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二十世紀舊體詩詞的內與外 迴首二十世紀的中國詩學,曆經晚清變革和辛亥更迭,文學典範的轉化及知識生産的轉型,古典詩詞作為中國文學精粹的文體與形式,也相應迎來自身的改變。盡管新詩響應文學革命的號召而起,新文人打破舊形式,努力進行白話新詩的嘗試和實驗。但新文學視域對照下的舊體詩詞傳統卻不曾斷絕,詩社雅集依舊蓬勃,文人、政客難捨「骸骨」迷戀,舊體詩詞的古典精神和文化元素,持續迴應著現代時空的種種變異。舊體詩詞不僅在文學場域內佔據難以忽視的位置,在現代學院體製內,詩與詞建立各自傳承的學術譜係。甚至在離亂、戰爭、政治的各種時代遭遇裏,舊體詩詞承擔抒情言誌、銘刻苦難的功能,恰恰是文人安身立命之所在。當我們檢視20世紀的中國詩歌領域,值得我們重新思考和注意,舊詩詞在麵對新興知識,以及曆史時空的變革,各種語言的變換與應對,以及內在生生不息的情感動力。這次專輯的成果,至少呈現瞭兩大特色:從清末、民國到共和國,紛亂世局下的舊體詩詞寫作,其承載的文化意識和時代想像,探究瞭中國境內與境外的風雅傳承,及其人文傳統之衍變。第二,從詩話、粵謳到竹枝詞,舊體文學的體式不侷限於詩詞,擴及風土、時事、新經驗、新知識的各種接受與轉化。民間韻文體反而展現瞭更鮮活的語言「接觸」,漢詩在十九世紀末以降的內外語境。
◆曆史、譬喻與形式
詩學如何迴應滄桑世變?本輯有三篇論文集中處理的中心議題,廣而言之,即是曆史與抒情形式的關係。這是一個美學的命題,也是一個盤根錯節的文化的命題。或以詩證史,或微言大義,或鋪陳直敘,都是詩歌介入曆史、見證世變、書寫滄桑的修辭途徑。在廿世紀血雨腥風的曆史語境中,有著共同教養背景的古典漢詩與曆史钜變的互動、角力、拉鋸,呈現更為復雜的詩學風貌。漢詩文類的正統性、閤法性遭逢挑戰,晚清以降的許多詩人卻選擇對古典形式與格律的嚴格恪守。他們對格律的遵循不能以抱殘守缺的心態一概言之。詩附麗於文字的物質性、形聲規律,紛至遝來的新事物必須經受音律的抑揚頓挫、結構的起承轉閤的考驗從而被吸收整閤。古典漢詩的形式對新物質、新內容具有某種抗拒性,固有的形式、文本的自律性釋放齣防禦性的反作用力。這三篇論文在展示詩人恪守形式的汲汲努力的同時,也喻示瞭舊詩在現代的銜承轉化新的契機,用以證成獨特的生命經驗,銘刻曆史嬗變。
李惠儀的特稿〈懷舊與抗爭〉一文,首先處理瞭一個學界熟悉的話題,即是陳寅恪先生對王國維沉湖的哀悼抒寫。李文另闢蹊徑,勾勒齣陳寅恪的思想與修辭脈絡,細繹其間陳寅恪將王國維之死從殉清到殉文化,再至「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推進,代錶瞭新的融閤懷舊與抗爭的想象世界與議論空間的開拓。她用「文化鄉愁」的概念來解釋陳寅恪在麵對大曆史事變中對傳統的眷戀與堅持,認為正是這種「文化鄉愁」成為瞭他抵抗意識形態侵襲的源動力。陳寅恪晚年緻力於對兩位女性陳斷生、柳如是的研究。比興寄託,香草美人的書寫,是晚清以降詩詞的核心修辭結構,也成為我們今人詮釋那一時期文化人心態的鎖鑰之一。餘英時先生、鬍文輝用解碼的方式將陳寅恪詩中隱藏的委麯意思與他所處的曆史語境做映照。李文更為關注其中的譬喻的意涵,麯摺見意,指齣陳寅恪性彆書寫中的道德、倫理、政治的抉擇,從「頌紅妝」來達到對中國曆史文化精神的現代想象。在陳寅恪的眼中,這些高標自置、俾倪世俗的奇女子代錶承繼傳統又反抗傳統的獨立之精神。在對柳如是、陳端生的同情共感與理想投射中,陳寅恪意味深長地錶達自我對中國文化理想的訴求與執著堅持。如果說取譬女性與劇場,是慣有的修辭手法,李惠儀一文指齣陳寅恪在以古諷今、懷古傷今的書寫中,比興寄託有瞭其嶄新的意義。換言之,以深文隱蔚的修辭策略切入暴力的曆史,不僅僅是自我生存技藝,更成為文化人獨立、自由精神的倫理體現。
邱怡瑄的論文處理瞭同以「詩史」命名的齣版於四十年代的長篇舊體詩集:徐佛蘇《國難歌史及詩史》和姚伯麟《抗戰詩史》。二部作品皆以「詩史」為題,邱文認為在國難當頭的情境下,「詩史」接續傳統古典詩學的「觀風」與「諷諭」的傳統,詩歌積極涉入世變。與抒情傳統並置,是源遠流長的「詩史」理論傳統。「治史之音」、「亂世之音」是「詩史」概念的最初呈現,並與比興、美刺傳統相連。 該文強調「詩史」這一詩學理念,超越瞭原有的尋繹「本事」的路數,有詩史與抒情的互動,在抗戰詩歌中呈現齣「曆史性」與「敘事性」的擴大。與此同時,兩位詩人都意識到瞭詩歌敘事功能的局限,採用「按月編年」與「自注今典」的形式,在序跋、注釋中加入作者對民國政治的評論、即時的戰時記錄,開拓文本的疆域與實驗的同時,也保存瞭詩體的本身特質。 戰亂流離的情境下,詩歌與曆史的張力加劇,而與此同時,舊體詩詞在抗戰時期有蔚然中興的勢態。共同的文化教養、精粹的抒情格式,有效地調動起調動滄桑世變的書寫、政治倫理的參與、傢國關懷。其間,他們恪守的格律與形式提供的是共通的抒情機製及其有效性。這些錶現、承載曆史當下的創作實踐,是「詩史」觀念在現代運作中的新形態。
林香伶論文以兩位南社詩人鬍懷琛《海天詩話》與田桐《扶桑詩話》兩部「新形態詩話」為研究對象,涉及詩話文類的近代變異、文化翻譯與傳播的課題。兩部詩話以收集與歐西、東瀛相關的譯詩、日人漢詩與海外詩等新材料,拓展傳統詩話的視野,顯示近代詩話與傳統詩話的承接關係與新變。鬍懷琛的《海天詩話》中收入文言譯詩,鬍認為讀歐西之詩有助開拓視野,同時用文言譯文也顯示瞭中華文化的經典性質、正統性。有旅日經驗的田桐撰寫的《扶桑詩話》是一個漢詩跨境旅行、播揚的案例。日本漢詩,藉用中國舊體詩詞的形式與格律抒情達意,並融閤日本風土,呈現自我獨特麵貌,成為東亞漢字文化流動的新區域。這些詩人學者同時麵對晚清以來詩人都麵對過的問題,沒有文本的曆史的新事物、新經驗,如何進入詩歌場域?感物吟誌,情附麗於物。 傳統的詩學強調,在這個物我並生道器閤一的世界中,物質之美是經由與心徘徊,物我互動,將這無情、機械之物,變為有情的象徵、情境與心境的呈露。在三韆年未有之變局中,大量新事物、新意象的紛湧而至,聯類感悟的詩歌書寫中,常常麵對對應物的匱乏,文化錶徵係統的有效性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這些詩話保存瞭漢詩形式在麵對中外交流中意涵豐富的原始材料,新思想刺激下駁雜的古典光彩。
◆風雅、方言與新知
當我們討論漢詩與語言的「接觸」,總涉及語言風格、語匯變化、語言傳播等復雜多元的情境。而民間文體的粵謳、竹枝詞與各種文明新知、異地經驗的碰觸,又是怎樣的景象?此專輯有兩篇論文觸及此議題。姚達兌以離散、方言與啓濛三個核心概念,提醒我們關注在清末的詩界革命,不能忽視的民間方言歌謠體「粵謳」。當清末派駐於南美洲古巴的外交官廖恩燾的改造粵謳文體而創造瞭一批可稱為時政謳、啓濛謳的新粵謳。姚文強調,這些帶有剛健、辛辣、豪邁風格的作品,「書寫時代風雲」,參與啓濛和新民大計劃,藉方言以啓濛大眾,藉舊文體以再現其新鮮的現代性體驗。當年藉由遁亡在海外的梁啓超編輯發錶,新粵謳帶動的不僅是新一國之民的重責大任,還提醒我們新知新聲在方言譜係的傳播與推廣,甚至可以放在離散華人群體的整體意義加以觀照。換言之,粵謳的離散在外,恰是搭上瞭時代前進的列車,加入瞭海外離散知識份子的新民新國的大計劃。姚文的重要意義,不僅是重新探究瞭新粵謳的語感特質和內涵,同時揭示粵方言文體跨境寫作的實際脈絡。
鄭雅尹以清國留日學生鬱曼陀的〈東京竹枝詞〉為對象,討論寫於明治時期的竹枝詞展示的異文化體驗。這可視為漢詩遭遇明治東京城市文明,值得關注的語言拓展與變化。鄭提醒我們近代竹枝詞中視覺經驗的強化及風格語匯的改變,跟江戶/東京的都市氛圍緊密相關。尤其不能忽視日本漢詩體係的風俗詩(艷體竹枝)對詩歌意象、詩情發想,甚至感覺結構的影響。這裏投射的議題,不僅僅是清末以降,我們關注的詩歌語言麵對新語詞與新意境話題。恰恰因為漢詩對異文化的遭遇和體驗,促成瞭多元討論詩歌從創作與傳播,詩人與詩學內部共同交織的生産語境。當〈東京竹枝詞〉著眼明治江戶風土,冶遊風情復雜化瞭時代感官。竹枝詞為艷情張目,成瞭彼時日本漢詩的正統。在鬱曼陀的竹枝詞世界,風土不僅是日本風的唱和,而展示瞭鄭雅尹所主張的中日詩人共享的頹廢美學與感官愉樂。
南洋漢詩寫作的傳統,從十九世紀末以降就不絕如縷。寫作者不乏使節、商賈、報人、教師、僧人,嚮來都是研究重點。但林立〈風雅傳承〉一文,著眼的詩詞風雅則屬南洋漢詩係譜內長期被忽視的一個環節:華校師生的詩詞寫作。這樣的案例也許不算多,但1960年代初新加坡南洋大學中文係師生創作的三部舊體詩詞集,則是值得重新勾勒與關注。南洋大學創校與閉校在新馬華人史上是一件大事,其象徵著華人與教育之間復雜的民族情感與認同。而中文係又屬箇中傳承華文命脈的首要科係,教師多屬因政治原因離開中國南來的中文係教授,在此因緣之下,師生的舊體詩詞寫作自然有瞭特殊時空情感與傢國之思。無論就南洋大學的中文係教學係統,或新加坡的舊體詩寫作譜係來看,彼時雲南園的詩詞吟唱,恰是漢詩在境外的一次抒情迴響,烙印著冷戰氛圍下離散華人對漢語與民族情感的投射,以及文化傳統播遷的脈絡。
透過這些議題的思考,我們勢必需要重新建立現代文學史的觀察視角,正視和釐清舊體詩詞豐厚的文化資本,其生生不息的內在動力,以及相應的生産環境與文化機製,同時對白話新文學産生的刺激與交融。以上種種促成和形塑瞭二十世紀現代文學研究的新麵貌。
在替本專輯組稿過程,本人希望徵集的稿件可以投射二十世紀舊體詩詞與文化生産的多元麵嚮,並藉由匿名審查程序,形成交錯的對話,讓撰稿者有更多思考的激盪,達到積極的學術對話。我們相信華語語係文學與文化是東南亞研究領域內不能忽視的重要麵嚮。希望藉由此專輯,為東南亞研究注入生機勃勃的動力。藉此引言,本人感謝各方作者的賜稿,同時非常感激各位國內外學者的審閱和提供豐富寶貴的意見。
高嘉謙、吳盛青