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哲学的知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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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吴汝钧教授在本书以二十世纪三位重要思想家张东荪、金岳霖和牟宗三为代表
  对当代中国哲学知识论展开全面、客观且准确的论述,并有创发且独到的思维见解。

  知识论在传统的中国哲学中未受到重视,一直到了近现代,才有学者加以钻研、开拓。作者为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吴汝钧教授,《当代中国哲学的知识论》一书论述主要集中在当代中国哲学知识论的三位代表人物:张东荪、金岳霖和牟宗三。

  张东荪的体系是「多元主义的知识论」,重点在认知对象方面,把后者由实质的、固定的物体作出架构性的转向。他视对象为一种架构、横造,是虚的,不是实的。他倾向以事件来说认知对象,而不以质体来说。金岳霖的理论则是「实在主义的知识论」,到处都贯串着一个原则:把得着于所与还治所与。「所与」即是认知的对象,特别是经验对象。

  我们对于种种对象加以抽象,把其中的共同的特性抽出来,形成概念。日后当遇上具有这共同的性格的对象时,便可以这个概念来描述、概括它们。牟宗三的理论是「存有论的知识论」。其思路是我们的知体明觉自我坎陷而成为识心,由感性、知性与想像构成。感性与知性在知现象时,把知体明觉的感应作用中的东西推出去,挑绉起来,而成为现象。即是,识心有执着的功能,能把物体思解地加以执绉,同时现起一些存有论的概念亦即是范畴来决定这现象,使之成为「对象」。

  吴汝钧不仅对张东荪、金岳霖、牟宗三的知识论有全面、客观且准确的论述,也有相当深入的分析与评论,同时也借此表达他个人所欲建立的「纯粹力动」之说,具有创发且独到的思维见解。他将上述三人的知识论置于西方哲学唯识学的背景来考量比较,以彰显他们的知识论思想之特色与贡献,勾勒这三位现代思想家的知识论特征,可说相当精辟醒豁,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本书反映出作者深厚的学术背景,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准。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吴汝钧


  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哲学组特聘研究员,李远哲杰出人才发展基金会杰出人才讲座。早年留学日本大坂外国语大学、京都大学、德国汉堡大学,分别研习日本语、梵文、藏文及方法论。获加拿大McMaster University哲学博士,博士论文“T’ien-t’ai Buddhism and Early Mādhyamika”由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又在印度加版。在学术研究上受益于中、日、德、法、美诸方学者,但学无常师,择善而从。

  研究领域涵盖佛学、儒学、先秦道家、京都学派哲学、现象学、历程哲学,皆写有专书。近十年开始造论,开拓纯粹力动现象学,写有《纯粹力动现象学》、《纯粹力动现象学续篇》、《纯粹力动现象学六讲》。

  目前致力于纯粹力动现象学之量论(知识论)之构思与撰着,已出版《西方哲学的知识论》一书。另外,二○一一年又出版了近七十万言的《佛教的当代判释》一书,以十一分教判释全体佛法。已发表学术专着三十余部,各类论文两百余篇。

图书目录

自序

第一章 张东荪的多元主义的知识论
 一、张东荪的知识论的哲学背景
 二、知识的成分、由来、性质、多元性与设准
 三、知识的类型:叙述、说明、解释
 四、印象、心觉、主观与客观、意象论与实在论
 五、认知的历程与条理
 六、实物、质体的关系性转向、法则性转向
 七、架构与作为物体的原子的解构
 八、进化与历程
 九、对知识论问题的一些反思
 十一、经验主义、理性主义与康德的综合主义
 十二、认识的多元论
 十三、常识系统
 十四、科学系统
 十五、形而上学系统
 十六、三个知识论系统与言语、知觉
 十七、感觉
 十八、知觉
 十九、概念
 二十、概念与行为
 二十一、范畴
 二十二、设准与行为
 二十三、范畴的内界转向
 二十四、心的问题
 二十五、感相
 二十六、时间与空间
 二十七、因果律与函数论
 二十八、休谟论因果关系与他的经验论
 二十九、新实在论的关系说与知识思想
 三十、实在论、批判的实在论与意象论
 三十一、关于外界实在的问题

第二章 金岳霖的实在主义的知识论
 一、金岳霖的知识论之为实在论的知识论的理据
 二、对于休谟问题的贡献
 三、实在的意义及实在论的理论立场
 四、关联着实在论的知识论及其所探讨的问题
 五、知识对象的实在感
 六、经验与理性
 七、理与事
 八、认知活动
 九、外物、对象、对象性
 十、想像、意像、内容
 十一、殊相与共相
 十二、概念问题
 十三、关系与性质
 十四、正觉与官觉
 十五、记忆、想像、意念
 十六、真的问题
 十七、由真到通
 十八、知识经验
 十九、客观性问题
 二十、知识的传达一:意念的作用
 二十一、知识的传达:抽象的作用
 二十二、物自身或外界实在的存在与认知

第三章 牟宗三的存有论的知识论
 一、《认识心之批判》的着述背景与思想
 二、经验的实在论与超越的观念论
 三、关于现象
 四、现象的客观化
 五、感性、知性挑起、绉起现象
 六、时空与范畴的根源
 七、时空在认知活动中的意义
 八、时空与想像
 九、知性的存有论性格
 十、未决定的对象与决定的对象:细论定相问题
 十一、范畴的决定作用
 十二、知体明觉自我坎陷与范畴如何可能用于对象界
 十三、关于知性为自然立法的问题
 十四、认知心或认知我
 十五、智的直觉与物自身
 十六、现象与物自身的超越的区分
 十七、执的存有论与无执的存有论
 十八、对胡塞尔现象学的批判
 十九、在中国的哲学与宗教,智的直觉是可能的
 二十、总的反思

参考书目
索引

图书序言

作者序(节录)

  这本《当代中国哲学的知识论》是我自己要建立纯粹力动现象学理论体系要写的多本书中的一本。我这个造论的工作包含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关于理论的,亦即是形而上学的部分,在这部分,我已写就了《纯粹力动现象学》、《纯粹力动现象学续篇》和《纯粹力动现象学六构》三书,都已出版了。第二阶段要写的是量论或知识论,我计画先写《西方哲学的知识论》、《当代中国哲学的知识论》和《佛教知识论》,然后以这几本书作为基础,以撰写《纯粹力动现象学知识论》。《西方哲学的知识论》已写就出版了。现在这本《当代中国哲学的知识论》便是刚写好要出版的。我希望在未来一段时间能写出其余的两本书。第三个阶段是要探讨纯粹力动现象学的文化开拓的问题,分别写几本书,讲艺术、道德和宗教等问题。能不能完全写出来,以自己目前的健康状态和年纪看来,并不乐观。我只能抱着能做多少便做多少的心理来渡过余生。

  量论或知识论的撰写的困难,比自己所预期的要高很多。怪不得当年熊十力多次说要写量论,最后还是写不出来。《西方哲学的知识论》总算写出来,也出版了。由于精力损耗太多,到写这本《当代中国哲学的知识论》时,已很有力不从心的感觉,在中间曾几次拿起笔来要写,总是写了几句便不能继续下去,好像脑汁已被榨得干干净净,一点灵感也没有。我不是不能思考,而是真的太疲累了。于是决定带着资料,先后两次到日本去作长程的旅行,每次停留了四十多天,找度假酒店来住,白天游走于茫无际涯的大海和巍峨的雄桥之间,心情敞开了,黄昏到了便回酒店专心撰写,果然有收获,灵感不断地涌出,写到深夜才睡觉。两次都是这样。钱自然是用了不少,每次到钱已花得差不多了,信用卡也快刷爆了,便急忙回台湾。再补回计画中要写的。这本《当代中国哲学的知识论》总算完成了。

  读者自然会问:为什么只写当代中国哲学的知识论,而不写古代的呢?答案很简单,在中国的哲学传统中,并未有开拓出知识论来。知识论是一种以哲学思考来研究知识的学问,例如知识的成素、认知的机能、范畴的作用,如何对外再建立客观而有效的知识等。这是比较重视理论、概念的问题。中国人一向都重视实践,特别是道德实践,不重视理论的建构。孔子的《论语》便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前面几句都涉及道德实践,只有最后的「文」,有点知识的意味。但这是要做妥前面的几项,如果还有余暇、精力,才需要留意知识的事情。这样的思想与生活,深入人心,对尔后有极大的影响。宋明儒讲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德性之知的重点在道德实践,见闻之知则关联一般的知识、技术的问题。但宋明儒重视德性之知,远过于见闻之知。至王阳明提出良知,虽有「知」一语词,但与知是完全无关,而是指道德良心,道德理性,这尤其要在日常生活中推广、实现出来,因此便有「致良知」的说法。

  有人可能会提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造纸术、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中国也出过天文学家张卫、僧一行(张遂)、数学家祖沖之、药物学家李时珍,道教的葛洪也有一定程度的化学知识,另外精神分析家荣格也常提到中国的冶金术。这些虽然都与科学知识有关,但只限于李约瑟(J. Needtham)所编撰的《中学科学与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的科技而已,与作为一种具有高度哲学性的知识论谈不上直接的关连。

  中国的传统哲学是不是完全没有涉及知识论的问题呢?有是有的,只是涉入不深,与西方及印度方面比较,落差很大。荀子是经验论者,他曾提过有关认知的问题,但只限于是感性、感觉,未有进一步阐发。墨子与公孙龙子的思想,亦有某种程度的逻辑关联,但未成系统,未能与西方的亚里斯多德的传统逻辑并列,往后发展出来的符号逻辑更不用说了。我在这里所说的知识论,是从比较严格的角度来看的,内心有印度哲学特别是西方哲学的知识论为参照。如现量(pratyakṣa)与比量(anumāna)的明确区分,或感性(Sinnlichkeit)与知性(Verstand)的区分,又如对时空与范畴(Kategorie)的行事作用的探讨。

  依于此,在中国传统哲学成素中可以拿出来作知识论的确认便很少:光是泛泛地说「见闻之知」是不算数的。大陆学者夏甄陶写了两书本的《中国认识论思想史稿》(北京:中国人文大学出版社,1992,1996)所提出的知识论的内容,几乎全部都不能算数。举佛教为例子,他把天台宗智顗的止观说、华严宗法藏的妄尽还源观、禅宗慧能的无念为宗的说法,都作知识论的思想看,也列出僧肇得般若无知观,这些都是说宗教的实践、修行项目,与知识论扯不上关系。「般若无知」中所无掉、否定掉的「知」,才是与知性或理论理性(theoretische Vernunft)有直接关连的知。把这种知无掉而达致的般若(prajñā),是一种观照空这种终极真理的智慧,是一种睿智的直觉(intellektuelle Anschauung),不能成就一般所理解的知识。

  佛教知识论的真正奠立与发展,要到陈那(Dignāga)的《集量论》(Pramāṇasamuccgya)和法称(Dharmakirti)的《量评释》(Pramāṇavārttika)才算是正式开始。陈那另外有《观所缘缘论》(Ālambanaparikṣā),那是讨论认知对象的,这本书有玄奘的汉译本,但这是翻译,不能说是表示玄奘的知识论思想,玄奘自己撰写的《八识规矩颂》,未有充分展现他的知识论观点。夏甄陶在他的书的上卷的〈后记〉中说,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有丰富的知识论思想,是敷衍的说法,不能认真解读,不能作准。与夏书的说法相对比,罗中枢的说法便比较接近事实。他在其书《重玄之思:成玄黄的重玄方法和认识论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10)的〈导言〉中说,认识论在中国没有像宇宙论本体论、价值论和人生哲学那样得到充分的发展,也缺少概念的规定和理论的系统。

  中国哲学要到近、现代,才注意西方意义的知识论的问题。中间经过很多人的努力,他们基本上是广泛地阅读西方知识论的着作,慢慢吸收、消化,而营构自家的知识论的理论体系。其中有三个人的成绩是值得特别注意的,也是我在本书中要述论的。他们是张东荪、金岳霖和牟宗三。先说张东荪。张氏称自己的知识论为多元主义的知识论。所谓「多元」是兼收直蓄之意,即是,张东荪广泛地吸收西方知识论的优良成分,其中包括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康德的综合主义的知识论思想。他尤其欣赏康德的实用主义(他喜欢以「唯用论」名之),都融入他自己的思想中,而成为一个指涉广泛的外延(extension)的知识论系统。

  不过,他也强调自己毕竟与康德不同。它不像康德那样把规矩、格式纯归于主观,以外界不具条理。而是主张外界也有其条理。另外,他读书广博,除了具有哲学方面的知识外,也留意及当时流行的心理学与社会学的问题。由于他强调知识论的多元性格,这便让人较难理解他在知识论方面的特性所在。不过,有一点是必须确认和肯定的,即是,他把认知对象由质实的、固定的物体作出架构性的转向。他视认知对象为一种架构构造,是虚的,不是实的,这便让他的知识论从实在主义移挪到怀德海的机体主义方面去。他也倾向以事(event)来说认知对象,而不以质体(entity)来说。这是他在知识论上的比较独特的贡献。

吴汝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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