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史学大家杜维运教授经典着述，欲「借西哲之言，发国史之蕴」，在中西史学的比较与辩证中，为中国史学指引一条明路。
绵延发展两千余年的中国史学，与起源于希腊的西方史学，是世界史学的两大遗产。在二十世纪，西方史学已有其世界性的影响力，其成就与价值为举世所公认；然中国史学，则因国势陵夷而备受世人唾弃与攻击。持基督教与近代科学文化背景的西方史家，近数十年来，对中国史学屡有论述，其中肯处，应拜受其言，然诬罔之论，偏颇之说，有不能不据实以辩者。
本书首先罗列西方史家的言论，鉅细毕载，次则就其待商榷处，与之一一详论之。真理以反覆辩难而始明；借西哲之言，发国史之蕴，比较史学的大路，亦可期畅通。中西史学的各自独立发展及其交流，本书亦涉及之。
绵延发展两千余年的中国史学，与起源于希腊的西方史学，是世界史学的两大遗产。在二十世纪，西方史学已有其世界性的影响力，其成就与价值为举世所公认；然中国史学，则因国势陵夷而备受世人唾弃与攻击。持基督教与近代科学文化背景的西方史家，近数十年来，对中国史学屡有论述，其中肯处，应拜受其言，然诬罔之论，偏颇之说，有不能不据实以辩者。
本书首先罗列西方史家的言论，鉅细毕载，次则就其待商榷处，与之一一详论之。真理以反覆辩难而始明；借西哲之言，发国史之蕴，比较史学的大路，亦可期畅通。中西史学的各自独立发展及其交流，本书亦涉及之。
《明清之际江南社会变迁研究》 作者： 王兆丰 出版社：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8年 定价： 98.00 元 --- 内容简介 《明清之际江南社会变迁研究》 聚焦于中国历史上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明清易代之際（约16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以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为核心场域，深入探讨了该时期社会结构、经济形态、文化心理乃至日常生活层面发生的深刻而复杂的变迁。本书并非单纯的历史叙事，而是力图通过对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等多个维度的细致梳理与比较研究，揭示在王朝更迭、人口压力增加以及全球贸易拓展的宏大背景下，江南社会如何调适、演进并最终塑造出新的社会面貌。 本书的研究基础建立在对大量一手史料的细致考辨之上，包括但不限于地方志、族谱、契约文书、笔记小说、以及大量的官方档案和科举记录。作者摒弃了以往将该时期简单视为“迟滞”或“僵化”的传统论断，而是强调了其内部的动态性与多重张力。 第一部分：经济基础的重塑与地方精英的再定位 江南地区自宋代以来便是中国的经济重心，明清之际，其经济结构经历了显著的调整。本书首先剖析了商品经济的深化及其对传统农业生产关系的冲击。 1. 农业集约化与土地制度的演变： 研究表明，随着人口的激增，人地矛盾日益尖锐。江南士绅阶层通过兼并和租赁等方式，进一步巩固了对土地的控制，但与此同时，佃农与雇农在新的商业环境下也发展出更为灵活的生产关系。作者详细考察了苏南、浙北等地因地制宜的种植结构调整，例如棉花、桑树等经济作物比重的上升，如何深刻影响了区域间的分工和财富分配。 2. 手工业的专业化与地域性： 本书对江南的丝织业、棉纺织业以及制瓷业等核心手工业部门进行了详细的个案分析。重点关注了这些产业中出现的“前店后坊”模式以及行会组织的变化。作者指出，尽管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旷日持久，但江南的工商业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内卷化”特征，即在既有结构内寻求效率提升，而非彻底的技术革命。这与当时区域市场整合的程度和国家政策的调控息息相关。 3. 商业网络的扩张与社会阶层的流动： 明清时期，徽商、晋商等商帮的崛起对江南商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书探讨了这些“外来”商业力量如何与本地的士绅、士绅兼商等群体发生复杂的互动、竞争与合作。社会流动性在这一时期表现出双重性：一方面，商业成功为寒门子弟提供了上升的通道；另一方面，获取功名和拥有土地仍然是社会地位最稳固的保障。 第二部分：社会结构与宗族势力的强化 明清之际，传统社会结构面临新的挑战，宗族组织在维护地方秩序和士绅阶层利益方面扮演了愈发重要的角色。 1. 宗族权力的边界与功能： 本书深入考察了江南地区（特别是徽州、苏州府）发达的宗族制度。宗族不仅是血缘和地缘的纽带，更成为了一个拥有强大经济实力（族田、义庄）和司法介入能力的社会中介机构。作者分析了在国家权力相对薄弱的基层，宗族如何有效承担了社会福利、教育资助和纠纷调解的职能，并探讨了这种“次级权威”对国家治理的补充与潜在的制约。 2. 士绅阶层的分化与文化转向： 士绅阶层不再是铁板一块。一方面，以吴伟业、陈瑚等为代表的文化精英，在政治失意后转向文化领域的精致化追求，形成了独特的“闲暇文化”；另一方面，大量新兴的“暴发户”试图通过捐纳、购买田产和兴办教育来“士绅化”，这加剧了传统士绅与新兴精英之间的张力。本书特别关注了这种文化资本的争夺如何反映在园林艺术、文人画以及地方志的编纂规范中。 3. 人口压力下的日常生活与伦理重构： 面对日益拥挤的生存空间，传统的家庭伦理和婚姻观念受到了新的检验。作者参考了大量的判牍和民间文献，揭示了财产继承权、童养媳、寡妇再嫁等议题在社会实践中出现的复杂现象。明清理学（特别是心学影响下的实践哲学）如何渗透到日常行为规范中，用以应对人口压力和物质需求的冲突，是本书探讨的一个重点。 第三部分：城市空间与社会心态的变迁 本书将目光投向了苏州、杭州、南京等江南核心城市，分析了城市化进程对社会心理的影响。 1. 城市的繁荣与“市民”意识的萌芽： 江南城市是商业、手工业和文化活动的交汇点，人口密度极高。本书描述了城市中不同社会群体（行会工人、手艺人、小贩、高级文人和富商）的共存状态。虽然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市民阶级”，但城市生活带来的公共消费和娱乐需求，催生了新的社会交往模式和相对宽松的文化氛围，为后来的社会变迁埋下了伏笔。 2. 灾异与社会心理的应对： 明清之际，瘟疫、水灾、战乱频繁。作者分析了地方社会如何通过建立庙宇、组织义赈、撰写灾异记录等方式来认知和应对不确定性。这种对天灾人祸的集体记忆，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知识分子对“治乱循环”的哲学思考，并体现在对历史叙事的选择上。 3. 地方知识的积累与地方认同的强化： 为了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江南各地对于自身历史、物产和风俗的记录和整理达到了一个高峰。本书认为，这种对“地方特殊性”的强调，既是士绅维护其地方主导地位的策略，也是在宏大王朝叙事之外，构建地方社群认同感的重要方式。 --- 总结 《明清之际江南社会变迁研究》提供了一个精细入微的社会切片，它避免了对传统与现代的简单对立，而是深入剖析了在特定历史阶段，江南社会内部的结构性矛盾、精英阶层的适应性策略以及普通民众的生存挣扎。本书的研究方法强调跨学科的整合与史料的细读，旨在为理解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复杂性提供坚实的实证基础和深入的理论洞察。它不仅是研究明清社会史、经济史学者的重要参考，也是对中国传统社会转型机制感兴趣的读者的理想读物。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杜维运(1928～2012)
山东省嘉祥县人。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及历史研究所毕业，英国剑桥大学进修。曾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国家科学委员会研究教授。着有《史学方法论》、《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中国史学史》、《中国通史》、《变动世界中的史学》、《赵翼传》等着。先后获教育部学术奖、国家文艺奖与中国历史学会金简奖。
杜维运(1928～2012)
山东省嘉祥县人。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及历史研究所毕业，英国剑桥大学进修。曾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国家科学委员会研究教授。着有《史学方法论》、《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中国史学史》、《中国通史》、《变动世界中的史学》、《赵翼传》等着。先后获教育部学术奖、国家文艺奖与中国历史学会金简奖。
图书目录
推荐序
新写本自序
原 序
第一章 中西史学的交流
第一节 中国史学的独立发展
第二节 西方史学的输入中国
第三节 中国史学的西传
第二章 西方正统史家论中国史学
第一节 汤普森(J. W. Thompson, 1869-1941)
第二节 瑞查森(Alan Richardson, 1905-1975)
第三节 艾尔顿(G. R. Elton, 1921-1994)
第四节 卢克斯(John Lukacs, 1923-2019)
第五节 浦朗穆(J. H. Plumb, 1911-2001)
第六节 葛兰特(Michael Grant, 1914-2004)
第七节 马尔威克(Arthur Marwick, 1936-2006)
第八节 白特费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 1900-1979)
第三章 与西方正统史家论中国史学
第一节 中国文化中富有产生史学最基本的重视历史的态度与观念
第二节 中国官修正史是一极优良的史学传统
第三节 中国史学的发展已突破通往真历史的最后障碍──纪实与求真
第四节 中国考据学居于世界领先的地位
第五节 中国史家长于叙事艺术
第六节 从白特费尔德观念的转变看中国史学的卓越性──兼论中国史学的世界地位
第四章 西方非正统史家论中国史学
第一节 奈芬司(Allan Nevins, 1890-1971)
第二节 瓦尔班德(T. W. Wallband, 1901-1992)
第三节 巴容(Jacques Barzun, 1907-2012)
第四节 卡耳(E. H. Carr, 1892-1982)
第五节 魏吉瑞(A. G. Widgery, 1887-1968)
第六节 巴拉克劳甫(Geoffrey Barraclough, 1908-1984)
第七节 麦尼耳(W. H. McNeill, 1917-2016)
第八节 傅尔(N. E. Fehl, 1917-1979)
第九节 但斯(E. H. Dance, 1894-?)
第五章 与西方非正统史家谲中国史学
第一节 概 论
第二节 中国史学着述有史义立于事文之外
第三节 中国史学充满和平精神
第四节 中国史学弥漫理性主义
第六章 西方汉学家论中国史学
第一节 认识中国史学的初期
第二节 一九六一年「中日史家」(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一书的问世
1. 浦立本(E. G. Pulleyblank, 1922-2013)
2. 毕斯利(W. G. Beasley, 1919-2006)
3. 房德龙(Van der Loon, 1920-2002)
4. 何四维(A. F. P. Hulsewe, 1910-1993)
5. 傅吾康(Volfgang Franke, 1912-2007)
6. 福赫伯(Herbert Franke, 1914-2011)
7. 杜希德(D. C. Twitchett, 1925-2006)
8. 戴密微（P. Demieville, 1894-1979)
9. 哥芮(J. Gray, 1926-?)
10. 白乐日(E. Balazs, 1905-1963)
11. 瑞特(Arthur F. Wright, 1913-1978)
第三节 一九六三年以后
1. 瑞 特
2. 浦立本
3. 浦瑞查德(Earl H. Pritchard, 1907-1995)
4. 杜希德
第七章 与西方汉学家论中国史学
第一节 西方汉学家的诤言珍论
1. 中国史学传统受到尊重
2. 他们看中国史学的一般优点
3. 他们看中国史学的一般缺点
4. 他们比较认识了中国的史学批评
5. 他们心目中的中国引书艺术与中国历史着述的客观性
6. 他们给予清代史学的评价
第二节 商榷于西方汉学家者
1. 中国写史方法不纯是剪贴式的编纂
2. 中国历史中非无个人要素
第三节 西方汉学家研究中国史学的途径及其远景
参考书目
附 录
附录一 杜维运：西方史家心目中的中国史学
附录二 杜维运：西方史学输入中国考
附录一 杜维运：梁着《中国历史研究法》探原
附录一 朱士嘉：评贾德纳着《中国旧史学》
新写本自序
原 序
第一章 中西史学的交流
第一节 中国史学的独立发展
第二节 西方史学的输入中国
第三节 中国史学的西传
第二章 西方正统史家论中国史学
第一节 汤普森(J. W. Thompson, 1869-1941)
第二节 瑞查森(Alan Richardson, 1905-1975)
第三节 艾尔顿(G. R. Elton, 1921-1994)
第四节 卢克斯(John Lukacs, 1923-2019)
第五节 浦朗穆(J. H. Plumb, 1911-2001)
第六节 葛兰特(Michael Grant, 1914-2004)
第七节 马尔威克(Arthur Marwick, 1936-2006)
第八节 白特费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 1900-1979)
第三章 与西方正统史家论中国史学
第一节 中国文化中富有产生史学最基本的重视历史的态度与观念
第二节 中国官修正史是一极优良的史学传统
第三节 中国史学的发展已突破通往真历史的最后障碍──纪实与求真
第四节 中国考据学居于世界领先的地位
第五节 中国史家长于叙事艺术
第六节 从白特费尔德观念的转变看中国史学的卓越性──兼论中国史学的世界地位
第四章 西方非正统史家论中国史学
第一节 奈芬司(Allan Nevins, 1890-1971)
第二节 瓦尔班德(T. W. Wallband, 1901-1992)
第三节 巴容(Jacques Barzun, 1907-2012)
第四节 卡耳(E. H. Carr, 1892-1982)
第五节 魏吉瑞(A. G. Widgery, 1887-1968)
第六节 巴拉克劳甫(Geoffrey Barraclough, 1908-1984)
第七节 麦尼耳(W. H. McNeill, 1917-2016)
第八节 傅尔(N. E. Fehl, 1917-1979)
第九节 但斯(E. H. Dance, 1894-?)
第五章 与西方非正统史家谲中国史学
第一节 概 论
第二节 中国史学着述有史义立于事文之外
第三节 中国史学充满和平精神
第四节 中国史学弥漫理性主义
第六章 西方汉学家论中国史学
第一节 认识中国史学的初期
第二节 一九六一年「中日史家」(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一书的问世
1. 浦立本(E. G. Pulleyblank, 1922-2013)
2. 毕斯利(W. G. Beasley, 1919-2006)
3. 房德龙(Van der Loon, 1920-2002)
4. 何四维(A. F. P. Hulsewe, 1910-1993)
5. 傅吾康(Volfgang Franke, 1912-2007)
6. 福赫伯(Herbert Franke, 1914-2011)
7. 杜希德(D. C. Twitchett, 1925-2006)
8. 戴密微（P. Demieville, 1894-1979)
9. 哥芮(J. Gray, 1926-?)
10. 白乐日(E. Balazs, 1905-1963)
11. 瑞特(Arthur F. Wright, 1913-1978)
第三节 一九六三年以后
1. 瑞 特
2. 浦立本
3. 浦瑞查德(Earl H. Pritchard, 1907-1995)
4. 杜希德
第七章 与西方汉学家论中国史学
第一节 西方汉学家的诤言珍论
1. 中国史学传统受到尊重
2. 他们看中国史学的一般优点
3. 他们看中国史学的一般缺点
4. 他们比较认识了中国的史学批评
5. 他们心目中的中国引书艺术与中国历史着述的客观性
6. 他们给予清代史学的评价
第二节 商榷于西方汉学家者
1. 中国写史方法不纯是剪贴式的编纂
2. 中国历史中非无个人要素
第三节 西方汉学家研究中国史学的途径及其远景
参考书目
附 录
附录一 杜维运：西方史家心目中的中国史学
附录二 杜维运：西方史学输入中国考
附录一 杜维运：梁着《中国历史研究法》探原
附录一 朱士嘉：评贾德纳着《中国旧史学》
图书序言
新写本自序
民国六十七年春天，三民书局主持人刘振强先生过港相访，言及拙着《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为书商翻印，纸张印刷皆极粗劣，慨然欲为重排问世。因感其盛意，允为再蒐集资料，慎重改写，以期不负士林期望。惟当时未立即着手，待翌年二月长久撰写的《史学方法论》一书付梓，始倾力进行，迄于今年三月，凡历时二年，改写工作完成，字数由十万言增至三十万言，持论亦有不尽同于旧着者，因名曰《新写本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
新写本在蒐集西方正统史家及非正统史家论及中国史学的言论，较旧着有显着的增加。旧着仅收有汤普森(J. W. Thompson)、白特费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奈芬司(Allan Nevins)、巴拉克劳甫(Geoffrey Barraclough)、魏吉瑞(A. G. Widgery)、卡耳(E. H. Carr)等六家的言论，新写本则增加瑞查森(Alan Richardson)、艾尔顿(G. R. Elton)、卢克斯(John Lukacs)、浦朗穆(J. H. Plumb)、葛兰特(Michael Grant)、马尔威克(Arthur Marwick)、瓦尔班德(T. W. Wallband)、巴容(Jacques Barzun)、麦尼耳(W. H. McNeill)、傅尔(N. E. Fehl)、但斯(E. H. Dance)等十一家的言论。西方汉学家的言论，增加有限，是极为遗憾的。维运长时期醉心阅读西方史家（包括正统史家及非正统史家）讨论史学之书，其点滴涉及中国史学者，即箚记别纸，积久遂多。西方汉学家的作品，则涉猎不勤，仓猝蒐读，难及万一。这是最为汗颜无地的。去岁八月出席在台北举行的国际汉学会议，维运曾以〈西方史家心目中的中国史学〉为题，在大会宣读，李恩涵兄即席建言，谓西方史家所知中国史学，悉由西方汉学家而来，不妨写一西方汉学家论中国史学的专书。其言甚具卓识，谨记于此，以待来者。
西方史家对中国史学的认识，仍未至精深。成见的存在，文字的隔阂，是双重障碍。破除成见，非一朝一夕之功；浩如烟海的中国史籍，让西方史家寝馈其中，而借见其精蕴，无异是一种苛求。以致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之作，最佳者多为论某家的史学，或专论某一史学上的问题，以材料有限容易控制之故；通论中国史学者，则每浮泛粗略，偏颇之论，丛出不已。拙着之作，盖激于此。惟为之分析，与之衡论，是消极的。应积极地重建详赡的中国史学史。中国长久发展的科学史，已由西方学者所重建，英人李约瑟(Joseph Needham)的《中国之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一书，近期内难为国人之作所代替。但是重建中国史学史，主要应是中国史家的责任。中国史学的博大精深，非任何西方史家所能完全了解。沉淫在浩瀚广大的中国史学史资料中，筑起壮观的史学楼阁，对中国史家而言，现在应是其时了！
维运初写与改写此着，前后相差十五年之久。初写在民国五十三年至五十四年之间，以不及一年时间，匆匆写成十万言，于五十五年获得中国学术着作奖助委员会资助，梓行问世。学林以其书有发前人所未发者，遂不弃之，而师友的启发、鼓励与批评，所赐者尤多。今谨不惮繁言，缕述于后：
在师长辈中，首先须感谢的，是英国剑桥大学汉学教授浦立本(E. G. Pulleyblank)师。民国五十一年初秋至五十三年仲夏，维运读书剑大，浦师为指导教授，在英国剑桥或牛津大学的指导教授，是有无上威权的，每週面对面的一次指导，势在必行，学子视之为畏途。浦师规定我每週一下午四至五时到他研究室见面，一小时的时间，长如永昼，所讨论者多为中西史学的异同问题，浦师就问题发问，且步步紧迫，至我瞠目无以应为止。谈至兴高采烈时，则被延至其家，边饮边谈，浦师酒量甚佳，师母亦善饮，我则力敌之而立于不败之地。浦师每说我喝酒后活泼多了，英文也流畅多了！喝酒之益有如此。我之得知西方正统史家对中国史学的成见，以及中西史学异同方面的一些问题，鲜非浦师之赐。
剑大郑德坤师于看到拙着后，对我的鼓励最多，多次通信中，皆提及其内容，尤许其「态度诚恳，词气谦和，与诸气浮心粗，妄自尊大者，实有天渊之别」。实则此为维运所应努力的目标，曷敢云已臻于此？
台湾大学的师长对我的教诲，是罄竹难书的。姚从吾、沈刚伯、张致远、刘寿民诸师，开启我西方史学的知识，李玄伯、方杰人、夏卓如、劳贞一诸师，奠立我中国史学的基础。拙着问世后，他们微笑嘉勉，只取其长而置其短。为弟子护短，似是中外的通病。为弟子者，应逆知其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不然，施施以骄于人，只取败辱！
旅法三十年的左景权先生，对拙着是最为偏爱的。六、七年的书信往返，他对拙着提出最有价值的修正意见，如认为拙着过分侧重英文论着，而未能兼顾其他；过分注重形式（章节过分分明），而未能神明变化，皆是卓越之见。惟维运以语文程度限制，以及疏懒成性，两者皆未能遵示修正（拙文〈西方史家心目中的中国史学〉，稍打破形式，谨附于后），惭愧万千！景权先生于1978年出版《司马迁与中国史学》(Sseu¬ma T'sien et L'historiographie Chinoise)一书，用法文写成，议论精辟，能道时人所不能道（维运不通法文，曾请人将其中数节，译成英文，读之叹服不已。惟拙着中未曾称引，恐失其原意故），西人视之，则不啻洪水勐兽，先生来信感慨言之。先生刻正用法文写《希罗多德与司马迁》(H'erodote et Sseu¬ma T'sien)一书，书成后，则拟以余力用中文写作，谨拭目以待之。
在朋友群中，须感谢者，更仆难终。台大历史系同班同学周广美女士，最能细心阅读拙着，所提意见，极为珍贵。她认为拙着所涉及的每一个问题，几乎都可写成一本书，或一篇长文。维运记取其言，而改写后的情况，未见大有改善。细密详赡，是拙着所未及的。
李方中、傅秀实、易君博、阎沁恆、张存武、文崇一、林伯羽、吕士朋、何佑森、陈捷先、孙同勋、张朋园、王尔敏、王树槐、王玺、刘凤翰、顾立三、张奕善、毛汉光、郎德渝诸兄，都是二三十年的老朋友，谈天雕龙，益我最多，羽觞交错之际，亦庄亦谐亦颂亦讽之论出，能消清愁，能涤神智。沁恆、朋园、尔敏、立三、汉光诸兄论及拙着的长信，以语多溢美，谨珍存之，自我欣赏，发表则所不敢，其建议已逐一採纳，在此不复赘述。
学生中，许逖朝夕为拙着鼓吹，不但写专文评介（《东方杂志》复刊第二卷第六期载其〈一本为外国人写的而中国人必须读的书〉一文，即评介拙着），且广为口头宣传，岌岌不可终日；陈锦忠在未相识时，写成〈比较史学初探〉一文（载于民国五十七年八月十八日的《中央日报》副刊），以与拙着相商榷；邢义田始终表现出最大的兴趣，通信中时相讨论；黄俊杰不时提醒我注意西方史家的文化背景及其成见的由来；黄进兴在资料的供应上，使我省了很多蒐集的辛劳；君蜜小姐一字一句的细读，改正了不少的错误。其他热心者纷纷，皆铭记于心，不敢忘。
在初写与改写的过程中，内子孙雅明的功劳，不能隐没。犹忆初写时，适值新婚，住台北市温州街，竹篱茅舍，情调幽雅，写至艰涩处，则良久不产一字，而客人适来，内子即于院中生火，煮酒烹茗，宾主尽欢而散。待客人去，难以捉摸的文思又来。有时写至深夜，灯火荧荧，内子特备「宵夜」，案头食之，味美无穷，真极写作的雅事。改写的两年，讲学香港，人地生疏，处嚣尘之世，有若蛰居，家中情况则与十五年前大异，老大宗骐十四岁已身高六呎，老二宗兰喜问故事，老三宗骥精力无尽无穷，家中写作，已不可能。犹幸香港大学的研究室在半山，极清净，每天早晨习惯七时至，十二时离去，其间甚少人事干扰，回家后则将改写情形告内子，内子倾听，唯唯诺诺，盖日久而形成习惯如此。今改写既竣，不能不长揖一谢。
拙着未能写成英文本，诚为憾事。师友的期望，辜负至多。惟所考虑者，倾数年之力，颇怀疑自己能否写出水平以上的英文作品，反不如致力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为愈。且国人对中国史学的藐视，有甚于西人者；西人之论，国人亦有谂知的必要。区区一再用中文写作，盖有不得已的苦衷，惟幸大雅亮察。
推荐序
原在台湾大学历史系教书的杜维运师(1928-2012)，于1962至1964年到英国剑桥大学进修，师从浦立本(Edwin G. Pulleyblank, 1922-2013)，从事中国与西方的史学比较。在英国，他直接接触到了西方史家及其着作，十分惊讶地发现西方史家对中国史学知之甚少，更让人震撼的是西方史家对中国史学的负面评价。杜师当时远离故乡来到欧洲，具有强烈的民族情怀，加上又是外文系出身，且同时是精通中国传统史学的少数华人，因此有高度的使命感，想要将中国史学的性质及优点传给世人，并纠正西方史家的偏见。于是杜师开始努力蒐集西方史家对中国史学的所有评论，在回台后以不到一年的时间完成了十万字的《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且在1966年得到资助出版，发行后受到史学界很大的重视及欢迎。不久即有书商翻印，然而印刷拙劣，后遂应三民书局刘振强先生之请，花了两年时间，增订改写成三十万字，由原来介绍讨论的六位西方史家，又增加了十一位，于1981年出版。杜师在〈新写本自序〉中说：「中国史学的博大精深，非任何西方史家所能完全了解。沉淫在浩翰广大的中国史学史资料中，筑起壮观的史学楼阁，对中国史家而言，现在应是其时了。」
相隔四十年，我们重印这本书，具有三个重要的意义。首先是迄于今日，吾人对于中国史学的传统及性质仍缺乏足够了解，此书能帮助我们对于自己的史学传统有相当深入的认识；第二，本书可以看到许多西方史家对中国史学看法的原文及其中译。杜师在每章的註释中大量引用原文，占有全书相当篇幅，因而在本书中能认识到许多西方史学名家，例如英国的艾尔顿(G. R. Elton, 1921-1994)、浦朗穆(J. H. Plumb, 1911-2001)、白特费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 1900-1979)、卡耳(E. H. Carr, 1892-1982)、巴拉克劳甫(Geoffrey Barraclough, 1908-1984)、美国的奈芬司(Allan Nevins, 1890-1971)、巴容(Jacques Barzun, 1907-2012)、麦尼耳(William McNeill, 1917-2016)等人的叙事风格、史学认知及对中国史学的观察及意见。阅读本书不但可以欣赏到极佳的英文书写，亦可增加吾人对于史学理论的了解；第三，则可视本书为二十世纪中西史学重要之原手史料，作为进一步研究当时中西史学思想的基础。
本书的叙事铺陈很有层次，先介绍西方正统史家对中国史学的看法，紧接在下一章逐一反驳批判或说明；接着介绍西方非正统史家的看法，再进行讨论；最后也是最精彩的，是介绍西方汉学家的见解，接着对其评论，其中或是认可，或是补充，或是修正。读者可看出这些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史学认知是有区别的，用杜师自己的话来说，第一类正统史家没有学术上的宽容，第二类非正统史家则虽有宽容，但对中国史学没有足够的基本知识，唯独西方汉学家两者兼具，因而最值得重视与参考。在本书，西方史学家分别指出中国史学的缺点，例如中国传统史学未能发展出自我批判的方法与追求真相的历史观念；过分聚焦于某一时期的某一孤立事件，缺乏历史解释及综合的艺术；天真地相信凡属历史记载，皆完全客观，且朝廷修史官员所撰的内容过于官方化，使中国史学的发展程度相当于欧洲1450到1750年代的水准，而没有进步到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欧洲史学的突破；中国史学太受儒家道德观念影响以及在传记中缺乏个人色彩等等。杜师则指出中国史学重视直书无隐，不畏强御，甚至为此身殉的例子；官修正史并不官僚化，反而富有独立的精神，且中国在上古时代，史学上的纪实即已出现，中国的考据学亦居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他以清初顾炎武及阎若璩的考据为例，主张西方在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史学运动所到达的境界，中国在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初已悠然到达。他也认为清初戴名世(1653-1713)的史料批判，与西方的尼博尔(Barthold George Niebuhr, 1776-1831)及兰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所创之新历史考据方法「若合符节」。至于传记中缺少个人要素，他则认为撰史的史家本身即有其强烈的个人要素。杜师对于西方史家看轻中国史学，认为这是极令人不能心服而气平的。他认为中国史学博大，而西洋史学精深，各有优胜。「如论史学起源之早、成熟之速、绵延之久、范围之阔，西方实逊于中国；若就晚近数世纪西方新兴史学而言，其治史方法的争奇斗艳、其史学体例的五光十彩、其蒐集史料、批评史料的富有科学精神，其分析史实、解释史实的独擅精密系统，也非中国所能望及。中西史学在世界史学潮流里，所代表的是两股主流。」
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可能会强烈感受到杜师对中国史学的辩护，甚至会觉得他对于中国史学的优点是否有选择性地强调。对于杜师的辩护与说明，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首先我们必须理解杜师撰写本书时的强烈家国情怀，百年来中国国运衰败，促使杜师跃然兴起，为中国的传统文化维持尊严，旨在告诉世人他所找到中国传统史学中最优秀的部分，以发潜德之幽光。在此环境下，加上对于一些史学概念认知上的不同，在某些方面特别肯定也是在意料之中。不过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辩护过程中，杜师所引用的证据皆确凿无疑，都曾经是中国史学史中确实所发生的事件或现象。虽然这些证据可能只是比较突出的个案，并非中国史学之常态，且无逐渐凝聚为传统中国史家研究撰写时的普遍原则及评价标准，但西方史家所见所论之中国史学也并非全面。
我与杜师结缘甚久，早在1966年他从英国返台，担任台大历史系「史学方法论」下学期课程教授时即已开始受教，硕士班时我又选修了杜师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毕业后我前往加拿大温哥华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攻读博士学位，此时杜师在英国时的业师浦立本教授也在该校任教，因此杜师后来见到我就很客气地说他跟我是同门师兄弟。我海归后杜师已赴香港大学任教，我遂在台湾大学历史系中承乏「史学方法论」课程，与杜师一直有联系来往，并承他赠送不少中国大陆出版的学术书籍。他自香港退休后又回政治大学任教，直到届龄退休移居加拿大。在他去世前一年，亦即2011年，由我居间接洽，承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王学典院长之邀，陪他返回阔别多年的故乡，也是当年杜师两度考上却未就读的学校，在那我们一起进行了史学方法的讲座。杜师去世后台大历史系举办追思会，我整理了杜师的史学思想及成就，发表了〈孤诣抟成传世史—试论杜维运师的历史思维〉，后来刊登在中研院史语所出版的《古今论衡》。此次重印杜师的《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不但是他的成名着作，也为他后来的许多研究，像是《中国史学史》、《史学方法论》、《中西古代史学比较》以及《赵翼传》作了很好的基础工作。总结杜师的学术贡献，我曾经指出是他「将中国史学从人们对其蒙昩无知中拯救出来」(rescuing Chinese historiography from obscurity)，而这本书就是最重要的一本。
民国六十七年春天，三民书局主持人刘振强先生过港相访，言及拙着《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为书商翻印，纸张印刷皆极粗劣，慨然欲为重排问世。因感其盛意，允为再蒐集资料，慎重改写，以期不负士林期望。惟当时未立即着手，待翌年二月长久撰写的《史学方法论》一书付梓，始倾力进行，迄于今年三月，凡历时二年，改写工作完成，字数由十万言增至三十万言，持论亦有不尽同于旧着者，因名曰《新写本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
新写本在蒐集西方正统史家及非正统史家论及中国史学的言论，较旧着有显着的增加。旧着仅收有汤普森(J. W. Thompson)、白特费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奈芬司(Allan Nevins)、巴拉克劳甫(Geoffrey Barraclough)、魏吉瑞(A. G. Widgery)、卡耳(E. H. Carr)等六家的言论，新写本则增加瑞查森(Alan Richardson)、艾尔顿(G. R. Elton)、卢克斯(John Lukacs)、浦朗穆(J. H. Plumb)、葛兰特(Michael Grant)、马尔威克(Arthur Marwick)、瓦尔班德(T. W. Wallband)、巴容(Jacques Barzun)、麦尼耳(W. H. McNeill)、傅尔(N. E. Fehl)、但斯(E. H. Dance)等十一家的言论。西方汉学家的言论，增加有限，是极为遗憾的。维运长时期醉心阅读西方史家（包括正统史家及非正统史家）讨论史学之书，其点滴涉及中国史学者，即箚记别纸，积久遂多。西方汉学家的作品，则涉猎不勤，仓猝蒐读，难及万一。这是最为汗颜无地的。去岁八月出席在台北举行的国际汉学会议，维运曾以〈西方史家心目中的中国史学〉为题，在大会宣读，李恩涵兄即席建言，谓西方史家所知中国史学，悉由西方汉学家而来，不妨写一西方汉学家论中国史学的专书。其言甚具卓识，谨记于此，以待来者。
西方史家对中国史学的认识，仍未至精深。成见的存在，文字的隔阂，是双重障碍。破除成见，非一朝一夕之功；浩如烟海的中国史籍，让西方史家寝馈其中，而借见其精蕴，无异是一种苛求。以致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之作，最佳者多为论某家的史学，或专论某一史学上的问题，以材料有限容易控制之故；通论中国史学者，则每浮泛粗略，偏颇之论，丛出不已。拙着之作，盖激于此。惟为之分析，与之衡论，是消极的。应积极地重建详赡的中国史学史。中国长久发展的科学史，已由西方学者所重建，英人李约瑟(Joseph Needham)的《中国之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一书，近期内难为国人之作所代替。但是重建中国史学史，主要应是中国史家的责任。中国史学的博大精深，非任何西方史家所能完全了解。沉淫在浩瀚广大的中国史学史资料中，筑起壮观的史学楼阁，对中国史家而言，现在应是其时了！
维运初写与改写此着，前后相差十五年之久。初写在民国五十三年至五十四年之间，以不及一年时间，匆匆写成十万言，于五十五年获得中国学术着作奖助委员会资助，梓行问世。学林以其书有发前人所未发者，遂不弃之，而师友的启发、鼓励与批评，所赐者尤多。今谨不惮繁言，缕述于后：
在师长辈中，首先须感谢的，是英国剑桥大学汉学教授浦立本(E. G. Pulleyblank)师。民国五十一年初秋至五十三年仲夏，维运读书剑大，浦师为指导教授，在英国剑桥或牛津大学的指导教授，是有无上威权的，每週面对面的一次指导，势在必行，学子视之为畏途。浦师规定我每週一下午四至五时到他研究室见面，一小时的时间，长如永昼，所讨论者多为中西史学的异同问题，浦师就问题发问，且步步紧迫，至我瞠目无以应为止。谈至兴高采烈时，则被延至其家，边饮边谈，浦师酒量甚佳，师母亦善饮，我则力敌之而立于不败之地。浦师每说我喝酒后活泼多了，英文也流畅多了！喝酒之益有如此。我之得知西方正统史家对中国史学的成见，以及中西史学异同方面的一些问题，鲜非浦师之赐。
剑大郑德坤师于看到拙着后，对我的鼓励最多，多次通信中，皆提及其内容，尤许其「态度诚恳，词气谦和，与诸气浮心粗，妄自尊大者，实有天渊之别」。实则此为维运所应努力的目标，曷敢云已臻于此？
台湾大学的师长对我的教诲，是罄竹难书的。姚从吾、沈刚伯、张致远、刘寿民诸师，开启我西方史学的知识，李玄伯、方杰人、夏卓如、劳贞一诸师，奠立我中国史学的基础。拙着问世后，他们微笑嘉勉，只取其长而置其短。为弟子护短，似是中外的通病。为弟子者，应逆知其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不然，施施以骄于人，只取败辱！
旅法三十年的左景权先生，对拙着是最为偏爱的。六、七年的书信往返，他对拙着提出最有价值的修正意见，如认为拙着过分侧重英文论着，而未能兼顾其他；过分注重形式（章节过分分明），而未能神明变化，皆是卓越之见。惟维运以语文程度限制，以及疏懒成性，两者皆未能遵示修正（拙文〈西方史家心目中的中国史学〉，稍打破形式，谨附于后），惭愧万千！景权先生于1978年出版《司马迁与中国史学》(Sseu¬ma T'sien et L'historiographie Chinoise)一书，用法文写成，议论精辟，能道时人所不能道（维运不通法文，曾请人将其中数节，译成英文，读之叹服不已。惟拙着中未曾称引，恐失其原意故），西人视之，则不啻洪水勐兽，先生来信感慨言之。先生刻正用法文写《希罗多德与司马迁》(H'erodote et Sseu¬ma T'sien)一书，书成后，则拟以余力用中文写作，谨拭目以待之。
在朋友群中，须感谢者，更仆难终。台大历史系同班同学周广美女士，最能细心阅读拙着，所提意见，极为珍贵。她认为拙着所涉及的每一个问题，几乎都可写成一本书，或一篇长文。维运记取其言，而改写后的情况，未见大有改善。细密详赡，是拙着所未及的。
李方中、傅秀实、易君博、阎沁恆、张存武、文崇一、林伯羽、吕士朋、何佑森、陈捷先、孙同勋、张朋园、王尔敏、王树槐、王玺、刘凤翰、顾立三、张奕善、毛汉光、郎德渝诸兄，都是二三十年的老朋友，谈天雕龙，益我最多，羽觞交错之际，亦庄亦谐亦颂亦讽之论出，能消清愁，能涤神智。沁恆、朋园、尔敏、立三、汉光诸兄论及拙着的长信，以语多溢美，谨珍存之，自我欣赏，发表则所不敢，其建议已逐一採纳，在此不复赘述。
学生中，许逖朝夕为拙着鼓吹，不但写专文评介（《东方杂志》复刊第二卷第六期载其〈一本为外国人写的而中国人必须读的书〉一文，即评介拙着），且广为口头宣传，岌岌不可终日；陈锦忠在未相识时，写成〈比较史学初探〉一文（载于民国五十七年八月十八日的《中央日报》副刊），以与拙着相商榷；邢义田始终表现出最大的兴趣，通信中时相讨论；黄俊杰不时提醒我注意西方史家的文化背景及其成见的由来；黄进兴在资料的供应上，使我省了很多蒐集的辛劳；君蜜小姐一字一句的细读，改正了不少的错误。其他热心者纷纷，皆铭记于心，不敢忘。
在初写与改写的过程中，内子孙雅明的功劳，不能隐没。犹忆初写时，适值新婚，住台北市温州街，竹篱茅舍，情调幽雅，写至艰涩处，则良久不产一字，而客人适来，内子即于院中生火，煮酒烹茗，宾主尽欢而散。待客人去，难以捉摸的文思又来。有时写至深夜，灯火荧荧，内子特备「宵夜」，案头食之，味美无穷，真极写作的雅事。改写的两年，讲学香港，人地生疏，处嚣尘之世，有若蛰居，家中情况则与十五年前大异，老大宗骐十四岁已身高六呎，老二宗兰喜问故事，老三宗骥精力无尽无穷，家中写作，已不可能。犹幸香港大学的研究室在半山，极清净，每天早晨习惯七时至，十二时离去，其间甚少人事干扰，回家后则将改写情形告内子，内子倾听，唯唯诺诺，盖日久而形成习惯如此。今改写既竣，不能不长揖一谢。
拙着未能写成英文本，诚为憾事。师友的期望，辜负至多。惟所考虑者，倾数年之力，颇怀疑自己能否写出水平以上的英文作品，反不如致力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为愈。且国人对中国史学的藐视，有甚于西人者；西人之论，国人亦有谂知的必要。区区一再用中文写作，盖有不得已的苦衷，惟幸大雅亮察。
民国七十年五月
杜 维 运
序于香港大学中文系研究室
杜 维 运
序于香港大学中文系研究室
推荐序
原在台湾大学历史系教书的杜维运师(1928-2012)，于1962至1964年到英国剑桥大学进修，师从浦立本(Edwin G. Pulleyblank, 1922-2013)，从事中国与西方的史学比较。在英国，他直接接触到了西方史家及其着作，十分惊讶地发现西方史家对中国史学知之甚少，更让人震撼的是西方史家对中国史学的负面评价。杜师当时远离故乡来到欧洲，具有强烈的民族情怀，加上又是外文系出身，且同时是精通中国传统史学的少数华人，因此有高度的使命感，想要将中国史学的性质及优点传给世人，并纠正西方史家的偏见。于是杜师开始努力蒐集西方史家对中国史学的所有评论，在回台后以不到一年的时间完成了十万字的《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且在1966年得到资助出版，发行后受到史学界很大的重视及欢迎。不久即有书商翻印，然而印刷拙劣，后遂应三民书局刘振强先生之请，花了两年时间，增订改写成三十万字，由原来介绍讨论的六位西方史家，又增加了十一位，于1981年出版。杜师在〈新写本自序〉中说：「中国史学的博大精深，非任何西方史家所能完全了解。沉淫在浩翰广大的中国史学史资料中，筑起壮观的史学楼阁，对中国史家而言，现在应是其时了。」
相隔四十年，我们重印这本书，具有三个重要的意义。首先是迄于今日，吾人对于中国史学的传统及性质仍缺乏足够了解，此书能帮助我们对于自己的史学传统有相当深入的认识；第二，本书可以看到许多西方史家对中国史学看法的原文及其中译。杜师在每章的註释中大量引用原文，占有全书相当篇幅，因而在本书中能认识到许多西方史学名家，例如英国的艾尔顿(G. R. Elton, 1921-1994)、浦朗穆(J. H. Plumb, 1911-2001)、白特费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 1900-1979)、卡耳(E. H. Carr, 1892-1982)、巴拉克劳甫(Geoffrey Barraclough, 1908-1984)、美国的奈芬司(Allan Nevins, 1890-1971)、巴容(Jacques Barzun, 1907-2012)、麦尼耳(William McNeill, 1917-2016)等人的叙事风格、史学认知及对中国史学的观察及意见。阅读本书不但可以欣赏到极佳的英文书写，亦可增加吾人对于史学理论的了解；第三，则可视本书为二十世纪中西史学重要之原手史料，作为进一步研究当时中西史学思想的基础。
本书的叙事铺陈很有层次，先介绍西方正统史家对中国史学的看法，紧接在下一章逐一反驳批判或说明；接着介绍西方非正统史家的看法，再进行讨论；最后也是最精彩的，是介绍西方汉学家的见解，接着对其评论，其中或是认可，或是补充，或是修正。读者可看出这些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史学认知是有区别的，用杜师自己的话来说，第一类正统史家没有学术上的宽容，第二类非正统史家则虽有宽容，但对中国史学没有足够的基本知识，唯独西方汉学家两者兼具，因而最值得重视与参考。在本书，西方史学家分别指出中国史学的缺点，例如中国传统史学未能发展出自我批判的方法与追求真相的历史观念；过分聚焦于某一时期的某一孤立事件，缺乏历史解释及综合的艺术；天真地相信凡属历史记载，皆完全客观，且朝廷修史官员所撰的内容过于官方化，使中国史学的发展程度相当于欧洲1450到1750年代的水准，而没有进步到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欧洲史学的突破；中国史学太受儒家道德观念影响以及在传记中缺乏个人色彩等等。杜师则指出中国史学重视直书无隐，不畏强御，甚至为此身殉的例子；官修正史并不官僚化，反而富有独立的精神，且中国在上古时代，史学上的纪实即已出现，中国的考据学亦居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他以清初顾炎武及阎若璩的考据为例，主张西方在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史学运动所到达的境界，中国在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初已悠然到达。他也认为清初戴名世(1653-1713)的史料批判，与西方的尼博尔(Barthold George Niebuhr, 1776-1831)及兰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所创之新历史考据方法「若合符节」。至于传记中缺少个人要素，他则认为撰史的史家本身即有其强烈的个人要素。杜师对于西方史家看轻中国史学，认为这是极令人不能心服而气平的。他认为中国史学博大，而西洋史学精深，各有优胜。「如论史学起源之早、成熟之速、绵延之久、范围之阔，西方实逊于中国；若就晚近数世纪西方新兴史学而言，其治史方法的争奇斗艳、其史学体例的五光十彩、其蒐集史料、批评史料的富有科学精神，其分析史实、解释史实的独擅精密系统，也非中国所能望及。中西史学在世界史学潮流里，所代表的是两股主流。」
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可能会强烈感受到杜师对中国史学的辩护，甚至会觉得他对于中国史学的优点是否有选择性地强调。对于杜师的辩护与说明，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首先我们必须理解杜师撰写本书时的强烈家国情怀，百年来中国国运衰败，促使杜师跃然兴起，为中国的传统文化维持尊严，旨在告诉世人他所找到中国传统史学中最优秀的部分，以发潜德之幽光。在此环境下，加上对于一些史学概念认知上的不同，在某些方面特别肯定也是在意料之中。不过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辩护过程中，杜师所引用的证据皆确凿无疑，都曾经是中国史学史中确实所发生的事件或现象。虽然这些证据可能只是比较突出的个案，并非中国史学之常态，且无逐渐凝聚为传统中国史家研究撰写时的普遍原则及评价标准，但西方史家所见所论之中国史学也并非全面。
我与杜师结缘甚久，早在1966年他从英国返台，担任台大历史系「史学方法论」下学期课程教授时即已开始受教，硕士班时我又选修了杜师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毕业后我前往加拿大温哥华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攻读博士学位，此时杜师在英国时的业师浦立本教授也在该校任教，因此杜师后来见到我就很客气地说他跟我是同门师兄弟。我海归后杜师已赴香港大学任教，我遂在台湾大学历史系中承乏「史学方法论」课程，与杜师一直有联系来往，并承他赠送不少中国大陆出版的学术书籍。他自香港退休后又回政治大学任教，直到届龄退休移居加拿大。在他去世前一年，亦即2011年，由我居间接洽，承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王学典院长之邀，陪他返回阔别多年的故乡，也是当年杜师两度考上却未就读的学校，在那我们一起进行了史学方法的讲座。杜师去世后台大历史系举办追思会，我整理了杜师的史学思想及成就，发表了〈孤诣抟成传世史—试论杜维运师的历史思维〉，后来刊登在中研院史语所出版的《古今论衡》。此次重印杜师的《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不但是他的成名着作，也为他后来的许多研究，像是《中国史学史》、《史学方法论》、《中西古代史学比较》以及《赵翼传》作了很好的基础工作。总结杜师的学术贡献，我曾经指出是他「将中国史学从人们对其蒙昩无知中拯救出来」(rescuing Chinese historiography from obscurity)，而这本书就是最重要的一本。
台湾大学历史系名誉教授 古伟瀛 2019仲夏
图书试读
用户评价
评分
《与西方史学论中国史学(二版)》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且富有启发性的视角来理解中国历史研究的面貌。这本书最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它没有局限于中国本土的学术圈子，而是将中国史学置于一个全球化的学术视野中进行审视。作者通过与西方史学界的学者进行对话，展现了中国史学在现代学术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我尤其关注书中关于“历史解释”的讨论。中国史学传统中，对历史的解释往往与社会政治现实紧密相连，强调“鉴于往事，以资治道”。而西方史学在经历了各种思潮的演变后，对历史解释的理解也变得更加多元和复杂。本书中，作者详尽地分析了中国史学研究者如何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同时，学习和借鉴西方关于“后现代史学”、“叙事学”、“微观史”等新理论，并将其融入到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中。这种对话是动态的，是充满张力的，它展现了中国史学研究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不断吸收外来养分中寻求自身的发展。这本书让我对中国史学研究的未来充满了期待。
评分这是一本让我花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去细细品味的著作。初读时，可能会觉得内容有些学术性，但一旦沉浸其中，就会发现其内在的逻辑精妙和思想深度。《与西方史学论中国史学(二版)》给我最直观的感受是，它打破了我过去对中西方学术界之间“交流”的刻板印象。书中并非简单地陈述西方史学理论如何影响中国史学，而是通过大量的案例和深入的分析，展示了中国史学研究者如何主动地与西方同行进行学术对话，如何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挑战、修正甚至超越已有的西方学术范式。我特别喜欢书中对中国史学叙事模式与西方叙事模式的比较研究。中国传统的史书往往带有很强的伦理性色彩和道德评判，而西方史学则更强调客观性、因果链条的梳理和宏大叙事的构建。作者在书中探讨了中国史学如何在吸收西方现代史学叙事技巧的同时，如何保留其独特的“史家人格”和“历史温度”，这种处理方式既体现了学术的严谨，又不失人性的光辉。读这本书，我感受到的不仅是中国史学的进步，更是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舞台上自信、理性的声音。
评分这本书绝对是让我大开眼界的一部作品！读这本书之前，我对中国史学和西方史学的认知还比较模糊，总觉得它们之间存在着一道看不见的鸿沟。但《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二版)》就像一座桥梁，将我引向了一个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作者以一种非常开放和尊重的态度，深入探讨了中国史学在面对西方史学思潮时的碰撞、融合与创新。书中对中国史学传统中的“史观”、“史料运用”、“叙事方式”等核心议题进行了细致的剖析，并将其置于与西方不同学术流派的对话语境中进行比较。我尤其喜欢其中对中国史家如何吸收、借鉴西方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同时又如何坚守和发展自身学术传统的论述。那种既不盲目崇拜西方，也不故步自封的姿态，让我看到了中国史学发展的勃勃生机和内在逻辑。书中引用的史料丰富，论证严谨，每一次阅读都感觉像在和一群顶尖的史学大家进行一场思想的盛宴，既能学到知识，更能激发思考。对于任何对中国史学发展脉络感兴趣，或是希望了解中西方史学研究差异的读者来说，这本书绝对是不可多得的佳作。它不仅仅是一本学术著作，更是一种治学态度的启迪。
评分读完《与西方史学论中国史学(二版)》，我最大的感受是，中国史学并非一个孤立的学科，它始终在与世界学术思潮进行着深刻的互动。本书通过邀请西方史学界的重要学者参与讨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中国史学发展的新维度。我个人对书中关于“中国史学研究的本土性与普遍性”的探讨非常感兴趣。在很多时候，我们习惯于将西方学术理论奉为圭臬，但这本书却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史学本身所蕴含的独特智慧和价值。作者在书中详细阐述了中国史学在“史料的发现与整理”、“历史人物的评价”、“历史事件的叙述”等方面，是如何形成自己独特的方法论和价值取向的，并且这些方法和取向在与西方史学研究的对话中，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解释力。我尤其欣赏书中对中国史学研究者如何在面对西方学术霸权时，保持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的论述。这种精神不仅是对中国学术传统的尊重，更是对自身学术主体性的坚持。这本书是一部关于中国史学发展历程的精彩写照，也是一部激励我们进行更深入、更开放学术探索的指南。
评分读罢《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二版)》，我深感中国史学研究的深厚底蕴和其在国际学术对话中的独特价值。这本书并非简单地罗列中国史学发展的史实，而是通过与西方史学界的交流视角，审视中国史学在理论建构、方法论创新以及跨文化理解等方面的成就与挑战。作者对中国史学研究中“历史意识”的探讨，尤其令人印象深刻。他辩证地分析了中国传统史学如何理解时间、因果与变迁，以及这些理解在与西方历史哲学思潮碰撞时的演变。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书中对于“史料”解读的讨论，中国史学向来重视“求诸古代”，对史料的精细辨析和细致爬梳是中国史学的重要传统。而本书则进一步探讨了在现代学术语境下，如何对这些传统史料进行更具批判性和分析性的解读，并与西方史学界强调的“证据意识”和“文本分析”进行对话。这种对话不是单向的接受，而是双向的启发，展现了中国史学研究者在吸收外来学术成果的同时，保持自身独立思考和学术品格的努力。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史学如何“走出去”和“引进来”的窗口，让读者能够更清晰地认识到中国史学研究的独特贡献和未来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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