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抒情」如何成就其「传统」？又如何走向「现代」？
本书提出了极具突破性与启发性的论述。
本书提出了极具突破性与启发性的论述。
对于中国文学研究者而言，「抒情」是十分熟悉的语词。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开始参照西方文论反身重探传统，并试图以自身特质与西方文学对话，「中国抒情传统」，正可视为此一过程中的「发明」。但究竟何谓「抒情」？「抒情」如何成为传统？又如何走向「现代」？相关研究已累积丰富的成果，王德威教授所撰本书正是其中非常具有突破性与启发性的论述。
本书以「现代性」观点切入，讨论中外学界对抒情话语的辩证与问难，洞见与不见；亦分别以江文也、台静农、胡兰成为焦点，思考「抒情」的理念渊源、媒介形式、今昔对话、政治条件、个人抉择，以及与台湾研究的关联性。全书强调抒情的「传统」不应仅见诸文本和文论；在历史经验的脉络里，抒情的隐与显更耐人回味。
★台大中文系特聘教授梅家玲专文导读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王德威（David Der-wei Wang）
国立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比较文学博士。曾任教于国立台湾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2004年获选为中央研究院第25届中央研究院院士。现任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及文明系Edward C. Henderson讲座教授。着有《从刘鹗到王祯和：中国现代写实小说散论》、《众声喧哗：三〇与八〇年代的中国小说》、《阅读当代小说：台湾．大陆．香港．海外》、《小说中国：晚清到当代的中文小说》、《想像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如何现代，怎样文学？：十九、二十世纪中文小说新论》、《众声喧哗以后：点评当代中文小说》、《跨世纪风华：当代小说20家》、《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现代中国小说十讲》、《历史与怪兽：历史，暴力，叙事》、《如此繁华：王德威自选集》、《后遗民写作》、《一九四九：伤痕书写与国家文学》、Fictional Realis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Mao Dun, Lao She, Shen Congwen、Fin-de-Siècle Splendor: 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 1849-1911、The Monster That Is History: History, Violence, and Fictional Writing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等。
王德威（David Der-wei Wang）
国立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比较文学博士。曾任教于国立台湾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2004年获选为中央研究院第25届中央研究院院士。现任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及文明系Edward C. Henderson讲座教授。着有《从刘鹗到王祯和：中国现代写实小说散论》、《众声喧哗：三〇与八〇年代的中国小说》、《阅读当代小说：台湾．大陆．香港．海外》、《小说中国：晚清到当代的中文小说》、《想像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如何现代，怎样文学？：十九、二十世纪中文小说新论》、《众声喧哗以后：点评当代中文小说》、《跨世纪风华：当代小说20家》、《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现代中国小说十讲》、《历史与怪兽：历史，暴力，叙事》、《如此繁华：王德威自选集》、《后遗民写作》、《一九四九：伤痕书写与国家文学》、Fictional Realis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Mao Dun, Lao She, Shen Congwen、Fin-de-Siècle Splendor: 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 1849-1911、The Monster That Is History: History, Violence, and Fictional Writing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等。
图书目录
台大出版中心二十週年纪念选辑总序／项洁
导读 抒情的能量──阅读《现代「抒情传统」四论》／梅家玲
序／王德威
第一章 「有情」的历史──抒情传统与中国文学现代性
一、前言
二、「有情」的历史
三、「抒情」与「史诗」的辩证：比较文学的观点
四、「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五、现代性下的「抒情传统」
六、结语
第二章 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江文也的音乐与诗歌
一、前言
二、从「殖民的国际都会主义」到「想像的乡愁」
三、孔乐的政治
四、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
五、尾声
第三章 国家不幸书家幸──台静农的书法与文学
一、前言
二、史亡而后诗作
三、国家不幸书家幸
四、尾声
第四章 抒情与背叛──胡兰成战争和战后的诗学政治
一、前言
二、〈给青年〉――不要「吶喊」
三、「兴」的诗学与政治
四、诗与欺骗
五、情之「诚」，情之「正」，情之「变」
六、尾声
引用书目
导读 抒情的能量──阅读《现代「抒情传统」四论》／梅家玲
序／王德威
第一章 「有情」的历史──抒情传统与中国文学现代性
一、前言
二、「有情」的历史
三、「抒情」与「史诗」的辩证：比较文学的观点
四、「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五、现代性下的「抒情传统」
六、结语
第二章 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江文也的音乐与诗歌
一、前言
二、从「殖民的国际都会主义」到「想像的乡愁」
三、孔乐的政治
四、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
五、尾声
第三章 国家不幸书家幸──台静农的书法与文学
一、前言
二、史亡而后诗作
三、国家不幸书家幸
四、尾声
第四章 抒情与背叛──胡兰成战争和战后的诗学政治
一、前言
二、〈给青年〉――不要「吶喊」
三、「兴」的诗学与政治
四、诗与欺骗
五、情之「诚」，情之「正」，情之「变」
六、尾声
引用书目
图书序言
导读
抒情的能量──阅读《现代「抒情传统」四论》
梅家玲（国立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特聘教授）
对于中国文学研究者而言，「抒情」应是十分熟悉的语词。早在屈原《九章．惜诵》写下「发愤以抒情」开始，无论是诗词歌赋，诗话文论，都不乏「抒情」一词出现。但究竟何谓「抒情」？「抒情」如何成其为「传统」？如何介入文学与艺术研究？又如何由「传统」走向「现代」？近年来，已有不少海内外学者就这些论题进行研究，并积累出相当丰硕的成果。王德威教授的《现代「抒情传统」四论》，正是其中相当具有突破性与启发性的论述。对它的阅读，至少可以从三个面向来把握：一是中西文学对话所带出的「回映」观，二是「抒情」本身所内蕴的「流注」特质；三是现代性的批判观点。
近世以来，从西学东渐到中体西用；从启蒙自强到民族国家意识萌兴，多方面地促成了中国的现代转型，「文学」当然不能自外于此。无论是学科建立、知识框架形构抑是书写实践，大抵都在中外文化相互激盪之中逐步开展。中国文学研究者一方面参照西方文论反身重探传统，另一方面，也试图以自身特质与西方文学不断对话，以期为「中国文学」寻求定位。而「中国抒情传统」，正可视为此一过程中的「发明」。
就语源语义考掘，「发愤以抒情」的「抒」字或作「杼」，或作「舒」或「纾」。「舒」或「纾」，大抵解作宣泄、流注；「杼」则具有「梳理」之义。因此，「抒情」一词，每每意谓原本内蕴于个人主体的「情」，基于某种原因往身外流注，而它又必得历经作者将其「形式化」的过程。放在中国古典文学发展的脉络中勘察，诗赋以情志为本质，虽是长久以来普遍的共识，但「抒情传统」一词的出现，却是现代产物，其间所关涉的，实则是一个「中西比较文学」的交涉过程：一九七一年，旅美学者陈世骧受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之邀，在「比较文学」小组发表〈论中国抒情传统〉一文，明确指出：「中国文学传统从整体而言就是一个抒情传统」。――而这正是「抒情传统」一词最初的来源。
陈世骧之说，明显是基于中西「文学传统」的相互参照：相对于欧洲文学中源远流长的「史诗」与「戏剧」，中国文学固不着力于此，因为它的「荣耀别有所在」，那就是「抒情诗」。然而，中国古典文学中素无「抒情诗」之体类，「抒情诗」（lyric），以及因之而衍生出的「抒情性」（lyricality）、「抒情精神」（lyricism）等语词，同样是中西文学交涉协商的产物。其中，西方的「lyric」源出于与乐器相关的「歌」，其音乐之流动感在转为文字书写品之后，往往被诠释为情感的流动。而也就在这一层面上，它不仅与中国「抒情」语义中的「流注」说有所汇通，并且使得「抒情精神」与「抒情传统」之所涵盖，并不局限于「诗」之体类，而可以转化为「诗性精神」，进而流注、延扩至其他的艺术文化。尔后高友工教授论述〈中国文化史中的抒情传统〉，所言不仅止于文学，更扩及音乐、书法、绘画等不同艺术门类，即应着眼于此。
另一方面，「抒情」一词既源于楚骚之「发愤以抒情」，这就使得作为中国文学传统的「抒情」论述，从一开始就内蕴着重重的忧患意识与离散经验。它形诸个人的咏物言志，其底蕴实出自对时局政治的回应。（个人的）「诗」与（群体的）「史」，从来就互为表里。唐代「诗史」观念出现，所谓「触事兴咏，犹所钟情」，更点明抒情与历史之间的绵密关联。千百年来，小自个人遭逢，大至时代命运、历史兴亡，种种忧思愤闷，莫不经由「抒情」之诗性流注，形诸文学，并及各类艺术。然而，随着时光推移，近代以来，文学的书写体式，早已历经了从文言到白话的转折；传统的艺术文化，也经由不断的中外互动，展开不同面向的现代转型。处身于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不免要问：抒情的「传统」是否仍然绵延于今？它是否足以体现驳杂万变的现代经验？而「抒情」除了作为经验形式、文类风格或是政治姿态之外，我们是否还能将它视为「现代」的批评概念与介面，去开展其间思辨与批判的能量？
显然，这都不是容易回答的问题，却正是《现代「抒情传统」四论》一书的用心所在。近年学界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曾因引进「抒情传统」之论述框架而精彩纷陈；但所论一则多集中于文学，再则并不及于现代；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则又多局限于五四以来「革命」、「启蒙」的论述框架，视「抒情」为小道，不曾将其纳入观照视野。此一现象，意谓着文学之「现代」与「古典」若有鸿沟在焉，「抒情」与「革命」似不兼容，若非研究者具有深厚的学养及识见，汇通诚属不易。王德威教授台大外文系毕业后，随即赴美获得比较文学研究博士。他的学术研究以五四之后的中国现代小说为起点，进而逐步开展。多年来，不但在时代上前溯晚清，体类上更跨越文学，旁及音乐书法电影等艺术，并同时关注其间的历史与政治论题。他在中西比较文学方面的学术积累、由现代上溯古典的研究取径，以及个人于历史政治论题的关怀，都使《现代「抒情传统」四论》具备了得以就前述提问进行层层思辨的可能。
《四论》凡四章，以〈「有情」的历史──抒情传统与中国文学现代性〉开篇，继之论江文也的音乐、台静农的书法，以及胡兰成的诗学与政治，做法上，乃是以二十世纪中期的几个具有代表性的个案为切入点，展开「抒情传统」与「文学现代性」之间的论辨。首先，作为全书导论的〈「有情」的历史〉，以沈从文、陈世骧与捷克汉学家普实克为座标，深入处理三个最根本的问题：一是传统与现代能否汇通？它涉及了中国文学之现代性追求过程中，「抒情传统」是否仍然赓续及其产生的语境如何等议题。二是中西文学如何对话？我们能否循由比较文学的脉络，探勘「抒情」与「史诗」的辩证，并将中国与西方之于「抒情」的论述回映互参，检视各自的洞见与不见？三是回到现代文学研究，探问「抒情传统」将可以为此一领域开发出哪些新兴的研究论题？
循此，该章指出，在革命启蒙之外，「抒情」实为中国文学之现代性主体建构的另一重要面向。二十世纪战乱频仍，无论是国家民族至上的唿声，抑是阶级群众挂帅的吁求，都使得文学俨然进入唯群体是尚的「史诗」时代。但即或如此，「抒情」声音依然不绝如缕。甚至于，正因为此一政治裂变、时局动盪的「现代经验」有别于既往，由有心人所召唤出的「抒情传统」，便也在上承「发愤以抒情」之固有内涵的同时，被赋予了现代精神。〈「有情」的历史〉以陈世骧和普实克对中国现代抒情与史诗倾向的研究为座标，梳理了二十世纪前期到中期以来，西方学者们在「诗」与「史」之间所作的种种调适或辩证；同时，也检视自晚清以降，中国学者由「情」而转向「抒情」论述的旨趣走向。经由比较文学的视野，我们看到自鲁迅、王国维以迄于郭沫若、朱光潜、朱自清、闻一多、梁宗岱、沈从文等，如何与西方浪漫主义的「抒情」论进行对话。中西回映参照之余，〈「有情」的历史〉于是进一步为现代文学研究提出三项有待深化的研究课题，分别是：「兴与怨」、「情与物」、「史与诗」。
事实上，这三项论题原都是中国古典文论关切的重点，如今转置于中西文学对话的现代语境，其意涵当然也随之因革变化。因此，其后关于江文也、台静农与胡兰成之文学艺术的抒情现代性讨论，便是以具体个案为例，既分就音乐、书法、诗学政治之抒情现代性问题各别深论，也就此三项课题进行阐析，并各有侧重。
其中，〈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江文也的音乐与诗歌〉，结合了江文也的音乐作品、诗歌和理论文章，论证他的现代感性如何突显了殖民性、民族性与国际都会性的混淆特质；他在战争期对于儒家音乐及乐论的钻研，如何为中国文化本体论与日本大东亚论之间带来对话，以及个人之「抒情」视野如何因为「历史」机遇而同时受到激发与局限。江文也的个案，具体落实了「史与诗」的辩证：「史」，在此并不仅止于「历史」之现实，也不同于传统诗论中的「诗史」，而是源自于西方文论的「史诗性」，也就是如普实克所指称的，集体的政治唿啸；「诗」，则为个人的诗意表达。普实克在观察现代中国的文化和历史进程时，曾以「抒情性」相对于「史诗性」来予以界定；江文也的一生，恰恰见证了普实克对于中国现代性这两种声音母题的观察。而另一方面，当然也初步回应了前述的问题：抒情的「传统」不但仍然绵延于今，并且流注于音声乐曲，适以体现出驳杂万变的现代经验。
继〈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之后，〈国家不幸书家幸──台静农的书法与文学〉借由台静农的文学书写与书法美学，阐明三项议题：现代文学与书写形式的辩证；现代书法与政治、文化「南渡」论述的对话，以及书法与「丧乱」诗学无声胜有声的关联。值得注意的是，其小说与旧体诗的写作，固然是古典诗学之「兴与怨」的现代实践；而隐现于其书法翰墨之中的，其实是对于「情与物」之课题的现代阐发。
「缘情感物」曾是魏晋以来文论的重心，无论是陆机的「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刘勰的「人秉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抑是钟嵘的「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在在都揭示情物之交感，是为文学书写的内在驱力，这也就是所谓的「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只是其时所「感」之「物」，莫不来自于四时推移、自然物色，并不及于人为的文物艺品。然而先前沈从文之寄情于古代文物研究，已为我们演示了抒情现代性的另一向度：他的「抽象的抒情」，其实兼括了「情」与「物质文明」的交会交感。台静农早年曾参与圆台印社，借治印摩挲古代文字形貌；抗战时期「每感郁结，意不能静，惟弄毫墨以自排遣」。至此，「情」与「物」之于台静农，遂不仅止于观摩先人碑帖之后的「应物斯感」，而是进一步託情于物，经由笔墨纸砚，挥洒出抒情的书艺――亦即进一步参与了「物」的生成创制，并从中铭记一个时代的丧乱、创伤，与失落。「情与物」的课题，于是在现代情境中翻转开展，产生了别开生面的交融共感，相生相成。
最后，〈抒情与背叛──胡兰成战争与战后的诗学政治〉，则是以胡兰成在战争与战后期间的作品与行止，探讨其诗学政治，阐明「诗」与「史」的另一现代诠解，及其与「兴」义之间的彼此生成关系。这是「现代抒情传统」最特殊的一章，原因是胡兰成对于「情」的论述及其言行实践，在在充满了机巧的悖论。他在战争期间以充满抒情风格的文字为自己的背叛、通敌与滥情自圆其说，动摇了「抒情」一向作为「诚于中形于外」的表述形式，形成一种文字的叛／变术；他高度推崇「情」的意义，以为「革命」是出于「情」的驱动，看似汇通了史与诗、集体与个人，但真正的革命与真正的情，总是内蕴了对于既有体制的反叛，这似乎又为他种种的「背叛」行径找到合理化的理论依据，并因之形塑出中国现代性中的另一新型主体：「荡子」。更有甚者，他发展抒情传统中「兴」的「上举欢舞」之义，以之详参历史，统摄宇宙，并且通过它，将民间的迎神赛会与「革命」及群众暴力相连结，推衍出「中国的革命是兴」、「中国的革命原来是迎神赛会，……有喜气」。于是，「兴」非但是无中生有的创造力来源，也是民间欢庆的如花佳节，更成为革命暴力的内在源头。至此，胡兰成为「抒情」论述所做出的种种演绎，便也不仅是以他的「善变」，成为抒情传统的现代「变」调，并且极其奇诡地唿应了「现代性」的核心要义：过渡、短暂、偶然。
由沈从文、陈世骧、普实克，以迄于胡兰成，《现代「抒情传统」四论》已为「抒情传统」与「现代性」开展出多面向的论辩。它以比较文学的视野，进行中西文学传统的回映参照，也以「抒情」所内蕴的「流注」特质，汇通了古典与现代、文学与艺术文化，在在演示出「抒情」作为现代学术研究之介面的丰沛能量。但除此之外，本书另一重要意义，应是揭示了现代性的「批判」精神：经由不断诘问并辩证「抒情」的可能与不可能，去深化思辨的向度。一开始，〈有情的历史〉便指出：二十世纪以降，是一个崇尚「史诗」的时代，在不可能抒情、难以抒情的时候，我们要如何谈论它？「抒情」如何与现代经验中的「革命」、「战争」、「暴力」、「殖民」、「叛变」对话？又如何从中开展它的动能？因此，无论是江文也、台静农，抑是胡兰成，各篇所论述的「抒情」，都不唯是「传统」的绵延，而是以其各人的现代体验，回应并丰富了「抒情」的内涵。就学术研究而言，此一思路所揭示的问题意识及其论证过程，对于学界的启发性，将可能更甚于「现代抒情传统」本身的研究。
王德威教授对于「抒情传统」的研究涵盖深广，本书所收录者，只是其中与「台湾」相关的部分而已。2015年初，他的英文专着The Lyrical in Epic Time: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Artists Through the 1949 Crisis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所探讨的论题，除本书的「四论」之外，还包括沈从文的三次启悟、冯至与何其芳的诗歌、林风眠的绘画、费穆的电影艺术等。2011年，王教授将《现代「抒情传统」四论》先行交付台大出版中心，作为《台湾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的启动之作，除却它的「台湾研究」面向之外，其实另有深意：1958年陈世骧教授受邀在台大文学院进行四次学术演讲，由此开启了台湾学者对于「抒情传统」的关注；1978年高友工教授自美返台于台大客座讲学，又从不同进路，深化、扩大了「抒情传统」对学界的影响。尔后，中国古典文学之「抒情传统」的研究者，多与台大深有渊源。可以说，台湾的「抒情传统」研究，原就是发轫于台大。而今，《现代「抒情传统」四论》将研究的论域扩展至现代，既是「抒情传统」之研究论题的现代推展，也再次凸显此一研究与台大，乃至台湾学界的在地渊源；它向前辈学者致敬，也召唤着新一代学者持续就此深耕细耘，日新又新。
作者序
王德威
「抒情」在现代文论里是一个常被忽视的文学观念。一般看法多以抒情者，小道也。作为一种诗歌或叙事修辞模式，抒情不外轻吟浅唱；作为一种情感符号，抒情无非感事伤时。五四以来中国的文学论述以启蒙、革命是尚，一九四九年之后，宏大叙事更主导一切。在史诗般的国族号召下，抒情显得如此个人主义、小资情怀，自然无足轻重。
然而只要我们回顾中国文学的流变，就会理解从《诗经》、《楚辞》以来，抒情一直是文学想像和实践里的重要课题之一。《楚辞．九章》〈惜诵〉有谓「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时至二十世纪初鲁迅写〈文化偏至论〉，则称「鹜外者渐转而趣内，渊思冥想之风作，自省抒情之意苏，去现实物质与自然之樊，以就其本有心灵之域。」这里抒情的用法和喻义当然极为不同，但惟其如此，才更显现这一词汇的活力丰富，千百年来未尝或已。
抒情的「情」字带出中国古典和现代文学对主体的特殊观照。从内烁到外缘，从官能到形上，从感物到感悟，从壮怀激烈到缠绵悱恻，情为何物一直触动作家的文思；情与志、情与性、情与理、情与不情等观念的辩证则丰富了文学论述。
而「抒」情的抒字，不但有抒发、解散的含义，也可与传统「杼」字互训，因而带出编织、合成的意思。这说明「抒情」既有兴发自然的向往，也有形式劳作的诉求。一收一放之间，文学动人的力量于焉而起。后之来者谈中国主体情性，如果只能在佛洛伊德加拉岗，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或情感论（affect theory）这些西学中打转，未免是买椟还珠之举。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对抒情的理解深受西方浪漫、现代主义的影响。拜伦和雪莱，或波特莱尔和艾略特成为新的灵感对象。然而传统资源的传承不绝如缕。鲁迅、王国维等人不论，鲁迅眼中「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冯至同时接受杜甫和理尔克（Rainer Maria Rilke）的影响；何其芳的抒情追求从唯美的瓦雷里（Paul Valéry）转到唯物的马雅克夫斯基（Vladimir Mayakovsky），却总不能或忘晚唐的温李；瞿秋白就义前想到的不是马克思，而是《诗经》名句，「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撇开人云亦云的偏见，我们乃知现代文人学者—甚至革命者—折冲在不同的抒情渊源、条件和效果之间，早已为这一文学观念开发出更多对话空间。
一九七一年，旅美的陈世骧先生（1912-1971）发表〈中国抒情传统〉，指出中国文学的精华无他，就是抒情传统。陈认为中国早期文学「诗意创造冲动的流露，其敏感的意味，从本源、性格、和含蕴上看来都是抒情的」，即使明清的小说戏曲也难以自外这一传统。陈先生的立论对海外古典中国学界带来深远影响，至今台、港、新加坡等地相与唿应者大有人在。美国的高友工教授日后另辟蹊径，谈论「抒情美典」，也间接延续了「抒情传统」的魅力。
陈先生的文章言简意赅，其实颇有可以大加发挥的余地。他谈的是抒情「传统」，却深深立足在现代语境里。三〇年代陈负笈北大外语系，与京派文人往还，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学和理论知之甚详。一九四一年陈赴美国，开始转向古典文学研究。而去国三十年后，在中国动盪不安的年月里，他潜心抒情传统，更不能不让我们联想蕴积在他心中的块垒。
承续以上观察，这本论集是我个人对抒情传统与现代性所作的初步研究。收录的四篇文章中，〈「有情」的历史──抒情传统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纵论多年中外学界对抒情话语的辩证与问难，洞见与不见，并提出一己的见解。另外三篇，〈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国家不幸书家幸〉、〈抒情与背叛〉则分别以三位现代文学史与文化史人物――江文也（1910-1983）、台静农（1902-1990）、胡兰成（1906-1981）──为焦点，思考「抒情」的理念渊源、媒介形式、今昔对话、政治条件、个人抉择。我认为抒情的「传统」不应仅见诸文本和文论而已，也应落实在人间烟火之中。惟有在历史经验的脉络里，抒情的隐与显才更加耐人回味。
第一章〈「有情」的历史──抒情传统与中国文学现代性〉
本章提议在革命、启蒙之外，「抒情」代表中国文学现代性──尤其是现代主体建构──的又一面向。一般论述对「抒情」早有成见，或视为无关宏旨的遐想，或归诸主观情绪的耽溺；左翼传统里，「抒情」更带出唯心走资等联想。论者对「抒情」的轻视固然显示对国族、政教大叙述不敢须臾稍离，也同时暴露一己的无知：他们多半仍不脱简化了的西方浪漫主义说法，外加晚明「情教」论以来的泛泛之辞。但诚如学者已指出，西方定义下的「抒情」（lyricism）与极端个人主义挂钩，其实是晚近的、浪漫主义的表征一端而已。而将问题放回中国文学传统的语境，我们更可理解「抒情」一义来源既广，而且和史传的关系相衍相生，也因此成就了中国现代主体的多重面貌。
本章以二十世纪中期为切入点，试图为中国抒情传统与现代性的对话作进一步的描述。一般皆谓二十世纪中期是个「史诗」的时代，但恰恰是在这样的时代里，少数有心人反其道而行，召唤「抒情传统」，才显得意义非凡。这一召唤的本身已经饶富政治意义。更重要的，它显现了「抒情」作为一种文类，一种「情感结构」，一种史观的向往，充满了辩证的潜力。
本章的讨论将以沈从文（1902-1988）、陈世骧，以及捷克汉学家普实克（Jaroslav Průšek, 1906-1980）为坐标。这三人立场、国籍不同，发言的位置有异，但他们不约而同，都企图在现代语境里重新认识抒情传统。他们的洞见让我们理解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不能由革命、启蒙的话语一以蔽之；而他们的不见显示抒情「传统」与现代性交会下，有待继续思辨釐清的盲点。而本文建议陈、沈、普的论述为我们示范了三项课题：「兴与怨」、「情与物」、「诗与史」。
本章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描述陈世骧、沈从文、普实克论「抒情传统」的语境；第二部分从比较文学的脉络讨论普实克、陈世骧的贡献，以及二者与世纪中期西方其他抒情学说的关系；第三部分检讨晚清、五四以来，传统定义的「抒情」与西方浪漫主义影响下的抒情论述间的种种对话；第四部分回到陈、沈、普三人的论述，并思考「抒情传统」可以为中国现代文学开发出的新课题。
第二章〈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江文也的音乐与诗歌〉
江文也是二十世纪最有原创力的台湾作曲家兼诗人。江文也早年赴日，深受西方现代派音乐的洗礼，一九三六年以管弦乐曲《台湾舞曲》在柏林奥林匹克音乐比赛中获奖。一九三八年江文也回到北平任教，致力重谱中国雅乐。影响他的关键人物是亚历山大．齐尔品（Alexander Tcherepnin, 1899-1977），一位热切崇尚东方音乐的俄国作曲家。江文也与中国音乐的邂逅或许给我们留下一个极其浪漫的印象。然而只要仔细回顾他的历程，我们就会理解其中的曲折。他的前卫、跨国姿态总也不能摆脱殖民地台湾之子的阴影；他所醉心的西方现代主义必须经由日本的中介才能有所得；而让他生死相许的中国情怀其实来自一位俄国导师的启发。江文也在不同文化和地缘政治的板块间来回游走，代表了一代台湾艺术家如何努力调整自己的身分，回应从殖民主义到帝国主义，从民族主义到国际都会主义（cosmopolitanism）等各种挑战。
当江文也一九三八年抵达北京时，中国已经陷入抗日战争的漩涡中。然而江文也的艺术生涯却在沦陷的北京蓬勃发展，并在四〇年代初达到高潮。他试图以交响乐《孔庙大晟乐章》（1939）和中日文的诗歌重新定义中国音乐和文字的精髓—儒家礼乐精神。他的音乐和诗歌融合了过去与现在，在「想像的乡愁」形式下，他进行着大胆创新。
已故的捷克汉学家普实克在观察现代中国的文化和历史进程时，曾以「抒情性」相对于「史诗性」──或个人的诗意表达相对于集体的政治唿啸──来界定。江文也一生见证了普实克对中国现代性这两种声音母题的观察；它显示了现代中国对「新声」的追求如何总落入或缄默、或争辩、或阴郁、或狂热的循环。
本章将讨论江文也在他生涯的转折点上，如何对「声音」的现代性作出选择，以及所必须承受的美学与政治后果。准此，本章以江文也的音乐作品、诗作和理论文章为例证，探问以下的议题：他的现代感性如何凸显了殖民性、民族性与国际都会性的混淆特质；他在战争时代对儒家音乐和乐论的钻研如何为中国文化本体论与日本大东亚主义间，带来了不可思议的对话；以及更重要的，历史的机遇如何激发也局限了江文也的抒情视野。
第三章〈国家不幸书家幸──台静农的书法与文学〉
五四一辈的知识分子文人里，台静农先生的经历可谓传奇。一九二〇年代台静农在北京崭露头角，以乡土文学和革命立场见知文坛，深受鲁迅器重。台并因为左翼关联，三次被捕入狱。抗战期间，台避难四川，虽然仍写作古典诗歌和历史小说，却另在书法中发现寄託。一九四六年台因缘际会，赴台湾任教，从此放弃文学，专攻书法，竟因此成为二十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书法大家之一。
本章讨论台静农在二十世纪四、五〇年代的蜕变。面对家国动乱，台在无所逃遁之际，寄情书写。然而他不再追求文学的微言大义，转而呈现文字的「表面文章」。台静农早年虽享有文名，但他的书法才真正显现其人的性情。而他的书法更必须置于千百年来世变之际，文人「南渡」的历史创伤和审美实践上，才更见深意。
二十世纪中期台静农的「书法转向」或出于政治考量，或出于离散心境，历来众说纷纭。本章则认为台静农此时对历史经验和艺术呈现的观照，因书法而有了重要转折。书法未必是对传统文人艺术的回归，也可能是反思现代性得失的关键。现代文学的启蒙、革命号召有时而穷；是「书写」传统形式的千变万化，反而激发层层有关历史、家国，以及身分认同的空间想像。准此，本章将就以下三项议题深入发挥。一：现代文学与书写形式的辩证；二：现代书法与政治、文化「南渡」论述的对话；三：书法与「丧乱」诗学无声胜有声的关联。
第四章〈抒情与背叛──胡兰成战争和战后的诗学政治〉
胡兰成是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史中最具争议性的作家之一。他在第二次中日战争期间与汪精卫政权的分合关系，和他与张爱玲（1920-1995）以及其他女性的浪漫情史，使他的形象一直充满负面色彩。另一方面，他的文采见识，以及晚年对台湾文学的影响，又使他成为一位传奇人物。本章以胡兰成战争和战后期间（1939-1959）的作品和行止为重点，探讨胡的诗学和政治、历史观点如何形成复杂的战争与文学论述。
本章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胡兰成早期生平和战争期间的文字。胡自命为真正的革命家，他的思维脱离五四以来以西方国家主义、启蒙精神、工具理性是尚的主流，相对的，他强调革命和「情」息息相关。但胡的「革命即抒情」观已经透露法西斯主义「政治美学化」的倾向；而他假道日本的中国中心主义使他堕入东西二元论的另一极端。
第二部分以胡兰成流亡日本后的作品《山河岁月》（1954）为中心，讨论战后胡的书写方向。胡力求以「诗」注「史」，强调中国文明的发展惟日月山川、礼乐风景的转换。此一转换反映在政治上为井田制度的消长，反映在认识论上为「兴」的美学的流变。胡强调「兴」的表征不仅及于礼乐风景，更包含「民间起兵」的力量：「惟中国的革命是兴」。胡视中国现代史处处「惊险」皆化为「惊艳」，但无从摆脱其下的暴力和创伤。
第三部分讨论胡兰成的抒情诗学及其悖论。胡将抒情的「兴」活学活用，使之成为纵观天下，参详历史，甚至统摄宇宙万物的法则。胡的学说夸张了中国抒情传统最明媚的部分，也因而暴露其内蕴的危机：当抒情本体被无限放大，「历史的不安」被架空，抒情总已滋生抒情的背叛。第四部分以胡兰成的自传《今生今世》（1959）为中心，讨论胡兰成抒情论的核心──情──的辩证。胡引用古典「荡子」作为情的主体意象；他对情的思考和实践可以表现在爱欲、政治及思想三方面。胡更赋予他的抒情论述一层哲学观照；他与新儒家如唐君毅、徐复观等的往还辩难俱见其人野心。
本书只是我进行中的研究部分成果而已，各章立论当然有未尽之处。唯一可以说明的是所论三位人物都与台湾发生关联，因此让此书稍有前后唿应的脉络。在此我要感谢引领我进入抒情传统研究的诸位师友，尤其是柯庆明教授、张淑香教授、郑毓瑜教授、陈国球教授等。陈国球教授兼治中西比较诗学；他的博学和洞见在在使我受益匪浅。我也要感谢台湾大学台文所所长梅家玲教授极力促成此书的出版，以及台湾大学出版中心纪淑玲女士的悉心编辑。我期待各章论文得到方家的批评指正，作为继续研究的动力。
2011年6月
抒情的能量──阅读《现代「抒情传统」四论》
梅家玲（国立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特聘教授）
对于中国文学研究者而言，「抒情」应是十分熟悉的语词。早在屈原《九章．惜诵》写下「发愤以抒情」开始，无论是诗词歌赋，诗话文论，都不乏「抒情」一词出现。但究竟何谓「抒情」？「抒情」如何成其为「传统」？如何介入文学与艺术研究？又如何由「传统」走向「现代」？近年来，已有不少海内外学者就这些论题进行研究，并积累出相当丰硕的成果。王德威教授的《现代「抒情传统」四论》，正是其中相当具有突破性与启发性的论述。对它的阅读，至少可以从三个面向来把握：一是中西文学对话所带出的「回映」观，二是「抒情」本身所内蕴的「流注」特质；三是现代性的批判观点。
近世以来，从西学东渐到中体西用；从启蒙自强到民族国家意识萌兴，多方面地促成了中国的现代转型，「文学」当然不能自外于此。无论是学科建立、知识框架形构抑是书写实践，大抵都在中外文化相互激盪之中逐步开展。中国文学研究者一方面参照西方文论反身重探传统，另一方面，也试图以自身特质与西方文学不断对话，以期为「中国文学」寻求定位。而「中国抒情传统」，正可视为此一过程中的「发明」。
就语源语义考掘，「发愤以抒情」的「抒」字或作「杼」，或作「舒」或「纾」。「舒」或「纾」，大抵解作宣泄、流注；「杼」则具有「梳理」之义。因此，「抒情」一词，每每意谓原本内蕴于个人主体的「情」，基于某种原因往身外流注，而它又必得历经作者将其「形式化」的过程。放在中国古典文学发展的脉络中勘察，诗赋以情志为本质，虽是长久以来普遍的共识，但「抒情传统」一词的出现，却是现代产物，其间所关涉的，实则是一个「中西比较文学」的交涉过程：一九七一年，旅美学者陈世骧受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之邀，在「比较文学」小组发表〈论中国抒情传统〉一文，明确指出：「中国文学传统从整体而言就是一个抒情传统」。――而这正是「抒情传统」一词最初的来源。
陈世骧之说，明显是基于中西「文学传统」的相互参照：相对于欧洲文学中源远流长的「史诗」与「戏剧」，中国文学固不着力于此，因为它的「荣耀别有所在」，那就是「抒情诗」。然而，中国古典文学中素无「抒情诗」之体类，「抒情诗」（lyric），以及因之而衍生出的「抒情性」（lyricality）、「抒情精神」（lyricism）等语词，同样是中西文学交涉协商的产物。其中，西方的「lyric」源出于与乐器相关的「歌」，其音乐之流动感在转为文字书写品之后，往往被诠释为情感的流动。而也就在这一层面上，它不仅与中国「抒情」语义中的「流注」说有所汇通，并且使得「抒情精神」与「抒情传统」之所涵盖，并不局限于「诗」之体类，而可以转化为「诗性精神」，进而流注、延扩至其他的艺术文化。尔后高友工教授论述〈中国文化史中的抒情传统〉，所言不仅止于文学，更扩及音乐、书法、绘画等不同艺术门类，即应着眼于此。
另一方面，「抒情」一词既源于楚骚之「发愤以抒情」，这就使得作为中国文学传统的「抒情」论述，从一开始就内蕴着重重的忧患意识与离散经验。它形诸个人的咏物言志，其底蕴实出自对时局政治的回应。（个人的）「诗」与（群体的）「史」，从来就互为表里。唐代「诗史」观念出现，所谓「触事兴咏，犹所钟情」，更点明抒情与历史之间的绵密关联。千百年来，小自个人遭逢，大至时代命运、历史兴亡，种种忧思愤闷，莫不经由「抒情」之诗性流注，形诸文学，并及各类艺术。然而，随着时光推移，近代以来，文学的书写体式，早已历经了从文言到白话的转折；传统的艺术文化，也经由不断的中外互动，展开不同面向的现代转型。处身于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不免要问：抒情的「传统」是否仍然绵延于今？它是否足以体现驳杂万变的现代经验？而「抒情」除了作为经验形式、文类风格或是政治姿态之外，我们是否还能将它视为「现代」的批评概念与介面，去开展其间思辨与批判的能量？
显然，这都不是容易回答的问题，却正是《现代「抒情传统」四论》一书的用心所在。近年学界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曾因引进「抒情传统」之论述框架而精彩纷陈；但所论一则多集中于文学，再则并不及于现代；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则又多局限于五四以来「革命」、「启蒙」的论述框架，视「抒情」为小道，不曾将其纳入观照视野。此一现象，意谓着文学之「现代」与「古典」若有鸿沟在焉，「抒情」与「革命」似不兼容，若非研究者具有深厚的学养及识见，汇通诚属不易。王德威教授台大外文系毕业后，随即赴美获得比较文学研究博士。他的学术研究以五四之后的中国现代小说为起点，进而逐步开展。多年来，不但在时代上前溯晚清，体类上更跨越文学，旁及音乐书法电影等艺术，并同时关注其间的历史与政治论题。他在中西比较文学方面的学术积累、由现代上溯古典的研究取径，以及个人于历史政治论题的关怀，都使《现代「抒情传统」四论》具备了得以就前述提问进行层层思辨的可能。
《四论》凡四章，以〈「有情」的历史──抒情传统与中国文学现代性〉开篇，继之论江文也的音乐、台静农的书法，以及胡兰成的诗学与政治，做法上，乃是以二十世纪中期的几个具有代表性的个案为切入点，展开「抒情传统」与「文学现代性」之间的论辨。首先，作为全书导论的〈「有情」的历史〉，以沈从文、陈世骧与捷克汉学家普实克为座标，深入处理三个最根本的问题：一是传统与现代能否汇通？它涉及了中国文学之现代性追求过程中，「抒情传统」是否仍然赓续及其产生的语境如何等议题。二是中西文学如何对话？我们能否循由比较文学的脉络，探勘「抒情」与「史诗」的辩证，并将中国与西方之于「抒情」的论述回映互参，检视各自的洞见与不见？三是回到现代文学研究，探问「抒情传统」将可以为此一领域开发出哪些新兴的研究论题？
循此，该章指出，在革命启蒙之外，「抒情」实为中国文学之现代性主体建构的另一重要面向。二十世纪战乱频仍，无论是国家民族至上的唿声，抑是阶级群众挂帅的吁求，都使得文学俨然进入唯群体是尚的「史诗」时代。但即或如此，「抒情」声音依然不绝如缕。甚至于，正因为此一政治裂变、时局动盪的「现代经验」有别于既往，由有心人所召唤出的「抒情传统」，便也在上承「发愤以抒情」之固有内涵的同时，被赋予了现代精神。〈「有情」的历史〉以陈世骧和普实克对中国现代抒情与史诗倾向的研究为座标，梳理了二十世纪前期到中期以来，西方学者们在「诗」与「史」之间所作的种种调适或辩证；同时，也检视自晚清以降，中国学者由「情」而转向「抒情」论述的旨趣走向。经由比较文学的视野，我们看到自鲁迅、王国维以迄于郭沫若、朱光潜、朱自清、闻一多、梁宗岱、沈从文等，如何与西方浪漫主义的「抒情」论进行对话。中西回映参照之余，〈「有情」的历史〉于是进一步为现代文学研究提出三项有待深化的研究课题，分别是：「兴与怨」、「情与物」、「史与诗」。
事实上，这三项论题原都是中国古典文论关切的重点，如今转置于中西文学对话的现代语境，其意涵当然也随之因革变化。因此，其后关于江文也、台静农与胡兰成之文学艺术的抒情现代性讨论，便是以具体个案为例，既分就音乐、书法、诗学政治之抒情现代性问题各别深论，也就此三项课题进行阐析，并各有侧重。
其中，〈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江文也的音乐与诗歌〉，结合了江文也的音乐作品、诗歌和理论文章，论证他的现代感性如何突显了殖民性、民族性与国际都会性的混淆特质；他在战争期对于儒家音乐及乐论的钻研，如何为中国文化本体论与日本大东亚论之间带来对话，以及个人之「抒情」视野如何因为「历史」机遇而同时受到激发与局限。江文也的个案，具体落实了「史与诗」的辩证：「史」，在此并不仅止于「历史」之现实，也不同于传统诗论中的「诗史」，而是源自于西方文论的「史诗性」，也就是如普实克所指称的，集体的政治唿啸；「诗」，则为个人的诗意表达。普实克在观察现代中国的文化和历史进程时，曾以「抒情性」相对于「史诗性」来予以界定；江文也的一生，恰恰见证了普实克对于中国现代性这两种声音母题的观察。而另一方面，当然也初步回应了前述的问题：抒情的「传统」不但仍然绵延于今，并且流注于音声乐曲，适以体现出驳杂万变的现代经验。
继〈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之后，〈国家不幸书家幸──台静农的书法与文学〉借由台静农的文学书写与书法美学，阐明三项议题：现代文学与书写形式的辩证；现代书法与政治、文化「南渡」论述的对话，以及书法与「丧乱」诗学无声胜有声的关联。值得注意的是，其小说与旧体诗的写作，固然是古典诗学之「兴与怨」的现代实践；而隐现于其书法翰墨之中的，其实是对于「情与物」之课题的现代阐发。
「缘情感物」曾是魏晋以来文论的重心，无论是陆机的「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刘勰的「人秉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抑是钟嵘的「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在在都揭示情物之交感，是为文学书写的内在驱力，这也就是所谓的「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只是其时所「感」之「物」，莫不来自于四时推移、自然物色，并不及于人为的文物艺品。然而先前沈从文之寄情于古代文物研究，已为我们演示了抒情现代性的另一向度：他的「抽象的抒情」，其实兼括了「情」与「物质文明」的交会交感。台静农早年曾参与圆台印社，借治印摩挲古代文字形貌；抗战时期「每感郁结，意不能静，惟弄毫墨以自排遣」。至此，「情」与「物」之于台静农，遂不仅止于观摩先人碑帖之后的「应物斯感」，而是进一步託情于物，经由笔墨纸砚，挥洒出抒情的书艺――亦即进一步参与了「物」的生成创制，并从中铭记一个时代的丧乱、创伤，与失落。「情与物」的课题，于是在现代情境中翻转开展，产生了别开生面的交融共感，相生相成。
最后，〈抒情与背叛──胡兰成战争与战后的诗学政治〉，则是以胡兰成在战争与战后期间的作品与行止，探讨其诗学政治，阐明「诗」与「史」的另一现代诠解，及其与「兴」义之间的彼此生成关系。这是「现代抒情传统」最特殊的一章，原因是胡兰成对于「情」的论述及其言行实践，在在充满了机巧的悖论。他在战争期间以充满抒情风格的文字为自己的背叛、通敌与滥情自圆其说，动摇了「抒情」一向作为「诚于中形于外」的表述形式，形成一种文字的叛／变术；他高度推崇「情」的意义，以为「革命」是出于「情」的驱动，看似汇通了史与诗、集体与个人，但真正的革命与真正的情，总是内蕴了对于既有体制的反叛，这似乎又为他种种的「背叛」行径找到合理化的理论依据，并因之形塑出中国现代性中的另一新型主体：「荡子」。更有甚者，他发展抒情传统中「兴」的「上举欢舞」之义，以之详参历史，统摄宇宙，并且通过它，将民间的迎神赛会与「革命」及群众暴力相连结，推衍出「中国的革命是兴」、「中国的革命原来是迎神赛会，……有喜气」。于是，「兴」非但是无中生有的创造力来源，也是民间欢庆的如花佳节，更成为革命暴力的内在源头。至此，胡兰成为「抒情」论述所做出的种种演绎，便也不仅是以他的「善变」，成为抒情传统的现代「变」调，并且极其奇诡地唿应了「现代性」的核心要义：过渡、短暂、偶然。
由沈从文、陈世骧、普实克，以迄于胡兰成，《现代「抒情传统」四论》已为「抒情传统」与「现代性」开展出多面向的论辩。它以比较文学的视野，进行中西文学传统的回映参照，也以「抒情」所内蕴的「流注」特质，汇通了古典与现代、文学与艺术文化，在在演示出「抒情」作为现代学术研究之介面的丰沛能量。但除此之外，本书另一重要意义，应是揭示了现代性的「批判」精神：经由不断诘问并辩证「抒情」的可能与不可能，去深化思辨的向度。一开始，〈有情的历史〉便指出：二十世纪以降，是一个崇尚「史诗」的时代，在不可能抒情、难以抒情的时候，我们要如何谈论它？「抒情」如何与现代经验中的「革命」、「战争」、「暴力」、「殖民」、「叛变」对话？又如何从中开展它的动能？因此，无论是江文也、台静农，抑是胡兰成，各篇所论述的「抒情」，都不唯是「传统」的绵延，而是以其各人的现代体验，回应并丰富了「抒情」的内涵。就学术研究而言，此一思路所揭示的问题意识及其论证过程，对于学界的启发性，将可能更甚于「现代抒情传统」本身的研究。
王德威教授对于「抒情传统」的研究涵盖深广，本书所收录者，只是其中与「台湾」相关的部分而已。2015年初，他的英文专着The Lyrical in Epic Time: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Artists Through the 1949 Crisis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所探讨的论题，除本书的「四论」之外，还包括沈从文的三次启悟、冯至与何其芳的诗歌、林风眠的绘画、费穆的电影艺术等。2011年，王教授将《现代「抒情传统」四论》先行交付台大出版中心，作为《台湾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的启动之作，除却它的「台湾研究」面向之外，其实另有深意：1958年陈世骧教授受邀在台大文学院进行四次学术演讲，由此开启了台湾学者对于「抒情传统」的关注；1978年高友工教授自美返台于台大客座讲学，又从不同进路，深化、扩大了「抒情传统」对学界的影响。尔后，中国古典文学之「抒情传统」的研究者，多与台大深有渊源。可以说，台湾的「抒情传统」研究，原就是发轫于台大。而今，《现代「抒情传统」四论》将研究的论域扩展至现代，既是「抒情传统」之研究论题的现代推展，也再次凸显此一研究与台大，乃至台湾学界的在地渊源；它向前辈学者致敬，也召唤着新一代学者持续就此深耕细耘，日新又新。
2016年1月
作者序
王德威
「抒情」在现代文论里是一个常被忽视的文学观念。一般看法多以抒情者，小道也。作为一种诗歌或叙事修辞模式，抒情不外轻吟浅唱；作为一种情感符号，抒情无非感事伤时。五四以来中国的文学论述以启蒙、革命是尚，一九四九年之后，宏大叙事更主导一切。在史诗般的国族号召下，抒情显得如此个人主义、小资情怀，自然无足轻重。
然而只要我们回顾中国文学的流变，就会理解从《诗经》、《楚辞》以来，抒情一直是文学想像和实践里的重要课题之一。《楚辞．九章》〈惜诵〉有谓「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时至二十世纪初鲁迅写〈文化偏至论〉，则称「鹜外者渐转而趣内，渊思冥想之风作，自省抒情之意苏，去现实物质与自然之樊，以就其本有心灵之域。」这里抒情的用法和喻义当然极为不同，但惟其如此，才更显现这一词汇的活力丰富，千百年来未尝或已。
抒情的「情」字带出中国古典和现代文学对主体的特殊观照。从内烁到外缘，从官能到形上，从感物到感悟，从壮怀激烈到缠绵悱恻，情为何物一直触动作家的文思；情与志、情与性、情与理、情与不情等观念的辩证则丰富了文学论述。
而「抒」情的抒字，不但有抒发、解散的含义，也可与传统「杼」字互训，因而带出编织、合成的意思。这说明「抒情」既有兴发自然的向往，也有形式劳作的诉求。一收一放之间，文学动人的力量于焉而起。后之来者谈中国主体情性，如果只能在佛洛伊德加拉岗，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或情感论（affect theory）这些西学中打转，未免是买椟还珠之举。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对抒情的理解深受西方浪漫、现代主义的影响。拜伦和雪莱，或波特莱尔和艾略特成为新的灵感对象。然而传统资源的传承不绝如缕。鲁迅、王国维等人不论，鲁迅眼中「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冯至同时接受杜甫和理尔克（Rainer Maria Rilke）的影响；何其芳的抒情追求从唯美的瓦雷里（Paul Valéry）转到唯物的马雅克夫斯基（Vladimir Mayakovsky），却总不能或忘晚唐的温李；瞿秋白就义前想到的不是马克思，而是《诗经》名句，「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撇开人云亦云的偏见，我们乃知现代文人学者—甚至革命者—折冲在不同的抒情渊源、条件和效果之间，早已为这一文学观念开发出更多对话空间。
一九七一年，旅美的陈世骧先生（1912-1971）发表〈中国抒情传统〉，指出中国文学的精华无他，就是抒情传统。陈认为中国早期文学「诗意创造冲动的流露，其敏感的意味，从本源、性格、和含蕴上看来都是抒情的」，即使明清的小说戏曲也难以自外这一传统。陈先生的立论对海外古典中国学界带来深远影响，至今台、港、新加坡等地相与唿应者大有人在。美国的高友工教授日后另辟蹊径，谈论「抒情美典」，也间接延续了「抒情传统」的魅力。
陈先生的文章言简意赅，其实颇有可以大加发挥的余地。他谈的是抒情「传统」，却深深立足在现代语境里。三〇年代陈负笈北大外语系，与京派文人往还，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学和理论知之甚详。一九四一年陈赴美国，开始转向古典文学研究。而去国三十年后，在中国动盪不安的年月里，他潜心抒情传统，更不能不让我们联想蕴积在他心中的块垒。
承续以上观察，这本论集是我个人对抒情传统与现代性所作的初步研究。收录的四篇文章中，〈「有情」的历史──抒情传统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纵论多年中外学界对抒情话语的辩证与问难，洞见与不见，并提出一己的见解。另外三篇，〈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国家不幸书家幸〉、〈抒情与背叛〉则分别以三位现代文学史与文化史人物――江文也（1910-1983）、台静农（1902-1990）、胡兰成（1906-1981）──为焦点，思考「抒情」的理念渊源、媒介形式、今昔对话、政治条件、个人抉择。我认为抒情的「传统」不应仅见诸文本和文论而已，也应落实在人间烟火之中。惟有在历史经验的脉络里，抒情的隐与显才更加耐人回味。
第一章〈「有情」的历史──抒情传统与中国文学现代性〉
本章提议在革命、启蒙之外，「抒情」代表中国文学现代性──尤其是现代主体建构──的又一面向。一般论述对「抒情」早有成见，或视为无关宏旨的遐想，或归诸主观情绪的耽溺；左翼传统里，「抒情」更带出唯心走资等联想。论者对「抒情」的轻视固然显示对国族、政教大叙述不敢须臾稍离，也同时暴露一己的无知：他们多半仍不脱简化了的西方浪漫主义说法，外加晚明「情教」论以来的泛泛之辞。但诚如学者已指出，西方定义下的「抒情」（lyricism）与极端个人主义挂钩，其实是晚近的、浪漫主义的表征一端而已。而将问题放回中国文学传统的语境，我们更可理解「抒情」一义来源既广，而且和史传的关系相衍相生，也因此成就了中国现代主体的多重面貌。
本章以二十世纪中期为切入点，试图为中国抒情传统与现代性的对话作进一步的描述。一般皆谓二十世纪中期是个「史诗」的时代，但恰恰是在这样的时代里，少数有心人反其道而行，召唤「抒情传统」，才显得意义非凡。这一召唤的本身已经饶富政治意义。更重要的，它显现了「抒情」作为一种文类，一种「情感结构」，一种史观的向往，充满了辩证的潜力。
本章的讨论将以沈从文（1902-1988）、陈世骧，以及捷克汉学家普实克（Jaroslav Průšek, 1906-1980）为坐标。这三人立场、国籍不同，发言的位置有异，但他们不约而同，都企图在现代语境里重新认识抒情传统。他们的洞见让我们理解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不能由革命、启蒙的话语一以蔽之；而他们的不见显示抒情「传统」与现代性交会下，有待继续思辨釐清的盲点。而本文建议陈、沈、普的论述为我们示范了三项课题：「兴与怨」、「情与物」、「诗与史」。
本章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描述陈世骧、沈从文、普实克论「抒情传统」的语境；第二部分从比较文学的脉络讨论普实克、陈世骧的贡献，以及二者与世纪中期西方其他抒情学说的关系；第三部分检讨晚清、五四以来，传统定义的「抒情」与西方浪漫主义影响下的抒情论述间的种种对话；第四部分回到陈、沈、普三人的论述，并思考「抒情传统」可以为中国现代文学开发出的新课题。
第二章〈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江文也的音乐与诗歌〉
江文也是二十世纪最有原创力的台湾作曲家兼诗人。江文也早年赴日，深受西方现代派音乐的洗礼，一九三六年以管弦乐曲《台湾舞曲》在柏林奥林匹克音乐比赛中获奖。一九三八年江文也回到北平任教，致力重谱中国雅乐。影响他的关键人物是亚历山大．齐尔品（Alexander Tcherepnin, 1899-1977），一位热切崇尚东方音乐的俄国作曲家。江文也与中国音乐的邂逅或许给我们留下一个极其浪漫的印象。然而只要仔细回顾他的历程，我们就会理解其中的曲折。他的前卫、跨国姿态总也不能摆脱殖民地台湾之子的阴影；他所醉心的西方现代主义必须经由日本的中介才能有所得；而让他生死相许的中国情怀其实来自一位俄国导师的启发。江文也在不同文化和地缘政治的板块间来回游走，代表了一代台湾艺术家如何努力调整自己的身分，回应从殖民主义到帝国主义，从民族主义到国际都会主义（cosmopolitanism）等各种挑战。
当江文也一九三八年抵达北京时，中国已经陷入抗日战争的漩涡中。然而江文也的艺术生涯却在沦陷的北京蓬勃发展，并在四〇年代初达到高潮。他试图以交响乐《孔庙大晟乐章》（1939）和中日文的诗歌重新定义中国音乐和文字的精髓—儒家礼乐精神。他的音乐和诗歌融合了过去与现在，在「想像的乡愁」形式下，他进行着大胆创新。
已故的捷克汉学家普实克在观察现代中国的文化和历史进程时，曾以「抒情性」相对于「史诗性」──或个人的诗意表达相对于集体的政治唿啸──来界定。江文也一生见证了普实克对中国现代性这两种声音母题的观察；它显示了现代中国对「新声」的追求如何总落入或缄默、或争辩、或阴郁、或狂热的循环。
本章将讨论江文也在他生涯的转折点上，如何对「声音」的现代性作出选择，以及所必须承受的美学与政治后果。准此，本章以江文也的音乐作品、诗作和理论文章为例证，探问以下的议题：他的现代感性如何凸显了殖民性、民族性与国际都会性的混淆特质；他在战争时代对儒家音乐和乐论的钻研如何为中国文化本体论与日本大东亚主义间，带来了不可思议的对话；以及更重要的，历史的机遇如何激发也局限了江文也的抒情视野。
第三章〈国家不幸书家幸──台静农的书法与文学〉
五四一辈的知识分子文人里，台静农先生的经历可谓传奇。一九二〇年代台静农在北京崭露头角，以乡土文学和革命立场见知文坛，深受鲁迅器重。台并因为左翼关联，三次被捕入狱。抗战期间，台避难四川，虽然仍写作古典诗歌和历史小说，却另在书法中发现寄託。一九四六年台因缘际会，赴台湾任教，从此放弃文学，专攻书法，竟因此成为二十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书法大家之一。
本章讨论台静农在二十世纪四、五〇年代的蜕变。面对家国动乱，台在无所逃遁之际，寄情书写。然而他不再追求文学的微言大义，转而呈现文字的「表面文章」。台静农早年虽享有文名，但他的书法才真正显现其人的性情。而他的书法更必须置于千百年来世变之际，文人「南渡」的历史创伤和审美实践上，才更见深意。
二十世纪中期台静农的「书法转向」或出于政治考量，或出于离散心境，历来众说纷纭。本章则认为台静农此时对历史经验和艺术呈现的观照，因书法而有了重要转折。书法未必是对传统文人艺术的回归，也可能是反思现代性得失的关键。现代文学的启蒙、革命号召有时而穷；是「书写」传统形式的千变万化，反而激发层层有关历史、家国，以及身分认同的空间想像。准此，本章将就以下三项议题深入发挥。一：现代文学与书写形式的辩证；二：现代书法与政治、文化「南渡」论述的对话；三：书法与「丧乱」诗学无声胜有声的关联。
第四章〈抒情与背叛──胡兰成战争和战后的诗学政治〉
胡兰成是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史中最具争议性的作家之一。他在第二次中日战争期间与汪精卫政权的分合关系，和他与张爱玲（1920-1995）以及其他女性的浪漫情史，使他的形象一直充满负面色彩。另一方面，他的文采见识，以及晚年对台湾文学的影响，又使他成为一位传奇人物。本章以胡兰成战争和战后期间（1939-1959）的作品和行止为重点，探讨胡的诗学和政治、历史观点如何形成复杂的战争与文学论述。
本章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胡兰成早期生平和战争期间的文字。胡自命为真正的革命家，他的思维脱离五四以来以西方国家主义、启蒙精神、工具理性是尚的主流，相对的，他强调革命和「情」息息相关。但胡的「革命即抒情」观已经透露法西斯主义「政治美学化」的倾向；而他假道日本的中国中心主义使他堕入东西二元论的另一极端。
第二部分以胡兰成流亡日本后的作品《山河岁月》（1954）为中心，讨论战后胡的书写方向。胡力求以「诗」注「史」，强调中国文明的发展惟日月山川、礼乐风景的转换。此一转换反映在政治上为井田制度的消长，反映在认识论上为「兴」的美学的流变。胡强调「兴」的表征不仅及于礼乐风景，更包含「民间起兵」的力量：「惟中国的革命是兴」。胡视中国现代史处处「惊险」皆化为「惊艳」，但无从摆脱其下的暴力和创伤。
第三部分讨论胡兰成的抒情诗学及其悖论。胡将抒情的「兴」活学活用，使之成为纵观天下，参详历史，甚至统摄宇宙万物的法则。胡的学说夸张了中国抒情传统最明媚的部分，也因而暴露其内蕴的危机：当抒情本体被无限放大，「历史的不安」被架空，抒情总已滋生抒情的背叛。第四部分以胡兰成的自传《今生今世》（1959）为中心，讨论胡兰成抒情论的核心──情──的辩证。胡引用古典「荡子」作为情的主体意象；他对情的思考和实践可以表现在爱欲、政治及思想三方面。胡更赋予他的抒情论述一层哲学观照；他与新儒家如唐君毅、徐复观等的往还辩难俱见其人野心。
本书只是我进行中的研究部分成果而已，各章立论当然有未尽之处。唯一可以说明的是所论三位人物都与台湾发生关联，因此让此书稍有前后唿应的脉络。在此我要感谢引领我进入抒情传统研究的诸位师友，尤其是柯庆明教授、张淑香教授、郑毓瑜教授、陈国球教授等。陈国球教授兼治中西比较诗学；他的博学和洞见在在使我受益匪浅。我也要感谢台湾大学台文所所长梅家玲教授极力促成此书的出版，以及台湾大学出版中心纪淑玲女士的悉心编辑。我期待各章论文得到方家的批评指正，作为继续研究的动力。
201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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