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将近2,000,000港人站上街头，这一刻，他们为何挺身而出？
从2014年雨伞革命后写起，爬梳「反送中」运动的来龙去脉
呈现6/9、6/12、6/16、7/1大游行及示威现场－－
700万的香港市民中，近200万人站上街头，震撼世界！
这一刻，他们为何挺身而出？
2019年，香港特区政府无视反对意见，宣布将于6月12日绕过法案委员会，直接提交《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至香港立法会大会进行二读。该草案允许香港特区政府向中国大陆、澳门和台湾等司法管辖区移交嫌疑人及进行法律协助。港府计画迳送二读的公告一出，社会譁然，反对者自发性进行为期数週的「反送中」运动（又称「反修例」，Anti-Extradition Bill Protests）。
直至7月9日，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民怨沸腾下宣告《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已寿终正寝」（"the bill is dead"）；然而抗争者认为「五大诉求」（不检控示威者、取消暴动定性、追究警队滥权、撤回送中恶法、林郑月娥下台）未获回应，香港民众透过公民力量变化运动形式，持续进行长达数个月的大规模抗议。
*运动后期，渐渐有声音认为要治本，应把诉求中的林郑下台更订为「立即实行双普选」。然而也有声音认为应该追究林郑的失误，维持诉求字句。
认识这场举世注目的公民运动须知几个关键：《逃犯条例修订草案》为何引发香港社会如此巨大的疑虑与不安？草案修订的社会背景为何？港府推动草案的程序是否合乎法制？香港政治界固有的「建制派」、「泛民」与「本土派」在运动中立场为何？向来被视为极重视商业发展、立场纷歧的广大香港民众如何迅速串联？历经数个月来警方的催泪弹洗礼，仍能大规模示威，民气不坠？抗争者中的「和理非」与「勇武派」在运动如何互动？港人所追求的「自由」，与「民主」或「法制」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撰写本书的22位青年作者分布于香港各界，亲身参与并见证了运动。书中从2014年「雨伞革命」后的香港写起，详细爬梳「反送中」运动的来龙去脉，试图回答上述问题，并蒐集了来自前线的近百张照片，呈现2019年6/9、6/12、6/16、7/1大游行及示威现场。
然而，探讨一个「仍在进行中」的运动是不容易的。
本书于七、八月间写成，截至付梓前，终究只能结束于一篇〈无法作结的结语〉；不过对于香港来说，这却正是新一波自由运动的「开端」。
「自由运动不必以血泪延续。当政府愿意开诚佈公与市民对话的那一天，自由运动就会转以对话的方式继续。这才是我们认识的香港。」
*本书版税将全数捐至「612人道支援基金」，基金的支援对象包括所有反送中运动中受伤、被捕、很可能被捕或相关人士。
*基于安全考量，书中照片的人物面貌经过模煳处理。
本书特色
【一部来自香港跨界第一线的观察】
22位香港各领域人士，蒐集前线大量第一手照片与材料，
还原始末，呈现当下最及时的运动见证！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22 Hongkongers
本书作者由一群香港青年传媒人、中学教师、社会工作者、作家、设计师、学生、Cosplayer、电脑工程师、公务员、前线示威者、银行家和历史学者所组成。
起笔于六月，落笔于八月，在撰写文稿的同时，作者群日夜经历并见证着香港这个重大的历史时刻，虽身处其中，但在本书中尽力抽离情感，试图客观呈现「反送中」运动的方方面面，愿更多关怀香港或爱好自由的读者对此历史事件有更多的认识。
22 Hongkongers
本书作者由一群香港青年传媒人、中学教师、社会工作者、作家、设计师、学生、Cosplayer、电脑工程师、公务员、前线示威者、银行家和历史学者所组成。
起笔于六月，落笔于八月，在撰写文稿的同时，作者群日夜经历并见证着香港这个重大的历史时刻，虽身处其中，但在本书中尽力抽离情感，试图客观呈现「反送中」运动的方方面面，愿更多关怀香港或爱好自由的读者对此历史事件有更多的认识。
图书目录
【导论】
【伞后的郁闷：2014年后的香港低潮】
雨伞运动简介
伞运后期民气溃散
伞运各方意见不一
政治审查事件
大白象工程与社会的冷感
【「送中」与「反送中」的来龙去脉】
台湾杀人案触发修例
修例引起社会各界争议
商界忧虑，促使政府进行第一次修改
民间两度游行反对修例
立会审议程序闹争议
政府第二次修改草案
6/6，法律界大游行
台湾：修例是舍易取难
国际对修例的反应
【6月9日：1989年后的首次一百万人游行】
百万人游行的酝酿：各界联署及罢市
6/9的日与夜
6/9深夜清场行动
百万人游行以诉求失败落幕
【6月12日：市民与「暴徒」】
民意的反扑
6/11晚留守到6/12早上集结
6/12日间：佔领、冲击、驱散
警方驱散，示威者分散至中环及湾仔
6/12夜间到拘捕行动
【6月16日：200万＋1人的游行】
6/12后各方的反应
酝酿，然后突然高涨的游行情绪
6/16的游行盛况
黄衣男子悼念活动
政府对游行的回应
国际注视 反修例运动面向世界
【自由世界的最前线】
大型不合作运动
6/17围堵政总、包围特首办
酝酿行动升级
包围税务大楼、警察总部
第二次围堵警总，律政司
神父也上街
社运新模式：连登崛起
G20：反修例运动的国际视野
多国就修例运动表态
医警争议持续升温
【七一大游行2.0：立法会之夜】
七一前哨战：升旗礼
民阵七一大游行
开始冲击
佔领立法会
警方清场
【无法作结的结语：高度文明城市的光速瓦解？】
【伞后的郁闷：2014年后的香港低潮】
雨伞运动简介
伞运后期民气溃散
伞运各方意见不一
政治审查事件
大白象工程与社会的冷感
【「送中」与「反送中」的来龙去脉】
台湾杀人案触发修例
修例引起社会各界争议
商界忧虑，促使政府进行第一次修改
民间两度游行反对修例
立会审议程序闹争议
政府第二次修改草案
6/6，法律界大游行
台湾：修例是舍易取难
国际对修例的反应
【6月9日：1989年后的首次一百万人游行】
百万人游行的酝酿：各界联署及罢市
6/9的日与夜
6/9深夜清场行动
百万人游行以诉求失败落幕
【6月12日：市民与「暴徒」】
民意的反扑
6/11晚留守到6/12早上集结
6/12日间：佔领、冲击、驱散
警方驱散，示威者分散至中环及湾仔
6/12夜间到拘捕行动
【6月16日：200万＋1人的游行】
6/12后各方的反应
酝酿，然后突然高涨的游行情绪
6/16的游行盛况
黄衣男子悼念活动
政府对游行的回应
国际注视 反修例运动面向世界
【自由世界的最前线】
大型不合作运动
6/17围堵政总、包围特首办
酝酿行动升级
包围税务大楼、警察总部
第二次围堵警总，律政司
神父也上街
社运新模式：连登崛起
G20：反修例运动的国际视野
多国就修例运动表态
医警争议持续升温
【七一大游行2.0：立法会之夜】
七一前哨战：升旗礼
民阵七一大游行
开始冲击
佔领立法会
警方清场
【无法作结的结语：高度文明城市的光速瓦解？】
图书序言
导论
自1842年以来，香港在各种因缘际遇下发展成为世界经济与贸易的中心，二十世纪香港的富裕程度足以令港人傲视全球。香港作为英国的殖民地的经验与二十世纪其他的殖民地差别甚大，政治稳定与经济繁荣令普遍市民得以具尊严及希望地生活。尤其自第25任香港总督麦理浩爵士（Crawford Murray MacLehose, 1917-2000）以来，香港的安定繁荣令市民普遍对政治冷感。香港的财富与经济发展成果的确直接改善社会各阶层的生活，但也使得城市文化偏重于经济活动， 本地华人的日常生活长期与政治疏离。即使在1980年代，香港主权移交事宜对于市民的生活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亦没有出现大型群众活动。普遍的政治冷感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的百万人游行开始逐渐解冻。直到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市民因亚洲金融风暴后经济民生长期倒退以及《基本法》第23条香港境内有关国家安全问题的立法争议，终在2003年7月1日再次促成五十万人游行。如是者，和平的非暴力游行示威集会成为了区议会、立法会选举及政府谘询委员会以外，香港市民最为普遍的政治参与（political engagement）方式。
无论在任何政治安排中，政府与被管治者之间的资讯流通顺畅，都是政治稳定的前提。「下情不上通，谓之塞」，当社会的动向与政府的营运作期无以连系，分歧必然导致争执。在现代国家的组成中，社会大众的政治参与与国家权力的应用效率二为一体，民主与议会固然为一种手段，但人类社会亦曾做出不同的尝试。简单来说，现代国家的政府会以「服务提供者」的立场、根据现实需要调整与修改社会的游戏规则，而不太会自视为导正人民德行与行为、发号施令的「父母」。也正因如此，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 1927-2008）才会认为施政的效率（efficiency）与意识型态并不直接挂勾，二十世纪末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即便没有民主选举，其政府的效率也比欧洲的民主小国为高。就政治组织和社会运作程序而言，香港政府长时期在没有民主选举的情况下维持稳定，公务员团队之优秀足令民主大国艳羡。但在是次事件，即使不论意识形态，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现届政府掌握社会动向的能力急速瓦解，已足以让任何立场的观察者失望。作为政治学与历史的案例，2019年的香港值得世界注目。
2019年理应是香港公民社会与民主运动沉寂的一年。经历2014年的雨伞运动与政治改革失败后，香港的经济依然繁荣。（……中略……）以上各项经济指标皆反映香港近年经济向好，可谓是太平盛世。如此繁荣的经济状况中出现大规模示威活动，世所罕有。
另一方面，雨伞运动后期兴起的本土主义（localism）令自1980年代以来代表民主运动的泛民主派（pan-democrats）受到新的挑战。相对于以建立「民主中国」为志向的泛民主派，香港本土运动以本地的政治目标为优先考虑，吸引了不少同样爱好民主，但对「建设民主中国」较为冷淡的市民支持。与政府分歧日益庞大的泛民主派政党因本土思潮的兴起，以及自身世代交替的需要，逐渐失去昔日的光芒。因此相对过往几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女士所面对的反对力量远为疲弱。2018年，香港最大的泛民主派政党民主党在其二十三周年党庆晚会中，邀请了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及多名局长出席。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晚会中向民主党捐赠三万元，晚会更在Instagram帐户上就此事发表贴文，并以「大和解」为标签（hashtag）。面对民主党支持者之间的不满声音，民主党时任主席胡志伟亦坚持，官员出席政党晚会本来就是政府与政党关系中的「应有之义」。胡主席认为，民间对此感到奇怪，是相较于前任行政长官梁振英时代政府与政党间的撕裂局面。如今沟通，其实「只是回归正常」。然而，在2019年6月12日的街头，胡志伟议员却于「反送中」运动中，站在警察防线前要求与警察指挥官对话时，被警方喷射催泪烟。不过几百日的时间，沟通的场域由宴会席转到街头，箇中原委值得读者深思。
香港特区政府以在台湾发生的陈同佳杀人案为由，提出修订《逃犯条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下称「修例」），建议在经过特首和法庭同意后，香港可应要求移交逃犯到任何司法管辖区。社会上随即浮现对修例的疑虑和担忧。事实上，修例对北京与香港的局势而言均无急切需要。就北京的局势而言，正值建国七十週年之际，中央政府自是希望全国社会各界和谐稳定，特别是一向处于国际镁光灯之下、奉行一国两制的香港；况且就算不修订《逃犯条例》，中央政府要求由中央政府任命的特区政府单次移交逃犯亦足以达到政治目的，没有急于一时推出有可能破坏香港社会和谐的政策之必要。事实上，这次的修例并非中央政府的优先议程。特区政府声称要协助台湾杀人案受害者以及堵塞法律漏洞而提出修例建议，但台湾陆委会多次表示担心修例会令台湾人以任何罪名被送到中国大陆受审，明言即使香港通过修例，若未能释除赴港或在港台湾人被移送大陆的威胁，台湾政府不会同意移交疑犯陈同佳。港台各界亦由是向特区政府提出先进行单次逃犯移交，以圆林郑月娥女士为死者讨回公道的初心。至于修例，则可留待充分的公众谘询、成功凝聚社会各界共识后再进行。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多次表示修例的出发点是为了彰显法治，惟特区政府在提出修例建议后，社会上反对声音一浪接一浪，政府向社会各界进行的谘询却是严重不足。2019年2月13日，保安局在并未谘询公众的情况下，突然提出修例建议，并表示希望在7月立法会休会前能完成修订；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回应传媒对于为何不就修订《逃犯条例》进行公众谘询时表示，台湾杀人案中，家属五度写信陈情令她动容，称「如果我们仍跟人计较、慢慢在社会谘询，或者出一些谘询文件，恐怕就帮不了这个特别的个案。」政府对于富有争议性的修例建议拒绝沟通，未能凝聚社会共识便急于交由立法会审议，甚有道德威胁之意，自然使反对声音愈演愈烈。更甚者，政府多次在关键时刻拒绝理解民情，直接激化民众表达方式。2019年6月9日，在民阵发起的第三次反修例游行中，逾103万人上街抗议恶法，是继1989年「全球华人大游行」后，香港首次有百万人上街游行，可见群情之汹涌。面对如此大规模的游行，政府却在同日晚上11时07分作出回应， 指《条例草案》会于6月12日在立法会恢复二读辩论，对103万人的声音置若罔闻，社会各界譁然，激化了市民日后表达诉求的方式。
正如身兼基本法委员会委员的港大法律学院教授陈弘毅所言，修例风波是一场完美风暴。囿于资讯拥塞，政府的行动严重脱离民间普遍的期望，导致这场完全可以避免的「风暴」一发不可收拾，甚至席卷世界。
本书作为一历史纪录，无意牵涉于具体政治观点与意识型态的讨论。我们的关注在于这场运动如何发生。就如读者所知，当机构内的个体不满机构的营运方式，却无正常的表达渠道时，就会出现不合作行为，例如工会举行罢工活动。这种激烈的表达意见的方式无疑会增加机构的运作成本，对机构运作构成影响。故现代不少厂商都会尽力改善工作环境，保持与工会恆常沟通，以防止工人透过激烈方式表达诉求，增加机构交易成本。我们要明白，工人以激烈的方式来表达诉求（例如上文所提及的罢工），是以伤害自身来伤害机构的做法，当工人可以透过低成本的沟通渠道向机构反映意见并得到回应，例如透过工会与机构管理层沟通，他们自然乐意以低成本、温和的方式表达意见。
香港作为一个「威权政体民主成分」的地区，民众与政府的沟通方式事实上由政府主导及管理。政府理应容许市民透过制度化及非制度化的方式和平、理性、非暴力地进行政治参与，市民与政府沟通后下情上达，民众便会积极透过不同渠道以语言来表达诉求。但当政府订立了一个没有效率的游戏规则，市民就自然必须以行动取代语言作为参与政治形式。与任何机构一样，政府有效施政需要订立低成本且准确的沟通方式。推行政策也与任何决定一样，需要准确得悉民意，不然只会徒增政府成本。以「反送中」风波为例，政府就修例进行真正且广泛的公众谘询本来是最低成本的沟通方法，但政府主动放弃了这个低成本的沟通方式，对社会上的反对声音充耳不闻，一意孤行地认为主流民意支持修例，甚至指控反对声音为社会的少数，这才迫使市民以游行的形式向政府表达诉求。及后政府认为6月9日逾103万市民就「反送中」上街的游行「是香港市民在《基本法》和《香港人权法案条例》所赋予的权利范围内行使言论自由的一个例子。」没有准确得悉及回应民情，导致市民不得不在之后以更激烈的方式表达诉求，使政府与民间的沟通成本不断上升。
香港在经济自由主义最兴盛的年代成为大英帝国的属土，又在《中英联合声明》与《基本法》的保障下维持了「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政府之于市场的关系确然维持了「守夜人」的角色。历届特别行政区政府无论如何希望以「大有为」的方针介入经济活动，其成效都颇有疑问。因此，我们不妨在思考香港的问题时，将政府视为公共服务的「服务提供者」，而市民则充当具有决定权的「消费者」。这样的想像在民主化未曾完成的香港固然会引人疑虑。毕竟，正如前立法会议员梁家杰先生在参选行政长官时的口号「有得拣，先至系老板」（有选择权才是老板）所揭示，香港市民从1997年主权移交中国以来，一直至2019年，均没有完整选择执政人选与立法者的权力。
（……中略……）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论者若强称因没有完全的民主选举而认为市民的意愿完全无法影响政府的施政，亦非公允的说法。例如，政府1823热线的设计与公开资料守则都让市民可以简单而有效地与政府沟通。而除了选举产生的区议会与立法会，香港政府亦设计了一套系统化倾听民间意见的方式，也就是就专案议题设立谘询委员会，亦有不同专业团体就不同议题发表意见。
可是，自回归以来，政府一直没有就谘询形式制定指引，现有谘询形式通常是发表谘询文件后邀请公众回应，或举办地区公众谘询会及展览，但这些惯用的谘询常被批评不合时宜且「水过鸭背」。不具效率的谘询方式使公众谘询期只有形式上的意义，政府从提出进行谘询到真正蒐集民意的过程往往需时数月，收集民意后又要花上数个月分析并撰写谘询报告，整个谘询期长达九个月至一年。政府所提供的谘询渠道效率奇低，使和平集会、示威、游行成为更直接的表达政治立场方式。号称为「和平、理性、非暴力」（一些民主派成员更加上「非粗口」，否定「语言暴力」在和平集会的意义）的表达形式，一直维持到2014年。
至2014年，由于政治改革的争议，戴耀廷、陈建文与朱耀明三人模仿华尔街佔领运动，提出佔领中环的计划。2013年，港大法律系教授戴耀廷在《信报》刊登文章〈公民抗命的最大杀伤力武器〉，表示要由示威者违法地长期佔领中环要道，瘫痪香港的政经中心，以非暴力的公民抗命方式迫使北京政府改变立场，争取普选。2014年9月28日，佔领中环行动于凌晨正式启动，是次公民抗命的诉求包括撤回人大决定、重启政改、梁振英政府重新交出反映市民真实意愿的政改报告。佔领行动历时79日，自此佔据主要干道成为向政府表达诉求的新表达模式。
2016年被称为「鱼蛋革命」的旺角警民冲突，市民又在长期佔路中添上武力冲突的元素。2016年2月8日，由于熟食小贩被无情驱赶，示威者佔领近朗豪坊一段砵兰街与警员对峙。警方以警棍及催泪水剂驱散示威者，在混乱中警方两度向天开枪示警。示威者向警员投掷卡板及玻璃瓶等杂物还击，亦有示威者拆除行人路上的地砖向警员投掷，在冲突中有警员捡起砖头还击，双方均有人头破血流。部分激进示威者在马路焚烧垃圾及杂物制造火源，另有警车及计程车被破坏，冲突持续到翌日早上方能平息。然而，这一运动没有获得传统民主运动参与者的支持，武力的使用并没有成为新的主流参与政治形式。
及至2019年，抗争模式不断改变，示威者的佔领方式进展为流水式佔领以及使用轻度武力。在2019年6月12日发生暴力冲突后，6月16日即有200万人上街游行抗议，当中的诉求反映游行人士对6月12日所发生的冲突态度正面。在2014 年以前不少市民仍视以和平示威抗争作为向政府表达诉求的最高武力，及后示威者的行动武力不断升级，如今在游行后佔领主要干道似乎已成常态；7月1日，示威者以冲击立法会、破坏公物的方式与政府沟通，获得了大部分市民的同情，可见市民与政府的沟通模式已进行了范式转移。在2014年黯然退场的雨伞世代（Umbrella Generation），在2019年得到了千禧后出生的一代青年支持，重新获得力量与社会认同。「连登讨论区」与Telegram的成熟运用，亦完成了雨伞运动的去中心化（decentralise）过程。
香港市民主张和平，从过去的冷感及事不关己的取态，发展至现今积极主张以理性、非暴力的方式主动表达诉求，从历年来的大型和平示威可见一斑。但政府仍然拒绝与市民沟通，自以为能准确掌握民情，市民採取更为激烈的行动迫使政府正视诉求，也是自然而然且无可奈何之举。2019年6月是香港历史上重要的一个月，同年7月21日更是香港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日后要重组这段历史，必须从事件的细节入手，方可能明白层层升级的行动，主因是参与政治的正常管道失效所致。这本书的目的在于保存资料、供日后的从政者与史学家阅读。实证主义者往往以为「历史是一连串死去的过去的事件」，而历史的工作就是将资料「加以分类发现其间的关系」。柯灵乌（R. G. Collingwood, 1889-1943）提醒我们，历史的写作其实要求史家重构参与历史事件的个体与群体在经历事件时的心灵与思想。「为甚么会在这个场境中有这个行为？」「为甚么这个人会在这个地方出现？」「为甚么这个行为会由这个（群）人做出来？」这是我们希望本书的读者能在阅读的过程中不断思考的问题。
自1842年以来，香港在各种因缘际遇下发展成为世界经济与贸易的中心，二十世纪香港的富裕程度足以令港人傲视全球。香港作为英国的殖民地的经验与二十世纪其他的殖民地差别甚大，政治稳定与经济繁荣令普遍市民得以具尊严及希望地生活。尤其自第25任香港总督麦理浩爵士（Crawford Murray MacLehose, 1917-2000）以来，香港的安定繁荣令市民普遍对政治冷感。香港的财富与经济发展成果的确直接改善社会各阶层的生活，但也使得城市文化偏重于经济活动， 本地华人的日常生活长期与政治疏离。即使在1980年代，香港主权移交事宜对于市民的生活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亦没有出现大型群众活动。普遍的政治冷感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的百万人游行开始逐渐解冻。直到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市民因亚洲金融风暴后经济民生长期倒退以及《基本法》第23条香港境内有关国家安全问题的立法争议，终在2003年7月1日再次促成五十万人游行。如是者，和平的非暴力游行示威集会成为了区议会、立法会选举及政府谘询委员会以外，香港市民最为普遍的政治参与（political engagement）方式。
无论在任何政治安排中，政府与被管治者之间的资讯流通顺畅，都是政治稳定的前提。「下情不上通，谓之塞」，当社会的动向与政府的营运作期无以连系，分歧必然导致争执。在现代国家的组成中，社会大众的政治参与与国家权力的应用效率二为一体，民主与议会固然为一种手段，但人类社会亦曾做出不同的尝试。简单来说，现代国家的政府会以「服务提供者」的立场、根据现实需要调整与修改社会的游戏规则，而不太会自视为导正人民德行与行为、发号施令的「父母」。也正因如此，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 1927-2008）才会认为施政的效率（efficiency）与意识型态并不直接挂勾，二十世纪末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即便没有民主选举，其政府的效率也比欧洲的民主小国为高。就政治组织和社会运作程序而言，香港政府长时期在没有民主选举的情况下维持稳定，公务员团队之优秀足令民主大国艳羡。但在是次事件，即使不论意识形态，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现届政府掌握社会动向的能力急速瓦解，已足以让任何立场的观察者失望。作为政治学与历史的案例，2019年的香港值得世界注目。
2019年理应是香港公民社会与民主运动沉寂的一年。经历2014年的雨伞运动与政治改革失败后，香港的经济依然繁荣。（……中略……）以上各项经济指标皆反映香港近年经济向好，可谓是太平盛世。如此繁荣的经济状况中出现大规模示威活动，世所罕有。
另一方面，雨伞运动后期兴起的本土主义（localism）令自1980年代以来代表民主运动的泛民主派（pan-democrats）受到新的挑战。相对于以建立「民主中国」为志向的泛民主派，香港本土运动以本地的政治目标为优先考虑，吸引了不少同样爱好民主，但对「建设民主中国」较为冷淡的市民支持。与政府分歧日益庞大的泛民主派政党因本土思潮的兴起，以及自身世代交替的需要，逐渐失去昔日的光芒。因此相对过往几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女士所面对的反对力量远为疲弱。2018年，香港最大的泛民主派政党民主党在其二十三周年党庆晚会中，邀请了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及多名局长出席。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晚会中向民主党捐赠三万元，晚会更在Instagram帐户上就此事发表贴文，并以「大和解」为标签（hashtag）。面对民主党支持者之间的不满声音，民主党时任主席胡志伟亦坚持，官员出席政党晚会本来就是政府与政党关系中的「应有之义」。胡主席认为，民间对此感到奇怪，是相较于前任行政长官梁振英时代政府与政党间的撕裂局面。如今沟通，其实「只是回归正常」。然而，在2019年6月12日的街头，胡志伟议员却于「反送中」运动中，站在警察防线前要求与警察指挥官对话时，被警方喷射催泪烟。不过几百日的时间，沟通的场域由宴会席转到街头，箇中原委值得读者深思。
香港特区政府以在台湾发生的陈同佳杀人案为由，提出修订《逃犯条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下称「修例」），建议在经过特首和法庭同意后，香港可应要求移交逃犯到任何司法管辖区。社会上随即浮现对修例的疑虑和担忧。事实上，修例对北京与香港的局势而言均无急切需要。就北京的局势而言，正值建国七十週年之际，中央政府自是希望全国社会各界和谐稳定，特别是一向处于国际镁光灯之下、奉行一国两制的香港；况且就算不修订《逃犯条例》，中央政府要求由中央政府任命的特区政府单次移交逃犯亦足以达到政治目的，没有急于一时推出有可能破坏香港社会和谐的政策之必要。事实上，这次的修例并非中央政府的优先议程。特区政府声称要协助台湾杀人案受害者以及堵塞法律漏洞而提出修例建议，但台湾陆委会多次表示担心修例会令台湾人以任何罪名被送到中国大陆受审，明言即使香港通过修例，若未能释除赴港或在港台湾人被移送大陆的威胁，台湾政府不会同意移交疑犯陈同佳。港台各界亦由是向特区政府提出先进行单次逃犯移交，以圆林郑月娥女士为死者讨回公道的初心。至于修例，则可留待充分的公众谘询、成功凝聚社会各界共识后再进行。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多次表示修例的出发点是为了彰显法治，惟特区政府在提出修例建议后，社会上反对声音一浪接一浪，政府向社会各界进行的谘询却是严重不足。2019年2月13日，保安局在并未谘询公众的情况下，突然提出修例建议，并表示希望在7月立法会休会前能完成修订；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回应传媒对于为何不就修订《逃犯条例》进行公众谘询时表示，台湾杀人案中，家属五度写信陈情令她动容，称「如果我们仍跟人计较、慢慢在社会谘询，或者出一些谘询文件，恐怕就帮不了这个特别的个案。」政府对于富有争议性的修例建议拒绝沟通，未能凝聚社会共识便急于交由立法会审议，甚有道德威胁之意，自然使反对声音愈演愈烈。更甚者，政府多次在关键时刻拒绝理解民情，直接激化民众表达方式。2019年6月9日，在民阵发起的第三次反修例游行中，逾103万人上街抗议恶法，是继1989年「全球华人大游行」后，香港首次有百万人上街游行，可见群情之汹涌。面对如此大规模的游行，政府却在同日晚上11时07分作出回应， 指《条例草案》会于6月12日在立法会恢复二读辩论，对103万人的声音置若罔闻，社会各界譁然，激化了市民日后表达诉求的方式。
正如身兼基本法委员会委员的港大法律学院教授陈弘毅所言，修例风波是一场完美风暴。囿于资讯拥塞，政府的行动严重脱离民间普遍的期望，导致这场完全可以避免的「风暴」一发不可收拾，甚至席卷世界。
本书作为一历史纪录，无意牵涉于具体政治观点与意识型态的讨论。我们的关注在于这场运动如何发生。就如读者所知，当机构内的个体不满机构的营运方式，却无正常的表达渠道时，就会出现不合作行为，例如工会举行罢工活动。这种激烈的表达意见的方式无疑会增加机构的运作成本，对机构运作构成影响。故现代不少厂商都会尽力改善工作环境，保持与工会恆常沟通，以防止工人透过激烈方式表达诉求，增加机构交易成本。我们要明白，工人以激烈的方式来表达诉求（例如上文所提及的罢工），是以伤害自身来伤害机构的做法，当工人可以透过低成本的沟通渠道向机构反映意见并得到回应，例如透过工会与机构管理层沟通，他们自然乐意以低成本、温和的方式表达意见。
香港作为一个「威权政体民主成分」的地区，民众与政府的沟通方式事实上由政府主导及管理。政府理应容许市民透过制度化及非制度化的方式和平、理性、非暴力地进行政治参与，市民与政府沟通后下情上达，民众便会积极透过不同渠道以语言来表达诉求。但当政府订立了一个没有效率的游戏规则，市民就自然必须以行动取代语言作为参与政治形式。与任何机构一样，政府有效施政需要订立低成本且准确的沟通方式。推行政策也与任何决定一样，需要准确得悉民意，不然只会徒增政府成本。以「反送中」风波为例，政府就修例进行真正且广泛的公众谘询本来是最低成本的沟通方法，但政府主动放弃了这个低成本的沟通方式，对社会上的反对声音充耳不闻，一意孤行地认为主流民意支持修例，甚至指控反对声音为社会的少数，这才迫使市民以游行的形式向政府表达诉求。及后政府认为6月9日逾103万市民就「反送中」上街的游行「是香港市民在《基本法》和《香港人权法案条例》所赋予的权利范围内行使言论自由的一个例子。」没有准确得悉及回应民情，导致市民不得不在之后以更激烈的方式表达诉求，使政府与民间的沟通成本不断上升。
香港在经济自由主义最兴盛的年代成为大英帝国的属土，又在《中英联合声明》与《基本法》的保障下维持了「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政府之于市场的关系确然维持了「守夜人」的角色。历届特别行政区政府无论如何希望以「大有为」的方针介入经济活动，其成效都颇有疑问。因此，我们不妨在思考香港的问题时，将政府视为公共服务的「服务提供者」，而市民则充当具有决定权的「消费者」。这样的想像在民主化未曾完成的香港固然会引人疑虑。毕竟，正如前立法会议员梁家杰先生在参选行政长官时的口号「有得拣，先至系老板」（有选择权才是老板）所揭示，香港市民从1997年主权移交中国以来，一直至2019年，均没有完整选择执政人选与立法者的权力。
（……中略……）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论者若强称因没有完全的民主选举而认为市民的意愿完全无法影响政府的施政，亦非公允的说法。例如，政府1823热线的设计与公开资料守则都让市民可以简单而有效地与政府沟通。而除了选举产生的区议会与立法会，香港政府亦设计了一套系统化倾听民间意见的方式，也就是就专案议题设立谘询委员会，亦有不同专业团体就不同议题发表意见。
可是，自回归以来，政府一直没有就谘询形式制定指引，现有谘询形式通常是发表谘询文件后邀请公众回应，或举办地区公众谘询会及展览，但这些惯用的谘询常被批评不合时宜且「水过鸭背」。不具效率的谘询方式使公众谘询期只有形式上的意义，政府从提出进行谘询到真正蒐集民意的过程往往需时数月，收集民意后又要花上数个月分析并撰写谘询报告，整个谘询期长达九个月至一年。政府所提供的谘询渠道效率奇低，使和平集会、示威、游行成为更直接的表达政治立场方式。号称为「和平、理性、非暴力」（一些民主派成员更加上「非粗口」，否定「语言暴力」在和平集会的意义）的表达形式，一直维持到2014年。
至2014年，由于政治改革的争议，戴耀廷、陈建文与朱耀明三人模仿华尔街佔领运动，提出佔领中环的计划。2013年，港大法律系教授戴耀廷在《信报》刊登文章〈公民抗命的最大杀伤力武器〉，表示要由示威者违法地长期佔领中环要道，瘫痪香港的政经中心，以非暴力的公民抗命方式迫使北京政府改变立场，争取普选。2014年9月28日，佔领中环行动于凌晨正式启动，是次公民抗命的诉求包括撤回人大决定、重启政改、梁振英政府重新交出反映市民真实意愿的政改报告。佔领行动历时79日，自此佔据主要干道成为向政府表达诉求的新表达模式。
2016年被称为「鱼蛋革命」的旺角警民冲突，市民又在长期佔路中添上武力冲突的元素。2016年2月8日，由于熟食小贩被无情驱赶，示威者佔领近朗豪坊一段砵兰街与警员对峙。警方以警棍及催泪水剂驱散示威者，在混乱中警方两度向天开枪示警。示威者向警员投掷卡板及玻璃瓶等杂物还击，亦有示威者拆除行人路上的地砖向警员投掷，在冲突中有警员捡起砖头还击，双方均有人头破血流。部分激进示威者在马路焚烧垃圾及杂物制造火源，另有警车及计程车被破坏，冲突持续到翌日早上方能平息。然而，这一运动没有获得传统民主运动参与者的支持，武力的使用并没有成为新的主流参与政治形式。
及至2019年，抗争模式不断改变，示威者的佔领方式进展为流水式佔领以及使用轻度武力。在2019年6月12日发生暴力冲突后，6月16日即有200万人上街游行抗议，当中的诉求反映游行人士对6月12日所发生的冲突态度正面。在2014 年以前不少市民仍视以和平示威抗争作为向政府表达诉求的最高武力，及后示威者的行动武力不断升级，如今在游行后佔领主要干道似乎已成常态；7月1日，示威者以冲击立法会、破坏公物的方式与政府沟通，获得了大部分市民的同情，可见市民与政府的沟通模式已进行了范式转移。在2014年黯然退场的雨伞世代（Umbrella Generation），在2019年得到了千禧后出生的一代青年支持，重新获得力量与社会认同。「连登讨论区」与Telegram的成熟运用，亦完成了雨伞运动的去中心化（decentralise）过程。
香港市民主张和平，从过去的冷感及事不关己的取态，发展至现今积极主张以理性、非暴力的方式主动表达诉求，从历年来的大型和平示威可见一斑。但政府仍然拒绝与市民沟通，自以为能准确掌握民情，市民採取更为激烈的行动迫使政府正视诉求，也是自然而然且无可奈何之举。2019年6月是香港历史上重要的一个月，同年7月21日更是香港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日后要重组这段历史，必须从事件的细节入手，方可能明白层层升级的行动，主因是参与政治的正常管道失效所致。这本书的目的在于保存资料、供日后的从政者与史学家阅读。实证主义者往往以为「历史是一连串死去的过去的事件」，而历史的工作就是将资料「加以分类发现其间的关系」。柯灵乌（R. G. Collingwood, 1889-1943）提醒我们，历史的写作其实要求史家重构参与历史事件的个体与群体在经历事件时的心灵与思想。「为甚么会在这个场境中有这个行为？」「为甚么这个人会在这个地方出现？」「为甚么这个行为会由这个（群）人做出来？」这是我们希望本书的读者能在阅读的过程中不断思考的问题。
图书试读
*以下节录自本书【6月16日：200万＋1人的游行】一章
●酝酿，然后突然高涨的游行情绪
就在六一二冲突翌日，民阵公开谴责警方使用致命武力，更宣布将于週日（6月16日）再次游行，以要求撤回修例、谴责警方对市民使用暴力及要求特首下台为主要诉求，并会在6月17日週一举行集会，唿吁全港市民罢课、罢市、罢工，继续以不合作运动抗议政府强推修例。
罢工罢课、不合作运动、支持及反对修例的各方联署或声明、外国对香港现况表达关注……所有人都在翘首期盼特首如何回应，加上另一场大型游行在即，社会的情绪正在缓缓升温。在这个紧张时刻，事情突然有了变化。
6月15日下午3时，特首林郑月娥召开记者会，宣布「特区政府决定暂缓修例工作，重新与社会各界沟通，做更多解说，听更多不同意见」，又声称「立法会大会就处理条例草案的工作会暂停，直至我们完成沟通解说和聆听意见为止」。然而，特首在记者会上的用词由始至终都是「暂缓」，而非反对修例阵营一直要求的「撤回」；事实上，在其后回答记者提问时，她指出「不觉得在现阶段是可以就此撤回这条条例」。而当被记者多次追问是否会下台时，亦拒绝给予正面回应。至于针对警方在六一二的行动，她明确地表示支持，声称有示威者「用了一些有杀伤力的武器袭击警务人员」，因此警务人员对示威者的行动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对于警方定性六一二为「暴动」，她更表示「赞成亦是同意这种说法」。
撤回修例、谴责警方暴力行为及特首下台的三大诉求全部落空，可以想见在社会大众间会引起怎样的反弹。民阵召集人岑子杰对特首在记者会上的回应「感到非常失望及愤怒」，认为她没有理会香港人诉求，同时在社交平台专页贴出声明，指出宣布暂缓修订《逃犯条例》并不等同撤回修订方案，并谴责林郑月娥继续认同警队在六一二的行动、拒绝收回六一二冲突为暴动的言论。民阵亦唿吁市民参与6月16日的游行，重申是次游行有五项诉求，包括不检控被捕的示威者、取消六一二冲突定性暴动、追究警队在六一二的开枪责任、撤回《逃犯条例》、林郑月娥下台，并鼓励市民在六一六游行时穿上黑衣，以示反「送中」之意。
●酝酿，然后突然高涨的游行情绪
就在六一二冲突翌日，民阵公开谴责警方使用致命武力，更宣布将于週日（6月16日）再次游行，以要求撤回修例、谴责警方对市民使用暴力及要求特首下台为主要诉求，并会在6月17日週一举行集会，唿吁全港市民罢课、罢市、罢工，继续以不合作运动抗议政府强推修例。
罢工罢课、不合作运动、支持及反对修例的各方联署或声明、外国对香港现况表达关注……所有人都在翘首期盼特首如何回应，加上另一场大型游行在即，社会的情绪正在缓缓升温。在这个紧张时刻，事情突然有了变化。
6月15日下午3时，特首林郑月娥召开记者会，宣布「特区政府决定暂缓修例工作，重新与社会各界沟通，做更多解说，听更多不同意见」，又声称「立法会大会就处理条例草案的工作会暂停，直至我们完成沟通解说和聆听意见为止」。然而，特首在记者会上的用词由始至终都是「暂缓」，而非反对修例阵营一直要求的「撤回」；事实上，在其后回答记者提问时，她指出「不觉得在现阶段是可以就此撤回这条条例」。而当被记者多次追问是否会下台时，亦拒绝给予正面回应。至于针对警方在六一二的行动，她明确地表示支持，声称有示威者「用了一些有杀伤力的武器袭击警务人员」，因此警务人员对示威者的行动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对于警方定性六一二为「暴动」，她更表示「赞成亦是同意这种说法」。
撤回修例、谴责警方暴力行为及特首下台的三大诉求全部落空，可以想见在社会大众间会引起怎样的反弹。民阵召集人岑子杰对特首在记者会上的回应「感到非常失望及愤怒」，认为她没有理会香港人诉求，同时在社交平台专页贴出声明，指出宣布暂缓修订《逃犯条例》并不等同撤回修订方案，并谴责林郑月娥继续认同警队在六一二的行动、拒绝收回六一二冲突为暴动的言论。民阵亦唿吁市民参与6月16日的游行，重申是次游行有五项诉求，包括不检控被捕的示威者、取消六一二冲突定性暴动、追究警队在六一二的开枪责任、撤回《逃犯条例》、林郑月娥下台，并鼓励市民在六一六游行时穿上黑衣，以示反「送中」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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