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
失控的坏农业 四月中旬的美国宾州春意盎然。鸟儿在枝头高歌,农舍的白色护墙板外,大片黄水仙恣意蔓生。我站在已故现代环境运动之母瑞秋.卡森儿时的房间窗前,往外凝视着她从小居住到大的阿勒格尼谷(Allegheny Valley)。想像着一名受大自然感召的年轻女孩在果园里採摘苹果,在附近的树林、山丘间漫步,发掘新鲜事物的画面。晨光中依稀可见两根巨大烟囱正冒着浓浓黑烟直冲蓝天。卡森就是在这个工业与农村比邻而居的世界中长大。然而,在她的有生之年中,两者间的界线逐渐模煳,工业化方法逐渐渗入农业,并造成具破坏性的恶果。
一九六二年,卡森率先提出食物与农村正面临危机的警讯。她的着作《寂静的春天》特别关注在农村施放化学物质,以及这种工业化的农业手法对环境所造成的影响。我现正在为我自己找出「廉价」肉品行销手段背后的事实,以及查明全球食物体系的长触角是如何掌控我们餐盘上食物。这段旅程的最后一站,我亟欲找出这半世纪以来,事情是如何发生变化?我们是否有所警惕?以及我们的食物出现了什么问题?这段旅程我走遍了各大洲,从雾霾加州到不夜城上海,从南美洲的太平洋海岸、热带雨林到布列塔尼的海滩。
一九六○年代,卡森的唿吁跨越大西洋,英国夏普郡的酪农彼得.罗伯兹(Peter
Roberts)也听到了。他是欧洲谈论美国的集约化农业(intensive farming)方法入侵的先驱之一。每当他走在自己的田地、为自家畜养的乳牛挤奶时,罗伯兹因农业上所发生的事变得不安起来。他看着农场动物从土地上消失,进入巨大、无窗的畜舍里;而农牧新闻成为战后农业革命的啦啦队,周遭农友不断被这些讯息轰炸,被牵着鼻子走上工业化的路线。他认为他必须做点什么事。工厂式农场(factory farm)对动物施予制度化的虐待行为激怒了罗伯兹,他拜访当时主要的动物慈善机构,要求他们介入其中,但他却失望的离开了:因为动物慈善机构拯救的受虐对象侧重在猫、狗或马等动物上。罗伯兹虽然沮丧但不气馁,他与一名律师朋友聊及他的想法。「彼得,至少你很清楚自己的立场。」朋友回应道:「你必须自己採取行动。」
一九六七年,罗伯兹在自家小屋创立了我现在任职的慈善机构:世界关怀农业组织(Compassion in World Farming, CIWF)。初期只有他一名男子、他的妻子安娜,还有他们的三个小女儿,对抗着由政府政策推动、用纳税人的钱补贴、有农业顾问指导,以及化学物品、制药与设备等公司慷慨支持的产业。但是再渺小的胜算,其所造成的任何影响仍是巨大的。
事实上,问题根源早在上个世纪就已埋下。一九四○年代,全球几乎处于全面战争状态,这可说是人类历史上最惨重的一次冲突分裂。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是全球政治巨大的分水岭,也预告了近世粮食和农业史即将面临重大变革。当炸弹震撼战场时,也为日后农村的工业化奠定了基石。在三十年前的一九一○年时,两名德国科学家找到利用空气制造炸药的方法,研究出如何将大气中的氮气转换成氨的技术,而氨就是制造化学肥料和TNT炸药的关键原料。
第二次大战期间,在德国科学家的手中,有机磷神经性毒剂(organophosphate nerve agents)的量产技术达到完美的境界,虽然这种化学武器从未派上用场,但战后,美国公司就将此技术使用在农业用途上。借用卡森说过的话,在「发展化学武器的时候,人们发现有些实验室制造出来的化学物质能把昆虫杀死……人们用昆虫测试毒杀人类的药物。」原本为生产毁灭性武器而做的准备,成为了大量生产农作物的方法。
一九三○年代全球经济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亦称经济大恐慌),严重的经济衰退情况持续到战争爆发,促使美国国会在一九三三年通过第一个农业法案(Farm Bill),这一系列的农业补贴支持政策,至今仍是联邦政府影响粮食生产的主要途径。该法案的推行旨在帮助因市场过于饱和、作物价格低落而苦苦挣扎的美国农民,相关措施包括政府承诺收购过剩谷物,而此举造成了产量毫无节制地快速增加。
在战争期间,许多世界最富有国家因来自国外的粮食补给受敌军活动阻碍,而经历了粮食短缺的情况,这个惨痛教训让它们体认到自给自足的重要性。因此当战争结束恢复和平后,许多国家开始投注心力在提高国内作物产量。一九四七年,英国通过了农业法案(Agriculture Act),宣布政府将资助并鼓励以集约化「高效率」的新方式来大规模生产:即在一块土地上使用最新的化学物质、药剂和机器设备,以取得最大限度的产出。在美国,制造美国战争机器的军工厂,被改建为人造肥料工厂;战时的神经毒气被做为杀虫剂用来对付新的敌人:农业害虫。植物育种技术使玉米产量起飞,导致玉米价格低廉且大量过剩,最后成为动物廉价饲料的来源。
工业化国家拥有将耕作变成大量生产工序的方法和推动力,但也使得食物和农村遭遇严重且始料未及的可能恶果。而以数量取代品质,正是这种情况发生的主要因素。农民被鼓励只需满足商品市场的最低标准,而非尽力生产高品质的作物;抗生素被允许使用在畜禽身上,以抑制因过多动物饲养在狭窄空间所可能产生的疾病。而施打荷尔蒙除了可让畜禽快速成长,还能让畜禽增肥,好尽快供人宰杀。
而在农村,旧有兼营作物种植和牲畜饲养的混合型农场(mixed farming)俨然走入历史,取而代之的是单作栽培(monoculture),也就是专门大规模生产单一作物或动物的农场。农作已不再需要顺应自然,同样的作物可以在同块土地上不断反覆生长,因为人工化肥提供了一个快速修复枯竭土地的办法;同时,喷洒大量化学物质来驱逐不受欢迎的杂草、昆虫和其他害虫。农场动物从土地上消失,被赶入工厂般的畜舍;而动物粪肥滋养田地和果园耗竭土壤的功能,也被人工化肥取代。这说的是一种新型态农业,将生产线模式应用在饲养动物上,动物在不见天日的黑暗中动弹不得地度过牠们的余生。露丝.哈里逊(Ruth Harrison)在一九六四年所发表的书中,形容这个世代的人们,在他们所饲养的动物身上只看到「人类食物的转换因子(conversion factor)」,并创造了「工厂式农场」一词。
历届英国政府无视这种农业新体制的隐藏成本,为确保新体制获得广泛的採用,投入了大量资源进行宣导。所有事物在争先恐后的生产中,都变得太过度。多家公司开始专门培育能快速成长的动物品种,像是从小小的复活节雏鸡到长成荒唐特大号的成鸡,只需要六週时间——比先前鸡只的成长期快上至少两倍。政府聘僱的一群「专家」顾问要农民加入这个行列,否则他们将会面临破产情况。我记得彼得.罗伯兹曾经告诉过我,有一天农业顾问来敲他家的门。那是在六○年代初,他们交谈了很长时间,但所要传达的讯息很简单:如果你想提高业绩,你必须转为集约化养鸡。也就是建造大型工棚,专门且大量的饲养鸡只。他可从大公司购买鸡只和饲料,等到小鸡养到成熟——显然不会花太久时间——再把鸡群卖回给原来的公司,由他们负责宰杀及寻找市场。整个作业干净卫生、工业化,且一体化。而罗伯兹所要做的,就只是在合约上签字和负责养鸡这种「作物」。
尽管罗伯兹已饲养过几百只鸡,但对于这样的做法他感到不安,因为这意味着他必须放弃做为一个农民在饲养鸡只上该有的决定权。这似乎不太对劲。当天晚上,他与妻子安娜讨论这件事。她不假思索地回应:「如果你想这么做,彼得,我不会阻止你。不过,我并不认同这种做法。」许多农友和罗伯兹不同,他们屈服于销售话术下。
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来补贴农业新方向,至今依旧如此。欧盟在一九六二年制定备受批评的「共同农业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 CAP),其支出占欧盟总预算将近一半。欧盟每年补贴近五百亿欧元给符合环境相关标准的农民。同样的,「美国农业法案」也提拨三百亿美元做为农民补贴,其中有四分之三的费用只用在十分之一的农场上——而且通常是最有钱、最大间的农场。而为了支撑廉价肉品文化,其肉品来源的工厂式农场动物以玉米与大豆取代土地上的牧草与粮草来餵食,因此谷类(玉米)一直都是获得补贴最多的作物。
回头看,不清楚农民究竟是踏上了一条什么样无止境的路:冀望投入最小的成本,来创造最大的生产效益,结果却是收益递减。无可避免的,大量生产势必会压缩到农民们所能赚取的利润空间,遭受这个惨痛教训的农民们体认到,这个诱人的农业新体制并不像人家说的那么好。很简单,他们只好关门歇业。
动物与农作物曾经是互利共生的合作伙伴,但工业化却迫使它们拆伙。大规模种植单一作物的「大麦巨头」崛起,农地随着田篱消失而增大。大自然面对多样性死亡而发出的抗议声已被农药淹没,昆虫和杂草原本是在大自然法则的控制之下的。土壤被迫工作得日益辛苦、昆虫和杂草被喷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不断减少,寂静的春天更增添恐惧——工业化农业沙漠里再也没有鸟儿歌唱——一如卡森在她那本揭发弊端一书中所记录的。现今全球几乎没有一个角落,不触及某种程度的集约化农业。
近几十年来,情况有所改变,有些甚至变得更好。例如,欧盟已明令禁止将小牛提前放进棺材里——狭窄的箱式饲养(veal crates)——终其一生;目前全球也禁用具毒性且破坏力强大的DDT农药。
然而,在卡森和罗伯兹提出警讯的五十年后,食物的生产方式再度站在十字路口上,英国林肯郡的美式大型农场提案就是最佳例证。当时提案要把原本在牧场上的八千头牛,永久安置在只有混凝土和沙石的畜舍里。英国农村在这场对抗战役中开创了新的一页,当地居民、美食家、名厨、环境和民间社会团体群起抗议。最终,这项提案被撤回。然而农村集约化的另一股隐忧也在同时浮现:更大规模且超集约化(super-intensification)的美式「大型农场」出现在欧洲的土地上了吗?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而这种模式的农业对美国本身又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很荣幸能在由彼得.罗伯兹所创立的慈善机构、世界领先的农场动物福利组织——「世界关怀农业组织」——担任首席执行长。世界关怀农业组织目前在欧洲、美国、中国和南非均有办事处和代表处。二○一一年,我接受董事会主席维乐莉.詹姆斯(Valerie James)给的挑战,揭露原本立意良善、以「供给国家与全世界粮食」为愿景的产业,为何会走向如此错误的境地:将利润看得比供给人们粮食重要。人类、动物和整个地球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对此,我们可以怎么做?撰写本书的想法因此而生。
我决心探索今日全球食物系统下的真相,担负起调查记者的角色,追踪可能线索与举报;揭开食物生产集约化的神祕面纱;也常常以我的职务、使用世界关怀农业组织的名片,来让自己脱离尴尬的处境。
两年多来, 我与《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的政治版编辑伊莎贝尔. 欧克夏(Isabel Oakeshott)、摄影组,一起探索左右我们盘中食物的农业、渔业、工业化生产和国际贸易等错综复杂的网络。我透过各地人脉,查明应该要去到哪里、找谁谈话。我们根据国家与地区在全球化下世界食物体系的参与程度,拟定一份拜访清单。加州显然是首选,不仅是因为它有诸如好莱坞这样的文化输出,还可以在那里看到未来的农作方式;中国的势力逐渐崛起,是全世界人口稠密度最高,以及最多猪只的国家;阿根廷则是全球做为动物饲料的大豆输出量最多的国家。我想要亲自看看,这些在遥远土地提供饲料、原料,甚至盘中食物的人们,如何受到失序的农村工业化的影响。我非常希望听到那些参与其中,以及受到影响的当事人的第一手资料。这本书所撰述的,不仅是他们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
菲利普.林伯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