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他们都说：要填补三○年代台湾文学史的空白，本书非读不可！
向阳、江宝钗、何寄澎、吴佩珍、李瑞腾、林明德、郝誉翔、陈芳明、陈建忠、彭小妍、彭瑞金、焦桐、刘纪蕙、蔡振念、郑明娳（推荐人按姓氏笔划排列）
一九三○年代处于日本统治下的台湾发生了「乡土文学论战」。回顾台湾文学研究史，当初视此论战为二○年代「台湾新文学运动」的一部分，强调台语保存运动的诉求。即使战后国民政府接管台湾，乡土文学论战的定位随之改变，然而在讨论「乡土 / 本土」、「台湾意识 / 中国意识」等议题时，日治时期的乡土文学论战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出发点。
被纳入日本帝国殖民地之后已过三十五年后的台湾，台湾人民逐渐遗忘其母语---台语。在此种时代背景之下，发生「乡土文学论战」的意义何在？本论文由「乡土文学论战」开始，探讨一九三○年代当时的台湾社会状况以及台湾知识分子的思惟。
作者简介
横路启子
辅仁大学翻译研究所日文笔译组毕业，辅仁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博士，曾任辅仁大学外国语学部日本语学科专任讲师，现任辅仁大学日本语文学系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台湾文学、日台文化研究、日中比较文学。主要着作有期刊论文〈翻译/权力---台湾□□□□『台湾论』骚动□□□□□〉、〈赖和「回家」论〉、〈记号□□□的日本---『极乐台湾』骚动□例□〉，学术会议论文〈台湾日语教育中的迷思〉、〈台湾社会的多样性---『极乐台湾』骚动□□□□〉、〈何谓一九三○年代台湾乡土文学论战〉、〈日本拉面文化的异端儿---来自名古屋的「台湾拉面」〉、〈文化翻译试论－以蔡培火的同化思想为例〉、〈言语和□□□□□□□□□---日本统治期的台湾乡土文学论争□中心□〉，译有焦桐着《黎明的缘》（合译）、陈琼华着《□□□海的恋》等。
著者信息
图书目录
第二章 乡土文学论战的过程与问题意识
第三章 1930年代初叶的台湾
第四章 言文「不」一致的根源
第五章 「大众」的诞生
第六章 乡土文学论战中的乡土
图书序言
推荐序１
乡土作为一种想像
爆发于1930年代日本统治时期台湾的「乡土文学论战」，对于台湾新文学史的发展可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转轴点。在这之前，台湾新文学作家展开了第一波新文学运动，使用白话作为新文学的载具，抨击旧文学，衍生新旧文学论争，在论争过程中走出新路；在这之后，则是透过乡土文学、台湾话文以及大众文学的
提倡，试图在日本新文学、中国新文学的夹缝中寻找台湾新文学的领地。
对此我曾在发表于2004年的〈民族想像与大众路线的交轨：1930年代台湾话文论争与台语文学运动〉文论中，从民族想像与大众路线两个面向进行分析，指出1930年代的乡土文学论战从身分∕文化认同的深层结构看，隐藏着台湾作家不同的民族想像，也就是作为台湾人、中国人或日本人的文学的想像；从意识形态斗争的角度看，其中又有着一如日本学者松永正义所说的「民族的契机」与「民众的契机」的矛盾，论争的底层既具有阶级性，但又同时浮现民族想像的介入与差异。这使得此一时期的乡土文学论战过程，随之充满复杂性与弔诡性，这一群参与论战的台湾作家显然面对如此难以解决的课题：
徘徊于台湾话文、中国白话文、罗马拼音文与日本语文之间，要採用什么语文，才能表现民族的想像共同体？又能实践当时多半是左翼知识份子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从而建设一个反映殖民地台湾社会现实的台湾文学，并以文学安慰、启蒙被统治的台湾劳苦大众？
这样的问题，必须全面爬梳1930年到1934年有关乡土文学论战的文献，方才可能寻得比较合理的解释，「乡土」作为一种想像，在日本统治下，既指涉这群文人对生身之地的台湾想像，也指涉被日本帝国资本主义统治的台湾普罗大众，其中还掺杂着左翼文学阵营中对于台湾、中国、世界取向的不同思索。要仔细分析其中微妙的差异，也相当不易。
日籍学者横路启子于2007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一九三○年代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之历史析论〉，可说是截至目前为止较全面爬梳此一阶段论战过程、背景与意义的论述。她以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像共同体」概念为基础，针对这个阶段的乡土文学论争进行全面考察，完成论文；现在她将博士论文加以改写，以《文学的流离与回归---三○年代乡土文学论战》为书名，交由联合文学出版，提供台湾文学史论域更多对话的空间与启发，让读者与研究者得以通过她的研究成果，仔细参详193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论战发展的全貌，这是本书出版的意义所在。
本书除了对有关日治时期乡土文学论战的文献有所讨论，提出问题之外，并仔细且详实地叙述乡土文学论战的经过、论者主张及其思想背景，指陈其间不同论者主张的差异性，对于提倡者（如黄石辉、郭秋生等）、反对者（如廖毓文、林克夫等）众多参与论战作家的论点都一一整理，呈现清楚的论述地图；此外，她又以这些作家当年发表论战文章的媒体为中心，勾勒出1930年代的台湾文学传播场域（诗社、报纸、杂志）的实际状况，对于生发台湾话文主张、乡土文学论战的1930年代历史脉络和文本脉络，都具有可贵的参酌价值。
本书另一个值得注目的部分，是在呈现乡土文学论域的舆图之外，也试图釐清「乡土」这个概念产生于1930年代台湾「汉语文化圈」中的意义。透过不同论者所提的「乡土」符码，横路启子分别就乡土文学论战中的「乡土」、日文中的「乡土」以及文学领域（创作文本）中的「乡土」进行比对，指出同样使用「乡土」这个符码，对主张者而言，乡土等于台湾；对于反对者而言，乡土文学等同于中产阶级文学，是与左翼思想相对的文学。她更指出，从当时以日文书写进行的乡土文学论述（如清叶、刘捷、吴坤煌）之间对于「乡土」的解释也有差异，在清叶、刘捷眼中，乡土指的就是包含阶级、地方与所有政治思想的空间；就吴坤煌来看，则认为应以无产阶级文学来展开乡土文学……。通过如此细密的比对，乡土文学论战时期台湾作家之间分别来自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多重差异，及其对于台湾乡土文学应何去何从的思虑，因而得以比较清楚地浮现出来。
研究日治年代的台湾新文学无法不兼顾汉文、日文与台湾话文，本书作者为日籍学者，在爬梳相关于日文报纸期刊与论述的能力上，也提供给我们对于乡土文学论战中日文论述部分较翔实的分析，这是历来国内学者有关论述较匮乏之处。不过，着者结论指出，进入1930年代之后，台湾日文作家（如杨逵、吕赫若、张文环等）均已登场，以日文作为论述的条件也已成熟，认为乡土文学来到1934年已经获得台湾内部文学场域的认同，并在台湾文艺联盟成立之际「超越了汉语文化圈知识分子的年龄、政治思想、阶级及文学上的喜好，成功实现了台湾人的大团结」，则稍嫌过度推论，可能仍须更多的例证和论述，方足以说明1930年代乡土文学论战是促成台湾作家集结于台湾文艺联盟的成因。这部份可能有待另一部论述来加以验证了。
1930年代的台湾乡土文学论战，有两大争议：初期争议于书写语文是要使用台湾话文或中国白话文乃至日本文（民族主义路线之争），后期争议于乡土文学应该建立在民族性优于阶级性、阶级性先于民族性（社会主义路线之争）；而在这两大争议之间还有作为被殖民地文学的台湾文学运动发展路线的深层结构问题，这关系到1937年日本总督府实施废止报纸汉文栏与禁止汉文创作的政策及其衍生课题。以横路启子对于1930年代乡土文学论战的钻研之深，相信本书之出版，会是她继续朝向1937年之后日文书写时期台湾文学史研究与论述的的开始吧。
向阳（国立台北教育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所长）
推荐序２
暗夜里的乡土---横路启子《文学的流离与回归》序
殖民地作家恆以不完整、不成熟的姿态在历史舞台登场。不完整的语言、不成熟的技巧，使日据台湾作家颠踬于困顿的文学道路。新文学运动在一九二○年代发轫时，日语教育已在台湾施行将近四分之一世纪。新的语言秩序纵然还在构筑阶段，第一世代的台湾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感受到语言的苦恼。当私塾与书院教育不断呈萎缩状态，使得汉语传统受到严重挫折。当中国白话文运动在中国全力展开之际，台湾知识分子也完全没有介入的空间。台湾作家的文言文、白话文书写能力受到重挫之际，日语的渗透与影响遂产生积极作用。
最显着的事实是新文学运动初期的三位主将语言化方向各有所异：谢春木使用日语，张我军依赖白话文，赖和则是文白台夹杂。这种现象彰显台湾作家在语言上的进退失据。被尊奉为「台湾新文学之父」的赖和，在二○年代末期似乎已可操作白话文，然而，他的文学思维里却是寄望以台语从事创作。依违于汉语与日语之间的台湾作家，终于在跨入一九三○年代之际，爆发台湾话文论战，显然是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宿命。
如果一九二一是新文学出发的第一年，则一九三一发生的台湾话文论战，应可视为新文学运动的再出发。这场富于政治意义与文化意义的论战，前后延续四年，充分展现殖民地作家在当时历史环境中的文学观与艺术观。围绕这场论战的主要议题有二：台湾文学究竟为谁而写？台湾文学究竟要写什么？第一个问题针对的文学读者，因此参战者关心的是文学创作时所使用的语言。第二个问题牵涉到文学内容，因此参战者热烈讨论创作时的题材。如果强调第一个问题，在文学史上就被称为「台湾话文论战」。如果是偏向第二个问题，文学史家便将之命名为「台湾乡土文学论战」。双轨式的议题在论战中同时进行，正好可以彰显殖民地作家的焦虑与危机。文学不再只是属于审美的工作，在历史条件的规范下，文学还具有更为深沉的、丰富的政治意义。
横路启子的专书《文学的流离与回归》，显然是选择乡土文学为主题来考察这场论战。不过，在讨论过程中，她并未偏废台湾话文论战的议题。近十余年来，国内学界对于这个事件的研究可谓成果丰硕。尤其二○○三年之后，中岛利郎整理的《193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论战资料汇编》在台出版，使整个事件始末有更为清晰的呈现。在众多研究成果中横路启子的专书是诠释最为周延的作品。
过去的研究者往往把论战视为孤立的事件，仅是把论战内容以分类的方式来处理。横路启子的研究，则是把论战文本置放在历史脉络中来考察，使平面的文字意见转化成为立体的、动态的历史活动。她採取脉络式的阅读（Contextualized reading），重新建构论战的历史现场。作者开宗明义进入论战交锋的过程，然后层层逼进每一种论战内容与社会现实的互动关系。为了诠释论战的原因与影响，她特别开辟一章专论一九三○年代初叶的台湾。
一九三○年代的台湾社会，见证了日本的两次侵华军事行动，一是一九三一年的满州事件，一是一九三七年的七七事变。夹在这两次战事之间的台湾作家，相当迫切地体认了时局的危疑。台湾总督府加速使整个海岛投入现代化运动，资本主义的深化，工业升级的强化，也剧烈改变了台湾的文化景观。朝向高度现代化的过程中，统治者一方面加强日文教育，一方面也重视乡土文化的宣导。这种双管齐下的文化政策，使台语的传播顿形萎缩，也使台湾知识分子的乡土发言权受到挑战。在强烈危机感的驱使之下，当时的作家不能不高举台湾话文与乡土文学的主张。
台湾话文面临的危机，并非纯然来自日文教育的威胁。台湾民间的主流媒体《台湾民报》与《台湾新民报》，也大量使用中国白话文。在日语与中国白话文的夹击之下，台语使用的空间，至少在知识分子的阶层里确实是相对地缩小。台语的传播受到局限时，「文」「言」不一致的现象当然就越来越严重。真正能够使用台语的，便是广大的农工大众。
大众会成为论战的重要议题，完全是出自知识分子的使命感。所谓大众，自然是指具有阶级意义的农工群众，与一般认知的市民大众迥然不同。如何以文学传播去影响农工阶级，关联到知识分子左翼思想的形成。如果说台湾话文论战的爆发，是台湾左翼运动的一次开花结果，应该是符合历史事实。社会主义的引进，绝对不是偶然的现象。没有资本主义的高涨，没有阶级意识的抬头，就不可能造就社会主义温床的完成。正如横路启子在书中指出，「工业日本，农业台湾」原是总督府的施政方针，但这并不意味台湾社会全然没有工业化的趋势。进入三○年代以后，工业化的迹象日益鲜明，正是意味着资本主义化倾向日趋浓厚，从而造成社会阶级的分化也更加显着。失业率的升高，经济发展的挫折，使农工大众的生活陷入困境。历史创造了使左翼思想能够渗透的缝隙。
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作家，在此危疑时期，自然而然亟思以台湾话文来启蒙感召大众。这本书的重点便是讨论：历史条件已经齐备，左翼思想已有发展空间，而农工大众也正等待启蒙，为什么台湾话文运动终于还是功败垂成？作者反覆讨论的，正是台湾话文所面临的困境。任何语言的传播，首要的条件是掌控教育权。日本与中国在近代化转型时期，能够完成文言一致的任务，正是拜赐于普及教育的成功。殖民地台湾的教育权垄断在总督府手上，当日语以国语政策展开实施，凡是接受现代化洗礼的台湾人，在吸收知识之际，无不借用日语媒介来建立思维模式。现代化日语已经能够胜任负载新事物、新思想的到来。后起的中国白话文运动，也能够胜任现代化的扩张。相较之下，台湾不仅未能享有普及教育的管道，也不能够承担新知识的传播。纵然台语在农工大众之间使用，却没有共通的文字做为媒介，言文不一致的现象益形严重，从而使知识分子无法创造足以流通的文字形式与内容。
这本书值得重视的最后一章，也是最为精采的一章，便把论战中的主张拿来与文学创作的实践相互比较。凡是熟悉日据文学史者，都已意识到进入三○年代的台湾文学场域，日语作家的艺术成就高于汉语作家。这个事实显示，知识分子使用日语的能力确实提高许多。论战中主张使用台湾话文的作家如黄石辉、郭秋生，在文学造诣上格局有限。他们的理论远远胜过文学创作。同样的，主张中国白话文的作家如赖明弘、廖毓文，也是属于理论家而非创作者。以中国白话文书写而获致艺术高度者当推朱点人，他留下的小说如〈岛都〉、〈秋信〉、〈纪念树〉，无论是语言或审美均属杰出之作。然而，朱点人在恰当的情节中也会置入台语句法。事实上，台湾话文与中国白话两派的作家，创作出来的小说都同时混融了台语、白话、日语的使用。这种语言驳杂的书写方式，典型地呈现殖民地文学的特征。
台湾文艺联盟在一九三四年成立之后，汉语与日语的并存已是公认的现象。横路启子锐利地指出，乡土文学论战结束之后，台湾文学一词渐渐取得确立的位置。当台湾作家努力向东京的中央文坛进军时，日语文学逐渐成为台湾文坛的主流。殖民地作家的最大关切，便是争取在中央文坛的发言权。乡土文学的实践不必然要依赖汉语，作家以日语从事创作也同样能够彰显乡土文学的精神。杨逵、吕赫若次第登场时，台湾文学便正式取代了乡土文学一词。
横路启子是台湾文学研究的后起之秀。她在辅仁大学接受博士论文的口试时，表现出自信的辩护，恰当反映了对此议题的理解与掌握。虽是日借学者，她的中文思考与运用已臻炉火纯青的境界。由于能够解读日文与中文原典，她的殖民地文学研究更具有开放与宽阔的视野。经过改写、重订的博士论文，完成了《文学的流离与回归》一书，是值得祝福的一件美事。她进入台湾学界，带来的不只是文献的解读，也携来丰富的解释。对于一九三○年代台湾话文论战的相关议题，她在书中均有绵密的处理，使后来的研究者看得更为清楚。历史暗夜里的乡土，因为有这本书的出现，一道曙光也跟着投射进来。
陈芳明（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兼台湾文学研究所所长）
二○○九、十、十一 政大
图书试读
第一节 动机
「台湾」一词，常因政治因素反覆被建构、解构，以「乡土」与「本土」之类带有成见的词汇定义台湾引发了相当多的争论。 台湾的历史与现状，无法用如「现代－后现代」之类单线的、形而上的词汇说明。台湾在殖民地时代历经了强制性且暴力性的现代化，战后国民党政权上台，现代化的脚步未曾因此停歇。这种变质的历史，在民族、阶级等各方面均出现问题，也使台湾整体社会弊病丛生。
「台湾／本土／乡土」隐含政治意味词汇的使用状况，反映出同一时期台湾的政治、经济的面相，无论使用者的初衷如何，都会泛政治化。笔者认为，在思考「台湾／本土／乡土」这类词汇时，可由1970年代发生的「第二次乡土文学论战」切入，此一论战的根源可回溯至日据时代1930年代的「第一次乡土文学论战」。
此论战由1930与31年，黄石辉在《伍人报》与《台湾新闻》所发表的〈怎样不提倡乡土文学〉、〈再谈乡土文学〉两篇文章所引发，之后持续至1934年，赖明弘发表于《新高新报》的〈绝对反对建设台湾话文摧翻一切邪说〉告终，当时台湾许多知识人都参与、抑或是被牵连于其中。知识分子以《伍人报》、《台湾新闻》、《台湾新民报》、《昭和新报》、《新高新报》、《三六九小报》、《南瀛新闻》、《南音》等报章杂志为争论媒体。论战的核心议题是由黄石辉「为了台湾人用台湾话撰写的台湾文学」，以及郭秋生「以流行歌谣及民谣、民间故事为资料建构台湾话文」两个主张，这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却在论战中被混为一谈。开启论战的契机为万华地区的廖汉臣、林克夫、朱点人三人，针对黄石辉对「乡土文学」之定位以及其「乡土概念」提出的反驳。之后，黄纯青、庄垂胜、赖和等人相继加入，表达支持乡土文学、台湾话文的意见；另一方面赖明弘、赵枥马、邱春荣等人，则加入反对的阵营。
为了区别此一论战与1970年代的乡土文学论战，而以强调形成论战主因的语言为主，学界将它命名为「台湾话文运动」或「台湾话文争论」。 回顾台湾文学研究史，当初视此论战为1920年代「台湾新文学运动」的一部分，强调台语保存运动的诉求。即使战后国民政府接管台湾的过程中，乡土文学论战的定位随之改变，然而在讨论「乡土／本土」、「台湾意识／中国意识」等议题时，日据时期的乡土文学论战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出发点。
目前国内研究台湾文学的风气日盛，多数学者从台湾所处的政治状况来看文学，简言之，即不脱以台湾政治、经济等社会状况为框架的思考模式。就结构而言，在台湾，文学的位置处于政治、经济因素打压文学发展。反观日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文学被视为「无用的东西」，对社会进步没有帮助，因此文学的现代化十分缓慢。 从这个角度来看，能使台湾文学在社会运动中的角色更为突显。与日本的情况相较之下，在台湾，文学受到社会变化影响的同时，也被知识分子视为「能改造社会的工具」，寄予深厚的期望。也因此，进行台湾文学的研究时，不但能观察到研究者释放出的政治立场或意识形态，这些研究成果也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被解读为作者的政治立场。
以政治角度切入台湾文学，不是全然的必要，却也无法完全避而不谈。笔者认为过度迁就政治因素，会造成论述结果单纯化；完全不论政治，却又沦为新批评之下的产物。小论将尽量摒除上述的个人（或者现在）的政治立场来观察、检验当时的政治、社会、文化的发展，试图思考「何谓1930年代乡土文学论战」的问题，探讨所谓的「乡土」二字定位是什么？以及乡土文学论战在台湾文学史的定义及其变化为何？
註：佳宏，《战后台湾独立运动之发展与演变(1945-2000)》(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论文，2004年)等。
廖汉臣，〈台湾文字改革运动史略〉，《台北文物》3巻3期、4巻1期(1954年12月10日、1955年5月5日)或廖棋正，《卅年代台湾乡土话文运动》（国立成功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硕士论文，1990年6月）等。
日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最脍炙人口的书籍是福泽谕吉所着的《劝学》，该书中将知的体系分为「实学」以及「虚学」，前者是指科学技术，后者为艺术以及文学。艺术以及文学等「虚学」被视为「无用之学」，本来就没有纳入在现代化的项目当中。参见市古贞次《日本文学全史——近代》(东京：学灯社，1978年)或中村光夫《日本の近代小说》(东京：岩波书局，1990年)等。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书名《文学的流离与回归：三〇年代乡土文学论战》光是读起来，就带着一股浓厚的学术气息和历史的厚重感。我是在偶然的机会下，在一家旧书店的角落里淘到它的，当时就被这个名字吸引住了。它让我联想到很多模糊的概念：流离，是否指那些在时代洪流中飘摇的知识分子和他们的思想？回归，又是指向何方？乡土文学，这个词本身就带着一种朴素而深沉的情感，是离开了土地的人们对根的呼唤，还是在土地上的人们对现实的描绘？三〇年代，一个充满动荡与变革的时代，在文学领域也必定激荡着怎样的思潮和争论？我很好奇，这本书会如何抽丝剥茧，将那个时代文学的脉络梳理清晰，将那些或许已经沉寂的名字和观点重新唤醒。它不像是那种轻松的消遣读物，更像是一扇通往过去思想世界的窗户，需要我静下心来，细细品味，去理解那个年代的复杂与纠葛，去感受文学如何在时代的裹挟下，既有迷失，又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我期待它能带我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阅读体验，去探索那些被历史尘埃掩盖的宝藏。
评分翻开这本书，我首先感受到的是一种扑面而来的严谨与清晰。作者似乎以一种沉静而老到的笔触，将三〇年代那个风云际会的文学场域呈现在我的眼前。乡土文学，这个主题本身就承载着那个时代独特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症候。它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与中国社会转型、民族危机、农民问题等一系列重大议题紧密相连。我迫切地想知道，在这场论战中，究竟有哪些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他们的观点是如何碰撞、又是如何演变的？“流离”一词，或许在书中会具象化为知识分子在城乡之间的穿梭，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摇摆，在国家与个人命运之间的挣扎。而“回归”，又是否意味着一种对民族文化本源的追寻，一种对本土经验的重新认识和珍视？这本书让我开始思考，文学在面对社会巨变时，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它是记录者、反思者，还是引领者？那些曾经激烈的辩论，是否为今天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某种启示？我期待书中能够有详实的史料支撑，严密的逻辑分析，以及对那个时代文学精神的深刻洞察。
评分《文学的流离与回归：三〇年代乡土文学论战》这个书名，本身就极具吸引力。它像是一部史诗的序曲，预示着一场深刻的思想变革即将展开。三〇年代，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是一个充满矛盾与转型的时期，新旧思想的交织，东西方文化的碰撞，都深刻地影响着那个时代的文学。乡土文学，听起来就带着一种贴近土地、关怀人民的气息，它似乎是对被忽视的底层生活的一种关注，也是对民族文化本源的一种回归。而“论战”，则意味着这场关于乡土文学的讨论，绝非平静的学术探讨，而是充满了激情与辩论，甚至可能是立场鲜明的对峙。我非常好奇，在这场论战中，涌现出了哪些重要的文学观点和代表性人物？“流离”与“回归”这两个意象，是如何被用来解读那个时代文学的走向和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的？这本书，在我眼中，是对一段重要历史时期文学思想的深度挖掘，是对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一次重要探索。
评分读到《文学的流离与回归：三〇年代乡土文学论战》这个书名，我脑海中 immediately 浮现出一种画面感：黄昏时分，一位背着行囊的文人，在古老的乡间小路上踽踽独行，他的眼神中充满了迷茫与思索。三〇年代，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迷惘的时代。乡土文学，它代表着对土地的眷恋，对故土的深情，也可能是在时代洪流中，一种试图寻找精神寄托的努力。而“论战”，则暗示着在这个过程中，必然存在着思想的碰撞、观点的交锋。我很好奇，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现实和思想困境，催生了这场关于乡土文学的激烈辩论？“流离”是否意味着一种离开故土、漂泊异乡的无奈？而“回归”，又是否是一种对内心深处精神家园的渴望？这本书，在我看来，不仅仅是对一场文学运动的梳理，更是对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复杂心境的深刻解读。我期待它能带领我走进那个年代，去感受那些文字背后的温度与思考。
评分这本书的书名《文学的流离与回归：三〇年代乡土文学论战》一下子就勾起了我对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浓厚兴趣。三〇年代，一个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深刻烙印的年代，政治、经济、文化都经历了剧烈的动荡。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学作为时代的镜子，必然也充满了复杂性和矛盾性。乡土文学，这个概念本身就带有一种土地的情感和人民的关怀，它可能是在城市现代化的浪潮中，对被遗忘的乡村的关注；也可能是对民族文化根基的探寻。而“论战”二字，更是点明了这本书的核心内容——那个时代文学领域内激烈的思想交锋。我想了解，这场论战的起因是什么？参与者有哪些？他们各自的立场是什么？“流离”和“回归”这两个意象，又是如何贯穿在这场论战之中？它们是否象征着一种精神上的漂泊不定，以及对某种理想状态的追寻？这本书让我对那个年代的文学思潮有了更深层次的期待，它不仅仅是对历史事件的梳理，更是对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深刻描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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