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精读佛洛伊德作品，翻修长期的误解与舛乱
《重读佛洛伊德》是宋文里教授的精心迻译、评註之作，显示其在汉语基础中所下的心理学临床及理论工夫。宋教授尝试说服读者，重新阅读佛洛伊德需要不同于已有的约定俗成之译法，而这种重译有其重要性和必要性；并以译註和提示、评註多管齐下，将佛洛伊德的「未完成式」，带向我们的「正在进行式」。
本书选文呈现《佛洛伊德全集》本身「未完成式」的反覆思想锻鍊过程，所选文章除了一篇之外，都尚未有中文译本出现。读者在阅读中可见佛洛伊德构筑其学说的历程，捕捉其由短论註记发展为重要论着之思想耕耘的痕迹。本书的精选翻译，不仅带给我们阅读佛洛伊德文本的全新经验，透过宋文里教授的评註与提示，更带出「未完成式」中可能的「未思」之义，启发我们思索当代可以如何回应佛洛伊德思想所抛出的重大问题。
本书重点
佛洛伊德首度面世的中文版文选，全书除一篇之外，都尚未有中文译本出现。
长期着力于精神分析研究与教学的心理学名家宋文里教授精心选文、翻译、评註。读者在阅读中可见佛洛伊德构筑其重要学说的历程及其思想耕耘的痕迹。
一部抛砖引玉之作，希望借由这个译本，反思长期以来我们是否误读了佛洛伊德，进而为长期的误读与乱解进行全面的翻修。
宋文里教授详尽的评註与提示，带出佛洛伊德思想「未完成式」中可能的「未思」之义，使西方深度心理学和我们的当代处境文化真正发生交集与对话。
名人推荐
（按姓氏笔划顺序）
丁兴祥（辅仁大学心理学系兼任教授）
丁乃非（中央大学英美语文学系教授）
王浩威（精神科医师、华人心理治疗研究发展基金会执行长）
王文基（阳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副教授）
申荷永（澳门城市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荣格心理分析师）
沈志中（台湾大学外国语文学系副教授）
林耀盛（台湾大学心理学系教授）
易 鹏（中央大学英美语文学系副教授）
林玉华（临床心理师、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精神分析师）
陈传兴（作家、摄影家、学者、电影创作者）
张小虹（台湾大学外国语文学系特聘教授）
甯应斌（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教授）
黄宗慧（台湾大学外国语文学系教授）
彭仁郁（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副研究员）
彭荣邦（慈济大学人类发展学系助理教授）
杨明敏（台湾精神分析学会理事长、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精神分析师）
廖士程（台大医院精神医学部主治医师、台大医学院精神科临床助理教授）
廖朝阳（台湾大学外国语文学系教授）
刘纪蕙（交通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教授）
读者好评
宋老师长年对于精神分析的研究教学所淬鍊出的翻译功力，充分展现出版这本书的当代价值，无非也是指向一种精神分析未思体验的探索，而非定论的范畴。――林耀盛
翻译的忠实并非忠于不可及的原文，而是忠于接纳外语、呈现不可化约之语言差异的作业。宋老师的翻译与评註之作，无疑是从译者走向『异者』这一职责的体现。――沈志中
源自西方知识体系的深度心理学，如果要和我们的文化有真正的对话，宋文里老师这样「未完成式」的迻译将是最重要的基石之一。宋老师明白我们与西方理论之间的关系还是现在进行式的，离结束还很遥远 。而这本书就是开始，面对这遥远旅程最重要的宣告。――王浩威
《重读佛洛伊德》是宋文里教授的精心迻译、评註之作，显示其在汉语基础中所下的心理学临床及理论工夫。宋教授尝试说服读者，重新阅读佛洛伊德需要不同于已有的约定俗成之译法，而这种重译有其重要性和必要性；并以译註和提示、评註多管齐下，将佛洛伊德的「未完成式」，带向我们的「正在进行式」。
本书选文呈现《佛洛伊德全集》本身「未完成式」的反覆思想锻鍊过程，所选文章除了一篇之外，都尚未有中文译本出现。读者在阅读中可见佛洛伊德构筑其学说的历程，捕捉其由短论註记发展为重要论着之思想耕耘的痕迹。本书的精选翻译，不仅带给我们阅读佛洛伊德文本的全新经验，透过宋文里教授的评註与提示，更带出「未完成式」中可能的「未思」之义，启发我们思索当代可以如何回应佛洛伊德思想所抛出的重大问题。
本书重点
佛洛伊德首度面世的中文版文选，全书除一篇之外，都尚未有中文译本出现。
长期着力于精神分析研究与教学的心理学名家宋文里教授精心选文、翻译、评註。读者在阅读中可见佛洛伊德构筑其重要学说的历程及其思想耕耘的痕迹。
一部抛砖引玉之作，希望借由这个译本，反思长期以来我们是否误读了佛洛伊德，进而为长期的误读与乱解进行全面的翻修。
宋文里教授详尽的评註与提示，带出佛洛伊德思想「未完成式」中可能的「未思」之义，使西方深度心理学和我们的当代处境文化真正发生交集与对话。
名人推荐
（按姓氏笔划顺序）
丁兴祥（辅仁大学心理学系兼任教授）
丁乃非（中央大学英美语文学系教授）
王浩威（精神科医师、华人心理治疗研究发展基金会执行长）
王文基（阳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副教授）
申荷永（澳门城市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荣格心理分析师）
沈志中（台湾大学外国语文学系副教授）
林耀盛（台湾大学心理学系教授）
易 鹏（中央大学英美语文学系副教授）
林玉华（临床心理师、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精神分析师）
陈传兴（作家、摄影家、学者、电影创作者）
张小虹（台湾大学外国语文学系特聘教授）
甯应斌（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教授）
黄宗慧（台湾大学外国语文学系教授）
彭仁郁（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副研究员）
彭荣邦（慈济大学人类发展学系助理教授）
杨明敏（台湾精神分析学会理事长、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精神分析师）
廖士程（台大医院精神医学部主治医师、台大医学院精神科临床助理教授）
廖朝阳（台湾大学外国语文学系教授）
刘纪蕙（交通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教授）
读者好评
宋老师长年对于精神分析的研究教学所淬鍊出的翻译功力，充分展现出版这本书的当代价值，无非也是指向一种精神分析未思体验的探索，而非定论的范畴。――林耀盛
翻译的忠实并非忠于不可及的原文，而是忠于接纳外语、呈现不可化约之语言差异的作业。宋老师的翻译与评註之作，无疑是从译者走向『异者』这一职责的体现。――沈志中
源自西方知识体系的深度心理学，如果要和我们的文化有真正的对话，宋文里老师这样「未完成式」的迻译将是最重要的基石之一。宋老师明白我们与西方理论之间的关系还是现在进行式的，离结束还很遥远 。而这本书就是开始，面对这遥远旅程最重要的宣告。――王浩威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西格蒙特．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奥籍犹太人，生于捷克，后随父母迁居至奥地利，于维也纳学医和行医，其后为逃避纳粹的统治而迁居英国，1939年病逝于伦敦。
佛洛伊德是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现代心理学的奠基者之一，在人格理论、无意识、释梦、性的驱力、生／死本能、焦虑与自我防御等多方面都有重大的贡献。他的观点除了对精神医学领域的研究影响深远，并在社会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政治学、人类学、后现代哲学、美学以及文学艺术创作等方面都受到广泛应用。被誉为二十世纪西方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其影响绵延跨越了两个世纪，而且还在继续当中，今日几乎所有的人类知识都能看见精神分析的影响。佛洛伊德写作甚勤，作品多收录于《佛洛伊德全集》，另有许多书简及早期神经学论文，都有世界各主要语言的译本。
译者简介
宋文里
美国伊利诺大学（Urbana-Champaign校区）谘商心理学博士，国立清华大学荣誉退休教授，天主教辅仁大学兼任教授。专长领域为文化心理学、艺术心理学、文化的精神分析、宗教研究、批判教育学等。
1986年起在清华大学社人所、社会所先后开设论述心理学、文化心理学、文化的精神分析，乃至其他跨学科专题，后来也延续到辅仁大学的心理学研究所至今。
译有《成为一个人：一个治疗者对心理治疗的观点》（Carl Rogers），《人类本性原论》（E. O. Wilson），《教育的文化：文化心理学观点》（Jerome Bruner）、《宗教的动力心理学》（Paul Pruyser）、《正常人被镇压的疯狂：精神分析，四十四年的探索》（Marion Milner）、《关系的存有：超越自我．超越社群》（Kenneth Gergen，心灵工坊出版）与《翻转与重建：心理治疗与社会建构》（Sheila McNamee & Kenneth Gergen，心灵工坊出版）等书，另有专文着作及文化艺术评论多篇，他也喜欢画画，写感应诗，以及写寓言、童话。
西格蒙特．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奥籍犹太人，生于捷克，后随父母迁居至奥地利，于维也纳学医和行医，其后为逃避纳粹的统治而迁居英国，1939年病逝于伦敦。
佛洛伊德是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现代心理学的奠基者之一，在人格理论、无意识、释梦、性的驱力、生／死本能、焦虑与自我防御等多方面都有重大的贡献。他的观点除了对精神医学领域的研究影响深远，并在社会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政治学、人类学、后现代哲学、美学以及文学艺术创作等方面都受到广泛应用。被誉为二十世纪西方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其影响绵延跨越了两个世纪，而且还在继续当中，今日几乎所有的人类知识都能看见精神分析的影响。佛洛伊德写作甚勤，作品多收录于《佛洛伊德全集》，另有许多书简及早期神经学论文，都有世界各主要语言的译本。
译者简介
宋文里
美国伊利诺大学（Urbana-Champaign校区）谘商心理学博士，国立清华大学荣誉退休教授，天主教辅仁大学兼任教授。专长领域为文化心理学、艺术心理学、文化的精神分析、宗教研究、批判教育学等。
1986年起在清华大学社人所、社会所先后开设论述心理学、文化心理学、文化的精神分析，乃至其他跨学科专题，后来也延续到辅仁大学的心理学研究所至今。
译有《成为一个人：一个治疗者对心理治疗的观点》（Carl Rogers），《人类本性原论》（E. O. Wilson），《教育的文化：文化心理学观点》（Jerome Bruner）、《宗教的动力心理学》（Paul Pruyser）、《正常人被镇压的疯狂：精神分析，四十四年的探索》（Marion Milner）、《关系的存有：超越自我．超越社群》（Kenneth Gergen，心灵工坊出版）与《翻转与重建：心理治疗与社会建构》（Sheila McNamee & Kenneth Gergen，心灵工坊出版）等书，另有专文着作及文化艺术评论多篇，他也喜欢画画，写感应诗，以及写寓言、童话。
图书目录
推荐序一 翻译精神分析的当代性：繁／异 林耀盛
推荐序二 精神分析的译（异）者 沈志中
重读佛洛伊德：译註者导论
翻译说明
第一部分 重读佛洛伊德
译註者简评
1-1.精神分析中的几点基本教训
1-2.防卫过程中，「我」的分裂
1-3.原初字词中的正反两义
1-4.不可思议之事
1-5.否定
1-6.分析中的建构
第二部分 技法篇
译註者导言
附录：精神分析教学讨论的一个片段举隅
2-1.释梦在精神分析中的运用
2-2.传移的动力
2-3.对执行精神分析治疗者的一些建议
2-4.论分析治疗的开始（对于精神分析技法的进一步建议Ⅰ）
2-5.回忆、重复与通透（对于精神分析技法的进一步建议Ⅱ）
2-6.对传移情爱的观察（对于精神分析技法的进一步建议Ⅲ）
中英译名对照表
英中译名对照表
推荐序二 精神分析的译（异）者 沈志中
重读佛洛伊德：译註者导论
翻译说明
第一部分 重读佛洛伊德
译註者简评
1-1.精神分析中的几点基本教训
1-2.防卫过程中，「我」的分裂
1-3.原初字词中的正反两义
1-4.不可思议之事
1-5.否定
1-6.分析中的建构
第二部分 技法篇
译註者导言
附录：精神分析教学讨论的一个片段举隅
2-1.释梦在精神分析中的运用
2-2.传移的动力
2-3.对执行精神分析治疗者的一些建议
2-4.论分析治疗的开始（对于精神分析技法的进一步建议Ⅰ）
2-5.回忆、重复与通透（对于精神分析技法的进一步建议Ⅱ）
2-6.对传移情爱的观察（对于精神分析技法的进一步建议Ⅲ）
中英译名对照表
英中译名对照表
图书序言
推荐序一
翻译精神分析的当代性：繁／异
林耀盛（台湾大学心理学系教授）
宋文里教授这本书《重读佛洛伊德》，是一本呕心沥血琢磨功夫练就的不容易完成的译註书籍。尽管本书涉及精神分析的两个难题，佛洛伊德与翻译，宋老师依旧展现回应难题的努力成果。
佛洛伊德的难题，在于精神分析的诠释。对于佛洛伊德而言，基本上，只有一种应用精神分析，也就是精神分析的临床治疗。他曾经给予精神分析定义如下：（一）一种研究心灵过程之方法，除此之外，几乎别无他法可以达到。（二）一种建立在此研究之上之神经症疾患的治疗方法。（三）借此途径所获得的一系列心理学观点，而它们逐渐扩展为一门新兴的科学学科。由此，精神分析是一种研究心灵过程的方法，而当我们在其他领域运用精神分析的概念与构想时，那并不是应用精神分析，而是精神分析原本就是一种「研究方法」。精神分析的「后设心理学」始终是一种依照临床病理材料（症状、梦、失误行为等）而不断地反省与演变的科学预设，而非可直接应用的教条理论，无论是应用在临床治疗或人文科学。也因为临床的现场性，作为研究法与临床实践的精神分析，无可避免涉及如何转化的在地文化语境问题。这也是宋文里教授在多年前的提问：「我们（作为一个具有自主性的研究社群）可以从心理病理学和心理治疗实践的根本之处谈起。对于这个根本问题的叙述，不应是以回到传统汉语来当作解决，而是先要从传统汉语如何翻译成现代汉语来着手，于是临床／本土的问题（经过翻译）就变成临在／自身的问题。」
我们自身遭遇的翻译难题，在于精神分析与汉语文化的不可共量性。孔恩（T. Kuhn）指出翻译包含两类异质的动态，一种是狭隘的、技术意义的翻译动态；一种是解释意义的状态。前者如英文翻译为中文的形式，后者如历史学家或民族志工作者解读一种不为知识界所了解的文本。翻译对即使娴熟于双语系统的人来说，也是困难重重。孔恩后来引入心理辞典（mental lexicon），说明在常态科学阶段，说话社群中的概念系统的标准或有变化，但并不改变其心理辞典的结构。科学革命阶段，心理辞典结构产生转变。因此，在典范的狭义意义上，不可共量是在不同概念系统的心理辞典结构层次上，彼此以辞典结构上不可互相转译的陈述呈现。但是，不可共量既不是指不可对话，亦非指不可比较性，更不是指知识体系的全面差异。概念系统的差异是局部的、并非全然地不可对话和不可相互比较。就此而言，一个理想的精神分析翻译，应该明显不同于其他的翻译。
这本宋老师的精心译註之作，显示宋老师在汉语基础下的临床功夫，尝试向读者说服重新阅读佛洛伊德的翻译文本，需要不同于其他翻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本书精选的译本，不仅是因为除一篇文章外，尚未有中文翻译，重要的是呈现佛洛伊德构筑思想的历程，以捕捉其由短论註记发展成重要论着的耕耘思想的「延异痕迹」，呈现佛洛伊德全集本身「未完成式」的反覆思想锻鍊过程。当然，佛洛伊德的论述终究是「未完成式」，本书的译註分成两大部分，可说属于理念篇与技法篇，都是「正在进行式」。这本书并非研究大全或阅读指南，或是佛洛伊德的临床密技法，而是促发我们重新认识精神分析的观点。若以完整论述的文本是理解佛洛伊德的大他者（A）比喻，短文註记则如小他者（a），是引动理解精神分析的重要动因。
但有时，终究有话语转译的难言之处。然而，本书选译评注的文本，无非是展现另一种考古学的形式，这样的考古学不是要回到历史过往遗址的路向，而是要回到我们「当下处境」，看到过去佛洛伊德留下来的问题，我们当代如何回应的处境。进言之，既然这是未完成式，宋老师的精选翻译，不仅是带领我们阅读佛洛伊德的文本经验，更启发佛洛伊德思想所遭遇的问题，我们当代可以如何回应的重大课题。甚至，透过佛洛伊德的翻译评註，带出未完成式中可能的「未思」意义。「未思」的部分往往是由侧面标定它、揭露它，这是一种思想的体验，如此的体验来自于研究，比较适合的策略是探索它，而不是用范畴来探讨。宋老师长年对于精神分析的研究教学所淬鍊出的翻译功力，充分展现这本书出版的当代价值，无非也是指向一种精神分析未思体验的探索，而非定论的范畴。
因此，对于「回应问题」的关注，不是太快认同于启蒙之光而自我遮蔽于既有的认识牢笼，而是在时代光照中持续搜寻暗影的旅人。宋老师始终是这样的旅人，不断在暗影中考掘，促发当代人共同面对我们尚未回应的佛洛伊德留下来的问题。当然，回应佛洛伊德留下的问题，需「重读」佛洛伊德。重读，不仅是多重反覆阅读，更是重要的经验过程。如〈论分析治疗的开始〉（参见本书译註）一文所示，我们阅读精神分析的读本，或许如同精神分析的实际操作，佛洛伊德认为就像西洋棋谱一样，往往只有开局与结局的呈现，其过程依个人的不同而变化万千，许多方式是依个人的习惯而定，分析师也应依病人的特质与个人的理由作适当的调整。只是，佛洛伊德的个案，与其说可以被治癒，不如说，经由精神分析的运动，重新「认识」自我的多重性。本书的阅读位置，当然不是去复制体验或片段相信，而是寻找自我分析的位置。
精神分析是一种使命，也是一则主体寓言，在这座永恆之城堡里，当代精神分析的守城人，已多所变形（各式各样的新、后佛洛伊德主义者们），但都无法绕道佛洛伊德的遗产，以及他所留下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话语。宋老师透过这本书所精选论文的翻译评註，是一种对佛洛伊德遗产的注视。它从那一个发光点的层次注视着我们，让整个精神分析的风景变得不只是风景，而是展示凝视永远是光与晦暗之间的运作，是那样的一缕光的闪现，带着所有的模煳性和变化性，参与、注视着我们阅读视窗的风景，以及聆听沿路景观的话语。
庄子曾提到：「辩也者，有不辩也。」庄子不仅不断「因言遣言」的「否定叙述」，同时他还对自己的「否定叙述」加以否定。他相信自己的话和别人的话一样，都是可以自我磨灭，自我否定。由此文化资源来看，宋老师评註文本的空白处、提问处，是宋老师留白不语的部分，这是读者阅读此书时参与思考的起点，也是与宋老师翻译对话的开端，打开追问佛洛伊德面对的问题，以及探索未思的地带。如此的体验过程或许更可以见证出精神分析在二十一世纪，仍会是辨识时代口音与容颜的一种方法，只要，愿意积极倾听，听瘖哑。在语言结束的地方，沉默开始了。沉默缓和地为时间引路，这也许，就得进入自我分析的反覆旅程，才能了解佛洛伊德不在别处，而在我们的生活、文字、书写和梦作之中。
阅读本书，是以增补佛洛伊德文本的方式出场，以别种语言出场。语言总是不断地换场，在换一个方式说出的过程中，就像是更换镜头。在「彼」语言中翻译「此」语言，意义在转译的同时也是意义的新生。我们，透过本书镜头所指向的位址阅读聆听，始终，以不离焦点的方式靠近精神分析的场景。
推荐序二
精神分析的译（异）者
沈志中（台湾大学外文系副教授、法国巴黎第七大学基础精神病理学暨精神分析学博士）
无论在精神分析理论或其治疗情境中，翻译始终是重要的课题。如佛洛伊德早期便认为造成症状的「抑制」（Verdrängung）是因为记忆无法被「翻译」（Übersetzung）为文字所致，甚至也以翻译为模型提出着名的精神装置假设，亦即记忆并非知觉所留下的永久痕迹，而是会以不同的符号（Zeichen）被多次「重新排序」（Umordung）、「重新书写」（Umschrift），最后构成为「无意识、前意识与意识」等系统。如此，从一个系统到另一系统所涉及的意义的改变就有如翻译一般。
显然佛洛伊德对翻译有着深刻的体悟，也因此能够从自身丰富的翻译经验道出译者的命运：「译者即叛徒」（traduttore traditore）。那甚至是双重的背叛，因为翻译必然背叛原文，亦背叛译者自己的母语。以致于如布朗修（Maurice Blanchot）所言，「好的翻译」总是受到两种南辕北辙的评价，像是「真无法相信这是翻译」或「这简直就是原作」。前者显然是因为翻译完全抛弃了原文，才能写出不像翻译的文笔；而后者则彻底抹煞了母语，才能让翻译等同于原作。翻译便是如此矛盾的颠覆与自我否定。
然而，翻译令人着迷之处又何尝不是在于翻译的不可能性。在外语的冲击下，译者被迫从语言的主宰者退位，不再确定什么才是「忠实」的翻译。但此种无权威的不确定性反而更让他执着于不可能的「恰当」翻译。译者当然也知道，最好是不要翻译，直接阅读原文；而一旦翻译，就只能无尽地追逐永不可及的「理想」。这正是翻译的「异化」（aliénation）效应所产生的慾望辩证──就拉冈（Jacques Lacan）对该词的定义而言。翻译必然造成译者的分裂与被欲求的新的空洞客体产生。翻译必须舍弃原文才能将作品转变成译者的母语，但同时翻译也必须背弃母语才能让它「说」它所没有之新事物。正如「叛徒」这个字，无论是德文的 Verräter，或法文的 traître，均带有「背叛」与「洩密」的双重意义。译者既「背叛」又「洩密」。显然除了背叛原作、背叛母语这种双重原罪之外，译者同时也揭露了某种不为人知或无意识的语言的秘密。
同样地，在《译者的职责》中，班雅明（Walter Benjamin）也主张翻译并非为了不懂原文的人而作，而是一种独特的语言形式。翻译的功能在于让作品得以在另一个语言中延续其生命（Überleben, Fortleben）。让不同的语言各自以不同的形式说着「纯粹语言」（reine Sprache）或「原初语言」（Ursprache），就像从支离破碎的碎片拼凑出花瓶的原貌。如此，翻译就如同精神分析的「诠释」（Deutung），它并非以意义取代另一个意义，而是透过意符的流动，去逼近一个具决定性的核心欠缺。
就此而言，翻译永远都只是语言生命的一小片段或一场「文字旅游」（le voyage des mots）。译者的职责就在于尽量敞开其母语的门禁并悦纳异己，让被翻译的作品能以令人感到陌异的「异者」面貌在另一个语言世界旅游。当语言差异的碰撞并未导致「异者」的退避，而是引发更广泛的议论时，或许旅游中的「异者」也会考虑在另一个语言内定居。如此，翻译的忠实并非忠于不可及的原文，而是忠于这种接纳外语、呈现不可化约之语言差异的作业。宋老师的翻译与评註工作，无疑是从译者走向异者这一职责的体现。
精神分析的中文翻译落后英、法等西方语言，甚至也落后日、韩等东方语言数十年之谱。但翻译的落后未必是劣势，因为从各种语言的翻译经验来看，中文精神分析学界将更有所警惕，不再心存提供一套既成、标准的佛洛伊德术语的幻想。虽然在英译《标准版》（Standard Edition）的旗帜之下，这样一套便利的术语确实对精神分析的传播带来一定的贡献。然而晚近许多论者均一再挑战《标准版》的权威，并质疑以这样一套标准的术语来阅读佛洛伊德的着作，所失去的难道不比所获得的要多出许多？正如法文版《佛洛伊德精神分析着作全集》的译者所言，佛洛伊德的翻译不应有最终的版本，而应是不断翻新的「重读佛洛伊德」：
「佛洛伊德的作品乃是一种朝向越来越差异化的概念发展运动。若翻译只是去适应并试图重建此一运动，这仍不足够。所有真正的翻译均不仅去体验作品这个异者，相对地也让作品去体验翻译这一异者经验。唯有异者才能发现作品中隐伏的事物，也唯有过渡到一种外语才使作品的发展更为完备。〔……〕翻译将成为作品生命中的一个契机。」
若精神分析的中文翻译能引领读者对佛洛伊德更深入、更全面性的讨论，甚至引出更多的翻译工作，那么精神分析的中文译（异）者或可减轻其背负之滔天大罪。
译序
重读佛洛伊德
译註者导论
知识作为一套同时发生的复杂事件之表达，我们无从说起，除非透过一一描述；也正因如此，我们所作的说明从一开始就恰恰由于单面的简化而难免谬误，故必须等到它们可以受到补充，而后可建之，亦可正之。－－佛洛伊德（Freud in S. E., 23: 205）
We have no way of conveying knowledge of a complicated set of simultaneous events except by describing them successively; and thus it happens that all our accounts are at fault to begin with owing to one-sided simplification and must wait till they can be supplemented, built on to, and so set right. (Freud in S. E., 23: 205)
佛洛伊德有几篇「未完成」的作品，其中最着名的是首尾两篇：一是精神分析事业的起点，〈科学心理学研究大纲〉（Project for a Scientific Psychology, 1895）一文，擘划出有如谜团的 φψω 系统大纲；另一是写到半途绝笔的〈防卫过程中，「我」的分裂〉（Splitting of the Ego in the Process of Defense, 1938/1940）短文，把原已分裂拼装的结构理论再加以核子分裂。二十四卷的《西格蒙．佛洛伊德心理学着作全集标准版》（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简称《英文标准版》，缩写为 S. E.）实际上显现出一位令人惊异的思想家，如何以恆动过程（processive）的状态来建立精神分析这门学问。因而这部卷帙浩繁的《全集》本身即是一部特大号的「未完成作品」――直到八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陷落在那个巨大未解的谜团之中，四面八方摸索着各种出路――超过七十种国际专业期刊，数以万计的各种语文专书和论文，正在持续建立这门显学的大业。
中文世界当然也陷在这个摸索的风潮之中，但只消知道：《全集》的中文译本，至今只出现了全文的大约三分之一。当全世界知识界有很多地方以读完《全集》来做为踏进精神分析学问的门槛，那么，我们这个语文的知识界只能算是在门外徘徊的过路客。即令是在美国，佛洛伊德过世后将近三十年才掀起「重读佛洛伊德」（Re-reading Freud）运动，为他们的学界在上一代的长期误读与乱解而进行全面的门户整理。我们无法避免这种「重蹈覆辙」，问题是，如果我们真要进入这门学问，我们有没有办法先把翻覆的车给扶起来？
现代汉语（中文）本身，尤其是学术语言，从历史的长河观点来看，从其形成以来，可说是一直处在牙牙学语的状态。从翻译史来回顾尤其可知如此。在现代化的第一波中，即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我们曾使用大量的日本汉语借词――就是借用了日本在翻译西语时所铸造的现代语词（因为用的都是汉字，故不称为「外来语」，而称为「借词」）。这里不详论借词有多少，借用了多久，只要大家明白：日本使用的汉字，在很多地方表现了不同于汉语本身的语意，因此，借词虽是个方便之计，却同时造成了汉语本身在构词法上的迷乱。「大学」、「哲学」、「心理学」、「物理学」、「生物学」、「经济学」等等，如果一开始就由汉语使用者来自行造词的话，到底会是何等光景？我们已经无法想像，但现在应该已有能力做正本清源的讨论。其次，到了更近的时代，许多纷至沓来的新语词，使用翻译的汉语似乎都还不太能够安定或区辨词义，所以习惯上都还需用「后附原文（通常是英文）」的方式来现身，譬如：「自我（self）／自我（ego）」、「概念（concept）／概念（notion）」等等；或必须一直把新语词加上引号，譬如：「……彼一时此一时，“语境”……变了，“意义效果”随之而变。但此“受取意义”有两个层面……」。像这样的语言，一方面靠着翻译造词，但还脱离不了对于原文的依赖；另一方面则显然是尚未发展出稳定的意义，故随时还需扶着引号的柺杖。
回到心理学的问题。由于佛洛伊德是现代心理学的学问根本之一，但学院心理学受到美国学院主流的扭曲影响，把佛洛伊德和他创造的精神分析边缘化，乃至避而不谈，因此，我们要寻路走回佛洛伊德之时，必须以「重读佛洛伊德」来展现一个不能省掉的功课――对于精神分析这门显学的翻译。我们虽看似有超过半世纪的翻译史，但这过程中充满误读与乱解，反省一下就知应该进行全面的整修。我们该作的功课是重新翻译，尤其是那些不曾出现过中文译本的重要着作，或先前有太多错谬的翻译，我们只能以重读的方式来逐步进行翻修。
这个功课，在本书中分成两部分来呈现。第一部分是以「最后的佛洛伊德」为主干，即《全集》末卷（一九三七―三九）中的几篇选文，同时以前后比对的方式，选出几篇早期或中期的重要作品，看看我们在先前的点状翻译的状态下，是否确实误解（或不解）佛洛伊德的意义脉络。其次，第二部分是佛洛伊德在一九一四―一五年间所写的《技法篇》，这是拉冈认为佛洛伊德和自己最不一样的几篇写作。这两部分的翻译加上评註，就是我所谓「重读佛洛伊德」的先期功课。但在此之外，这功课还有一个潜在的考虑，就是本书所选的佛洛伊德着作，除了一篇以外，其他都未曾有过中文译本。佛洛伊德有很多重要的作品，是以「短论」的形式写成，而我们看到已有的中文译本比较着重是成书的作品，其中偶尔会附有一两篇短论，譬如〈论无意识〉（The Unconscious）、〈论自恋：导论〉（On Narcissism: An Introduction）。从佛洛伊德的写作方式来看，成书的作品固然更像是写完一个主题，或处理完一套理论，但这并非实情。有些编成一本而出版的书，实际上是由几篇短文收录而成的（譬如《性学三论》），另外，几本重要的理论则是篇幅短小的书（譬如《自我与伊底》）。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个写作与出版的现象，就会使得很多短论被出版者遗漏。短论而非长篇大论，构成了二十四卷《全集》的大部分，一方面说明了佛洛伊德的写作，其中不断构想的「精神分析」这套学问，较多时候是边想边写，而不是构想完整才下笔的大计划――因此我们可以再说一遍：《全集》本身即是一部特大号的「未完成作品」。关于佛洛伊德理论未完成的问题，我留到《技法篇》的导论部分再来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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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这本《精选集》的翻译，还需交代的一个问题是：为何从英文《标准版》中选译，而非译自佛洛伊德的德文原着？很现实的回答是：就目前的语文环境来说，我们还很难迳自阅读佛洛伊德的原文（德文）作品――以心理学这个学圈最现实的条件来说：（就我所知）从现代化开始至今，超过一世纪了，还没有一位有影响力的心理学者曾经留学德国或其他德语国家，这就是我们所需面对的「语文环境」。而我们所需的也不仅是「语文环境」的问题――我们若要建立「汉传的精神分析学」，就要有一个能以汉语来讨论精神分析，同时又能和国际精神分析接轨的学术社群。这是目前整个中文世界的学术环境所共同面对的学术挑战。在我们的大学里，不是多半读着外文（英文）的教科书，却用汉语来讲课和讨论吗？但我们毕竟不是生活在双语或多语的世界中。大多数人口，在汉语之外把英语当作「第二语言」（second language）来学习，且常迟到中学之后才开始。这种外语的学习环境，使我们平均的外语程度都还不足以像使用母语那般顺利，譬如大多数大学生阅读英文的速度（根据语言学家的调查发现），大约都要比阅读中文多出四到五倍的时间。简言之，这就无法构成「双语」的环境。我们所谓的「双语学校」，其数量和「中文学校」是根本不成比例的。汉语是我们大多数人最精通的语言，并且所谓的「汉传」，在文化史上，这不是第一遭，但这个任务的艰鉅程度，已远远超过汉传佛教那个时代的挑战。精神分析的学问，其实只不过是这个艰鉅挑战的一片剪影──怕只怕的是这个「汉传」的传人，连影子都没看见。
但对于我们所面临的佛洛伊德研究来说，英文版至少提供了一个可窥全豹的机会。英文「标准版」是目前国际精神分析学界共用的文本，我们在此用英译本来开始，这情形正如佛经之透过梵文，而不是以释迦使用的原文，来建立汉传佛学系统一样。我们现在的目标是要把精神分析的汉传文本一步一步堆建起来――像佛洛伊德所说的「可补，故可建之，可正之」（can be supplemented, built on to, and so set right）――而不是要立刻完成一部用来典藏的《大藏经》。现代的佛学研究已经进入各种译本相互比较的阶段：巴利文、梵文、汉文、藏文等等，在所难免。但我们不能一直等待水到渠成，不能等到德语心理学研究人才都已到位的时刻。尤其对我自己来说，记得很深刻的诗句，出自王阳明：「若待完名始归隐，桃花笑杀武陵人。」――我的「归隐」是指从教职退休，总算可以不待完名，毅然全心投入译经的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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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也应谈谈我进入这种「佛洛伊德研究」的机缘：如何把「佛洛伊德研究」作为专业「精神分析研究」的必要基础。
大学时代开始接触「新潮文库」中的许多精神分析文献译本，其中包括了佛洛伊德本人的一些着作，这可以先略去不提，毕竟这波新潮也没持续太久。我在读研究所硕士班期间，曾经兴致勃勃地去德国文化中心修了半年德文，可惜毕业离开台北就跟这种学习断线了。我曾经和一群朋友一起申请过国科会（科技部前身）的「经典译註计画」，试图翻译《佛洛伊德全集》，没通过审查。若干年后，我自己申请到两次同类的精神分析译註计画，都已经完工出版。这两本书一是以宗教研究为主题，另一则接近于美学或艺术学的研究，但两位作者的共通之处是：在精神分析理论之外，他们都是临床工作者。至于我自己的写作，早在一九九二年就刊登在《国科会研究汇刊》上的文章，是我发表过的着作中最早期的作品之一，而该文的主题就属于佛洛伊德研究。
在此之前，美国留学期间（一九八〇―一九八五），我主修谘商心理学（counseling psychology），不过我从未以「成为专业人员」来当作我攻读博士学位的目标。对于这门学问，我觉得当时比较通行的一种名称，「心理治疗」（psychotherapy），比较具有学问的整体性。在美国从事心理治疗工作的专业人员一般称为「心理治疗师」（psychotherapist），他们的学院训练分别成两种出身――「临床心理学」和「谘商心理学」――但最终的法定名称则一律叫做「有证照的心理师」（licensed psychologist）。不过，我当时所在的一所属于 Big Ten（中西部十大）的大学，在其中竟找不到一门精神分析的课。在心理治疗的理论课程中，会把佛洛伊德以及第二代的精神分析简略带过――不然就改谈「纽精神分析」（Neo-Psychoanalysis）或「自我心理学」（Ego Psychology）――这些都是美国特有的品牌，在学院里也一样无法生根。而在心理治疗的训练课程中则採用综合各派所形成的一套「有督导的实作方式」。督导实作会分阶段进行，但既然担任督导的教授都不是精神分析取向，所以精神分析只能以背景的方式，依稀存在于训练的氛围中――这氛围里一直可嗅出「深度诠释」的必要，但就是不太愿意提起佛洛伊德的名号。很奇特的对比在图书馆里出现：心理治疗类的藏书中，精神分析的着作满坑满谷陈列在书架上，从十九世纪末一直到当代，将近百年的文献几乎全部蒐罗在内。我在留学的第一年就发现这样的学术氛围，所以，即便上课时难得讨论精神分析，我却可以自行饱览图书馆里浩瀚的藏书。在这样的学习经验中，我就可以说自己已经开始走上 “psychoanalytically informed”（接受精神分析知识）的研究状态。
一九八五年回国之后，开始担任大学教职，第一件重要的大事，就是弄来一套英文《标准版全集》，安置在研究室的书架上。其他很多重要的相关着作，则都是从图书馆借出来，自己动手影印全书，交由笨拙的美式装订做成书的样子，也陈列在我的书架上。顺便值得一提的是，当年担任我的心理治疗训练课程那位督导教授，在一九八八年受邀来台演讲，我担任她整场的口译。演讲后她告诉我：回美国后要寄一本《科胡特讲座》（The Kohut Seminars）给我当谢礼。因为有关心理治疗的课程，在近几年来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们现在都去芝加哥听科胡特的讲座。」看看就想起我自己在图书馆里苦读精神分析时，那些教授却要等到五、六年后才终于醒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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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博士后研究就此以自行研发的方式继续航行。上文提到那篇「早期作品」正是这种自行研发的佛洛伊德研究小成果之一。但像这样出版的期刊论文，在台湾的心理学界却是罕见的一篇，因为专业分工所产生的排斥性效应之故──精神分析是不是心理学？至少我们没有一种心理学的专业期刊敢认这个帐。
研修几年后，我开始有信心开课了。清华大学一九八九―九〇年的「弗洛依德与社会」，一九九一年「爱与性的精神分析」，间隔几年到一九九七―二〇〇一年开「文化的精神分析」，都开在研究所；二〇〇二年起为大学部开了几年「精神分析导论」，但在同年起又为兼任的中央大学及辅仁大学先后开设研究所的「艺术心理学」、「疯狂与现代性」，都是採用精神分析取向。二〇〇六年转任到辅仁大学心理系后，在研究所课程中大致年年都会开设「精神分析经典选读」或「精神分析专题」。较晚近开的课集中于新兴的「关系论精神分析」（Relational Psychoanalysis）。这些开课经验中，选读的佛洛伊德包括成书的作品以及一些短论。在研究所的指定读物中，凡是佛洛伊德作品，都选自《英文标准版全集》，其中就包括这本文选中的所有文章。「没有中译本」的现象会逼使选课学生无法「偷看」中译本。我们师生一起接受英译本的挑战。二〇一五年退休后这两年，在「心灵工坊成长学苑」讲堂讲系列的佛洛伊德课程，我仍选择那些「没有中译本」的文章来当读本。因为讲堂的学员在知识背景上分布很广，这种非学院的教学也不可能要求读外文，这反而逼使我自己要作出翻译。只不过，挑出的文章虽显现了大多数人没读过的一面，我却仍要强调「重读」的意思，因为和可能读过的佛洛伊德相较，这些新译本不会是以前的出版品中完全没提过的题材。正因为如此，我们的讲堂就会一直出现「温故知新」（或「知新温故」）的效应――在所有可能的情况下，我甚至还实验作跨文化比较，把佛洛伊德视为儒释道传统之外的另类经典传统，这中间的「可比较性」也许非常令人费解，譬如用余英时那种思想史的态度来看；但反过来也许很耐人寻味。这要直接阅读佛洛伊德作品，加上我所作的「提示与评註」才可能理解比较的用意。
在这篇导论中无法详谈的是如何在教学中展开「佛洛伊德研究」，亦即如何奠定精神分析研究的基础。但在讲堂的实际经验上，我利用佛洛伊德着作中所画的几张理论图示（diagrams），即可提纲挈领地用两小时而得以确切说明精神分析原始理论的大要。但这工作万万不可用一般教科书的浅论来替代。以佛洛伊德本人在他和友人的通信中的两例，试看看他如何以特殊的图示来表陈他的理论构想：
例一：佛洛伊德与威廉・弗利斯（Wilhelm Fliess）的通信中所画的 Draft M，（摘文略图）在〈释梦在精神分析中的运用〉一文的评註中曾用以说明治疗工作如何由所见的症状层层深入，是以名为「分析」。
例二：佛洛伊德与格欧・葛罗岱克（Georg Groddeck）的通信中所画的「伊底与自我」示意图（摘文略图）。此图后来演化为《自我与伊底》（The Ego and the Id, 1923）书中的主要的理论图示（摘文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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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修与授课过程中，发现中文翻译本有非常多问题，而英文翻译本其实也有很难避免的问题。虽然欧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曾经称赞史柴契（Strachey）主导的这套《英文标准版全集》在内容和编辑上都胜过《德文版全集》，而安娜．佛洛伊德则称史柴契的译文堪与原文媲美，但出版后的半世纪中，由于学潮丕变，一直有人在检讨史柴契的译法。启动这问题感的首先是布鲁诺．贝特罕（Bruno Bettelheim）出版于一九八二年的一本小书《佛洛伊德与人的灵魂》（Freud and Man’s Soul）；到了一九九二年，有一本书蒐集了九篇更进一步的讨论，书名就叫《翻译佛洛伊德》（Translating Freud），对于史柴契的译法褒贬不一，但知这些都是用英文写成的长篇大论，因为到了九〇年代，国际精神分析的学术环境大部分都已成了英文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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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翻译舛乱的问题，本篇导论主要集中于强调一些关键词的译法：德文到英文，再到中文。虽然只是浮光掠影，但应足以说明这些翻译中可能的误读或乱解，也提醒读者对所有这些翻译文字要抱持「骑驴找马」的试探心态――不然就得靠广泛、多量的阅读，以掌握全集文脉的方式，来稍微巩固许多幽微意义的诠释。
为了让这样的呈现方式能尽量简洁地达成教学效果，我先以贝特罕的批评为例，制作了一份英德翻译问题举隅的对照表，如下：
（摘文略表）
贝特罕的商榷很值得参考，但其结果则见仁见智。我们更该谈的是中文翻译至今所出现的一些严重问题。我为此再制了一份对照表，来对中文翻译最常见的误读与乱解现象作些商榷：
（摘文略表）
以上每一个翻译上的商榷，凡出现在选译的文章中，都会以评註的方式再加说明。误译与乱解其实就是整个学术界的病征。早年在中国只有零零星星的翻译时，关键译词都还在斟酌拿捏中，未曾定案；后来台湾的一股「新潮」出现许多译名，但学界也未曾有过任何评论商榷，譬如《梦的解析》和《释梦》两种译法，哪一种比较妥当？若参看贝特罕的评论，前者对于原书名 “Die Traumdeutung” 是过度翻译；但后者是根据英译本的译名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而来，无可厚非。直到最近几年，上文所列出各种必须商榷的误译，其实仍然惯见于所有关于精神分析的翻译作品中。有些译者开始有些审慎的斟酌，譬如沈志中、王文基、陈传兴合译的《精神分析辞汇》（台北：行人，二〇〇〇）；但也有些作者、译者对于误译的问题还难以自觉，譬如上文对照表中所引的「潜意识／前意识」淆乱之例；或甚至为了他们的「惯性」（也叫「惰性」），无法接受批评，譬如上文提到《佛洛伊德‒克莱恩论战，1941-1945》一书的翻译社群，虽然早都听过上表中的商榷讯息，却借词推託，至今未改。
我在面对这样一个学术与专业社群时，把翻译的问题视为整个社群是否能够演进的风向球，也是我在研发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难题。我不把那些淆乱视为障碍，而是知识社群竟然知识未开的征候。由此观之，只能说，有志者必须继续自行前进。因为佛洛伊德只是精神分析挑战的开始。
翻译精神分析的当代性：繁／异
林耀盛（台湾大学心理学系教授）
宋文里教授这本书《重读佛洛伊德》，是一本呕心沥血琢磨功夫练就的不容易完成的译註书籍。尽管本书涉及精神分析的两个难题，佛洛伊德与翻译，宋老师依旧展现回应难题的努力成果。
佛洛伊德的难题，在于精神分析的诠释。对于佛洛伊德而言，基本上，只有一种应用精神分析，也就是精神分析的临床治疗。他曾经给予精神分析定义如下：（一）一种研究心灵过程之方法，除此之外，几乎别无他法可以达到。（二）一种建立在此研究之上之神经症疾患的治疗方法。（三）借此途径所获得的一系列心理学观点，而它们逐渐扩展为一门新兴的科学学科。由此，精神分析是一种研究心灵过程的方法，而当我们在其他领域运用精神分析的概念与构想时，那并不是应用精神分析，而是精神分析原本就是一种「研究方法」。精神分析的「后设心理学」始终是一种依照临床病理材料（症状、梦、失误行为等）而不断地反省与演变的科学预设，而非可直接应用的教条理论，无论是应用在临床治疗或人文科学。也因为临床的现场性，作为研究法与临床实践的精神分析，无可避免涉及如何转化的在地文化语境问题。这也是宋文里教授在多年前的提问：「我们（作为一个具有自主性的研究社群）可以从心理病理学和心理治疗实践的根本之处谈起。对于这个根本问题的叙述，不应是以回到传统汉语来当作解决，而是先要从传统汉语如何翻译成现代汉语来着手，于是临床／本土的问题（经过翻译）就变成临在／自身的问题。」
我们自身遭遇的翻译难题，在于精神分析与汉语文化的不可共量性。孔恩（T. Kuhn）指出翻译包含两类异质的动态，一种是狭隘的、技术意义的翻译动态；一种是解释意义的状态。前者如英文翻译为中文的形式，后者如历史学家或民族志工作者解读一种不为知识界所了解的文本。翻译对即使娴熟于双语系统的人来说，也是困难重重。孔恩后来引入心理辞典（mental lexicon），说明在常态科学阶段，说话社群中的概念系统的标准或有变化，但并不改变其心理辞典的结构。科学革命阶段，心理辞典结构产生转变。因此，在典范的狭义意义上，不可共量是在不同概念系统的心理辞典结构层次上，彼此以辞典结构上不可互相转译的陈述呈现。但是，不可共量既不是指不可对话，亦非指不可比较性，更不是指知识体系的全面差异。概念系统的差异是局部的、并非全然地不可对话和不可相互比较。就此而言，一个理想的精神分析翻译，应该明显不同于其他的翻译。
这本宋老师的精心译註之作，显示宋老师在汉语基础下的临床功夫，尝试向读者说服重新阅读佛洛伊德的翻译文本，需要不同于其他翻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本书精选的译本，不仅是因为除一篇文章外，尚未有中文翻译，重要的是呈现佛洛伊德构筑思想的历程，以捕捉其由短论註记发展成重要论着的耕耘思想的「延异痕迹」，呈现佛洛伊德全集本身「未完成式」的反覆思想锻鍊过程。当然，佛洛伊德的论述终究是「未完成式」，本书的译註分成两大部分，可说属于理念篇与技法篇，都是「正在进行式」。这本书并非研究大全或阅读指南，或是佛洛伊德的临床密技法，而是促发我们重新认识精神分析的观点。若以完整论述的文本是理解佛洛伊德的大他者（A）比喻，短文註记则如小他者（a），是引动理解精神分析的重要动因。
但有时，终究有话语转译的难言之处。然而，本书选译评注的文本，无非是展现另一种考古学的形式，这样的考古学不是要回到历史过往遗址的路向，而是要回到我们「当下处境」，看到过去佛洛伊德留下来的问题，我们当代如何回应的处境。进言之，既然这是未完成式，宋老师的精选翻译，不仅是带领我们阅读佛洛伊德的文本经验，更启发佛洛伊德思想所遭遇的问题，我们当代可以如何回应的重大课题。甚至，透过佛洛伊德的翻译评註，带出未完成式中可能的「未思」意义。「未思」的部分往往是由侧面标定它、揭露它，这是一种思想的体验，如此的体验来自于研究，比较适合的策略是探索它，而不是用范畴来探讨。宋老师长年对于精神分析的研究教学所淬鍊出的翻译功力，充分展现这本书出版的当代价值，无非也是指向一种精神分析未思体验的探索，而非定论的范畴。
因此，对于「回应问题」的关注，不是太快认同于启蒙之光而自我遮蔽于既有的认识牢笼，而是在时代光照中持续搜寻暗影的旅人。宋老师始终是这样的旅人，不断在暗影中考掘，促发当代人共同面对我们尚未回应的佛洛伊德留下来的问题。当然，回应佛洛伊德留下的问题，需「重读」佛洛伊德。重读，不仅是多重反覆阅读，更是重要的经验过程。如〈论分析治疗的开始〉（参见本书译註）一文所示，我们阅读精神分析的读本，或许如同精神分析的实际操作，佛洛伊德认为就像西洋棋谱一样，往往只有开局与结局的呈现，其过程依个人的不同而变化万千，许多方式是依个人的习惯而定，分析师也应依病人的特质与个人的理由作适当的调整。只是，佛洛伊德的个案，与其说可以被治癒，不如说，经由精神分析的运动，重新「认识」自我的多重性。本书的阅读位置，当然不是去复制体验或片段相信，而是寻找自我分析的位置。
精神分析是一种使命，也是一则主体寓言，在这座永恆之城堡里，当代精神分析的守城人，已多所变形（各式各样的新、后佛洛伊德主义者们），但都无法绕道佛洛伊德的遗产，以及他所留下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话语。宋老师透过这本书所精选论文的翻译评註，是一种对佛洛伊德遗产的注视。它从那一个发光点的层次注视着我们，让整个精神分析的风景变得不只是风景，而是展示凝视永远是光与晦暗之间的运作，是那样的一缕光的闪现，带着所有的模煳性和变化性，参与、注视着我们阅读视窗的风景，以及聆听沿路景观的话语。
庄子曾提到：「辩也者，有不辩也。」庄子不仅不断「因言遣言」的「否定叙述」，同时他还对自己的「否定叙述」加以否定。他相信自己的话和别人的话一样，都是可以自我磨灭，自我否定。由此文化资源来看，宋老师评註文本的空白处、提问处，是宋老师留白不语的部分，这是读者阅读此书时参与思考的起点，也是与宋老师翻译对话的开端，打开追问佛洛伊德面对的问题，以及探索未思的地带。如此的体验过程或许更可以见证出精神分析在二十一世纪，仍会是辨识时代口音与容颜的一种方法，只要，愿意积极倾听，听瘖哑。在语言结束的地方，沉默开始了。沉默缓和地为时间引路，这也许，就得进入自我分析的反覆旅程，才能了解佛洛伊德不在别处，而在我们的生活、文字、书写和梦作之中。
阅读本书，是以增补佛洛伊德文本的方式出场，以别种语言出场。语言总是不断地换场，在换一个方式说出的过程中，就像是更换镜头。在「彼」语言中翻译「此」语言，意义在转译的同时也是意义的新生。我们，透过本书镜头所指向的位址阅读聆听，始终，以不离焦点的方式靠近精神分析的场景。
推荐序二
精神分析的译（异）者
沈志中（台湾大学外文系副教授、法国巴黎第七大学基础精神病理学暨精神分析学博士）
无论在精神分析理论或其治疗情境中，翻译始终是重要的课题。如佛洛伊德早期便认为造成症状的「抑制」（Verdrängung）是因为记忆无法被「翻译」（Übersetzung）为文字所致，甚至也以翻译为模型提出着名的精神装置假设，亦即记忆并非知觉所留下的永久痕迹，而是会以不同的符号（Zeichen）被多次「重新排序」（Umordung）、「重新书写」（Umschrift），最后构成为「无意识、前意识与意识」等系统。如此，从一个系统到另一系统所涉及的意义的改变就有如翻译一般。
显然佛洛伊德对翻译有着深刻的体悟，也因此能够从自身丰富的翻译经验道出译者的命运：「译者即叛徒」（traduttore traditore）。那甚至是双重的背叛，因为翻译必然背叛原文，亦背叛译者自己的母语。以致于如布朗修（Maurice Blanchot）所言，「好的翻译」总是受到两种南辕北辙的评价，像是「真无法相信这是翻译」或「这简直就是原作」。前者显然是因为翻译完全抛弃了原文，才能写出不像翻译的文笔；而后者则彻底抹煞了母语，才能让翻译等同于原作。翻译便是如此矛盾的颠覆与自我否定。
然而，翻译令人着迷之处又何尝不是在于翻译的不可能性。在外语的冲击下，译者被迫从语言的主宰者退位，不再确定什么才是「忠实」的翻译。但此种无权威的不确定性反而更让他执着于不可能的「恰当」翻译。译者当然也知道，最好是不要翻译，直接阅读原文；而一旦翻译，就只能无尽地追逐永不可及的「理想」。这正是翻译的「异化」（aliénation）效应所产生的慾望辩证──就拉冈（Jacques Lacan）对该词的定义而言。翻译必然造成译者的分裂与被欲求的新的空洞客体产生。翻译必须舍弃原文才能将作品转变成译者的母语，但同时翻译也必须背弃母语才能让它「说」它所没有之新事物。正如「叛徒」这个字，无论是德文的 Verräter，或法文的 traître，均带有「背叛」与「洩密」的双重意义。译者既「背叛」又「洩密」。显然除了背叛原作、背叛母语这种双重原罪之外，译者同时也揭露了某种不为人知或无意识的语言的秘密。
同样地，在《译者的职责》中，班雅明（Walter Benjamin）也主张翻译并非为了不懂原文的人而作，而是一种独特的语言形式。翻译的功能在于让作品得以在另一个语言中延续其生命（Überleben, Fortleben）。让不同的语言各自以不同的形式说着「纯粹语言」（reine Sprache）或「原初语言」（Ursprache），就像从支离破碎的碎片拼凑出花瓶的原貌。如此，翻译就如同精神分析的「诠释」（Deutung），它并非以意义取代另一个意义，而是透过意符的流动，去逼近一个具决定性的核心欠缺。
就此而言，翻译永远都只是语言生命的一小片段或一场「文字旅游」（le voyage des mots）。译者的职责就在于尽量敞开其母语的门禁并悦纳异己，让被翻译的作品能以令人感到陌异的「异者」面貌在另一个语言世界旅游。当语言差异的碰撞并未导致「异者」的退避，而是引发更广泛的议论时，或许旅游中的「异者」也会考虑在另一个语言内定居。如此，翻译的忠实并非忠于不可及的原文，而是忠于这种接纳外语、呈现不可化约之语言差异的作业。宋老师的翻译与评註工作，无疑是从译者走向异者这一职责的体现。
精神分析的中文翻译落后英、法等西方语言，甚至也落后日、韩等东方语言数十年之谱。但翻译的落后未必是劣势，因为从各种语言的翻译经验来看，中文精神分析学界将更有所警惕，不再心存提供一套既成、标准的佛洛伊德术语的幻想。虽然在英译《标准版》（Standard Edition）的旗帜之下，这样一套便利的术语确实对精神分析的传播带来一定的贡献。然而晚近许多论者均一再挑战《标准版》的权威，并质疑以这样一套标准的术语来阅读佛洛伊德的着作，所失去的难道不比所获得的要多出许多？正如法文版《佛洛伊德精神分析着作全集》的译者所言，佛洛伊德的翻译不应有最终的版本，而应是不断翻新的「重读佛洛伊德」：
「佛洛伊德的作品乃是一种朝向越来越差异化的概念发展运动。若翻译只是去适应并试图重建此一运动，这仍不足够。所有真正的翻译均不仅去体验作品这个异者，相对地也让作品去体验翻译这一异者经验。唯有异者才能发现作品中隐伏的事物，也唯有过渡到一种外语才使作品的发展更为完备。〔……〕翻译将成为作品生命中的一个契机。」
若精神分析的中文翻译能引领读者对佛洛伊德更深入、更全面性的讨论，甚至引出更多的翻译工作，那么精神分析的中文译（异）者或可减轻其背负之滔天大罪。
译序
重读佛洛伊德
译註者导论
知识作为一套同时发生的复杂事件之表达，我们无从说起，除非透过一一描述；也正因如此，我们所作的说明从一开始就恰恰由于单面的简化而难免谬误，故必须等到它们可以受到补充，而后可建之，亦可正之。－－佛洛伊德（Freud in S. E., 23: 205）
We have no way of conveying knowledge of a complicated set of simultaneous events except by describing them successively; and thus it happens that all our accounts are at fault to begin with owing to one-sided simplification and must wait till they can be supplemented, built on to, and so set right. (Freud in S. E., 23: 205)
佛洛伊德有几篇「未完成」的作品，其中最着名的是首尾两篇：一是精神分析事业的起点，〈科学心理学研究大纲〉（Project for a Scientific Psychology, 1895）一文，擘划出有如谜团的 φψω 系统大纲；另一是写到半途绝笔的〈防卫过程中，「我」的分裂〉（Splitting of the Ego in the Process of Defense, 1938/1940）短文，把原已分裂拼装的结构理论再加以核子分裂。二十四卷的《西格蒙．佛洛伊德心理学着作全集标准版》（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简称《英文标准版》，缩写为 S. E.）实际上显现出一位令人惊异的思想家，如何以恆动过程（processive）的状态来建立精神分析这门学问。因而这部卷帙浩繁的《全集》本身即是一部特大号的「未完成作品」――直到八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陷落在那个巨大未解的谜团之中，四面八方摸索着各种出路――超过七十种国际专业期刊，数以万计的各种语文专书和论文，正在持续建立这门显学的大业。
中文世界当然也陷在这个摸索的风潮之中，但只消知道：《全集》的中文译本，至今只出现了全文的大约三分之一。当全世界知识界有很多地方以读完《全集》来做为踏进精神分析学问的门槛，那么，我们这个语文的知识界只能算是在门外徘徊的过路客。即令是在美国，佛洛伊德过世后将近三十年才掀起「重读佛洛伊德」（Re-reading Freud）运动，为他们的学界在上一代的长期误读与乱解而进行全面的门户整理。我们无法避免这种「重蹈覆辙」，问题是，如果我们真要进入这门学问，我们有没有办法先把翻覆的车给扶起来？
现代汉语（中文）本身，尤其是学术语言，从历史的长河观点来看，从其形成以来，可说是一直处在牙牙学语的状态。从翻译史来回顾尤其可知如此。在现代化的第一波中，即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我们曾使用大量的日本汉语借词――就是借用了日本在翻译西语时所铸造的现代语词（因为用的都是汉字，故不称为「外来语」，而称为「借词」）。这里不详论借词有多少，借用了多久，只要大家明白：日本使用的汉字，在很多地方表现了不同于汉语本身的语意，因此，借词虽是个方便之计，却同时造成了汉语本身在构词法上的迷乱。「大学」、「哲学」、「心理学」、「物理学」、「生物学」、「经济学」等等，如果一开始就由汉语使用者来自行造词的话，到底会是何等光景？我们已经无法想像，但现在应该已有能力做正本清源的讨论。其次，到了更近的时代，许多纷至沓来的新语词，使用翻译的汉语似乎都还不太能够安定或区辨词义，所以习惯上都还需用「后附原文（通常是英文）」的方式来现身，譬如：「自我（self）／自我（ego）」、「概念（concept）／概念（notion）」等等；或必须一直把新语词加上引号，譬如：「……彼一时此一时，“语境”……变了，“意义效果”随之而变。但此“受取意义”有两个层面……」。像这样的语言，一方面靠着翻译造词，但还脱离不了对于原文的依赖；另一方面则显然是尚未发展出稳定的意义，故随时还需扶着引号的柺杖。
回到心理学的问题。由于佛洛伊德是现代心理学的学问根本之一，但学院心理学受到美国学院主流的扭曲影响，把佛洛伊德和他创造的精神分析边缘化，乃至避而不谈，因此，我们要寻路走回佛洛伊德之时，必须以「重读佛洛伊德」来展现一个不能省掉的功课――对于精神分析这门显学的翻译。我们虽看似有超过半世纪的翻译史，但这过程中充满误读与乱解，反省一下就知应该进行全面的整修。我们该作的功课是重新翻译，尤其是那些不曾出现过中文译本的重要着作，或先前有太多错谬的翻译，我们只能以重读的方式来逐步进行翻修。
这个功课，在本书中分成两部分来呈现。第一部分是以「最后的佛洛伊德」为主干，即《全集》末卷（一九三七―三九）中的几篇选文，同时以前后比对的方式，选出几篇早期或中期的重要作品，看看我们在先前的点状翻译的状态下，是否确实误解（或不解）佛洛伊德的意义脉络。其次，第二部分是佛洛伊德在一九一四―一五年间所写的《技法篇》，这是拉冈认为佛洛伊德和自己最不一样的几篇写作。这两部分的翻译加上评註，就是我所谓「重读佛洛伊德」的先期功课。但在此之外，这功课还有一个潜在的考虑，就是本书所选的佛洛伊德着作，除了一篇以外，其他都未曾有过中文译本。佛洛伊德有很多重要的作品，是以「短论」的形式写成，而我们看到已有的中文译本比较着重是成书的作品，其中偶尔会附有一两篇短论，譬如〈论无意识〉（The Unconscious）、〈论自恋：导论〉（On Narcissism: An Introduction）。从佛洛伊德的写作方式来看，成书的作品固然更像是写完一个主题，或处理完一套理论，但这并非实情。有些编成一本而出版的书，实际上是由几篇短文收录而成的（譬如《性学三论》），另外，几本重要的理论则是篇幅短小的书（譬如《自我与伊底》）。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个写作与出版的现象，就会使得很多短论被出版者遗漏。短论而非长篇大论，构成了二十四卷《全集》的大部分，一方面说明了佛洛伊德的写作，其中不断构想的「精神分析」这套学问，较多时候是边想边写，而不是构想完整才下笔的大计划――因此我们可以再说一遍：《全集》本身即是一部特大号的「未完成作品」。关于佛洛伊德理论未完成的问题，我留到《技法篇》的导论部分再来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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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这本《精选集》的翻译，还需交代的一个问题是：为何从英文《标准版》中选译，而非译自佛洛伊德的德文原着？很现实的回答是：就目前的语文环境来说，我们还很难迳自阅读佛洛伊德的原文（德文）作品――以心理学这个学圈最现实的条件来说：（就我所知）从现代化开始至今，超过一世纪了，还没有一位有影响力的心理学者曾经留学德国或其他德语国家，这就是我们所需面对的「语文环境」。而我们所需的也不仅是「语文环境」的问题――我们若要建立「汉传的精神分析学」，就要有一个能以汉语来讨论精神分析，同时又能和国际精神分析接轨的学术社群。这是目前整个中文世界的学术环境所共同面对的学术挑战。在我们的大学里，不是多半读着外文（英文）的教科书，却用汉语来讲课和讨论吗？但我们毕竟不是生活在双语或多语的世界中。大多数人口，在汉语之外把英语当作「第二语言」（second language）来学习，且常迟到中学之后才开始。这种外语的学习环境，使我们平均的外语程度都还不足以像使用母语那般顺利，譬如大多数大学生阅读英文的速度（根据语言学家的调查发现），大约都要比阅读中文多出四到五倍的时间。简言之，这就无法构成「双语」的环境。我们所谓的「双语学校」，其数量和「中文学校」是根本不成比例的。汉语是我们大多数人最精通的语言，并且所谓的「汉传」，在文化史上，这不是第一遭，但这个任务的艰鉅程度，已远远超过汉传佛教那个时代的挑战。精神分析的学问，其实只不过是这个艰鉅挑战的一片剪影──怕只怕的是这个「汉传」的传人，连影子都没看见。
但对于我们所面临的佛洛伊德研究来说，英文版至少提供了一个可窥全豹的机会。英文「标准版」是目前国际精神分析学界共用的文本，我们在此用英译本来开始，这情形正如佛经之透过梵文，而不是以释迦使用的原文，来建立汉传佛学系统一样。我们现在的目标是要把精神分析的汉传文本一步一步堆建起来――像佛洛伊德所说的「可补，故可建之，可正之」（can be supplemented, built on to, and so set right）――而不是要立刻完成一部用来典藏的《大藏经》。现代的佛学研究已经进入各种译本相互比较的阶段：巴利文、梵文、汉文、藏文等等，在所难免。但我们不能一直等待水到渠成，不能等到德语心理学研究人才都已到位的时刻。尤其对我自己来说，记得很深刻的诗句，出自王阳明：「若待完名始归隐，桃花笑杀武陵人。」――我的「归隐」是指从教职退休，总算可以不待完名，毅然全心投入译经的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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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也应谈谈我进入这种「佛洛伊德研究」的机缘：如何把「佛洛伊德研究」作为专业「精神分析研究」的必要基础。
大学时代开始接触「新潮文库」中的许多精神分析文献译本，其中包括了佛洛伊德本人的一些着作，这可以先略去不提，毕竟这波新潮也没持续太久。我在读研究所硕士班期间，曾经兴致勃勃地去德国文化中心修了半年德文，可惜毕业离开台北就跟这种学习断线了。我曾经和一群朋友一起申请过国科会（科技部前身）的「经典译註计画」，试图翻译《佛洛伊德全集》，没通过审查。若干年后，我自己申请到两次同类的精神分析译註计画，都已经完工出版。这两本书一是以宗教研究为主题，另一则接近于美学或艺术学的研究，但两位作者的共通之处是：在精神分析理论之外，他们都是临床工作者。至于我自己的写作，早在一九九二年就刊登在《国科会研究汇刊》上的文章，是我发表过的着作中最早期的作品之一，而该文的主题就属于佛洛伊德研究。
在此之前，美国留学期间（一九八〇―一九八五），我主修谘商心理学（counseling psychology），不过我从未以「成为专业人员」来当作我攻读博士学位的目标。对于这门学问，我觉得当时比较通行的一种名称，「心理治疗」（psychotherapy），比较具有学问的整体性。在美国从事心理治疗工作的专业人员一般称为「心理治疗师」（psychotherapist），他们的学院训练分别成两种出身――「临床心理学」和「谘商心理学」――但最终的法定名称则一律叫做「有证照的心理师」（licensed psychologist）。不过，我当时所在的一所属于 Big Ten（中西部十大）的大学，在其中竟找不到一门精神分析的课。在心理治疗的理论课程中，会把佛洛伊德以及第二代的精神分析简略带过――不然就改谈「纽精神分析」（Neo-Psychoanalysis）或「自我心理学」（Ego Psychology）――这些都是美国特有的品牌，在学院里也一样无法生根。而在心理治疗的训练课程中则採用综合各派所形成的一套「有督导的实作方式」。督导实作会分阶段进行，但既然担任督导的教授都不是精神分析取向，所以精神分析只能以背景的方式，依稀存在于训练的氛围中――这氛围里一直可嗅出「深度诠释」的必要，但就是不太愿意提起佛洛伊德的名号。很奇特的对比在图书馆里出现：心理治疗类的藏书中，精神分析的着作满坑满谷陈列在书架上，从十九世纪末一直到当代，将近百年的文献几乎全部蒐罗在内。我在留学的第一年就发现这样的学术氛围，所以，即便上课时难得讨论精神分析，我却可以自行饱览图书馆里浩瀚的藏书。在这样的学习经验中，我就可以说自己已经开始走上 “psychoanalytically informed”（接受精神分析知识）的研究状态。
一九八五年回国之后，开始担任大学教职，第一件重要的大事，就是弄来一套英文《标准版全集》，安置在研究室的书架上。其他很多重要的相关着作，则都是从图书馆借出来，自己动手影印全书，交由笨拙的美式装订做成书的样子，也陈列在我的书架上。顺便值得一提的是，当年担任我的心理治疗训练课程那位督导教授，在一九八八年受邀来台演讲，我担任她整场的口译。演讲后她告诉我：回美国后要寄一本《科胡特讲座》（The Kohut Seminars）给我当谢礼。因为有关心理治疗的课程，在近几年来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们现在都去芝加哥听科胡特的讲座。」看看就想起我自己在图书馆里苦读精神分析时，那些教授却要等到五、六年后才终于醒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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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博士后研究就此以自行研发的方式继续航行。上文提到那篇「早期作品」正是这种自行研发的佛洛伊德研究小成果之一。但像这样出版的期刊论文，在台湾的心理学界却是罕见的一篇，因为专业分工所产生的排斥性效应之故──精神分析是不是心理学？至少我们没有一种心理学的专业期刊敢认这个帐。
研修几年后，我开始有信心开课了。清华大学一九八九―九〇年的「弗洛依德与社会」，一九九一年「爱与性的精神分析」，间隔几年到一九九七―二〇〇一年开「文化的精神分析」，都开在研究所；二〇〇二年起为大学部开了几年「精神分析导论」，但在同年起又为兼任的中央大学及辅仁大学先后开设研究所的「艺术心理学」、「疯狂与现代性」，都是採用精神分析取向。二〇〇六年转任到辅仁大学心理系后，在研究所课程中大致年年都会开设「精神分析经典选读」或「精神分析专题」。较晚近开的课集中于新兴的「关系论精神分析」（Relational Psychoanalysis）。这些开课经验中，选读的佛洛伊德包括成书的作品以及一些短论。在研究所的指定读物中，凡是佛洛伊德作品，都选自《英文标准版全集》，其中就包括这本文选中的所有文章。「没有中译本」的现象会逼使选课学生无法「偷看」中译本。我们师生一起接受英译本的挑战。二〇一五年退休后这两年，在「心灵工坊成长学苑」讲堂讲系列的佛洛伊德课程，我仍选择那些「没有中译本」的文章来当读本。因为讲堂的学员在知识背景上分布很广，这种非学院的教学也不可能要求读外文，这反而逼使我自己要作出翻译。只不过，挑出的文章虽显现了大多数人没读过的一面，我却仍要强调「重读」的意思，因为和可能读过的佛洛伊德相较，这些新译本不会是以前的出版品中完全没提过的题材。正因为如此，我们的讲堂就会一直出现「温故知新」（或「知新温故」）的效应――在所有可能的情况下，我甚至还实验作跨文化比较，把佛洛伊德视为儒释道传统之外的另类经典传统，这中间的「可比较性」也许非常令人费解，譬如用余英时那种思想史的态度来看；但反过来也许很耐人寻味。这要直接阅读佛洛伊德作品，加上我所作的「提示与评註」才可能理解比较的用意。
在这篇导论中无法详谈的是如何在教学中展开「佛洛伊德研究」，亦即如何奠定精神分析研究的基础。但在讲堂的实际经验上，我利用佛洛伊德着作中所画的几张理论图示（diagrams），即可提纲挈领地用两小时而得以确切说明精神分析原始理论的大要。但这工作万万不可用一般教科书的浅论来替代。以佛洛伊德本人在他和友人的通信中的两例，试看看他如何以特殊的图示来表陈他的理论构想：
例一：佛洛伊德与威廉・弗利斯（Wilhelm Fliess）的通信中所画的 Draft M，（摘文略图）在〈释梦在精神分析中的运用〉一文的评註中曾用以说明治疗工作如何由所见的症状层层深入，是以名为「分析」。
例二：佛洛伊德与格欧・葛罗岱克（Georg Groddeck）的通信中所画的「伊底与自我」示意图（摘文略图）。此图后来演化为《自我与伊底》（The Ego and the Id, 1923）书中的主要的理论图示（摘文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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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修与授课过程中，发现中文翻译本有非常多问题，而英文翻译本其实也有很难避免的问题。虽然欧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曾经称赞史柴契（Strachey）主导的这套《英文标准版全集》在内容和编辑上都胜过《德文版全集》，而安娜．佛洛伊德则称史柴契的译文堪与原文媲美，但出版后的半世纪中，由于学潮丕变，一直有人在检讨史柴契的译法。启动这问题感的首先是布鲁诺．贝特罕（Bruno Bettelheim）出版于一九八二年的一本小书《佛洛伊德与人的灵魂》（Freud and Man’s Soul）；到了一九九二年，有一本书蒐集了九篇更进一步的讨论，书名就叫《翻译佛洛伊德》（Translating Freud），对于史柴契的译法褒贬不一，但知这些都是用英文写成的长篇大论，因为到了九〇年代，国际精神分析的学术环境大部分都已成了英文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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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翻译舛乱的问题，本篇导论主要集中于强调一些关键词的译法：德文到英文，再到中文。虽然只是浮光掠影，但应足以说明这些翻译中可能的误读或乱解，也提醒读者对所有这些翻译文字要抱持「骑驴找马」的试探心态――不然就得靠广泛、多量的阅读，以掌握全集文脉的方式，来稍微巩固许多幽微意义的诠释。
为了让这样的呈现方式能尽量简洁地达成教学效果，我先以贝特罕的批评为例，制作了一份英德翻译问题举隅的对照表，如下：
（摘文略表）
贝特罕的商榷很值得参考，但其结果则见仁见智。我们更该谈的是中文翻译至今所出现的一些严重问题。我为此再制了一份对照表，来对中文翻译最常见的误读与乱解现象作些商榷：
（摘文略表）
以上每一个翻译上的商榷，凡出现在选译的文章中，都会以评註的方式再加说明。误译与乱解其实就是整个学术界的病征。早年在中国只有零零星星的翻译时，关键译词都还在斟酌拿捏中，未曾定案；后来台湾的一股「新潮」出现许多译名，但学界也未曾有过任何评论商榷，譬如《梦的解析》和《释梦》两种译法，哪一种比较妥当？若参看贝特罕的评论，前者对于原书名 “Die Traumdeutung” 是过度翻译；但后者是根据英译本的译名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而来，无可厚非。直到最近几年，上文所列出各种必须商榷的误译，其实仍然惯见于所有关于精神分析的翻译作品中。有些译者开始有些审慎的斟酌，譬如沈志中、王文基、陈传兴合译的《精神分析辞汇》（台北：行人，二〇〇〇）；但也有些作者、译者对于误译的问题还难以自觉，譬如上文对照表中所引的「潜意识／前意识」淆乱之例；或甚至为了他们的「惯性」（也叫「惰性」），无法接受批评，譬如上文提到《佛洛伊德‒克莱恩论战，1941-1945》一书的翻译社群，虽然早都听过上表中的商榷讯息，却借词推託，至今未改。
我在面对这样一个学术与专业社群时，把翻译的问题视为整个社群是否能够演进的风向球，也是我在研发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难题。我不把那些淆乱视为障碍，而是知识社群竟然知识未开的征候。由此观之，只能说，有志者必须继续自行前进。因为佛洛伊德只是精神分析挑战的开始。
图书试读
第一部分――重读佛洛伊德
译註者简评
以下对于本书中选译的第一部分文章先作点简评。
第一部分：「重读佛洛伊德」，用最后绝笔的两篇短文开始，採用前后比对的方式，来引发一种重读的动机。
1.〈精神分析中的几点基本教训〉
Some Elementary Lessons in Psycho-analysis (1938) (XXIII: 279-286)
本文在佛洛伊德过世的前一年下笔，可看出是未写完的草稿，这和他分别写过或长或短的精神分析「大纲」或「概论」有相同的意思，但这里的「基本」当然不再是入门导论，而是提出一些精神分析的后设用意。在前言部分指出有两种基本的知识引介方法（或即教学法），但他除了说他自己会交互使用之外，其实还不止于此――「第三种方法」已暗示于其中。接下来开辟了一节谈「心灵的本质」，是属于科学哲学的讨论，就在其中指出了三点基本教训。因为只开了一节，后面应还有第二节、第三节，但都未出现，故 S. E. 编译者用删节号来做结尾。
2.〈防卫过程中，「我」的分裂〉
Splitting of the Ego in the Process of Defense (1940) (XXIII: 271-278)
「我／自我」究竟是不是异名同指？这是中文翻译的一大问题。佛洛伊德本人较为关心的是关于「否认」的防卫机制造成的理论问题：否认是一回事（我本身的行动），否认的结果（创造出来的那个「我」）又是另一回事。在此可看出整个心灵装置当中，id-ego-superego 这套较晚的后设理论，和较早的 unconscious-preconscious-conscious 理论，本非平行的重复。两者之间有复杂交错的关系。这篇没写完的短文，一方面英译者史柴契认为在佛洛伊德其他作品中还可找到较详尽的讨论，但另一方面，未完成应是留下令人遐思的理论空间：分裂究竟是心理过程的问题，还是理论层次之间的问题？
译註者简评
以下对于本书中选译的第一部分文章先作点简评。
第一部分：「重读佛洛伊德」，用最后绝笔的两篇短文开始，採用前后比对的方式，来引发一种重读的动机。
1.〈精神分析中的几点基本教训〉
Some Elementary Lessons in Psycho-analysis (1938) (XXIII: 279-286)
本文在佛洛伊德过世的前一年下笔，可看出是未写完的草稿，这和他分别写过或长或短的精神分析「大纲」或「概论」有相同的意思，但这里的「基本」当然不再是入门导论，而是提出一些精神分析的后设用意。在前言部分指出有两种基本的知识引介方法（或即教学法），但他除了说他自己会交互使用之外，其实还不止于此――「第三种方法」已暗示于其中。接下来开辟了一节谈「心灵的本质」，是属于科学哲学的讨论，就在其中指出了三点基本教训。因为只开了一节，后面应还有第二节、第三节，但都未出现，故 S. E. 编译者用删节号来做结尾。
2.〈防卫过程中，「我」的分裂〉
Splitting of the Ego in the Process of Defense (1940) (XXIII: 271-278)
「我／自我」究竟是不是异名同指？这是中文翻译的一大问题。佛洛伊德本人较为关心的是关于「否认」的防卫机制造成的理论问题：否认是一回事（我本身的行动），否认的结果（创造出来的那个「我」）又是另一回事。在此可看出整个心灵装置当中，id-ego-superego 这套较晚的后设理论，和较早的 unconscious-preconscious-conscious 理论，本非平行的重复。两者之间有复杂交错的关系。这篇没写完的短文，一方面英译者史柴契认为在佛洛伊德其他作品中还可找到较详尽的讨论，但另一方面，未完成应是留下令人遐思的理论空间：分裂究竟是心理过程的问题，还是理论层次之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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