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 获选《卫报》年度最佳政治书籍 ★
「要了解英国过去三十多年来的发展，必读《财团治国的年代》，它真实地揭露了私有化这个大工程在社会每一角落造成的冲击，包括极右政治力量的滋长。」
──《愤怒的白人》作者 白晓红
一本书读懂民营化的危害，以及在自由市场下，我们如何走向贫富不均
■ 公营事业民营化，对我们有何影响？
自由主义兴盛的一九八○年代，全球吹起一股开放市场的风潮，认为多数的公用事业养育太多冗员、欠缺竞争力、只懂得使用过时的方式；唯有公营事业民营化，透过开放市场引来竞争，让企业主追逐收益、规避破产风险，并且提供民众更多选择，才能真正为公众带来利益。
然而三十年后的今日，私有化的神话逐渐破灭，民众日常所需的水、电、医疗、住宅、铁路、邮务在民营化后，由大型企业接管，财报更加不透明、政府无法可管、企业高阶主管薪资是一般人的百倍；而当新买主、投资者、中间人收割庞大利润，民众迫于生活所需，必须支付水涨船高的帐单，同时获得的服务品质却日益低落。
■ 自由市场里，我们成了又穷又不自由的人民
当公营事业不再透过政府赋税维持营运，改由民众以帐单支付，帐单便成了变形的赋税。我们的税制因而从富人承担较多金额，改为了均一税，无论贫富，只要付出一样的金额，便能享受服务；但这等同让穷人负担更深，富人负担更轻。随着公营事业民营化的比例增高，穷人的负担加重，贫富差距也随之扩大。
在现今贫富差距已破百倍的台湾，政府正朝着开放市场发展，对于私有化带来的低选择权、高负担，我们更应有所警惕。
■ 一本批评经济乱象的最佳着作
英国资深记者詹姆斯•米克在二○○五年离开《卫报》后，有感于社会逐渐走向贫富两极，为了釐清乱象，他投入私有化领域的研究。本书揉合他的个人观察、旅行报导、访谈、历史叙事与严谨的论述，探索过去二、三十年私有化浪潮背后的故事。书评盛赞没有半句多余或无聊的文字，热切急迫，情感动人，是最强力批判经济乱象的着作之一。本书在英国上市后，佳评如潮，更入选《卫报》当年必读书籍。
本书特色
◆ 显现新自由主义兴起至今的后遗症，深具讨论价值
◆ 市面上少数专论公用事业民营化如何造成贫富不均
◆ 结合报导文学、历史叙事与资料分析，以故事呈现民营化的过程与乱象，易于理解
◆ 在公营与民营的弊病之间，试图提出第三方的解决之道
名人推荐
「要了解英国过去三十多年来的发展，必读《财团治国的年代》，它真实地揭露了私有化这个大工程在社会每一角落造成的冲击，包括极右政治力量的滋长。」──《愤怒的白人》作者 白晓红
「从柴契尔到卡麦隆，只见一任任首相把国产贱卖给私部门……对于今日一蹋煳涂的英国经济，本书的针砭用上了洪荒之力。」
──阿迪特亚，查克拉波尔提，《卫报》资深经济评论
「对于这二十五年来被奉为圭臬的民营化教条，这是本秋风扫落叶，丝毫不留情面的纪实……说到要破旧立新，本书几已登峰造极。」──约翰，坎夫纳，《观察家报》
「冰雪聪明……见微知着且令人耳目一新，既有宏观上的把握，也有细节上的补充，向大家清晰地展现了私有化下的当代英国，读了本书你会非常有感。」──约翰‧兰彻斯特，小说《大债时代》作者
「算是帮自己个忙：读读《财团治国的年代》，英国这二十年来之怪现象将跃然纸上。」──约翰‧葛雷，英国《卫报》
「傲然挺立…揭发民营化的弊端、道貌岸然与失败之所在。看似枯燥的主题，出落成令人欲罢不能的研究分析。」──欧文‧琼斯，《新政治家》杂志
「一路走来，英国的体制怎会运作得如此不堪，什么问题又继续在横行作乱，且看本作拍板定案。」──琼‧贝克威尔，《新政治家》杂志年度最佳好书编者
「千辛万苦得出的真知灼见，与一字一句、无庸置疑的文采翩翩，悄悄在本书里融成一片。」──大卫‧卡纳斯顿，《泰晤士报》副刊
著者信息
詹姆斯‧米克（James Meek）
被媒体赞誉为在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游刃有余，目前为《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特约编辑。着有六部小说，其中以苏联内战为背景的畅销书《人民爱情法案》（The People’s Act of Love）入围2005年布克奖、荣获翁达杰奖（Ondaatje Prize）与苏格兰艺术协会年度图书奖，电影版预计由强尼戴普主演；《即将降落》（We Are Now Beginning Our Descent）荣获2008年莫里斯王子奖（Le Prince Maurice Prize）；《破碎之心》（The Heart Broke In）入围2012年柯斯达文学奖决选。他曾于1991至1999年担任英国《卫报》驻莫斯科记者，2004年获英国新闻奖（British Press Awards）年度驻外记者。撰述经常发表于《卫报》、《纽约时报》、《国际先驱论坛报》等。网站：www.jamesmeek.net
译者简介
黄佳瑜
台湾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毕业，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企管硕士。曾任联合利华行销企划、美商麦肯钖管理顾问公司管理顾问。现为自由译者，作品有《保罗‧纽曼、义大利面酱，以及他的奇怪搭档》（大块）、《孤独的反义词》（联经）、《但求无伤》（木马）等。
图书目录
引言
一、分拣室的故事__________邮务私有化
二、信号失灵__________铁道私有化
三、没有一滴水可喝__________自来水私有化
四、电力战争__________电力事业私有化
五、伤痕累累__________医疗服务私有化
六、没有空房__________国宅私有化
七、极右派国度__________私人岛屿：非请勿入
后记
图书序言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及晚餐
李显峰 台大社科院公共经济研究主任
当前全球争议的焦点是开放或保护之争，各地有赞成自由贸易，同时也有人抗争，随着所得分配的恶化，这样的冲突越来越热烈。一九八○年代全球兴起一股自由化的风潮，大力倡议小而美政府的理念，反对凯恩斯学派主张的干预经济活动，各国政府纷纷检讨公共行政体制的设计及运作。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潮冲击各国的经济政策，大力鼓吹自由化及政策松绑，国（公）营事业追求私有化（民营化），保护财产继承，变更司法管辖权，这些成为一股热潮。本书检讨一九八○年代英国在柴契尔夫人主政期间大力推动的民营化政策，不幸的是结果显然与原主张预期的理想落差甚大。
本书作者詹姆斯‧米克曾担任《卫报》驻莫斯科记者九年，对于共产经济转型过度为市场经济期间的过程有亲身的体验，再对照英国混合式经济制度的国营事业纷纷转型发生的混乱现象。作者以故事体方式描述英国数个国（公）营事业民营化：一九八四年电信事业民营化，接着一九八六年天然气事业，一九八七年机场航站，一九九○年代的电力及铁道事业，结果都是不完美的结局。本书点出问题与全球企业及跨国连锁集团的策略有关。书中取材举例丰富，描述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完整细腻，如同看一部电影般精彩，但因访谈有关的机构、人物及英国的地名相当众多，也出现许多国际大企业名称，刚开始阅读时的确会对读者造成混杂困扰；但读者却也能借本书检讨的案例，认识英国经济及社会体制的运作，以及许多跨国垄断性企业的经营作为。
书中检讨整理英国私有化（或民营化）的事业分别是：一、邮务私有化：分拣室的故事，二、铁道私有化：导致号志失灵，三、自来水私有化：导致没有一滴水可喝，四、电力事业私有化：发生电力战争，五、医疗服务私有化：结果是伤痕累累，六、国宅私有化：导致没有空房可住。七、英国成为私人封闭岛屿：不欢迎外来族群。因经营者代理问题的严重怠忽，民营化的结果使铁道不能更新，新号志系统只是一个空想。自来水公司民营化后，客户反而无水可喝。
作者在每一项事业讨论完后也自问，他所提到的每一家英国国（公）营事业的民营化过程，包括国际间企业的併购，公司的股权层层转让最后到其他不同国家（法国电力公司、加拿大退休基金、德国公司、香港李嘉诚集团、中国大企业等）的股东手中，等于英国的客户缴税给外国的股东。这样的批判是否是显露出民族主义、沙文主义，甚至是种族偏见，是否成为自由主义的敌人？
一九九○年柴契尔夫人辞职下台当天，在国会演讲，仍强调私有化政策是让英国企业挣脱枷锁，让百姓们买下国营事业的股分，将权力还给民众，使英国的事业能与欧陆公开市场竞争。但事实演变是，电力事业私有化反而却剥夺人们的权力，而且让权力转归法国国营电力公司所有，违反当初民营化的初衷。有趣的是，作者指出西班牙经济学者哲玛‧贝尔（Germà Bel）追踪私有化的概念，是源自德文的「Reprivatisierung」，一九三六年《经济学人》柏林特派员报导当时纳粹的经济政策时，首次将其翻译成英文。在一九四三年席尼‧马林（Sidney Merlin）在《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发表一篇分析纳粹经济政策趋势的论文中，首次应用「私有化」名词出现在学术论文中。文中提到纳粹党透过「私有化」政策，协助党内高阶成员及同谋者累积私人财产及工业财富，使一小群人逐渐掌握政治与经济实权。私有化的结果似乎与一般能普及权力的概念认知不同。
比较十九世纪及二十世纪初欧洲的自来水、天然气、电力、铁路、电报及电信等公用事业慢慢被收归国有，由中央及地方政府完成及经营；相对上，美国允许私人企业经营重要的公用事业（例如电力），私人企业能垄断地方市场，但管制投资报酬率上限，最高利润只能占公司与股东已投入资本及其未来投资（以维持经营）的一个比率，结果因为资本报酬递减律的作用，必须投入更多的资本支出来维持一定的报酬率，可能导致资本投入的浪费。另美国曾经因管制电力售价，当时油价攀升使发电成本高涨，导致加州发电厂严重亏损而歇业不发电。而英国的制度问题是未提供诱因奖励公用事业，鼓励投资高科技及更多的实验。
国（公）营事业的经营，常发生「软性预算」现象──因效率较低，不断追加预算。深究其原因很多，其中赖宾斯坦（Harvey Leibenstein）曾提出X无效率（X-inefficiency）概念解释公营或独占事业的效率低落。导致公（国）营或独占事业经营低效率的因素主要源自：（1）个人的动机效率，（2）企业体内各组织间的动机效率（intraplant motivational efficiency），（3）外部动机效率，（4）非市场投入效率。其中主要阻碍生产要素（即劳动、资本、自然资源）无法达到效率水准的理由是劳动契约不完整、并非所有的生产要素都能在市场上交易、生产技术变动，并且竞争性厂商的互动存在极不确定性，生产要素有效利用度受动机压力而决定。
此外，由公共行政角度探讨。一九七一年尼斯坎能（W. A. Niskanen）探讨官僚体制及代表性政府，在供给面经济学及公共选择理论界获得相当大的回响。行政部门（官僚体系）是公共财的独占供给者，民意机关（立法机构）代表选民审查预算，成为预算的供给，如同是公共财的专买者；行政部门需要支用预算，成为预算的需求，追求最多预算额度的使用，选民透过民意机关希望追求利益极大，双边都拥有独占地位，经过竞争的结果，得到最适当公共服务水准。由于行政部门对于公共财的生产及成本较一般民众知道较多，形成资讯的不对称，导致行政部门不断扩充预算规模，政府支出一再扩充，造成财政困难。
但英国在推动公营事业民营化的过程中，推动实施「民间投资创建」（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 PFI）制度有相当的成效，就需求具有急迫性、建设计画自偿性低的公共建设或公共服务，以民间财务主导公共建设的方式推动，将民间引导投入公共建设，灵活运用政府财政，「民间投资创建」制度对英国财政带来很大的贡献。
另外，英国在民营化过程中，有些政治人物常发表反对欧盟的言论，作者认为常常是自相矛盾的民粹式言论。这些政治人物认为欧盟是英国一切问题的源头，批评欧盟阻碍地方政府，赋予劳工太多权力以致伤害英国经济，英国企业无法出口更多的商品到印度，欧陆到英国的移民增加是造成社会住宅短缺的主因，移民（特别是东欧来的）抢夺了非技术性的工作机会。这些弥漫社会氛围累积下来，形成对欧盟的不满情绪，终于酝酿为二○一六年六月二十三日，英国公投赞成脱离欧盟的结果，不会令人觉得意外。
作者批评英国公用事业私有化政策捍卫者有六项迷思（他称为依赖的谎言），一、民营企业的结构较公营事业健全，他认为这种想法是狂热的信仰；二、私有化的网路（如自来水及能源输送）必须在市场上竞争，但公用事业本身都具有独占性质因此不适合；三、政府权力缩小意味着降税，当税制由累进退回单一税制，需要考虑负担能力；四、福利删减后，一般民众的收入下降。而当公用事业服务的网路能越普及，且公用事业越昂贵，便不是人人可负担；五、从表面上看，私有化有助于英国在海外市场的竞争，但实际上英国的自来水、能源及运输业的所有权移往海外；六、私有化行动对文化造成破坏，人们却不在乎。
对这些迷思，作者尝试提出一些想法改正：包括各界要有私有化企业是「使用者付费」的概念，天下无免费的午餐，民众应认同这是提高税负的概念。公用企业应由非营利组织负责经营，透过发行债劵筹资，不应出售股份；公用事业服务网路普及应採取累进费率，量能负担，并且私有化企业的主事者应具有民意代表性，可以透过直选产生。但这些想法供参考，在不同国家不见得都可行，需要一些修正规画。
国内推动民营化已有一段期间，已获得一些成果，大体上若干国营事业民营化后政府仍拥有营运主导权，绩效有高有低，取决代理经理人的能力及组织结构的效率，如同《经济学人》提出的「大政府不必然一定是丑恶的，如同小政府也不一定是美的」（二○○九年八月二十九日）。市场规模不大者，开放竞争反而带来共惨的结果。参酌可竞争性市场的理念，允许企业拥有独占或寡占的市场地位，但定价不能带来过高的超额利润，对民众福利也是有利的。
市场机制会发生失灵，靠政府管理机制调和，政府干预过多也会导致政府失灵，两者应取得一定程度的平衡。企业治国能引进诱因竞争的机制，能提高效率，只是需注意到不应只着重绩效（利润），忽略企业的社会责任──股东、经理人、劳工及环境是共存共利，也要服务社会。本书所举的英国民营化的案例教训都可以提供财经政策规画及推动的借镜，以减少未来失败的可能性，而对于公共行政、经济学、公共经济学或财政学、公司治理等学科更可做为重要的教材或案例。
序
一九九一年冬天早晨，我把一把吉他、一本浓缩版牛津英文字典，以及一套俄语自学课程塞进一辆老福斯汽车，从我在爱丁堡附近的住处出发，驱车前往基辅。路上花了五天时间，离开熟悉的英国──我成长的岛屿；也离开了秩序与繁荣，一路东行，等待苏联瓦解。我不用久等。到了基辅几星期后，苏联不复存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就此分道扬镳。基辅的交通警察挥手拦下我这辆挂着外国车牌的汽车，脱口而出：「来苏联有何贵干？」过了一会儿才勐然脸色苍白、口干舌燥，茫然若失地别过头去，彷彿被角头老大抛弃的街头混混。一场历时七十年的实验宣告结束。这场实验的内容，是要看看能否强迫生活在跨欧亚帝国的数亿人口奉行公社精神；而答案早已揭晓──那是行不通的。我并不惋惜苏联共产主义破灭。尽管之后的诸多发展并不尽如人意，我仍然不哀悼它的消逝；在这片残存的空隙中，开始出现新生的希望。然而，我原本以为那些抢着接管这片残破家园、见利忘义而又贪婪的人物，不过是改变的过渡象征；过了一阵子我才明白，他们就是改变的本质。
这本关于英国的书，缘起于乌克兰和俄罗斯。眼看着各方秃鹰前来掠食全球最大国有计画经济体的遗骸，我不禁开始对本国政治家、经济学家、说客和生意人所做的一切产生了质疑。我离开苏格兰的时候，理所当然以为自己了解英国；我以为柴契尔的改革方案属于过渡政策，只能影响表面，不会动摇人民的根本生活。我得取径基辅和莫斯科才发现自己错了，才开始认清她和她的追随者给英国带来的改变竟如此深远。
透过后见之明来看，一九九一是关键的一年。最开始，以柴契尔和雷根马首是瞻的自由市场经济体系，因为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在全球各地风起云涌而被压抑了十多年。然后柏林围墙垮了，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共产政权也垮了。从智利到纽西兰，自由市场价值观──也就是认定政府天生无能、课税是沉重的枷锁、财富欲望是成就的最大动机、彼此竞争的私人企业最能满足人类的一切欲求──在非共产国家越来越根深蒂固。民众普遍相信政府超支以及为一己之私而成立的工会，是一九七０年代经济停滞、通膨高涨的罪魁祸首；柴契尔和雷根靠着舆论撑腰，大胆地挑战强大的工会，并且赢得了胜利。阻碍商品与资金在国际间流通的屏障消失了；欧盟理论上是单一市场。在英国，老百姓的贷款上限取消了，数百万人取得信用卡。管制银行如何运用民众存款的重重法规也废除了，难以想像的巨额资金在台面下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政府支出遭到删减，所得税和公司税也随之降低。日常服务的销售税（消费税？）和手续费升高。公有住宅和大型国营事业纷纷转为私有，导致成千上万人遭到裁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开发中国家提供纾困贷款时，便以柴契尔在英国推动的方案为灵感来设计纾困条件。
然而一九九０年年底，市场基本教义派的胜利似乎摇摇欲坠。雷根和柴契尔退出舞台，交棒给没那么急切、没那么富有魅力的人选。把市场经济引入中国的邓小平失势；传统共产党员也指责他挑起了六四天安门事件。在苏联，被市场基本教义派寄予厚望的戈巴契夫也同样遭到强硬派反击；波罗的海国家脱离苏联的希望看来黯淡无光。而半社会主义的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海珊，入侵了半资本主义的科威特。
然而隔年，开始有越来越多市场派人士相信，採取中央规画的共产政权即将全面溃败，美国会「打赢」冷战，并且「终结历史」。一九九一年初，情势逐渐明朗；对于是否应该强制规定立陶宛留在苏联体制内，苏维埃领袖失去了必要的共识与冷酷。那年夏天，一场企图推翻戈巴契夫、最终却失败收场的丢脸政变，预示了波罗的海国家的独立；乌克兰也投票选择同样的道路，苏联就此宣告解散。年初，我在科威特见到一群资深英国战地记者为了是否报导前线的军情部署而发生激烈争执；我们都认为英国和美国军队永远不需要再上战场。没有几个人怀疑海珊会走向失败的命运，而他也真的被打败了。那年十一月，我从奥斯坦德（Ostend；位于比利时）渡船口驱车东行时，自由市场主义的胜利浪潮似乎正席卷世界、不断扩张，在我的轮下闪烁着光芒。这股浪潮有许多名字──消费资本主义、雷根主义、柴契尔主义、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虽然两德边境的了望塔依然耸立，边境却已不存。在东德的中世纪城镇上，狭窄的鹅卵石街道塞满了二手汽车。我经过一片空地，在那里，一家迫不及待的西德DIY连锁商店，等不及钢铁和建筑砖块抵达，迳自架起一张巨大的圆形帐篷，灯火通明地做起了生意。这座帆布超级商场彷彿一艘来自灿烂文明的太空船，降落在这片土地上，供应用塑胶膜包装的建筑零件和五花八门的卫浴设备。在波兰，我因为浓雾而在弗罗茨瓦夫（Wrocław）附近迷了路。我见到小商店如雨后春笋在各地冒了出来，连最小的村落也不例外。半夜三更，在茫茫荒野中，我被浓重的煤烟弄得分不清方向时，遇到一个小生意人在路边的小摊子叫卖咖啡；那是我尝过最香醇的咖啡。这个小生意人彷彿是柴契尔价值观的捍卫者，随时准备好全天候服务，风雨无阻，弥补在共产时代失去的时光，默默嘲笑我从苏格兰带来的、质疑自由市场的怀疑眼光。然后我跨越边界进入乌克兰。在这里，苏联还有一个月才会告终。
对我而言，目睹毫无私人资产或私人企业可言的计画经济体，在毫无计画的情况下突然瓦解，不啻为一系列赤裸而深入的经济课程。我见到苏联共产体制不仅剥夺人民的人身自由，更在经济领域上一败涂地。远在苏联解体以前，住房短缺问题便已积重难返；有时候好几家人合住一间两房公寓，有时候一家人分住好几间宿舍。一九一七年革命之后从资产阶级手中没收的房屋，过了七十年还没进行修缮；基础建设破烂不堪；一九六０到一九七０年代之间沿着工厂周围兴起的城市与乡镇，每天只供应几小时的自来水。由于需求与生产供给之间的凝聚元素──即价格──已经从交易等式中去除，另外改由莫斯科计画员拟定的数字来操控，因此，没人要的东西（苏维埃政治家的着作全集、列宁半身塑像）氾滥成灾，大家都要的物资（起司、咖啡、香肠）却极度短缺。社会出现严重不平等；这样的不平等不仅反映在财富与资产上，也反映在有没有管道取得每个人都该享有的便宜物资。食物得依照中央命令（而不是价格）由政府官员进行配给，结果就是让餐饮生意成了黑市和犯罪集团的温床。机场和火车站简直成了难民营，因为票价低到几乎免费，但是没有足够班次载运所有想搭乘的旅客。独立后，俄罗斯与乌克兰政府当局的第一项措施，就是大举生产人民长期短缺的一项基本物资：钞票。结果引发恶性通货膨胀，数百万人的储蓄瞬间蒸发。
共产政权垮台的另一面，除了行动自由与言论自由蓬勃发展之外，还带来了活跃的创业热潮。吃苦耐劳的中年妇女大军踏上史无前例的旅程，前往波兰、土耳其和中国的市集，为俄罗斯和乌克兰带回牛仔裤、皮衣和金饰，让俊男美女穿上渴望已久的精美行头。商店、餐厅、酒吧、咖啡馆和夜总会纷纷开业，书店和唱片行随处可见。外国企业引进神奇商品，例如卫生棉条和国际直拨电话。基辅从原本什么都买不到的地方，变成了只要有办法、什么都不缺的地方。
在基辅的头几个月，我数度怀疑自己是否成了柴契尔信徒──鄙夷计画经济、重新认识印钞票的危险、由衷感激创业家。我无法明确指出这些念头是在哪一刻突然幻灭的。或许是在我看到一大群赤贫退休族的那一刻：在莫斯科的白俄罗斯车站外，我看见好几百位可敬的老妇人肩挨着肩站在寒风刺骨的黑暗中，人人手里拿着一条香肠要卖──这是穷途末路下的自由市场。或许是在我造访沃尔库塔（Vorkuta）极地矿区小镇的那一刻：在那里，矿工的工资用三明治代替，老板则以自由市场的价格出售煤炭，赚得口袋满满。或许是在我跟世界银行分支机构──国际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驻莫斯科代表团理事罗杰˙盖尔（Roger Gale）会面的那一刻：当时他畅谈俄罗斯的企业民营化计画，方法是给所有市民发一张私有化证券（voucher），人们可以用来──而且只可用来──购买股份。我离开他的办公室，走到一个贩卖外国巧克力、坚果和汽水的摊子，尽管不是俄罗斯人，我还是轻易用十三英镑现金买到一张私有化证券，无须证件。政府估计这些照理只能单次使用的私有化证券，平均使用了二到三次。
又或者是在一九九五年，我到伏尔加格勒（Volgograd；原本的史达林格勒）参观民营化工厂的那一刻？这家一度雇用了上万名员工的工厂，老板因为被控侵占公款而在牢里候审，剩下的几名员工已经好几个月领不到薪水了。工厂内的一名前党工带我四处参观。我们在她的办公室会面；在那里，共党革命英雄的半身像和堆积如山的泛黄《真理报》全都积满了灰尘；马克思和列宁全集长年幽禁在她身后的玻璃柜里，无人闻问。厂里有一位老员工，等着分配公有住宅等了二十年了，好不容易排到第二顺位，却遇上开放改革。我曾经问他，既然拿不到薪水，何不索性罢工？「要是知道你会问这种问题，」身为列宁后嗣的党工女士从牙缝挤出这句话，「我绝不允许你到这里来。」
在幻灭的最初阶段，我并未立刻将前苏联的极端市场化与私有化，跟英国经济的部份私有化联想在一起；毕竟，英国经济向来就是以私有企业为主体。我仍旧假设两个世界之间存在某种根本上的差异。英国有许多监督机构负责制定规则、管理私有化的产业，例如电信监管局（Ofcom）和水务监管局（Ofwat）等等；而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管制私有化的主要手段就是谋杀（起码早期如此）。尤其在俄罗斯，少数人士将国有的石化和金属事业据为己有，迅速致富。他们赚的钱多得令人咋舌，缴的税也低得令人咋舌。原本应该用来修筑道路、医院和学校的经费，最后流向了游艇、伦敦房地产和海外的足球队伍。但是那应该跟英国的私有化毫无共通之处吧，不是吗？
我开始注意到，一九九０年代在乌克兰和俄罗斯遇到的英美生意人和理财顾问，似乎有些不太对劲。他们比较在意企业赋税过重，而不在意课税太轻；比较重视保护私有财产，而不重视保护退休族；而且，他们也不关心地方工会力量薄弱或者受到压迫。不过我想，这些都不足为奇；毕竟他们的俄罗斯伙伴不断遭到暗杀。真正惊人的地方是，这些资本主义使徒中，似乎有太多人深信着一个神话──也就是英美经济的一切美好事物，全都源自于自由市场。他们似乎相信（或者用谈话、演说、写文章等方式佯装相信），在他们富裕的现代社会中，整体社会架构──道路、供电系统、铁道、自来水和污水处理系统、无远弗届的邮政服务、电信网路、住宅、教育及医疗服务──除了偶尔投入的慈善捐款，其余都靠私人创业家基于利益欲望而扶持创立。然后傲慢自大的寄生虫政府踉踉跄跄登场，替它手下那帮好吃懒做的兄弟没收民营资产、伸手要好处。我不想替俄罗斯人或乌克兰人卸责；面对共党政权解体之后的问题，他们的处理方式确实有待商榷。不过，华盛顿共识交给他们的处理范本，却是建立在虚假的历史上。如果这是华尔街与伦敦金融区的必胜主义者对俄罗斯人描述的资本主义世界，我在一九九九年搬回英国的时候不禁思忖，他们对我们描述的又是怎样的一个世界？结果如何？
当柴契尔的保守党一九七九年上台执政，英国经济的一大部分以及几乎全体基础建设，全都掌握在国家手中。至于「掌握在国家手中」这句话的确切定义，则取决于你的政治立场。对于传统社会主义者而言，它的意思是「掌握在人民手中」。对于传统托利党人（the Tories；托利党是英国保守党的俗称）来说，则代表「掌握在英国人手中」。对于柴契尔及其支持者，这句话的意思是「掌握在擅权的官僚和自私贪婪的工会份子手中」。多大一部份经济？全国三分之一的住宅由国家出租。医疗服务；大部分学校；军队；监狱；道路；桥梁；自来水；污水处理；国家电网（National Grid）；发电厂；电话与邮政系统；天然气；煤矿；铁道；垃圾收集；机场；许多港口；地方与长途客运；货运车队；核燃料再处理；飞航管制；绝大部分的汽车、船只与飞机制造业；大多数钢铁厂；英国航空（British Airways）；石油公司；大东电报集团（Cable & Wireless）；制造飞机引擎的劳斯莱斯（Rolls-Royce）；制造武器的皇家兵工厂（Royal Ordnance）；海联（Sealink）渡轮公司；信託储蓄银行（Trustee Savings Bank）；邮政银行（Girobank）；费伦蒂（Ferranti）和映懋（Inmos）等科技公司；医疗科技大厂阿莫先国际公司（Amersham International），以及其他许多企业。
过去三十五年间，这个共有的经济体、属于人民的岛屿，或多或少落入了私人手里。数百万户公有住宅卖给了原来的承租户或住房协会。大多数道路还在公家掌控之下，但是私有化触角已深入了国民健保服务（NHS）、公立学校、狱政单位和军队。剩下的也都被柴契尔和她的继任者一一变卖。柴契尔在她卸任之际夸口表示，百分之六十的老国营事业都已转入民营──而这还是在铁路和电力系统被拿出来拍卖之前的数字。
柴契尔私有化革命的原始背景，是经济出现停滞性通货膨胀、全国上下充满挫败感、一般人（甚至死忠的工党支持者）都认为工会变得太过强大，阻碍了国家发展。工党及柴契尔保守党内的温和派前辈，几番与工会和雇主协商抑制工资和物价，试图运用行政手段控制通货膨胀；工党也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下缩减了政府开支。但是柴契尔和她的核心幕僚打算下勐药，他们的激进计画让党内的温和派深感震惊。
她的首席经济顾问──已故的亚伦˙华特斯（Alan Walters）相信，通货膨胀和经济疲弱的一大主因，是纳税人的钱被浪掷到人员过剩的老派国营事业上。他认为，英国的国营事业正如苏联的情况，利用怪异的、不透明的作帐手法掩饰其无效率，使劲吸取政府补贴金，毫不计算投入生产所需的时间和精力，也不考虑民众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或者愿意付多少钱购买。只要政府补助金源源不绝而来，无论管理阶层或基层人员都没有意愿去思考更聪明的工作方法或引进新技术，因为那意味着工作量减少，进而削弱老板的权力、缩减工会的规模。是的，华特斯知道他的女门徒（指柴契尔）会大刀阔斧砍掉对钢铁、煤矿、电力和其余一切的补助；是的，数十万劳工都得卷铺盖走路。但那样还不够；必须尽可能将众多国营企业转入民营──切分股权，向民众出售。这些企业将不再受到政府补助，他们必须和民营公司一样想办法借钱，仔仔细细纪录花出去或赚进来的每一分钱以便跟股东交代，并且努力追求利润。利润越大、企业越有效率，管理阶层得到的奖赏就越丰厚。最重要的是，他们必须跟其他公司竞争。一旦落后竞争者，就有破产的风险。经理人面对的是赏罚分明的制度。英国产业的全球竞争力会越来越强，能够为人民提供更好的服务。政府则省下了纳税钱。被解僱的劳工会收到遣散费；只要经济回稳，他们可以去创业，或者找到其他更有用的工作。人人都是赢家──只有懒惰虫和亚瑟˙史卡吉尔（Arthur Scargill；左派人士，曾任英国工会领袖，活跃于劳工运动）除外。
数百万民众买了股份。大多数英国人搞不清楚状况，只能假设推动私有化的主要原因，是为了替身处绝境的政府筹措现金。哈洛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英国保守党政治家，1957至1963年出任英国首相）过世之前，对杂货店女儿（指柴契尔夫人）的所作所为，做了一番伍德豪斯式的尖刻评论。这段经常被引述的话是这样说的：「对于遇到财务困难的个人或政府来说，变卖资产是稀松平常的事。首先卖掉乔治王时代的银器，然后是大厅里的每一件好家具，最后就轮到卡纳莱托（Canaletto；义大利画家）了。」
柴契尔主政时期一直担任内阁成员的奈吉尔˙劳森（Nigel Lawson）是私有化行动的另一个忠实拥护者。他驳斥政府靠变卖家传银器敛财的说法。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让许许多多百姓拥有股份，才是重点所在。「私有化的主要动机不在于充实国库，」他声称，「而在于对自由市场以及财富广泛分配的信仰。」
若非柴契尔本人、她敏锐的政治嗅觉、她对自身判断的坚定信心，以及她那种不到对手让步绝不罢休的毅力与恆心，无论华特斯、劳森，或基思˙乔瑟夫（Keith Joseph）、前共产党员阿弗雷德˙雪曼（Alfred Sherman）和尼古拉斯・里德利（Nicholas Ridley）等盟友，都无法落实他们的理念。在华特斯眼中，压制「无理取闹的工会」，是私有化行动连带产生的一项好处。柴契尔的重点有所不同。对她而言，私有化只是对抗工会的众多武器之一（起码一开始如此）；她要在一条连续的前线上作战，从欧格里夫矿区（Orgreave Colliery）到沙卡洛夫（Andrie Sakharov；苏联「氢弹之父」及人权斗士）的流放之地──高尔基城（Gorky），一举消灭社会主义。启发她的政治理念的，除了父亲之外，还有奥地利经济学家海耶克（Friedrich Hayek）一九四四年大战期间在剑桥写的书《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海耶克是公认的经济学大师，最终获得了诺贝尔奖。但是《通往奴役之路》并非一本经济学着作。它是一本关于社会、不远的历史以及人性的书，而它跟社会学、历史和心理学的关系，就跟《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这本书和文学的关系差不多。邱吉尔后来认同书中的概念，导致一九四五年大选惨败；当时他说，工党若要实现其福利制度与国有化政策，势必得倚赖「某种形式的盖世太保」。邱吉尔被赶下台，工党大获全胜。
《通往奴役之路》宣称，社会主义将无可避免走向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与纳粹法西斯主义则是一体的两面。在海耶克看来，联系着史达林苏联和希特勒德国之间的共通点，就是中央计画经济──单一的中央机关指挥着所有人的生活，以预先制定的条例决定人们的一切需求，限定每一个人分配的口粮和工作内容。这样的官僚作风将无法容忍异议与背离，就像工程师无法容忍庞大的生产线上出现一粒卡住齿轮的小石头。令人不解的是，海耶克否认他是纯粹的自由主义者，并且表明自由市场必须建立规则；他还说政府「提供一套广大的社会服务制度」是可以接受的。然而，这跟他的主要观点相互矛盾。他向来反对将国家规画跟自由市场竞争混搭在一起；他认为这是两种互斥的经济模式。「希特勒上台时，德国的自由主义已死，」他写道，「消灭它的就是社会主义。」照海耶克的说法，光是试图推行社会主义就很危险：
在民主社会中，绝大多数民众仍旧相信社会主义与自由可以并存。他们不明白，民主的社会主义──过去几代人的伟大乌托邦理想──不仅不可能实现，推行过程中还会产生恰恰相反的结果，也就是彻底摧毁自由。
事实证明海耶克错了。和其他西欧国家一样，社会主义者也曾在英国政坛上来来去去；他们推行了福利国制度，也掌握了一部分经济，却从未对民主和个人自由造成任何威胁。政府成立了国民健保服务局，盖了公有住宅，施行社会保障制度，广设公立学校，并且将煤矿、铁道和钢铁业收归国有。尽管中央做了种种规画以推动这一切，但从不妨碍数百万大、中、小型私人企业开开心心地彼此竞争（或合作），由市场决定谁会日益壮大、谁会遭到淘汰。私人医生依旧在哈雷街开业，年轻权贵依旧在伊顿公学的操场上打橄榄球，私人的哈洛德百货橱窗依旧在圣诞节期间闪烁着绚丽灯火。银行家和股票经纪人挤满了金融区，农民也拥有自己的土地。没有人被政府强迫住在某一个特定的地方，或者从事某一份特定的工作。事实上，透过废除征兵制并且支持扩大女权（尽管这是相当矫情的男性观点），英国似乎出现了海耶克意想不到的新自由型态。关于人们和企业应缴多少税，而其中多大一部份税收，政府最好留给人们自行决定如何支出；这个议题已有人做出论证，但也将持续出现争议。总之到头来，不论盖世太保、英国希特勒或英国版的俄共政治局都没出现，也毫无出现的迹象。
到了一九七０年代，海耶克的观点──那是战争时期被困在英伦孤岛，饱受灯火管制、物资匮乏之苦的难民观点──被新的思潮取代。要理解当时的英国，美国人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在一九七六年出版的鉅着《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是更合适的理念架构。尽管书中仅笼统地陈述概念，但是他似乎抓到了英国当代的实际问题：
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体制可以轻易转变成中央经济体制……一个臃肿、官僚的庞然大物，成天有来自四面八方的企业和社群团体跟它吵着讨补助和授权；然而它却自顾自地大口吞着政府拨款，把自己吃成了巨无霸。
然而，柴契尔依旧用海耶克的眼光看世界，从来不曾改变。在她击溃英国煤矿工人罢工事件之后（当时，煤矿工人放下工具，试图阻挡大幅裁员和矿坑关闭），她写道：「击败这场罢工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英国不会任由法西斯左翼横行而失控。」
如果综合华特斯、劳森和柴契尔所说的话，那么英国的私有化政策似乎有着五花八门的表面目标。他们说，私有化企业必须想办法靠自己，政府不会给予补贴，也不会在他们遇到麻烦时出手援助。为了跟其他公司在市场上抢生意、争利润，他们必须裁掉冗员、投资新技术、尝试新概念。竞争将使私有化企业的财务与价格变得更透明，经理人挣脱了政治干预与工会阻挠，将跃过疲惫的、日益倾向社会主义的欧陆，在更广大的世界施展勐虎般的创业精神。在此同时，削减对私有化企业的补助，意味着税赋可以因而变轻，降低英国百姓的负担。他们将不再受政府中央计画的层层控制，不再由看不见的官僚指示他们如何生活。他们将在市场上自由选择──而这个市场的成功与否跟他们休戚相关，因为其中数百万人将成为私有化企业的股东。「私有化，」柴契尔写道，「是导正社会主义的毒害与腐败的重要手段之一……削减政府权力，提高人民的力量……任何旨在收复自由的政策，都以私有化为核心。」
大约十年前，柴契尔政府的早期政策慢慢显出成效之后，我开始着手调查实际发生的情况。我研究的范围包括四项私有化产业──铁路、自来水、电力和皇家邮政（这四项产业只有一项是在柴契尔卸任之前彻底完成变卖）。我还研究了规模最大的私有化行动──英国公有住宅的出售；以及尚未转入民营、但其结构使它可以轻易完成私有化的组织──国民健保服务局。我的好奇心带领我进入一个模煳地带：这些事件新鲜得尚未写入历史，却又陈旧得算不上新闻。这个混沌的空隙，涵盖从两年前回溯到二十五年前的期间；人们对这段期间发生的事件记忆犹新，但是无法轻易洞悉事情脉络。这是一段漫长的时间，足以让许多对立党派的民选政府上台又下台，却也是能够看出政策长期效果的最短时间。
刚开始调查时，我心存怀疑，但是倘若这六个私有化案例已取得成功，我乐得见到成功的证据。可惜事与愿违。这六个案例并不成功，或许只除了一个面向──一个没被事先列为吹嘘重点的面向。
私有化改革并未将英国变成小股东的国度。柴契尔上台前，英国有将近百分之四十的企业股份归个人所有。到了一九八一年，比例剩下不到百分之三十。等到她二０一三年过世时，更跌到了百分之十二以下。这个数字之所以值得关注，不仅是因为柴契尔与劳森的股权民主理念并未透过私有化改革而实现，也因为它象征国营事业私有化的行动失去了正当性。正如我在分崩离析的苏联见到的极端案例，大型国营独佔事业的问题，不在于它们是为了服务政治目的而存在，而在于它们往往被管理阶层及员工所绑架；尽管方式不同，这些人热衷的是维持机构的权力与文化、保持或增加工作名额，并且赢得政府最大的财务支持。高度国有化的经济体向来不乏残酷的竞争，但竞争是为了抢夺政府的支持，而不是为了争取客人。大型产业被列为政府分支机构未必是一种理想模式。科技日新月异，除非基于艺术理由，否则继续付钱请人做不再需要做的事，很难交代得过去。地方政府不再聘用点灯的灯夫，因为不再有路灯要点；铁路干线不再聘用司炉工，因为不再有火车头需要添煤。的确，英国军队仍然编列骑兵；尽管近卫骑兵团无法骑着马跟塔利班打仗，但是他们穿戴没有杀伤力的十九世纪装备轻快地走着，是多么赏心悦目的一幕。钢铁铸造厂也同样赏心悦目。但是拥有五千名员工的钢铁厂居然能用传统方式经营，实在让人很难理解。的确，一九七０年代的大型国营企业很可能人员过剩，而工会也理所当然地抗拒任何有可能影响成员工作机会的改变。私有化之后，老国营企业无疑裁掉了大量劳工，并且引进了新的技术。若说效率是指以较少的人力做同样的工作，甚至做得更好，那么许多私有化企业的确称得上更有效率。
但这只能说某些（或全部）国营事业应该推动商业化改革──也就是说，缩减政府补助、脱离政府的直接控制，并且强迫他们用商业利率贷款、设法以市场价格经营而不造成亏损。除了鼓励民众广泛持股却未果以外，政府没有明显的理由让这些国营企业挂牌上市，卖给一般股东。私有制有许多模式。百货连锁店约翰路易斯（John Lewis）──一家没有补助、在激烈市场上求生的商业化公司──所有权归员工共享。全国建屋互助会（National Building Society）──一家没有补助、在激烈市场上求生的商业化公司──所有权归会员共享。卫报媒体集团（Guardian media group）──一家没有补助、在激烈市场上求生的商业化公司──属于一个旨在支持卫报新闻价值、保护集团不被恶意收购的信託基金会所有。凡此等等。这些可以替代挂牌上市的众多选项，从未被提出来讨论：舆论若非支持股东资本主义，便是主张维持国有化现状。
私有化改革派人士认为民营企业绝对强过国营事业，他们认为民营企业主会追逐收益、规避破产风险，因此绝对会比国营企业负责人做得更好。然而私有化改革并未出现这样的结果。柴契尔等人用「创造财富」和「享受成功的回馈」等婉转说词宣传一个概念，那就是民营企业高阶菁英的贪婪，是促进繁荣的最大驱策力量，足以嘉惠所有人。结果就是三十五年来，责任和公共服务等概念被抹黑，甚至出现一种肮脏的观念，认为工作本身没有价值，有价值的是工作带来的金钱。一九九０年代中期，市场的神奇金粉并未在刚刚转入民营的路轨公司（Railtrack）主管身上发挥力量。他们以为自己可以安然无恙地大幅裁员（不只裁撤信号及维修工人，也解聘了高级工程师和研究人员），并且以低廉的成本和最先进的技术全面更新线路。遗憾的是，正如我在第二章描述的，能告诉他们这项新技术并不存在的人员，就是被他们解聘的人员。结果导致公司在二００二年破产，不得不重新收归国有。
私有化也没有迫使企业彼此竞争，或者为顾客提供更多选择──这是政府宣称私有化改革的最大价值。你或许以为，要将垄断市场的自来水公司转入民营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毕竟他们不必与别人竞争，也不提供顾客选择──顾客既没有选择供应商的权利，也没有选择要不要接受服务的余地。但是英国的自来水公司确实转入民营了，而且正如我在第三章描述的，自来水公司自此之后便开始大敲顾客竹槓。私有化改革派人士热爱竞争，而真正的民营业者却痛恨竞争。我在第四章说明，英国电力事业私有化改革的竞争理想──一个没有规则、不受管束，而且不论老公司或新公司、不论规模大或小，也不论是售电业者或发电业者，所有企业一律平等的自由竞争市场──最后只剩少数几家超大型业者，沦为一个不透明的寡佔市场。
的确，电力事业私有化的失败，显示私有化改革并未照原本计画赋予人民力量。它并未提供自由市场顺利运作的关键要素──资讯。老国营电力事业的定价制度本来就神祕难解，民营化时代採用的新定价制度更让人看得昏头转向。若要保护电力事业不受民众检视，与其用商业祕密这个借口，不如用复杂至极的定价制度来得有效。如果国会议员和能源部官员都搞不清楚电价结构，那么一般付费用户还有机会分辨哪一种费率、哪一个供应商对他最有利吗？还有机会发现就连收费最低的公司都把他当成冤大头吗？
阅读柴契尔自传的过程中，我日益相信，她认为私有化改革能帮助英国转型，让企业主管变成有良心、有爱国情操和社会责任感的创业家，如同她父亲那样；彷彿攸关数百万人民生用水的自来水独佔事业，是一九四０年代英国小镇上的小杂货店。她声称私有化改革是「前共产世界之外最大规模的权力转移，将所有权与力量从中央交到人民手中」。然而实际情况是，老电力局里刻板的公家官僚，被新电力公司里刻板（但薪水较高）的民间官僚所取代。这些私有化的公用事业公司不仅庞大而冷漠，甚至不再属于英国所有，也不再属于小股东所有。事实上，在培植创新的、世界一流的英国公司这个层面上，电力和自来水事业的私有化改革彻底失败了。如今，英国生产和出售的电力，绝大多数归充满干劲、技术进步的西欧企业所有；柴契尔原本还以为西欧会因为社会主义渗透而走向灭亡。电力事业私有化的直接结果是，产业的一大部分如今重新收归国有──但是是收归法国国有，不是英国。在英国九家大型自来水与污水处理公司当中，有六家实现了「二度私有化」这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它们从股票市场下市，遭东亚的企业集团或其他私人财团购併。如今，绝大部分的英国自来水事业的确掌握在民众手上，但他们本身并不使用英国的自来水；他们是数百万名加拿大、澳洲和荷兰的退休公务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透过退休基金投资了英国的自来水事业。
我在第五章描述的国民健保服务局是个特殊案例。它还没转入民营，但是已经进行了商业化改革、不断改组、引入了竞争，创造出一套非正式的、尚未实现的民营化健保系统。国民健保局的转变故事说来话长，其中涉及了沿袭柴契尔政策的布莱尔工党政权，而这个政权充斥着许多公私不分的政客，他们既想为英国做出一番贡献，也想帮助自己和家人跻身六位数字的高薪阶级。在经历与托利党以及党内保守派社会主义份子之间永无止尽的斗争之后，执政的新工党在商业世界的魅力下投降了，而且毫不掩饰自己如释重负。他们犯的错误不在于创立信託基金会来掌管医院──或者创立公办民营学校，或者支持住房协会──而在于没体认到若不好好保护，这些结构最终只是另一波私有化改革的中途点。
国民健保局随后几年的发展，显示腐蚀了福利国核心的强大市场力量并非资本主义，而是消费主义──当提供公用事业的民营公司运用行销手法为使用者制造不满足感，让他们觉得自己比不上别人，这些民营企业的欲望便跟使用者的欲望产生了交集。「如果消费意味着身分地位的心理竞争，」丹尼尔˙贝尔写道，「那么你可以说，在中产阶级社会，嫉妒是被充分认可的社会意识型态。」髋关节置换术──约翰˙查恩利（John Charnley）在国民健保局体制内发明的手术──对病患而言，一开始是天赐的福祉，解除了他们的痛苦；照查恩利所说，病患感激涕零，教人觉得可怜。但是它很快成为限量供应的特权。如今，髋关节置换术已成了竞争市场，企业可以设计并且（以「生活型态选择」为诉求）强力推销有瑕疵的人工髋关节，取代市场上现行的、效果良好的人工髋关节。
这指出了反市场主义人士所遭遇的困难。一九四五年后，英国从一个无法满足需求的单纯社会，变成一个无法满足欲望的复杂社会；就算没有推行私有化改革，社会主义也会在这样的变动中迭遇挫折。社会主义无法光为了重新制造髋关节置换术从零到有的幸福，就让世界回到人工髋关节发明以前的年代。战后的公有住宅也是如此。在为所有贫困的英国家庭提供了中央暖气和室内浴室之后，社会主义无法光为了重新更换它们，就让世界回到煤炉和后院茅厕的年代。公有住宅原本是承租户梦寐以求的好地方，如今变成了人人唾弃的烂房子。亚当˙史密斯的子孙写信给贝尔：
假设市场具有足够力量，可以有效分配社会福祉；在这样的市场上，个人的差异效用（differential utilities）和不同物资的稀少性会达到均衡点，在欲望强度和付费意愿之间取得平衡。关于社会相对正义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截然不同的答案。它假设竞争、嫉妒和罪恶都源于稀少性，只要物资充沛就能化解种种冲突。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明白，我们永远无法克服稀少性。在后工业社会……总会出现十九世纪空想家无法预见的新的稀少性。
出售英国公有住宅而不增建──如同我在本书最后一章描述的──照理是人民与自由市场原理的一大胜利。然而到头来，它却是战后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市场失灵案例。这项行动跟其他私有化改革不同，除了跟相对富裕的受益者进行选举绑桩之外，其他理由都说不通。柴契尔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她写道：
这项行动，恐怕会让经济困难的家庭更加反感。他们省吃俭用存下了钱，用市场价格跟私人营造商买了房子……我担心他们会反对让公有住宅承租户在不必做出任何牺牲的情况下，突然享受政府送来的一大笔财产。
她最后改变心意，决定大力推动这项政策。然而，公有住宅私有化在经济理论基础上的缺陷，应该是一扇窗口，让我们的视线越过个别的私有化政策，看见一切私有化行动的本质，以及私有化行动无疑达到的一项成就：将财富聚集到非常富裕的少数人手上，牺牲了老年人、病人、失业者以及穷苦劳工的利益。
柴契尔改革之后，我们自认对税务有什么认识？政府削减了开支，这个我们知道。所得税比以往低，这个我们知道。我们或许也记得柴契尔曾经试图取消累进税制（税率高低取决于你的所得），变成单一税制（每个人缴的税都一样）。当时，保守党企图在地方上推行恶名昭彰的「人头税」；此举加速了柴契尔的垮台。低税负是她的箴言。用她自己的话说，她的政治理念核心是这样的：「我认为工作最勤奋的人应该获得最大的回报，并且保住自己的税后工资。我们应该支持劳动者，而不是混水摸鱼的人。我们不仅应该允许人们透过努力让家人受益，更应该赞扬这种行为。」
我们自以为是的认知是错的。的确，政府削减了开支，而且在我书写的此刻，继承柴契尔政策的联合政府又再度缩减支出。保守党在一九七九年取得执政权时，最高税率是百分之八十三，最低则是百分之三十三。如今的最高税率是百分之四十五，最低则是百分之二十。其中的讯息似乎够明显了：保守党删减公共支出、降低税率，实现了对劳动阶级的诺言，后继的工党也愿意延续政策。但是这并非全部的真相。在柴契尔第一届任期中，政府一边降低了所得税和公共开支，另一边却提高了营业税，也就是加值税（VAT）──这是比人头税更无情、更倒退的均一税。他们上台时，加值税税率为百分之八；现在是百分之二十。你越贫穷，受加值税的影响就越大。国家统计局二０一０年研究显示，对于最富裕的五分之一人口，加值税只在他们的整体税赋上加了百分之四；但是往往被有钱人认为从不交税的五分之一贫穷人口，实际上将所得的百分之八点七以加值税的模式缴入国库。联合政府取得政权那一年，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英国财政大臣）将加值税提高到百分之十四。
然而，穷人要负担的均一税，并非只有加值税一项；这就是私有化改革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还有其他沉重的负担；这些负担不叫做「税」，不过它们应该被算做税收的一种──私人税（private taxes）。柴契尔早年平衡预算的方法之一，是大幅提高油价、电价和公有住宅租金；这些事业当时都还在政府的掌控之中。私有化之后，民营业者持续以高于通货膨胀率的水准调涨价格。一般认为只有政府征收的才叫税赋，但这是一种有利于自由市场制度的语言游戏。任何不得不交的钱──不论交给政府或民间机构──都是税赋。我们不能没有电力；因此电费就是电税。我们不能没有自来水；因此水费就是水税。有些人生活可以不靠铁路，有些人则不行；后者付的就是铁道税。学生付的是大学税。整体的私有化改革，就是将税务系统本身私有化，或者甚至可以说，是将我们这些前英国公民私有化了。借由将英国公民打包出售，一个产业接着一个产业地卖给投资人，政府得以压低传统意义上的税赋，甚至免税。在原本的体制中，公用事业靠累进的税收来支撑；如今则全靠使用者支付的统一费率来支撑。也就是说，我们从富人有义务帮助穷人的体制，转变成由穷人支撑的体制，富人只要支付对他们而言九牛一毛的费用就可以享受服务。在投资人眼中（不论外资与否），让自来水、电缆和机场变得有价值的大宗商品，是不得不使用这些服务的民众。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乖乖支付他们索取的费用。我们是人形的收入流；我们成了自己土地上的佃农，必须支付一连串私人费用才能在这里生存。
反对让外国人成为国家基础建设的新民营业主，并非基于种族偏见，而是反对将征税的权力卖给外国政府；比起本国政府，我们甚至更无法运用民主的力量控制这些外国政府。我们尤其反对其中的伪善：一个宣称极度厌恶共产极权的政党，却让伦敦居民一打开水龙头，就不得不缴税给中国政府；一个宣称希望让英国免于欧盟干预的政党，却强迫全体公民缴税给法国政府，只为了筹资兴建萨默塞特（Somerset）的实验性核子反应炉。
我们长期致力于缩短贫富差距，然而将税赋从富人身上转移到中产和低薪阶级，无异于倒行逆施。一九三七年，英国最富有的百分之一人口，税后所得佔全体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十二点五七。此后比例逐渐下滑，柴契尔上台前夕，只略高于百分之四。然后就开始急速攀升。二００七年重新回到六十年前的水准──百分之十二点五七。
除了必须负担父母亲从前不必负担的高附加价值税和一连串私人税，低薪阶级还受到雇主的压榨。皇家邮政二０一三年推行私有化改革的故事，偶尔被视为新科技（网际网路）毁灭老派国营独佔事业、而工会抵制原本可以挽救企业的新科技（新邮件分类机器）的经典案例。事实上，正如我在第一章描述的，皇家邮政是泛欧洲最后一家进行私有化的邮务公司；这项改革很可能让原本薪水丰厚、工作体面的英国传统邮差，变成一份最低工资、难以餬口的职业。为了釐清事情经过，我飞越北海，出发寻找答案。
图书试读
原始构想（由工党提出，并由接任者继承）是批准四座新的核能电厂，每座电厂各有一对反应炉，借此纾解民间电力产业对核能的渴望。其中两对反应炉将由EDF分别在萨默塞特郡的欣克利角（Hinkley Point）电厂，以及沙福克郡（Suffolk）的赛兹威尔（Sizewell）电厂兴建；另外两对则由德国的意昂及莱茵集团，分别在安格尔西岛（Anglesey）的威尔法（Wylfa）电厂，以及格洛斯特郡的奥尔德伯里（Oldbury）电厂兴建。至少四组──甚至全部八组──将会採用同一种模型：也就是法国阿海珐公司设计的高效率且极度安全的欧洲压水式反应炉（EPR）。建造八座同样的反应炉能降低成本：它们可以有效地大量生产。核能电厂的游说者主张，由于核能电厂运作时不会产生太多温室气体，跟风力发电厂一样，因此，它们也该如同风力发电厂，得到某种程度的补助。照他们的说法，如果我们要求法国人和德国人花大钱兴建核电厂，就必需保证他们的投资能在核电厂营运的几十年内得到回收。欣克利角核电厂将在二０二三年上线，几年之内，将近四分之一的英国尖峰时间用电量，将由安全、干净又可靠的新核能电厂供应。
用户评价
我最近读了《财团治国的年代：从自由市场到不自由的人民》，这本书给我带来了极大的思想冲击，让我对台湾社会经济运行的深层逻辑有了前所未有的清晰认识。它不是一本泛泛而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而是充满了对现实生活的深刻洞察，用一种既严谨又充满人文关怀的笔触，揭示了当代社会发展中一些令人忧虑的趋势。 书中关于“自由市场”的解构，尤其令我印象深刻。过去，我们习惯性地将自由市场与效率、繁荣和个人自由联系在一起。但这本书却尖锐地指出，当市场被少数几个强大的“财团”所垄断，当资本的逻辑成为压倒一切的准则时，所谓的“自由”就可能变成一种“不自由”的枷锁，限制着大多数普通民众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会。我常常在想，为什么有时候明明感觉经济在发展，但我们的生活压力却越来越大？为什么年轻人越来越看不到上升的通道？这本书通过对财团如何影响政策制定、操控舆论、规避监管等方面的深入剖析，为我提供了非常具有说服力的解释。 它让我看到了，在看似公平的市场竞争背后，可能隐藏着一场被精心设计的“游戏”。财团凭借其庞大的资源和信息优势，能够比普通民众更早地洞察政策走向，更能找到规避风险的途径。而普通民众，则往往是被动地接受市场和政策带来的影响。书中关于“信息不对称”和“资本的逐利性”的论述，让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为何贫富差距会不断扩大，以及为何一些社会问题会长期得不到解决。这种“不自由”，渗透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我们能购买到的商品，到我们能接收到的信息，甚至是我们对未来的预期，都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财团力量的塑造。 更让我感到震撼的是，作者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经济现象的宏观描述，而是深入探讨了这种“财团治国”对“人”的本质性影响。当社会的一切都以经济效益为衡量标准，当竞争的压力迫使人们不断地去追逐物质上的成功，我们可能会渐渐失去许多宝贵的东西，比如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对社会责任的担当，以及对自身价值的多元化追求。书中对“异化”的描绘，让我联想到了很多在现代社会中感到迷茫和疏离的人们，他们可能拥有体面的工作，但却感受不到生命的意义。 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极其宝贵的视角，让我们能够更深刻地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它并不是要我们陷入绝望，而是要我们认清现实，从而有力量去寻找改变的可能。它鼓励我们保持批判性思维，去质疑那些被包装成“自然规律”的现象，去争取一个更公平、更有人文关怀的社会。 我真心推荐《财团治国的年代：从自由市场到不自由的人民》给每一个关心台湾社会未来，关心自身命运的读者。它是一本让你读后久久不能平静，但又充满力量的书。它将帮助你更好地理解经济、政治与个体命运之间的复杂联系，并为我们共同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提供宝贵的思考和启示。
评分我最近读了《财团治国的年代：从自由市场到不自由的人民》，这本书着实让我大开眼界，它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我过去对台湾社会经济运行模式的一些朦胧的困惑。作为一名普通市民，我一直觉得我们社会发展背后存在着一些深层的力量，而这本书则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和详实的论据，将这些力量一一展现在我面前。 书中最令我震撼的，莫过于它对“自由市场”的重新解读。我们从小被教导自由市场是提升效率、促进繁荣的最佳途径。然而，这本书却深刻地指出，当市场被少数几个巨头所主导，当资本的逻辑成为唯一的衡量标准时，所谓的“自由”就可能变成一种“不自由”，一种将普通民众推向边缘化的力量。我常常在想，为什么有时候感觉我们为社会创造的价值，并没有体现在我们自身的生活水平上？为什么房价如此之高，年轻人似乎永远无法拥有自己的家？这本书通过对财团如何通过影响政策、操控信息、设置行业壁垒来巩固其垄断地位的细致描绘，为我提供了非常有说服力的解答。 它让我意识到，所谓的“市场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被精心设计过的游戏，而游戏的规则往往是由那些拥有最大资本力量的财团所制定。这种游戏规则，使得财富和权力不断向少数人集中，而大多数普通民众则在其中承受着越来越大的经济压力和社会不公。书中关于“资本的逐利性”以及“财团的权力扩张”的论述，让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为何社会贫富差距会不断扩大，以及为何一些看似简单的社会问题却难以得到根本解决。这种“不自由”，渗透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我们能购买到的商品，到我们能接收到的信息，甚至是我们对未来的预期，都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财团力量的塑造。 更让我感到触动的是，这本书并没有将重点仅仅放在经济数据和政策分析上，而是深入探讨了这种“财团治国”对“人”的本质性影响。当社会的一切都以经济效益为衡量标准，当竞争的压力不断挤压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我们可能会渐渐失去许多宝贵的东西，比如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对社会责任的担当，以及对自身价值的多元化追求。书中对“异化”的描绘，让我联想到了很多身处高压工作环境中的朋友，他们似乎成为了运转机器上的螺丝钉，疲惫不堪，却找不到真正的意义。 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极其宝贵的视角，让我们能够更深刻地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它并不是要我们陷入绝望，而是要我们认清现实，从而有力量去寻找改变的可能。它鼓励我们保持批判性思维，去质疑那些被包装成“自然规律”的现象，去争取一个更公平、更有人文关怀的社会。 我真心推荐《财团治国的年代：从自由市场到不自由的人民》给每一个关心台湾社会未来，关心自身命运的读者。它是一本让你读后久久不能平静，但又充满力量的书。它将帮助你更好地理解经济、政治与个体命运之间的复杂联系，并为我们共同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提供宝贵的思考和启示。
评分最近我花了不少时间，沉浸在《财团治国的年代：从自由市场到不自由的人民》这本书所构建的世界里。作为在台湾经历过经济起飞、也亲历过各种社会变迁的过来人，这本书的内容可以说触动了我内心最深处的许多感受。它不是那种提供速效药的励志读物，而是像一位经验丰富的人生导师，带着你一起深入剖析社会运作的复杂肌理，让人在读完后，既有振奋，也有沉思。 书中对于“自由市场”的论述，可以说是颠覆了我过去的一些认知。我们从小被教导，自由市场是效率的保证，是创新的源泉。然而，这本书却旗帜鲜明地指出，当市场被少数几个庞大的“财团”所主导，当资本的无序扩张成为常态时，“自由”的面纱下，往往隐藏着“不自由”的现实。这种不自由，并非是政府权力失控，而是资本力量在看不见的地方，通过影响政策、控制信息、塑造需求等方式，悄悄地侵蚀着个体的选择权和社会的公平性。我常常在想，为什么即使经济数据看起来不错，但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感受却并没有得到同步的改善？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的选择，其实早已被框定好了？ 作者对于“财团治国”的描绘，非常生动且具有说服力。它并不是简单的道德批判，而是通过大量的案例和数据，展示了财团如何在各个领域，从金融、科技到媒体、能源，一步步构建起自己的权力网络。这种权力网络，使得财团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规避监管，甚至影响立法，从而为自己的利益保驾护航。我看着书中的描述，不禁回想起过去一些社会事件，当时觉得很困惑，现在似乎都找到了合理的解释。这种“权力寻租”和“利益输送”的机制，让我想起我们常说的那句话——“穷人家的孩子，想成功，难上难。” 更让我感到触动的是，这本书并没有将重点仅仅放在经济数据和政策分析上，而是深入探讨了这种“财团治国”对“人”的本质性影响。当社会被金钱和利益所裹挟，当竞争的压力不断挤压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我们可能会渐渐失去许多宝贵的东西。比如，对艺术的欣赏，对自然的敬畏，对人文的关怀，以及对自身内心需求的探索。书中对于“人被工具化”的描述，让我联想到了很多身处高压工作环境中的朋友，他们似乎成为了运转机器上的螺丝钉，疲惫不堪，却找不到真正的意义。 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更宏观、更深刻的视角来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它并没有给出简单的“解药”，因为现实的复杂性远超我们想象。但它点亮了一盏灯，让我们能够看清前方的迷雾，也让我们意识到，作为社会的一份子，我们并非完全被动。它鼓励我们保持批判性思维，去质疑那些被包装成“自然规律”的现象，去争取一个更公平、更有人文关怀的社会。 我强烈推荐《财团治国的年代：从自由市场到不自由的人民》给每一个关心台湾社会未来，关心自身命运的读者。它是一本让你读后久久不能平静，但又充满力量的书。它将帮助你更好地理解经济、政治与个体命运之间的复杂联系，并为我们共同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提供宝贵的思考和启示。
评分我最近读完《财团治国的年代：从自由市场到不自由的人民》，这本书简直是一记重磅炸弹，在我的脑海中激起了层层涟漪，久久不能平息。作为一名在台湾生活多年的普通上班族，我一直对我们社会经济发展的轨迹有着一种模糊但强烈的感受，总觉得有些地方的运行逻辑，并非像教科书上描绘的那样简单和纯粹。这本书就像一位睿智的观察者，用非常接地气且极具穿透力的语言，为我揭开了许多我曾经模糊感知到的真相。 书中对于“自由市场”的批判，让我耳目一新。我们从小被教育说，自由市场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它能带来繁荣和创新。然而，这本书却告诉我们，当市场被少数几家巨型“财团”所掌控，当资本的逻辑凌驾于一切之上时，所谓的“自由”就可能变成一种“不自由”的束缚，悄无声息地限制着普通人的选择和机会。我常常在想，为什么有时候感觉努力了很久，但生活水平的提升却如此缓慢，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在倒退？为什么房价高企，年轻人看不到希望？这本书通过对财团如何通过影响政策、利用信息不对称、设置行业壁垒等方式，来巩固其垄断地位的深入剖析，为我提供了非常清晰且令人信服的解释。 它让我明白了，所谓的“市场竞争”，在很多情况下，并非是起点公平的赛跑，而更像是一场被精心设计过的游戏，而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往往是那些拥有最大资本力量的财团。书中关于“资本的逐利性”以及“财团的权力扩张”的论述，让我看到了经济发展背后隐藏的权力结构。这种结构，往往使得财富和权力不断向少数人集中，而大多数普通民众则在其中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我曾经对一些社会现象感到不解，比如为什么一些本应惠及大众的政策，最终却似乎肥了少数人，这本书就为我揭示了其背后可能的逻辑。 更让我感到震撼的是，这本书并没有停留在对经济现象的宏观描述，而是深入探讨了这种“财团治国”对“人”的本质性影响。当社会的一切都以经济效益为衡量标准，当竞争的压力不断挤压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我们可能会渐渐失去许多宝贵的东西。比如，对艺术的欣赏，对自然的敬畏，对人文的关怀，以及对自身内心需求的探索。书中对“人被工具化”的描绘，让我联想到了很多身处高压工作环境中的朋友，他们似乎成为了运转机器上的螺丝钉，疲惫不堪，却找不到真正的意义。 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极其宝贵的视角，让我们能够更深刻地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它并不是要我们陷入绝望，而是要我们认清现实，从而有力量去寻找改变的可能。它鼓励我们保持批判性思维，去质疑那些被包装成“自然规律”的现象，去争取一个更公平、更有人文关怀的社会。 我真心推荐《财团治国的年代：从自由市场到不自由的人民》给每一个关心台湾社会未来，关心自身命运的读者。它是一本让你读后久久不能平静，但又充满力量的书。它将帮助你更好地理解经济、政治与个体命运之间的复杂联系，并为我们共同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提供宝贵的思考和启示。
评分我最近有幸读到一本名为《财团治国的年代：从自由市场到不自由的人民》的书，这本书可以说是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认知维度，让我对台湾社会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有了前所未有的深刻理解。它并非一本空谈理论的著作，而是充满了对现实问题的深刻洞察，以及对未来走向的审慎忧虑。读这本书的过程，就像是在经历一场思想的洗礼，让我不得不重新审视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社会现象。 书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莫过于它对“自由市场”的批判性审视。我们长期以来都被告知，自由市场是最佳的资源配置方式，能够带来效率和繁荣。然而，这本书却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当市场力量被少数几个超级巨头所垄断，当“自由”成为少数人攫取更多利益的工具时，它就可能演变成一种“不自由”的枷锁，套在大多数普通民众的身上。我常常在思考，为什么我们努力工作，生活水平似乎没有明显提升，反而感觉竞争力越来越大，生活成本越来越高？这本书通过对财团如何通过影响政策、操控舆论、设置行业壁垒等方式，来维持其垄断地位的详细分析，给出了非常令人信服的解答。 它让我看到，在所谓的“市场信号”背后，可能隐藏着财团精心设计的“游戏规则”。这些规则往往是朝着有利于资本扩张的方向倾斜，而普通劳动者、消费者，甚至是一些中小企业，则在这种规则下处于天然的劣势。书中关于“资本的逻辑”如何一步步侵蚀社会价值的论述，让我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但同时，也激发了我更强烈的思考。我们所追求的“繁荣”，是否真的惠及了所有人？还是只是少数人的盛宴，而大多数人则成为了这场盛宴的代价？ 这本书不仅仅是在谈论经济，它还在深入探讨“人”的维度。当社会的一切都以经济效益为衡量标准，当竞争成为生活的主旋律，我们可能会渐渐失去许多原本属于我们的东西。比如，对社区的归属感，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心，以及对自身价值的多元化追求。书中对“工具理性”的警惕，让我反思，我们是否在不知不觉中，将自己变成了一个追求效率和利润的“工具”，而忘记了作为“人”的丰富性和情感需求。 我尤其欣赏作者的写作风格，既有严谨的学术根基，又不乏人文关怀的温度。它并没有简单地给出“解决方案”，因为社会问题的解决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但它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让我们能够更清晰地认识到问题所在的根源，以及我们所处的困境。它鼓励我们保持警醒，不盲从，不麻木，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去争取一个更公平、更健康的社会环境。 这本书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次阅读体验，更是一次思想上的启蒙。它让我明白，真正的“自由”并非是经济上的放任自流，而是建立在公平、正义和对每个人尊严的尊重之上。我极力推荐这本书给所有关心台湾社会发展和个人命运的读者，它将帮助你更好地理解我们身处的时代，并为我们共同的未来，找到更坚实的思考基石。
评分我最近读了《财团治国的年代：从自由市场到不自由的人民》，这本书简直是把我对台湾社会经济的许多隐隐约约的猜测，用一种系统化、条理清晰的方式给具象化了。刚开始翻开这本书，我以为它会是一本那种很学术、很枯燥的模型分析，但事实完全不是。作者的文笔非常生动，虽然讨论的是经济和政治的深层问题，但读起来一点都不费力，反而像是在听一位经验丰富、见多识广的长辈在娓娓道来，偶尔还会用一些精辟的比喻，让人茅塞顿开。 最让我震撼的是，它打破了我过去对“自由市场”的固有认知。我们一直被教育说，市场经济是最有效率的配置资源的方式，它能带来繁荣。但是，这本书却指出，当“自由市场”被少数几个巨大的“财团”所操控时，它就变了味。这些财团不仅仅是在做生意，他们还在通过各种隐形的力量，比如影响媒体、左右政策，来维护自己的垄断地位。我常常在想，为什么有时候感觉自己好像在一个不公平的赛跑中，起跑线就不是平的？为什么有些政策的制定，总是显得那么“巧合”地有利于大公司？这本书就给出了非常令人信服的解释，它揭示了财团如何通过“旋转门”效应，让政府官员和企业之间界限模糊，从而实现“自己管自己”的状态。 书中关于“资本逐利性”的论述，我看得特别有感触。资本的本质就是增值，它会不断寻找利润最高的投资方向。当社会责任、劳动者权益、环境可持续性等因素，与资本的增值需求发生冲突时，资本往往会选择牺牲后者。这就导致了我们常常看到的现象：一方面是经济数据上的增长，另一方面却是贫富差距的扩大，劳动者权益的受损，以及环境的恶化。这本书就通过大量的例子，展示了资本是如何一步步蚕食社会价值，将原本属于公共的领域，也变成了可以被私有化、被变现的商品。 我尤其欣赏书中对“公民”角色的探讨。在财团治国的年代，普通人的声音很容易被淹没。我们的生活似乎在很大程度上被财团所设定的规则所左右，而我们却对此知之甚少。这本书的价值就在于，它鼓励我们保持警惕，保持独立思考，去质疑那些看似理所当然的规则，去探究那些被遮蔽的真相。它并不是要我们陷入虚无的愤怒，而是要我们认识到，作为公民，我们有责任去了解社会是如何运作的，并且有能力去影响它。 这本书也让我重新审视了“民主”的意义。我们有投票权，但如果选举的结果，最终能够被财团的资金和影响力所操纵，那么我们的民主还有多少实质性的意义？书中对政治献金、游说团体等运作方式的揭露，让我感到一种深深的忧虑。这并不是要否定民主制度本身，而是要我们认识到，民主制度也需要不断地去完善和守护，才能真正地服务于全体人民，而不是被少数利益集团所劫持。 总的来说，《财团治国的年代：从自由市场到不自由的人民》是一本非常有启发性的书。它用深刻的洞察力和扎实的论据，揭示了当代社会经济结构中存在的深刻问题。它让我们看到，在表面繁荣的自由市场背后，可能隐藏着一个不那么自由、不那么公平的现实。这本书让我更加警醒，也更加坚定，要用批判性的眼光去审视我们所处的社会，并且积极地去寻找和参与改变。
评分我最近读到一本名为《财团治国的年代：从自由市场到不自由的人民》的书，这本书的内容简直让我欲罢不能，每次读完都陷入深深的思考。作为一个在台湾土生土长的人，我一直觉得我们社会的经济发展模式背后，似乎隐藏着一些更深层的东西，而这本书恰好就为我提供了一个非常清晰且发人深省的视角。它并没有直接去鼓吹某个政治理念，也不是简单地指责某个群体，而是像一位经验丰富的医生，冷静地剖析了我们社会经济肌体的“病症”。 书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它对于“自由市场”这个概念的重新定义和解构。我们从小接触到的市场经济，似乎总是与效率、创新、繁荣联系在一起。然而，作者却尖锐地指出，当市场被少数巨头掌控，当资本的力量过于集中时，所谓的“自由市场”就会逐渐走向“不自由”。这种不自由，并非是指政府的直接干预，而是指财团通过各种隐蔽的手段，比如影响立法、左右舆论、规避监管等，来塑造一个有利于自身扩张的环境。我经常在想，为什么我们感觉生活压力越来越大，为什么年轻人越来越难买房？这本书就通过对财团如何影响土地政策、金融体系，甚至是如何塑造消费文化等方面的深入分析，给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 它让我看到了，在看似公平的市场竞争背后，可能存在着一场不对等的较量。财团拥有庞大的资源和信息优势，他们能够比普通人更早地洞察政策走向，更能找到规避风险的途径，而我们普通民众，则往往是被动地接受市场和政策所带来的影响。书中关于“信息不对称”和“资本的逐利性”的论述，让我更加理解了为何会出现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以及为何一些社会问题会持续得不到解决。这种“不自由”，体现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我们能够购买到的商品，到我们能够接受到的信息，甚至是我们对未来的预期，都可能在不经意间受到了财团力量的塑造。 更让我感到震撼的是，作者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现象的描述，而是深入剖析了财团治国对“人”的影响。当经济利益成为一切的衡量标准，当竞争的压力迫使人们不断地去追逐物质上的成功，我们可能会渐渐失去许多宝贵的东西，比如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对社会责任的担当，以及对内心价值的追求。书中对“异化”的描绘，让我联想到了很多在现代社会中感到迷茫和疏离的人们，他们可能拥有体面的工作，但却感受不到生命的意义。 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用一种深刻的洞察力，揭示了我们时代最核心的经济和权力运作模式。它并没有提供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因为问题本身就极其复杂。但它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工具——那就是批判性思维，以及认识到我们作为社会个体，并非完全无能为力。它鼓励我们去了解，去思考，去发声，去共同努力，将“不自由的人民”重新拉回“自由”的轨道。 我推荐这本书给所有关心台湾社会未来的人，特别是那些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有着疑问的读者。它不是一本让你读完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的“圣经”，但它绝对是一本能够开启你思考、激发你行动的“启蒙书”。读完它，你会对我们身处的社会有更清晰的认识，也会对我们作为公民的责任有更深刻的理解。
评分这本《财团治国的年代：从自由市场到不自由的人民》真是让人读了又想，想了又读，久久不能释怀。作为一个在台湾生活了三十多年的普通市民，我一直以来对我们社会经济发展的脉络有着朦胧的感受，总觉得有些地方不对劲，但又说不清楚。这本书就像一位博学的长者，用通俗易懂又饱含洞见的语言，一点点揭开了那些遮蔽在我们眼前的迷雾。它并非那种枯燥乏味的学术著作，而是充满现实关怀，甚至可以说是带点忧虑的呐喊。 书里对于“自由市场”的解构，让我印象深刻。我们从小被灌输自由市场的优越性，相信市场会自我调节，带来繁荣和效率。然而，这本书却告诉我们，当市场被少数强大的“财团”所垄断，当资本的逻辑凌驾于社会福祉之上时，“自由”就可能变成“不自由”的陷阱。我常常在想，为什么生活成本越来越高，年轻人看不到希望？为什么房价如此飙升，我们似乎永远在为住房奔波？为什么看似公平的竞争，最终总是那些有钱有势的人胜出？这本书给出了很多深刻的解释。它没有简单地批判，而是深入剖析了财团如何通过各种方式影响政策制定、规避监管，甚至塑造社会舆论，从而为自身谋取更大的利益，而这背后，往往是以牺牲普通民众的利益为代价。 这本书的论证过程严谨而不失趣味，它引用了大量的案例和数据，但又避免了生硬的堆砌。作者的笔触时而犀利，时而温情，让人在阅读过程中时而拍案叫绝，时而扼腕叹息。尤其是书中对“人的异化”的描述，我深有体会。当我们的生活被消费主义所裹挟，当工作的意义只剩下换取金钱，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功利所取代，我们真的还算是“自由的人”吗？我经常在想，我们每天辛苦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实现自我价值，还是仅仅为了不被这个社会淘汰？这本书让我不得不停下来，认真审视自己的人生，审视我们所处的社会。 它也让我重新思考了“民主”的含义。我们拥有投票权，但当财团可以通过政治献金、游说集团等方式左右选举结果，影响立法方向时，我们的选票是否还具有真正的力量？这本书所描绘的“财团治国”，让我看到了民主制度在资本侵蚀下可能出现的脆弱和扭曲。这并不是一个遥远的国度里的故事，而是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它提醒我们，对权力的监督和制衡，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斗争。 我特别欣赏作者的勇气，敢于触碰这些敏感而复杂的问题。在如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很多声音都被碎片化、娱乐化，能够如此深入、系统地探讨社会核心问题的著作，实属难得。这本书不是要我们陷入绝望，而是要我们认清现实，然后才有力量去改变。它就像一盏灯，照亮了前方的道路，也让我们看到脚下的泥泞。 读完这本书，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振奋。不是因为看到了希望，而是因为终于找到了解释，找到了思考的方向。那些曾经困扰我的疑问，似乎都有了答案。我开始更加关注社会议题，开始思考自己作为社会的一份子，能够做些什么。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读物，更像是一种启蒙，一种唤醒。 这本书让我看到，我们所谓的“自由市场”，在很多时候，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景，或者说，是一个被精心设计的幻象。而在这个幻象背后，隐藏着权力与资本的深度勾结，隐藏着普通人被边缘化、被剥夺的现实。它让我意识到，所谓的“经济发展”并非总是普惠的，它可能只是少数人的狂欢，而大多数人则在其中承受着沉重的代价。 我记得书中关于“社会契约”的论述，让我们不禁反思，我们与国家，与社会之间，最初的那个契约是否已经被悄然修改，以至于如今的我们，在享有“自由”的表象下，却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束缚。这种束缚并非来自于法律的强制，而是来自于经济上的脆弱，来自于信息的不对称，来自于话语权的缺失。 更重要的是，这本书让我对“公民”这个词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它不仅仅是拥有权利的人，更是一个拥有责任，拥有反思能力，并且愿意为维护社会公正而发声的人。它鼓励我们不要沉默，不要麻木，要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用自己的大脑去思考，用自己的声音去表达。 总而言之，《财团治国的年代：从自由市场到不自由的人民》是一本值得反复阅读、深入思考的好书。它以一种深刻而又贴近生活的方式，剖析了我们时代最核心的矛盾和挑战。对于每一个关心我们社会未来的人来说，这本书都是一份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它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所身处的这个世界，并且为创造一个更公平、更自由的未来，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
评分最近有幸拜读了《财团治国的年代：从自由市场到不自由的人民》一书，这本书带给我的冲击和启发，至今仍在我心中回荡。作为在台湾生活了数十年的普通市民，我一直对我们社会经济发展的轨迹有着一种若有所思但又难以言说的困惑。这本书就像一把钥匙，为我打开了理解这一切的新视角，让我得以窥见那些隐藏在表面繁荣之下的深刻逻辑。 书中对“自由市场”的剖析，彻底颠覆了我过去的一些刻板印象。我们一直被教育自由市场能够带来效率和繁荣，但这本书却深刻地指出，当市场被少数几个庞大的“财团”所垄断，当资本的逻辑成为一切的指挥棒时，“自由”就可能变成一种“不自由”的枷锁，悄无声息地限制着普通人的选择权和发展空间。我常常在思考，为什么在经济不断增长的背景下，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压力却越来越大？为什么年轻人似乎越来越难看到向上流动的希望？这本书通过对财团如何通过影响政策、操控信息、设置行业壁垒等方式，来固化其垄断地位的细致描绘，为我提供了非常有说服力的答案。 它让我看到了，在所谓的“市场竞争”背后，可能存在着一场不对等的较量。财团拥有庞大的资源和信息优势，他们能够比普通人更早地洞察政策走向，更能找到规避风险的途径，而我们普通民众，则往往是被动地接受市场和政策所带来的影响。书中关于“信息不对称”和“资本的逐利性”的论述，让我更加理解了为何会出现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以及为何一些社会问题会持续得不到解决。这种“不自由”，体现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我们能够购买到的商品，到我们能够接受到的信息，甚至是我们对未来的预期，都可能在不经意间受到了财团力量的塑造。 更让我感到震撼的是，作者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现象的描述，而是深入剖析了财团治国对“人”的影响。当经济利益成为一切的衡量标准，当竞争的压力迫使人们不断地去追逐物质上的成功，我们可能会渐渐失去许多宝贵的东西，比如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对社会责任的担当，以及对自身价值的多元化追求。书中对“异化”的描绘，让我联想到了很多在现代社会中感到迷茫和疏离的人们，他们可能拥有体面的工作，但却感受不到生命的意义。 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用一种深刻的洞察力，揭示了我们时代最核心的经济和权力运作模式。它并没有提供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因为问题本身就极其复杂。但它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工具——那就是批判性思维，以及认识到我们作为社会个体，并非完全无能为力。它鼓励我们去了解，去思考，去发声，去共同努力，将“不自由的人民”重新拉回“自由”的轨道。 我推荐这本书给所有关心台湾社会未来的人，特别是那些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有着疑问的读者。它不是一本让你读完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的“圣经”，但它绝对是一本能够开启你思考、激发你行动的“启蒙书”。读完它，你会对我们身处的社会有更清晰的认识，也会对我们作为公民的责任有更深刻的理解。
评分我最近读完《财团治国的年代：从自由市场到不自由的人民》，这本书简直是在我的思想光谱中划出了一道新的弧线，让我对我们所处的社会有了更深刻、也更复杂一层次的理解。作为一名长期生活在台湾的普通民众，我一直对我们经济发展模式中存在的某些“不协调”之处感到困惑，而这本书就像一位经验老道的剖析师，为我解开了许多疑团。 书中对“自由市场”的批判性分析，对我来说是最具颠覆性的部分。我们从小被灌输自由市场的优越性，相信它能带来效率和繁荣。但这本书却冷静地指出，当少数几个超级“财团”占据市场主导地位，当资本的逻辑凌驾于社会福祉之上时，“自由”就可能变成“不自由”的陷阱。我经常在想，为什么我们的生活成本似乎总是在不断上升，而劳动报酬的增长却显得滞后？为什么年轻人越来越难在大城市立足？这本书通过对财团如何影响政策制定、操控信息传播、设置行业壁垒来巩固其垄断地位的细致描绘，为我提供了非常有说服力的解释。 它让我意识到，所谓的“市场竞争”，在很多时候，并非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公平较量，而更像是一场被精心设计的游戏。财团凭借其庞大的资源和信息优势，能够比普通民众更早地洞察政策走向，更能找到规避风险的途径。而普通民众，则往往是被动地接受市场和政策带来的影响。书中关于“信息不对称”和“资本的逐利性”的论述，让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为何贫富差距会不断扩大，以及为何一些社会问题会长期得不到解决。这种“不自由”，渗透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我们能购买到的商品，到我们能接收到的信息，甚至是我们对未来的预期，都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财团力量的塑造。 更让我感到震撼的是，作者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经济现象的宏观描述，而是深入探讨了这种“财团治国”对“人”的本质性影响。当社会的一切都以经济效益为衡量标准，当竞争的压力迫使人们不断地去追逐物质上的成功，我们可能会渐渐失去许多宝贵的东西，比如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对社会责任的担当，以及对自身价值的多元化追求。书中对“异化”的描绘，让我联想到了很多在现代社会中感到迷茫和疏离的人们，他们可能拥有体面的工作，但却感受不到生命的意义。 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极其宝贵的视角，让我们能够更深刻地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它并不是要我们陷入绝望，而是要我们认清现实，从而有力量去寻找改变的可能。它鼓励我们保持批判性思维，去质疑那些被包装成“自然规律”的现象，去争取一个更公平、更有人文关怀的社会。 我真心推荐《财团治国的年代：从自由市场到不自由的人民》给每一个关心台湾社会未来，关心自身命运的读者。它是一本让你读后久久不能平静，但又充满力量的书。它将帮助你更好地理解经济、政治与个体命运之间的复杂联系，并为我们共同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提供宝贵的思考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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