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
胜者为王败者寇:《锌皮娃娃兵》的悲剧 在这网路横行的时代,「记者」行业已不再像过去没有网路的日子那般受人尊敬。不久前,我看到一则网路笑话。一位妈妈严厉地对着自己的孩子说:「如果你现在不好好唸书,将来就去当记者。」不知为何,光这句话足以让我和身边的朋友笑了很久。近年来台湾平面新闻记者与播报人员的专业水准普遍下降甚鉅, 经常随意撷取网路上三人成虎的消息,未经查证就直接播报,或是错别字错得十分离谱,或者访谈时提出令人傻眼的问题,上述问题比比皆是,不但令人无法信任,有时更让人啼笑皆非。
2015 年秋天,当瑞典皇家学会宣布当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为斯维拉娜˙亚历珊德罗夫娜˙阿列克谢耶维奇(Светлана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Алексиевич, 1948-) 时,着实「搅乱」了俄国文坛一池春水。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创作惯以新闻文体和纪实报导形式呈现,文本常用第一人称叙述者陈述,用字遣词往往以口语为表达形式,擅用强烈情绪的修辞色彩,故事情节紧贴着重大历史与政治事件,在传统已至当代的俄国文坛与发展中既非主流,亦不为当今的俄语读者熟知。为此,2016 年 7 月当代着名的俄国女作家托尔斯塔雅(Татьяна Никитична Толстая, 1951-) 在自己的新书发表会上甚是吃味地批评诺贝尔奖,认为现在这个奖项玩着政论题材的游戏,得奖的首要考量是政治与政论体裁,而且是大声者赢,全然忘了有文学这么一回事。她更批判阿列克谢耶维奇所写的形式与内容,纯粹是使人(受访者与读者)挤出眼泪,而不是文学,如此创作甚至连艺术都沾不上边。然而读者须知,托尔斯塔雅是苏联着名作家亚历塞伊˙托尔斯泰(Алекс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 1883-1945)的孙女,父亲又是获史达林奖而名满苏联的物理学家,她诞生在一个捍卫苏联政权的知识分子家庭中,与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政治立场两极对立。
不可否认地,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六位以俄语创作的诺贝尔文学得奖主,除了萧洛霍夫(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Шолохов, 1905-1984),以及敢写却不敢离开苏联的巴斯特纳克(Борис Леонидович Пастернак, 1890-1960)之外,当中就有四位是胆敢公开站在政权与官方对立面的作家,包括阿列克谢耶维奇,但她是这六位中的唯一女性。对于托尔斯塔雅这样成名甚早且始终受到体制眷顾的文坛宠儿而言,较难明白当一个人决定要在震耳欲聋的权威声音中以一枝孤独的笔对抗集体的强权需要多大的勇气,及其背后的价值意义何在。所谓「文学」,并非仅是俄苏学术圈内,雄霸的形式主义文艺所赞扬的创作而已,也不是只有语言符号编织而成的、华丽宏伟又才气纵横的艺术境界。在后结构、后殖民、后共产与后女性主义一再被提及的二十一世纪,天花乱坠的语言、眼花缭乱的符号与五花八门的理论,只有更多没有减少。此时,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字里行间再度透露着最基本的人文精神与传统人道主义,似乎相当不合时宜。同时,她在作品中强调为下一代追求真相与探索真理(правда)的「信念」,在普丁主政下的俄罗斯风云再起之际,显得愚笨,既逆势逆耳又格格不入,套用托尔斯塔雅的话语:「阿列克谢耶维奇以一种粗糙不精致的方法创作,犹如杀鸡使用牛刀(как серпом по яйцам,直译应为「用镰刀切蛋」)。」追查过去的真相并教育下一代真理的信念对当今的俄罗斯并不重要,因为它被认为导致了苏联的灭亡。重要的是,俄罗斯现在因为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而再度团结起来这一事实。更何况五连任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Александр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Лукашенко, 1954-)是普丁的重要政治伙伴,亦是俄罗斯企图回到苏联时期强盛的重要凭恃。因此,可以想见,以华丽词藻、用字遣词精雕细琢闻名,聪明又才气纵横的托尔斯塔雅才是官方力捧的俄罗斯文学主流。
然而,追求最精致的语言往往因为雕琢过度,失去原本人类本/该有的情感温度。初见阿列克谢耶维奇创作的读者,往往受限于自身的阅读习惯与文化,对以一手口述资料说故事的形式是否真具有文学性产生怀疑。然而,如果我们能耐心地坐下来,静静地阅读,甚至是聆听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中每一位「我」的自白、告白与祈求,他们的声音在过去强者撰写的历史上只属于空白。在「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的苏维埃强权之下,弱者与失败者不被同情,所以「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在严峻的气候与政治环境,与内乱、外患不断,战争频仍的国家里, 不啻是斯拉夫民族生活的金科铁律,更是生存法则。在苏维埃家庭教养与国家教育体制内,这个曾经打败拿破崙与希特勒的伟大民族是无法示弱和承认失败的。他们崇尚阳刚,渴望强权,这是他们赖以为生、保家卫国的方式。《锌皮娃娃兵》一书,细数这些教养与教育下的苏联男孩子,因为集体地过度轻信国家与民族自尊心无限膨胀,而毫不犹豫地投入阿富汗的战场。为国捐躯者,获得一具外壳镀锌的棺材,故被作者称为「锌皮娃娃兵」,但那些少了双腿或胳膊的,纵使在世, 也因苏联-阿富汗战争(1979-1989)的失败而无法获得社会广大群众的尊敬,成为了沈默、无助又抬不起头的一群弱势团体。
阿列克谢耶维奇为这些社会弱势与失败者记录,让他们的声音能为世上其他人,甚至是下一代人听见。即使这些第一人称叙述者的口语使用的语言有多么平凡,而脏话与诅咒频繁地挂在嘴中,但是这些声音内含诸多情绪,需要他人理解, 更待世人共感。同时,这些口述纪实或嘲笑、或控诉、或回忆、或忏悔等,《锌皮娃娃兵》揭露了战争的残酷,死亡的恐惧,真相的无情,以及社会的凉薄。阅读与观看苏联历史、文学、纪录片与政治电影时,在官方鼓吹的激昂战鼓声中,我们容易震慑于伟大的善恶两极,是战争与和平的起因。然而,若能安静倾听阿列克谢耶维奇作品中每位、甚至是一弱者的恳求与祷告,这些声音一开始会细微地钻入我们的脑海中,然后久久萦绕不去。接着犹如扩大机一般,这些细微的声音在心中不断放大而产生了不停质疑的声音。对于战争前因后果的思索与人性的探究,对于人道-人之所以为人,而非超人或神人-的理解,在于我们有共通的感情,但是对于「感情」的细致讨论,却是苏维埃教育中较为缺乏的。然而, 正是这种共通情感透过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纪录文字激发了我们的良心,折磨着我们的心灵。使我们不能轻易地放过自己,将战争的一切简化为仅仅是善与恶、胜与败、王与寇的对立与对决,然后假装看不见就将历史这一页掀开过去,最后失去对人文精神和人道主义的信任与信念。
苏联-阿富汗战争肇因于由苏联扶植的第一任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的领导人塔拉基(Nur Muhammad Taraki, 1917-1979),也是苏共党书记勃列日涅夫(Леонид Ильич Брежнев, 1906-1982)在莫斯科大学时的学弟,在 1979 年 9 月惨遭其副手阿明(Hafizullah Amin, 1929-1979)的毒手。政变后,由曾经留学美国的阿明取代了塔拉基的地位。虽然在苏联解体后不少秘密档案释出,在在证实了当时勃列日涅夫对于塔拉基的死深感难受,然而阿明上位后公开表示离苏并亲美的倾向, 阻碍了苏联在阿富汗的利益,才是导致苏联出兵最主要的原因。因此,勃列日涅夫在当年年底签署了进军阿富汗的决议, 暗杀阿明并支持亲苏的卡尔迈勒(Babrak Karmal, 1929-1996)上台,引发阿富汗内战。苏联为确保卡尔迈勒政权稳固,只得增兵,大规模压制反对势力。勃列日涅夫当时踌躇满志,原以为可以在一个月内解决阿富汗内战问题,鸣金收兵,未料反政府军受到美国资助,将苏联军队卷入游击战中。苏军为求快速胜利,报复游击队的方式往往是将整个村庄夷为平地,因此爆发阿富汗全民圣战,致使苏联此后十年必须耗费三至十万不等的作战部队在阿富汗长期驻扎,死伤达百万人之多。
然而,上述这些死伤人数的数字与苏联军队报复阿富汗人民的手段等史实, 却从未在苏联主流媒体上被揭露。读者可以从《锌皮娃娃兵》中明白,苏维埃政权编造了多大的谎言让人民相信,苏联派军入驻阿富汗是基于兄弟情、国际主义的目的,帮助对方造桥铺路,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就在 1986 年 7 月苏联尚未解体之前,如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前言中写道,她突然惊觉这场战争已经无声无息地进行七年。但境内人民除了偶尔从电视实况转播中得知一些叙述英雄事蹟的消息之外,对战争本身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却全然不知。而国家竟然能让这场战争的诸多参与人沈默,而且沈默了这么久!阿列克谢耶维奇就在众人皆信/醉时她独醒,遍访苏联各地参与过这场战争的见证人与受难家属,以记录方式写下他们的经历与见闻,试图唤醒大众,历史是可以建构、宣传与说谎,特别在共产政权之下。
「不容青史尽成灰」是身为记者的阿列克谢耶维奇抱持的信念,也正因这一职业使后来成为作家与纪录片导演的她相信,挖掘真相、探索原因、追求真理并改变社会是极其重要、极富教育意义的。而这些信念与信仰,从十九世纪以来一直为俄罗斯作家与文学作品所彰显,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文以载道」有异曲同工之任重。尽管她的作家同侪或是同胞都认为,时代不停在改变,回首过去意义不大,展望未来才是希望,然而轻易将过去历史放下、得过且过的人,不但纵容自己在思考上的懒惰,也是任由独裁极权与战争悲剧一再发生的同谋者。《锌皮娃娃兵》记录了这些战争见证者的心路历程,除了表达作家的反战立场、反对任何形式的杀人行为,以及为失败者与弱者着书的慈悲胸怀之外,更重要的是借由这些口述资料来告诉并警惕世人,人云亦云、盲目轻信的爱国主义,以及国家至上的保护主义为这个世界制造了多大的灾难。多少战争与罪恶假这些冠冕堂皇的名称以行之?
于是,阿列克谢耶维奇无法沈默,即使她完成了《战争中没有女性》(У войны не женское лицо, 1985)一书之后,宣称她已心力交瘁,对于人间的诸多残酷不忍卒睹,没有办法再写关于战争的书了。可以想像,她再提起笔写《锌皮娃娃兵》需要极大的勇气,而这勇气包含着斯拉夫民族坚毅的性格,更具备了传统俄罗斯文学对道德良心的坚持与信仰。她无惧威权的恫吓、威胁与旁人的冷嘲热讽,也不管世界如何在变,依然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始终如一。
在这网路横行的时代,资讯发达的世界,人们「知」的范围与权利比任何时代来得更广泛充足。然而,或许正因为得来过易、快速且人云亦云,我们其实某方面同新闻从业人员一样,竞争效率而失去了挖掘真相的信念,观看表象却没有探索原因的耐性。因此,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得奖,为新闻从业人员注入一剂强心针,鼓舞了不少记者重新审视进入这一行业的初衷,而非仅在意收视率的胜败, 抑或谁王谁寇的结果。至于追求真理,或许会有不少人问,那是什么东西?尽管如此提问使人沮丧,然而,如同阿列克谢撰写《锌皮娃娃兵》的目的一样:就算以孤笔抗强权犹如以卵击石,吾往矣!即使在最极权黑暗的时刻,身为记者与作家且被政治迫害的她也没有绝望过,吾人又有什么悲观的权利?阿列克谢耶维奇其人及其创作,正是这个知识爆炸时代最缺乏的,也是这个资讯发达的世界最迫切需要的另类声音,值得读者阅读,再三思考。
陈相因
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