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九州大学名誉教授合山究(Goyama Kiwamu)划时代经典论着
明清妇女文学史、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卓越贡献,深受学界推崇
《明清时代的女性与文学》是日本九州大学名誉教授合山究打破传统明清文学研究只着重于小说戏曲的文类以及男性观点的叙事,发现当时文人对「女性」与「花」流露出一种独特的珍惜之情,进而拓展出清代女诗人、《红楼梦》与花、节妇烈女、巾帼须眉等一连串与明清女性文学以及历史文化相关的研究。
作者合山究同时重视明清时期的文学气氛,也就是女性文化与明清主「情」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问题。在节妇烈女观的篇章中,他认为明清女性与社会道德规范的关系绝不能单方向的简化成「被压抑」;当读者仔细剖析节烈妇女的心态与行为模式后,就会发现女子面临抉择时的能动性、女子强烈的荣誉心以及为了追求「从一而终」之理想的坚持,凡此种种,正足以颠覆时人认为女子身处卑弱的意识形态。
再者,对明清妇女而言,既然「节孝」的道德是她们成就「名声」的唯一手段,那么换个角度言之,节烈妇女成功的为自己形塑成一个道德典范的楷模,不应以传统的女性被压迫论述简单视之。
《明清时代的女性与文学》以资料见长,文中探讨的文本除了广博搜揽戏曲、小说、诗词、随笔、诗话、弹词等文类之外,还倾全力挖掘方志、断代史、判牍、宗教文献等前人未涉及的材料。同时,合山究积极採用西方文学理论的概念,来诠释中国文学或者与中国社会文化作比较。例如,在探讨明清节妇烈女的殉死风俗时,作者提出,不妨将女性在明清社会的处境与古印度寡妇殉夫自焚的风俗(suttee)做一比较。
在论述《红楼梦》女性崇拜的特征时,合山究提示了法国现实主义作家斯汤达(Stendhal)在《恋爱论》中将恋爱分为激情恋爱、趣味恋爱、肉体恋爱、虚荣恋爱的观点,基于《红楼梦》女性崇拜的本质与爱护难得的瑰宝、名花极为类似,并追溯过去中国文学中这种美人观的系谱后,主张《红楼梦》乃当时追求趣味恋爱到达巅峰的最佳杰作。
另外,合山究也指出尽管明末清初世道人心污浊混乱,但却是箴言文学开花的时代,而相当于此时的十七世纪法国,也出现了蒙田、拉罗什富科、拉封丹等箴言文学家。若把此一时期中国的箴言文学与法国相较,不但毫不逊色,而且更能引起东方人的共鸣。可见,作者合山究的研究具广阔的世界文学视野,因此其论述无形中展现了一般学者难以企及的高度与深度,问世后,不仅在日本汉学界引发热烈的回响,也深受西方汉学界的注目。
合山究在《明清时代的女性与文学》认为,若认为明清时代的「女性」是压抑的、停滞不前的是错误的。当时的女性尽情地活跃于社会文化的前端,俨然已摆脱了长期以来默默无闻的形象,同时明清的女性对男性价值的挑战也达到了顶点,当时女性各方面的能力已获得强烈的肯定。所以明清并非女性单方面受男性压抑的年代,而是男女彼此激烈竞争,新的男女关系胎动正要开始的时代。明清时代的女性在社会文化方面发挥了中国史上空前的「存在价值」,但明清的社会文化确实因「女性」的存在而显得朝气蓬勃。因此,明清并非女性最受压抑与虐待的时代,而是揭开女性时代序幕的年代。
《明清时代的女性与文学》第一篇〈情与明清文化〉,此篇主要探讨「情」,借此突显「情」与明清文化结合之深。首先在第一章〈「情」的思想—明清文人的世界观〉,全面考察当时文人所持之「情」思想的特征。接着在第二章〈明清时代的「情死」及其文学〉,透过明清时代流行的「情死」事例,说明「情」乃这个时代最显着的象征。另外,在〈花案、花榜考〉中,检讨当时青楼流行的妓女品定法「花案」,说明当时妓女文化兴盛的情况。最后在第四章〈袁枚的好色论〉,论述清代首屈一指的文人袁枚如何在文学、思想及人性方面,根本贯彻其「好色」的本质,借此说明清代乃积极肯定情色的时代。
第二篇至第五篇则列举影响明清文化至深的各类型女性,分别加以考察。第二篇〈节妇烈女论〉,探讨明清女性文化时绝不可忽略众多的节妇烈女,故本篇主要探讨与其相关的各种问题。第一章〈节妇烈女─—明清时代女性的生涯与心态〉与第二章〈节妇烈女的生死观〉中赋予她们正面的评价。在第三章〈死于性暴力的节妇烈女─—贞节与淫荡的对立〉与第四章〈节妇烈女的多样化与节烈观的演变〉中则列举在一般「节妇烈女」概念之外的节妇烈女,说明这些女子乃当时社会现状的实际反映,而且她们在文学的题材上也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最后的第五章〈贰臣的节烈观与节妇烈女传记中的男性批判〉,考察明末清初「贰臣」的节烈观,以及节妇烈女传记中的「女性赞美与男性藐视」之意义。
第三篇〈薄命佳人论〉,《红楼梦》出现了不少的薄命佳人,故本篇探讨的是清代流行之「佳人薄命」美学意识下所产生的文化现象。第一章〈明末清初女性尊重的进展与《红楼梦》〉中,探讨「天地秀丽之气不钟于男子,钟于妇人」之思想源流,借此突显封建时代罕见的女尊男卑言论与当时高涨的女性崇拜意识。当时文人还普遍认为薄命佳人死后会变成仙女,其灵魂降下成为乩仙,故在第二章〈明清文人与神秘性兴趣〉与第三章〈《西青散记》的世界〉中,首先釐清当时流行的「扶乩」术,然后检讨在此风俗下诞生的中国心灵主义文学杰作《西青散记》之世界。继第二、三章考察的薄命佳人与仙女之密切关系后,第四章〈仙女崇拜小说—《红楼梦》〉则在说明清代的代表小说《红楼梦》并非自传小说与政治小说,而是描写仙女被贬为薄命佳人后于人世间生活的情景,故属于仙女崇拜小说。最后的〈女子题壁诗考〉则考察明清因战乱流离失所的无名妇女,将自己薄命的身世书写于驿亭墙壁的「题壁诗」,这类诗词在文人之间引发了热烈的共鸣。
第四篇〈巾帼须眉论〉探讨与「薄命佳人」相反的女将军、从军女子、女武者、女豪杰等具男性特质的女强人。第一章〈明清时代的巾帼须眉〉,则从各个角度整体检视了这类女子的活动情形。第二章〈明清时代女性文艺中的男性志向〉,则说明这种重视男性性格的现象不仅反映在巾帼英雄身上,还出现在当时闺秀的文艺世界。
第五篇〈男性诗人与女弟子〉,此篇聚焦于当时文学史上首度出现的「女弟子」一词,在检讨男性诗人与女性诗人的师弟关系时,也考察明末以后闺秀文学流行的情况。首先在〈清代诗人与女弟子〉中,列举清初文人毛奇龄的女弟子徐昭华以及清中叶前期学者沈大成的女弟子徐暎玉,论述她们师事男性诗人的经过、彼此交游的情形与其师弟关系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接着在〈袁枚与女弟子〉与〈陈文述的文学、韵事与女弟子〉中,说明拥有数十名女弟子的清中期、中后期文人袁枚与陈文述的文学活动及其女弟子的入门经过,透过「男性诗人与女弟子」之考察,彰显闺秀文学隆盛的时代特征。
最后的第六篇〈戏曲小说的女性〉,本篇探讨当时戏曲、小说、弹词等俗文学中惯用的「选秀女」、「男扮女装、女扮男装」之手法及其相关问题。第一章〈「选秀女」与明清的戏曲小说〉,说明当时实际举行的「选秀女」与文学作品的关系以及两者相互矛盾之处,接着论证《红楼梦》的元春贵妃省亲与「大观园」的建筑,实际上并不可行,乃作者虚构出来的情节。第二章〈明清时代戏曲小说中的男女变装〉,分析当时通俗文学中常见的「男女变装」运用于何种场面,在检视其用法的同时也探讨了惯用此技法的理由,最后亦对当时女性文化的扩展、男女关系的特征等问题加以考察。
汉赋的兴衰与中古文人的审美取向研究 第一章 绪论:汉赋的文学地位与研究范畴 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汉代赋体文学从鼎盛走向衰微的复杂历程,并剖析中古时期文人对汉赋遗产的态度、继承与转化。汉赋,作为一种介于诗与散文之间的文体,以其宏大叙事、铺陈夸饰的艺术手法,深刻烙印了汉代政治文化的精神风貌。然而,随着时代变迁,其“铺张扬厉”的风格逐渐与魏晋玄学的清峻、朴素思潮产生张力,最终促成了文体上的转型。 本章首先界定汉赋的成熟标志,即以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为代表的“大赋”模式,分析其背后的汉代帝国意识形态与宫廷审美需求。随后,梳理清代以来对汉赋的经典评价体系,指出传统研究多侧重于文本的辞藻华丽与结构宏大,而对促成其衰落的内在审美动因挖掘不足。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将文体演变置于社会思潮的剧变中考察,聚焦于中古文人如何“去其辞,取其意”,重塑文学的价值取向。 第二章 汉赋的结构逻辑与意识形态基础 汉赋的繁盛并非偶然,它是汉代“独尊儒术”与大一统帝国权力结构的外化体现。本章详细剖析汉赋的“铺陈”艺术,即通过详尽的罗列、夸张的描摹、典故的密集引用,构建一个高度理想化、秩序井然的宇宙图景。 我们选取代表性篇目进行句法结构分析,揭示其如何通过排比、对偶的长句,营造出一种“压倒性”的语势,这种语势象征着汉王朝对天地万物的主宰能力。在意识形态层面,汉赋往往服务于君主赞美或宫苑描绘,其审美目标是“壮丽”与“教化”。“壮丽”是外在的修辞力度,而“教化”则是内在的政治规训。本章将论证,正是这种对“外物之盛”的极度推崇,为后世的审美转向埋下了隐忧。 第三章 魏晋风骨的勃兴与对汉赋辞采的祛魅 魏晋时期,社会动荡,玄学兴起,个体生命意识觉醒,文学审美重心由“外物”转向“自我心性”。王粲、嵇康、阮籍等人的创作,标志着文学从宫廷叙事转向个体抒情。 本章着重分析建安文学对汉赋的“祛魅”过程。曹氏父子倡导的“慷慨悲凉”之音,与汉赋的“雍容华贵”形成尖锐对比。文人不再满足于对鸿篇巨制的模仿,而是追求语言的简练、情感的真实与意境的深远。我们对比分析建安七子在继承汉赋体裁(如曹植的某些辞赋)时,如何有意地压缩铺陈的篇幅,增强抒情的直抒性,例如减少对山川名物的无的放矢的描摹,转而聚焦于人生苦短、怀才不遇的主题。这种转变,本质上是文学价值从“事功”向“性灵”的转移。 第四章 中土文学传统中的“辞赋”到“诗”的转义 “赋”在南北朝时期并未完全消亡,但其功能和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南朝,如谢灵运、谢朓的游仙诗与山水诗,虽未直接使用“赋”的名称,却吸收了赋的写景手法,但将其融入到格律更严谨的五言诗中。 本章探讨“赋”在文体谱系中的“降级”过程。在南北朝的文人创作中,“赋”逐渐沦为一种应酬或对往昔传统的致敬,不再是主流的、具有创新性的文体。特别是陶渊明对田园生活的描绘,其朴素自然,几乎是汉赋美学的对立面。陶渊明虽然也写有少量赋作,但其精神内核明显偏离了汉赋的张扬传统。这种从“赋”到“诗”的审美转移,是中古文人对个体精神自由追求的文学投射。 第五章 赋体在隋唐的复兴与格律化的尝试 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推行对文体产生了新的要求。作为考试内容之一,“制诰”和“应制赋”使得赋体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复兴,但这种复兴是规范化的、功利化的。 本章将分析唐代赋作的特点,例如李白的浪漫主义色彩与杜甫的现实主义精神如何影响了赋的抒写。唐代的赋,尤其是在“帖括”考试中出现的赋,其篇幅被严格限制,辞藻虽依然华丽,但结构上已趋向于散文的严谨而非汉赋的自由铺陈。我们认为,唐代的赋更像是诗与散文的结合体,它吸取了汉赋的铺陈之利,却摒弃了其内在的“帝国气象”,转而服务于官僚体系的文采展示。 第六章 结论:汉赋的遗产与中古文学的“去华就实” 本研究得出结论:汉赋的衰亡并非是由于其辞藻的过度使用本身,而是因为其所承载的帝国意识形态与中古时期个体精神的觉醒产生了结构性矛盾。中古文人并非完全抛弃了赋的技巧,而是将其“拆解”并融入到诗歌、骈文等更符合时代心境的文体之中。 汉赋留给后世文学的遗产,主要体现在其宏大的叙事结构和对典故的娴熟运用上,但其“铺张扬厉”的美学理想,已被魏晋以来的“自然简朴”所取代。本研究揭示了文学审美取向的流变规律:当外部环境趋于稳定与统一时,雄浑的辞赋得以盛行;当个体意识寻求突破与超脱时,清峻的诗歌方能成为主流。 (本研究为纯粹的文学史与文体学分析,不涉及明清时期的社会或女性文学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