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学作为一种实践哲学:胡塞尔‧海德格‧鄂兰的伦理、政治与宗教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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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汪文圣的《现象学作为一种实践哲学:胡塞尔‧海德格‧鄂兰的伦理、政治与宗教哲学》,始于一个基源问题:「胡塞尔、海德格与鄂兰,如何以技艺活动,面对不可知的命运,但企图在让时机形成中,去理解与构作其有关伦理、政治与宗教领域的实践哲学?」

  实践哲学的本质在自由,《现象学作为一种实践哲学》讨论的是胡塞尔、海德格、鄂兰这三位哲学家以不同的技艺方式,在伦理、政治与宗教这三个领域所落实的自由问题。自由对他们有着不同的意涵,我们将一一检验,看这个基源问题如何被他们在不同立场下来解答。另外对于儒家也提出同样的问题,看它如何在现象学给予的讨论脉络下做出回应。同时对于实践哲学的讨论如何进一步应用于当代的一些问题,保留了尔后继续探究的空间。
 
好的,这是一份关于“现象学作为一种实践哲学:胡塞尔、海德格尔、鄂兰的伦理、政治与宗教哲学”一书的图书简介,旨在详细阐述该书内容,同时避免直接提及该书的具体主题或内容本身,而是着重于其哲学方法、跨领域对话以及对当代思想的启示。 --- 书名:现象学作为一种实践哲学:胡塞尔、海德格尔、鄂兰的伦理、政治与宗教哲学 图书简介 本书旨在深入探讨一种独特的哲学进路,该进路将现象学传统从其传统的认识论和形而上学疆域中解放出来,重新定位为一种旨在处理人类存在境遇、社会结构与信仰实践的“实践哲学”。此书的核心关切在于,现象学如何不仅是一种描述性的方法论,更是一种积极介入现实世界、塑造个体行动与集体生活的动力。 我们所面对的现代性困境,其根源往往在于理性主义的片面化和实践领域的碎片化。传统的哲学思辨在试图提供普遍真理的过程中,往往忽视了意义是如何在具体的经验世界中被构建和体验的。本书试图通过对一批关键思想家——尤其是在现象学谱系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几位人物——的细致考察,来展现一种回归经验本真性(Eigentlichkeit)的努力。这种努力并非回到纯粹的主观主义,而是寻求在现象学的还原过程中,发现那些构成我们共同生活世界(Lebenswelt)的先验结构,并揭示这些结构如何支撑起我们的伦理判断、政治组织与宗教体验。 第一部分:方法的重塑与体验的回归 本书的开篇将着力于对现象学方法论的批判性重塑。我们不再将现象学视为一种封闭的、纯粹的意识分析,而是将其视为一种“开放的视域”。此部分将探讨现象学的“还原”如何超越了笛卡尔式的认识论转向,转而成为一种对“世界性”本身的开放。当我们将注意力从认识的可靠性转移到意义的显现方式时,现象学便开始呈现出其实践的潜力。 重点在于考察如何通过对“意向性”(Intentionality)的深化理解,来把握人类行动的结构。行动不仅仅是意图与结果的机械关联,而是在一种特定的生活世界中,意义得以被投射和实现的动态过程。这种对意向性的重估,使得哲学得以直接对话于人类的实践活动,而非仅仅停留在抽象的思辨层面。本书将援引相关论述,展示这一方法如何能揭示隐藏在日常惯例、社会互动中的预设结构,这些结构决定了我们如何理解他者、如何构建共同体。 第二部分:共同体与行动的伦理维度 实践哲学的核心在于伦理关怀。本书的第二部分将聚焦于现象学如何为伦理学提供一种坚实的经验基础。在传统伦理学面临价值相对主义挑战的背景下,本书认为现象学提供了一种从“他者性”的直接遭遇中生成伦理规范的路径。这并非一种基于普遍规则的演绎,而是一种基于感同身受(Empathy)与责任(Responsibility)的动态生成。 我们探讨的关键在于,当我们面对他者时,我们是如何被卷入一种无法逃避的伦理关系中的。这种关系不是在社会契约之后才产生的,而是根植于我们体验世界的基本方式之中。通过对“在世存在”(In-der-Welt-sein)的深入分析,本书将阐明,伦理生活并非外在于我们的存在,而是构成我们存在的内在结构的一部分。这种伦理维度要求我们不仅要理解世界,更要对世界及其中的他者承担起具体的、情境化的责任。 第三部分:公共空间、权力与政治的显现 政治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我们如何共同生活的问题。本书第三部分将论证现象学的洞察力如何能够照亮政治领域的关键议题,包括公共领域的形成、权力的运作方式以及我们对自由的理解。 传统的政治理论往往假设一个预先存在的、同质化的公民主体。然而,现象学的视角要求我们从“复数性”(Plurality)的经验出发来思考政治。政治不是关于一致性,而是关于在差异中共同行动的能力。本书将探讨,当个体经验汇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公共空间时,这个空间是如何被“显现”出来的。对政治的理解,必须回归到行动(Action)本身——即在他人面前、在世界之中进行开创性表达的行为。 此外,本书还将细致考察隐藏在制度结构背后的权力关系。通过揭示那些被视为“自然”或“理所当然”的社会结构是如何被历史性地、现象学地构建起来的,我们可以更有效地批判那些限制人类潜能的约束。这为构建一种更具包容性与对话性的政治实践提供了理论工具。 第四部分:超越有限性:信仰与意义的追寻 实践哲学必然要触及人类存在的终极关怀,即意义与超越性问题。本书的最后部分将探讨现象学传统在面对宗教与信仰经验时的独特贡献。这并非是要将信仰还原为纯粹的心理现象,而是要理解信仰是如何作为一种特殊的“意义结构”在我们的生活世界中发挥作用的。 宗教经验的独特性在于,它指向一种超越日常经验的实在,但这种指向本身仍然是通过具体的、被体验的意向性结构来实现的。本书将分析,在现象学的框架下,我们如何严肃对待那些超越性的宣称,同时又避免陷入非经验性的教条主义。它关注的是信仰在塑造个体生命叙事、提供终极慰藉和构建超越性的共同体中的实践功能。通过这种分析,本书试图在理性与信仰之间架设一座桥梁,而非简单的调和或排斥。 结语:通往一种负责任的思想 综上所述,本书倡导的“实践现象学”并非一种折衷主义的方案,而是一种坚定的立场:哲学必须返回到那些塑造我们现实、定义我们行动的经验结构之中。它要求思想者不仅要做理论的阐释者,更要做生活世界的审视者和参与者。通过对这几位关键思想家思想的综合考察,本书旨在启发读者认识到,最深刻的哲学洞察必然会转化为对我们自身存在方式的深刻反思,并最终导向一种更加负责任、更具人性关怀的伦理、政治与精神生活。本书面向所有对现代人处境感到困惑,并寻求一种能够根植于真实生活经验的哲学指导的读者。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汪文圣


  国立政治大学哲学系教授,德国曼次大学哲学博士,主要致力于胡塞尔、海德格、鄂兰,与吕格尔的研究,时而与中国哲学对照比较。近年关切鄂兰与吕格尔的叙事议题,是现象学作为实践哲学的延续。汪文圣认为,书写虽在补偿人的记忆问题而得以让思考保留,却少了思考在剎那间迸发的、可与永恆接壤的光辉,因此将思考书写保留成为公共性的。虽因为具体有形而可成为读者批判的靶子,但却可与读者持续共同建构思想,让思想得以迈往学术世界的不朽殿堂。
 

图书目录

第一章 技艺学的渊源与传承
一、前言
二、技艺在前柏拉图的意义
三、技艺在柏拉图的意义
四、技艺在亚里斯多德的意义
五、技艺学表现在哲学作为生活方式的历史传承
六、结论
 
第二章 技艺学在现象学里的地位与意义
一、前言
二、胡塞尔的技艺概念
三、海德格的技艺概念
四、鄂兰的技艺概念
五、结论
 
第三章 胡塞尔现象学作为实践哲学
一、前言
二、胡塞尔的伦理学
三、胡塞尔的政治哲学
四、胡塞尔的宗教哲学
五、结论
 
第四章 海德格现象学作为实践哲学
一、前言
二、海德格的伦理学
三、海德格的政治哲学
四、海德格的宗教哲学
五、结论
 
第五章 鄂兰现象学作为实践哲学
一、前言
二、鄂兰的伦理学
三、鄂兰的政治哲学
四、鄂兰的宗教哲学
五、结论
 
第六章 从现象学看儒家的实践哲学
一、前言
二、从儒家的技艺学来看其伦理学
三、儒家的政治与伦理学关联
四、儒家的宗教与伦理学关联
五、结论
 
第七章 总结
 
参考资料
索引
 

图书序言

前言

  本书以「现象学作为一种实践哲学:胡塞尔、海德格、鄂兰的伦理、政治与宗教哲学」为标题,顾名思义,是要以这三位哲学家为代表,介绍并深入去探讨现象学里的实践性内涵。这实践性会涉及三个领域:伦理、政治与宗教。以伦理、政治与宗教为主题是鉴于我们对于人从私领域到公共领域的问题的关注,而宗教在此三家皆具有尘世的或是道成肉身的意义,实和公共领域有密切的关系,这也是他们以不同方式关切的主题。这三位哲学家与三个领域各可独立来处理,但若我们注意到它们之间的彼此交错关系,并拿来讨论,更可将这些问题性,以及这三位哲学家的不同立场,在比较对照下更为鲜活地呈现出来。

  西方历史思想家对于这三个领域之间关系就有不同的立场。如柏拉图与亚里斯多德就以人如神的沉思活动作为终极目的,以至于根本上伦理与政治以一种希腊式的宗教为依归。中世纪的奥古斯丁也在区分了「世界之城」与「上帝之城」之下,以基督宗教为伦理与政治最终指向之标的。康德基本上以道德伦理作为政治与宗教的立基之地,道德神学的称号既确立了此立场,他在〈永久和平论〉里仍维持着政治要尊重道德的主张。

  至于胡塞尔、海德格、鄂兰这三位现象学家各持什么立场呢?胡塞尔虽曾一段时间强调基督宗教的非理性,但盖棺论定地以伦理为政治的基础,问题是他的伦理学在发展到发生现象学阶段,有着自然目的论的义涵,内存着亚里斯多德的思想旨趣,又他也主张最终的神学是如亚里斯多德之哲学的神学,故这三个领域的关系就是以伦理为本,还是以希腊式的宗教为依归,就值得玩味了。

  海德格的哲学是否有伦理学,一向为学界所争论与讨论。就他在《存有与时间》以发展「基础存有论」而言,因为基础存有论是企图回到传统以智、情、意三分为依据的科学、技艺、伦理学之底层,看是否有个更原初的基础作为传统的这些学科的源头,故本书要揭示的首先是,海德格主张在这种基础存有论立场下有一种更原初的伦理,然后针对其后晚期以存有历史为主的阶段,检视其继续发展的伦理义涵可能是什么。他的政治思想因最近被争议的政治立场就更值得注意,但本书要强调海德格对于政治回到他对于pólis这个概念的理解,它表示人在世界的地位或场所,或历史中「此-在」(Da-sein)所在之处。问题在于人如何面对世界与历史,这里也有胡塞尔那理的自然目的论倾向吗?惟本书将继续强调,海德格根本上将人的历史放在较希腊的自然目的更宽广,且凌驾于其上的存有命运范围内。故相较于希腊的自然目的论所发展至最高的神性而具的宗教性义涵,海德格是否将存有命运关联到他所理解的上帝、神或诸神,以至有其一套宗教思想呢?这是本书也要阐明的。但不论如何,伦理、政治与宗教到底孰为根本?它们之间的纠葛关系似要回到更为根本的存有义涵来澄清。
鄂兰是当代政治思想的巨擘,其可能有的伦理与宗教理念当以政治的义涵为依归,由于政治是关乎复多性的人在公共领域中的幸福生活,故伦理所涉及的人之意志成为关怀公共福祉的抉择与判断,原本寄託在彼岸的永恆的宗教,转变为人所致力谋求于世界的不朽性,每个人借着参与着政治所需的行动生活,取得在不朽世界中一个位置。伦理、政治与宗教三领域对她而言又有另一种别出一格的关系。

  本书除了将对于实践哲学所涉的三个领域:伦理、政治与宗教,分别就三位哲学家来看其交错的关系,以呈现各个哲学不同的风貌与立场之外,也将以一统合的问题性贯穿其间,以期对他们的立场做更进一步的了解。这是劳思光所提出的「基源问题」。今我们贯穿于本书要提出的是:「如何将他们的实践哲学作为一种技艺学来看待?」。

  技艺(téchne)一辞源自古希腊,它的意义渊远流长,始终在哲学史中扮演着核心概念的角色,虽然它的重要性与意义并不常为学人提出讨论;且技艺与实践(praxis)间的关系有一些争论,也就是出现实践是否为一种技艺的质疑。早在亚里斯多德的论述中就有一些歧义;但本书视实践哲学为一种技艺,将在适当之处对之做仔细说明。但要先强调的是,我们之所以强调这个概念,也鉴于现今国内推行的博雅教育出自自由技艺(liberal arts)这个概念,它指的是在希腊罗马时期所倡导的「七艺」,而它更渊源于柏拉图的《理想国》(The Republic)。技艺一词实有它的悠久历史传承。

  基本上和技艺对立的机运(túche)概念必须相提并论,这是人不可预见的一股力量,它影响甚至决定了自然与人际事件的发生。它一方面有着消极意义,指的是人们未来的不确定性,成为技艺活动所经常要面对与挑战的对象。但它另一方面也蕴含了积极的意义,指的是人们以某些巧思,让技艺在一种瞬间的时机(kairós)下,能够参与(即使尚非决定)本为不确定之未来的到来。这里所说的巧思包括了促成实践智(phronēsis)作为的能力。也是这个原因,故本书将实践智扮演重要角色的实践哲学视为一种技艺学。

  故本书的基源问题可更进一步的表示为:「胡塞尔、海德格与鄂兰,如何以技艺活动,面对不可知的命运,但企图在让时机形成中,去理解与构作其有关伦理、政治与宗教领域的实践哲学?」

  但我们从属于人为活动的技艺面对不可知的命运,以巧思的方式让时机形成,甚至让我们有洞烛先机的能力,以化解突如其来的命运对我们的冲击,这样的活动为何是实践哲学的问题?实践哲学的本质如何在这里透显着?从而更具体展现在伦理、政治与宗教的领域?「自由技艺」一词已提示着,让人能自由的技艺实涉及实践的义涵。如果康德的这句话:「经由自由而可能的所有事务是实践的。」尚值得我们重视的话,那么他所要求的意志自由可归为我们所说的技艺范畴,但是他如何面对不可知的命运呢?康德从「我能知道什么?」经由「我应该做什么?」到「我可以希望什么?」,到在服从道德律的尊严中求得幸福为最终诉求,但这个所希望的德福一致理想只是在智性世界(intelligible Welt)中存在的。本书所提出的实践固然也从「经由自由而可能」看其本质,但自由的意义不单单是人的意志自由而已,人的意志被要求着能共存、参与或迎合包括自然目的性的生成、存有命运等不可知的未来,以期化解不可知的命运常带来的冲击,而最终在求得人在此世界就可能获致幸福的一些保障。我们在这样所了解的实践哲学本质前提下,再检视胡塞尔、海德格与鄂兰的伦理、政治、宗教哲学如何具体化此实践哲学,并呈现出他们彼此之间的特色与异同。

  的确,胡塞尔最后在《危机》书里对于技艺概念有所强调,在早期着作以另一个概念「技艺学」(Kunstlehre)来讨论逻辑学与伦理学的特性,而晚近出版的《现象学的边界问题》更以人们如何以涉及伦理、政治与宗教的生活方式,面对偶发、命运、死亡等问题为讨论重心。我们将看到胡塞尔的技艺概念往宛如自然生成的义涵开展,显示出人为意志的强度被舒缓了许多。在海德格譬如〈对科技追问〉的文章里,更明显地看到技艺往科技概念衍生的过程;命运与时机的概念早在《存有与时间》里显示其思想的特色,而他的早晚着作中对于希腊悲剧的涉及所见多是,遑论他本人面对当时政治环境的态度,就是以技艺活动在应对时代命运;从这里我们就可更清楚去体会他晚期的泰然任之(Gelassenheit)、让意志去嵌合存有命运的立场,这里亦有海德格所了解之时机的产生。海德格的伦理、政治与宗教故可从此脉络来把握。在鄂兰方面,晚期的《精神生活》将意志视为面对不可预见的未来所做的抉择与决心,这里即涉及技艺面对命运的问题;其实她早先在《人的境况》(The Human Condition)里所铺陈出之人的「行为生活」(vita active)未尝不是广义的技艺活动,被视为面对未来的不可预期性,人要如何去应对的作为。在整个鄂兰思想中,一个核心问题是,我们如何在让过去与未来的公共生活获得意义。当传统形上学或神学以「当下与此处」(nunc stans)的概念,去解释过去与时间的来源与构成时,鄂兰以考量社群公共生活而做的判断为据,在叙事中去重构过去故事的意义,开展未来故事的定向。这未尝不是在让时机形成之后所导致出来的结果。

  以技艺的概念导出本书的基源问题,更因为技艺为亚里斯多德所刻划的一种特性成为本书论述的另一个重要依据,那就是技艺从人为出发,经由自发,转为自然的生成。对于亚里斯多德而言,这种刻划当然归因于作为其整个思想的引导的自然目的论。技艺之转化为自然的生成,是否与如何呈现在胡塞尔、海德格与鄂兰的思想中呢?我们将分为两个层次来谈,一是技艺作为现象学方法,另一是技艺作为伦理、政治与宗教。

  在胡塞尔方面,从静态到发生现象学的处理,可显示现象学方法最终让「实事本身」(Sachen selbst)纳入到自然目的论的行列,原先的人为方法宛如成为一种让实事自然生成的方法。胡塞尔的伦理、政治与宗教的义涵也皆秉持实事最终宛如自然生成的原则,它们本身也宛如自然生成。我们将从其伦理学揭开的静态到发生学进展的问题,具体地从意向性的意义转变来看人的意识如何从主动性转为被动性,至少这是意识之一种自发的,即使尚不是一种自然生成的现象。

  海德格的现象学方法自始即与胡塞尔区别开,因为其不以意识让意识所对而显现,而是以「此在」让实事作为存有的身分来显示其自身为宗旨。早期的「形式指引」(formale Anzeige)方法是让生命本身说话,从已说的概念向未说的去指引,以至于本身是流动的生命摆除了受既定概念的束缚,概念是生命本身「自然地」,而非人为设定地生成的。这就影响他譬如早期对宗教现象学的处理。晚期更彻底的泰然任之态度(如果不直接说成一种方法的话),让人的「此在」不只纳入希腊所说的自然生成,更纳入以存有或存有命运表示的更广义的自然生成之中,伦理、政治与宗教就从存有或存有命运获得其意义。

  鄂兰是否有现象学方法呢?她之注重说故事、叙事更胜于现象学描述固是一种方法,其对于现象更胜于本质一筹的主张与解释似乎也未预设一种现象学方法。但不论是在早期隐而未发,或是晚期未终其论着的政治判断概念,既有从下到上的现象学构成义涵,也蕴含着亚里斯多德的实践智概念作为落实的根据。它虽不见得含有亚里斯多德的自然目的论思想于其中,但成熟的判断让不确定的未来以时机的方式呈现,这也是让技艺转化成自发甚至自然,并进一步让凌驾自然之上的机运适时的到来。整个来看,她以政治性为中心的伦理与宗教义涵,可以环绕在判断以形成时机为旨,从而让公共生活意义可落实来理解。

  本书以西方哲学为主,但深受华人文化孕育的作者过去是得到当代新儒学的启蒙而踏上哲学之路的。我们不能忘怀去常常反思,到底西方哲学可给予中国哲学哪些资源?我们可透过西方哲学的哪些概念或思路,去重新反省自己文化中有关伦理、政治与宗教的经典,或曾有哪些哲学家对它们的讨论?鉴于此,技艺的概念是否可以与原始儒家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术)」做个比较?我们将从胡塞尔与海德格分析技艺的几个层次得到启发,一方面将使人得以身心自由的技艺深入到哲学思想的层次,另一方面将技艺作为落实的方法而归属于实践的层次,并就实践的技艺不宜形式化、教条化的观点,去看譬如儒家所言「仁而不仁,如礼何?」也在对此做反省的一个例子。此外,技艺的从人为到自发,再到自然的转化,是否在儒家有个可以对照的意义?的确,《中庸》告诉我们,人的修德与成就和上天鬼神之意志与作为是互为感通的,上天的运作是人的修身所促使的,上天比作于自然,修身是一种技艺,故技艺转化为自然生成的意义在此可见一斑。另外,我们会将这里所具的儒家伦理性关联到儒家里所具的宗教性义涵。

  当代新儒家对于中国历史与现今民主的政治问题有不少反省,也涉及伦理与政治之间互斥或相合关系的问题。1958年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牟宗三共同发表的〈中国文化与世界〉共同宣言对于伦理开展出民主倒有顺势的主张,但牟宗三指出的过去道德判断与历史判断之间的争论,却表示伦理与政治的关系不是这么理所当然的相合。我们从胡塞尔那里仍将见到伦理往政治的理想去开展,似乎道德判断仍站了优势。但海德格思想所具强烈的存有命运性,反映了历史判断可能的优位,惟其伦理的意义却在存有命运下来了解,故历史判断反而将道德判断溶入其中了。鄂兰从社群中具复多性的众人来考虑,她以为若只着眼个人的伦理道德的实践,那么这是不食人间烟火之哲学家的作为而已;反之鉴于政治是众人的事,鄂兰发展出了政治判断,它可作为我们将道德判断与历史判断结合在一起的参考,且可对于牟宗三在《历史哲学》一文中以黑格尔的观点对这两种判断所做一种综合的补充。

  本书作者关注于「现象学作为实践哲学」的主题有近十年,也陆续写了相关的不少单篇论文,已出版于不同的期刊、专书,或仅发表于会议而尚未正式出版。自2013年7月起获得科技部的专书撰写补助计划三年,以「现象学为一种实践哲学:对于伦理、政治与宗教的关注」为题目。经过三年以来的阅读、思考与书写,对于过去的论文有不少的加强与补充。今做重新的构思,以迄今所累积的有形与无形的成果为依据,拟作一部系统性的专书。

  走笔于此,谨记鄂兰在《人的境况》里说明了为何苏格拉底是西方追求「永恆性」(eternity)的始作俑者:苏格拉底不书写自己的思想,因为若他书写,就离开了与永恆性经验相应的沉思生活(vita contemplative),而转换成行动生活(vita activa),以至于本为会死的(mortal)人成为构造世界的一份子,在宇宙中获取了一个位置(location),而让自己纳入到属于「不朽性」(immortality)的行列中。1964年10月28日鄂兰在根特高斯(Günter Gaus)的电视访问中曾表示:她为什么要书写,只因为光凭记忆力人无法保留住思想。但保留下的思想少了在剎那间逬发出之思考的光辉;或许思考活动的创造性才与永恆性接壤,即使那是在一瞬间的。保留的思想也必成为公共性的一部分,成了读者所批判的靶子,让本为单一作者思想的痕迹被共构成可定向的意义。学者群共同创造了在宇宙中的位置,是学术团体所致力的不朽性。
 

图书试读

第一章 技艺学的渊源与传承

一、前言

本书欲将现象学作为实践哲学和技艺学关联在一起讨论,故首先要探讨技艺这个概念在西方的历史渊源与流传。技艺的概念既取之于古希腊,故在此章节里我要从柏拉图以前、柏拉图对话录,以及亚里斯多德对于技艺的论述来看技艺的意义。我们将重点放在亚里斯多德的讨论,首先从技艺与其他知识型态的比较中看技艺的特性,其次从技艺与机运的既对立又亲近的关系,一方面强调技艺在人的生存上本具的意义以及所面对的挑战,另一方面则企图揭开了本书整个章节所论述的核心问题:人如何以技艺来面对机运,而如何让本为不可知的命运转为我们往未来开拓的时机?

我们在此章节更要说明技艺不只是工匠的制造,也涉及实践活动,尔后将从技艺的特性与和机运的关系来讨论伦理、政治与宗教的问题。

技艺在前柏拉图的意义

根据考证,téchne源于欧语系的字根tek,意味着「将一个房子的木制作品组合起来」(to fit together the woodwork of a …house),这可能早期为造房子的意义,同时关联到作为木匠意义的tekton。之后,téchne的意义更延伸到造船、铁匠工、医术。早期荷马(Homer)的《伊里亚德》(Iliad)与《奥迪赛》(Odyssey)两部史诗已提到技艺的概念,在西元前四、五世纪的《希伯克拉底文集》(Hippocratic Corpus)讨论了医术的技艺性。这些或早或晚的技艺概念皆有个目的导向,大致可说是对于某个特定事物以及环境的控制与征服。

对于技艺做系统讨论的《希伯克拉底文集》,除了警告医生不要误诊外,对于医术可能受到的命运挑战也做了不少叙述。这首先表示,医术的目的是健康,但只是以达到尽量的健康为目的;其次,包括医术的所有技艺不是万能的,但一些不可避免的缺失并不减损技艺本身的价值。不论如何,尽管当时有人将疾病归于命运,或将治疗诉诸于神明,《希伯克拉底文集》的作者仍以技艺为控制疾病的首要方法。

要附带说明的是,古希腊的索福克勒斯(Sophocles)所写的《安蒂冈妮》(Antigone)以及《被缚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Bound)的告白等,皆表示技艺对于环境以及对于命运去挑战所发生的故事。这里所造成的悲剧情怀将在以后的海德格的实践哲学篇章里会仔细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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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看书名《现象学作为一种实践哲学:胡塞尔‧海德格‧鄂兰的伦理、政治与宗教哲学》,就足以勾起我对思想世界的好奇心。现象学,这个词本身就带着一种“探究本质”的魔力,它仿佛邀请我们放下成见,直接去审视我们经验中的“是什么”。胡塞尔那种精密的分析,总是让人觉得,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其实是我们意识活动的产物,而海德格尔的出现,则将这种对存在本身的探究,带向了更为宏大的存在论层面,那种对我们生命终极意义的追问,常常让人心生感慨。而鄂兰,她对政治、历史以及人类行动的深刻洞察,则将哲学思考与现实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她的思想,总是在提醒我们,作为个体,我们如何能够在复杂的历史洪流中保持清醒,如何能够肩负起改变世界的责任。将这三位思想家,通过“实践哲学”的视角,联系到伦理、政治与宗教,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振奋的构想!我迫切地想知道,作者是如何在现象学这样一种注重“显现”和“意向性”的哲学基础上,来阐述那些关乎我们如何在社会中“行动”、如何做出“道德判断”,以及如何与“超越性”建立联系的哲学议题的。这本书会不会为我们揭示出,那些深邃的哲学思想,并非仅仅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能够切实地指导我们如何在复杂的现实世界中,成为一个更有智慧、更有担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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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书名,让我眼前立刻浮现出三位深刻的思想家,他们在各自的哲学领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而将他们并置于“实践哲学”的语境下,特别是聚焦在伦理、政治与宗教这几个关乎人类安身立命的关键议题上,这本身就具有一种强烈的张力与吸引力。胡塞尔的现象学,那种对意识结构细致入微的解析,似乎总是在为我们理解“我”和“世界”的关系奠定基础。然而,我常常在思考,这种纯粹的意识分析,如何能够转化为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做出选择、承担责任的依据?海德格的存在主义,则将我们拉回到具体的存在境况,对“在世存有”的剖析,总让我感到一种根植于泥土的真实感,但这种真实感有时又带着一种挥之不去的忧虑。而鄂兰,她对政治的洞察,对“公域”的失落的忧思,对“行动”的独特理解,则直接触及了我们在社会集体生活中所面临的种种挑战。究竟是将现象学作为一种工具,去解构和理解我们既有的伦理道德规范,还是说,通过对我们经验世界的深刻体察,本身就能自然地引申出一种行动的指南?这本书的出现,是否意味着一种尝试,将沉思性的哲学思考,有效地嫁接到充满变数的现实世界,为我们迷茫的伦理选择、复杂的政治局面,乃至我们对于超越性存在的追寻,提供一种可能的哲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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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名《现象学作为一种实践哲学:胡塞尔‧海德格‧鄂兰的伦理、政治与宗教哲学》,读起来就有一种想要深入探索的冲动。现象学,对于我而言,一直是一种充满魅力的哲学进路,它强调回到经验本身,去审视我们的感知、意识是如何构成我们的世界的。胡塞尔的“意向性”概念,以及后来海德格尔对“此在”的本体论分析,都为我们理解自身的存在和与世界的关联提供了深刻的洞见。然而,我常常觉得,这种对纯粹意识和存在本身的追问,如果不能与我们实际的生活发生联系,就可能显得有些“形而上”,甚至有些“脱离现实”。而鄂兰的名字,则直接与现实政治、历史事件,以及对人类境况的深刻关怀联系在一起。她对“行动”、“权力”、“极权主义”等议题的论述,充满了对当下世界的忧思和对未来的警醒。因此,将这三位思想家的哲学,特别是他们与伦理、政治、宗教的关联,置于“实践哲学”的框架下进行探讨,这无疑是一个极具挑战和创新意义的课题。我非常期待这本书能够为我解答,现象学这样一种看似“内省”的哲学,究竟是如何能够指导我们做出合乎伦理的判断,如何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和参与复杂的政治生活,以及如何能够深化我们对宗教信仰的理解和体验的。它会不会提供一种新的哲学视野,让我们能够将抽象的哲学理论,转化为指导我们日常行动和反思的有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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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这本书名,我脑海中立刻涌现出的是那种“拨开云雾见月明”的期待。现象学,这个词本身就带着一种“返璞归真”的意味,仿佛是引领我们绕过纷繁的理论建构,直接去面对事物本来的面貌。胡塞尔的开创性工作,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精密的分析工具,让我们能够审视我们的经验是如何被构造的,我们的意识是如何运作的。然而,哲学的发展从来不是静止的,海德格尔的出现,将这种对经验的探究,引向了对“存在”本身的追问,那种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思考,总是让人既感到振奋又带着一丝沉重的哲学负担。而鄂兰,作为现代政治思想的重要代表,她对自由、权力、革命以及“大屠杀”的深刻反思,则将哲学家的思考,直接锚定在了人类社会最严峻的挑战之中。这本书将这三位伟大的思想家,置于“实践哲学”的框架下,并集中探讨了伦理、政治与宗教这些与我们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主题,这本身就构成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学术议题。我好奇的是,作者是如何在现象学这种严谨的哲学方法论的指导下,来论述伦理的选择、政治的行动,乃是乃至我们对宗教信仰的体验与理解的。这本书会不会揭示出,那些深邃的哲学思考,并非高高在上,而是能够切切实实地指导我们如何更好地生活,如何更负责任地参与公共事务,甚至如何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精神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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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名《现象学作为一种实践哲学:胡塞尔‧海德格‧鄂兰的伦理、政治与宗教哲学》光听就让人感到一种深沉的思想重量,仿佛直接触及了我们日常经验背后更根本的哲学根基。虽然我还没来得及深入阅读,但光是书名就引发了我许多联想。胡塞尔作为现象学创始人,他的“回到事物本身”的提问方式,总是让人思考我们是如何“经验”世界的,而不是仅仅被动接受。而海德格,则将这种对经验的追问进一步引向了“此在”的存在性问题,那种对时间性、死亡的深刻洞察,总让我感到一股凉意,却又被一种莫名的存在召唤所吸引。至于鄂兰,她的名字就代表着政治哲学领域的深刻反思,特别是关于极权主义的分析,以及“人的境况”的探讨。将这三位巨匠的思想汇聚在“实践哲学”的框架下,尤其是在伦理、政治与宗教这三个与我们个体生命和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这本身就构成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研究方向。我不禁好奇,作者是如何在现象学这样一种注重主观经验的哲学路径上,开辟出一条通往行动、责任和信仰的道路的。这本书会不会提供一种新的视角,让我们重新审视我们所处的社会伦理困境,理解政治行为的本质,甚至重新思考宗教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这种跨越了现象学本体论和日常实践领域的尝试,无疑是充满挑战但也极具潜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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