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一
讀其書如聆其人──「言說者」柯慶明
宇文所安
要為一本書寫序，我無法讀那本書而不讀在書裡的那個人，這對我是很困難的事。
我初次認識柯慶明幾乎是四十年前的事了，那是他在康橋的時候。我們在一起談論了很多，變成了朋友。他有種很明顯的南方口音，我要好一陣子才熟悉他慣用的話語，不過我很快就發現他是當時唯一使我能放鬆的與他交談，以至於忘記自己正在和他講中文的人。這可能是我們都有很多話要說，但我想主要是因為他是一個朋友──不是學生、教師、同事或陌生人，這才是朋友之為朋友的可貴：一種不必受到社交語言規範所影響的關係。
在我們談論過很多而成為熟稔的朋友之後，有一天他看著我說：「你知道嗎？所安，你基本上是個『書寫者』，而不是一個『言說者』。」我還在想那怎麼可能是真的。不過，他可真是一個「言說者」，當他書寫時，別人會聽到他在說話，那可能是最好的一種寫作。我幾乎每次到臺灣都與他見面，最後一次看到他是二○一八年。他還是老樣子，依然談說如常。在美語中我們有個用詞叫「天生好手」，通常用來形容運動員，特別是打棒球的球員。有些球員是經由不斷練習而變成好手；一個「天生好手」則是不怎麼常打棒球，但一走出來站在打擊位置上，不必試打，每一揮棒就棒棒打出去的人。柯慶明就是這般一個「言說者」的文人。
這是最好的中國傳統其中之一端：文如其人，在文章裡活著一個人的一種意識。雖然不是完全如此，但它是一種理想。
當我閱讀《中國文學的美感》，我聽到柯慶明在說話。我和他在某方面很像，我們在談論的時候從不讓對方一直說下去，其中一個會回應──質疑、補充、意見分歧，或將討論帶到另一個不同的方向，那是對話的自然狀態。當我讀柯慶明的文章，我在心裡仍然一直這樣做著，但他再也不會回答我了。這太不公平，也不再有趣了。當然這就是柏拉圖在〈費德魯斯篇〉對於書寫的批評：書寫文字不能回答。我了解柯慶明，相信他會喜歡一個關於書寫與死亡的談論。
有如柏拉圖，柯慶明做到了人在書寫中最好之所能──讀其書如聆其人。閱讀這本書，那些認識柯慶明的人，會喜歡再聽到他的說話；而那些不認識他的人，也將獲得書會對其「說話」的體驗。
（本文作者為美國人文與科學學院院士，美國哲學會會士。）
推薦序二（節錄）
「古與今」又「東與西」──說說柯慶明這一人
川合康三
我想把柯慶明（1946-2019）在這世上活過的七十餘年，放在歷史裡的一個歷程來看看這一人。
任何的時代，都是變動的；任何人也都會覺得自己所處時代的變動，最為激烈。因此我不想刻意去說柯慶明活過的二十世紀下半葉到二十一世紀前二十年，變動得最為厲害，不過我想這時代的變動應該也有別於其他時代的地方。那麼我就想問問：這時代變動的特質是什麼？
至少最先想到的是，東洋與西洋的距離縮短了，或者說是東西融合，又或者是東西方之間根本沒有不同了。毫無疑問，現代是個東西交流發達的時代，可是從很早以前開始，東西方就已經相互往來，不管回溯到任何一段時期，都可以看到東西交流的痕跡。雖說確實是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東西方之間有了大範圍的來往，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這一年代開始，東西方交流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雙方往來也進入了全新階段。無論是政治、經濟，甚至是文化、音樂、藝術等領域，世界各國相互吸收、接納、影響；尤其在所謂subculture的這種深受商業化影響的大眾文化下來辨別「東西」這件事，根本毫無意義。
全球化不僅帶給社會、文化各面向趨於同質性，就連學術上也發生了同樣的情形。自然科學領域因電子通訊技術普及，使得科學研究成果能在短短幾秒鐘之內與全世界共享，而且從事科學研究的人們也常在同樣的研究題目裡，追找答案、探究真理。此外，科學研究雖分成各個不同領域，但各領域所使用的研究語言是共通的，因此對從事科學研究的人而言，「時空上的阻隔」早就煙消雲散，不復存在；所以在他們看來，討論像「東方」、「西方」等諸如此類的事，根本就毫無意義。
當全世界處在同化的狀態下時，惟有人文學不是如此。即使人文學的研究對象相同，因彼此沒有共通的研究語言，縱使相互參考對方的研究成果，也不會用相同的研究方法去處理同樣的問題意識。因處在這個稱作「全球化」的時代，人文學才往往被認為是被時代遺留下來的東西。
然而，人們認為人文學跟不上時代的腳步，這難道這不就是人文學自身的本質所驅使而成的嗎？人文學沒有共同語言、思考模式的這件事，難道不是理所當然的嗎？正因人文學是以各自的語言、文化以及固有歷史為根基，所以沒有辦法瀟灑地轉換成彼此能立即共享的語言及思考模式；如果人文學變成這般局面，那麼就表示人文學捨棄了自身最重要的東西。我想人文學要像科學研究學者一樣地跨越語言與文化的牆壁，彼此在同等條件下討論學問這件事，之後也是不可能的。我擔心就算人文學運用AI技術創造出共同的研究語言，而且靠著這個解決了全部問題，但這方式同時也讓人文學失去了本有的豐富與繽紛，變得乾扁而乏味。這難道只是像我這樣被時代遺棄的人的過度憂心嗎？
雖然人文學沒辦法輕易地全球化，也不應該被全球化，但是處在東西方幾乎零距離的現代社會，這樣子的變化也帶給人文學前所未有的全新視角。借用柯慶明喜愛的詞語來說，人文學原本各自保有著屬於自己的「境界」，如果人文學能重視且維持這個因「境界」而有所區別的世界，又能擁有跨越「境界」的視野，也許就能為人文學開啟通往未來的門扉；而柯慶明生前所達成的業績，不正好是對這一課題作出了最具前瞻性的挑戰嗎？
因漫長得嚇人的「學統」背景而看起來不容許局外人侵犯的中國古典文學身上，包覆著一層堅硬的外殼，柯慶明敲破了那一層硬殼，第一次把它帶到陽光下展示。如同開頭所寫的「東西方距離縮短了」，這並不表示二者融合為一體，柯慶明成功地將這精神實踐在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上，這可稱得上是他的研究成果之一。柯慶明的嘗試並不是「隨手擷取一些歐美文化或西方理論，套用在中國這一主體上」的那種態度隨便、粗製濫造的「東西融合」。柯慶明在接觸西方文化及理論之前，他先是一位富涵中國深厚學養的「士大夫」，也許說他是正統中國學的最後一代也不為過；而且從他的諸多著述裡可以看到，他身為一位士大夫的同時，也從士大夫這一身分自由了。例如這本書的書名《中國文學的美感》──這是一本柯慶明試著以「美感」這一觀點去看中國文學的書，說到「美感」二字，勉強地來說，這是王國維美學觀的延續。
可是，現今學術界所追求的「學問」，卻漸漸地不去談「美感」這個對文學極為重要的元素之一，甚至因「談美感」不是什麼嚴謹的學問而被排除在外。我想起京都大學邀請柯慶明來當客座教授時的事，那時候我和他一起去聽了日本中國學會的研究發表，當發表者針對某一詞語，列舉了不勝枚舉的例子時，他看著並笑問我：「舉了這麼多例子，有什麼用呢？」只能靠這麼多的例子去理解非自己語言的作品，這算是外國研究者不幸的命運。原本舉了那麼多的例子是為了確切掌握詞彙的意思，以及探求詞彙所蘊含的更深一層的意義，可是這位發表者卻本末倒置地只把大量的例子列舉出來，而一味地認為這方式就是「研究」。
作為「末代（last）士大夫」的柯慶明，他雖是士大夫，同時也把探究文學本質這件事當作自己的畢生課題。柯慶明這種面對學問的態度，便展現了他走出傳統中國學的象牙塔，展翅高飛的姿態。
我想像柯慶明這般強悍可靠的引領者一定能為學術界帶來新氣象。至少對於看到枯燥生硬、了無新意的學術書而感到卻步的年輕學子來說，讀了柯慶明的著作，便宛如沐浴在綠意盎然的森林裡一樣，讓人感到煥然一新，應該能再次體會到文學的美妙與探索新知的魅力吧。
至今我遇過不少人，不過從來沒有遇過一個像他的肚量這麼大、如此有情有義的人。如果把柯慶明說成是位德行高尚的完人，這未免有些見外，而且和我所認識的他，相差甚遠。總之，我覺得他就是個有魅力的人，他具備了「人之所以為人」最根本的魅力。雖然我已經在追悼文集《永遠的輝光──柯慶明教授追思紀念集》裡寫過接下來要說的這些話，但我還是想要不厭其煩地再說一次。當他還在世時，我便常常思考著這件事：就算全世界的人都與我為敵，誰會是那個最後支持、守護我的人？每當我一思考這問題時，最先浮現在腦海裡的人，總是柯慶明。現在的我仍然這麼認為著。
能和這樣子的人相遇相識相知，對我而言，這是無法取代的莫大幸福。即使與柯慶明相見的願望再也無法實現，他這個人一直都會活在我的心中，而且我想把「向後人介紹柯慶明這個人」看成自己的使命。
可是如果有機會能見到柯慶明的話，我想問問他：「文學是否還有未來？文學又將變得如何？」
其實我不用聽他的回答，也能猜得到他會怎麼說：「這不用問吧，文學不可能會從這世界消失的。」
（本文作者為國際知名漢學家，日本京都大學名譽教授。）
序
柯慶明
中國文學是一個偉大的傳統，不僅在於精神觀照的高明，生命體驗的深刻，表現形式的精美，更重要的是其中包涵廣大，作品豐富，卷帙繁多，並且充滿了生生不息的活力，江山代有才人出，方興未艾，以迄今後──因此，任何的理解終不免是掛一漏萬，誰敢說自己是真正已窺一斑？更不必夢想見其全豹了！那麼我們還有什麼資格，開口說中國文學如何如何，閉口說中國文化如何如何？幸虧我們並不是從零開始，中國文學的傳統，早經歷代才士學人的研讀品題，詮釋整理，假如我們有什麼觀念，大抵仍是「因循為用」，頂多加上一些自己在有限的閱讀中所滋生的若干以偏蓋全的想法。當然天資更高，用功更勤的人，或許可以一切全據自己的原初性的閱讀來形成對於此一偉大傳統的嶄新詮解，但我絕對沒有這份能耐，所以上述的種種說明，不過是一種自我寫照，承認自己雖然樂於涵泳遊涉於中國文學的浩翰大海之中，卻是一直沒有安安分分的經營其中一區即自足名家的「專業」，所以迄今只能作蜻蜒點水的浮泛之談，所謂上下千年，縱橫古今，不過如此而已！所謂野人獻曝，原是不值識者一哂的。
這本論集，一方面反映了我近年來教學反省的重點，一方面則是我在學者生涯中所遭逢的種種機緣。有許多年我既很努力的追趕潮流，為中文系的學生介紹西洋波濤洶湧，起伏不止的當代理論；同時又很愉悅，甚至可以說是逸興遄飛的，為外文系的學生講授以教作品為主的「中國文學史」。經由西方當代理論的研讀，尤其在這種種大理論重新復甦流行的年代，我一方面體認到許多「文學」的論述，所關切的議題早已遠遠超出文學之外，文學充其量不過是方便的例證；一方面則更加堅信，假如有所謂「文學」專屬的領域，恐怕還當數其文本型態上的美感特質。因此對文學作品的「美感」或「美學特質」的探討，是文學研究的第一序列的工作，針對這種工作的成果，我們自然可以再提出：語言符號、意識心理、傳記歷史、經濟社會、階層性別、種族國族、政治宗教、價值倫理，以至各別或人類整體文化的詮釋與反思等等的，第二或第三序列的討論。我對於能夠做這種第二或第三序列論述的學者們，自是欽敬佩服；但是為了不違自己耽愛文學的初衷，因此這些年來總是傾向於做第一序列的研究工作。同時在深受西方理論的諸多啟發之餘，卻更感覺中國文學自有一己的主體存在，無法也不必削足適履，張冠李戴；除非必要總覺得能夠以中國自己的語言來詮釋中國自己的文學傳統時，就盡量用中國自己的語言。整個探討的基本態度，還是回歸現象本身，回歸作品，以及歷代的品評。習慣於上下幾千年時空思考的人，實在也不覺得真有跟著一時（五年？十年？還是三年？兩年？一年？）的流行，即使是學術界的流行，作走馬燈式的馳逐之必要。
這本論集雖然寫作的方向和一己的思考有關，但「書被摧成墨未濃」，其動筆卻總有種種外在的機緣。最早的一篇是〈略論唐詩的開闊興象〉，那時我的啟蒙恩師葉慶炳先生和侯健先生等人，決定於「文學評論」的學術刊物之外，另外在報紙上推出每週一篇的「文學批評」的專欄，葉老師囑付我寫一篇作為這個專欄肇始，而且需要較具開闊氣象的短論，因此才寫出了那樣的大題小作的文章。〈從韓柳文論唐代古文運動的美學意義〉一文，則是應邀擔任臺大與唐代學會合辦「唐代文學與思想」國際會議的籌備委員，卻臨時發現論文有些不足，立即趕寫補充的結果。〈中國文學之美的價值性〉，則是應韓國道教協會主辦「韓國文化與東亞文明」國際會議所邀，由主辦單位指定題目的寫作，因此這個「題目」其實是韓式的中文，和我們一般的習慣用法大有逕庭，我想他們心中所想的其實是Aesthetic Value，卻因錯就錯，以訛傳訛，藉機把自己教文學史多年的一些想法，形諸文字。後來為了提示友人們：「在東亞世界，使用漢字並非我們的專利」此一事實，也就未再將題目改成更合我們習慣的說法了。由於文章早已超過大會規定字數的數倍，只好刪去所有的注解與出處，終於也就無暇再補。〈中國古典詩的美學性格〉，則是應耕萃文教院青年寫作會之邀請所作的「中國美學系列演講」中的一場，當時除了現場聽眾爆滿，反應熱烈，還由電台作了全場轉播，引起不少迴響，也算是一次小小的「美學熱」。後來決定由八位主講人撰述成篇，編成《中國美學論集》時，我的下筆不能自休的壞毛病就畢露無遺，這一篇的篇幅竟然占了全書的四分之一強，給了出版者很大的難題。〈試論漢詩、唐詩、宋詩的美感特質〉，原是我試圖以最簡省的方式，讓學生對中國詩歌的基本演變，有一最粗淺認識的講課上的嘗試。後來旅居哈佛大學時，也曾在卞趙如蘭教授家中的「康橋夜談」裡報吿過；返國之後，應邀在「文學與美學」的學術研討會上發表時，卻又因篇幅已然超過加倍，只好緊急收筆，點到為止，頗有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之感；現在終於利用出書的機緣，將往日口頭報吿時原本就有的另一類例子補上，希望看起來要完整一點，論旨也可以清晰一點。
至於〈六十年代現代主義文學？〉，則是將兩門現代文學的課程（現代詩與現代小說），轉由較年輕的同仁擔任，在自己的教學與研究都集中在中西美學與文學理論多年之後，突然接到負責籌劃「四十年來中國文學會議」的齊邦媛老師的電話說：「六○年代你應該很熟，六○年代的現代主義文學一篇就由你來寫！」齊老師長年關懷照撫我們全家，是我們全家大小最為親近的長輩，自是欣然從命。寫成之後，竟有一種脾肉重生的感覺，當年參加《現代文學》雜誌的編輯工作，以至因此而受命籌開「現代文學」領域的這些新課的往事，突然歷歷在目；也突然意識到雖然講課多年，但因當時中文學界尙未承認它們是一門「學術」的領域，我雖然自覺略有心得，但多年的論述，竟然全未涉及。轉眼之間，它們反而成為國際學界的「顯學」，真教人興時移事異之嘆！
近著兩篇：〈從「亭」，「臺」，「樓」，「閣」說起〉，一方面是又重作馮婦，擔任早年教授的「歷代文選」一課，並且也在清大中文所開「中國古典散文專題討論」課程，所重新引發的思考；一方面則是為了給臺大學生作通識性質演講的需要所擬，並且公開演講過的題目，因而撰寫成篇。〈略論古詩十九首與中國詩歌的發展〉，則是為了參加紀念許詩英老師九十冥誕的學術研討會所撰的論文。許老師在「聲韻學」課上，為我們講解王粲〈登樓賦〉的情景，依然彷彿在眼中，〈古詩十九首〉年代相去不遠，又一樣收入〈昭明文選〉之中，特別以此作為紀念。
附錄諸篇，更是充滿因緣，雖然其中也各自表達了我個人對於相關議題的意見，其實是可以視為多年友朋之間，彼此論學切磋的部分紀錄。在臺大，我們在中文系自我返系任職之後，就成立了一個由青年教師與研究生們所組成的「文學討論會」，或選定名著一起研讀，或者輪流作主講，發表各人的心得。樂蘅軍教授是學長，天資既高，閱歷亦富，長年是我們欣佩學習的對象，我曾戲言：「請為我們臺大中文系的『境界』學派，寫一部鎮派之寶來！」她果然不負所望，在精金美玉的《古典小說散論》之後，又完成了巍峨宏偉的《意志與命運──中國古典小說的世界觀綜論》一書，並且又愛護有加的，要我按照我們平日論學的習慣，讓我有附驥尾的機會。何寄澎教授則是在研究生時期就參加了「文學討論會」，或許也是對於討論會的美好回憶吧？當他的博士論文要修訂出版時，他也給了我再次切磋討論的機會。而威斯康辛大學的倪豪士教授客座臺大外文系時，也發起召集了另外一個以外文系年輕教員為主的討論會，並且邀請我們夫婦參加；王德威教授也就是在這個討論會上開始熟識的。倪豪士教授終於將他的多年心血譯成中文以饗讀者，自然我樂於為他向中文的讀者作點提示，但更大的關切是中國文學之研究與理解的國際化之後的處境。王德威教授，由臺大，而哈佛，而哥倫比亞，彼此都一再獲得接觸交遊的機會，因此當《光華》雜誌要我評論他當時的新著《小說中國》，我自是欣然應命，以筆代舌，繼續我們平素的討論。當然，我們共同關心的是新文學的發展。我們也一起應邀為「百年來中國文學學術研討會」的顧問，遂有〈百年悲壯細參詳〉之期盼。拉雜交代這些機緣，或許只是基於一個信念：是人作學術，不是學術作人。所謂學術不過是一群好學深思的人們的長期的討論與意見交換。
面對中國文學的「奇文」，能夠邀請同好「共欣賞」；每遇「疑義」，則不論天涯海角，亦不憚辭費「相與析」。這樣的「聞多素心人，樂於數晨夕」的生活，原來就是我從小的夢想，不意「今日從茲役」，「抗言談在昔」的歲月，忽忽已是「一去三十年」，真是：「此理將不勝？」「言笑無厭時！」這本大題小作的論集，或許也可以取「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之義，視為是一種對於精神契合的友朋們，「鄰曲時時來」，作「過門更相呼」的召喚與攀談。衷心所企盼的不過是：大家對於中國文學的「宮牆之美，百官之富」，皆能「慢慢走，欣賞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