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君子与礼》一书是美国天主教大学哲学家柯雄文(Antonio Cua, 1932-2007)教授的遗着。我和柯教授相识多年,我们的友谊可追溯到上世纪的1980年代。后来,当我于20世纪末担任国际中国哲学会会长时,便曾因为柯教授乃直承政大前校长陈大齐先生对于儒学的概念分析进路,特别邀请他在政大所主办、两年一度的国际中国哲学大会中,担任主题演讲人。后来,我转任多伦多大学中华思想与文化讲座教授,主办「儒家伦理的检讨与展望」学术研讨会时,也曾请柯雄文教授负责主题演讲,而当时他主讲的主题就是「君子的美德」。
柯教授一直致力于儒家伦理学的研究,主要是浸淫在古典世界,也因此他对当前后现代思潮的困境,心中自有一把尺。在后现代质疑、批判与否定的风潮中,他感觉到有需要重新树立一些典范,而柯教授心目中的典范,便是「君子」;面对后现代对一切皆加以解构,他认为有必要恢复一些秩序与美感,而柯教授心中所想的,便是「礼」。因此,「君子与礼」也可以视为柯教授从古典儒学伦理学观点,对于建构后现代的间接回应了。
柯雄文教授的大名在英文学界是如雷贯耳,许多学者都要透过柯教授的着作认识儒家伦理学。不过,对于中文学界的读者,我似乎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他。柯雄文1932年出生于菲律宾,他的祖先源自福建,移民到菲律宾经商,所以他也可以透过闽南话和我沟通。柯雄文在菲律宾完成中学教育,并在大学接受哲学教育,由于对哲学的喜好,赴美国继续攻读研究所,于1958年在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取得博士学位。柯雄文曾任教于俄亥俄州立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并自1969年起任教于美国天主教大学,直到1995年荣誉退休,后于2007年去世。期间,他曾担任亚洲与比较哲学学会(Society for Asian and Comparative Philosophy)会长,与国际中国哲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Chinese Philosophy)会长。
柯雄文的兴趣主要在西方道德哲学、道德心理学、中国伦理学,尤其是儒家伦理学。他的第一部着作是《理性与德行:普莱斯伦理学研究》(Reason and Virtue: A Study in the Ethics of Richard Price, 1966, revised 1998),主要研究18世纪英国直观主义者、道德学哲学家理查.普莱斯(Richard Price)。他的第二本书是《道德创造力诸向度:典范、原则与理想》(Dimensions of Moral Creativity: Paradigms, Principles, and Ideals, 1978),在其中,柯雄文建构道德经验的各种面向,强调道德创造力,聚焦于典范个人作为道德原则与理想的具体体现,可谓奠立了其后大部分着作的理论基础。他的另一本书《论知与行的统一:王阳明道德心理学研究》(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A Study in Wang Yang-ming’s Moral Psychology, 1982),则与他的个人体验息息相关,因为该书出自作者宛如顿悟的经验,在六星期内便一气呵成,如同该书研究之主角王阳明的龙场悟道一般。若就学术观点而论,柯雄文认为他最满意的一本书是《伦理论辩:荀子道德知识论研究》(Ethical Argumentation: A Study in Hsün Tzu’s Moral Epistemology, 1985),大概因为该书是第一本有关儒家伦理论辩的理论以及道德知识论的着作。
1998年,柯雄文出版了《道德视野与传统:中国伦理论集》(Moral Vision and Tradition: Essays in Chinese Ethics),提出一套综摄性的儒家伦理理论、基本洞见,及与当代西方道德哲学的相关性。读者可在其中找到一套对于儒家伦理学的分析性、批判性与系统性的呈现,特别是其枢纽概念与美德,表现儒家美德伦理的活力所在。由于柯雄文此书在概念分析进路方面的贡献,使得中西伦理学经由分析哲学的路数,透过创造性的诠释产生有意思的交谈,并使得从深度上解决文化冲突,有了实际的可能性。
柯雄文也是《中国哲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Chinese Philosophy, 2003)的总主编,我曾担任其编辑顾问,并为之撰写其中九个长条目。该书是迄今有关中国哲学最完整、最有用的哲学工具书,被Choice月刊选为2003年最杰出的学术出版品。该百科全书被许多书评赞扬为英语世界有关中国哲学划时代的里程碑,而且充满着博学真知与启发人心的智慧。
柯雄文在逝世之前出版的最后一本巨着,是《人性、礼仪与历史:荀子与中国哲学研究》(Human Nature, Ritual and History: Studies in Xunzi and Chinese Philosophy, 2005),其中包含多篇论及人性、理性与原理、道德失误等主题,是一本有关荀子的权威之作,尤其作者在其中还发展出一套关于礼的理论,包含礼的伦理层面、美学层面与宗教层面。
希望上述的脉络,有助于读者了解本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跨越边界、飘零海外的经验,使柯雄文得以遭逢差异,邂逅多元他者,并且懂得尊重多元他者,以互为主体待之。如果说,唐君毅先生在1960年代曾为海外华人提出立于中国人主体性的「灵根自植」的生命范式;那么,在华人势力逐渐成长,与其他族群形成对垒的岁月里,柯雄文建立于互为主体模式的「冲突中的均衡」,可以视为是第二个生命范式。
柯雄文特别注意到不同价值的冲突,并认为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中」,并不存在于主体性的核心,而在于价值冲突的均衡。一如安乐哲(Roger T. Ames)所清楚指出的,柯雄文根本不承认有孤立的主体,而是主张「自我与他者、主体及其行动」的不可分离性(inseparability of self and other, agent and action)。尤其在今日世界,到处充满着人与人的冲突、人与自然的对立,柯雄文说:「关于我们的自然环境,在我们今天的世界里,我们面对了一种艰难的、多面貌的困境。人口成长、工业废料,土地、河流与湖泊的污染,野生物种的灭绝,造成了一系列相联系的问题,对于人类的生活品质有着重大影响。」由于意识到人与他者之间的差异甚或冲突,柯雄文採取了不同于杜维明的主体哲学范式,在考虑「中道」之时,特别将人与他者、差异可能发生的冲突纳入考虑。也因此,他将《中庸》一书的「中和」,视为是一种解决情感冲突的方式,表示:「尽管《中庸》开篇强调了人道或与天道或自然的理想关联,然而这段话明白说出中和之见是人努力的实际目标,假定了行为主体能将自己各种冲突的情绪给予纪律化并调节适当。」他认为:「一个反思的、真诚的儒家应该把价值冲突,特别是人际的价值冲突,不仅看作是一件憾事,而且是邀请人坚持利用人的能力和资源,从而达到一种和谐共存或平衡(中)的状态。」所以,他会认为,儒家美德伦理学是一种处理冲突的艺术。
既然作为一种处理冲突的艺术,柯雄文认为「中和」是一种平衡状态,且当人致力于达到适时的平衡之时,有必要在局部的、具体的情况下做出道德裁量。换言之,人是透过适切于情境的道德裁量来达至均衡(中和)。他引述孟子说的「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来说明。在讨论孟子这段话时,柯雄文更进而讨论「经」和「权」的关系,重新诠释了朱熹所说的「经者,道之常也;权者,道之变也」。他所关心的是在「经与权」、「常与变」的论述中,针对个人面对他者与差异时,在相互性的原则下,在时间和情境中的行动原则及其变通。
柯雄文的老朋友成中英教授的想法与此类似,也强调相互性的互动关系,称之为「和谐化的辩证法」,比较是从理想上强调对于互动中的矛盾和困难的和谐化,而不仅止于追求均衡而已。不过,想要在所遭遇到的矛盾与困难中实现和谐并不容易,往往最多只能达到柯雄文所言「冲突的均衡」。从华人飘散经验的角度来看,无论是柯雄文实在论的「冲突的均衡」,或是成中英理想论的「和谐辩证法」,皆是出自学术上的思考,且不拘于主体论的格局,然而对于飘散海外、遭逢他者、难免产生文化和价值冲突的华人,仍然提供了一个适切的人生构想。柯雄文论述中国人所应持的中道精神,以及如何运用中道精神来处理价值和立场的冲突、经和权的冲突、时间中的变化等等,皆甚具启发性。
希望经由我以上的介绍,读者得以有足够的背景欣赏此书。总的说来,柯雄文是一位经师兼人师,一位了不起的学者,一位卓越的哲学家,更是一位儒家典型的君子。综其一生,用柯雄文自己的话来说,他的所思所想,是要「为中国道德哲学、比较哲学和西方哲学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一项重要的贡献」。诚然,柯雄文的贡献卓着,当之无愧。
本书幸得伯明罕大学神学与宗教学博士李彦仪先生译为中文。记得柯雄文一生的最后一年,我便已向他引介李博士担任此书的翻译工作。李博士也为了此事,与柯雄文通了几次电邮。其中因缘,李博士于其译序中,有所交代,兹不另赘。李博士译文清晰可读,不但译文忠实,而且也对原稿做了一些校对工作。特此感谢。
沈清松(多伦多大学中华思想与文化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