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步入朱子学研究并非是我最初的研究本意,曾经一度对朱子学的研究心生排斥。原因很简单,从效用主义的角度来看朱熹的理论,确实没有什么「效用」。接触朱子学其实是一种历史的偶然,也似乎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我在命运的安排下从大陆东北地区来到朱熹的出生地,在这里一工作生活就是十年。
在这十年里,我对朱熹生活过的这座南方小城由陌生到熟悉。从懵懂到了解它的每一条乡路,到现在除了不会说当地的语言,我和当地人已经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了。我们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服装,在同一片土地上谋生活。
我本是从事西方哲学研究出身。自对哲学产生的兴趣之日起,就迷上了西方哲学那洞彻心境的分析方式。在幸福与死亡,快乐和忧伤等的问题中,西方哲学似乎都会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晰的答案。或许,用「清晰」来形容西方哲学,这再合适不过了。
然而,随着读的书本数量的增加,以及自己在教学实践上的积淀,慢慢发现这些精美的西方哲学理论似乎得不到应用的共鸣。特别是对于那些处于大学低年级的学生们,他们对我说出的「拗口」的概念,「超越常识」的分析,和「模凌两可」的结论不感兴趣;同时,他们对「哲学有什么用」的追问也让我这个教者不知如何是好。经常出现的窘境是,如果不用「强迫式」的方法,教学恐怕难以持续;如果用「强迫式」的方法,教学将失去原初的意义。这也许是西方哲学在中华这块土地上,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相反,很多中国人不懂哲学,却几乎都能背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他们中很多人从来没有听过庄子,但却知道「内圣外王」;他们对朱熹也许是感到陌生的,却听过《四书五经》。于是,一个让人省思的问题是:如果我们还没有明白自己土地上的哲学,我们如何能真切的传授西方哲学呢?
于是,由西方哲学的研究路径转到中国哲学的研究路径,便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然而,中国哲学要面对的问题显然不比西方哲学少。首先就是「中国哲学」概念本身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问题;其次是其哲学内容的诸概念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问题;再次是中国哲学的工夫论(或方法论)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问题。最后,中国哲学有无与西方哲学对话的可能性,对话的平台该如何建立的问题。
诸多的问题让刚入中国哲学之门的人无从下手。中国历史上群星璀璨,远古有孔、孟、老、庄、墨、荀、公孙龙等;中古有韩愈、欧阳修、王安石、周、张、二程、杨时、朱熹等;近古王阳明、罗整庵、王龙溪、罗近溪、周海门等;近现代研究中国哲学的专家学者更加庞杂,着名的为冯友兰、牟宗三、唐君毅、钱穆等。如何在这些古圣先贤,名人大家中挑选出一个能涵盖中国哲学总体思想的人,这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
我之所以将研究目光投向朱熹,有三个原因:一是我与朱熹的不解因缘。上天让我一个纯正的东北人来到朱熹出生的土地上,并让我在他生活过的区域里生活和学习十几年,这应该是我与这个800年前的朱熹之间拥有的某种缘分;二是朱熹的思想可以说是对以前义理思想的一个大总结,也是对以后义理思想的一个开山。这就决定了朱熹的思想本身就具有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他的文字是文白相杂,对于初入中国哲学之门的我来说,是一条不错的捷径;三是在阅读朱熹的文本时,我能与其心灵相通。特别是读他的那些「非着名」的诗歌,让我看到他时而纵情奔放,时而郁郁寡欢,时而仰天长叹,时而奋笔疾书。
他的文本中充满着「各种矛盾」,而这些矛盾本身可能就是朱熹一生思想纠葛的源头和他写作的动力。他试图结束争议,却常常挑起争端;他喜好交友,却常常语锋严厉;他即有隐退之心,又有出世之愿。可以说,他一生的矛盾和纠结,成就了朱熹一个完完整整的人。
然而让我不解的是,无论是阅读关于朱熹的小说,还是阅读关于朱熹的史学着作,或是阅读研究朱熹的义理成果,都让我看不到一个「活生生的朱熹」,它们更像是一个个「塑像式的朱熹」。这些「朱熹们」,要么面容冷峻,要么淫荡不堪;要么道貌岸然,要么不近人情。似乎这些「朱熹」和宋代的那个朱熹不是同一个人。
于是,一个想法便在我阅读钱穆的《朱子新学案》中迸发出来,那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先从历史的角度,夯实义理研究的地基。在此基础上採取进一步的「建筑」,也许可以避免这些「矛盾」和「纠葛」。于是,在研究之初,这种想法便根深于我的头脑中。
本书的第一章便是在这种想法下形成的。文章一经面世,褒奖和批评同时而来。褒奖主要是指该文行文较为流畅,可读性强;批评则指出此文为「思想史」的写法,非义理之学。这其中,批评最大的则是指出此文漏洞百出,证据明显不足。于是,接下来的几章,明为独立一章,实为对第一章所有批评的诠释和说明。这里包括第二章朱熹的「理学家」称谓问题,第三、四章朱熹的辟佛问题,第五、六章朱熹的伦理学建构的问题,第七章朱熹的理学美学问题;第八、九章朱熹本体论思想的理气问题;第十章朱熹思想的知识论问题。
可以说,本书是以历史出发,通过语词概念考辨,进入到朱熹思想的核心部分,即伦理学问题。在解决朱熹的伦理学问题时,需要考虑几个面相,即朱熹思想中的美学思想、本体论和知识论问题。以上构成了本书行文的主要思路。
本书并非是高深的义理型哲学着作,而是对朱熹思想研究的一个前期窥探。也就是说,本书实为是笔者日后行文的写作大纲。它是研究朱子理学的一个进入。因此,本书更加适合于那些刚刚进入到中国哲学研究之门的硕士学生和本科学生。相对于研究朱子理学的专家学者们,将其做为参照可能更好。笔者将文中的引文尽其可能将其详实,其目的就是以备后世学人可顺着此路,开拓一条属于自己的研究天地。如能此,本书的写作愿望便已达成。
最后,此书的出版,要感谢我的授业恩师潘小慧教授,她的和蔼可亲,为我营造了自由宽松的创作空间。同时,她不失严谨,为我书中的每一篇文章进行耐心的指点;要感谢陈福滨教授,他在我的学术路上给了我极大的信心,同时也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送来难得的关爱;要感谢杨祖汉教授,他的宽容大度,耐心的指引,保证了我的学术之路不易走的过偏;要感谢蔡家和教授,他的亦师亦友的相处和严谨的学问作风,帮助我奠定了在台期间学习的基础,坚实了我在博士期间的研究方向。当然,要感谢的人很多,有家人无私的奉献,有师友无微不至的关怀。正是有大家的存在,我才能顺利的完成此书,在此一一感谢。
陈永宝于新北
2019年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