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偏见决断法:如何击退阻碍工作与生活的四大恶棍,用好决策扭转人生

零偏见决断法:如何击退阻碍工作与生活的四大恶棍,用好决策扭转人生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原文作者: Chip Heath, Dan Heath
图书标签:
  • 决策力
  • 思维模式
  • 自我提升
  • 职场技能
  • 生活技巧
  • 认知偏差
  • 心理学
  • 高效工作
  • 个人成长
  • 问题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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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人的一生充满各种决策,从日常琐事到企业发展蓝图,我们每分每秒都活在自己与他人的决策中。本书要探讨的,正是影响工作与生活的最重要课题—如何做出最好的决定?不幸的是,人类的决策行为多半受偏见及情绪影响,以下四大恶棍总在决策时如影随行、影响判断:

  •    选项狭隘:多数人只问「要不要」或「好不好」来二选一,忽略了其他可能性。
  •    确认偏误:只看支持自己假设的资讯。
  •    短期情绪干扰:事实已经摆在眼前,还是不愿相信。
  •    过度自信:认为自己一定可以预测并掌握未来,不愿调整做法。

  即便是标榜快速精准的直觉式决策法,也有适用情境的限制,无法免于上述四大恶棍毒害。本书作者根据大量与决策相关的研究,提出能确实战胜四大恶棍的WRAP决策四部曲:

  •    W 扩增更多选项(Widen Your Options)
  •    R 真实验证假设(Reality-test Your Assumptions)
  •    A 抽离自我情绪(Attain Distance Before Deciding)
  •    P 准备迎接错误(Prepare to be Wrong)

  书中以简明的文字,辅以大量日常生活与企业经营的真实案例,说明如何运用WRAP进行决策。从企业的创意发想、征才、併购或经营方针,到日常购物、搬家、结婚、医疗、帮孩子选学校等情境,都是WRAP决策法可以大显身手的范围。甚至当你为了告白而犹豫不决时,WRAP也能帮你做出最好的选择,而非只凭着一时冲动。

  此外,我们还能学到许多有助决策的实用技巧,例如:摇滚乐团Van Halen如何用巧克力糖帮助决策?如何以简单问句突破盲点?为决策烦恼时,如何跳出思考回圈以免影响判断?事关群体的决策,如何将伤害减到最低?若判断不幸有误,如何紧抓在中途改变方向的宝贵机会?

  《零偏见决断法》是希思兄弟截至目前为止最重要的着作,针对如何做出更好的决定,提出全新的策略与具体方案。期望读者能借由缜密的WRAP决策法,在决策时谨慎避开偏见与情绪的陷阱。

  就从今天开始,让每一个好的决定,成为你扭转人生的契机!

本书特色

  ◎本书的「WRAP决策法」适用于工作与生活上的所有情境
  企业:创意发想、征才评估、併购、经营方针等。
  个人:求职、求学、谈恋爱、购物、搬家、结婚、医疗、亲子教养等。

  ◎分析大量实际案例,归纳出帮助决策的实用技巧
  *如何以简单问句突破盲点?
  *为决策烦恼时,如何跳出思考回圈以免影响判断?
  *事关群体的决策,如何将伤害减到最低?
  *若判断不幸有误,如何紧抓在中途改变方向的宝贵机会?

  《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畅销书
  Amazon编辑选书
  入围英国皇家特许管理学会CMI年度最佳管理书决选名单
  入围美国最大书评网Goodreads Choice Award年度「最佳非小说类好书」决选名单

佳评

  领导者最重要的工作是做出好的决策—即对未来有着近乎完美的认知,但这是难以一贯之事……希思兄弟在《零偏见决断法》一书阐释如何穿越我们不理性大脑埋下的地雷,并增进我们得到优异成果的机会。—《Inc.》杂志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奇普.希思Chip Heath


  德州农工大学理学士、史丹佛大学心理学博士。现任史丹佛大学商学院组织行为学教授。

丹.希思Dan Heath

  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文学士、哈佛商学院MBA。曾任哈佛商学院研究员、亚斯本研究所顾问,现任杜克大学社会企业精神推广中心(Center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资深研究员。亦为创新媒体教育公司Thinkwell的创办人之一。

  希思兄弟在知名商管杂志 《高速企业》(Fast Company)辟有专栏,也经常举办演讲,并提供谘询服务,服务对象包括微软、日产汽车及西点军校等。合着有《创意黏力学》、《改变,好容易》。

译者简介

程嘉君


  1954年生。1979年毕业于国立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曾于资讯工业策进会先后担任资讯市场情报中心主任、推广服务处处长及网路事业群总经理。1998年,于Seednet独立为数位联合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后担任总经理。2009年退休。现为实践大学兼任讲师与数家上市柜公司之独立董事。

图书目录

引言

1 决策会遇到的四大恶棍

—W 扩增更多选项—
2 避免陷入偏狭的框架
3 分头并进
4 找到曾解决类似问题的人

—R真实验证假设—
5 反向思考
6 大范围观照,近距离检视
7 试水温

—A抽离自我情绪—
8 克服短暂的情绪
9 尊重核心优先事项

—P准备迎接错误—
10 拉出未来的区间
11 设置绊脚索
12 信任程序

读完本书之后,可以做的几件事
进阶阅读建议书目
个案诊疗室
克服障碍
致谢
註释

图书序言

引言

  香侬是某家小顾问公司的主管。这阵子,有件事让她伤透了脑筋:到底该不该开除公司的资讯部门主管克里夫?过去几年,他只做份内该做的事,多的一概不理。克里夫不是没能力,他才华洋溢,在技术问题上,经常可以想出既便宜又独特的解决窍门。但他从来都不主动。更糟的是,与同事互动的态度也不理想。会议上,他经常批判其他人的想法,甚至到了尖酸刻薄的地步。

  然而,如果克里夫离开,公司在短时间内可能会有些麻烦。因为,维护公司的客户资料库这事,没人比他更上手。

  如果是你,会给香侬什么样的建议呢?该不该请克里夫走路呢?

  如果我们回头检视刚刚那几秒钟脑袋里出现的念头,或许会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判断居然会这么快就开始形成!以克里夫这案例来说,多数人会觉得,已经有足够的讯息可以给香侬建议了。或许会建议请克里夫走路,或许会建议再给他一次机会。问题是,当我们给出这些建议的时候,丝毫不觉得有何不妥。

  二○○二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康纳曼(Daniel Kahneman)是位心理学家,专事研究人类的决策行为。他对传统经济学者认为人类行为是绝对理性(strict rationality)的假设,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他说:「人类心智活动中有个非常了不起的状况,就是我们几乎不会被卡住。」他在《快思慢想》(Thinking, Fast and Slow)这本着作中说明了人们在下结论这事上,是多么的轻松和不在意。「我们心智活动所处的状态,对于来到面前的所有事情,几乎都有直觉的感受和见解。在我们还没真的熟识某人的时候,就会做出喜不喜欢的判断;也会没来由地信任或不信任某个陌生人;也会在还没深入了解某个企业的经营状况时,就一头热地认定它会做得起来。」

  康纳曼认为,人之所以会很快对事情做出结论,是因为我们过度倚重当下掌握的讯息,而忽略了尚未浮出台面的部分。他把这种倾向称为「所见即是」(what you see is all there is)。顺着康纳曼这种视觉上的譬喻,我们则称此现象为「聚光灯效应」(spotlight effect,想像一下剧场里的聚光灯是如何吸引我们的注意力,聚光灯下的景物是如此鲜明)。

  就以上面提到的克里夫这事来说,很清楚的是聚光灯效应的显现。关于克里夫我们知道:他只做最少的工作、极度被动且态度糟糕,他的主管可能请他走路。于是,我们就准备下结论了。

  然而,聚光灯其实只照亮了很小的范围,之外的东西是看不清楚的。以克里夫这案例来说,人们通常不会马上想到应该再问一些显然需要澄清的问题,例如:是不是可以让他转换一下工作内容,让他的专长有更大的发挥?(他不是很擅长以经济有效的方法解决技术困难吗?)或者可以给克里夫搭配一位他信得过的职场导师,协助他订出高一点的工作目标,也想办法让他不再刻薄地批评同事。

  如果再深入了解一点,说不定会发现,其实有不少同事还挺欣赏他这种直来直往的臭脾气!(也许他是科技界的怪医豪斯〔Dr. House〕。)是什么让我们认为香侬对克里夫的看法就完全没有瑕疵?说不定她并非一个称职的主管!当我们把聚光灯的位置来回移动,情况必然有所不同。如果不试着移动聚光灯,就不可能对克里夫的未来做出更好的决定。当然,如果只要有想法就好,不移动聚光灯当然比较简单。

  本质上,这就是决策的核心困难所在:要做一项睿智的决定,聚光灯很少照亮事物的全貌,但我们经常忘记该移动它。有时人们根本忽略了还有这盏聚光灯的存在。因为长久以来,我们处在一盏小灯的光影下,忘了灯光照射的范围之外还有更广阔的天地。

  仔细探究人们所做的决定以及这些决定创造的结果,或许会发现,人类在这类事情上的表现,还真是不怎样。

  以人们职场生涯的选择为例,半途而废或后悔不已的情况所在多有。美国律师协会(American Bar Association)的调查发现,有四四%的律师建议年轻人不要进这一行。另一项针对二万名高阶主管所做的调查显示,有四○%的人在受聘十八个月内被解僱或自行离职。在四年内离开教职的教育从业者则高达五○%以上。事实上,在费城地区学校所做的研究发现,离开教职的老师比中辍生还多一倍!

  企业界的决策更是千疮百孔。就以影响最重大的企业购併决策来看,某个研究显示,有高达八三%的併购案并没有为股东带来任何利益。另一个研究则请二二○七位企业高阶主管评估自己在组织中做决策的情形,六○%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所做的决策好坏各半。

  在个人事务的决定上,似乎也好不到哪去。多数人所存的退休金都不敷使用。有人认真地存了老本,却又在股票市场上买高卖低而亏蚀累累;有些年轻人则误交损友,影响终生;中年人则让工作严重影响家庭生活;老年人则后悔没有在更年轻的时候,多花点时间闻闻玫瑰的芬芳。

  为什么做出好决定这么困难?这几年,很多立论精辟的书籍与文章都在探讨人类做决定时遭遇的问题。或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偏见与执着,或是人类的不理性有以致之。或许可以这么说,当人们做决定的时候,脑袋似乎不是那么管用!若真是如此,那另外一个必须探讨的课题是:既然我们的脑袋已经长成这副德性,让我们经常做出很笨的决定,那要如何才能改善?这方面的探讨似乎较为少见。*

  在做重要决定的时候,有人会劝我们要相信自己的本能直觉(guts)。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本能直觉本身就充满各式各样根本靠不住的意见。终极红丝绒起士蛋糕(Ultimate Red Velvet Cheesecake)是连锁餐厅起士蛋糕工厂(The Cheesecake Factory)供应的甜点,非常好吃,一份就有一千五百四十大卡的热量,相当于三份麦当劳的双层起士汉堡,再加上一包Skittle彩虹糖。这是正餐用完后才吃的东西。

  然而,终极红丝绒起士蛋糕正是我们直觉就会喜欢的东西。当然,不会有人错把本能直觉给我们的引导当成有智慧的举动。再者,从来也不曾有人在精心规画一个进食计画后,得到的结论是:「多来几份甜点!」

  在大事情的决定上,我们的本能直觉依然好不到哪去。记得一九七五年十月十日,伊丽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和李察•波顿(Richard Burton)快乐举行的结婚典礼吧!这是泰勒女士梅开六度,波顿先生则是第三次结婚。英国十八世纪散文家强生(Samuel Johnson)曾说,所谓的第二次婚姻是:「希望战胜了经验。」(Triumph of hope over experience.)以泰勒女士与波顿先生过去的婚姻纪录来看,应该可以说是:希望战胜了巨量实证。(这次婚姻也只维持了十个月。)

  我们的本能直觉其实经常是拿不定主意的。二○○九年,在美国有六一、五三五个刺青被要求涂去。英国某项研究则发现,三千多位曾在新年许下新希望的人,有八八%没有着手实践。⑥即便订出像是「要更享受人生」这种决定的人,也有六八%的人没有去做。美式足球着名的四分卫布莱特•法佛(Brett Favre)宣布退休,之后复出,然后又退休。在本书付梓时,他真的退休了。

  如果没办法相信自己的本能直觉,那该相信什么?许多企业界人士是以详细的分析评估让自己有信心。分析评估可以让人们有多大的信心呢?雪梨大学教授丹•洛瓦罗(Dan Lovallo)与麦肯钖(McKinsey)顾问公司的研究主管奥利维•席波妮(Olivier Sibony)进行了一项研究,他们找出过去五年企业界的一、○四八项重要决策,诸如新产品或新服务的推出、组织结构的调整、进军海外新市场或併购某家公司,分别深入了解当初是怎么做出这些决定的,以及这些决定带来的营收、利润与市占率等结果。

  研究发现,大多数决定都经过团队的严密分析,他们建构周详的财务模型,并评估投资人可能的反应。

  除了了解这些分析评估之外,两位研究人员还询问决策团队有关「决策程序」(decision process)的问题,也就是属于决策的软性层面课题。决策团队成员是否曾针对既有的不确定状况,有过毫无保留的讨论?与高阶主管意见不同的观点是否曾放在台面上讨论?对于有不同看法的人,是否曾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并表示意见?

  研究人员探讨,要产生好的决策,为企业带来更多营收、利润与市占率,决策程序与分析评估到底哪个比较重要?他们发现,「决策程序比分析评估更重要,其程度甚至高达六倍之多。」好的决策程序会让分析评估做得更好!比方说,有机会将有瑕疵的逻辑,从思维幽暗的洞穴中赶出来。但好的分析评估则未必能产生好的决策:「再厉害的分析评估也是枉然,除非在决策过程中能让各种意见有机会表达。」

  对于多数组织之决策程序的弱点,席波泥用以下的例子打了个比方:

  想像我们走进法庭,进行中的审判庭,检察官用二十张非常具说服力的图表简报提出控告,认为被告有罪。之后,承审法官针对检方提出的事证提出质疑。检察官对法官提出的质疑一一做出适当的回应与说明。于是法官下了决定,判决被告有罪。没有人会觉得这样的程序是合宜的,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觉得法院里出现这样的审理程序是不像话的,那为什么当我们做某项投资决策时,没听听另一方的反对意见,却是可以接受的呢?

  当然,上面这段叙述过分简化,但绝大多数公司都是以这样的程序在做决策。决策团队通常只专注在一个面向的意见讨论,形成想要的论点,找到支撑这些论点的理路。这样的程序,让最后做决定的人,一方面必须提出质疑,一方面得做出最终的裁定。如果能够建构好的决策程序,可相当程度地确保这种缺憾不致发生。

  洛瓦罗教授说,他跟几位企业领导谈到企业需要这样的决策程序时,对方通常都不以为然。「他们多半不相信决策程序这种软实力比分析评估更重要。他们很少花时间在决策程序上。每个人都自以为知道怎么做。」然而,资料显示,关注决策程序的企业会得到较丰硕的成果。也就是说,一个好的决策程序显着提升决策的成果,财务面的报偿当然也会伴随而来。

  好的企业决策者採行的决策准则,包括发掘各种可能的观点、确认尚存的不确定性、设法寻找跟自己信念不符的事证等;这对我们的居家生活与维系亲朋关系也有帮助。务实的程序不只有益于企业经营,在生活中应用也会得到好处。

  为什么「程序」这么重要?因为光是知道自己的缺点,也于事无补。难道知道自己有近视,就可以让我们看得更远?知道自己脾气不好,就能压下坏脾气?同样地,即使知道自己的心智充满偏见执着,要修正却是困难重重。

  我们在考虑重大决定的时候,例如是不是该请克里夫走路、该不该换工作或该如何安置年长行动不便的长辈时,几乎很少用上「程序」这个概念。目前唯一被广泛使用的决策程序,是「正反意见表列法」(pros-and-cons list)。这个方法的好处是让我们更谨慎,避免结论下得过于仓促。在克里夫的例子里,我们可以动一动聚光灯,找到正、反面的意见,直到我们觉得可以下决定为止。

  或许人们不知道,「正反意见表列法」有着辉煌的历史渊源。一七七二年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一位同事接到邀请,要去出任某个不太寻常的工作,因而请教他的意见。富兰克林写了封信回覆他,由于所知情况有限,没办法建议他接受或不接受这工作;但富兰克林建议这位同事运用某种程序为自己做决定。富兰克林说,方法是这样的,「用笔在一张纸的中间画条线,一边写下正面的理由,反面理由则写在另一边。」在未来的三、四天,只要想到什么,就写在这纸片上的适当位置。然后他说:

  当一眼看到这些写下来的东西时,我会试着评估这些因素之间的相对重要程度。如果发现正、反两边都有一个同等重要,就把它们槓掉;如果发现一个正面的理由和两个反面的理由同样重要,就把这三个一起划掉;如果有反面的两个理由加起来跟三个正面理由有同样的比重,就再删去这五个。依此类推,花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终于理清楚那些仍留下来的东西。再经过一、两天的沉淀思考,如果没有继续发现正、反两面的重要考虑因素,就是我必须下决定的时候了。

  富兰克林给这方法取了个名字叫作「心智代数」(moral algebra)。两百多年后的今天,他在这封信写下的方法,在人们做决定时仍广泛使用(当然是在人们不相信自己的本能直觉的时候)。或许我们未必会按照富兰克林的建议,逐一删去同等比重的理由,但是在精神上,我们是遵循这样的程序。当我们面对选择的时候,会比较正、反两面的考量因素,之后做出自认为比较有利的选择。

  这方法大家都很熟悉,几乎是众所周知的常识了。不过,这方法也有很严重的缺点。

  过去四十多年心理学领域的研究发现,人们在思考行为上确实存在一大堆的偏见与执着,让我们做决定时惯常使用的「正反意见表列法」日暮途穷。如果我们真的希望能做出更好的决定,就必须了解,思考行为上的偏见与执着是怎么发生的;当然,也得学习(如何用另一种比「正反意见表列法」更有力的工具)和这些偏见与执着奋战。

  请准备好来面对做决定时会遇上的「四大恶棍」(the four most pernicious villains),以及该用什么样的程序来降低它们造成的影响。

图书试读

1.
 
史迪夫•寇尔(Steve Cole)在非营利组织希望实验室(HopeLab)担任研发副总裁。实验室成立的宗旨,是希望运用科技来提升青少年的身体健康。他说:「生活中,我们总会想:『我到底该做这件事或那件事?』要不要试着这样问:『有没有什么方法,能让我同时做这件事和那件事?』或许令人难以置信,但在多数情况下,人们是可以同时完成两件工作的。」
 
寇尔带领希望实验室的团队执行一项重要企画,要寻找具专业设计能力的伙伴,一起完成某种行动装置,以衡量青少年的运动量。旧金山湾区具备这种能力的公司至少有七、八家。依商业议约的常规,希望实验室会请这几家厂商各自提出建议书,之后从中挑出最好的一家签约。
 
但寇尔这次没这么做,他用的是「赛马模式」(horse race)。他缩减了工作范围,使之仅涵盖此企画的第一阶段,然后同时请五家厂商各自进行第一阶段的工作(特别要澄清的是,寇尔并未把预算变成五倍—作为非营利组织,希望实验室的资源有限。寇尔知道,他在第一回合学到的东西,会让后续几个回合更具效益)。
 
经过这样的程序,寇尔掌握了行动装置几种不同的设计腹案。在接下来的设计工作中,或是选取他最喜欢的设计,或是撷取各家精华;他还可以把配合度不好或效率不佳的厂商先刷掉。
 
寇尔这种做法是在对付决策行为上会遇到的第一个恶棍—「偏狭的框架」(narrow framing)。也就是在界定选项时,经常过于狭窄,甚至掉入非黑即白的二分法。有人会问:「到底要不要跟伙伴拆伙?」而不是问:「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搞好跟伙伴的关系?」有人会问:「该不该买部新车?」而不是问:「要让我们一家人生活更优裕,钱该怎么花才是最上算的?」
 
在引言中提到的例子,若是问:「香侬该不该请克里夫走路?」思维就卡在偏狭的框架里了。也就是说,我们只聚焦在单一选项,而放弃了所有其他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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