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才到和魂:日本国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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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不了解日本国学,就无法了解日本社会及文化,更遑论了解日本人
  日本国学产生的历史和背景漫长且复杂,
  为了对日本国学的形成、发展、特点及其影响,有较为清晰的把握,
  香港城市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王小林
  以汉字、名实观、朱子学、疑古思潮等作为观察对象,
  多元检视日本国学思想的要素,
  为读者提供了相对全面理解日本国学之内在精神结构的可能。

  本书作者王小林以「从汉才到和魂」作为日本国学思想之形成与发展的研究、观察视角,分别从不同议题、现象与学说主张来考察日本国学思想的发展流变。

  《从汉才到和魂:日本国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第一章与第二章主要从「汉字」与「言灵」;「名」与「言」,探讨了汉字与「和魂」、「国语(日语)」之关系,以及名、言与「实事」、「体魂」之间的演绎诠释,如何神圣化日语同时强化日本之神国意识。第三、四、五章则以朱子学为江户儒学之代表,将之视为日本国学之对照学问,阐述了日本国学之文论、宇宙观与不可测度之神。第六章则从江户儒者富永仲基之「加上说」与顾颉刚之层累说之间的关联,爬梳了中日两国之「中国学」背后的日本国学之成份。最后一章的第七章,则阐明了决定近代日本资本主义的「职分」、「世间」这两个精神关键概念,其宗教理论根据其实来自近世日本之国学家。

  如上所述,《从汉才到和魂:日本国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以汉字、名实观、朱子学、疑古思潮作为「汉才」与「和魂」比较的观察对象,多元检视了日本国学思想的形成要素,本书所涉及之议题内容,提供了读者数个面向以思考形构日本国学之要素有何?同时也为读者提供了相对全面理解日本国学之内在精神结构的可能。

作者简介

王小林

  1999年获日本国立京都大学博士学位,现任香港城市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日本古典文学,特别是上代(奈良时代)文学与中国文学及宗教思想的比较研究。近年亦着力研究儒学的日本化与日本国学的各种问题。着有《日本古代文献的汉籍受容□关□□研究》(日本和泉书院.研究丛书420),另有多种相关论文在日本、台湾、香港等地的学术刊物和学术机构发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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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信息

图书目录

序章

第一章 汉字与「言灵」:日本传统汉字论中的「执拗低音」
1. 什么是「执拗低音」
2. 汉字与「言灵」
3. 汉字与「和魂」
4. 「古言」与「和魂」
5. 汉字与「国语」
6. 结语

第二章 「名」与「言」:中日语言哲学的演绎及启示
1. 前言
2. 「名」与「实」
3. 「言」与「事」
4. 「名」与「体」
5. 「言」与「魂」
6. 结语

第三章 从朱子学到「古道论」:近代日本国学文论的形成及其影响
1. 「政治性」与「非政治性」:围绕中日文学的偏见
2. 江户学者的朱子学阐释与「古道论」的产生
3. 「古道论」与山崎闇斋的神儒混合说
4. 「古道论」与近代日本的反智识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
5. 走出「日本文化特殊论」的误区

第四章 日本近世国学宇宙观的形成及其影响
1. 序言
2. 国学宇宙观与西方天文学的关系
3. 日本古代宇宙观中的自我定位
4. 从「神佛习合」到「神儒习合」
5. 国学宇宙观的确立及其意义
6. 结语

第五章 日本近世国学宇宙观与宋学的关系
1. 序言
2. 「三大考争论」的焦点
3. 《三大考》的表述与《朱子语类》
4. 「理」与「神」的对立
5. 「理」与「神」的结合
6. 《三大考》与「中国论」
7. 结语

第六章 「加上说」与「层累说」:中国学背后的日本国学
1. 《中国上古史》与「加上说」
2. 「加上说」的形成背景与近代日本学术思潮
3. 「加上说」与「层累说」的关系
4. 关于「层累说」形成之几个疑问
5. 结语

第七章 国学与日本资本主义精神
1. 序言
2. 有关日本资本主义精神起源的不同论点
3. 「职分」「世间」与日本资本主义精神研究的关系
4. 「职分」「世间」的宗教性与禁欲倾向
5. 「职分」「世间」与日本资本主义精神的基本特征
6. 结语
参考文献目录

图书序言

序章(节录)
  
  一
  
  十多年前,在京都的旧书店偶然购得一册满是灰尘的文库本,题为《玉胜间�初山踏》。作者是二战前后享誉日本古典文学领域的东京大学教授久松潜一(1894-1976)。这本总数不超过一百页、出版于1943年二战期间的小册子,以介绍和阐释近代日本国学家本居宣长(1730-1801)的两篇学术随笔为主。在当时,作为《日本精神丛书》中的一册,与众多的学者、文学家的着作一道,从文化思想的角度为国家机器所发起的战争提供理论依据和精神支援,特别强调「国学」对巩固发展日本文化的作用和重要性。由于当时我的研究主要关注日本的上代文学,而这个领域的相关文献大都被视作日本「国学」的经典,所以,这本小册子的内容特别引起了我的兴趣。
  
  时过境迁,战前风靡日本的「国学」概念,已经淡出日本学术界。《日本精神丛书》这一类的小册子,也似乎已经被尘封和遗忘。然而,仔细阅读其中的内容,却仍然能感受到一种强烈的现代性。因为,虽然「国学」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日本学术史和思想史上的一个概念,但只要生活在日本,无论是从电视中的时事辩论中,还是在日本学者的言谈举止中,都可以感受到与这本小册子一脉相通的某种气息。我至今还记得,在硕士指导教师研究室的门上,赫然贴着一张大大的海报,中间是国学家本居宣长的自画像,旁边则是本居宣长手书的歌颂日本精神的自创和歌,大意是:
  
  若问何为大和魂,芬芳樱花映朝晖。
  
  这种情景,时常令我联想到曾经装点中国学者书斋墙壁的宋明理学家的诗句或语录。诸如鲁迅在《祝福》里描述的鲁四老爷客厅里的「事理通达心气和平」之类。
  
  1997年深秋,我所属的研究室组织了一次赴三重县的伊势松坂参观本居宣长故居及墓地之旅。看完本居的墓地,在夜幕徐徐降临的下山途中,走在我旁边的导师勐不丁地对我说:「如果本居宣长知道你对宝贵无比的《古事记》所做的解读,真不知道会作何感想呢!」我不记得当时回答了什么,也可能只是敷衍地笑了笑。但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隐隐地意识到,自己每天所做的日本古典文献考证与文字训诂,是不能作为游离于日本社会现实的纯粹的学术来看待的。我预感到,在自己所从事的日本文献研究与古日语训诂学的另一端,迟早要与某种无法回避的意识形态遭遇。几乎同时,我开始注意到了一个研究界甚少有人触及的现象,即:本居宣长的古典研究方法论在近三百年的历史中,一直左右着上代文学中被视作「国学」经典的文献的解释和训诂,而向来被学者们看作定论的本居宣长的有关解释和训诂,大多是基于某种信念的臆测。但正因为这种信念和臆测与其类似神学体系的「国学」思想密切相关,所以,很少有学者对此进行挑战。这一点,不仅从反面证明了我的预感没有错,同时也令我强烈地意识到,日本古典研究,特别是「国学」经典与意识形态的关联性,是一个尚未过时的课题。
  
  二
  
  有趣的是,几乎与购买久松这本小册子同时,中国大陆的「国学热」开始出现在大众的视野。至今依然如火如荼的这一现象,不时地逼迫我去关注「国学」在日本和中国各自历史进程中的意义。什么是「国学」?其起源与定义究竟如何?炙手可热的中国「国学」与曾经在近代日本国家主义浪潮中独佔学术鳌头的「国学」究竟有何异同?
  
  回答上述问题并非那么容易。数年前,朱维铮教授就曾对「国学」的定义与范围提出过质疑,也指出了「国学」在近代中国政治文化中引起的一系列弊病。刘梦溪教授也从学术史的角度,对近代以来「国学」一词在中国的衍生、发展、影响及其局限性等作了详细的梳理和分析。两位先生均对「国学」内涵的复杂性保持了审慎批判的看法。而我认为,针对这种复杂性的分析和批判,不能单从中国学术史一个方面来看。中国之所谓「国学」,与近代以来中日的政治、文化的发展历史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时至今日,有关「国学」这个概念,在中国学者之间尚未达成共识。
  
  一般来说,中国的学者们似乎都了解到,「国学」一词是日本的「舶来品」,后来成为「中国学术」的简称。例如,近人张岱年在《国学今论》的序文中,曾就「国学」的定义作过如下的诠释:
  
  国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二十世纪初年,国内一些研治经史的学者编印《国粹学报》,其后章太炎着《国故论衡》,又作了《国学概论》的讲演,于是国学的名称逐渐流行起来。称中国学术为国学,所谓国是本国之义,这已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名称了。……国学是本国学术之意,这是我们所用的名词,外国学者研究中国学术,就不能称之为国学了。西方称研究中国的学问为Sinology,一般译为汉学,现在亦译为中国学。在某些西方人的心目中,所谓Sinology不过是对于中国历史陈迹的研究,把中国学术看作历史博物馆中的陈列品。事实上,中国学术源远流长,其中一部分固然已经过时了,但是仍有一部分具有充沛的生命力。中国学术是人类的精神财富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中具有历久常新的精湛内容。
  
  另外,余英时教授在最近一次与陈致教授的学术对话中,就「国学」这一概念的来龙去脉,也作了如下的阐述:
  
  国学原是说日本国的学术,是用来反对日本的儒学的。所以,有一批人讲日本的神道,日本的文学,这就是他们的国学。日语读法叫Koku-gaku-sha,就是「国学者」的意思,在18、19世纪非常活跃地反中国的思潮。那时因为日本人的本土意识起来了清末中国学者游日本者很多,不知不觉地就借用过来了。
  
  较余英时的推论更为具体细致的考察,当推桑兵教授的近着《国学与汉学》。桑着第八章〈梁启超的国学研究与日本〉中,就日本「国学」如何在近代被借用作如下分析。在考察梁启超与日本学者古城贞吉的关系时,桑着指出梁启超担任主笔的《时务报》第22册载有古城贞吉译自《东华杂志》的〈汉学再兴论〉:
  
  明治以前,汉学最盛,士人所谓学问者,皆汉学耳,除汉学则无有学问也。及政法一变,求智识于西洋,学问之道亦一变,贬汉学为固陋之学,如论孟子史之书,一委诸废纸之中,无复顾问者。然其衰既极,意将复变也。比年以来,国学勃然大兴,其势殆欲压倒西学,而汉学亦于是乎将复兴也。
  
  此外,桑着还留意到1902年吴汝纶赴日考察教育之际,古城曾明确劝吴以如下之语:
  
  勿废经史百家之学,欧西诸国学堂必以国学为中坚。
  
  桑着由此推论:「可见国学一词,源自日本,本意在与西学、汉学相区别。日本人士在向中国人鼓吹保存既有文化时,不能称汉学,而以国学为替代。中国遂借指本国学术。因而东亚三国,各有其国学。」
  
  从上述情况我们可以了解到「国学」虽然是指中国本身的学术,但概念产自日本,于清末传入中国后逐渐普及的基本事实。然而,仅仅澄清这一点,并不能解决中日围绕「国学」这一概念的差异性及其所引起的问题。如后所述,日本「国学」产生于漫长的与外来文化对抗的历史之中,在强调日本民族单一性与优越性的同时,也为日本国民提供了类似「终极关怀」的宗教性学说。事实上,日本「国学」以其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为近代日本推行的一系列国家主义政策提供了意识形态的依据。其理论虽然以古典文献解读为基础,但基本上如同其他宗教教义的诠释,具有伦理大于学理,信仰高于学术的性质。故而,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简单地借用这一概念,势必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例如,中国「国学」的「国」是否以近代「民族国家」为前提?其二,是中国「国学」所涵盖的范围,是否仅仅限于「儒学」?其三,是中国「国学」的使命,要建立和推行什么样的精神或信仰?在我看来,这三个疑问一日不澄清,我们就没有理由来消费「国学」这个看似万能的学术概念。而这种弊端,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已经显现出来。曹聚仁曾经在〈春雷初动中之国故学〉一文中,就「国学」这一概念导致的学界混乱景象描述如下:
  
  国学二字,浮动于吾人之脑际者经年矣,闻有一二博学者不察,用以为中国旧文化之总摄名词,逐流者乃交相引用。今则国学如麻,略识「之无」,能连缀成篇,谓为精通「国学」;咿唔诗赋,以推敲词句自豪者,谓为保存「国粹」。他则大学设科,研究中国文学,乃以国学名其系;开馆教授四书五经,乃以国学名其院,人莫解国学之实质,而皆以国学鸣其高,势之所趋,国学将为国故学之致命伤。国学一日不去,国故学一日不安,斩钉断铁,惟有轰之一法。今名之曰国学,即中国学术之简称,将与日本学术,英国学术,法国学术同为类名,吾不知其所以表独立不相混之点何在?既无以表独立不相混之性,则国学一名,即难成立。
  
  曹聚仁文中所描述的现象,几乎是当前国内围绕「国学」所出现的各种现象的翻版。据我了解,中国大陆的某大学在设立「国学院」的时候,就曾经为「国学」究竟单指「儒学」,还是应该包括佛教、道教以及敦煌学等等发生过争论。此外,成仿吾也曾经将热衷「国学」者分为三类加以批判。1923年,成氏在《创造週刊》发表〈国学运动的我见〉一文中论道:
  
  从事这种(国学)运动的人,约略可以分为下列的三种:
  
  1.学者名人而所学有限,乃不得不据国学为孤城者。
  
  2.老儒宿学及除国学外别无能事乃乘机倡和者。
  
  3.盲从派,这是一切运动所必需之物。
  
  这三种人性质虽稍不同,然而他们纯袭古人的非科学的旧法,思用以显耀一时,却是一样的。要想取科学的方法为真切的研究,他们都欠少科学的素养。他们的方法与态度,不外是承袭清时的考据家。所以他们纵然拼命研究,充其量不过增加一些从前那种无益的考据。这样的研究不仅与我们的生活毫不相干,即于国学的研究,亦无何等的益处。
  
  文中对考据学的微词以及对「科学」的强调,自然是作者新文化运动立场的一个表明。但是,即便如此,成氏对「国学」作为学科的非科学性以及利用「国学」来掩饰学识的浅陋,视野的狭隘以及趋炎附势的功利的批判,在今天看来依然有其现实意义。除了上述二位针对宣导「国学」,推行「国学运动」的「国学家」的批判之外,郑振铎对所谓「国学家」的本质也做了犀利的剖析:
  
  他们是研究中国的事物名理的,然而却没有关于事物名理的一般的,正确的,基本的知识;他们是讨论一切关于中国的大小问题的,然而他们却没有对于这一切问题有过一番普遍的,精密的考察;他们会讲上古期的中国哲学,中古期的中国文学,近百年来的中国史,然而他们对于所谓「哲学」,「文学」,「历史」的根本要点却没有握捉到手;他们谈治水开河,他们谈制礼作乐,他们谈「立法三章」的事,他们谈中国教育的问题,然而他们却不是水道工程的技师,却不是音乐家,制谱家,却不是法律家,却不是教育家。总之,他们是无所不能的国学家,却不是专精一家言的专门学者。他们是认识世界最难认识的中国文字者。他们的唯一工具是中国文字,他们的唯一宝库是古旧的书本,他们的唯一能事是名物训诂,是章解句释,是寻章摘句,是阐发古圣贤之道。他们逃脱不出佛祖的手掌心之外,这只手掌心便是书本古旧──的书本。
  
  郑氏文中所言「国学」混同「哲学」、「文学」、「历史」各个学科概念的非「普遍性」与「非科学性」,与当今流行的「国学」概念有着相似之处。
  
  事实上,自从「国学」这个概念使用之日开始,就陷入将意识形态与学术研究混为一谈的状况。观察近来中国学界和媒体上流行的「国学班」、「国学大师」、「国学讲坛」等等,不仅给人以百鬼夜行之感,更多的则是错愕和茫然。
  
  坦率地讲,在尚未确认「国学」的内涵与范围的状况之下侈谈「国学」,并不能令人由衷产生自信心和自豪感。相反,一位本来在人文学研究的某个领域积累了一些经验,发现了某种原理的学者,一顶「国学大师」的桂冠,完全有可能将原本朴素的学术真理变作神秘莫测的文化图腾。这顶桂冠甚至有可能被当作欺世盗名的工具,对文化发展产生完全负面的影响。而这一切,似乎都源自「国学」概念的神秘性和模煳性。所以,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将这个概念产生和发展的环节一一进行剖析的话,至少就不会被「国学班」、「国学大师」、「国学讲坛」这一类的名称搞得眼花缭乱、晕头转向,丧失追求学术真理的朴素热情。

图书试读

第一章 汉字与「言灵」:日本传统汉字论中的「执拗低音」

一、什么是「执拗低音」

日本思想史学者丸山真男曾先后在〈历史意识的古层〉与〈原型‧古层‧执拗低音――日本思想史方法论研究的个人历程〉两篇文章中,对日本传统思想和信仰在近代化过程中的体现方式做了详细的分析,并使用「古层」、「执拗低音」就其特点进行描述。「古层」与「执拗低音」这两个概念分别来自地质学和音乐学。丸山在此文中将「古层」――日本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即神道教与儒教、佛教、天主教、自由民主等外来思想区分开来,指出在近代日本,虽然欧美近代思想居于压倒主旋律,但也常常被「古层」所代表的本土文化――低音部修饰。这种低音时而成为背景,时而压倒主旋律,时而也被主旋律覆盖。

那么,丸山所说的「古层」与「执拗低音」究竟指的是什么?就这一点,丸山并始终没有具体说明,而是以日本最古的两部文献《古事记》、《日本书纪》所记载的神话体系为例,将这两部文献中的神道宇宙观看作是构成「古层」与」执拗低音」的重要因素。针对这一点,笔者认为,透过历史性地考察汉字与日本本土语言信仰的关系,可以清晰地认识和把握丸山所说的「古层」与「执拗低音」的具体形态。而且,这种形态并非仅仅局限于丸山所关注的近代,而是自汉字东渐伊始,就已经呈现在日本思想史中。本文的目的,就是尝试从上述角度为丸山所提出的「古层」、「执拗低音」论提供新的诠释。

二、汉字与「言灵」

日本现存最古老的文献《古事记》中卷应神天皇段,记载了中国古典最早传入日本的状况。

天皇又科赐百济国,若有贤人贡上。故,受命以上人,名和迩吉师,即《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共十一卷。付是人即贡进,此和迩吉师者文首等祖。

与这段文字记载相似的内容,也可以在另一部史书《日本书纪》中看到:

十六年春二月,王仁来之。则太子菟道稚郎子师之,习诸典籍于王仁。莫不通达。所谓王仁者是书首等之始祖也。

《古事记》所言《千字文》是中国六朝梁(六世纪)时的文献,而这两段文字所描述的应神天皇时期为西元四世纪至五世纪初,所以在史实上显然有误。

然而,问题并不在于年代的真伪。这里我们应注意的是两部文献所具有的象征性。因为,考古发掘的结果已经证明,中国文字文献在应神天皇朝之前就已被日本人广泛运用。虽然这两部文献被《古事记》记录的原委和意图不得而知,但这两部文献几乎代表了日本在最初接触和吸收中国文化时的基本姿态。对此,日本历史学家东野治之做过如下论述︰

《论语》与《千字文》被《古事记》列举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因为二者已经普及。也有可能因为二者是初学者所用的基本文献。当我们离开历史事实讲述学术的起源时,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叙述当时的初级课本何时、由谁开始传播。所以,这个记载,应该看做是由归化系氏族继承和传播的初级读书方法,被当作学问传播的形式体现出来的结果。《古事记》编纂开始的七世纪后半叶,是我国在大化前期以来发展的官司制度的基础上正式步入律令官人制的成熟期。即使是在官司制度之下,要做官人的人们毫无疑问必须懂得读写的技巧。而天武朝以后律令制度的迅速完善,在依靠档案处理事务以及表面奉行的儒教理念方面,也需要更多具备一定程度识字能力的有教养的官人。上述学问的形式之所以被广泛接受的原因,正在于这种实际状况。这一点我们绝不能忘记。

东野治之的这段文章注意到七世纪日本人的中国观。东野认为,尽管日本在建立最初的政治体制时大量地汲取了中国文献所传播的思想和技术,然而这并不意味日本就是在全面、无条件地吸收中国文化。虽然在表面上尊崇儒教理念,实质上却偏重于实用。那么,东野的论述究竟有无依据呢?这一点,似乎有必要从古代日本的对外意识角度进行考察。

迄今为止,在有关古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研究中,学者们多着墨于中国文化如何东渐,如何影响日本文化。与此同时却很少注意到,日本文化自与汉字接触伊始,就萌生了强烈的本土意识。这种意识的集中体现,就是针对以汉字为表像的中国文化,不断建构和巩固本土语言信仰。在众多的现象和事例中,八世纪着名诗人山上忆良(660-773?)的文学作品可作为一例。

山上是一位曾经以遣唐少录身份留学长安,归国后历任筑前守等要职的官僚。《万叶集》所保留的汉文作品,显示出山上嫺熟的汉文写作技巧与深厚的汉学修养。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山上在用汉文汉诗抒发情怀的同时,也用日文写了大量的作品。其内容反映出山上对本土语言所持有的信仰。例如,《万叶集》所收作品的内容如下: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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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才到和魂:日本国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这个书名,对我来说,仿佛打开了一扇通往日本思想史深邃殿堂的大门。我一直对日本文化中那种“外来吸收,本土创新”的能力感到惊叹,而“汉才”与“和魂”的对比,正是我渴望深入理解的切入点。“汉才”,在我看来,不单单是指中国汉代的学术思想,更可以泛指东亚大陆,特别是中国,所提供的丰富知识体系和文化养分。而“和魂”,则指向日本民族在吸收、消化外来思想后,所形成的独特精神气质和文化认同。我猜想,这本书的重点可能在于梳理“汉才”在日本如何落地生根,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日本思想界所扮演的角色。是直接照搬,还是经过改造、重塑?“国学思想”这个关键词,也让我对书中内容充满了期待,它意味着这本书不仅仅是介绍一些历史现象,而是要深入探讨日本思想家是如何在“汉才”的基础上,发展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学术体系。这本书是否会重点关注一些关键的思想转型期?例如,日本如何在早期大量引入中国典籍,又如何在近代面临西方思想冲击时,重新审视并定义自己的“和魂”?我希望书中能够提供一些扎实的论据和深入的分析,让我能够清晰地看到“汉才”与“和魂”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以及日本民族精神是如何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强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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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书名《从汉才到和魂》点出了一个非常核心的研究方向,我个人对“和魂”的内涵一直有浓厚的兴趣。在我的理解中,“和魂”并不仅仅是简单的日本精神,它更像是一种在历史长河中不断被塑造、被定义、被赋予意义的复杂集合体。这本书的书名暗示了它会探讨日本文化如何在外来思想(以“汉才”代指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后来可能包括的西方思想)的影响下,进行内化、吸收,最终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精神特质。我特别好奇的是,书中会如何界定和分析“汉才”在日本历史上的具体表现形式,以及日本思想界是如何对其进行取舍、改造和创新的。是仅仅停留在学术层面的搬运,还是有更深层次的文化自觉和民族认同的建构?“和魂”的形成过程中,必然伴随着思想的碰撞与融合,甚至可能存在激烈的争论和抵抗。这本书如果能细致地梳理出不同时期、不同思想家对“汉才”的解读,以及他们如何试图从中提炼出符合日本国情和民族气质的“和魂”,那就太有价值了。我期待书中能呈现出日本思想界在面对外来文化时,那种既开放又保守,既学习又创新的复杂心态,最终理解“和魂”是如何从一种文化自觉,演变成一种民族精神象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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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从汉才到和魂:日本国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这个书名,我immediately想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日本的“国学”究竟是如何从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吸收(“汉才”),演变成一种具有日本本土特色的思想体系(“和魂”)。我猜想,这本书可能会深入剖析日本知识分子在不同历史时期,是如何解读和运用中国古典文献的。是简单的模仿,还是有深刻的批判性继承?“汉才”在书中是否也包含了广义上的西方文化影响?毕竟,日本近代以来,在学习西方科技和制度的同时,也在努力构建自身的文化认同。这本书的书名中“国学思想”这四个字,让我觉得它不仅仅是停留在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简单介绍,而是更侧重于日本本土学者如何将这些外来思想融入到其自身的学术体系中,从而发展出独特的“国学”。我很好奇,作者是如何界定“汉才”与“和魂”之间的界限与联系的?是否存在一个清晰的转折点,或者是一个渐进的演变过程?这本书如果能提供一些具体的案例,比如某个学派、某本著作,或者某位重要的思想家,来展示这一演变过程,那我一定会觉得非常受益。我期待能通过这本书,更深刻地理解日本文化那种既善于吸收外来,又能够将其内化,最终形成自身独特面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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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书名确实很有吸引力,“从汉才到和魂”,光是这几个字就勾勒出一幅跨越时空的思想演变图景。我一直对日本文化中的“和”与“洋”之间的辩证关系感到好奇,这本书似乎能提供一个深入的视角。读着书名,我仿佛能想象出作者笔下的内容,应该会追溯日本如何从深受中国文化(这里我暂且理解为“汉才”的广义范畴)影响,一步步在吸收、融合、甚至碰撞中,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精神内核——“和魂”。这种转变必然充满了曲折和挣扎,我期待书中能细致地描绘出这一过程中的思想家、流派以及关键的历史事件。例如,日本古代对儒家、佛教的接受,以及在接受过程中出现的本土化改造,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课题。再往后,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又面临着西方文明的冲击,如何在保留“和魂”的同时,又要学习“西才”,这其中的张力与智慧,着实令人神往。这本书或许能帮助我理解,为何日本在近代化过程中,能够既保留其古老的文化传统,又能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强国。我猜测书中会涉及大量的文献考据和理论分析,用以支撑其观点,我十分期待能在这本书中获得一些全新的认知,填补我对日本文化演进史的知识空白,理解那些看似矛盾却又和谐统一的日本文化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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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题目《从汉才到和魂:日本国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瞬间激发了我对日本文化发展脉络的探索欲。我一直觉得,“汉才”与“和魂”这两个词组,本身就充满了对比和张力。“汉才”让我联想到的是中国古代灿烂的文明,诸如儒家、道家、佛教、汉字、诗词歌赋等等,这些无疑对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魂”则更像是一种内敛的、独特的民族精神,它可能包含了日本的审美情趣、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甚至是独特的哲学思考。我希望这本书能够详细地阐述,日本是如何在吸收“汉才”的过程中,一步步孕育出、塑造出、凝练出自己的“和魂”。这个过程一定充满了动态的变化,有主动的学习,也有被动的适应,甚至可能有对“汉才”的批判性反思。我猜想,书中会涉及日本历史上的一些关键时期,比如奈良时代、平安时代、江户时代,乃至于明治维新以后,这些时期在文化接受和思想发展上都有着各自的特点。如果作者能够通过对具体历史文献、思想家、学派的深入分析,来揭示“汉才”如何被日本化、本土化,最终融入并塑造“和魂”的,那么这本书的价值就非同寻常了。我期待能在这本书中找到答案,理解为何日本的文化能够呈现出如此独特而又引人入胜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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