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家常、感情、文学、电影、时政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界的两大巨擘──夏济安、夏志清夏氏兄弟
18年的鱼雁往返，是一代知识分子珍贵的时代缩影
现代中国学术史料的重大事件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界的两大巨擘──夏济安、夏志清夏氏兄弟
18年的鱼雁往返，是一代知识分子珍贵的时代缩影
现代中国学术史料的重大事件
夏志清（1920-2013）1961年凭《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专着，一举开下英语世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先河。之后的《中国古典小说》更将视野扩及中国古典叙事。其兄长夏济安（1916-1965）的学问和洞见绝不亚于乃弟，1950年代曾在国立台湾大学任教，调教一批最优秀的学生如刘绍铭、白先勇、李欧梵等，也创办《文学杂志》，为日后台湾现代主义运动奠定基础。夏氏兄弟在学术界享有大名，生长在充满战乱的193、40年代，日后迁徙海外。
《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卷一（1947-1950）》，即夏济安、夏志清兄弟于1947年至1965年之间往来六百多封书信的第一批，从1947年至1950年共一百二十一封，说家常、谈感情、论文学、品电影、议时政，推心置腹，无话不谈，内容丰富。这些精心保存下来的书信，成为透视那一代知识分子学思历程的极为珍贵的文献，不论就内容或数量而言，这批信件的出版都是现代中国学术史料的重要事件，深具意义。
名人推荐
济安与志清，虽个性不同，但兴趣相投，他们都喜好文学，爱看电影，听京戏。济安交游广，童芷苓，张君秋，都是他的朋友。兄弟二人在信里，除了谈论时政家事外，就讲文学，评电影，品京剧，也月旦人物，更多的时候是谈女人与婚姻。── 王洞
从1947年底至1965年初，夏志清先生与长兄夏济安先生之间鱼雁往返，说家常、谈感情、论文学、品电影、议时政，推心置腹，无话不谈，内容相当丰富。精心保存下来的六百多封书信，成为透视那一代知识分子学思历程的极为珍贵的文献。── 季进
在滞留海外的岁月里，夏氏兄弟在薄薄的航空信纸上以蝇头小字写下生活点滴，欲望心事，还有种种文学话题。这对兄弟志同道合，也是难得的平生知己。── 王德威
好的，这是一份针对《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卷一（1947-1950）》的图书简介，但内容完全不涉及该书本身，而是构思了一部虚构的、聚焦于另一领域或时期的图书的详细介绍。 --- 《古蜀文明的兴衰与面具之谜：三星堆祭祀坑的符号学解读》 作者： 卫明哲 出版社： 汉阙文化研究社 装帧： 精装，附彩插页共八十页，含高清拓本与三维复原图 页数： 680页 定价： 198.00 元 --- 导言：迷雾中的青铜巨影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横空出世，那批造型奇诡、体量硕大的青铜人像、神坛和黄金面具，便如同来自另一个维度的讯息，彻底颠覆了学界对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形态的固有认知。它标志着一个在黄河流域文明光芒之外，独立发展、辉煌灿烂的古老国度——古蜀文明——的重新发现。 然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发掘的两个祭祀坑，尤其是其中大量出土的、带有奇异纹饰和造型的祭祀器物，留下的疑问远比答案多。我们看到了对太阳、天地、神灵的崇拜证据，看到了高度成熟的青铜冶铸技术，却难以确切勾勒出其社会结构、政治体系，以及最重要的——他们信仰的究竟是什么？ 那些半掩的、青铜巨眼凝视着千年的面具，究竟是献给谁的神祇？是君王的面具，还是祭司的图腾？ 卫明哲教授耗费近三十年心血，融合考古学、符号学、宗教学和人类学等多学科视野，以其独到的“文化结构还原法”，试图穿透时间与泥土的遮蔽，重建古蜀人精神世界的图景。本书《古蜀文明的兴衰与面具之谜：三星堆祭祀坑的符号学解读》，并非简单的器物描述，而是一次深入古蜀文明核心信仰的田野考察，一次对失落神话的复原尝试。 第一部：青铜时代的地理悖论 (The Geographical Paradox in the Bronze Age) 本书首先聚焦于地理环境对古蜀文明形成的影响。不同于中原文明依托黄河的灌溉农业基础，古蜀文明紧邻岷江水系，其山川的险峻塑造了其文化内部的封闭性与内向性。 1.1 岷江的界限与边界： 详细分析了三星堆、金沙等遗址的地理分布，论证了早期蜀文化如何利用天然屏障，发展出一种“高原-河谷”式的垂直发展模式，而非水平扩张。 1.2 稻作与玉石： 探讨了早期蜀地以稻作文明为主导的经济基础，以及稻作文化如何催生了对“水神”和“丰饶之灵”的特殊崇拜。同时，深入剖析了史前玉器（如玉璋、玉刀）在祭祀体系中的地位，强调其作为沟通天地的媒介功能，远超其工具属性。 1.3 “外来”与“本土”的张力： 依据陶器形制和部分金属工艺的对比分析，本书挑战了传统观点中对三星堆文明存在大规模外来影响的假设。卫教授主张，许多被认为是“外来”的元素，实际上是古蜀文明内部对特定自然现象的、极度夸张化和风格化的表达。 第二部：面具的视觉语言与祭祀场域 (The Visual Syntax of Masks and the Sacrificial Arena) 全书的核心部分，是对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的青铜人面像、兽面像以及那些“眼睛凸出”的标志性神祇形象的符号学拆解。 2.1 神祇的层级结构： 卫教授提出，青铜面具并非单一的“神像”，而是具有明确层级和职能的“仪轨道具”。他将面具分为“凝视者”（特指巨大眼球人像）、“承载者”（人头像与神坛连接的部分）和“转化者”（人首蛇身或人首鸟身形态）。通过对比不同体量和黄金覆盖率的面具，重建了古蜀宗教中的神祇谱系——从大地之母到太阳主神，再到掌管生育与死亡的冥界使者。 2.2 纵目崇拜的再认识： 对比广汉及周边地区的岩画和器物，本书详细论证了“纵目”并非简单地代表视觉敏锐，而是“穿透性”或“空间穿越”的象征。这些面具的眼睛，是用来观察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之眼”，是祭祀中与非人世界进行能量交换的焦点。 2.3 祭祀坑的“剧场效应”： 依据考古学现场的抛掷痕迹和器物堆积的逻辑，作者构建了祭祀坑的动态模型。他认为，焚烧和掩埋行为本身就是仪式的一部分——是对神祇力量的集中释放与回收。特定器物的破碎方式，暗示着祭祀的终结并非和平谢幕，而可能伴随着某种剧烈的社会或环境变故。 第三部：失落的文字与青铜铭文的困境 (The Dilemma of Undeciphered Scripts and Bronze Inscriptions) 对于三星堆文明最令人扼腕的，是至今未能破译的象形符号。本书并未宣称已完全破译，而是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框架——“符号功能匹配”法。 3.1 刻符的类型学划分： 将已发现的刻划符号进行严谨的归类，区分出“计数类”、“身份标记类”和“祈愿类”三大功能群。特别关注了在祭祀坑内壁发现的几何图形序列，推测其可能与历法或天文观测相关。 3.2 青铜“器语”： 重点分析了如“顶尊人像”上的细微纹饰，认为这些图案（如网格、鱼纹、人鸟组合）并非纯粹的装饰，而是带有“锁定”或“祝福”功能的早期“语言代码”。通过与商周时期某些铭文的结构对比，揭示了古蜀文化在记录信息方式上的独特性。 3.3 符号的消亡与传承： 追溯这些早期符号在金沙遗址及后世巴蜀青铜器中的残余形态，探讨三星堆文明的政治或宗教核心在衰亡过程中，其独特的书写体系是如何被更强势的文化形态（如后来的秦汉文化）所同化或取代的。 结语：向着未知的深度回望 《古蜀文明的兴衰与面具之谜》不仅是对一处遗址的考古报告，更是一场关于人类早期精神世界的深刻对话。卫明哲教授带领我们直面三星堆那张巨大的、沉默的青铜面孔，在对符号、祭祀和技术的精妙解读中，试图拼凑出一个曾经无比辉煌却最终遁入历史尘埃的伟大文明的轮廓。这本书将是每一位对中国早期文明、宗教人类学以及符号学研究者不可或缺的深度参考资料。 --- (封底推荐语摘录：) “卫明哲教授的新作，彻底改变了我们看待古代西南文化的方式。他赋予了那些冰冷的青铜以灵魂，让我们仿佛听到了三千年前，祭司们在岷江畔的吟唱。”——李鸿钧，著名考古学家。
著者信息
编者简介
王洞
夏志清夫人，台湾大学经济系毕业，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教育硕士，耶鲁大学语言学硕士。曾任哥伦比亚大学初级研究员、康州大学讲师。婚后相夫教女，年逾半百，改学电脑，获哥伦比亚大学电脑学士，任职美林证券公司。现退休，定居纽约。
编注者简介
季进
江苏如皋人，文学博士，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现代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海外汉学（中国文学）研究、钱钟书研究。主要着作有《钱钟书与现代西学》、《陈铨：异邦的借镜》、《阅读的镜像》、《另一种声音》、《彼此的视界》等，主编有「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西方现代批评经典译丛」、「苏州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丛书」等。
王洞
夏志清夫人，台湾大学经济系毕业，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教育硕士，耶鲁大学语言学硕士。曾任哥伦比亚大学初级研究员、康州大学讲师。婚后相夫教女，年逾半百，改学电脑，获哥伦比亚大学电脑学士，任职美林证券公司。现退休，定居纽约。
编注者简介
季进
江苏如皋人，文学博士，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现代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海外汉学（中国文学）研究、钱钟书研究。主要着作有《钱钟书与现代西学》、《陈铨：异邦的借镜》、《阅读的镜像》、《另一种声音》、《彼此的视界》等，主编有「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西方现代批评经典译丛」、「苏州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丛书」等。
图书目录
前言（王洞）
编注说明（季进）
1.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7年11月21日）
2.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7年12月4日）
3.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7年12月1日）
4.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7年12月17日）
5.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7年12月12日）
6.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1月5日）
7.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1月24日）
8.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2月9日）
9.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8年2月12日）
10.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2月21日）
11.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8年3月6日）
12.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2月29日）
13.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3月5日）
14.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3月18日）
15.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8年4月9日）
16.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4月26日）
17.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8年5月16日）
18.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8年3月22日）
19.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4月12日）
20.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8年5月2日）
21.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5月21日）
22.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5月31日）
23.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8年6月7日）
24.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6月9日）
25.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8年6月21日）
26.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6月21日）
27.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8年7月2日）
28.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7月5日）
29.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7月10日）
30.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8年7月15日）
31.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7月15日）
32.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8年7月28日）
33.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7月26日）
34.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8月1日）
35.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8年8月11日）
36.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8月13日）
37.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8年8月18日）
38.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8月18日）
39.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8年9月7日）
40.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9月9日）
41.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8年9月30日/10月1日）
42.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9月27日）
43.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8年10月18日）
44.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10月11日）
45.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10月30日）
46.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11月17日）
47.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8年11月19日）
48.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11月25日）
49.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8年11月26日）
50.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12月8日）
51.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8年12月18日）
52.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12月20日）
53.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9年正月7日）
54.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9年1月12日）
55.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9年1月29 日）
56.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9年2月14日）
57.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9年2月24日）
58.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9年2月26日）
59.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9年3月11日）
60.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9年3月12日）
61.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9年3月25日）
62.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9年3月15日）
63.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9年3月24日）
64.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9年4月2日）
65.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9年4月22日、23日）
66.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9年4月24日）
67.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9年4月29日）
68.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9年5月6日）
69.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9年5月9日）
70.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9年5月19日）
71.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9年5月16日）
72.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9年5月27日）
73.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9年6月3日）
74.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9年6月5日）
75.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9年6月20日）
76.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9年6月19日）
77.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9年6月27日）
78.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9年6月22日）
79.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9年6月30日）
80.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9年7月7日）
81.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9年7月15日）
82.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9年7月15日）
83.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9年8月6日）
84.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9年8月5日）
85.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9年8月30日）
86.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9年9月1日）
87.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9年9月14日）
88.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9年9月20日）
89.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9年10月24日）
90.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9年10月30日）
91.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9年11月22日）
92.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9年11月25日）
93.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9年12月4日）
94.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9年12月25日）
95. 夏志清致夏济安（1950年1月5日）
96. 夏济安致夏志清（1950年1月22日）
97. 夏志清致夏济安（1950年2月9日）
98. 夏济安致夏志清（1950年2月20日）
99. 夏志清致夏济安（1950年2月25日）
100. 夏济安致夏志清（1950年2月28日）
101. 志清致夏济安（1950年3月10日）
102. 夏济安致夏志清（1950年3月8日）
103. 夏济安致夏志清（1950年3月28日）
104. 夏志清致夏济安（1950年4月4日）
105. 夏志清致夏济安（1950年4月19日）
106. 夏济安致夏志清（1950年4月21日）
107. 夏济安致夏志清（1950年4月30日）
108. 夏志清致夏济安（1950年5月15日）
109. 夏志清致夏济安（1950年5月25日）
110. 夏济安致夏志清（1950年6月2日）
111. 夏志清致夏济安（1950年6月21日）
112. 夏济安致夏志清（1950年7月4日）
113. 夏志清致夏济安（1950年7月20日）
114. 夏济安致夏志清（1950年8月13日）
115. 夏志清致夏济安（1950年8月25日）
116. 夏济安致夏志清（1950年9月2日）
117. 夏志清致夏济安（1950年9月11日）
118. 夏济安致夏志清（1950年9月10日）
119. 夏济安致夏志清（1950年9月19日）
120. 夏济安致夏志清（1950年10月5日）
121. 夏济安致夏志清（1950年10月23日）
后记（王德威）
编注说明（季进）
1.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7年11月21日）
2.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7年12月4日）
3.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7年12月1日）
4.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7年12月17日）
5.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7年12月12日）
6.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1月5日）
7.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1月24日）
8.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2月9日）
9.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8年2月12日）
10.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2月21日）
11.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8年3月6日）
12.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2月29日）
13.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3月5日）
14.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3月18日）
15.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8年4月9日）
16.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4月26日）
17.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8年5月16日）
18.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8年3月22日）
19.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4月12日）
20.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8年5月2日）
21.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5月21日）
22.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5月31日）
23.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8年6月7日）
24.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6月9日）
25.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8年6月21日）
26.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6月21日）
27.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8年7月2日）
28.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7月5日）
29.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7月10日）
30.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8年7月15日）
31.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7月15日）
32.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8年7月28日）
33.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7月26日）
34.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8月1日）
35.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8年8月11日）
36.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8月13日）
37.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8年8月18日）
38.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8月18日）
39.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8年9月7日）
40.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9月9日）
41.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8年9月30日/10月1日）
42.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9月27日）
43.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8年10月18日）
44.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10月11日）
45.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10月30日）
46.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11月17日）
47.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8年11月19日）
48.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11月25日）
49.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8年11月26日）
50.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12月8日）
51.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8年12月18日）
52.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12月20日）
53.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9年正月7日）
54.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9年1月12日）
55.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9年1月29 日）
56.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9年2月14日）
57.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9年2月24日）
58.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9年2月26日）
59.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9年3月11日）
60.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9年3月12日）
61.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9年3月25日）
62.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9年3月15日）
63.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9年3月24日）
64.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9年4月2日）
65.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9年4月22日、23日）
66.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9年4月24日）
67.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9年4月29日）
68.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9年5月6日）
69.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9年5月9日）
70.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9年5月19日）
71.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9年5月16日）
72.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9年5月27日）
73.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9年6月3日）
74.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9年6月5日）
75.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9年6月20日）
76.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9年6月19日）
77.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9年6月27日）
78.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9年6月22日）
79.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9年6月30日）
80.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9年7月7日）
81.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9年7月15日）
82.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9年7月15日）
83.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9年8月6日）
84.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9年8月5日）
85.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9年8月30日）
86.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9年9月1日）
87.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9年9月14日）
88.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9年9月20日）
89.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9年10月24日）
90.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9年10月30日）
91.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9年11月22日）
92.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9年11月25日）
93.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9年12月4日）
94.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9年12月25日）
95. 夏志清致夏济安（1950年1月5日）
96. 夏济安致夏志清（1950年1月22日）
97. 夏志清致夏济安（1950年2月9日）
98. 夏济安致夏志清（1950年2月20日）
99. 夏志清致夏济安（1950年2月25日）
100. 夏济安致夏志清（1950年2月28日）
101. 志清致夏济安（1950年3月10日）
102. 夏济安致夏志清（1950年3月8日）
103. 夏济安致夏志清（1950年3月28日）
104. 夏志清致夏济安（1950年4月4日）
105. 夏志清致夏济安（1950年4月19日）
106. 夏济安致夏志清（1950年4月21日）
107. 夏济安致夏志清（1950年4月30日）
108. 夏志清致夏济安（1950年5月15日）
109. 夏志清致夏济安（1950年5月25日）
110. 夏济安致夏志清（1950年6月2日）
111. 夏志清致夏济安（1950年6月21日）
112. 夏济安致夏志清（1950年7月4日）
113. 夏志清致夏济安（1950年7月20日）
114. 夏济安致夏志清（1950年8月13日）
115. 夏志清致夏济安（1950年8月25日）
116. 夏济安致夏志清（1950年9月2日）
117. 夏志清致夏济安（1950年9月11日）
118. 夏济安致夏志清（1950年9月10日）
119. 夏济安致夏志清（1950年9月19日）
120. 夏济安致夏志清（1950年10月5日）
121. 夏济安致夏志清（1950年10月23日）
后记（王德威）
图书序言
前言
志清晚年的愿望是发表张爱玲给他的信件及他与长兄济安的通信。2009年2月5日深夜，志清喝了一碗奶油鸡汤，鸡汤从鼻子里流出，我就陪他去附近的协和医院（St. Luke’s Hospital）急诊室。从我家到医院，只需过一条马路，所以我们是走去的，以为很快即可回家。等到清晨七点，志清口干肚饿，叫我回家给他拿热水和香蕉。不料等我回到医院，他床前围了一群医生，正在手忙脚乱地把一个很大的管子往他嘴里塞，让他用机器唿吸。原来护士给他吃了优格（yogurt），掉进了肺里，即刻不能唿吸。这管子上头有一个大球，放在嘴里很痛苦，放久了可使病人失声，后来就在他脖子上开了一个小口，插上通气管，志清即不能说话。有一阵病危，他向我交代后事，用笔写下保存张爱玲及哥哥信件的地方，希望庄信正来替他完成心愿。信正是济安的高足，也是张爱玲最信赖的朋友，自是最合适的人选。志清经过六个月的奋斗，居然取下了通气管，能吃能喝地回到家里，可是不良于行，精力大不如前，《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只得在他监督下由我完成，于2012年《联合文学》出版。2013年志清进出医院频繁，他每日念叨着要整理哥哥的信，我去医院、疗养院看他、陪他吃饭，替他刷牙，不等我离开，他已经睡着了，没有机会让他读信。不幸在2013年12月29日傍晚，志清在睡梦中安详地走了，出版志清与济安的通信之重任就落在我的肩上。
济安早在1965年2月23日因脑溢血病逝于柏克莱（Berkeley），志清带回济安所有的遗物，包括他们的通信、邮简及明信片。济安自1947年10月4日起给他的信有352封，珍藏在一个绿色的铁盒子里，放在他书桌底下，预备随时翻阅。他给济安的信则分散在四个长方形纸制的文件盒子里，放在我们的储藏室，也有260封，共有612封。如要全部发表，需输入电脑，外加注释，是一件耗费时日的大工程，如选一部分发表将失去连贯性。我选择了前者，若要信正把宝贵的时间花在打字上，实在难以启齿。我没有找信正，预备自己做，7月间买了一台苹果电脑，想利用它的听写功能把信念进去。没想到这苹果智慧不足，听不懂我的普通话，也不能理解信文的遣词用语。我只好改用键盘操作，先把信文输入，再加上「按语」，如此费时两週，才做完10封信，按这样的进度，估计得花上五年的功夫，才能做完这些信件，太慢了。我就请王德威教授给我介绍一位可靠的学生打字，把信文输入电脑。德威盛赞苏州大学文学院的水准，推荐由季进教授领导，参与信件的编注。
2004年季教授曾访问过志清，事后写了一篇名「对优美作品的发现与批评―夏志清访谈录」登在《当代作家评论》杂志上。志清看了很喜欢，对这位来自家乡的年轻学者倍加赞许。德威将这篇专访收录于《中国现代小说的史与学》（联经出版公司，2010）。志清大去后，季教授也应《明报》邀约，写了一篇「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怀念夏志清先生」的悼文，对志清的着述有独到的见解。2008年季教授曾请德威和我到苏州、镇江、无钖游玩，共处三日，我和季进也变得很熟了。我写信给季进，请他帮忙，他一口答应，承担起编注的重任。
德威计画在2015年4月为志清在中研院举办一个学术研讨会，希望在会前先出版一部分书信，我就选了前121封信，由志清乘船离沪来美至济安离港赴台。在这段时间，国共内战，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退守台湾，毛泽东成立了人民政府。多数知识分子及人民向往共产政权，济安却坚决反共，毅然离开北平飞上海，乘船至广州，落脚香港。济安在信里，时常报导政局战况，对留在上海的父母的生活倍加关注，时常想念滞留在北大的同事。济安非常喜欢香港，但人地生疏，言语不通，阮囊羞涩，也常常向志清诉苦，对在港的亲朋好友之困境及所谓来自上海的「白华」，时有详尽的描述。
济安从小有理想，有抱负，广交游，有外交长才。志清却是一个随遇而安，只知读书的好学生，他除了同班同学外，没有朋友。譬如宋奇先生（1919-1996）即济安在光华大学的同学。宋奇来访，总是看见志清安静地读书，偶遇济安外出，即同志清聊天，抗战末期，济安去了内地后，宋奇仍常来看志清，谈论文学，借书给志清。志清在上海初会钱钟书也是在宋奇家里。他写《中国现代小说史》时，宋奇寄给他许多书，特别推荐张爱玲与钱钟书，对《小说史》的形成，有很大的贡献。宋奇是中国戏剧先驱宋春舫（1892-1938）的哲嗣，家道殷实，相形之下，夏家太穷了，所以在济安与志清的笔下，常说他们家穷。其实他们家境小康，不能算穷。
他们的父亲夏大栋先生，因早年丧父，辍学经商，娶何韵芝为妻，育有子女六人：济安居长，大志清五岁，三个弟弟夭折，六妹玉瑛，比志清小十四岁，与济安相差十九岁。父亲长年在外经商，济安就负起管教妹妹的责任。玉瑛对大哥有几分敬畏，对二哥却是友爱与依赖。特别是父亲与济安到了内地以后，家中只剩下母亲、志清与玉瑛。志清对幼妹，非常爱护。他母亲不识字，生活全靠父亲接济，父亲的汇款，不能按时收到，他们不得不省吃俭用，与沪江的同学相比之下，也是穷。
济安中小学读的都是名校，有些同学，后来都成为名人。志清读的都是普通学校。他初进沪江时，觉得自己的英文口语比不上来自教会学校的同学，但他的造句却得到老师的赞赏，大二时他就是公认的好学生了。他们班上最有成就的就是他和张心沧（1923-2004）。张心沧也是系出名门，父亲是吴佩孚的幕僚张其锽（1877-1927），母亲聂其德是曾国藩的外孙女，有显赫的家世。志清同班要好的同学，除了心沧，还有陆文渊、吴新民及心沧当时的女友、后来的妻子丁念庄。他们都来自富有的家庭，难怪志清篇篇文章说自己穷了。
志清大学毕业后，考取了海关，在外滩江海关工作了一年，抗战胜利后，随父执去台湾航务局任职。济安从昆明回到上海，觉得志清做公务员没有前途，安排志清去北大做助教。1946年9月兄弟二人携手北上，到了北大不足半年，志清报考李氏奖金（Li Foundation），写了一篇讨论英国诗人布莱克（Blake, 1757-1827）的文章，很得着名文评家燕卜荪（Empson, 1906-1984）欣赏，获得文科奖金，引起了「公愤」。西语系落选的讲员助教，联袂向校长胡适抗议，谓此奖金只应颁给北大和联大的毕业生，怎么可以给一个教会学校出身的夏志清？胡适秉公处理，仍然把李氏奖金颁给夏志清，志清得以负笈美国。胡适似乎对教会学校有偏见，召见志清时，一听志清是沪江毕业，脸色即刻沉下来，不鼓励志清申请名校。当时奥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的真立夫（Jelliffe）教授正在北大客座，志清就申请了奥柏林，也申请了垦吟学院（Kenyon College）。这两所学校，以大学部（undergraduate）着称，都不适合志清。蒙「新批评」学派的领袖蓝荪（Ransom, 1888-1974）赏识，写信给Brooks（1906-1994）推荐志清去耶鲁就读。志清何其有幸，得到「新批评」学派三位健将的青睐。
志清一生跟「穷」脱不了关系，因为他从1950年起就接济上海的家，一直到1987年，从没有机会储蓄。在沪江，在耶鲁，没有余钱约会（date）女孩子，只好用功读书，唯一的娱乐是看美国电影，其实他看电影，也是当一门学问来研究的。没有女友，既省钱又省心，能够专心读书，在耶鲁三年半，即获得英文系的博士，之后请得洛克菲勒基金（Rockefeller Foundation），写了《中国现代小说史》，为自己奠定了学术地位，也为现代文学在美国大学里开辟了一席之地。
济安为弟弟的成就很感骄傲，常对人说：「你们到纽约找我弟弟，他会请你们吃饭。」我1961-1963年在柏克莱读书，我和朋友在一个小饭馆，巧遇济安，他就对我们说过这话。我当时不信夏志清真会请哥哥的学生吃饭。直到我和志清结婚，才知此话不假，济安的朋友学生，志清都尽心招待。济安维护弟弟，也是不遗余力。1963年春天，我去斯坦福大学东亚系参加一个小型的讨论会，听济安滔滔不绝地发言，原来他在驳斥普实克（Průšek, 1906-1980）对《小说史》的批评，为志清辩护。他给我的印象是说话很快，有些口吃，不修边幅，是个平易近人的好老师。他的学生刘绍铭曾对我说跟济安师有说不完的话，与志清却无话可谈。志清说话更快，而且前言不接后语，与其说些让人听不懂的话，不如说些即兴妙语，使大家开怀大笑，私下也很少谈学问，指导学生，就是改他们的文章，叫他们去看书。话说1967年9月我来哥大工作，暂时被安排在我老板丁爱博（Albert Dien）教授的办公室，翌日进来的不是丁教授而是久闻大名的夏志清教授。夏志清，长脸属国字型，身高中等，衣着整洁，举动快捷，有些紧张（nervous）的样子，乍看长相举止一点也不像夏济安。细看他们的照片，二人都是浓眉，大眼，直鼻，薄唇，来自他们的父母。志清脸长，像父亲，济安脸圆，像母亲。
济安与志清，虽个性不同，但兴趣相投，他们都喜好文学，爱看电影，听京戏。济安交游广，童芷苓，张君秋，都是他的朋友。兄弟二人在信里，除了谈论时政家事外，就讲文学，评电影，品京剧，也月旦人物，更多的时候是谈女人与婚姻。1947年，济安已年过三十，尚未娶亲，是他们父母的一桩心事。济安感情丰富，每交女友，即迫不及待地赶紧写信给弟弟，志清必为之打气，济安每次失恋，志清必诉说自己失恋的往事安慰哥哥。二人对婚姻的看法也各有不同，济安奉行一夫一妻制，一生只结一次婚，如不能跟心爱的女子结婚，宁肯独身。志清却把结婚，看作人生不可或缺的经验。如找不到理想的女子，也要结婚，结了婚，私下还可以有想另一女人的权利。正因为济安把婚姻看得太神圣，终生未娶。我读济安的日记，知道他内心很痛苦，他的日记是不愿意给别人看的，志清不顾济安的隐私，在1975年发表了《夏济安日记》（时报文化出版）。志清觉得济安记下了抗战末期的政局、物价，是真实的史料，暗恋李彦，对爱情的专一，更难能可贵。现在基于同样的理由，志清要发表他与济安的通信。记得2010年，在志清九十岁的宴会上，主桌上有些贵宾，当年是中学生，都看过《夏济安日记》，对济安的情操，赞口不绝。
志清1982年以前不写日记，往往以写信代替日记。他写过几篇散文，讲他童年与求学的经过，在「耶鲁三年半」里（见《联合文学》第212期，2002年6月），即提到计画发表兄弟二人的通信，从而有助于研究文学的学者对夏氏兄弟学术的了解。若在世，今年济安九十九岁，志清九十四岁，他们平辈的朋友大半作古，学生也是古稀耄耋，其中不乏大学者，名作家，为求真起见，不改信中的人名。他们对朋友是褒多于贬，希望他们朋友的子女能大量包涵，这些后辈也可从信中了解他们父母离乡背井，在人地两生之地谋生的艰辛。
济安的信，有的是从右至左，由上而下直书；有的是从左至右横书，格式不一，字大，容易辨认，夹杂的英文也不多。志清的信都是从右至左，由上而下直书。志清为了省纸，常常不分段，他最早的两封信，已在1988年分别发表于《联合文学》（2月7-8日）和《香港文学》（5月），篇名「四十年前的两封信」，採用的是「散文」体。分段后，加上「按语」，介绍人名时往往加上自己的意见。现在收入《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第一卷》，由季进教授重新作注。
这些信，大部分有信封，可是年久，邮戳模煳，信封破损，按这些信封找出信的年代，着实花了我不少时间。因为他们的信，照中国人的习惯，只写日期没有年代。志清初抵美国，非常节省，用的是劣纸，信纸多有裂痕，字写得虽清秀，但太小。夹杂的英文又多，一字不误地解读他的旧信，实属不易。为避免错误，有时我得去图书馆，我三十年不进图书馆，现在重做研究，别有一番滋味。济安的信虽然字大，也有看不清的地方，他曾潜心研究桥牌，为了辨认第九十二封信里的英文字，我特地上网，只花了一块钱，就买到了桥牌高手Culbertson（1891-1955）的Contract Bridge Complete —The Golden book of Bidding and Play（Philadelphia. Chicago, The John C. Winston Company, 1936），找出“Self Teacher”这个准则。这本书封面金底红边，黑字仍然亮丽。书身宽4¾寸，长7寸，厚1½寸，握在手里，感触良多。一本绝版的老书，竟不值一张地铁的车票，在纽约乘一趟地铁，还得花上两二元五角钱呢！
我1967年到哥大工作，与志清相识，1969年结婚，对他的家庭，求学的经过，都是从文章里看来的。他的朋友学生倒是见过不少，留在上海的亲戚一个也不认识。信中所提到的亲戚，全赖六妹玉瑛指认。感谢季进率领苏州大学的同学，用最短的时间，排除万难，把这些字迹模煳的旧信正确地输入电脑，并且做了七百多条简要的注解，保证了《书信集》第一卷的如期出版，真是功德无量。我忝为主编，其实是王德威策划，季进编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没有联经出版公司发行人林载爵先生的支持，这《书信集》无从问世。志清在天乐观其愿望之实现，对德威、季进、金伦也是非常感激的。我在此代表志清向王德威教授、季进教授、苏州大学的同学、胡金伦总编辑、联经出版公司的同仁及六妹玉瑛致以衷心的谢意。
后记
夏济安（1916-1965）与夏志清（1920-2013）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界的两大巨擘。志清先生1961年凭《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1917-1957）英文专着，一举开下英语世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先河。之后的《中国古典小说》（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1968）更将视野扩及中国古典叙事。他的批评方法一时海内外风行景从，谓之典范的树立，应非过誉。志清先生治学或论政都有择善固执的一面，也因此往往引起对立声音。但不论赞同或反对，我们都难以忽视他半个世纪以来巨大的影响。
与夏志清先生相比，夏济安先生的学术生涯似乎寂寞了些，争议性也较小。这或许与他的际遇以及英年早逝不无关系。他唯一的英文专书《黑暗的闸门》（The Gate of Darkness: Studies on The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 in China, 1968）迟至身后三年方才出版。但任何阅读过此书的读者都会同意，济安先生的学问和洞见绝不亚于乃弟，而他文学评论的包容力甚至及于他所批判的对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夏济安1950年代曾在台湾大学任教。不仅调教一批最优秀的学生如刘绍铭、白先勇、李欧梵等，也创办《文学杂志》，为日后台湾现代主义运动奠定基础。
夏氏兄弟在学术界享有大名，但他们早期的生涯我们所知不多。他们生长在充满战乱的193、40年代，日后迁徙海外，种种经历我们仅能从有限资料如济安先生的日记、志清先生的回忆文章等获知。志清先生在2013年底去世后，夏师母王洞女士整理先生文件，共得夏氏兄弟通信六百一十二封。这批信件在夏师母监督下，由苏州大学季进教授率领他的团队一一打字编注，并得联经出版公司支持，从2015年—夏济安先生逝世五十週年—开始陆续出版。
不论就内容或数量而言，这批信件的出版都是现代中国学术史料的重要事件。这六百一十二封信起自1947年秋夏志清赴美留学，终于夏济安1965年2月23日脑溢血过世前，时间横跨十八年，从未间断。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夏氏兄弟未能身免。但尽管动如参商，他们通讯不绝，而且相互珍藏对方来信。1965年夏济安骤逝，所有书信文稿由夏志清携回保存。五十年后，他们的信件重新按照原始发送日期编排出版，兄弟两人再次展开纸上对话，不由读者不为之感动。
这批信件的出版至少有三重意义。由于战乱关系，20世纪中期的信件保存殊为不易。夏氏兄弟1947年以后各奔前程，但不论身在何处，总记得互通有无，而且妥为留存。此中深情，不言可喻。他们信件的内容往往极为细密详尽，家庭琐事、感情起伏、研究课题、娱乐新闻无不娓娓道来。在这些看似无足轻重的叙述之外，却是大历史「惘惘的威胁」。
首辑出版的一百二十一封信件自夏志清赴美起，至夏济安1950年准备自港赴台止，正是大陆易色的关键时刻，也是夏氏兄弟离散经验的开始。1946年，夏志清追随兄长赴北大担任助教，一年以后获得李氏奖学金得以出国深造。夏志清赴美时，国共内战局势已经逆转，北京大学人心浮动。未几夏济安也感觉北平不稳，下一年离校回到上海另觅出路。但政局每下愈况，夏济安不得已转赴香港担任商职，从此再也没有回到上海。
1947年的夏氏兄弟正值英年。夏济安在北大任教，课余醉心电影京剧，但让他最魂牵梦萦的却是一桩又一桩的爱情冒险。从他信里的自白我们看出尽管在学问上自视甚高，他在感情上却腼腆缺乏自信。他渴望爱情，却每每无功而返。他最迷恋的对象竟只有十三、四岁—几乎是洛丽塔（Lolita）情结！而刚到美国的夏志清一方面求学若渴，一方面难掩人在异乡的寂寞。两人在信中言无不尽，甚至不避讳私密欲望。那样真切的互动不仅洋溢兄弟之情，也有男性之间的信任，应是书信集最珍贵的部分。
读者或许以为既然国难当头，夏氏兄弟的通讯必定充满忧患之情。事实不然。世局动荡固然是挥之不去的阴影，但两人谈学问，谈刚看过的好莱坞电影，追求女友的手法、新订做的西装……林林总总。夏济安即使逃难到了香港，生活捉襟见肘，但对日常生活的形形色色仍然怀抱兴味。而滞留美国的夏志清在奋斗他的英国文学课程的同时，也不忘到纽约调剂精神。
这也带出了他们书信来往的第二层意义。或有识者要指出，夏氏兄弟出身洋场背景，他们的小资情调、反共立场，无不与「时代」的召唤背道而驰。但这是历史的后见之明。夏氏兄弟所呈现的一代知识分子的生命切片，的确和我们所熟悉的主流「大叙事」有所不同。但惟其如此，他们信件的内容还原了世纪中期平常人感性生活的片段，忠实呈现驳杂的历史面貌。
1947、48年政局不稳，但彼时的夏氏兄弟仍未经世变，他们直率的表达对政治的立场，也天真地以为战争局面过后一切总得回归常态。然而时局短短一两年间急转直下，再回首新政权已经建立，夏氏兄弟发现自己「回不去了」。
比起无数的逃难流亡或清算斗争的见证，夏家的经历毕竟是幸运的。从通信中我们得知四九年以后兄弟两人迁徙海外，仍与上海家人保持联络。但我们也看出他们心境的改变。他们的信里没有惊天动地的怀抱，有的是与时俱增的不安。他们关心父亲的事业，家庭的经济，妹妹的教育；汇款回家成为不断出现的话题，何况他们自己的生活也十分拮据。改朝换代是一回事，眼前的生计问题才更为恼人。到了1950年，夏济安准备离开香港到台湾去，逐渐承认流亡的现实，夏志清也有了在美国长居的打算。他们何尝知道，离散的经验这才刚刚开始。
夏氏兄弟的通信还有第三层意义，那就是在乱世里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志业。国共内战期间知识分子不是心存观望，就是一头栽进革命的风潮中。两人信中时常提到的钱学熙就是个例子。但如果仅就夏氏兄弟信中对共产革命的反感就判定他们对政治的好恶，未免小看了他们。作为知识分子，他们的抉择也来自学术思想的浸润。
夏氏兄弟倾心西洋文学，并承袭了1930年代以来上海、北平英美现代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传统。这一传统到了40年代因为威廉．燕卜荪（William Empson）先后在西南联大和北大讲学而赓续不断。燕卜荪在共产革命前夕何去何从，也成为兄弟通信中一个重要的代号。夏志清出国以后，更有机会亲炙「新批评」（New Criticism）的大师如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等。这样的传承使他们对任何煽情的事物，不论左派与右派，都有本能的保留。相对的，他们强调文学是文化与社会的精粹。经过语言形式的提炼，文学可以成为批评人生内容，改变社会气质的媒介。他们相信文化，而不是革命，才是改变中国的要项。
在红潮席卷中国的时分，夏氏兄弟的论调毋宁显得太不实际。他们出走海外，除了「避难」之外，也代表了一种知识（未必总是政治）立场的选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所服膺的英美现代批评与其说是形式主义的操练，更不如说是从文学中再现—与发现—充满扞格的生命情境的实验。文学与人生张力是他们念玆在玆的话题。
夏氏兄弟的通信风格多少反映了他们的文学信念。他们畅谈英美佳作大师之际，往往话锋一转，又跳到电影爱情家事国事；字里行间没有陈词高调，穿衣吃饭就是学问。文学形式的思考恰恰来自「作为方法」的现实生活。夏济安分析自己的情场得失犹如小说评论，夏志清对好莱坞电影认真的程度不亚于读书。这里有一种对生活本身的热切拥抱。惟其如此，日后夏济安在《黑暗的闸门》里，对左翼作家的幽暗面才会有如此心同此理的描述，而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发掘了张爱玲笔下日常生活的政治。
在滞留海外的岁月里，夏氏兄弟在薄薄的航空信纸上以蝇头小字写下生活点滴，欲望心事，还有种种文学话题。这对兄弟志同道合，也是难得的平生知己。我们不禁想到西晋的陆机（261-303）、陆云（262-303）兄弟俱有文才；陆机更以《文赋》首开中国文论典范。陆氏兄弟尝以书信谈文论艺，至今仍有陆云《与兄平原书》三十多封书信传世，成为研究二陆与晋康文化的重要资源。千百年后，在另一个紊乱的历史时空里，夏氏兄弟以书信记录生命的吉光片羽，兼论文艺，竟然饶有魏晋风雅。我们的时代电邮与简讯氾滥，随起随灭。重读前人手札，天涯万里，尺素寸心，宁不令人发思古之幽情？
志清晚年的愿望是发表张爱玲给他的信件及他与长兄济安的通信。2009年2月5日深夜，志清喝了一碗奶油鸡汤，鸡汤从鼻子里流出，我就陪他去附近的协和医院（St. Luke’s Hospital）急诊室。从我家到医院，只需过一条马路，所以我们是走去的，以为很快即可回家。等到清晨七点，志清口干肚饿，叫我回家给他拿热水和香蕉。不料等我回到医院，他床前围了一群医生，正在手忙脚乱地把一个很大的管子往他嘴里塞，让他用机器唿吸。原来护士给他吃了优格（yogurt），掉进了肺里，即刻不能唿吸。这管子上头有一个大球，放在嘴里很痛苦，放久了可使病人失声，后来就在他脖子上开了一个小口，插上通气管，志清即不能说话。有一阵病危，他向我交代后事，用笔写下保存张爱玲及哥哥信件的地方，希望庄信正来替他完成心愿。信正是济安的高足，也是张爱玲最信赖的朋友，自是最合适的人选。志清经过六个月的奋斗，居然取下了通气管，能吃能喝地回到家里，可是不良于行，精力大不如前，《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只得在他监督下由我完成，于2012年《联合文学》出版。2013年志清进出医院频繁，他每日念叨着要整理哥哥的信，我去医院、疗养院看他、陪他吃饭，替他刷牙，不等我离开，他已经睡着了，没有机会让他读信。不幸在2013年12月29日傍晚，志清在睡梦中安详地走了，出版志清与济安的通信之重任就落在我的肩上。
济安早在1965年2月23日因脑溢血病逝于柏克莱（Berkeley），志清带回济安所有的遗物，包括他们的通信、邮简及明信片。济安自1947年10月4日起给他的信有352封，珍藏在一个绿色的铁盒子里，放在他书桌底下，预备随时翻阅。他给济安的信则分散在四个长方形纸制的文件盒子里，放在我们的储藏室，也有260封，共有612封。如要全部发表，需输入电脑，外加注释，是一件耗费时日的大工程，如选一部分发表将失去连贯性。我选择了前者，若要信正把宝贵的时间花在打字上，实在难以启齿。我没有找信正，预备自己做，7月间买了一台苹果电脑，想利用它的听写功能把信念进去。没想到这苹果智慧不足，听不懂我的普通话，也不能理解信文的遣词用语。我只好改用键盘操作，先把信文输入，再加上「按语」，如此费时两週，才做完10封信，按这样的进度，估计得花上五年的功夫，才能做完这些信件，太慢了。我就请王德威教授给我介绍一位可靠的学生打字，把信文输入电脑。德威盛赞苏州大学文学院的水准，推荐由季进教授领导，参与信件的编注。
2004年季教授曾访问过志清，事后写了一篇名「对优美作品的发现与批评―夏志清访谈录」登在《当代作家评论》杂志上。志清看了很喜欢，对这位来自家乡的年轻学者倍加赞许。德威将这篇专访收录于《中国现代小说的史与学》（联经出版公司，2010）。志清大去后，季教授也应《明报》邀约，写了一篇「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怀念夏志清先生」的悼文，对志清的着述有独到的见解。2008年季教授曾请德威和我到苏州、镇江、无钖游玩，共处三日，我和季进也变得很熟了。我写信给季进，请他帮忙，他一口答应，承担起编注的重任。
德威计画在2015年4月为志清在中研院举办一个学术研讨会，希望在会前先出版一部分书信，我就选了前121封信，由志清乘船离沪来美至济安离港赴台。在这段时间，国共内战，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退守台湾，毛泽东成立了人民政府。多数知识分子及人民向往共产政权，济安却坚决反共，毅然离开北平飞上海，乘船至广州，落脚香港。济安在信里，时常报导政局战况，对留在上海的父母的生活倍加关注，时常想念滞留在北大的同事。济安非常喜欢香港，但人地生疏，言语不通，阮囊羞涩，也常常向志清诉苦，对在港的亲朋好友之困境及所谓来自上海的「白华」，时有详尽的描述。
济安从小有理想，有抱负，广交游，有外交长才。志清却是一个随遇而安，只知读书的好学生，他除了同班同学外，没有朋友。譬如宋奇先生（1919-1996）即济安在光华大学的同学。宋奇来访，总是看见志清安静地读书，偶遇济安外出，即同志清聊天，抗战末期，济安去了内地后，宋奇仍常来看志清，谈论文学，借书给志清。志清在上海初会钱钟书也是在宋奇家里。他写《中国现代小说史》时，宋奇寄给他许多书，特别推荐张爱玲与钱钟书，对《小说史》的形成，有很大的贡献。宋奇是中国戏剧先驱宋春舫（1892-1938）的哲嗣，家道殷实，相形之下，夏家太穷了，所以在济安与志清的笔下，常说他们家穷。其实他们家境小康，不能算穷。
他们的父亲夏大栋先生，因早年丧父，辍学经商，娶何韵芝为妻，育有子女六人：济安居长，大志清五岁，三个弟弟夭折，六妹玉瑛，比志清小十四岁，与济安相差十九岁。父亲长年在外经商，济安就负起管教妹妹的责任。玉瑛对大哥有几分敬畏，对二哥却是友爱与依赖。特别是父亲与济安到了内地以后，家中只剩下母亲、志清与玉瑛。志清对幼妹，非常爱护。他母亲不识字，生活全靠父亲接济，父亲的汇款，不能按时收到，他们不得不省吃俭用，与沪江的同学相比之下，也是穷。
济安中小学读的都是名校，有些同学，后来都成为名人。志清读的都是普通学校。他初进沪江时，觉得自己的英文口语比不上来自教会学校的同学，但他的造句却得到老师的赞赏，大二时他就是公认的好学生了。他们班上最有成就的就是他和张心沧（1923-2004）。张心沧也是系出名门，父亲是吴佩孚的幕僚张其锽（1877-1927），母亲聂其德是曾国藩的外孙女，有显赫的家世。志清同班要好的同学，除了心沧，还有陆文渊、吴新民及心沧当时的女友、后来的妻子丁念庄。他们都来自富有的家庭，难怪志清篇篇文章说自己穷了。
志清大学毕业后，考取了海关，在外滩江海关工作了一年，抗战胜利后，随父执去台湾航务局任职。济安从昆明回到上海，觉得志清做公务员没有前途，安排志清去北大做助教。1946年9月兄弟二人携手北上，到了北大不足半年，志清报考李氏奖金（Li Foundation），写了一篇讨论英国诗人布莱克（Blake, 1757-1827）的文章，很得着名文评家燕卜荪（Empson, 1906-1984）欣赏，获得文科奖金，引起了「公愤」。西语系落选的讲员助教，联袂向校长胡适抗议，谓此奖金只应颁给北大和联大的毕业生，怎么可以给一个教会学校出身的夏志清？胡适秉公处理，仍然把李氏奖金颁给夏志清，志清得以负笈美国。胡适似乎对教会学校有偏见，召见志清时，一听志清是沪江毕业，脸色即刻沉下来，不鼓励志清申请名校。当时奥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的真立夫（Jelliffe）教授正在北大客座，志清就申请了奥柏林，也申请了垦吟学院（Kenyon College）。这两所学校，以大学部（undergraduate）着称，都不适合志清。蒙「新批评」学派的领袖蓝荪（Ransom, 1888-1974）赏识，写信给Brooks（1906-1994）推荐志清去耶鲁就读。志清何其有幸，得到「新批评」学派三位健将的青睐。
志清一生跟「穷」脱不了关系，因为他从1950年起就接济上海的家，一直到1987年，从没有机会储蓄。在沪江，在耶鲁，没有余钱约会（date）女孩子，只好用功读书，唯一的娱乐是看美国电影，其实他看电影，也是当一门学问来研究的。没有女友，既省钱又省心，能够专心读书，在耶鲁三年半，即获得英文系的博士，之后请得洛克菲勒基金（Rockefeller Foundation），写了《中国现代小说史》，为自己奠定了学术地位，也为现代文学在美国大学里开辟了一席之地。
济安为弟弟的成就很感骄傲，常对人说：「你们到纽约找我弟弟，他会请你们吃饭。」我1961-1963年在柏克莱读书，我和朋友在一个小饭馆，巧遇济安，他就对我们说过这话。我当时不信夏志清真会请哥哥的学生吃饭。直到我和志清结婚，才知此话不假，济安的朋友学生，志清都尽心招待。济安维护弟弟，也是不遗余力。1963年春天，我去斯坦福大学东亚系参加一个小型的讨论会，听济安滔滔不绝地发言，原来他在驳斥普实克（Průšek, 1906-1980）对《小说史》的批评，为志清辩护。他给我的印象是说话很快，有些口吃，不修边幅，是个平易近人的好老师。他的学生刘绍铭曾对我说跟济安师有说不完的话，与志清却无话可谈。志清说话更快，而且前言不接后语，与其说些让人听不懂的话，不如说些即兴妙语，使大家开怀大笑，私下也很少谈学问，指导学生，就是改他们的文章，叫他们去看书。话说1967年9月我来哥大工作，暂时被安排在我老板丁爱博（Albert Dien）教授的办公室，翌日进来的不是丁教授而是久闻大名的夏志清教授。夏志清，长脸属国字型，身高中等，衣着整洁，举动快捷，有些紧张（nervous）的样子，乍看长相举止一点也不像夏济安。细看他们的照片，二人都是浓眉，大眼，直鼻，薄唇，来自他们的父母。志清脸长，像父亲，济安脸圆，像母亲。
济安与志清，虽个性不同，但兴趣相投，他们都喜好文学，爱看电影，听京戏。济安交游广，童芷苓，张君秋，都是他的朋友。兄弟二人在信里，除了谈论时政家事外，就讲文学，评电影，品京剧，也月旦人物，更多的时候是谈女人与婚姻。1947年，济安已年过三十，尚未娶亲，是他们父母的一桩心事。济安感情丰富，每交女友，即迫不及待地赶紧写信给弟弟，志清必为之打气，济安每次失恋，志清必诉说自己失恋的往事安慰哥哥。二人对婚姻的看法也各有不同，济安奉行一夫一妻制，一生只结一次婚，如不能跟心爱的女子结婚，宁肯独身。志清却把结婚，看作人生不可或缺的经验。如找不到理想的女子，也要结婚，结了婚，私下还可以有想另一女人的权利。正因为济安把婚姻看得太神圣，终生未娶。我读济安的日记，知道他内心很痛苦，他的日记是不愿意给别人看的，志清不顾济安的隐私，在1975年发表了《夏济安日记》（时报文化出版）。志清觉得济安记下了抗战末期的政局、物价，是真实的史料，暗恋李彦，对爱情的专一，更难能可贵。现在基于同样的理由，志清要发表他与济安的通信。记得2010年，在志清九十岁的宴会上，主桌上有些贵宾，当年是中学生，都看过《夏济安日记》，对济安的情操，赞口不绝。
志清1982年以前不写日记，往往以写信代替日记。他写过几篇散文，讲他童年与求学的经过，在「耶鲁三年半」里（见《联合文学》第212期，2002年6月），即提到计画发表兄弟二人的通信，从而有助于研究文学的学者对夏氏兄弟学术的了解。若在世，今年济安九十九岁，志清九十四岁，他们平辈的朋友大半作古，学生也是古稀耄耋，其中不乏大学者，名作家，为求真起见，不改信中的人名。他们对朋友是褒多于贬，希望他们朋友的子女能大量包涵，这些后辈也可从信中了解他们父母离乡背井，在人地两生之地谋生的艰辛。
济安的信，有的是从右至左，由上而下直书；有的是从左至右横书，格式不一，字大，容易辨认，夹杂的英文也不多。志清的信都是从右至左，由上而下直书。志清为了省纸，常常不分段，他最早的两封信，已在1988年分别发表于《联合文学》（2月7-8日）和《香港文学》（5月），篇名「四十年前的两封信」，採用的是「散文」体。分段后，加上「按语」，介绍人名时往往加上自己的意见。现在收入《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第一卷》，由季进教授重新作注。
这些信，大部分有信封，可是年久，邮戳模煳，信封破损，按这些信封找出信的年代，着实花了我不少时间。因为他们的信，照中国人的习惯，只写日期没有年代。志清初抵美国，非常节省，用的是劣纸，信纸多有裂痕，字写得虽清秀，但太小。夹杂的英文又多，一字不误地解读他的旧信，实属不易。为避免错误，有时我得去图书馆，我三十年不进图书馆，现在重做研究，别有一番滋味。济安的信虽然字大，也有看不清的地方，他曾潜心研究桥牌，为了辨认第九十二封信里的英文字，我特地上网，只花了一块钱，就买到了桥牌高手Culbertson（1891-1955）的Contract Bridge Complete —The Golden book of Bidding and Play（Philadelphia. Chicago, The John C. Winston Company, 1936），找出“Self Teacher”这个准则。这本书封面金底红边，黑字仍然亮丽。书身宽4¾寸，长7寸，厚1½寸，握在手里，感触良多。一本绝版的老书，竟不值一张地铁的车票，在纽约乘一趟地铁，还得花上两二元五角钱呢！
我1967年到哥大工作，与志清相识，1969年结婚，对他的家庭，求学的经过，都是从文章里看来的。他的朋友学生倒是见过不少，留在上海的亲戚一个也不认识。信中所提到的亲戚，全赖六妹玉瑛指认。感谢季进率领苏州大学的同学，用最短的时间，排除万难，把这些字迹模煳的旧信正确地输入电脑，并且做了七百多条简要的注解，保证了《书信集》第一卷的如期出版，真是功德无量。我忝为主编，其实是王德威策划，季进编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没有联经出版公司发行人林载爵先生的支持，这《书信集》无从问世。志清在天乐观其愿望之实现，对德威、季进、金伦也是非常感激的。我在此代表志清向王德威教授、季进教授、苏州大学的同学、胡金伦总编辑、联经出版公司的同仁及六妹玉瑛致以衷心的谢意。
后记
夏济安（1916-1965）与夏志清（1920-2013）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界的两大巨擘。志清先生1961年凭《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1917-1957）英文专着，一举开下英语世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先河。之后的《中国古典小说》（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1968）更将视野扩及中国古典叙事。他的批评方法一时海内外风行景从，谓之典范的树立，应非过誉。志清先生治学或论政都有择善固执的一面，也因此往往引起对立声音。但不论赞同或反对，我们都难以忽视他半个世纪以来巨大的影响。
与夏志清先生相比，夏济安先生的学术生涯似乎寂寞了些，争议性也较小。这或许与他的际遇以及英年早逝不无关系。他唯一的英文专书《黑暗的闸门》（The Gate of Darkness: Studies on The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 in China, 1968）迟至身后三年方才出版。但任何阅读过此书的读者都会同意，济安先生的学问和洞见绝不亚于乃弟，而他文学评论的包容力甚至及于他所批判的对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夏济安1950年代曾在台湾大学任教。不仅调教一批最优秀的学生如刘绍铭、白先勇、李欧梵等，也创办《文学杂志》，为日后台湾现代主义运动奠定基础。
夏氏兄弟在学术界享有大名，但他们早期的生涯我们所知不多。他们生长在充满战乱的193、40年代，日后迁徙海外，种种经历我们仅能从有限资料如济安先生的日记、志清先生的回忆文章等获知。志清先生在2013年底去世后，夏师母王洞女士整理先生文件，共得夏氏兄弟通信六百一十二封。这批信件在夏师母监督下，由苏州大学季进教授率领他的团队一一打字编注，并得联经出版公司支持，从2015年—夏济安先生逝世五十週年—开始陆续出版。
不论就内容或数量而言，这批信件的出版都是现代中国学术史料的重要事件。这六百一十二封信起自1947年秋夏志清赴美留学，终于夏济安1965年2月23日脑溢血过世前，时间横跨十八年，从未间断。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夏氏兄弟未能身免。但尽管动如参商，他们通讯不绝，而且相互珍藏对方来信。1965年夏济安骤逝，所有书信文稿由夏志清携回保存。五十年后，他们的信件重新按照原始发送日期编排出版，兄弟两人再次展开纸上对话，不由读者不为之感动。
这批信件的出版至少有三重意义。由于战乱关系，20世纪中期的信件保存殊为不易。夏氏兄弟1947年以后各奔前程，但不论身在何处，总记得互通有无，而且妥为留存。此中深情，不言可喻。他们信件的内容往往极为细密详尽，家庭琐事、感情起伏、研究课题、娱乐新闻无不娓娓道来。在这些看似无足轻重的叙述之外，却是大历史「惘惘的威胁」。
首辑出版的一百二十一封信件自夏志清赴美起，至夏济安1950年准备自港赴台止，正是大陆易色的关键时刻，也是夏氏兄弟离散经验的开始。1946年，夏志清追随兄长赴北大担任助教，一年以后获得李氏奖学金得以出国深造。夏志清赴美时，国共内战局势已经逆转，北京大学人心浮动。未几夏济安也感觉北平不稳，下一年离校回到上海另觅出路。但政局每下愈况，夏济安不得已转赴香港担任商职，从此再也没有回到上海。
1947年的夏氏兄弟正值英年。夏济安在北大任教，课余醉心电影京剧，但让他最魂牵梦萦的却是一桩又一桩的爱情冒险。从他信里的自白我们看出尽管在学问上自视甚高，他在感情上却腼腆缺乏自信。他渴望爱情，却每每无功而返。他最迷恋的对象竟只有十三、四岁—几乎是洛丽塔（Lolita）情结！而刚到美国的夏志清一方面求学若渴，一方面难掩人在异乡的寂寞。两人在信中言无不尽，甚至不避讳私密欲望。那样真切的互动不仅洋溢兄弟之情，也有男性之间的信任，应是书信集最珍贵的部分。
读者或许以为既然国难当头，夏氏兄弟的通讯必定充满忧患之情。事实不然。世局动荡固然是挥之不去的阴影，但两人谈学问，谈刚看过的好莱坞电影，追求女友的手法、新订做的西装……林林总总。夏济安即使逃难到了香港，生活捉襟见肘，但对日常生活的形形色色仍然怀抱兴味。而滞留美国的夏志清在奋斗他的英国文学课程的同时，也不忘到纽约调剂精神。
这也带出了他们书信来往的第二层意义。或有识者要指出，夏氏兄弟出身洋场背景，他们的小资情调、反共立场，无不与「时代」的召唤背道而驰。但这是历史的后见之明。夏氏兄弟所呈现的一代知识分子的生命切片，的确和我们所熟悉的主流「大叙事」有所不同。但惟其如此，他们信件的内容还原了世纪中期平常人感性生活的片段，忠实呈现驳杂的历史面貌。
1947、48年政局不稳，但彼时的夏氏兄弟仍未经世变，他们直率的表达对政治的立场，也天真地以为战争局面过后一切总得回归常态。然而时局短短一两年间急转直下，再回首新政权已经建立，夏氏兄弟发现自己「回不去了」。
比起无数的逃难流亡或清算斗争的见证，夏家的经历毕竟是幸运的。从通信中我们得知四九年以后兄弟两人迁徙海外，仍与上海家人保持联络。但我们也看出他们心境的改变。他们的信里没有惊天动地的怀抱，有的是与时俱增的不安。他们关心父亲的事业，家庭的经济，妹妹的教育；汇款回家成为不断出现的话题，何况他们自己的生活也十分拮据。改朝换代是一回事，眼前的生计问题才更为恼人。到了1950年，夏济安准备离开香港到台湾去，逐渐承认流亡的现实，夏志清也有了在美国长居的打算。他们何尝知道，离散的经验这才刚刚开始。
夏氏兄弟的通信还有第三层意义，那就是在乱世里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志业。国共内战期间知识分子不是心存观望，就是一头栽进革命的风潮中。两人信中时常提到的钱学熙就是个例子。但如果仅就夏氏兄弟信中对共产革命的反感就判定他们对政治的好恶，未免小看了他们。作为知识分子，他们的抉择也来自学术思想的浸润。
夏氏兄弟倾心西洋文学，并承袭了1930年代以来上海、北平英美现代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传统。这一传统到了40年代因为威廉．燕卜荪（William Empson）先后在西南联大和北大讲学而赓续不断。燕卜荪在共产革命前夕何去何从，也成为兄弟通信中一个重要的代号。夏志清出国以后，更有机会亲炙「新批评」（New Criticism）的大师如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等。这样的传承使他们对任何煽情的事物，不论左派与右派，都有本能的保留。相对的，他们强调文学是文化与社会的精粹。经过语言形式的提炼，文学可以成为批评人生内容，改变社会气质的媒介。他们相信文化，而不是革命，才是改变中国的要项。
在红潮席卷中国的时分，夏氏兄弟的论调毋宁显得太不实际。他们出走海外，除了「避难」之外，也代表了一种知识（未必总是政治）立场的选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所服膺的英美现代批评与其说是形式主义的操练，更不如说是从文学中再现—与发现—充满扞格的生命情境的实验。文学与人生张力是他们念玆在玆的话题。
夏氏兄弟的通信风格多少反映了他们的文学信念。他们畅谈英美佳作大师之际，往往话锋一转，又跳到电影爱情家事国事；字里行间没有陈词高调，穿衣吃饭就是学问。文学形式的思考恰恰来自「作为方法」的现实生活。夏济安分析自己的情场得失犹如小说评论，夏志清对好莱坞电影认真的程度不亚于读书。这里有一种对生活本身的热切拥抱。惟其如此，日后夏济安在《黑暗的闸门》里，对左翼作家的幽暗面才会有如此心同此理的描述，而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发掘了张爱玲笔下日常生活的政治。
在滞留海外的岁月里，夏氏兄弟在薄薄的航空信纸上以蝇头小字写下生活点滴，欲望心事，还有种种文学话题。这对兄弟志同道合，也是难得的平生知己。我们不禁想到西晋的陆机（261-303）、陆云（262-303）兄弟俱有文才；陆机更以《文赋》首开中国文论典范。陆氏兄弟尝以书信谈文论艺，至今仍有陆云《与兄平原书》三十多封书信传世，成为研究二陆与晋康文化的重要资源。千百年后，在另一个紊乱的历史时空里，夏氏兄弟以书信记录生命的吉光片羽，兼论文艺，竟然饶有魏晋风雅。我们的时代电邮与简讯氾滥，随起随灭。重读前人手札，天涯万里，尺素寸心，宁不令人发思古之幽情？
王德威
图书试读
1.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7年11月21日）
济安哥：
上船已有十天，在上海拘束了数月，在船上同各色人种交际，又恢复了我的gaiety和abandon。12日上午上船，父亲、母亲、玉瑛送行，离别时玉瑛所表现感情的intensity远胜我去台湾，北平之行，使我非常难过。可是我的mind是soon distracted。她一时心灵的空虚还难填满a。
船十六日上午抵横滨，都市中点缀着山林，加着深港的绿水，在[有]mist的早晨是很美丽的。居然有不少美国籍的日本人上船。码头上立着黑色瘦缩的男人，和服和洋服的女人。离日本后天气渐热，四五天来只穿衬衫就够了，晚上盖一件浴衣。今天二十一日，明天上午就可到火奴鲁鲁（Honolulu, Hawaii），十数个留学生要结伴游览。
Meigsb一路平稳没有一些晕船的感觉，舒服远胜去年北平之行，从没有极度的摇动。三等舱虽都是两层床，可是平日都在decõ上，或者lounge内，lounge内常演B级电影，如Tangiers（Maria Montez）和较好的Dorian Grayc。睡在我上层的物理系学生，去加州大学。每次看了，都觉得情节不能明了，英文程度不如他的还有，在床上看些英语週刊，高中读本似的读物。王玉书a的那个朋友到Pittsburgh一家Seminary（神学院）读神学，也不会和外国人讲话。都是自费考取的，他们所费的一年不过二三千万元，确实便宜。
头等舱内有钱端升b教授赴哈佛教半年「中国政府」，他很不赞成读小学校，我去美后也要更变计划，最多在Oberlin和Kenyon读半年，小学校生活虽或舒服一些，可是我未出国已感到洗不净的羞耻。Empsonc曾往芝加哥大学去过一阵，不知可否请他写封介绍信，说明我的兴趣和李氏奖金考选的事实。[此信]由你寄Oberlin College c/o R.A. Jelliffe（真立夫转），我收到后同沪江成绩单[一併寄]芝加哥大学申请，可赶得上二月开学。Carver（卡乃夫）那里可託他接洽Yale，或者直接由Empson介绍适宜的大学。
济安哥：
上船已有十天，在上海拘束了数月，在船上同各色人种交际，又恢复了我的gaiety和abandon。12日上午上船，父亲、母亲、玉瑛送行，离别时玉瑛所表现感情的intensity远胜我去台湾，北平之行，使我非常难过。可是我的mind是soon distracted。她一时心灵的空虚还难填满a。
船十六日上午抵横滨，都市中点缀着山林，加着深港的绿水，在[有]mist的早晨是很美丽的。居然有不少美国籍的日本人上船。码头上立着黑色瘦缩的男人，和服和洋服的女人。离日本后天气渐热，四五天来只穿衬衫就够了，晚上盖一件浴衣。今天二十一日，明天上午就可到火奴鲁鲁（Honolulu, Hawaii），十数个留学生要结伴游览。
Meigsb一路平稳没有一些晕船的感觉，舒服远胜去年北平之行，从没有极度的摇动。三等舱虽都是两层床，可是平日都在decõ上，或者lounge内，lounge内常演B级电影，如Tangiers（Maria Montez）和较好的Dorian Grayc。睡在我上层的物理系学生，去加州大学。每次看了，都觉得情节不能明了，英文程度不如他的还有，在床上看些英语週刊，高中读本似的读物。王玉书a的那个朋友到Pittsburgh一家Seminary（神学院）读神学，也不会和外国人讲话。都是自费考取的，他们所费的一年不过二三千万元，确实便宜。
头等舱内有钱端升b教授赴哈佛教半年「中国政府」，他很不赞成读小学校，我去美后也要更变计划，最多在Oberlin和Kenyon读半年，小学校生活虽或舒服一些，可是我未出国已感到洗不净的羞耻。Empsonc曾往芝加哥大学去过一阵，不知可否请他写封介绍信，说明我的兴趣和李氏奖金考选的事实。[此信]由你寄Oberlin College c/o R.A. Jelliffe（真立夫转），我收到后同沪江成绩单[一併寄]芝加哥大学申请，可赶得上二月开学。Carver（卡乃夫）那里可託他接洽Yale，或者直接由Empson介绍适宜的大学。
用户评价
评分
我拿到《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卷一（1947-1950）》这本书，就好像捧着一扇通往过去的大门，心头涌起一股莫名的激动。夏志清、夏济安，这两个名字，对于任何一个对中国现代文学稍有研究的人来说，都绝非陌生。前者更是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圣经”《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作者，其影响力毋庸置疑。而后者，也是学界翘楚。1947年至1950年，这短短的几年，是中国历史进程中一个极其关键的转折点，风云变幻，社会动荡，人们的命运如同风中的落叶，充满了不确定性。我特别好奇，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两位泰斗级的学者，他们的通信内容会是怎样一番景象？是关于政治时局的分析？是对国家命运的忧虑？抑或是对学术前沿的探讨？我更期待的是，作为文学的同道人，他们在信件中是如何交流对文学的看法？是否会涉及对当时流行的文学流派、作家作品的评价？对文学创作的新趋势有何洞察？他们的思想碰撞，是否会为我们今天的文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启示？这不仅仅是一部书信集，更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它让我们有机会窥探到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感受他们在时代洪流中的思考、挣扎与坚持，品味他们之间深厚的学术情谊和真挚的个人情感。
评分这本书，光是书名就带着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卷一（1947-1950）”，首先吸引我的便是“书信集”这三个字。在信息爆炸、碎片化阅读成为常态的当下，一封封手写的信件，承载的不仅仅是文字，更是那个年代特有的温度与情感。1947-1950年，这是怎样一个动荡不安却又充满变革的时期？大陆的风云变幻，两岸的隔阂初生，知识分子的命运如何？夏志清、夏济安，这两个名字对于文学爱好者而言，早已如雷贯耳。前者是无可置疑的文学史大家，后者也是学界泰斗，他们之间的通信，定然是思想的碰撞，情感的交流，更是历史的注脚。我尤其好奇，在那个信息传递还不像今天这样便捷的年代，他们是如何通过书信维系联系，分享见闻，探讨文学，抒发情怀的？信中的用语，遣词造句，是否保留着那个时代的独特韵味？其中透露的对当时社会现实的看法，对文学思潮的洞察，对未来走向的预判，会是怎样一番景象？我甚至能想象到，在某个寂静的夜晚，伴着一盏孤灯，夏先生们在信纸上奋笔疾书，字里行间流淌着对文化传承的忧虑，对故土的眷恋，以及对学术理想的执着。这不仅仅是一本关于文学的书，更是一扇窗口，让我们得以窥探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感受他们在大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坚守，品味他们之间真挚的友谊与深刻的智识对话。
评分说实话，拿到《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卷一（1947-1950）》这本书，我当时的心情是既好奇又有些许期待。书名本身就足够吸引人——两位在文学史和学术界享有盛誉的学者，在一段充满巨变的时期内的通信往来。1947年至1950年，这三个年头，对于中国而言，无疑是历史的风暴眼。政治上天翻地覆，社会结构重塑，人们的生活轨迹也随之改变。那么，在这场历史巨浪中，这两位学者的思想和情感是如何流淌的呢？我特别想知道，他们的通信中会涉及哪些具体的社会事件？他们是如何评论的？是否会流露出对时局的担忧，对未来走向的思考？更吸引我的是，他们作为文学的鉴赏者和研究者，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们的文学视野是怎样的？是否会交流对当时新生文学现象的看法，对传统文学的继承与批判？我期待在信件中找到他们对特定作家、作品的评价，对文学思潮的敏锐捕捉，甚至是对未来文学发展方向的探讨。这不仅仅是一份记录，更像是一扇窗户，让我能够以一种非常私人、非常真实的方式，去触摸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脉络，感受他们在时代洪流中的思考、选择与坚守。他们的文字，会带着怎样的时代印记？他们的情感，又会如何在这字里行间闪耀？
评分读到《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卷一（1947-1950）》这个书名，我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一种老派的、充满智识的光辉的画面。想象一下，那个年代，通信是多么重要的联络方式，尤其对于身处不同地方、有着共同学术追求的知识分子来说。夏志清和夏济安，这两个名字本身就带着一份沉甸甸的分量，一个是近现代文学研究的奠基人，另一个也是备受尊重的学者。他们的书信往来，我预感，绝不仅仅是简单的问候，而更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思想对话，一次文学探索的结伴同行。1947年到1950年，这几年是多么风起云涌的时期，中国的历史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我迫切地想知道，在这变动不安的时代背景下，他们是如何看待周遭世界的？他们的信件中，是否会透露出对社会现实的观察与思考，对知识分子命运的担忧，抑或是对某种理想的坚守？作为在文学领域深耕的学者，他们之间的通信，对于文学的探讨会是怎样一番景象？我期待在字里行间，看到他们对当时文学思潮的敏锐洞察，对新涌现的作家作品的评论，甚至是对文学史观的初步勾勒。这本书，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本阅读材料，更像是一个时光胶囊，里面封存着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温度、智慧与情怀，让我能够近距离地感受他们在大时代洪流中的精神世界。
评分我拿到这本《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卷一（1947-1950）》，第一反应就是，这绝对是一份宝藏。你想啊，夏志清先生，那可是影响了几代中国文学研究者的巨擘，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梳理和评价，可以说是奠定了我们今天认识这段历史的基础。而夏济安先生，同样是才华横溢、著作等身的学者。这两位重量级人物在如此关键的几年里的通信，那绝对不是简单的寒暄，而是思想的火花，学术的交锋，甚至是个人情感的袒露。1947年到1950年，这短短几年，在中国历史上是多么波诡云谲的时期啊，政治格局剧变，社会思潮涌动，无数知识分子面临着人生道路的抉择。我特别想知道，在那个动荡的环境下，他们是如何看待这些变化的？他们的书信里，是否会流露出对局势的忧虑，对未来的迷茫，或者对某种理想的坚持？更重要的是，作为文学的同道中人，他们是如何交流对当时文学创作的看法？是否存在对某些作家作品的深入剖析？对文学发展的方向是否有着共同的思考？我期待在这本书信集中，能够看到他们对当时流行的文学现象的评论，对新文学作品的评价，甚至是对文学理论的探讨。这不仅能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夏志清先生的文学思想是如何形成的，也能让我们从一个更微观、更真实的视角，去感受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以及他们在大时代背景下的个人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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