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孙康宜文集全套五卷，各卷分别为：第一卷中西文学论述；第二卷文化散文、随笔；第三卷自传、性别研究、及其他；第四卷汉学研究专辑I；第五卷 汉学研究专辑II。内容包含孙康宜先生的学术观念、研究风格与散文思想中「现代」与「古典」的二重性。涵盖孙康宜先生治学以来所有代表性着述，是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六朝文学、晚明文学必备之书！
本书特色
★中央研究院院士、国际知名汉学家──孙康宜，毕生研究精华，全套精装完整典藏！
★全套五卷，涵盖孙康宜先生治学以来所有代表性着述！
★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六朝文学、晚明文学必备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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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哲学会院士）
白先勇（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华文文学泰斗）
余秋雨（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着名华语散文家）
王德威（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哈佛大学中国文学与比较文学Edward Henderson讲座教授）
郑毓瑜（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讲座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合聘研究员）
黄进兴（中央研究院院士）
胡晓真（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所长）
柯庆明（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名誉教授）
好评推荐
「文化的最后成果是人格。因此，我非常关注中华文化在经受现代国际熔炼后的人格奇迹。多年来我一直观察着白先勇、余光中、林怀民、唐德刚、汉宝德、夏志清这些好友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发觉他们都是接受了当代普世价值的古典君子。在他们近旁，还有一位最温润、最谦和、最给人以家园感的女君子，那就是孙康宜教授。而且，她长年着力的六朝、晚唐、北宋、晚明，也恰恰正是我心中的文化家园所在。」──余秋雨（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着名华语散文家）
「横贯中西，纵穿古今，跨越性别，辐照文类——孙康宜院士以古典温润的情感与敏锐的眼光带动一枝犀利的笔，示范了当代人文学者如何通过学术启发并感动人心。」──胡晓真（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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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孙康宜
1944年生于北京，两岁时随家人迁居台湾，东海大学外文系毕业，后进入台湾大学攻读美国文学。1968年到美国留学，先后获图书馆学、英国文学、东亚研究等硕士学位，1978年获普林斯顿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曾任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为美国耶鲁大学首任MalcolmG.Chace’56东亚语言文学讲座教授，2016年获选为第31届中央研究院院士。
孙康宜
1944年生于北京，两岁时随家人迁居台湾，东海大学外文系毕业，后进入台湾大学攻读美国文学。1968年到美国留学，先后获图书馆学、英国文学、东亚研究等硕士学位，1978年获普林斯顿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曾任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为美国耶鲁大学首任MalcolmG.Chace’56东亚语言文学讲座教授，2016年获选为第31届中央研究院院士。
图书目录
第一卷 中西文学论述
辑一 由现代到传统
辑二 由传统到现代
辑三 欧美篇
辑四 学术访谈
第二卷 文化散文、随笔
辑一
辑二
辑三
第三卷 自传、性别研究、及其他
辑一 走出白色恐怖
辑二 性别研究及其他
辑三 访谈录
第四卷 汉学研究专辑I
辑一 学术专着《词与文类研究》
辑二 学术文章
辑三 汉学研究序文、书评、赠诗
辑四 汉学研究访谈
第五卷 汉学研究专辑II
辑一 《抒情与描写：六朝诗歌概论》
辑二 《情与忠：陈子龙、柳如是诗词因缘》
辑一 由现代到传统
辑二 由传统到现代
辑三 欧美篇
辑四 学术访谈
第二卷 文化散文、随笔
辑一
辑二
辑三
第三卷 自传、性别研究、及其他
辑一 走出白色恐怖
辑二 性别研究及其他
辑三 访谈录
第四卷 汉学研究专辑I
辑一 学术专着《词与文类研究》
辑二 学术文章
辑三 汉学研究序文、书评、赠诗
辑四 汉学研究访谈
第五卷 汉学研究专辑II
辑一 《抒情与描写：六朝诗歌概论》
辑二 《情与忠：陈子龙、柳如是诗词因缘》
图书序言
【作者致谢】
感谢蔡登山、宋政坤二位先生、以及主编韩晗的热心和鼓励，是他们共同的构想促成了我这套文集在台湾的出版。同时我也要向《文集》的统筹编辑郑伊庭和编辑卢羿珊女士及杜国维先生致谢。
感谢徐文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为我整理集内的大量篇章，乃至重新打字和反复校对。她的无私帮助令我衷心感激。
感谢诸位译者与合作者的大力协助。他们的姓名分别为：李奭学、钟振振、康正果、叶舒宪、张辉、张健、严志雄、黄红宇、谢树宽、马耀民、皮述平、王瑷玲、钱南秀、陈磊、金溪、凌超、卞东波。是他们的襄助充实和丰富了这部文集的内容。
感谢曾经为我出书的诸位主编──廖志峰、胡金伦、陈素芳、隐地、初安民、邵正宏、陈先法、杨柏伟、张凤珠、黄韬、申作宏、张吉人、曹凌志、冯金红等。是他们严谨的工作态度给了我继续出版的信心。
感谢耶鲁大学图书馆中文部主任孟振华先生，长期以来他在图书方面给我很大的帮助。
感谢王德威、黄进兴、陈淑平、石静远、苏源熙、吕立亭、范铭如等人的帮助。是他们的鼓励直接促成了我的写作灵感。
感谢外子张钦次，是他多年来对我的辛勤照顾以及所做的一切工作最终促成这部文集的顺利完成。
二○一六年十月写于耶鲁大学
------
徜徉古典与现代之间──《孙康宜文集》导读（节录）
二○一五年，本人受美国耶鲁大学与台湾秀威资讯科技有限公司的共同委託，主编《孙康宜文集》（五卷本）。孙康宜教授是一位我敬慕的前辈学者与散文家，也是驰名国际学坛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经出版方要求及孙康宜教授本人同意，笔者特撰此导读，以期学界诸先进对孙康宜教授之学术观念、研究风格与散文创作有着更深入的认识、把握与研究。
一
总体来看，孙康宜的学术研究分为如下两个阶段。
与其他同时代许多海外华裔学者相似，孙康宜出生于中国大陆，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去台湾，在台湾完成了初等、高等教育，尔后赴美继续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最后在美国执教。但与大多数人不同之处在于孙康宜的人生轨迹乃是不断跌宕起伏，并非一帆风顺。因此，孙康宜的学术研究分期，也与其人生经历、阅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一九四四年，孙康宜出生于中国北京，两岁那年，因为战乱而举家迁往台湾。其父孙裕光曾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并曾短期执教北京大学，而其母陈玉真则是台湾人。孙康宜举家迁台之后，旋即爆发「二‧二八」事件，孙康宜的舅舅陈本江因涉「台共党人」的「鹿窟基地案」而受到通缉，其父亦无辜受到牵连而入狱十年。
可以这样说，幼年至少年时期的孙康宜，一直处于颠沛流离之中。在其父蒙冤入狱的岁月里，她与母亲在高雄林园乡下相依为命。这样独特且艰苦的生存环境，锻鍊了孙康宜坚强、自主且从不依赖他人的独立性格，也为其精于钻研、刻苦求真的治学精神起到了奠基作用。
一九六二年，十八岁的孙康宜保送进入台湾东海大学外文系，这是一所与美国教育界有着广泛合作并受到基督教会支持的私立大学，首任校董事长为前教育部长杭立武先生，这是孙康宜学术生涯的起点。据孙康宜本人回忆，她之所以选择外文系，乃与其父当年蒙冤入狱有关。英文的学习可以让她产生一种逃避感，使其可以不必再因为接触中国文史而触景生情。从某个角度上讲，这与「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青年在选择专业时更青睐英语、日语而不喜欢中国传统文史有着精神上的相通之处。
从东海大学毕业后，孙康宜继续在台湾大学外文研究所攻读美国文学研究生。多年英语的学习，使得孙康宜有足够的能力赴美留学、生活。值得一提的是，此时孙裕光已经出狱，但属于「有前科」的政治犯，当时台湾正处于「戒严」状态下，有「政治犯」背景的孙康宜一家是被「打入另册」的，她几乎不可能在台湾当时的体制下获得任何上升空间（除了在受教育问题上还未受到歧视之外），甚至离台赴美留学，都几乎未能成行。在这样的语境下，定居海外几乎成为了孙康宜唯一的出路。
在台大外文所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成绩优异的孙康宜就被新泽西州立大学罗格斯分校（Rutgers-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图书馆学系的硕士班录取。历史地看，这是一个与孙康宜先前治学（英美文学）与其之后学术生涯（中国古典文学）并无任何直接联系的学科；但客观地说，这却是孙康宜在美国留学的一个重要的过渡，因为她想先学会如何在美国查考各种各样的学术资料，并对书籍的分类有更深入的掌握。一九七一年，孙康宜获得该校图书馆学系的硕士学位之后，旋即进入南达科达州立大学（South Dakota State University）英文硕士班学习，这是孙康宜获得的第二个硕士学位──她又重新回到了英美文学研究领域。
嗣后，孙康宜进入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东亚研究系博士班，开始主修中国古典文学，副修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师从于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高友工等知名学者。普林斯顿大学的学术训练真正开启了她未来几十年的学术研究之门──比较文学视野下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如果将孙康宜的学术生涯形容为一张唱片的话，从东海大学到普林斯顿大学这段经历，是为这张唱片的A面，而其后数十年的「耶鲁时光」将是这张唱片的B面。因此，《晚唐迄北宋词体演进与词人风格》既是A面的终曲，也是B面的序曲。此后孙康宜开始将目光聚集在中国古典文学之上，并完成了自己的第二本英文专着《六朝文学概论》（Six Dynasties Poetry）。
从严谨的学科设置来看，唐宋文学与六朝文学显然是两个不同的方向。但孙康宜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考据研究学者，她更注重于从现代性的视野下凝视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性变革，即「作家」如何在不同的时代下对政治、历史乃至自身的内心进行书写的流变过程。这与以「朴学」为传统的古典文学经典研究方式不尽相同，而是更接近西方学界主流研究范式―将话语分析、心理分析、女性主义与文体研究等诸理论引入古典文学研究范畴。
二
从东海大学到普林斯顿大学完整的学术训练，让孙康宜具备了「现代」的研究视野与研究方式，使其可以在北美汉学界独树一帜，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当代最重要的学者之一。
但公正地说，用「现代」的欧美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决非孙康宜一人之专利。在晚清时便有王国维借鉴德国哲人叔本华的若干理论来解读《红楼梦》，对学界影响深远，至于海外汉学领域内，可谓比比皆是。如艾朗诺对北宋士大夫精神世界的探索、浦安迪的《红楼梦》研究、宇文所安对唐诗文本的精妙解读、余国藩的《西游记》再解读以及卜松山在儒家美学理论中的新发现等等，无一不是将新方法、新视野、新理论、新观点乃至新视角与传统的「老文本」相结合。甚至还有观点认为，海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其实就是不同新方法的博弈，因为研究对象是相对稳定、明确的。
无疑，这是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截然不同的路数。发现一个「被忽略」的现当代作家（特别是在世的作家）不难，但要以考古学的研究范式，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中找到一个从未研究过的个案，之于海外学者而言可谓是难于上青天。
谈到这个问题，势必要谈到孙康宜学术思想的特殊之处。从「传统」与「现代」的相结合当然是大多数海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的「共性」，但孙康宜的「传统」与「现代」之间却有着自身的特色，笔者认为，其特殊之处有二。
首先是女性主义的研究视角。这是许多海外中国古典文学学者并不具备的。在海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如孙康宜这样的女性学者本身不多见，孙康宜凭借着女性特有的敏感性与个人经验对中国古典文学进行独特的研究与诠释，这是其特性而非共性。因此，「女性」这个角色（或身分）构成了孙康宜学术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关键字。譬如他在研究陈子龙时，会考虑到对柳如是进行平行考察，而对于明代「才女」们的审理，则构成了孙康宜极具个性化的研究特色。
广义地说，孙康宜将女性主义与中国古典文学糅合到了一起，打开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一扇大门，提升了女性作家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中的地位，为解读中国古典文学史中的女性文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更重要在于，长期以来中国古典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基本上都是男权中心主义的主导，哪怕在面对女性作家的时候，仍然摆脱不了男权中心主义这一既成的意识形态。
孙康宜通过自己的学术实践有力地证明了：人类所创造出的人文理论具有跨民族、跨国家的共同性，欧美文论同样可以解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女性主义的研究视角与欧美文论的研究方法，共同构成了孙康宜学术思想中的「新」，这也是她对丰富现代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体系的重要贡献。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孙康宜的「新」，是她处于一个变革的时代所决定的，在孙康宜求学、治学的半个多世纪里，台湾从封闭走向民主，而中国大陆也从贫穷走向了复兴，整个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作为世界目光所聚集的焦点而被再度写入人类历史中最重要的一页。在大时代下，中国文化也重新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孙康宜虽然面对的是古代经典，但从广义上来讲，她书写的却是一个现代化的时代。
三
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剑桥中国文学史》的合作主编宇文所安曾如是评价：「在她（孙康宜）所研究的每个领域，从六朝文学到词到明清诗歌和妇女文学，都揉合了她对于最优秀的中国学术的了解与她对西方理论问题的严肃思考，取得了卓越的成绩。」而对孙康宜学术思想的研究，在中国大陆也渐成热潮，如陈颖〈美籍学者孙康宜的中国古典诗词研究〉、朱巧云〈论孙康宜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研究的多重意义〉与涂慧的〈挪用与质疑，同一与差异：孙康宜汉学实践的嬗变〉等论稿，对于孙康宜学术思想中的「古典」与「现代」都做了不同角度的论述与诠释。
不难看出，孙康宜学术思想中的「古典」与「现代」已经被学界所公认。笔者认为，孙康宜不但在学术思想上追求「古典」与「现代」的统一性，而且在待人接物与个人生活中，也将古典与现代融合到了一起，形成了「丰姿优雅，诚恳谦和」（王德威语）的风范。其中，颇具代表性的就是其与学术写作相唿应的散文创作。
散文，既是中国传统文人最热衷的写作形式，也是英美现代知识份子最擅长的创作体裁。学者散文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的重要组成，从胡适、梁实秋、郭沫若、翦伯赞到陈之藩、余秋雨、刘再复，他们既是每个时代最杰出的学者，也是这个时代里最优秀的散文家。同样，作为一位学者型散文家，孙康宜将「古典」与「现代」进行了有机的结合，形成了自成一家的散文风格，在世界华人文学界拥有稳定的读者群与较高的声誉。与孙康宜的学术思想一样，其散文创作，亦是徜徉古典与现代之间的生花妙笔。
从内容上看，孙康宜的散文创作一直以「非虚构」为题材，即着重对于人文历史的审视与自身经验的阐释与表达，这是中国古代散文写作的一个重要传统。她所出版的《我看美国精神》、《亲历耶鲁》与《走出白色恐怖》等散文作品，无一不是如此。
读孙康宜的散文，很容易感受到她敬畏古典、坚守传统的一面，以及对于自己母语──中文的自信，这是她潜心苦研中国古典文学多年的结果，深切地反映了「古典」风格对孙康宜的影响，其散文明白晓畅、措辞优雅，文如其人，在两岸三地，孙拥有稳定、长期且优质的读者群。《走出白色恐怖》与《从北山楼到潜学斋》等散文、随笔与通信集等文学着述，都是中国大陆、台湾与香港地区知名读书报刊或畅销书排行榜所推荐的优质读物。文学研究界与出版界公认：孙康宜的散文在中文读者中的影响力与受欢迎程度远远大于其他许多海外学者的散文。
孙康宜曾认为：「在耶鲁学习和任教，你往往会有很深的思旧情怀。」从学术写作到文学创作，徜徉于古典与现代之间的孙康宜构成了当代中国知识份子的一种典范。孙康宜在以古典而闻名的耶鲁大学治学已有三十余年，中西方的古典精神已经浸润到了她日常生活与个人思想的各个方面。笔者相信，《孙康宜文集》（五卷本）问世之后，学界会在纵深的层面来解读孙康宜学术观念、研究风格与创作思想中「现代」与「古典」的二重性，这或将是今后一个广受关注的课题，而目前对于孙康宜的研究，还只是一个开始。
感谢蔡登山、宋政坤二位先生、以及主编韩晗的热心和鼓励，是他们共同的构想促成了我这套文集在台湾的出版。同时我也要向《文集》的统筹编辑郑伊庭和编辑卢羿珊女士及杜国维先生致谢。
感谢徐文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为我整理集内的大量篇章，乃至重新打字和反复校对。她的无私帮助令我衷心感激。
感谢诸位译者与合作者的大力协助。他们的姓名分别为：李奭学、钟振振、康正果、叶舒宪、张辉、张健、严志雄、黄红宇、谢树宽、马耀民、皮述平、王瑷玲、钱南秀、陈磊、金溪、凌超、卞东波。是他们的襄助充实和丰富了这部文集的内容。
感谢曾经为我出书的诸位主编──廖志峰、胡金伦、陈素芳、隐地、初安民、邵正宏、陈先法、杨柏伟、张凤珠、黄韬、申作宏、张吉人、曹凌志、冯金红等。是他们严谨的工作态度给了我继续出版的信心。
感谢耶鲁大学图书馆中文部主任孟振华先生，长期以来他在图书方面给我很大的帮助。
感谢王德威、黄进兴、陈淑平、石静远、苏源熙、吕立亭、范铭如等人的帮助。是他们的鼓励直接促成了我的写作灵感。
感谢外子张钦次，是他多年来对我的辛勤照顾以及所做的一切工作最终促成这部文集的顺利完成。
二○一六年十月写于耶鲁大学
------
徜徉古典与现代之间──《孙康宜文集》导读（节录）
二○一五年，本人受美国耶鲁大学与台湾秀威资讯科技有限公司的共同委託，主编《孙康宜文集》（五卷本）。孙康宜教授是一位我敬慕的前辈学者与散文家，也是驰名国际学坛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经出版方要求及孙康宜教授本人同意，笔者特撰此导读，以期学界诸先进对孙康宜教授之学术观念、研究风格与散文创作有着更深入的认识、把握与研究。
一
总体来看，孙康宜的学术研究分为如下两个阶段。
与其他同时代许多海外华裔学者相似，孙康宜出生于中国大陆，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去台湾，在台湾完成了初等、高等教育，尔后赴美继续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最后在美国执教。但与大多数人不同之处在于孙康宜的人生轨迹乃是不断跌宕起伏，并非一帆风顺。因此，孙康宜的学术研究分期，也与其人生经历、阅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一九四四年，孙康宜出生于中国北京，两岁那年，因为战乱而举家迁往台湾。其父孙裕光曾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并曾短期执教北京大学，而其母陈玉真则是台湾人。孙康宜举家迁台之后，旋即爆发「二‧二八」事件，孙康宜的舅舅陈本江因涉「台共党人」的「鹿窟基地案」而受到通缉，其父亦无辜受到牵连而入狱十年。
可以这样说，幼年至少年时期的孙康宜，一直处于颠沛流离之中。在其父蒙冤入狱的岁月里，她与母亲在高雄林园乡下相依为命。这样独特且艰苦的生存环境，锻鍊了孙康宜坚强、自主且从不依赖他人的独立性格，也为其精于钻研、刻苦求真的治学精神起到了奠基作用。
一九六二年，十八岁的孙康宜保送进入台湾东海大学外文系，这是一所与美国教育界有着广泛合作并受到基督教会支持的私立大学，首任校董事长为前教育部长杭立武先生，这是孙康宜学术生涯的起点。据孙康宜本人回忆，她之所以选择外文系，乃与其父当年蒙冤入狱有关。英文的学习可以让她产生一种逃避感，使其可以不必再因为接触中国文史而触景生情。从某个角度上讲，这与「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青年在选择专业时更青睐英语、日语而不喜欢中国传统文史有着精神上的相通之处。
从东海大学毕业后，孙康宜继续在台湾大学外文研究所攻读美国文学研究生。多年英语的学习，使得孙康宜有足够的能力赴美留学、生活。值得一提的是，此时孙裕光已经出狱，但属于「有前科」的政治犯，当时台湾正处于「戒严」状态下，有「政治犯」背景的孙康宜一家是被「打入另册」的，她几乎不可能在台湾当时的体制下获得任何上升空间（除了在受教育问题上还未受到歧视之外），甚至离台赴美留学，都几乎未能成行。在这样的语境下，定居海外几乎成为了孙康宜唯一的出路。
在台大外文所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成绩优异的孙康宜就被新泽西州立大学罗格斯分校（Rutgers-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图书馆学系的硕士班录取。历史地看，这是一个与孙康宜先前治学（英美文学）与其之后学术生涯（中国古典文学）并无任何直接联系的学科；但客观地说，这却是孙康宜在美国留学的一个重要的过渡，因为她想先学会如何在美国查考各种各样的学术资料，并对书籍的分类有更深入的掌握。一九七一年，孙康宜获得该校图书馆学系的硕士学位之后，旋即进入南达科达州立大学（South Dakota State University）英文硕士班学习，这是孙康宜获得的第二个硕士学位──她又重新回到了英美文学研究领域。
嗣后，孙康宜进入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东亚研究系博士班，开始主修中国古典文学，副修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师从于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高友工等知名学者。普林斯顿大学的学术训练真正开启了她未来几十年的学术研究之门──比较文学视野下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如果将孙康宜的学术生涯形容为一张唱片的话，从东海大学到普林斯顿大学这段经历，是为这张唱片的A面，而其后数十年的「耶鲁时光」将是这张唱片的B面。因此，《晚唐迄北宋词体演进与词人风格》既是A面的终曲，也是B面的序曲。此后孙康宜开始将目光聚集在中国古典文学之上，并完成了自己的第二本英文专着《六朝文学概论》（Six Dynasties Poetry）。
从严谨的学科设置来看，唐宋文学与六朝文学显然是两个不同的方向。但孙康宜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考据研究学者，她更注重于从现代性的视野下凝视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性变革，即「作家」如何在不同的时代下对政治、历史乃至自身的内心进行书写的流变过程。这与以「朴学」为传统的古典文学经典研究方式不尽相同，而是更接近西方学界主流研究范式―将话语分析、心理分析、女性主义与文体研究等诸理论引入古典文学研究范畴。
二
从东海大学到普林斯顿大学完整的学术训练，让孙康宜具备了「现代」的研究视野与研究方式，使其可以在北美汉学界独树一帜，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当代最重要的学者之一。
但公正地说，用「现代」的欧美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决非孙康宜一人之专利。在晚清时便有王国维借鉴德国哲人叔本华的若干理论来解读《红楼梦》，对学界影响深远，至于海外汉学领域内，可谓比比皆是。如艾朗诺对北宋士大夫精神世界的探索、浦安迪的《红楼梦》研究、宇文所安对唐诗文本的精妙解读、余国藩的《西游记》再解读以及卜松山在儒家美学理论中的新发现等等，无一不是将新方法、新视野、新理论、新观点乃至新视角与传统的「老文本」相结合。甚至还有观点认为，海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其实就是不同新方法的博弈，因为研究对象是相对稳定、明确的。
无疑，这是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截然不同的路数。发现一个「被忽略」的现当代作家（特别是在世的作家）不难，但要以考古学的研究范式，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中找到一个从未研究过的个案，之于海外学者而言可谓是难于上青天。
谈到这个问题，势必要谈到孙康宜学术思想的特殊之处。从「传统」与「现代」的相结合当然是大多数海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的「共性」，但孙康宜的「传统」与「现代」之间却有着自身的特色，笔者认为，其特殊之处有二。
首先是女性主义的研究视角。这是许多海外中国古典文学学者并不具备的。在海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如孙康宜这样的女性学者本身不多见，孙康宜凭借着女性特有的敏感性与个人经验对中国古典文学进行独特的研究与诠释，这是其特性而非共性。因此，「女性」这个角色（或身分）构成了孙康宜学术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关键字。譬如他在研究陈子龙时，会考虑到对柳如是进行平行考察，而对于明代「才女」们的审理，则构成了孙康宜极具个性化的研究特色。
广义地说，孙康宜将女性主义与中国古典文学糅合到了一起，打开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一扇大门，提升了女性作家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中的地位，为解读中国古典文学史中的女性文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更重要在于，长期以来中国古典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基本上都是男权中心主义的主导，哪怕在面对女性作家的时候，仍然摆脱不了男权中心主义这一既成的意识形态。
孙康宜通过自己的学术实践有力地证明了：人类所创造出的人文理论具有跨民族、跨国家的共同性，欧美文论同样可以解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女性主义的研究视角与欧美文论的研究方法，共同构成了孙康宜学术思想中的「新」，这也是她对丰富现代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体系的重要贡献。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孙康宜的「新」，是她处于一个变革的时代所决定的，在孙康宜求学、治学的半个多世纪里，台湾从封闭走向民主，而中国大陆也从贫穷走向了复兴，整个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作为世界目光所聚集的焦点而被再度写入人类历史中最重要的一页。在大时代下，中国文化也重新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孙康宜虽然面对的是古代经典，但从广义上来讲，她书写的却是一个现代化的时代。
三
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剑桥中国文学史》的合作主编宇文所安曾如是评价：「在她（孙康宜）所研究的每个领域，从六朝文学到词到明清诗歌和妇女文学，都揉合了她对于最优秀的中国学术的了解与她对西方理论问题的严肃思考，取得了卓越的成绩。」而对孙康宜学术思想的研究，在中国大陆也渐成热潮，如陈颖〈美籍学者孙康宜的中国古典诗词研究〉、朱巧云〈论孙康宜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研究的多重意义〉与涂慧的〈挪用与质疑，同一与差异：孙康宜汉学实践的嬗变〉等论稿，对于孙康宜学术思想中的「古典」与「现代」都做了不同角度的论述与诠释。
不难看出，孙康宜学术思想中的「古典」与「现代」已经被学界所公认。笔者认为，孙康宜不但在学术思想上追求「古典」与「现代」的统一性，而且在待人接物与个人生活中，也将古典与现代融合到了一起，形成了「丰姿优雅，诚恳谦和」（王德威语）的风范。其中，颇具代表性的就是其与学术写作相唿应的散文创作。
散文，既是中国传统文人最热衷的写作形式，也是英美现代知识份子最擅长的创作体裁。学者散文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的重要组成，从胡适、梁实秋、郭沫若、翦伯赞到陈之藩、余秋雨、刘再复，他们既是每个时代最杰出的学者，也是这个时代里最优秀的散文家。同样，作为一位学者型散文家，孙康宜将「古典」与「现代」进行了有机的结合，形成了自成一家的散文风格，在世界华人文学界拥有稳定的读者群与较高的声誉。与孙康宜的学术思想一样，其散文创作，亦是徜徉古典与现代之间的生花妙笔。
从内容上看，孙康宜的散文创作一直以「非虚构」为题材，即着重对于人文历史的审视与自身经验的阐释与表达，这是中国古代散文写作的一个重要传统。她所出版的《我看美国精神》、《亲历耶鲁》与《走出白色恐怖》等散文作品，无一不是如此。
读孙康宜的散文，很容易感受到她敬畏古典、坚守传统的一面，以及对于自己母语──中文的自信，这是她潜心苦研中国古典文学多年的结果，深切地反映了「古典」风格对孙康宜的影响，其散文明白晓畅、措辞优雅，文如其人，在两岸三地，孙拥有稳定、长期且优质的读者群。《走出白色恐怖》与《从北山楼到潜学斋》等散文、随笔与通信集等文学着述，都是中国大陆、台湾与香港地区知名读书报刊或畅销书排行榜所推荐的优质读物。文学研究界与出版界公认：孙康宜的散文在中文读者中的影响力与受欢迎程度远远大于其他许多海外学者的散文。
孙康宜曾认为：「在耶鲁学习和任教，你往往会有很深的思旧情怀。」从学术写作到文学创作，徜徉于古典与现代之间的孙康宜构成了当代中国知识份子的一种典范。孙康宜在以古典而闻名的耶鲁大学治学已有三十余年，中西方的古典精神已经浸润到了她日常生活与个人思想的各个方面。笔者相信，《孙康宜文集》（五卷本）问世之后，学界会在纵深的层面来解读孙康宜学术观念、研究风格与创作思想中「现代」与「古典」的二重性，这或将是今后一个广受关注的课题，而目前对于孙康宜的研究，还只是一个开始。
韩晗
二○一七年十二月，于深圳大学
二○一七年十二月，于深圳大学
图书试读
【钱谦益及其历史定位】
历史上对于钱谦益（一五八二－一六六四年）其人的评价，向来毁誉不一。钱在世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被公推为诗界巨擘、文坛领袖，以他主盟的虞山派在明末的诸多诗歌流派中声名显赫，数以百计的弟子向他问学不辍，若不是明朝覆亡，钱肯定会彪炳史册。然而一六四五年，满清铁骑攻陷南明的都城南京，钱的命运也就此急转直下。是时在福王朝廷就任礼部尚书的钱谦益迅速投降了清人，尽管钱后来对于自己的降清搥胸泣血，深自愧悔，尽管他在一六四六年即致仕归乡，中国许多文史学家却不肯宽恕（或者说忘却）钱短暂的「叛国投敌」行为。在他们心目中，钱谦益始终是「失节者」的代名词。
富有讽刺意味的是，第一个以官方形式声讨钱谦益的人正是满清的干隆皇帝，他对钱作出的结论是：「大节有亏，实不齿于人类。」到了一七六九年，即钱死后一百多年，干隆下诏禁毁钱谦益的全部诗文，后来还着意指示「无使稍有存留」。干隆首先是憎恶钱谦益身事两姓，有亏臣节，同时又对钱降清后尚在诗文中「阴行诋谤」满人的行径怒不可遏。故此，在一七七○年的一首御制诗中，干隆指斥钱谦益「进退都无据」。
有趣的是，干隆皇帝褒显忠贞风励臣节，诏旌明季死事诸臣为大明英烈。我们由此注意到，即使是在十八世纪七○年代大兴文字狱的时候，干隆也极少公开指责那些在十七世纪为前朝捐躯的忠臣义士。J.D. Schmidt对此解释得很到位：这是因为清政府「希望当代的官员能够以同样的忠诚为本朝效命」。知道了这一背景，便不难理解干隆为何于一七七六年为明朝忠烈陈子龙（一六○八－一六四七年）平反昭雪，还英雄以本来面目，凛于陈氏的「浩然正气」，干隆将其追谥为「忠裕」。
历史上对于钱谦益（一五八二－一六六四年）其人的评价，向来毁誉不一。钱在世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被公推为诗界巨擘、文坛领袖，以他主盟的虞山派在明末的诸多诗歌流派中声名显赫，数以百计的弟子向他问学不辍，若不是明朝覆亡，钱肯定会彪炳史册。然而一六四五年，满清铁骑攻陷南明的都城南京，钱的命运也就此急转直下。是时在福王朝廷就任礼部尚书的钱谦益迅速投降了清人，尽管钱后来对于自己的降清搥胸泣血，深自愧悔，尽管他在一六四六年即致仕归乡，中国许多文史学家却不肯宽恕（或者说忘却）钱短暂的「叛国投敌」行为。在他们心目中，钱谦益始终是「失节者」的代名词。
富有讽刺意味的是，第一个以官方形式声讨钱谦益的人正是满清的干隆皇帝，他对钱作出的结论是：「大节有亏，实不齿于人类。」到了一七六九年，即钱死后一百多年，干隆下诏禁毁钱谦益的全部诗文，后来还着意指示「无使稍有存留」。干隆首先是憎恶钱谦益身事两姓，有亏臣节，同时又对钱降清后尚在诗文中「阴行诋谤」满人的行径怒不可遏。故此，在一七七○年的一首御制诗中，干隆指斥钱谦益「进退都无据」。
有趣的是，干隆皇帝褒显忠贞风励臣节，诏旌明季死事诸臣为大明英烈。我们由此注意到，即使是在十八世纪七○年代大兴文字狱的时候，干隆也极少公开指责那些在十七世纪为前朝捐躯的忠臣义士。J.D. Schmidt对此解释得很到位：这是因为清政府「希望当代的官员能够以同样的忠诚为本朝效命」。知道了这一背景，便不难理解干隆为何于一七七六年为明朝忠烈陈子龙（一六○八－一六四七年）平反昭雪，还英雄以本来面目，凛于陈氏的「浩然正气」，干隆将其追谥为「忠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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