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生,1971年台湾大学医学院医学系毕业。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荣誉教授(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UCLA)、美国精神医学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APA)杰出终生资深会员。曾任台湾国家卫生研究院精神卫生及药物成瘾研究组主任、台湾生物精神医学及神经精神药物学学会创会会长、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加州大学族群精神医学研究中心主任、洛杉矶湾区及长堤亚太心理卫生中心创办人。
但是那也正是精神医学转型的年代。我在一九七四年转赴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继续进修时,原为精神分析师的旧主任刚下台不久,新的主任注重行为科学及生物精神医学,反映的正是全美国乃至整个世界的走向。第三版精神医学诊断统计手册(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Third Edition [DSM-III])在一九八零年出炉之后,精神动力学(psychodynamics)的概念遂逐渐爲「描述性」(”descriptive”)学说所取代。因而在我接受住院医师的训练过程里,精神分析学乃至其他种种心里治疗学正在逐渐淡出精神医学界。在这样的氛围下,存身于大学临床学术机构的我,摆盪于精神药理学、社区精神医学与文化精神医学之间,精神分析与心理治疗遂成了茶余饭后助兴的话题。当代掌权的「新克雷培林学派」(Neo-Kraepelinian)把「心灵」当成「黑箱」、「黑洞」,相信跳过这个黑箱,我们反而会更有余裕去探讨脑神经科学乃至分子基因学与行为、思考、情绪的关系。训练结束后,我一直留在大学教学医院与研究机构,三十年间忙于爲发展个人小小的学术事业而奔波,凝视心灵「黑箱」的时间,自然大减,但是对二十世纪初以来我们这个行业里勇于探索人心的「祖师爷」们的人生际遇与心路历程,则还是一直充满好奇。
也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我在医学生时代与一群志同道合的学长、同学们共同集资创办的《当代医学》月刊,在走过三十余年辉煌的历史后,面临因时代变迁等因素造成的瓶颈。同仁们几经思考之后,决心将之持续至四十週年时圆满闭幕。为了共襄盛举,也为了一偿去国多年、未曾为杂志撰稿的歉疚,我于两年前开辟了一个专栏,就取名爲「受伤的医者」,每期介绍一位精神医学界或心理学界的开拓者。当时最先想到的,自然是色彩最鲜艳、故事性最高,也或许就是争议性最严重的几位,如荣格(Carl G. Jung;1875-1961)、艾瑞克森(Erik H. Erikson;1902-1994)等,原先并没有一个确切的名单,只是想能写几篇就是几篇。没想到几个月下来,每一个「主角」的背景资料牵引出许多我原所不知的、他们的同行者或敌对者(例如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 ]之于荣格)的「秘密」,于是乎有如原子炉的连锁反应,名单越来越长,取舍居然成了问题。匆匆就是两个寒暑,这个专栏,在见证《当代医学》四十週年的庆祝盛典、圆满谢幕后,也就画下了句点。这期间勤跑图书馆,借阅书籍动辄十数百本,包括尘封多年的古稀珍本。有时为了求证解疑,幸运找到了专家学者或事件见证人的联络方式,居然还常得到善意的回应。大师们曲折丰富的人生,让我有机会再度品尝「做学问」的乐趣,也磨练说故事的能力,想来心里就充满感激。
另一位几乎同姓的米尔顿•艾瑞克森(Milton H. Erickson;1901-1980)则更是个来自中西部、身上同时流着维京人(Viking)与印地安人血液的「正宗」美国人。他「残而不废」,自信、乐观、富于幽默。他不相信潜意识是洪水勐兽,而将之视为生机的泉源。也因为他,源远流长但长期被误解忽视的催眠疗法才得以重见天日。
一九九三年我在现已倒闭的边境书店(Borders)新书陈列柜上第一次看到这本书,它的全名是《危险疗程──心理学大师荣格、佛洛伊德,与她的故事》(A Most Dangerous Method—The Story of Jung, Freud and Sabina Spielrein )。此书最近再度引人注目,可能是因为据之改编的电影《危险疗程》(A Dangerous Method )在不久前正式上映,颇获好评。英文片名与书名一字之差,不知是否基于票房考量,还是顾虑到心理卫生界人士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