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在《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五)的「导言」中,我写下这么一段话,今天看来依然适用:人类历史上,有过许多「关键时刻」,其巨大的辐射力量,对后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都必须认真面对,这样,才能在沉思与对话中,获得前进的方向感与原动力……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进程来说,「五四」便扮演了这样的重要角色。作为后来者,我们必须跟诸如「五四」(包括思想学说、文化潮流、政治运作等)这样的关键时刻、关键人物、关键学说,保持不断的对话关系。这是一种必要的「思维操练」,也是走向「心灵成熟」的必由之路。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三千大学生天安门前集会游行,那只是冰山一角。这次学潮最值得注意的,不在其规模或激烈程度,而在于「有备而来」。这里指的不是有纲领、有组织、有领导(恰好相反,此次学潮的参与者有大致相同的精神倾向,但无统一立场与领导),而是制度基础以及精神氛围已经酿成,「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巴黎和会不过是一个触媒,或者说一阵不期而至的「东风」,使得启蒙思潮下逐渐成长起来的大、中学生们的「爱国心」与「新思想」喷薄而出。而由此树立的一种外争主权、内争民主的反叛形象,召唤着此后一代代年轻人。
如果不涉及具体内容,我喜欢用三个词来描述「五四」的风采。第一是「泥沙俱下」,第二是「众声喧哗」,第三是「生气淋漓」。每一种力量都很活跃,都有生存空间,都得到了很好的展现,这样的机遇,真是千载难逢。谈论百年前的「五四」,与其说是某种具体的政治运作或思想学说,还不如说是这种「百家争鸣」的状态让我等怦然心动,歆羡不已。
关于五四运动的时间跨度,历来众说纷纭。本读本不做仔细考辨,而是取目前学界的主流意见,即从《新青年》创办的一九一五年说起,到一九二二年新文化运动取得决定性胜利为止。选择此云蒸霞蔚的八年中五十篇有代表性的文献,让非专业的读者能直接触摸那段早已尘封的历史,与一个世纪前的先贤对话,并做出自己的独立判断。比起简单明了的教科书或爱恨分明的小册子来,由若干基本文献构成的「读本」,虽也受编者立场的制约,但相对接近原始状态,路径纵横交叉,声音抑扬起伏,读者经由仔细的辨析,可以建立属于自己的历史地图。
经由一百年反覆的纪念、陈述与阐释,「五四」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巨大无比的储藏室,只要你闯进去,随时都能找到自认为合适的食物或武器—可这不等于就是五四那代人的真实面貌。一次次带有仪式感的五四纪念,自有其社会动员与文化建设的意义。但我以为更重要的,还是阅读当年那些核心文本,经由自己的独立判断,与历史展开深入对话;而不是人云亦云,记得某些标准答案。当然,这里有个假设,那就是,五四不以「密室商谈」见长,绝大部分立场与思考都落在纸面上,且当初曾公之于世。也就是说,本读本呈现的,主要是「思想的五四」,而不是「行动的五四」—后者需要历史学家借助各种公私档案勾稽与重建。
本读本中,直接谈论作为学潮的五四运动的,主要是以下几篇—梁漱溟的〈论学生事件〉、罗家伦的〈「五四运动」的精神〉、张东荪的〈「五四」精神之纵的持久性与横的扩张性〉、许德珩的〈五四运动与青年的觉悟〉、孙中山的〈致海外国民党同志书〉,以及梁启超的〈「五四纪念日」感言〉。相对来说,涉及新思潮、新青年、新伦理、新文学的,更值得关注。以下略为摘引。
关于新思潮—胡适曾引述尼采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来为五四新文化人眼中的「新思潮」定义:「我以为现在所谓『新思潮』,无论怎样不一致,根本上同有这公共的一点—评判的态度。孔教的讨论只是要重新估定孔教的价值。文学的评论只是要重新估定旧文学的价值……这种评判的态度是新思潮运动的共同精神。」(〈新思潮的意义〉)杜亚泉不喜欢将「新思想」归结为「推倒一切旧习惯」,认定那只是一种情绪,「仅有感性的冲动,而无理性的作用」,其作用近似「英国当十九世纪初期,劳动者以生活困难之要求,闯入工厂,摧毁机器」(〈何谓新思想〉)。蔡元培则意识到中国人受数千年专制思想影响,习惯排斥乃至消灭异己,故大学倾向于 「循『思想自由』原则,取相容并包主义」,具体说来就是:「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
关于新青年—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陈独秀给「新青年」定了六个指标: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像的(〈敬告青年〉)。那位日后因任教育总长而备受鲁迅等讥讽的章士钊,也曾这样谈论青年的职责:「总之,一国之文化,能保其所固有;一国之良政治,为国民力争经营而来,斯其国有第一等存立之价值。此种责任,即在青年诸君。」(〈新时代之青年〉)至于学生领袖罗家伦,则在纪念五四运动一週年时,做了如下简明扼要的表述:「总之五四以前的中国是气息奄奄的静的中国,五四以后的中国是天机活泼的动的中国。『五四运动』的功劳就在使中国『动』!」(〈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
关于新伦理—陈独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称:「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则说:「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我们应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的机会,不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强盗的机会。凡是不作工吃干饭的人,都是强盗。强盗和强盗夺不正的资产,也是一种的强盗,没有什么差异。」接下来,该轮到鲁迅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上阵了:「总而言之,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很不易做;而在中国尤不易做。中国觉醒的人,为想随顺长者解放幼者,便须一面清结旧账,一面开辟新路。就是开首所说的『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的事,也是一件极困苦艰难的事。」
关于新文学—胡适高举「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大旗冲锋陷阵,取得了突出的业绩:「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生命,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这是我这一篇文字的大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钱玄同借为胡适的《尝试集》作序,与之遥相唿应:「现在我们认定白话是文学的正宗:正是要用质朴的文章,去剷除阶级制度里的野蛮款式;正是要用老实的文章,去表明文章是人人会做的,做文章是直写自己脑筋里的思想,或直叙外面的事物,并没有什么一定的格式。对于那些腐臭的旧文学,应该极端驱除,淘汰净尽,才能使新基础稳固。」(〈尝试集序〉)周作人则希望将工具的变革与思想的进步合而为一,创造一种「人的文学」:「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其中又可以分作两项,(一)是正面的,写这理想生活,或人间上达的可能性;(二)是侧面的,写人的平常生活,或非人的生活,都很可以供研究之用。」(〈人的文学〉)
以提倡白话文为突破口,是个精彩的战略选择,这也是五四新文化人众多探索中,文学革命功绩最为显着、也最为坚挺的缘故。谈论兼及思想启蒙、文学革命与政治抗争的五四运动,可以突出政治与社会,也可以专注思想与文化,本读本明显倾向于后者。翻阅此读本,有三点提醒读者注意:
第一,作者绝少纯粹的政治人物(只有一位孙中山,但不是当权派),基本上都是大学师生或媒体人,他们的发言不代表党派,更多体现为读书人对于中国命运的深沉思考。正因乱世英雄起四方,没有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政府权威尚未建立),各种思潮、学说、政治立场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声机会,这也是五四时期言论格外活跃的缘故。在野诸君,「铁肩担道义,妙手着文章」,大胆立论,横冲直撞,虽说论战时不免意气用事,但绝无告密或以言入罪的可能。
第二,论战各方立场差异很大,但所谓新旧之争,只是相对而言。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被判为守旧的反面人物,在我看来,只是「不当令」而已—他们可能是上一幕的英雄(如林纾、章士钊),或下一幕的先知(如《学衡》诸君)。本读本所收录的,没有绝对的反派。大家都在寻求救国救民的路径,只是方向不同,策略有异,而「新文化」正是在各种力量相互对峙与冲撞中展开其神奇的「运动」的。其实,晚清开启的西学东渐大潮,早已积蓄了足够的能量,使得大多数读书人明白,变革在所难免,复古没有出路,争论的症结仅仅在于,是快跑还是慢走,是激进还是稳妥,是调和还是偏执。
第三,既然是报刊文章,基本上都是面对当下,绝少书斋里的玄思。诸多评论、随笔与杂感,表达直白且急切,单篇看不怎么样,合起来,方才明白那代人的思考及努力方向。「正因身处危机时刻,来不及深思熟虑,往往脱口而出,不够周密,多思想火花,少自坚其说,各种主义与学说都提到了,但都没能说透,留下了很多的缝隙,使得后来者有很大的对话、纠偏以及引申发挥的空间。这种既丰富多彩、又意犹未尽的『未完成性』,也是五四的魅力所在」(陈平原〈危机时刻的阅读、思考与表述〉,《二十一世纪》二○一九年四月号)。
比起写给专家的鸿篇巨制,编一册面向公众的读本,很有必要,但并不容易。以十几万字的篇幅,呈现百年前那场以思想启蒙为主体的运动,需认真谋篇佈局。本读本的特点是:首先,以人带文,基于我们对五四运动的理解,选择三十一位重要人物,每人最多不超过三篇文章,以便呈现多种声音,避免一家独大;其次,所谓多元,并不排斥主导因素,新文化运动与北京大学关系极为密切,故北大人占了十九位(含兼课的钱玄同、鲁迅,以及早退的林纾、沈雁冰);第三,不仅按惯例选录论战中截然对立的双方,更考虑运动的各相关方,力图呈现历史的侧面与背面;第四,这是一个以报章为中心的时代,当事人大都「有一种主张不得不发表」(陈独秀语),《新青年》入选文章最多,共十七篇,其次《东方杂志》六篇,再次《每週评论》四篇、《新潮》及《晨报》各三篇,《学衡》及《新社会》各二篇;第五,全书不以人物或主题分类,所选文章一律按发表时间排列,以便呈现犬牙交错的对话状态;第六,以立论为主,不选文学作品(小说、诗歌、戏剧),文章篇幅实在太长的,採取节录方式;第七,既不删改,也不做注,*只是提供作者简介,这对普通读者是个挑战—但我以为这种艰辛的阅读是值得的。
陈平原
二○一九年三月十七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编辑部按:本书按各文原刊校对,保留当年作者使用之通假字、异体字,唯修正错字并整理标点、格式,以粗体标示原刊有强调号画记文字,以楷体标示原刊引文及小字註解。以【】标记者,为节录等编辑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