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市民社会检视中国政治发展(2008-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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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中国于1979年改革开放后,在深圳等地设立四个经济特区,允许特区不必因循苏联的计画经济,改而学习亚洲四小龙,採取市场经济。特区设立十年后的经济快速成长,邓小平决定扩大改革开放,于1992年在上海等沿海沿江城市设立2,000个经济开发区。这项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验,使得中国在2014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比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中国修改宪法,承认现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允许私有财产,改变了毛泽东极左的社会主义公有政策。在经济外溢效果下,在特区里享有自由法治和财富的市民,于是团结一致来维护自有财产,从深圳业主维权运动开始,到上海沉寂四十年的市民社会复甦,再加上2008年北京奥运,以及四川汶川大地震,在新兴起的六亿网民支持下,中国公民运动兴起。

  2014年,习近平展开反贪腐,拘捕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等前国家领导人,要求依宪治国。中国从毛泽东极权统治,在经济外溢效果和市民社会以及网路民意要求下,产生重大的质变。

  面对中国的剧烈变化,本书的观照切入点,从2008-2014年,密切观察变动中的中国及其政治发展,提供读者对中国政治发展深入的观察。
 
变革之潮下的社会脉动:中国转型期的非国家行为体研究(1990-2010) 本书聚焦于1990年代初至2010年间,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时期,各类非国家行为体(Non-State Actors, NSAs)的兴起、演变及其在中国政治经济格局中扮演的复杂角色。 在这一关键的历史阶段,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动,传统由国家完全主导的社会治理模式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新的社会力量开始涌现、组织化,并以各种形式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协商、动员与监督之中。 本书的研究视野超越了传统上聚焦于精英政治和国家政策制定的范畴,转而深入探究植根于社会底层的、非官方的、介于国家与纯粹私人领域之间的组织和群体。我们试图揭示的是,这些“灰色地带”的行为体,是如何在国家权力的渗透、规制与默许的微妙平衡中,构建起自身的行动逻辑、资源网络以及制度空间。 第一部分:转型期的社会结构重塑与非国家行为体的“土壤” 本部分首先对1990年代中国社会结构发生的根本性变化进行梳理,为理解非国家行为体的兴起奠定理论和历史基础。我们认为,这一时期的社会动员能力和组织潜力的释放,并非偶然,而是由特定的制度松动和经济发展共同催生的“结构性机会”。 1. 经济分权与“地方发展主义”的兴起: 1994年分税制改革及随后市场化进程的加速,极大地提升了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能动性。这种“发展主义”逻辑,在追求GDP增长的压力下,无意中为一些准官方或半官方的行业协会、技术服务组织提供了生存空间。本书将详细分析这些组织如何成为地方政府进行经济调控、招商引资的“外部代理人”,探讨其“半官方”身份带来的行动便利与制度约束。 2. 城市化进程与新型社会群体的生成: 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城市中产阶层的膨胀,催生了大量基于共同职业、利益诉求或生活方式的新型城市群体。本书将关注早期农民工组织(不同于后来的大规模劳工运动,而是指早期在城市中形成的互助网络和非正式行业联合体)的雏形,以及新兴的知识分子群体、私营企业家群体在社会公共议程中的早期表达。 3. 国家威权结构的韧性与“留白”空间: 尽管国家保持着对政治权力的绝对控制,但在社会治理的某些具体领域(如环境保护、社区服务、文化活动等),国家资源的有限性或治理的复杂性,形成了治理的“留白”。这些留白成为各种民间组织(Faith-Based Organizations, FBOs,以及早期NGO的萌芽状态)得以发展和试验其组织模式的场域。 第二部分:多元化行动场域中的组织形态与策略选择 第二部分是本书的核心,它将不同类型的非国家行为体置于具体的行动场域中进行比较案例分析,考察它们如何根据环境的差异,采取不同的组织策略和动员模式。 1. 利益表达的“隧道化”:准官方协会的运作机制: 我们深入剖析了在国家主导的行业协会、商会中,利益是如何被“过滤”和“再编码”的。这些组织并非纯粹的利益代表者,它们的首要任务是协调与政府的关系,将社会诉求转化为符合国家政策框架的话语,从而实现有限的利益诉求。通过对特定行业(如房地产、IT行业早期协会)的个案分析,揭示其“制度性嵌入”的代价与收益。 2. 社区动员与“微观治理”的试验: 聚焦于城市社区层面的非正式组织,如业主委员会的早期实践、邻里互助小组以及一些地方性的文化保护团体。这些组织主要关注的是“身边的问题”,其行动范围窄,但与居民生活关联紧密。本书特别关注它们在协商民主实践中的初步尝试,以及它们如何与街道办事处等基层政府形成复杂的合作或摩擦关系。 3. “批判性声音”的迂回表达:知识分子与非主流智库的涌现: 在官方意识形态话语之外,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精英开始通过非正式渠道或在学术机构的掩护下,对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提出质疑。本书区分了这些“批判性声音”的类型——有的寻求体制内的影响,有的则更倾向于学术化、隐晦的理论建构,以及它们如何通过网络空间(特别是2000年代初期的BBS和早期博客)进行有限度的扩散。 第三部分:国家的回应、规制与适应性治理 本书的结论部分将探讨国家权力对新兴非国家行为体所采取的多维度回应策略,并评估这些互动如何塑造了未来十年的社会治理图景。 1. “拉拢与驯化”的治理工具箱: 研究发现,国家对非国家行为体的控制并非单一的镇压,而是表现出高度的策略性。对于那些能够提供公共服务、不直接触碰政治红线的组织,国家倾向于通过提供补贴、授予“半官方”地位、或将其纳入政府购买服务体系的方式进行“拉拢和驯化”。这在社会服务领域尤为明显。 2. 持续的“不确定性”与组织存续的风险: 尽管存在上述的拉拢,但整体制度框架依然保持着对政治风险的极度敏感。本书分析了在重大社会事件或政治敏感时期,不同类型的组织所面临的命运差异,揭示了“不确定性”如何内化为组织决策者的自我审查机制。 3. 网络空间对组织化的双重影响: 2000年代后期,互联网的普及为非国家行为体提供了新的动员和信息传播工具。然而,国家对信息流的控制也日益加强。本书分析了网络如何既成为组织者绕过传统渠道的“加速器”,也成为政府进行“预警和干预”的“前沿阵地”。 总结: 本书通过对1990年至2010年间中国非国家行为体历史的细致梳理,旨在提供一个多层次、动态的分析框架,用以理解一个威权体制如何在快速的经济转型中,与其社会中涌现出的复杂力量进行共存、博弈与适应。这些非国家行为体的历史轨迹,为理解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复杂性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视角。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童慧玲


  现职:
  树人医护管理专科学校通识教育中心主任
  树人医护管理专科学校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学历: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博士

  专长:
  国际政治
  两岸关系
  政治经济学

图书目录

第一章 导论
壹、研究问题与背景
贰、研究目的与方法
研究目的∕研究方法
参、研究途径与范围
市民社会研究取向∕新功能主义之溢出效果研究取向
肆、研究架构与预期成果

第二章 相关理论与文献之应用分析
壹、「市民社会」概念的产生
贰、民主转型的条件
参、市民社会在中国崛起
肆、台湾民权运动的影响
伍、网路民主
陆、国内外有关本专题研究之研究情况

第三章 网路民主与中国政治发展
壹、网路民主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由集权专政到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制度促使中国改变∕
虚拟实境突破现实空间对中国人民的制约
贰、网路民主对中国的挑战
世界最大的网路公民世界∕网路公民运动的新天地∕
凝聚民意改变政府决策
参、中国政府的网路自由管制
採取措施管制网路自由∕网民与中国网路封锁的对抗
肆、中国市民社会的成长
改革开放对中国社会的冲击∕上海市民社会的萌芽与困境∕北京市民社会的禁制与成长∕计画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对政治体制的影响∕度过金融风暴中国自我肯定
伍、经济体制改革外溢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公民运动依经济体制的变化分期∕寄望于自下而上的市民社会公民运动∕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中国公民运动的类别

第四章 中国经济特区与「市民社会」的发展
壹、改革开放对中国民主的冲击
贰、经济外溢效果的检视-经济特区的设立及扩大
参、市民社会的萌芽
宽松的政治环境∕优惠的政策环境∕良好的人文环境

第五章 深圳经济特区市民社会的政治发展
壹、经济发展改变特区社会
中国社会由量变到质变∕市场经济体制促成市民社会的产生∕民间组织的形成
贰、深圳经济特区和市民社会的发展
经济特区与市民社会∕深圳具有移民社会特性∕
深圳文化素质高
参、深圳市民社会取样
深圳市民间组织∕深圳市民间组织的功能∕深圳市自发形成的民间商会∕深圳市业主维权运动
肆、经济特区的发展,全面影响了中国各城市的发展

第六章 上海市民社会的政治发展
壹、上海市民社会再度成形
1870年代的上海市民社会∕1990年代的上海市民社会
贰、上海市民维权运动与民间组织
上海市民维权运动的经济因素∕上海民间组织与群众团队∕
上海市NGO案例
参、上海市民社会的困境
上海难以产生理想市民社会∕中国政府强力介入民间组织

第七章 北京市市民社会的政治发展
壹、北京市民社会的禁制与成长
奥运与川震救灾启动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与川震救灾行动
贰、中共加强管训民间组织
中共对市民社会的禁忌-公盟事件∕中国政府正视民间社会组织

第八章 台湾80年代市民社会与政治发展
壹、台湾经济起飞社会转型、自力救济成为公民运动号召
贰、台湾民选官吏及民代多达万人,公民借由各类选举影响公共政策
选民的投票行为∕候选人提出的十大政见
参、80年代台湾利益团体兴起成为市民社会基础
肆、大众传播工具快速成长,民意获得充分表达
伍、80年代台湾公民运动促进民主成长

第九章 中国市民社会与公民参选
壹、中国市民社会与宪政权利
贰、宪法保障的参选权为何难以实施?
参、独立参选人要以公民参选改变中国现状
肆、独立参选人受到中共层层打压
伍、乌坎村公民运动与基层民主自治
陆、乌坎首次「民主选举」公民运动

第十章 中国市民社会与宪政权利
壹、中国宪政发展的困顿
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什么不能保障民权?
参、中国政治制度源于马列主义以资产阶级矛盾为根本
肆、宪法赋与人民的权力
第十一章结论
壹、研究回顾
贰、研究发现
参、未来展望
参考文献

附录
1.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提出
2.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4.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5.中国政府管理NGO的法律框架-中国扶贫开发服务中心
6.经济特区授权立法有关情况综述
7.中国贪腐党政官员判刑列表
 

图书序言

序言

  1917年俄国共产革命成功,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联体制。1949年中共建政,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採取苏联计划经济,建立极权政治,经过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等等,清算斗争所有反对共产政权的人,寒蝉效应所及,从此人人俯首听命不敢反抗。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随后文革结束,四人帮被捕。1979年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共决定改革开放,但是只限于经济层面,决定先由经济特区开始,背离苏联计划经济,学习亚洲四小龙,并且通过立法法,允许特区採取港澳台的市场经济。十年后,特区经济高速发展,1989年北京学生运动,借哀悼胡耀邦要求民主改革,中共软禁总理赵紫阳,镇压学运,引发中国姓资姓社的争斗。1992年邓小平决定扩大改革开放,允许设立上海等2,000个经济开发区,这是经济外溢效果促成的。更重要的是,在深圳等特区,由于经济开放,特区立法法允许市场自由竞争,接受市场自由法治,保护私有财产的制度,特区居民拥有自己的房屋产业,一旦政府要征收私人房地产进行公共建设时,私人业主就团结维护自身权益,称为业主维权运动。这在反对私有财产的中共政权体制下,从未发生过。但是中共奉行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张市民社会,认为小市民可以利用生日会,歌唱会,登山会等民众组织集结力量,对抗政府专权。因此市民维权运动,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不可以压制。

  1992年上海成立经济开发区后,所享有的开放程度超过原有特区,沉寂四十年的上海市民社会立即复甦,以散步为名展开各种群众运动。2008年为了迎接北京奥运,中共唿吁北京市民展开各种民间组织活动,此时正好发生四川汶川大地震,北京和上海民间组织一週内发动百万人参与救灾,被称为中国公民运动元年。由于经济发展,资讯工业迅速在中国扩张,互联网成为非常普遍的传播工具,中国网民数目高达6亿。在网路上资讯传递不易管制,民意的连结,快捷庞大,6亿网民随时表达人民的意见,形成网路民主,不断揭露贪官污吏的丑陋行径。

  2013年由于王立军逃亡,将薄熙来、周永康等人意图政变资料交给美国。获得资料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决定打击贪腐,2014年令人震惊的拘捕了前届中国国家领导级干部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及副省级以上100多位高官高管。习近平认为巨大贪腐可以亡党亡国,中国一定要依宪治国依法治国。从市民社会在深圳上海兴起后,随着经济改革开放的幅度加大,中国人民对自身权益的维护,日益高涨。本来在中共无产阶级专政下,没有人敢想中国能从上而下的展开宪政体制改革,如今习近平敢大规模的拘捕中共领导干部,依靠的就是有互联网加持的民众力量。

  中国梦是宪政梦吗?刘晓波在《零八宪章》中大声唿吁,被捕判刑。不怕死的学者又联合起来发表《公民宪政共识》,要求有保障民权的宪政。今天不论习近平是否真正要实践宪政,中国市民维护自身权益,已经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最后,不可免俗的要感谢树人医专,因为学校对教师研究的支持鼓励,才有本书的完成。在漫长孤独的研究过程中,感谢从硕士班一路支持、陪伴的黄人杰教授,博士班指导教授陈延辉教授的后续指导,此外在台湾南部法政研究伙伴堪称南霸天的彭坚汶教授、廖达琪教授和谢政道教授,感谢他们在撰稿时对各篇章提出宝贵的改进意见。还要感谢先生和家人的支持,你们没有用传统女性的框架限制我,反而包容我放任我自由,我爱你们。
 

图书试读

用户评价

评分

这本书的标题《以市民社会检视中国政治发展(2008-2014)》本身就勾起了我极大的好奇心。身在台湾,我们一直以来都对中国大陆的政治走向有着密切的关注,但理解其内在的运作逻辑,尤其是在一个相对敏感的时期(2008-2014),确实需要更深入、更细致的视角。标题中的“市民社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它直接指向了民间力量、非政府组织、公民意识的觉醒以及社会自治的可能空间。我很好奇作者是如何界定和运用这个概念的,它在中国大陆的语境下,究竟包含了哪些主体和活动?是以一种批判性的姿态,还是更具建设性的分析?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同时也带来了国内社会运动和公民表达的某种活跃。而2014年,则处于一系列重要的政治和经济调整时期,例如十八大的召开,以及“依法治国”理念的提出。在这六年之间,中国大陆的政治环境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市民社会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是作为一种推动力量,还是受到压制的对象? 作者是否有提供具体的案例研究,例如对某些NGO的兴衰、网络舆论的演变、地方自治的实践,甚至是某个特定事件(如汶川地震后的公民救援)的分析?这些具体的细节,往往是理解宏大叙事的关键。我尤其期待作者能深入探讨,在中国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市民社会的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和限制,以及其可能存在的韧性和适应性。 这种透过市民社会的视角来审视政治发展,与我们长期以来习惯的从宏观政策、领导人讲话、官方媒体报道来理解中国政治的方式有所不同,因此,我非常期待这本书能带来一种耳目一新的观察角度,帮助我更立体地理解那个时期中国政治的复杂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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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看到《以市民社会检视中国政治发展(2008-2014)》这本书名时,脑海中立刻浮现出“民间力量”、“公民意识”以及“社会变革”等词汇。身处台湾,我们一直以来都非常关注中国大陆的政治动态,但往往更多地是通过官方信息和宏观分析来理解。而这本书提出的“市民社会”这一视角,则提供了一个从基层、从个体出发去审视中国政治发展的可能性,这让我感到非常新颖和好奇。 2008年至2014年,这段时期对于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年代。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似乎让中国在全球舞台上展现了自信,但也可能在内部激发出更多的社会诉求和公民表达。而随后的几年,中国社会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我非常想知道,作者是如何界定和评估这段时期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轨迹的?是呈现一种蓬勃发展的态势,还是受到压制下的挣扎? 作者是否会深入探讨具体的社会群体和组织,例如那些在特定领域(如环保、教育、文化、法律援助)活跃的NGO,或者是在网络空间中聚集起来的公民群体?他们是如何在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下运作,并试图发挥影响力的?书中是否会分析他们与政府部门、国有企业、乃至传统媒体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尤其让我感兴趣的是,在2008-2014年这段时期,中国政府在对待市民社会的问题上,其政策和实践是否有发生变化?例如,是否存在某个时期对公民组织的扶持,或者某个时期加强了管控?这本书能否为我们提供一些具体的案例,来展现市民社会在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还是成为了政治稳定的一个潜在威胁? 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提供一种不同于主流叙事的视角,帮助我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大陆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其政治发展背后所蕴含的社会动力和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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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市民社会检视中国政治发展(2008-2014)》,这个题目相当有分量,也相当能够引起我这种长期关注两岸关系和中国大陆发展的人的兴趣。2008年那个奥运年的中国,以及随后的几年,绝对是中国政治和经济版图上的一个关键转折期。当我们从“市民社会”这个角度切入,感觉像是打开了一个新的观察窗口,而非仅仅停留在对官方政策和宏观经济数据的解读上。 我特别想知道,作者在书中是如何界定“市民社会”这个概念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毕竟,在大陆语境下,这个概念的边界常常是模糊的,并且与国家权力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作者是否会探讨,在这段时期,所谓的“公民行动”是更多地在体制内寻求改良,还是在体制外寻求突破?比如,作者是否会分析一些在特定时期爆发的、由民间自发组织的社会运动,例如环保抗议、劳工权益争取,或是涉及食品安全、医疗纠纷的维权事件?这些事件在当时是否对政府的决策和政策制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又或者,作者会更侧重于那些相对“温和”的市民社会力量,如社区组织、志愿服务团体,或是倡导某些社会议题的非营利机构。他们是如何在中国式的管理体制下运作,并逐渐积累社会资本,形成一定的影响力的? 2008年至今,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社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贫富差距、环境污染、社会保障等议题层出不穷,而市民社会,无论是其自发性还是其受到控制的程度,都与这些议题的演变息息相关。这本书能否揭示出,在这七年间,市民社会在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是扮演了“稳定器”的角色,还是“催化剂”的角色?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我期待能从中获得一些超越表面信息的深刻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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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市民社会检视中国政治发展(2008-2014)》,这个书名本身就充满了探索的意味。作为长期关注中国大陆社会变迁的台湾读者,我一直觉得,理解中国政治发展,不能仅仅局限于官方政策和领导人的言论,更需要深入到社会层面,去感受那些来自基层的力量和脉动。而“市民社会”恰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2008年到2014年,这几年是中国发生巨变的时期。一方面,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例如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另一方面,国内的社会问题也日益凸显,例如环境污染、贫富差距、食品安全等。在这个过程中,市民社会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是积极的参与者,是建设性的批评者,还是潜在的挑战者? 我非常好奇,作者是如何在书中界定和分析“市民社会”的。在中国大陆的语境下,市民社会的边界往往是模糊的,它可能包括各种形式的民间组织、社会团体,甚至是个体公民的自发行动。作者是否会深入探讨,在这段时期,这些不同的市民社会力量是如何互动、协作,或者相互竞争的?书中是否会提供具体的案例研究,来展示市民社会在推动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具体表现? 例如,在某些社会议题上,市民社会是否成功地促使了政策的调整?在某些基层治理中,市民社会是否发挥了补充和监督的作用?又或者,在面对某些社会危机时,市民社会是否能够有效地组织起来,提供帮助和支持? 另外,2008-2014年,也是中国网络信息传播技术飞速发展的时期。我想知道,作者是否会分析网络在市民社会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网络如何成为公民表达诉求、组织行动的平台?以及政府如何应对和管理这些新兴的社会力量? 这本书,如果能提供一种从“市民社会”视角出发的、细致入微的分析,我相信一定能够帮助我更立体、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大陆在那段关键时期的政治发展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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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以市民社会检视中国政治发展(2008-2014)》这个书名,我脑中立刻浮现出“公民社会”、“NGO”、“民间组织”等字眼,再联想到这段时期中国大陆的社会变迁,不免心生一种想要一探究竟的冲动。2008年到2014年,这七年时间,在中国大陆的政治版图上,绝非平静无波。奥运会的举办,一方面让中国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展现在世界面前,另一方面,也似乎为一些社会议题的讨论和公民行动提供了新的平台。而到了2014年,十八大后的政治气候,以及“中国梦”的提出,又带来了新的解读空间。 我想知道,作者是如何勾勒出这段时期中国市民社会的面貌的?它是否如我们想象中那样,是沿着一条清晰的、不断扩张的轨迹前进?还是存在着复杂的回潮、退却与转型?例如,作者是否会聚焦于某些具体的行业协会、公益组织,甚至是在特定领域(如环保、教育、法律援助)活跃的民间力量?他们是如何在有限的空间里争取权益、提供服务,或者扮演监督的角色?更重要的是,他们与官方力量之间的互动模式又是怎样的?是合作、博弈,还是对抗? 我也很好奇,作者会如何处理“市民社会”这个概念在中国大陆的具体实践中可能遇到的模糊性。毕竟,与西方语境下的市民社会有所不同,中国大陆的社会组织往往受到更强的国家干预和管理。作者是否会探讨这种“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其自身存在的张力与局限?而且,在2008-2014这几年,网络和新媒体的兴起,无疑对公民的动员和信息的传播产生了巨大影响。作者是否会深入分析网络舆论在市民社会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官方如何应对和引导这些新兴的公民表达渠道? 总而言之,我希望能在这本书中看到,透过一个微观的、源于社会底层的视角,去理解一个宏大的、由上而下的政治体系,是如何在特定时期内发生微妙而深刻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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