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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成圣与家庭人伦:宗教对话脉络下的明清之际儒学》这本书中,我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视角来看待中国传统文化。我一直认为,历史上的思想家们似乎活在象牙塔里,他们的思想离我们的生活太遥远。但这本书却打破了我的这种固有认知,它将“成圣”这个很抽象的哲学概念,与“家庭人伦”这个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现实生活巧妙地联系起来。作者的论述,让我看到了在明清这样一个充满变动和思想碰撞的时代,人们是如何在个人精神追求与社会责任之间寻找平衡的。尤其是在书中,我看到了儒家思想在面对佛教、道教等思想冲击时所展现出的“包容”与“进化”。作者对不同学派之间“对话”的梳理,不仅仅是简单的理论介绍,更是一种思想的“现场还原”,让我体会到思想是如何在交流和辩驳中不断发展和深化的。整本书的论证逻辑非常清晰,仿佛作者为我搭建了一座思想的桥梁,让我能够轻松地跨越时空的界限,去理解古人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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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成圣与家庭人伦:宗教对话脉络下的明清之际儒学》给我带来的震撼,不仅仅是知识上的满足,更多的是一种对历史和人性的深刻理解。作者以一种非常“接地气”的方式,解构了明清之际那些看似高深莫测的哲学思想,将它们拉回到普通人的生活情境中。我一直觉得,真正的思想应该能够指导人的生活,而这本书恰恰做到了这一点。作者通过对“成圣”理想与“家庭人伦”现实的碰撞,生动地展示了当时人们在追求道德完善和履行家庭责任时所面临的困境与抉择。尤其是在谈到儒家思想如何回应来自佛教“出世”思潮的挑战时,书中对于“孝道”、“忠君”等概念的重新阐释,以及在家庭伦理中融入个体精神自由的尝试,都让我看到了思想发展的动态过程。作者的语言风格也十分吸引人,既有学术的严谨,又不乏文学的色彩,读起来不会感到枯燥乏味。感觉作者仿佛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导游,带领我们穿越历史的迷雾,去感受那个时代思想的脉搏,去理解人们内心深处的挣扎与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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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拜读了《成圣与家庭人伦:宗教对话脉络下的明清之际儒学》,我的感受实在是太丰富了,难以用三言两语概括。这本书真正让我看到了思想的“活”与“动”。作者不是将明清之际的儒学看作是一潭死水,而是将其置于一个更加广阔的“宗教对话”的框架下进行考察。这种视角非常新颖,它让我明白,在那个时代,儒家思想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其他各种思想体系,包括佛教、道教,乃至一些早期西学思潮,都有着复杂而深刻的互动。书中对“成圣”理想如何在家庭伦理的现实土壤中生根发芽,又如何受到其他宗教观念的影响而发生嬗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剖析。我尤其喜欢作者在处理这些复杂问题时所展现出的细腻笔触,他并没有简单地给各种思想贴上标签,而是细致地展现了它们之间的融合、冲突与调适。读完之后,我感觉自己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理解,不再是碎片化的拼凑,而是形成了一个更加立体、更加动态的整体认知。这绝对是一本值得所有对中国思想史感兴趣的读者细细品味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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