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上（台大出版中心20周念纪念选辑第1册）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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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静农先生之《中国文学史》，撰述期间几近二十余年，且不断增补修订，起自先秦以迄金元；不仅表达先生对于历代文学精神的体悟以及文化历史流变的诠释，成其「一家之言」，更流露其性情，在高明的历史叙事之外，显现先生个人情志的咏怀与洞见。

　　本书依时代分篇，上册包含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篇，下册包含唐代、宋代、金元篇，并附〈中国文学史方法论〉一文，乃先生以文学史家的眼光分析从事文学史研究的方法，依先生所言：「文学史之作，不外乎以历史为经，以作家作品为纬，故文学史的方法应注意研究作家、分析作品。至于如何研究与分析，则非单纯方法能详辨。」本书不仅体例严谨，考证详实，先生的慧心卓识更于全书俯拾即是，此也是本书最具价值之处。

名人推荐

　　★台大中文系教授何寄澎、清大中文系助理教授许铭全专文导读

汉字文明的涓涓细流：一部中国古代文学的深度考察 本书并非《中国文学史·上（台大出版中心20周年纪念选辑第1册）》，而是一部独立、聚焦于中国古代文学源头与早期发展的学术著作。 本书旨在以全新的视角和扎实的考据，梳理自先秦至魏晋南北朝这段波澜壮阔的文学史料与思潮变迁，为读者构建一个既具宏观脉络又富细节深度的古代文学图景。 第一部分：文明的曙光——先秦文学的奠基与多元性 本卷开篇即深入探讨中国文学的起源，超越了仅仅关注《诗经》和《楚辞》的传统叙事。 一、口传传统与文字的初现：巫、史、歌者 我们首先考察的是文字尚未完全固定的时代，文学形态如何以口头传承为主。《周易》中的卜辞、《尚书》中的政治诰命，乃至民间流传的歌谣，如何为后世的文体奠定基础？本书详细分析了早期“巫”和“史”在知识垄断与文化记录中的角色，他们既是祭祀的执行者，也是早期文学叙事的保存者。我们追溯了甲骨文与金文中隐藏的、与实用功能紧密结合的韵律与表达技巧。 二、典范的建立：《诗经》的社会学解读 《诗经》的解读不再局限于“风、雅、颂”的简单分类。本书侧重于“采诗”制度的社会基础，探讨了周代礼乐制度下，诗歌如何成为社会情绪的泄压阀和政治伦理的载体。我们对“赋、比、兴”的运用进行了细致的语义学剖析，尤其关注“比”手法的象征意义如何从自然现象上升到道德隐喻，并探讨了后世儒家对《诗经》的“教化”阐释对其原始面貌的遮蔽与重塑。 三、浪漫的觉醒：楚辞的宇宙观与艺术革新 与北方文学的质朴不同，楚辞代表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浪漫主义爆发。本书以屈原为核心，但更广泛地考察了“楚文化”的独特地理环境和萨满教背景对文学形态的影响。我们深入分析了《离骚》中“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揭示其背后隐藏的政治理想与个体精神的困境。同时，本书也考察了宋玉等后继者如何将这种浪漫主义推向极致，形成了独特的“骚体”美学，对后世的辞赋文学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四、诸子之辩：散文的成熟与思辨的力量 先秦诸子百家的争鸣，是中国思想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同时也孕育了中国古代散文的成熟形态。本书将重点放在不同流派的叙事策略和修辞技巧上： 儒家（如《论语》《孟子》）： 探讨其对话体的生动性与“性善论”下温和而坚定的说服技巧。 道家（如《老子》《庄子》）： 剖析其悖论式的论证、寓言的运用以及对语言界限的超越尝试，揭示其深邃的哲学内涵如何融入文学的表达。 法家与名家： 分析其逻辑的严密性、句式的对仗工整以及对“名实相符”的极端追求，如何塑造了后世政论的刚健风格。 第二部分：帝国之声——汉代文学的综合与变体 汉代文学标志着“大一统”帝国对文学的规训与吸收，文学体裁也随之发生深刻的变化。 一、汉赋的鼎盛与衰微：铺陈与制度化 汉赋是汉代文学最显著的标志，本书将汉赋的演变划分为西汉的“雄大铺陈”和东汉的“文采雕琢”两个阶段。对西汉贾谊、司马相如的篇章，我们侧重于其“政治文学”的属性——如何通过对宫殿、畋猎、异域的极度细致描摹，来映衬中央集权的威仪。东汉后期，赋逐渐走向形式主义和私人化，我们考察了班固、张衡等人在赋体中注入的史学和自然科学元素，以及这种过度形式化如何导致其最终被近体诗所取代。 二、乐府民歌的勃兴：时代的真实心声 汉代乐府机构的设立，为我们保存了大量来自民间和边塞的真实声音。本书将乐府诗视为“活的历史”，其价值在于其鲜活的叙事性和对社会底层的关注。我们重点分析了《孔雀东南飞》等长篇叙事诗的结构技巧，以及五言诗句式在民间流传中的逐渐定型过程，这为后世的五言绝句和律诗奠定了句法基础。 三、史传文学的巅峰：太史公的人文关怀 司马迁的《史记》超越了纯粹的历史记录，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抱负，使其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传记文学作品。本书将重点探讨司马迁的人物塑造艺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人物对话和作者的“太史公曰”进行评论，来表达他对历史人物的同情、愤懑与赞颂，以及这种叙事策略对后世小说、戏曲的深远影响。 第三部分：思辨的转向——魏晋风度的形成与文学的自觉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思想剧烈动荡、文学品格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关键时期。 一、玄学的兴起与个体精神的解放 “竹林七贤”的出现标志着士人从儒家的社会责任中部分抽离，转向对个体生命体验、存在本质的探索。本书详细考察了王弼、何晏等人对老庄哲学的重新阐释（玄学化），以及这种思潮如何影响了文人的审美趣味——从汉代的质朴转向对“自然”“真性情”的追求。 二、文学的自觉与文体论的建立 魏晋时期，文学开始被视为一门独立的艺术，而非依附于政治教化的工具。曹丕的《典论·论文》被视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里程碑。本书细致梳理了建安文学（以“三曹”为代表）的慷慨悲凉与建安风骨，并重点分析了陆机、潘岳等西晋文人如何将辞藻推向极致，为后世的宫体文学埋下伏笔。 三、田园诗的萌芽与山水文学的勃发 东晋的“隐逸”风尚催生了田园诗派的先声。以陶渊明为中心，本书分析了其诗歌中如何将儒家的“出处”原则与道家的“自然无为”完美结合。他诗歌的语言平淡却意蕴深远，标志着中国诗歌从注重章法句法到注重意境营造的重大跨越。 四、骈文与诗歌的并行发展 在南方，骈文在这一时期达到了艺术高峰。本书分析了“永明体”的声律学探索，以及以鲍照为代表的“上有所好，下必效之”的宫廷文学倾向。同时，我们也关注北朝文学，考察了游牧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学传统的碰撞融合，为隋唐的伟大整合积蓄了能量。 本书通过对上述三个阶段的细致梳理与深入论证，旨在提供一部既扎根于传统史料，又充满现代学术活力的中国古代文学脉络图。它强调文学形式的演变与社会思潮的内在关联，力求展现古代文人在历史洪流中，对生命意义和审美理想的不懈追求。

作者简介

台静农（1902-1990）

　　本名傅严，后改名静农，长期写作，精于书法。幼年时受传统私塾教育，后阅读严复的西学着作而萌发改革的思想。中学时与同学合办《新淮潮》杂志以响应五四运动。曾和鲁迅同组未名社，倡新文学。离开了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后，便历多校教授中国文学。1945年来台任教于台湾大学，担任中文系主任达二十余年，奠定了该系兼容并蓄自由活泼的开放学风。早年的治学重心在小说创作、研究评论、散文和整理编辑民歌集，又是着名的文学家和文学史家；他的一生几乎横跨二十世纪，目睹旧中国的变迁，西潮东渐，经历了革命、五四学运、抗日战争，最后落脚于台湾。然而不论时局如何变迁，台先生坚守学术岗位，一生治学，文学、书画、经史，卓然为一代大师。

台大出版中心二十週年纪念选辑总序／项洁
导读：文学史书写的典型／何寄澎、许铭全
出版前言／柯庆明
编序／何寄澎

【第一篇先秦篇】

第一章中国文学的起源
第二章殷商时代文学的片断
第三章周代的诗歌――三百篇
第四章楚辞
第一节楚之先世及其文化
第二节屈原的生平及其所处时代
第三节屈原的作品
第四节屈原对于后世的影响
第五节汉代作家所受屈原的影响（存目）
第五章春秋战国诸子散文

【第二篇秦汉篇】

秦代篇
汉代篇
第一章汉初政体与文学
第二章辞赋的发展
第三章汉赋作家
第一节枚乘
第二节司马相如
第三节扬雄
第四节班固、张衡
第五节贾谊、祢衡
第四章乐府与乐府辞
第五章五言诗
第一节五言诗的出现时代
第二节〈古诗十九首〉
第三节〈孔雀东南飞〉
第六章两汉散文的演变
第一节战国策士文体的余绪
第二节史传文体
第三节文士文
第四节王充的批论
第七章汉代方士、儒生合流后所形成之神异故事
第一节《史记》、《汉书》中的神仙故事与求仙活动
第二节纬书中的神话
第三节由方士之说而产生的小说

【第三篇魏晋篇】

第一章魏晋文学的时代思潮
第一节由曹魏政治反映的新风格
第二节由校练名理到老、庄玄学
第三节嵇、阮放诞及其影响
第四节玄风与清谈
第二章魏晋文学的发展
第一节文学理论的建立
第二节文学的分体发展
第三章魏晋作家
第一节绪论
第二节曹氏父子及其同时诗人
第三节阮籍与嵇康
第四节太康诗人
一、三张：张载、张协、张亢
二、二陆：陆机、陆云
三、两潘：潘岳、潘尼
四、一左：左思
五、刘琨
六、郭璞
第五节陶渊明

【第四篇南北朝隋篇】

第一章绪说
第二章文学技巧的发展
一、声律的讲求
二、用事之风尚
第三章诗赋的新体
一、小诗的兴起
二、律体诗的形成
三、俳赋之创始
四、反摹拟的宫体诗
第四章文学理论的发达
第一节刘勰《文心雕龙》
一、文学的载道观
二、文学的历史观
三、文学的时代观
四、文学的创作观
五、文学的风格论
第二节钟嵘《诗品》
第五章南北朝及隋的作家
第一节颜、谢与鲍照
一、谢灵运
二、颜延之
三、鲍照（附其妹鲍令晖）
第二节齐、梁作者
一、谢朓
二、沈约
三、江淹
四、吴均
五、何逊
第三节萧梁父子及陈后主
一、梁武帝萧衍父子
二、陈后主
第四节徐陵、庾信、王褒
一、徐陵
二、庾信
三、王褒  第五节隋炀帝与杨素
第五节隋炀帝与杨素
一、隋炀帝杨广
二、杨素
第六章南北朝的民间文学
第一节吴歌
第二节西曲
第三节北朝的民歌
第七章六朝小说的渊源与发展
第一节鬼神怪异书的思想背景
第二节重要小说提要
第八章佛典翻译文学
第一节后汉、魏晋及南北朝的佛典译人及译经事业
一、摄摩腾、竺法兰
二、安清（世高）
三、支楼迦谶（支谶）
四、支谦
五、康僧会
六、维祇难、竺律炎
七、竺法护
八、僧伽提婆
九、法显
十、苻坚君臣
十一、鸠摩罗什
十二、昙摩难提（法喜）
十三、昙无谶（昙摩忏）
十四、宝云
十五、刘宋以降的译经事业
十六、北魏的译经事业
十七、南朝之《百喻经》
第二节佛典翻译的文体

导读

文学史书写的典型（摘录）

　　自觉的文学史方法论

　　从本书的附录〈中国文学史方法论〉来看，台先生对于该如何进行文学史的撰述，有其省思与主张，其开宗明义云：

　　文学史之作，不外乎以历史为经，以作家作品为纬。故文学史的方法应注意研究作家，分析作品。

　　看似只将作家与作品的研究摆在首位，而「以历史为经」不过是「以世代为先后」之意，但在接下去的第一讲中，借由检讨旧有的文学相关典籍，指出原有的文学研究方法有三个错误倾向：

　　一、太偏重形式而忽略内容；二、不注意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三、不注意作者之文学环境及心理之发展。

　　这三项基本上即对应了作品、历史与作者三者，而且如果合观后面其余六讲，即可知所谓内容、文学环境、作家心理之发展其实皆与「历史」息息相关。由此而言，「作家」、「作品」与「历史」实不可偏废，而在文学史研究方法或文学史书写的实际操作层面上来说，「历史」或许尤须着力。台先生在讨论孟子「以意逆志」，「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时如此解释：

　　「知人论世」是「以意逆志」的客观条件，两者合而用之，则成因果，诗人之真意，始可得之。盖诗人之为诗，必有其外缘的社会因素，及成为诗，而此社会因素又成为内在的思想，故能论其世始能逆其意也。

　　此一解释相当简要明确。「能论其世始能逆其意」正透露了台先生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要领。

　　要言之，文学史的「作家‧ 作品‧ 历史」即是「人‧ 文‧ 世界」的图景，然应注意的是，对文学史读者来说，阅读时最直接接收到的是作家作品的述评，而对「能论其世始能逆其意」为原则的文学史作者来说，「论其世」乃其不得不先处理的课题；换言之，读者阅读文学史时印入眼帘的主要内容不外乎作家与作品，但文学史家「如何论其世」则是文学史书写的深层结构。明乎此，或许对台先生这本文学史能有不同的体会与视野。

　　「史识」

　　鲁迅曾有书简给台先生，信中论及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

　　见其关于小说者数章，诚哉滔滔不已，然此乃文学史资料长编，非「史」也。但倘有具史识者，资以为史，亦可用耳。（〈致台静农〉一九三二年八月十五日）

　　显然就鲁迅看来，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不过是资料收罗宏富的「长编」，真正的「史」作需有史识；有史识方知如何从庞大的资料中加以甄别去取，以完成历史叙述。对师从鲁迅的台先生来说，这番讨论应有不少启发。

　　文学史家所面对的「历史」至少有两个层次：一个是作者作品的时代，一个是作品本身的流变传统。虽说文学史所处理的似乎主要是后者─即以作品为主，但一如前揭，「能论其世始能逆其意」，故必先处理「论其世」，亦即必须判断哪些历史素材或外缘社会因素对文学史来说是重要的，而这时文学史家的史识就显得相当关键。例如论汉赋的兴盛或唐诗的流行，一般均归因为帝王的提倡，这样的解释并非不正确，但总予人简单、宽泛之感，无形中削弱了解释的效力。而从「如何论其世」的角度切入，则多少可见出文学史家的史识，就此而论，台先生文学史无疑是一部史识高明之作，以下简单举例说明：

　　首先，从较大范围来看，台先生对不同时期历史背景的绪说（多为各篇第一章），其所论述的重点有所不同。例如台先生在〈汉代篇〉一开始讨论的主题是汉代政体，到了〈魏晋篇〉则偏重在思想带来的影响；南北朝主要谈的是帝王贵族生活及宗教思想下偏重形式的文学风尚；到了唐代所论重点则已是士风。当然，不是论析宗教就不谈政治，而是轻重主从有别地谈，较之于每个阶段都从政治看文学或都只从经济阶级、物质基础看文学表现，岂不高明许多？

　　其次，举范围较小的例子来看。台先生论述汉代文学，一开始却是在交代汉初政体从郡县、封建并行到汉武时封建制的瓦解。乍看之下，似乎只是普通政治背景的陈述，但进一步思考即可知封建制的兴衰，关乎汉初文人的去处；封建制下的诸侯王国，正是汉初赋家的舞台；王国中的富裕生活，正是其笔下题材――观诸枚乘、相如等人，莫不如是。相对地，封建制的削弱，不仅宣告了武帝权力的巩固，同样也呈现出文人赋家去向的集中，于是武帝的独尊儒术及以倡优畜之看待文士的态度，方能真正地影响当时及其后的文学走向。

　　复次，可举一个更小更具体的事例来看。一般谈及韩愈写碑传文的原因，大抵以为韩愈是「随顺世俗，因变为新」地来「倡为古文」（钱穆〈杂论唐代古文运动〉），也就是说，有意借由碑志之作张大其古文运动的声势。台先生对古文家用力于碑传文的原因，则更细致确切地提出一个历史解释：其先引章学诚「史学废而文集入传记」一语，并解释「史学废而文集入传记」其实正因隋文帝时开始禁止私家修史，唐代因之，由此渊源于史传文手法的古文家，在不能从事私史着作的状况下，只好转于碑志上一展长才了。

　　台先生对历史的透视与史料的掌握处理，当然不仅上述三例，其余如谈魏晋玄风、论唐代士风等等，早为学界所称誉；而在文学史中辟立专章或专节论汉代方士儒生合流与神异故事的关系、佛典翻译文学、隋炀帝与杨素等，均显示其学养之深广与目光之高明。刘知几认为良史需才、学、识三者，史识尤其重要。上文略举三例之用意，不过借此指出书中如此洞察历史、善叙事理之处仍所在多有，
值得我们多加留意与探索。

　　作品的诠解与对形式的看法

　　上文提及，文学史家面对的「历史」课题，尚有以作品为主的文学流变这一层次，而此亦需「具史识者」方能处理得宜。台先生这方面的精彩可谓遍布全书，例如从汉代方士儒生合流影响神异故事的形成，其后加上佛道宗教思想流衍成六朝小说的整个过程；再如以文之内容言，谈先秦史传文（「事」）与战国策士文（「言」），演变至汉代成为与学术分立的文士文；又从汉代《史记》《汉书》的分析中，引出单笔复笔之论以统论后世文章二元的修辞倾向─而这显然已是以文的形式来说的了。如此综理各面融一炉而冶之，将无比繁复的状况精准切要表之，令人叹服！复以诗而论，例如从句法形式（长短句渐至整齐）以析论吴歌为绝句之发源；再如阮瑀〈七哀诗〉与渊明〈自挽诗〉的承启关系；左思寓自家感慨之咏史手法实始于阮瑀；或点出吴均乐府影响唐人歌行，其五言影响唐人近体；或析论王维与孟浩然分受陶渊明与谢灵运影响；或指出黄庭坚诗词「以俗为雅，以故为新」之法开启后来散曲小令作法；乃至即或对颇有微词的宫体仍清楚指出，宫体之作乃欲以清新一洗典重晦涩的摹古诗风等等。诸如此类的见解与述论，无论是承自前人或属台先生一己创见者，均能在错综复杂的文学史材料中，理出一个鲜明深刻的历史叙事。

　　文学史家在条理文学传统的沿革源流之际，同时必然也是位作品鑑赏或文学批评者，因为唯有体会作品并予以解释、鑑赏、批评，方能对所谓的沿革变迁做出更精准的判断。一如美国学者韦勒克（René Wellek）与华伦（Austin Warren）在其名着《文学论》中所指出的：文学史中所谈论的作品具有恆常的当下性，因为这些作品仍为今人、文学史家所阅读评赏。换言之，除了体察台先生对文学传统所做的历史叙述外，亦可留意台先生诠解评赏作品的灵光与慧见，就此而言，此书可谓处处闪耀着熠熠光采。例如讨论干宝《搜神记》，特别指出其书作法颇以史书体例为之，按，干宝被刘惔推为「鬼之董狐」，台先生此说或受其启发，但确实见人之所未见；再如析论江淹〈恨赋〉、〈别赋〉，台先生先引江淹自序：「学不为人，交不苟合，又深信天竺缘果之文，偏好老氏清净之术」而后讨论〈恨赋〉、〈别赋〉时则言：

　　〈恨赋〉末谓：「已矣哉！春草暮兮秋风惊，秋风罢兮春草生，绮罗毕兮池馆尽，琴瑟灭兮丘垄平。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自然的岁月无尽，而人生的寿命有限，以有限的人生处于无尽的宇宙中，便是人生的大恨。能参透这一点，则人生之恨虽多端，亦随虚无而泯灭。〈别赋〉所谓「有别必怨，有怨必盈」，也是同样的道理。于此可知他所深信的「天竺缘果之文」与「老氏清净之术」，在此两赋中自然反映出来。

　　此段文字含藏情感，固不待言，尤可注意的是，江淹此二赋为其名作，历来诠解不知凡几，而研究江淹佛道思想者亦复不少，但用佛道析论这二篇赋里的情感思想，且举重若轻的给了一个适切诠解，则似乎未见。此外，台先生论欧阳修词时有言：「即使沉重的情感，往往表现得极自然而无酸寒之态。乍一读过，似乎无甚悲苦之感，可是稍一玩味，其悲苦之情颇能动人心魄。」类似这样的鑑赏领会，书中所在多有，构成本书浓厚的「叙史咏怀」色彩，非常动人！

　　在作品这个面向上，除了作品的诠解之外，作品的选择也值得留意。文学史多半会于述论中提及作家之作品，或于文末抄录作品以供印证参考，此时文学史家决定择取哪些作品，背后用意或情志的认同，值得我们进一步玩味。例如陶渊明一节文末录了四首诗，包括了〈归园田居〉「少无适俗韵」、〈饮酒〉「结庐在人境」、〈拟古〉「种桑长江边」、〈挽歌辞〉「荒草何茫茫」等四首，四诗旨趣各自不同，其中〈拟古〉「种桑长江边」一诗历来并不如其他三诗如此的脍炙人口，特加选录似意在指出渊明对当代政治现实的关注与感怀。

　　此外，我们也需注意台先生对形式的看法。台先生在〈中国文学史方法论〉中指出过去文学研究太过偏重形式而忽略内容，故于书中，对重修辞、偏形式倾向的作品、流派甚或评论，台先生均会特意点出并加以批判。不过，台先生〈中国文学史方法论〉中，又把形式放在第二讲，并清楚指出「形式是有美术价值的」。这两个立场看似相反，其实并不矛盾。简单来说，台先生批判的是「太偏重」形式的倾向，而不是不重形式。换言之，若从「评价」角度来说，台先生对形式毋宁是採取一个比较批判的立场，例如谈永明声律，虽指出声律的讲求对诗之发展并非无功，但仍特别强调「声律之于诗，只是有助于内在情志的表现之一部分，其本身却不是诗」；而若从「研究」角度来说时，形式其实仍是理解文学传统的重要环节，台先生论散文传统中的单笔复笔即为其例。

　　主体境界与价值引领

　　上述不论是对时代背景的穿透或作品的深刻体会，最后多半仍是聚焦在作者身上，所谓「能论其世始能逆其意」之「意」，实乃作家主体之「意」。从台先生〈中国文学史方法论〉来看，作家的文学环境、社会环境、传记、年谱此四讲，几乎全从「人」的角度立论，显见台先生相当注重作家的研究，其于第五讲〈传记的研究〉中言：

　　作品与作者人格因果的联系：作者因为是作品的创造者，所以我们研究作品，不能只顾作品的本身，还得要注意作者的人格。

　　然则何以了解其人格？作家之作品，以及上述环境、传记、年谱所勾勒出的「作家全部的生活」，这两个面向应即是台先生认同的借以认识作家人格的材料与方法。为了强调应注重「作家全部的生活」，台先生甚至细致的提点我们应注意作者生平前后期的变化，例如指出应以安禄山之乱为界，将杜甫生平视为前后二个不同阶段。当然，这样的研究法则他人未必未曾警觉或运用，然而台先生除了将其表述为研究原则外，也在书中加以实践，例如不惜花费篇幅详细说明曹植生平前后期处境之异，以及指出隋炀帝夺位前后诗风好尚的差别与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台先生认为在「确定作者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态」后，仍是要确定「这种事态与作品之关系」，意即回过头来阐释作品。于是「作者」、「作品」、「历史」三者之间，交互往复，形成一个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式的诠释循环，理解即在此往复诠释中逐步深化。例如台先生借由李白行迹、作品及相关历史背景的往复分析，阐析李白诗中所流露的指责、讽刺与悲愤，见证李白之「节士风概」，由此反对昔人扬杜抑李的传统观点。

　　无庸讳言，台先生强调作家人格与作品的因果联系，与传统「文如其人」或「人品即诗品」的观念相当接近，但也只能说是接近或受传统影响，因为在实际批评上，台先生其实并不会机械地以「人」废「言」，对照两处台先生的评论即可知之：

　　台先生析论潘岳之〈秋兴〉、〈闲居〉二赋：

　　两赋之作，前后相隔达二十年。前一篇是他初入仕途之感，后一篇是他困踬仕途之慨，同是因不得意而寄兴于闲适。一个奔竞权门，希望显达的朝市诗人，偶发林野之思，祇足以反映其侘傺的情怀，不足作为内心的真实表现。像他这一类的作品，要是称之为「浅」，倒是恰当的。

　　谈杨素，称其诗「每首俱佳，辞藻高华，风骨遒劲，一洗齐梁以来绮靡之习。」并云：

　　人的性格本是多方面的，一个坏人，不论坏到如何程度，但真实的情感总是有的，而且会时时流露出来。像杨素这种人，尽可以阴险毒辣的手段取富贵，而与朋友以诗叙心时，自然会吐出他真实的情感。……可以看出他这人才情高，即使终日沉溺于淫恶的官僚生活中，有时也还有超世的情怀，故能寄兴于高远。

　　这两人均是奔竞官场、追逐富贵权力的士人，同是台先生所批判的文人类型，但在作品的评价上却有云泥之别，可见台先生虽认同传统「人品即诗品」观点，但并不会无条件、机械式地套入他的实际批评。

　　换言之，「人品」与「诗品」不能简单地划上等号。因为文学史撰述毕竟不是历史传记的人物评论，所以势必有所变化调整，上述对潘岳与杨素作品做出不同评价即为其例。进一步来看台先生的分析，其之所以对二者给出不同评价，显然二者情感的「真实」与否是个重要因素。台先生曾如此论及中国文学史上的作者：

　　虽然，真实的写出内心的哀乐并表现了时代的明暗，没有失去个性的作者，在中国文学史上每个时代都有，只是不多；中国文学史也就依赖有这样不多的作者，才不致黯然无色。（〈中国文学由语文分离所形成的两大主流〉《静农论文集》页一二六）

　　「真实写出内心的哀乐」、「表现时代的明暗」以及「没有失去个性」，大抵即是台先生权衡作家的三个标准。在这部文学史中，我们确实常常看到台先生从作品中分析作家之胸次怀抱、情感的真实性，以及作家为人行事、为文书写的独立性与创造性。而在这些标准的衡量分析下，最终所呈现的，其实不外乎就是作家的主体境界。

　　我们可以观察到，对作家主体境界的掌握与阐论，无疑是台先生文学史书写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不论是从批判的角度或者是站在揄扬的立场，台先生均于有限的篇幅中极力为之。然则，何以如此？或许，在台先生的观念里，「文学史」不仅是一系列过去文学传统的客观知识或一种学术领域，它同时也是一门课程、一种人文教育，因而其所呈现的是明是考非、善善恶恶的历史叙事，毋宁正是一种人文教育下的价值引领。

　　冷笔与热笔的交织

　　上文大抵是分就作家（人）、作品（文）、历史（世界）三个面向来谈，在这三个面向之外，台先生行文的笔调也可稍做讨论，而这部分可分从体例与遣词用字两方面来观察。

　　一般来说，为了让读者对作家先有一梗概认识，文学史在介绍作家处，多半会从作家生平及过去史家给予的定评谈起，也就是从旧有的历史文献材料开始说起。至于撰述方式，常见的大致有二种：一种是从史传资料的直接节录开始，甚至注上史书出处，而后或以按语、或另起话头以进行述评；另一种虽也利用史传文献资料，但会将其化成自己的语言说出，故而行文基本上是一致的（无传记资料可援用的作家，当然也是运用这种方式）。在目前习见的文学史着作中，后者似乎更为常见。

　　台先生的文学史基本上是以上述第一种撰述方式为主，但偶尔会看到第二种写法；换言之，体例并不统一。可是如果我们细加玩味，或许可看出一些有意思的地方：首先，虽然台先生多运用第一种方式撰写大部分的作家，然而在某些作家处，台先生所採取的撰述方式似乎更加自由──或许也会引用少许史传文字，却多半不会放在开头，也就是说，比较接近上述的第二种方式，如曹植、陶渊明、王维、杜甫、辛弃疾等等皆是，而这些作家大致上都是台先生较为赏爱、推重的重要作家。其次，不论是在旧有的历史文献材料部分，或是文学史家进一步的述评研究部分，一般文学史家大抵都是以客观冷静的笔调来进行讨论，例如叶庆炳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即是如此。然而台先生文学史则不时地会有所逸出，尤其在上述所谓「进一步的述评研究」部分，往往流露出一种较为主观的、带有情感温度的笔调。借用林文月先生论《洛阳伽蓝记》时所创术语：「冷笔」与「热笔」，台先生这些地方的笔调其实即是「热笔」，而其撰述即在冷笔与热笔的交织转换中进行。放大来看，在讨论整个时代背景的地方，往往也会见到台先生以冷笔书写历史，而以热笔流露看法。

　　如果我们更细一点地来看其遣词用字，就可以更容易地体察台先生的「热笔」：例如论司马相如「尽可用无赖的手段而不以为无行」；论沈约「足见他对文学的嗜好，有如他对于作官的嗜好一样」；论两晋文人「奔竞贪敛」为「无耻」；论曹操「不惜用卑鄙的手段」将孔融、祢衡、杨修等人置于死地；批评司马氏是「以狼顾狐媚、猜忌残忍的伎俩」进行政治倾轧；论陆机〈百年歌〉为「庸俗的人生观」；论处于汉廷政府腐败衰落时期的扬雄，则出之以同情的理解而云「自非木石，能无愤懑？」论左思，认为严羽「惟左太沖高出一时」之语，「说是他的诗品，也可以说是他的人品吧！」论魏收与邢劭「由于两人互相攻击，互相翻出了老底子」；而论佛经文学则称赏其「想像力之伟大及意趣之飞动」。

　　此外，用「大君」、「大皇帝」一词代称君王，甚至以「李三郎」称唐玄宗，这样的用语多少带有一点讥讽味道。而透过行文中的转折语如「居然」或「竟然」等等，有时也能体会到台先生的批判意味，诸如：论六朝用典风尚云：「既同抄书，还有什么性情之表现？可是追踪而行的，竟有无数的文人，不惜浪费生命以从事于此。」或论唐初宫廷士风：「宋之问、沈佺期两大诗人，竟恬然自居于弄臣之列，此唐初诗人犹在六朝士风影响之下，故不以较优劣于妃妾之前为可耻」。类似上述这些例子，书中可谓俯拾即是。

　　台先生的「热笔」，大抵皆出现在这些深有感触之处──或为正面揄扬，或为反面批判；或含藏悲痛，或略带谐趣。很明显的，上述这些例子多少都已渗进主观的情感成分，台先生曾这么说陶渊明的诗：

　　随时流露真情，有时沈痛，有时风趣，时或直率，时或婉惬。

　　适足以移来评台先生自己的笔调。

　　热笔与冷笔的交织穿插，虽然可能被人视为体例不纯，但无形中造成了一种变化与节奏感，让如此的学术文章增加无限可玩味之处，尤其书中的「热笔」，往往由此见出作者的性情，让人体会其所寄寓的怀抱。

　　结语

　　台先生这本文学史并非完帙，下册只写到金元，且现有的章节结构中，也缺少一些通行文学史常见的内容，例如未论及毛诗序与汉代诗教，亦未论宋代话本、姜白石词等。换言之，若以「齐备」求之，可谓不无遗憾。然则同样的，若真以「齐备」求之，亦可谓失之交臂，盖台先生此书之佳处，固不在此矣。

　　如上文所述，台先生以其自觉的文学史方法，叙写文学传统中的「人‧文‧世界」。其洞识历史，述论与文学密切相关的历史因素；积长年体悟，对作品及文学流变，提出独到见解；重士风，评骘其行，从作品中阐论主体境界，令读者批阅有感之际，心生贤贤贱不肖的祈向与认同；而字里行间，又往往流露其性情，映照出其胸襟意态。如此的文学史书写，确实是「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叙史」；而所谓「一家之言」，也不仅仅是高明的历史叙事，同时更是蕴含台先生个人情志襟抱的「咏怀」了。

　　总之，作为一个读者，进入这本文学史的方式是多重的。只是当我们欣赏其「艳辞」时，切勿忽略其所富的「鸿裁」──就此而言，台先生这本《中国文学史》或许正为文学史的书写作出了一种示范，树立了一个极殊异的典型。

第一篇　先秦篇（摘录）

第四章　楚辞
第二节　屈原的生平及其所处时代

关于屈原的生平事蹟，除了《史记》的〈屈原贾生列传〉外，只有刘向《新序》中的一篇小传，可是这两篇传记，关于屈原的生平都不够详细，而且有许多可疑之处。兹就两传及近人之说，略述屈原生平于下：

屈原名平，原是其字，而〈离骚〉则云：名正则，字灵均，楚之同姓大夫。楚怀王时为左徒，「博闻彊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史记》）时秦欲兼併诸侯，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秦国患之，使张仪之楚，货楚贵臣及夫人郑袖，共谮屈原。（《新序》）尤以「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稾，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史记》）此时屈原应已使齐归，故王疏之，然齐、楚合纵，亦未因之中断。「张仪因使楚绝齐，许地六百里，怀王信左右之姦谋，听张仪之邪说，遂绝强齐之大辅。楚既绝齐，而秦欺以六里。怀王大怒，举兵伐秦，大战者数，秦兵大败楚师，斩首数万级，秦使又愿以汉中地谢，怀王不听，愿得张仪而甘心焉。张仪曰：『以一仪而易汉中地，何爱仪？』请行。遂至楚，楚囚之。上官大夫之属共言之王，王归之。是时怀王悔不用屈原之策，以至于此。于是复用屈原，屈原使齐还。」（《新序》）因「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史记》）后怀王与秦昭王会于武关，秦留之，卒死于秦。怀王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子兰怒屈原，使上官大夫短之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史记》）

屈原生于楚宣王二十七年戊寅，即纪元前三四三年。屈原初次使齐或在怀王十二年，屈原二十七岁，被疏当在次年。张仪欺怀王，怀王复用屈原使齐，当在怀王十七年，时屈原三十二岁。至于有关屈原之初被流放以及再迁的年岁，近人亦有推断，然未可信。屈原之死，近人多以为在顷襄王二十二年，时屈原六十七岁。先一年白起拔楚之郢都，屈原时自陵阳西行，泝江入湖，上沅水而达辰溆。次年入湘，到了长沙，遂投汨罗而死。

评分☆☆☆☆☆

终于拿到心心念念的《中国文学史‧上》。收到书的瞬间，就感受到它沉甸甸的分量，仿佛肩负着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厚重历史。我一直对中国文学史抱有浓厚的兴趣，但市面上很多书籍要么过于学院派，晦涩难懂，要么过于通俗，缺乏深度。这本《中国文学史‧上》给我的感觉是，它找到了一个绝佳的平衡点。 这本书的开篇，便以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方式，将我们带入了中国文学的源头。作者在解读《诗经》时，并未止步于对诗歌内容的简单复述，而是将其置于先秦时期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深刻的考察。他细致地分析了《诗经》中不同篇章所反映的时代风貌、民情风俗，以及其在礼乐制度中的作用。这种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解读方式，让《诗经》不再是一部古老的文献，而成为鲜活的时代画卷。 接着，对于诸子散文的论述，作者同样展现了他独到的见解。他并非将诸子散文仅仅视为思想的载体，而是着重分析了他们的语言风格、叙事方式以及文学的艺术魅力。阅读关于《庄子》的部分，我能感受到作者对这位先贤作品的深刻理解，他不仅仅阐释了《庄子》的哲学思想，更捕捉到了其文字中那种汪洋恣肆、奇崛瑰丽的艺术风格。 在论述汉代文学时，作者对汉赋的解读尤为精彩。他深入分析了汉赋的起源、发展以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在解读具体的赋作时，作者能够将作品的艺术特色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文人心态紧密结合，使得读者能够更深刻地理解汉赋为何能够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学主流，以及它所蕴含的时代精神。 总的来说，这本书的阅读体验是“沉浸式”的。作者的笔触细腻而富有感染力，他能够将枯燥的史料转化为引人入胜的故事，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便能对中国古代文学产生更深厚的兴趣和理解。这是一本值得反复品读、从中汲取养分的优秀文学史著作。

评分☆☆☆☆☆

拿到这本《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感觉就是“厚重”。这不仅仅是书本本身的重量，更是内容上的分量。作为台大出版中心20周年纪念的精选辑，它承载的不仅仅是历史，还有学术的积淀与对文学的敬意。我之前也读过不少关于中国文学史的书籍，但往往在细节上有所缺失，或者在理论阐述上显得有些单薄。这本《中国文学史‧上》恰恰弥补了这些不足。 作者在处理早期文学时，展现了极高的学术功力。他对先秦时期文学的源头追溯，不仅仅停留在对文本的解读，更将其置于当时的社会、政治、哲学背景下进行分析，使得我们能够更深刻地理解诗歌、散文等早期文学形式的产生和发展逻辑。例如，对于《诗经》的解读，作者不仅分析了其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风格差异，还探讨了其社会功能和时代意义，让我对这部经典有了全新的认识。 接着，对诸子散文的论述也同样精彩。作者并非简单地罗列诸子百家的思想，而是着重分析了他们的文学风格和语言特色，以及这些特色如何影响了后世的散文创作。比如，对《论语》的质朴、《庄子》的汪洋恣肆、《孟子》的雄辩、《韩非子》的犀利，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这种将思想与艺术融为一体的解读方式，让我体会到了古代散文的独特魅力。 阅读过程中，我尤其欣赏作者对于文学现象的宏观把握和微观分析相结合的能力。他能够清晰地勾勒出文学发展的整体脉络，同时又能深入到每一个具体作家和作品的细节中，进行精准而富有洞见的阐释。这种叙述方式使得阅读过程既有清晰的逻辑线索，又不乏生动性和趣味性。 总而言之，这本书是一部值得细细品味、反复研读的优秀学术著作。它以其严谨的治学态度、深刻的见解和流畅的文笔，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壮丽的中国古代文学画卷。对于希望深入了解中国文学史的读者来说，这绝对是一本不可错过的佳作。

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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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

拿到这本书，我第一眼就被封面上“台大出版中心20周年纪念选辑”的字样吸引了。这本身就意味着其学术水准和编辑质量会有一定的保证。翻开目录，看到《中国文学史‧上》这个标题，心中涌起一股期待。毕竟，中国文学浩如烟海，将其浓缩成一本“上册”，其取舍与侧重就显得尤为关键。 书中的内容，给我的感觉是“扎实”且“有条理”。作者在梳理先秦至汉代的文学发展时，并没有采取流水账式的叙述，而是非常有选择性地选取了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并对它们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我尤其喜欢作者在论述《诗经》时，那种既尊重传统解读，又提出新颖观点的角度。他不仅仅是简单地介绍诗篇的内容，更是将其置于当时的社会礼乐制度、民间生活风貌中去考察，使得《诗经》的意义更加鲜活。 接着，关于楚辞的部分，作者的处理也相当精彩。他不仅分析了屈原的创作特色，如浪漫主义的情感表达、丰富的想象力以及独特的语言风格，还将其与《诗经》进行了对比，突出了楚辞在文学史上的创新之处。阅读这部分，仿佛能感受到屈原那颗忧国忧民、愤世嫉俗的心。 在汉代文学部分，作者对汉赋的论述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详细分析了赋的演变过程，从早期的小赋到后来的大赋，并着重分析了扬雄、班固、张衡等代表性作家赋作的艺术成就和思想内涵。作者的解读，不仅仅局限于对辞藻的赞美，更是深入到赋体如何反映汉代社会的政治抱负、士人的情感世界，以及汉代文化特有的浮华与恢宏。 总的来说，这本书的阅读体验是“知识性”与“启发性”并存。作者的论述严谨，逻辑清晰，同时又不失文学的趣味。对于想要系统了解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早期文学发展脉络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无疑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窗口。它不仅是知识的传授，更是一种对文学精神的传承。

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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